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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伯溫的「謀臣」悲劇：一廂情願想做帝王師｜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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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謀文化的早熟和發達，是中國一個特有的現象。在這種文化的催生下，中國人特別崇拜智慧人物。而在智慧人物的系列中，有兩大偶像，一個是三國時期的諸葛亮，另一個就是元明之際的劉伯溫。歷代人們給這兩位附會了很多神異的傳說，傳說中，他們不僅神機妙算，而且還能呼風喚雨。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批評神化諸葛亮的《三國演義》時說，孔明先生被描寫得不大像一個正常人了，「多智而近妖」，而劉伯溫也被後世的許多傳說扭曲得厲害，即使不「近妖」，也是「多智而近怪」。

歷史上真實的劉伯溫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神異傳說之外的劉伯溫

劉基，字伯溫。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生，他的家鄉青田縣南田山武陽村（今屬浙江文成），按元朝當時的行政區劃，屬於江浙行省的處州路。

江浙地區向為人文淵藪，劉伯溫的家鄉武陽村雖然是個偏僻的小山村，距青田縣城有150多里之遙，但讀書的風氣不衰。劉基的曾祖還曾在宋朝為官，傳到劉基父親這一代，雖非顯第，但無疑是一個中國傳統農村典型的小門小戶的讀書家庭。在這種背景下，劉伯溫從小受到了良好的儒家傳統教育。《明史》上說，劉伯溫「幼穎異」，特別聰明，他的老師即對其父親說，劉伯溫不是池中物，長大後必然光宗耀祖。《明史》還記載，「基博通經史，於書無不窺，尤精象緯之學」。所謂象緯之學，就是通過觀察天象和占卜來預測人事的一套神秘的學問。在科學不發達的古代，這種學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果輔之於縝密的思維和明晰的判斷，其所謂預測往往也有應驗的時候，這就更給這門學問披上了奇異的面紗。

《明史》的這兩點記載非常重要，因為它基本勾畫出了劉伯溫的兩條人生軌跡：一個是深受傳統儒家教育，作為「儒者」的劉伯溫；一個是搖鵝毛扇，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兩者不可偏廢，毋寧說前者還更為重要，但可惜經過野史和民間的渲染，也許還包括劉伯溫後人有意無意的「改造」，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壓倒」了作為「儒者」的劉伯溫。於是乎，本來是一個不無悲劇色彩的傳統知識分子，在各種離奇怪誕的傳說中，成為一個滑稽多智的怪物，差不多等於是江湖術士之流了。

作為儒者的劉伯溫，照例要重走前輩讀書人循環往復的那條道路。至順四年（1333年），23歲的劉伯溫參加元王朝的科舉考試，考中進士。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元朝的制度，年滿25歲的成年男子才能應考，據當代學者楊訥考證，劉伯溫虛報年齡為26歲，終於矇混過關。不過，只要是憑真才實學，在舊時，這倒是讀書人的一段佳話。

元順帝至元二年（1336年），已中進士的劉伯溫正式踏入仕途，到江西瑞州路的高安縣任縣丞。所謂縣丞，就是縣令的屬官，官階還不夠「七品芝麻官」，屬於正八品，略相當於今日之副縣長。

官階低倒沒有什麼，按照元朝制度，名列第三甲的進士就只能授予正八品，一個有才華的年輕人，終究是抑制不住的，問題的關鍵在於，劉伯溫運氣差了一點，他此刻所置身的，完完全全是一個衰世。

作為一個少數民族政權，元王朝最大的問題就是迷信武力，不尚文治，故以馬上得天下，仍然「以馬上治之」，加上元朝對漢民族的猜忌，因此始終沒有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到了元朝末代皇帝元順帝的時候，元王朝的統治機器更加遲鈍和衰朽。大凡衰世，都具備兩個重要表徵：其一就是吏治大壞，單靠一兩個志士仁人已無法改良，上層階級貪圖享樂，文恬武嬉，空前的社會危機迫在眉睫，他們卻有意無意視而不見，徬彿「清歌於漏舟之中，痛飲於焚屋之內」；其二，在草野中已經萌動著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元順帝當政時期，自然災害不斷，而吏治不良。

飽讀詩書，從書齋昂昂然走出的劉伯溫，儒家知識分子那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幾乎與生俱來，但他在江西做了五年的小官，最後只能抑鬱求退。按照史書的記載，他在江西，「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為得慈父」，想來頗有政績，但「豪右數欲陷之」，意思是地方上的豪強貴族處處和他作對，最後只好離去，於1340年回到家鄉。江西短暫的五年仕宦經歷，並未使劉伯溫對元政權完全失望，這之後，他又謀到了一個江浙儒學副提舉的官職，這是負責地方教育事務的一個崗位，僅比縣丞的正八品高一等，屬於從七品。志大才高的劉基對此當然也無法滿意，好歹幹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他辭職了。辭職的理由是身體不好，後人於此有所爭論，不過不論劉伯溫當時是否真在患病，他對元政權的灰心，卻是越來越明顯地表露了出來。這從他辭職後所著的那本名著《郁離子》中即可看出。

「儒者」與「謀臣」的悲劇

元至正十九年十一月，朱元璋的部隊攻佔了浙江處州（今浙江麗水），因為在故鄉的聲望，劉伯溫和另外三個當地著名知識分子—葉琛、宋濂、章溢，一起被朱的兵士送到應天（今南京）去見朱元璋。《明史》記載了這四人與朱元璋見面的場景：「太祖勞基等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紛紛，何時定乎？』」朱元璋表現出了禮賢下士的態度，向他們請教如何統一和安定天下，章溢回答說：「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意思是只要朱元璋保民安民，就能收拾人心，完成霸業。


劉伯溫從此開始了為朱元璋充當謀臣的人生新路。

作為深受儒家文化洗禮的劉伯溫，這麼快就倒向一個傳統觀念中的「亂臣賊子」，其中當然有多層因素的作用。史籍中流傳一個「西湖望雲」的故事，說劉伯溫早在投朱之前就發現金陵（即南京）有所謂「天子氣」，所以決心「輔之」。這無疑是無稽之談。劉伯溫之投效朱元璋，首先自然緣於對元政權的失望；其次，此時朱元璋的一些作為契合劉伯溫的期待—朱元璋部隊的軍紀相對較好，朱元璋本人比較能夠禮賢下士，朱元璋表現出了強烈的統一天下的願望，這些都是他區別於其他群雄，而對劉基這樣知識分子具備吸引力的地方。除此之外，還有兩點非常重要：一是朱元璋打出了民族牌，以驅除異族政權為號召；二是此時的朱元璋已經意識到，要想統一天下，一味的大破壞是不行的，還必須著手於建設，而要進行建設的工作，又必須依靠縉紳階層，儘可能維護他們的利益。

早在劉伯溫辭官隱居期間，他就在《郁離子》中說，要「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明法度，肄禮樂，以待王者之興」。而此時的朱元璋，頗有一些「明法度，肄禮樂」的氣象，他成為劉伯溫心目中正在興起的「王者」，不是一種很自然的事情嗎？

關於劉伯溫在朱元璋打天下過程中的作用，雖然不像傳說中那樣神奇，但他和其他知識分子一起，幫助朱元璋在亂世中恢復秩序，是值得歷史肯定的。

朱元璋統一天下，劉伯溫和其他開國功臣一樣得到了封賞，這似乎實現了他的人生抱負，但作為儒家知識分子，新朝的肇建又使劉伯溫自覺背負了一種新的使命，這就是「導君於正」，使新皇帝符合儒家的政治文化傳統。而就是在這方面，劉伯溫開始品嚐苦澀的滋味，因為在朱元璋這樣的雄主手下討生活，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劉伯溫入明後活了七年有半，在這不算長的時間裡，他先後幾次受封，又幾次被打發回鄉。從他第一次被斥退的經歷中，可以看出「伴君」確實是一件危險係數極高的工作。當時南京從夏天到秋天一直沒有下雨，求雨也沒有效果，劉伯溫藉機指出了三條弊政：一是陣亡將士的妻子數萬人都被迫住在「寡婦營」，不許外出；二是為營建工程的工人死亡，屍體暴露不收；三是敵方頭目既然已經歸誠投降，就不適宜充軍。古人認為天象由人事決定，劉伯溫借求雨的機會進諫，使朱元璋只好同意其請，可過了十來天仍未降雨，朱元璋立即作出了「劉基還鄉為民」的處罰。但劉伯溫被免職僅三個月，朱元璋又想起了他，令他火速從家鄉赴南京，恢復了其官職。而到了洪武四年（1371年），他在得到封爵之後，再一次被賜歸。

如果說第一次被貶，劉伯溫由於功名之心未滅還滿懷惆悵，那麼他後來的被放歸，則更像是一種自我放逐。這不僅因為明初同僚的傾軋十分激烈，不同派系之間的權力鬥爭已到白熱化的程度，更因為他對「聖意難測」有了更深的理解，對在雄主手下討生活充滿了憂懼，深知只有韜光養晦才是自我保全之道。

然而劉伯溫到底是讀書人，儘管他感覺面前這個曾經與自己共過患難的人越來越難以捉摸，但在反覆放歸、召還的過程中還是要戰戰兢兢地盡儒者的本分。他勸朱元璋，「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大」，要朱元璋保存臣子的體面，不應動輒羞辱，都是非常有針對性的；他又提醒朱元璋，對遁逃北漠的元朝大將王保保不能輕敵妄進，結果也被他不幸言中了—名將徐達在追擊王保保的一戰中，幾乎全軍覆沒。

憂讒畏譏的劉伯溫準備在家鄉終老，但善於占卜的他卻不知道，自己的命運並不在自己手中。很快，他就出事了。又使天災進一步演變成人禍，中國大地，一時飢民、流民、盜匪四起。

死因成謎

隱居的劉伯溫，竭力洗盡鉛華，表現得像一個不識字的老農，也不和地方官吏來往。他知道，有一雙天眼在盯著他的一舉一動。《明史》上這樣繪聲繪色地描述他的謹慎：「還隱山中，惟飲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見不得，微服為野人謁基。基方濯足，令從子引入茅舍，炊黍飯令。令告曰：『某青田知縣也。』基驚起，稱民謝去，終不復見。」家鄉的父母官因為始終見不到劉伯溫，所以換上便服求見，正在洗腳的劉伯溫對上門的客人當然不好拒絕，升火做飯以待客，但當縣令以實相告時，劉伯溫馬上變色，自稱小民，便立即退避。

如此小心的劉伯溫還是出事了。

在浙江福建交界處有一個叫談洋的地方，此地偏僻而險要，所以成為奸人躲藏之所，劉伯溫便派兒子劉漣入朝反映這一情況，建議在此設立一個機構負責巡查，但劉漣繞過了中書省（當時明王朝政府的中樞機構），直接向皇帝奏陳，引起了執政大臣的嫉恨，他們誣陷劉伯溫看中了談洋這塊地方，準備作身後之墓地，只是由於談洋的百姓不同意，所以才希望朝廷在那兒設立機構，以此驅逐百姓。中書省準備借此興起大獄，這時的劉伯溫雖然患病，但仍然不得不扶疾入朝，向皇帝和朝廷說個明白。

劉伯溫面對朱元璋，「惟引疚自責而已」，意思是什麼辯解的話都不說，只承認「我錯了我錯了」，朱元璋沒有再窮追下去。但不久，在一件小事上，朱元璋還是給了劉伯溫一個下馬威。朝廷祭奠孔子，儀式結束後，祭祀用的肉分給重臣算是一種榮譽。劉伯溫沒有參加祭奠儀式，卻接受了肉。朱元璋說：劉伯溫是學聖人之道的嘛，怎能不參加祭奠卻享受祭品？學禮學到哪裡去了？下令停發其一個月俸祿。是否接受祭品是小事，停發一個月俸祿也是小事，關鍵是皇帝行動中透露的信息是意味深長的：他就是想讓劉伯溫沒面子。由此可見最後一次入朝的劉伯溫，其處境之尷尬。

處境和心情都惡劣，劉伯溫的病情加重了，洪武七年，朱元璋知其病重，賜歸田裡，這一年的四月十六日，劉伯溫卒於家中。

劉伯溫的死因，歷來有三種不同的說法：一說被丞相胡惟庸毒死；二說朱元璋是毒死劉伯溫的主謀；三說是病死。其實從情理上思考，劉伯溫當時已經患病，而且又不是當權派，朱元璋和胡惟庸又何必要多此一舉？胡惟庸毒死了劉伯溫的傳聞之所以流行，完全是後來朱元璋為除掉胡惟庸，有意給其羅織了一條新罪名。但他沒有想到，後世同情劉伯溫遭遇的人，不以揪出胡惟庸為滿足，又懷疑到他自己頭上，這真是一種諷刺。

與劉伯溫的死因相比，朱元璋在劉伯溫死的前後表現出來的態度，更耐人尋味。

劉伯溫還在朝的時候，朱元璋的文集刻成，他賜給了李善長、胡惟庸、宋濂三人，卻偏偏沒有給劉伯溫，這反映出朱、劉君臣關係在劉伯溫死前，已比較冷淡。劉伯溫病重被賜歸，朱元璋頒發了一紙詔書，對二人君臣一場進行了一次總結，其中既責備劉伯溫當年不早早歸附，也稱揚其功績，最重要的，是表示自己當皇帝後，對劉伯溫的安排和處置都是符合「國之大體」的。對劉伯溫來說，得到這樣一份詔書，肯定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朱元璋和劉伯溫君臣二人，在身份認識上大概是有一些偏差的。劉伯溫雖被人們看成「謀臣」甚至「術士」，但他更自居為「儒者」，然而讓他沮喪的是，朱元璋也更多願意把他當成「謀臣」和「術士」。在一次誰是當今大儒的討論中，朱元璋就曾經輕蔑地說，像宋濂、劉伯溫這樣的人哪配稱「大儒」？

朱元璋為什麼不願意承認劉伯溫為「儒者」？原因很簡單，儒者都有「導君於正」的使命，真正的大儒，在傳統觀念中，應該是帝王師。做「帝王師」，這堪稱千百年來中國文人的最高理想，劉伯溫也不會例外。問題是，這種理想很多時候只是文人的一廂情願。自信心太強的雄主們是不承認有什麼「帝王師」的，否則那豈非意味著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人比他更高明嗎？朱元璋是這樣，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是這樣。一個迂腐的讀書人尹嘉銓寫了篇文章，其中引用了《漢書·張良傳》中的一句話：「學此則為帝者師矣。」雖然他一再說明「不敢以此自居」，卻在一場文字獄中被乾隆抓住了把柄，乾隆憤憤地責問：「你要做帝王師，那把我往哪兒擺？」這就是雄主們從心底裡討厭帝王師的關鍵要害了。乾隆還有一句痛斥紀曉嵐時脫口而出的名言：「朕以汝文學尚優，故使領四庫書館，實不過倡優畜之，汝何敢妄談國事！」意思更為透徹，原來在帝王眼裡，所謂國事其實不過是他家事、是他一人之事，文人之流，哪怕是名義上的老師，都不過是他養著好玩罷了。至此，「帝王師」這頂紙糊的桂冠被乾隆輕蔑地吹了口氣便破碎了。

在現實的無情打擊下，劉伯溫的「儒者」、「帝王師」之夢最後破滅了沒有？不知道。我們清楚的是，他臨終前留下遺命，告誡子孫不得為官。

本文原載於《百家講壇》2009年第8期藍版，原題為「在雄主手下討生活不易——真實的劉伯溫與朱元璋」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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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文章內容提及食人，但食人太過恐怖，黑白相都頂唔順，故以圖畫代替

中國基因先天不足，物競天擇香港必勝

香港自有文化，與中國文化距離極遠。世人慣以中西合壁形容香港，可謂過時。香港民族擁有共同信仰，與缺乏靈性之中國人早已分流，未來立足東亞，亦必拋棄空洞無物之中國包袱，堂堂正正，以香港人之獨有文化為宗。自由即獨立，有愛即民族，即使未有一神宗教為基，民族之存在，已經足以自證神聖。

華夏食人，德性淪喪

儒家文化提倡之仁德，始終停留於空談，從未於現世實行。共產主義可以於中國落地生根，所反映嘅就係中國人本身就無惡不作，樂於擁護殺人暴政。暴君降世，從來唔係一人之責任，事關領袖從來都係集體意志嘅呈現——殺人食人之暴行若然只得少量黨羽依附，缺乏廣大無產階級全力支持，長久統治亦絕非易事。所以，要了解今日大多數中國人之喪心病狂，大家必須從中國之失德文化之中尋找線索，追蹤源頭。

中國自古即有食人之事，並非中共建國後方有，亦非戰爭時期獨有。根據《封神演義》，商國紂王曾殺姬昌之長子伯邑考，製成餡餅，迫令挑戰自己權位之姬昌食用，以試探姬昌之忠誠，而姬昌亦果然照食無誤。紂王所言，「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證明中國人向來隨意挑戰人性底線，群體道德下限亦確實超乎尋常，而後來以周代商之開國者姬昌，亦絕非有德之人。傳說從來取材自生活，為後人於十六世紀中國明朝時期所創作，中國人食人習俗之流行，可想而知。

周室衰亡之後，食人之事未有間斷。齊國桓公稱霸一方，亦曾食人，根據《韓非子》，「昔者，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引得尚有人性之輔臣管仲批評：「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為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反映烹子求榮之事，於中國人而言實在未嘗不可。而《墨子》之中，「越之東有駭沐之國，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亦有合理原因。後來，中原列國並立，各國為求擴張領土，不擇手段，戰爭成為常態之後，相食之事更加頻繁見於史書。觀《史記．白起王翦列傳》秦將白起圍攻趙軍於長平，戰爭曠日費時，結果「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即知。由此可知，食人原因眾多，有說源自巫道獻祭文化，有說有關幼子繼承之權，如此行為從來不絕於黃河長江流域民間。

食人文化與部分原始宗教有關，故此以後世之尺寸，量度人類文化尚未發展至食人萬萬不可之世，未免不當。然而，深知食人之恐怖，故意以食人突顯自身之天不怕地不怕以樹立權威，則屬富有中國特色之事，理應苛責。劉邦以漢代秦，得天下之後，據《史記．黥布列傳》記載：「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遍賜諸侯。」一國之君可以將曾經與自己出生入死嘅兄弟剁成肉醬分食，事態本已荒謬，但更荒謬嘅係，何以在席諸侯皆可目睹各人咬合咀嚼，最後相安無事？究其原因，就係食人之事其實甚為普及，好易為中國人所接受。據《漢書．食貨志》記載，「漢興，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飢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人相食之場面，泗水亭長劉邦當然見慣不怪。

漢國開國功臣集團所作所為，絕對代表得到當時平民風俗。根據宮崎市定《中國史》分析，劉邦出身中等農民之家，出生地位於當時華中華北交界處，而同佢共同起事嘅蕭何、陳平、曹參等人，性格傾向都係受同一文化影響。以此為基，對照集團中之孤獨者韓國貴族張良，後人唔難想像到佢之所以一直因為自身為外地人而缺乏融入功臣集團之自信，更於天下統一之後即自行引退，大概就係因為知道大家品德有別，一於走為上著。果然，劉邦並非善類，與舊日戰友之間未有建立真感情，所以到後來出現利益衝突，殺死朋友，分食肉醬，亦唔見得有幾難落手。要適生於中國，必須敢於殘害他人，劉邦喺呢個群體裡面成為最成功嘅民意代表，原因昭然若揭。

漢有劉邦，明有朱元璋，食人族長一脈相承，女真族人民風純樸，絕對難以相比。華北曾經長年流傳之「紅蠅驅散」傳說，正係影射洪武食人，而朱元璋起義軍殺人食人之事，亦見於日韓之史書。食人傳統，直至戰亂平息之時仍然得以保留，明成祖朱棣之孫朱有熺，即以食用妙齡少女聞名。後來權宦劉瑾失勢，處決之後，百姓爭相分食屍體洩憤兼充飢之事，亦有流傳。而所謂名醫李時珍撰寫之《本草綱目》，其中亦有介紹人肉療效一部分，「舉凡毛髮、指甲、牙齒、屎尿、唾液、乳汁、眼淚、汗水、人骨、胞衣、體垢、月水、陰莖、人膽、結石……無一不可入藥」，可謂閱之膽寒。崇禎十四年，李自成軍置大鍋於市中，與幾百下屬一同享用人肉部隊鍋，其中佳餚正係活活煮死嘅朱氏皇室成員福王朱常洵。食人食出新意，大眾又毫無異議，人心難測至此，野史正史，已非關鍵。

中國文學界奉魯迅為名家，非因蘇聯中共合力造神而致，而係因為佢確實係文壇嘅毛澤東，深得中國人心。寫得出人血饅頭情節，全因中國社會的確以食人為尚，引人共鳴，而魯迅滿身血污，即使深受挫傷，亦無法逃出嗜血文化。劉仲敬形容中國為「內捲化社會」，認為中國文化無藥可救，中共勢必倒台，而中國人亦將落入自相殘殺之窮途末路，而我則認為中國人應該正名為「現代華夏食人族」，言明正身——所有繼續支持現今中國繼續奴役平民嘅人，都係魯迅化身，無論如何都難以辭去幫兇之罪名，差嘅只係食人數量多寡。中國歷史從來都係為粉飾太平而撰寫，食人竟然可以如此有恃無恐載於史書，不加刪改，反映嘅豈非每任統治者都認為道出真相，非但唔會影響自身名聲，更會有助於證明威勢？更加恐怖嘅係，隨意食人合乎社會人情，代表嘅係對現代華夏食人族而言，食人都有灰色空間。

共產中國，變本加厲

劉朱之後，暴君青出於藍，二十世紀之毛澤東，就係繼續上述中國社會食人文化嘅表率人物。正如管仲所言，「人之情莫不愛其子」，連家庭都可以放棄，輕視友誼，不守信用，變節出賣，又有何不可？愛，乃係人性本能，互愛互助而形成小共同體，乃係人類文明之本，但如此發展順序，早已經絕跡於中國。社會文化推崇失德之人，失德之人佔據高位，形成君主獨裁及衰亂周期，正係中國文化之本質。當環境已經徹底污染，中國人擁有自然生成之情感，「莫不愛其子」，反而不利競爭，所以，中國人就演化出自私自利之社會基因，而如此演化結果，就成為共產主義嘅溫床。

共產主義要成功，就要解除人與人之間之信任，化整為零。若然社會有共同信仰，共產主義之解構病毒就會暴露毒性，無處容身。歐洲社會之基督信仰同民族建構，正係對抗共產主義嘅武器。蘇聯解體，表面上係因為經濟衰退而不敵美國，但事實上係因為經濟與社會信任直接相關，最後政治體制破壞社會產能。中國經濟之所以尚未完全停擺，並唔係因為國力比蘇聯強，而係因為中國社會文化本來就易於接軌共產主義。

二十世紀初，滿清政權倒台，曾受滿清管治嘅中國人終於意識到世界秩序已經降臨東亞。中國人去歐美日俄留學取經，見盡各種政治思想，提倡聯省自治者亦不乏人，但最後國共兩黨都選擇引入蘇聯共產主義，足證中國人私心之重。國共兩黨以愛國為名，虛構出大中華思想，亦即中華民族主義，為蘇聯無產革級革命加上糖衣包裝，政界大多數掌權者，都只係一心發展自己家族力量，安插自己親信圖利，如何可以令世界變得更好之想法，一直未有成為主流。國民黨拒絕地方獨立勢力，蔣介石得蘇聯軍事援助，四處攘內征伐，反映佢貪戀滿清版圖，只想肅清割據軍閥，確立自己位置。國民黨成為蘇聯代理人，以為可以從中取利，結果蘇聯喺二戰之後轉移扶植根正苗紅嘅共產黨，國民黨隨即成為廢物，只可以敗走台灣。

共產黨之所以贏得天下，原因極為簡單，就係佢地對中國人之醜惡極為理解，對蘇聯而言，更有利用價值。世界一分為二，一邊係資本主義秩序，另一邊係共產主義秩序，前者以自由主義為推動力，後者則以無下限解構主義為破壞力。宗教改革之後，基督新教倫理流向歐洲，加爾文主義與資本主義巧妙結合，驅使大眾入世制慾，最終推動歐洲經濟急速發展。同時，宗教亦具有凝聚人心之功用，歐洲人難以接受無神論，亦自幼就有教會教誨護體，因而普遍道德觀念底線可保。如此富裕社會與社會共同體，正係共產主義寄生繁殖之豐收糧倉。有人口，方可奴役，有器官，方可活摘，食人賺錢，可謂一石二鳥。

列寧黨人白手興家，創黨資源來自搶劫貴族富人。中共黨內流氓雲集，模仿歐洲社會失敗者之發達手段亦駕輕就熟。西方及日本商人協助滿清及中華民國治下商人振興之經濟成果，因而由中共一手收割，日軍投降後留低嘅武備，亦令中共軍火變得充足。加上善用中國人品德低下之利而大量用諜，中共最終贏得中國政權，而毛澤東亦正式登基成為食人族長，紅地毯之紅，盡皆人血。其後，中共全力搜刮民間脂膏，地主之家十室九空，演至大躍進時期，寄生者財富集中，空前肥大，而一般人則三餐不繼，瘦骨嶙峋。三年大饑荒，死亡人口數以千萬計，隨處都係屍體，食人文化又再變得蓬勃——根據楊繼繩《墓碑》所引，家庭之內，十四、五歲嘅女仔，連「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都懶得，直接殺死細自己十年嘅細佬，煮咗黎食。而且，人食人如此恐怖之事，絕對唔係個別現象，「其面積之廣，數量之多，時間之長，實屬世人罕見」。共產中國，按照管仲之語而活，必然無法適生，對中國人而言，迫害自己家人朋友，批鬥獨當一面嘅有能之士，都係迫不得已。

身無長物，擁抱共產

中國人社會缺乏互信，人人各懷鬼胎，自掃門前雪，社會共同體關係如履薄冰。反觀香港民族，不但從未淪落到要擔心同胞會殺害自己嘅境地，更具有寧死不屈之民族氣節，以及齊上齊落之堅定信念。香港人相信，自己受到不公對待，同胞會討回公道，亦相信自己衝到最前，同胞會銘記在心，如此情感扣連，如此患難與共，已經達到中國人所無法理解嘅高度。

中華民族概念野心過大，係近因。中國以中華民族包攬諸多民族，又以共產主義操控人心，最終報應，就係解體。多民族主義會消解難得形成嘅一切小共同體，寄生主義會榨乾難得滋生嘅改革開放成果，驚人而又合情合理嘅係，兩種情況目前正喺中國發生。社會主義重視民主，主張修正資本主義，理想中嘅局面係階級共生，同一國家內嘅富人窮人可以共榮，合力建構社會未來，即使最差情況都只係先鋒黨走火入魔，形成大多數人暴政，絕對唔會釀成文革如此級數之人道災難。共產主義強調仇恨，每逢察覺社會出現人性光輝就急於毀滅，然後推崇失德之人，失德之人缺乏動員群眾之自然魅力，結果只有思想控制一途可走。階級之間，必須鬥到魚死網破，推倒重來，全因共產黨人無法加入小共同體，亦無法從中獲得保護或任何紅利。共產黨人長期陷於恐懼，長期唔相信他人，成長之後只有兩種角色可以選擇，一係某領域精英而非貴族，二係依附某領域精英嘅小人，同中國人社會之君主士大夫關係不謀而合。

所謂貴族，初代不過凡人，但凡人透過自身努力，擺脫階級限制，最終就可以成為貴族。每日精進，時刻自省，堅定志向，實踐所學，誓死捍衛身邊所有人，就係貴族要承擔嘅義務。檢視所謂中國歷史中嘅帝皇將相，或中國人所崇拜嘅英雄好漢，具備如此特質者可謂寥寥可數。項羽戰力高強，天生威風，恥於暗算劉邦，到最後寧願接受失敗，亦唔願意歸去江東，就係因為佢知道顏面無存，退縮之後，就係懦夫，但中國人傾向欣賞劉邦之狡滑，更視之為機智，奢望成為另一個劉邦者大有人在。陳炯明認為城鄉鎮地方自治方為立國之本，救中國必先鞏固小共同體，睇穿孫中山政治理論之根基浮淺，但中國歷史，甚少提及如此具有遠見之前人。反觀孫中山專權獨斷，重視名位，不惜生靈塗炭都要發動多次戰爭以達致中央集權，反而贏得後人為佢隱惡揚善，如此發展，亦正符合中國社會顛倒是非黑白之文化。

中國人深信有國方會有家，疏習世界歷史，已經忘記咗世界各地嘅人類文明演化史。家庭為社會之本，大小家庭共同居住營生，不論形式為搜集、漁獵抑或農耕，都會形成聚落，其後聚落逐漸變成大聚落，就係自然而然嘅結果。距今四五千年前，黃河流域一帶所出現嘅獨立小國，正係以農耕為主而具有城郭為防嘅小型都市國家，而呢啲由一戶一戶人家合併而形成嘅小國，其實就係由姓氏制度結合而成嘅社會共同體。當時，擁有市民權嘅士都非常重視小國之內嘅農產，自然亦樂意關心政治，武裝護城——參與國政，履任官職，就係士嘅權利與義務。士嘅角色，並非新移民或戰爭降民可及，其實已經同貴族相距不遠。

士之精神，延續至春秋戰國，孔子重視所謂禮樂，亦係士之代表。而禮崩樂壞之體現，就在於國家之間篡弒頻仍，擁有武力之人戰勝代表傳統之人而稱王——本國道統失去神聖，傳承中斷，國家領袖亦無力鼓動身邊人重振家聲，最後宗教神話已經無助於解釋主權來源，武力就成為一切，唯物史觀果然警世。中國人之精神世界萎縮，源於春秋諸侯貴族輕易放棄道統；輕易放棄，源於道統本身輕如鴻毛，貴族不成貴族；而貴族之所以不成貴族，就係源如祖先之精神世界虛弱無力，無法將人類最寶貴之精進特質代代相傳，形成系統及文化。生態環境一但受損，復原就需要時間，唔去思考如何善用一地狀態而只知不停消耗地力，往後復耕就必定更加艱難。少數心性善良嘅中國人正正就係處於如此困局之中，生而為良種，但終其一生無法自拔，而無數民族入主中原都無法適生，亦係因為雙方對人性理解之差距太大，無法調和。家人之間，都會隨時煮咗自己填飽個肚，家族榮譽，又點會係佢地誓死捍衛之物？

若然中國文化確實存在，落戶黃河流域之農耕聚落，相信就係中國人之祖先，而中國社會基因異常之遠因亦告水落石出。人類得以存活至今，全賴演化出同理心，故此人皆有同理心，對現代人而言，可謂不證自明。然而，中國人祖先大概係世界上嘅少數例外，因為佢地嘅社會基因之中，未有保留利他精神。人必先相愛，方可推恩至萬物，社會共同體要形成，同理心可謂不可或缺。日本人認為神社巫女一職，其人必須善待他人，因為只有善待他人方會懷有敬神之心，正反映日本文化之中，人性與神性關係密切。信仰係社會集體意志之呈現，宗教即由個體形成之共同體之信念，換言之，中國人祖先之缺乏人性，正係中國無神論之源頭。而中國人只靠殘害環境以自利之農耕方式，以及中國人認為天子可以操控自然之世界觀，亦為上述理論之佐證。

精進自身，基因突變

生物學定義之基因會隨時而變，社會基因亦然。無可否認，香港人深受中國社會思想影響，缺乏可以自豪之道統，但香港人決心離開中國，就等於將佢地嘅後代帶咗去更安全嘅環境，於是香港人就一代比一代更聰明，更強大，更接近人類本性。植物種子散落於不同土壤，自然會生長出不同形態，香港人之優秀，道理亦同。

香港係適生之地，人類回歸本性，顯現人性光輝，善待家人親友，絕對唔會如同中國人一樣，變成引狼入室，招惹附近村人飛擒大咬，裂身而食。留喺中國，待人以誠，只會淪為他人充飢肉品。英治香港，平民日夜拼搏，必有回報，獅子山精神即向上流動之象徵，而流動路徑只因人身安全與私有產權得以保障。如此社會，早為普遍西方模式，移民從中國逃難南下香港，空氣流通，如魚得水，自然豁然開朗，復見真誠。人類應有善性，於香港人身上發光發熱，平民由基層變成中產之經濟起飛歷史，正係為自身及家人精進之成果。

香港家長全心全意養育仔女成材，樂於見到子女出人頭地，比自己行得更遠，並唔係為咗養兒防老，而係希望小朋友可以傳承自己曾經艱苦奮鬥嘅精神。艱苦奮鬥，係廿一世紀嘅人類，同二百五十萬年前嘅人類，所共同擁有嘅記憶，差別只係前者可能委身於辦公室或街頭巷尾，而後者則係忙於對抗惡劣天氣與猛獸襲擊。香港人一步一腳印，由遺民難民蛻變成為人民公民，就係因為大家一直堅持向前，希望同自己嘅小共同體過理想中嘅生活，而捍衛自己最重視嘅身邊人，即使最終未能流芳百世，震驚全球，都堪稱不枉此生。

香港喺世界上非常渺小，一家幾口喺七十億人之中更加渺小，但家庭同時亦可以係一切，香港同時亦可以係全個世界。世界之大小，唔在於平方公里，而係在於心之所屬。環遊世界，踏遍極地雨林，兜兜轉轉，香港人都係會心繫香港，正係因為香港消失，香港人嘅世界亦會隨之而消失。張愛玲嘅世界，係上海，係張家，但因為共同體無法成形，民族趕唔上時勢而早夭，小說成為佢寄情之載體，所以佢嘅小說，就係佢嘅所有，離開租界之後嘅美國生活，不過行屍走肉。沈旭暉生而為香港人，偏偏樂於以世界公民自居，強調國際視野，甚至積極提出各種顯得精明靈活之主張，其實都係用情未到深處，因而顯得遲鈍之表現。香港人比張愛玲同沈旭暉都要好彩，因為我地可以成為民族，可以擁有同喜同悲嘅同胞，相信未來會有希望。確認大家心意，相信民族之內無分你我，我地就已經有永不放棄嘅理由，亦自然毋須再自困於「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之類過氣比喻——所謂芝草無根，不過係因為有啲生物具有靈根，並唔係天良盡喪之人肉眼可見。

先烈遺愛，民族榜樣

萬物有靈，人性本善，自幼即窺見人性光輝者，成長之後自然具有能力佈施行善。相反，中國人猜忌成性，無法取信於人，自然亦需要相當時間至有可能重歸正道，而中國解體之後裂地而成之自由土壤，即為再生前提。香港自一八四二年起，得享英人庇護，遠離中國食人文化，人性經一百七十年之順其自然自由發展，已經大異於中國人。故此，家庭有愛，手足有愛，同胞彼此心意互通，不離不棄——既以共同信仰為基，建構之社會共同體自然亦堅不可摧。

未來香港，尊重宗教多元必為立國基礎信念，只要教義導人向善，自然應該獲得傳播自由。然而，真正屬於香港人嘅共同信仰，必當自同胞互愛之中產生，由人性光輝之中產生，民族後進努力嘅方向，就係繼承先賢精神，承諾發揚光大。共同信仰來自個體之精進分工，勇於奉獻，反送中抗爭一役所有死難同胞，正正就係為仍然健在嘅百萬同胞同埋千千萬萬嘅新生後代示範人性。對抗中國統治，爭取自由獨立，現代華夏食人族必定有意吞滅我地，但香港民族團結一心，拒絕分化割蓆，戰意之高昂，信念之堅定，不但撼動中國，驚醒世界，更為自身前途突破樽頸，打開空前缺口。為撥開赤色極權迷霧，揭露中國一心擾亂世界秩序之惡意，香港民族不惜代價，鮮血流盡，但歸根究底，都係為咗守護香港，而香港之所以係抗爭者嘅家園，正係因為大家所愛嘅人事景物，都存在於香港。家園失落，香港淪陷，任由食人族肆意踐踏，分而食之，就係香港民族最無法接受嘅結果。

生於香港，長於香港，成於香港，係百萬香港同胞共有之情。先烈陳彥霖雖家人離異，但佢生前深受朋友關愛，一心以香港為家，故此至會參與抗爭，與食人族僱傭兵短兵相接。失蹤之後，精於泳術偏竟浮屍大海，慘遭虐殺之事實擺在眼前，就係佢為香港而犧牲嘅鐵證。先烈周梓樂為人樂天，生性好動，學業有成，就讀香港科技大學，本應前途無量，但因為關心香港民族自由民主，熱心抗爭，最終喺將軍澳一多層停車場內，受食人族僱傭兵迫害而墮樓身亡，沉冤仍然待雪。痛失家中獨子，雙親白頭人送黑頭人，哀痛可以想知，但最可貴嘅係，佢地始終相信愛兒之正氣凜然，珍重愛兒之義勇無畏，清楚知道佢係為香港人而斷送大好青春。兩位後生之所以觸動同胞甚深，正係因為大家都理解佢地係為香港而死，有信念而死，因而知道痛苦之無量以及靈魂之重量。

信仰雖無形，但想像非憑空。為國赴難者，數量累計不在少數，只有中國解體，香港獨立，與食人族劃界而治，苦難方會有終止。待主權確立，國體大定，後人必會為諸位先烈英靈立碑紀念，而保家衛國之不朽故事亦必會流傳於幼童之歌謠教科書，世代化育民族後生。人生際遇難料，禍福不明，人性光輝，未必可以隨處可見，但若然他日幼童可以從前人榜樣身上獲得心靈啟迪，喺日常生活之中耳濡目染，有朝一日，香港民族就會擁有前所未見之巨大能量，活出民族獨有之精神面貌，無懼風浪，堅定前進。共同信仰要傳世，所賴者無他，神話故事與民間傳說就係每日提醒民族必須有愛之載體。

人類無法長生不死，肉身消亡，難免令人陷入絕望虛無。然而，擁有共同信仰，信仰內之個體就有可能擺脫有限，挑戰極限，通往無限。個體精進，可以感召他人，群體精進，則可以互補不足，如是者，即使認知到個體之極限，陷於一時脆弱，亦可以因為獲得他人之無條件支持而無畏無懼，整裝待發，繼續奮鬥。精進循環生生不息，互愛分工效果加乘，共同信仰亦會日益鞏固，最終民族就會建設國體，而國體之存在，就係民族信念之集大成。民族有愛，共同信仰不假外求，靈根自植，本性高於仁義道德，香港人之主體意識，過往或者淡如無物，但喺同胞決意交出生命去守護民族之時，香港奇跡已經發生。

https://gnimmm.com/2019/12/23/cannibal_chinese/

注意：文章內容提及食人，但食人太過恐怖，黑白相都頂唔順，故以圖畫代替

中國基因先天不足，物競天擇香港必勝

香港自有文化，與中國文化距離極遠。世人慣以中西合壁形容香港，可謂過時。香港民族擁有共同信仰，與缺乏靈性之中國人早已分流，未來立足東亞，亦必拋棄空洞無物之中國包袱，堂堂正正，以香港人之獨有文化為宗。自由即獨立，有愛即民族，即使未有一神宗教為基，民族之存在，已經足以自證神聖。

華夏食人，德性淪喪

儒家文化提倡之仁德，始終停留於空談，從未於現世實行。共產主義可以於中國落地生根，所反映嘅就係中國人本身就無惡不作，樂於擁護殺人暴政。暴君降世，從來唔係一人之責任，事關領袖從來都係集體意志嘅呈現——殺人食人之暴行若然只得少量黨羽依附，缺乏廣大無產階級全力支持，長久統治亦絕非易事。所以，要了解今日大多數中國人之喪心病狂，大家必須從中國之失德文化之中尋找線索，追蹤源頭。

中國自古即有食人之事，並非中共建國後方有，亦非戰爭時期獨有。根據《封神演義》，商國紂王曾殺姬昌之長子伯邑考，製成餡餅，迫令挑戰自己權位之姬昌食用，以試探姬昌之忠誠，而姬昌亦果然照食無誤。紂王所言，「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證明中國人向來隨意挑戰人性底線，群體道德下限亦確實超乎尋常，而後來以周代商之開國者姬昌，亦絕非有德之人。傳說從來取材自生活，為後人於十六世紀中國明朝時期所創作，中國人食人習俗之流行，可想而知。

周室衰亡之後，食人之事未有間斷。齊國桓公稱霸一方，亦曾食人，根據《韓非子》，「昔者，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引得尚有人性之輔臣管仲批評：「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為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反映烹子求榮之事，於中國人而言實在未嘗不可。而《墨子》之中，「越之東有駭沐之國，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亦有合理原因。後來，中原列國並立，各國為求擴張領土，不擇手段，戰爭成為常態之後，相食之事更加頻繁見於史書。觀《史記．白起王翦列傳》秦將白起圍攻趙軍於長平，戰爭曠日費時，結果「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即知。由此可知，食人原因眾多，有說源自巫道獻祭文化，有說有關幼子繼承之權，如此行為從來不絕於黃河長江流域民間。

食人文化與部分原始宗教有關，故此以後世之尺寸，量度人類文化尚未發展至食人萬萬不可之世，未免不當。然而，深知食人之恐怖，故意以食人突顯自身之天不怕地不怕以樹立權威，則屬富有中國特色之事，理應苛責。劉邦以漢代秦，得天下之後，據《史記．黥布列傳》記載：「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遍賜諸侯。」一國之君可以將曾經與自己出生入死嘅兄弟剁成肉醬分食，事態本已荒謬，但更荒謬嘅係，何以在席諸侯皆可目睹各人咬合咀嚼，最後相安無事？究其原因，就係食人之事其實甚為普及，好易為中國人所接受。據《漢書．食貨志》記載，「漢興，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飢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人相食之場面，泗水亭長劉邦當然見慣不怪。

漢國開國功臣集團所作所為，絕對代表得到當時平民風俗。根據宮崎市定《中國史》分析，劉邦出身中等農民之家，出生地位於當時華中華北交界處，而同佢共同起事嘅蕭何、陳平、曹參等人，性格傾向都係受同一文化影響。以此為基，對照集團中之孤獨者韓國貴族張良，後人唔難想像到佢之所以一直因為自身為外地人而缺乏融入功臣集團之自信，更於天下統一之後即自行引退，大概就係因為知道大家品德有別，一於走為上著。果然，劉邦並非善類，與舊日戰友之間未有建立真感情，所以到後來出現利益衝突，殺死朋友，分食肉醬，亦唔見得有幾難落手。要適生於中國，必須敢於殘害他人，劉邦喺呢個群體裡面成為最成功嘅民意代表，原因昭然若揭。

漢有劉邦，明有朱元璋，食人族長一脈相承，女真族人民風純樸，絕對難以相比。華北曾經長年流傳之「紅蠅驅散」傳說，正係影射洪武食人，而朱元璋起義軍殺人食人之事，亦見於日韓之史書。食人傳統，直至戰亂平息之時仍然得以保留，明成祖朱棣之孫朱有熺，即以食用妙齡少女聞名。後來權宦劉瑾失勢，處決之後，百姓爭相分食屍體洩憤兼充飢之事，亦有流傳。而所謂名醫李時珍撰寫之《本草綱目》，其中亦有介紹人肉療效一部分，「舉凡毛髮、指甲、牙齒、屎尿、唾液、乳汁、眼淚、汗水、人骨、胞衣、體垢、月水、陰莖、人膽、結石……無一不可入藥」，可謂閱之膽寒。崇禎十四年，李自成軍置大鍋於市中，與幾百下屬一同享用人肉部隊鍋，其中佳餚正係活活煮死嘅朱氏皇室成員福王朱常洵。食人食出新意，大眾又毫無異議，人心難測至此，野史正史，已非關鍵。

中國文學界奉魯迅為名家，非因蘇聯中共合力造神而致，而係因為佢確實係文壇嘅毛澤東，深得中國人心。寫得出人血饅頭情節，全因中國社會的確以食人為尚，引人共鳴，而魯迅滿身血污，即使深受挫傷，亦無法逃出嗜血文化。劉仲敬形容中國為「內捲化社會」，認為中國文化無藥可救，中共勢必倒台，而中國人亦將落入自相殘殺之窮途末路，而我則認為中國人應該正名為「現代華夏食人族」，言明正身——所有繼續支持現今中國繼續奴役平民嘅人，都係魯迅化身，無論如何都難以辭去幫兇之罪名，差嘅只係食人數量多寡。中國歷史從來都係為粉飾太平而撰寫，食人竟然可以如此有恃無恐載於史書，不加刪改，反映嘅豈非每任統治者都認為道出真相，非但唔會影響自身名聲，更會有助於證明威勢？更加恐怖嘅係，隨意食人合乎社會人情，代表嘅係對現代華夏食人族而言，食人都有灰色空間。

共產中國，變本加厲

劉朱之後，暴君青出於藍，二十世紀之毛澤東，就係繼續上述中國社會食人文化嘅表率人物。正如管仲所言，「人之情莫不愛其子」，連家庭都可以放棄，輕視友誼，不守信用，變節出賣，又有何不可？愛，乃係人性本能，互愛互助而形成小共同體，乃係人類文明之本，但如此發展順序，早已經絕跡於中國。社會文化推崇失德之人，失德之人佔據高位，形成君主獨裁及衰亂周期，正係中國文化之本質。當環境已經徹底污染，中國人擁有自然生成之情感，「莫不愛其子」，反而不利競爭，所以，中國人就演化出自私自利之社會基因，而如此演化結果，就成為共產主義嘅溫床。

共產主義要成功，就要解除人與人之間之信任，化整為零。若然社會有共同信仰，共產主義之解構病毒就會暴露毒性，無處容身。歐洲社會之基督信仰同民族建構，正係對抗共產主義嘅武器。蘇聯解體，表面上係因為經濟衰退而不敵美國，但事實上係因為經濟與社會信任直接相關，最後政治體制破壞社會產能。中國經濟之所以尚未完全停擺，並唔係因為國力比蘇聯強，而係因為中國社會文化本來就易於接軌共產主義。

二十世紀初，滿清政權倒台，曾受滿清管治嘅中國人終於意識到世界秩序已經降臨東亞。中國人去歐美日俄留學取經，見盡各種政治思想，提倡聯省自治者亦不乏人，但最後國共兩黨都選擇引入蘇聯共產主義，足證中國人私心之重。國共兩黨以愛國為名，虛構出大中華思想，亦即中華民族主義，為蘇聯無產革級革命加上糖衣包裝，政界大多數掌權者，都只係一心發展自己家族力量，安插自己親信圖利，如何可以令世界變得更好之想法，一直未有成為主流。國民黨拒絕地方獨立勢力，蔣介石得蘇聯軍事援助，四處攘內征伐，反映佢貪戀滿清版圖，只想肅清割據軍閥，確立自己位置。國民黨成為蘇聯代理人，以為可以從中取利，結果蘇聯喺二戰之後轉移扶植根正苗紅嘅共產黨，國民黨隨即成為廢物，只可以敗走台灣。

共產黨之所以贏得天下，原因極為簡單，就係佢地對中國人之醜惡極為理解，對蘇聯而言，更有利用價值。世界一分為二，一邊係資本主義秩序，另一邊係共產主義秩序，前者以自由主義為推動力，後者則以無下限解構主義為破壞力。宗教改革之後，基督新教倫理流向歐洲，加爾文主義與資本主義巧妙結合，驅使大眾入世制慾，最終推動歐洲經濟急速發展。同時，宗教亦具有凝聚人心之功用，歐洲人難以接受無神論，亦自幼就有教會教誨護體，因而普遍道德觀念底線可保。如此富裕社會與社會共同體，正係共產主義寄生繁殖之豐收糧倉。有人口，方可奴役，有器官，方可活摘，食人賺錢，可謂一石二鳥。

列寧黨人白手興家，創黨資源來自搶劫貴族富人。中共黨內流氓雲集，模仿歐洲社會失敗者之發達手段亦駕輕就熟。西方及日本商人協助滿清及中華民國治下商人振興之經濟成果，因而由中共一手收割，日軍投降後留低嘅武備，亦令中共軍火變得充足。加上善用中國人品德低下之利而大量用諜，中共最終贏得中國政權，而毛澤東亦正式登基成為食人族長，紅地毯之紅，盡皆人血。其後，中共全力搜刮民間脂膏，地主之家十室九空，演至大躍進時期，寄生者財富集中，空前肥大，而一般人則三餐不繼，瘦骨嶙峋。三年大饑荒，死亡人口數以千萬計，隨處都係屍體，食人文化又再變得蓬勃——根據楊繼繩《墓碑》所引，家庭之內，十四、五歲嘅女仔，連「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都懶得，直接殺死細自己十年嘅細佬，煮咗黎食。而且，人食人如此恐怖之事，絕對唔係個別現象，「其面積之廣，數量之多，時間之長，實屬世人罕見」。共產中國，按照管仲之語而活，必然無法適生，對中國人而言，迫害自己家人朋友，批鬥獨當一面嘅有能之士，都係迫不得已。

身無長物，擁抱共產

中國人社會缺乏互信，人人各懷鬼胎，自掃門前雪，社會共同體關係如履薄冰。反觀香港民族，不但從未淪落到要擔心同胞會殺害自己嘅境地，更具有寧死不屈之民族氣節，以及齊上齊落之堅定信念。香港人相信，自己受到不公對待，同胞會討回公道，亦相信自己衝到最前，同胞會銘記在心，如此情感扣連，如此患難與共，已經達到中國人所無法理解嘅高度。

中華民族概念野心過大，係近因。中國以中華民族包攬諸多民族，又以共產主義操控人心，最終報應，就係解體。多民族主義會消解難得形成嘅一切小共同體，寄生主義會榨乾難得滋生嘅改革開放成果，驚人而又合情合理嘅係，兩種情況目前正喺中國發生。社會主義重視民主，主張修正資本主義，理想中嘅局面係階級共生，同一國家內嘅富人窮人可以共榮，合力建構社會未來，即使最差情況都只係先鋒黨走火入魔，形成大多數人暴政，絕對唔會釀成文革如此級數之人道災難。共產主義強調仇恨，每逢察覺社會出現人性光輝就急於毀滅，然後推崇失德之人，失德之人缺乏動員群眾之自然魅力，結果只有思想控制一途可走。階級之間，必須鬥到魚死網破，推倒重來，全因共產黨人無法加入小共同體，亦無法從中獲得保護或任何紅利。共產黨人長期陷於恐懼，長期唔相信他人，成長之後只有兩種角色可以選擇，一係某領域精英而非貴族，二係依附某領域精英嘅小人，同中國人社會之君主士大夫關係不謀而合。

所謂貴族，初代不過凡人，但凡人透過自身努力，擺脫階級限制，最終就可以成為貴族。每日精進，時刻自省，堅定志向，實踐所學，誓死捍衛身邊所有人，就係貴族要承擔嘅義務。檢視所謂中國歷史中嘅帝皇將相，或中國人所崇拜嘅英雄好漢，具備如此特質者可謂寥寥可數。項羽戰力高強，天生威風，恥於暗算劉邦，到最後寧願接受失敗，亦唔願意歸去江東，就係因為佢知道顏面無存，退縮之後，就係懦夫，但中國人傾向欣賞劉邦之狡滑，更視之為機智，奢望成為另一個劉邦者大有人在。陳炯明認為城鄉鎮地方自治方為立國之本，救中國必先鞏固小共同體，睇穿孫中山政治理論之根基浮淺，但中國歷史，甚少提及如此具有遠見之前人。反觀孫中山專權獨斷，重視名位，不惜生靈塗炭都要發動多次戰爭以達致中央集權，反而贏得後人為佢隱惡揚善，如此發展，亦正符合中國社會顛倒是非黑白之文化。

中國人深信有國方會有家，疏習世界歷史，已經忘記咗世界各地嘅人類文明演化史。家庭為社會之本，大小家庭共同居住營生，不論形式為搜集、漁獵抑或農耕，都會形成聚落，其後聚落逐漸變成大聚落，就係自然而然嘅結果。距今四五千年前，黃河流域一帶所出現嘅獨立小國，正係以農耕為主而具有城郭為防嘅小型都市國家，而呢啲由一戶一戶人家合併而形成嘅小國，其實就係由姓氏制度結合而成嘅社會共同體。當時，擁有市民權嘅士都非常重視小國之內嘅農產，自然亦樂意關心政治，武裝護城——參與國政，履任官職，就係士嘅權利與義務。士嘅角色，並非新移民或戰爭降民可及，其實已經同貴族相距不遠。

士之精神，延續至春秋戰國，孔子重視所謂禮樂，亦係士之代表。而禮崩樂壞之體現，就在於國家之間篡弒頻仍，擁有武力之人戰勝代表傳統之人而稱王——本國道統失去神聖，傳承中斷，國家領袖亦無力鼓動身邊人重振家聲，最後宗教神話已經無助於解釋主權來源，武力就成為一切，唯物史觀果然警世。中國人之精神世界萎縮，源於春秋諸侯貴族輕易放棄道統；輕易放棄，源於道統本身輕如鴻毛，貴族不成貴族；而貴族之所以不成貴族，就係源如祖先之精神世界虛弱無力，無法將人類最寶貴之精進特質代代相傳，形成系統及文化。生態環境一但受損，復原就需要時間，唔去思考如何善用一地狀態而只知不停消耗地力，往後復耕就必定更加艱難。少數心性善良嘅中國人正正就係處於如此困局之中，生而為良種，但終其一生無法自拔，而無數民族入主中原都無法適生，亦係因為雙方對人性理解之差距太大，無法調和。家人之間，都會隨時煮咗自己填飽個肚，家族榮譽，又點會係佢地誓死捍衛之物？

若然中國文化確實存在，落戶黃河流域之農耕聚落，相信就係中國人之祖先，而中國社會基因異常之遠因亦告水落石出。人類得以存活至今，全賴演化出同理心，故此人皆有同理心，對現代人而言，可謂不證自明。然而，中國人祖先大概係世界上嘅少數例外，因為佢地嘅社會基因之中，未有保留利他精神。人必先相愛，方可推恩至萬物，社會共同體要形成，同理心可謂不可或缺。日本人認為神社巫女一職，其人必須善待他人，因為只有善待他人方會懷有敬神之心，正反映日本文化之中，人性與神性關係密切。信仰係社會集體意志之呈現，宗教即由個體形成之共同體之信念，換言之，中國人祖先之缺乏人性，正係中國無神論之源頭。而中國人只靠殘害環境以自利之農耕方式，以及中國人認為天子可以操控自然之世界觀，亦為上述理論之佐證。

精進自身，基因突變

生物學定義之基因會隨時而變，社會基因亦然。無可否認，香港人深受中國社會思想影響，缺乏可以自豪之道統，但香港人決心離開中國，就等於將佢地嘅後代帶咗去更安全嘅環境，於是香港人就一代比一代更聰明，更強大，更接近人類本性。植物種子散落於不同土壤，自然會生長出不同形態，香港人之優秀，道理亦同。

香港係適生之地，人類回歸本性，顯現人性光輝，善待家人親友，絕對唔會如同中國人一樣，變成引狼入室，招惹附近村人飛擒大咬，裂身而食。留喺中國，待人以誠，只會淪為他人充飢肉品。英治香港，平民日夜拼搏，必有回報，獅子山精神即向上流動之象徵，而流動路徑只因人身安全與私有產權得以保障。如此社會，早為普遍西方模式，移民從中國逃難南下香港，空氣流通，如魚得水，自然豁然開朗，復見真誠。人類應有善性，於香港人身上發光發熱，平民由基層變成中產之經濟起飛歷史，正係為自身及家人精進之成果。

香港家長全心全意養育仔女成材，樂於見到子女出人頭地，比自己行得更遠，並唔係為咗養兒防老，而係希望小朋友可以傳承自己曾經艱苦奮鬥嘅精神。艱苦奮鬥，係廿一世紀嘅人類，同二百五十萬年前嘅人類，所共同擁有嘅記憶，差別只係前者可能委身於辦公室或街頭巷尾，而後者則係忙於對抗惡劣天氣與猛獸襲擊。香港人一步一腳印，由遺民難民蛻變成為人民公民，就係因為大家一直堅持向前，希望同自己嘅小共同體過理想中嘅生活，而捍衛自己最重視嘅身邊人，即使最終未能流芳百世，震驚全球，都堪稱不枉此生。

香港喺世界上非常渺小，一家幾口喺七十億人之中更加渺小，但家庭同時亦可以係一切，香港同時亦可以係全個世界。世界之大小，唔在於平方公里，而係在於心之所屬。環遊世界，踏遍極地雨林，兜兜轉轉，香港人都係會心繫香港，正係因為香港消失，香港人嘅世界亦會隨之而消失。張愛玲嘅世界，係上海，係張家，但因為共同體無法成形，民族趕唔上時勢而早夭，小說成為佢寄情之載體，所以佢嘅小說，就係佢嘅所有，離開租界之後嘅美國生活，不過行屍走肉。沈旭暉生而為香港人，偏偏樂於以世界公民自居，強調國際視野，甚至積極提出各種顯得精明靈活之主張，其實都係用情未到深處，因而顯得遲鈍之表現。香港人比張愛玲同沈旭暉都要好彩，因為我地可以成為民族，可以擁有同喜同悲嘅同胞，相信未來會有希望。確認大家心意，相信民族之內無分你我，我地就已經有永不放棄嘅理由，亦自然毋須再自困於「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之類過氣比喻——所謂芝草無根，不過係因為有啲生物具有靈根，並唔係天良盡喪之人肉眼可見。

先烈遺愛，民族榜樣

萬物有靈，人性本善，自幼即窺見人性光輝者，成長之後自然具有能力佈施行善。相反，中國人猜忌成性，無法取信於人，自然亦需要相當時間至有可能重歸正道，而中國解體之後裂地而成之自由土壤，即為再生前提。香港自一八四二年起，得享英人庇護，遠離中國食人文化，人性經一百七十年之順其自然自由發展，已經大異於中國人。故此，家庭有愛，手足有愛，同胞彼此心意互通，不離不棄——既以共同信仰為基，建構之社會共同體自然亦堅不可摧。

未來香港，尊重宗教多元必為立國基礎信念，只要教義導人向善，自然應該獲得傳播自由。然而，真正屬於香港人嘅共同信仰，必當自同胞互愛之中產生，由人性光輝之中產生，民族後進努力嘅方向，就係繼承先賢精神，承諾發揚光大。共同信仰來自個體之精進分工，勇於奉獻，反送中抗爭一役所有死難同胞，正正就係為仍然健在嘅百萬同胞同埋千千萬萬嘅新生後代示範人性。對抗中國統治，爭取自由獨立，現代華夏食人族必定有意吞滅我地，但香港民族團結一心，拒絕分化割蓆，戰意之高昂，信念之堅定，不但撼動中國，驚醒世界，更為自身前途突破樽頸，打開空前缺口。為撥開赤色極權迷霧，揭露中國一心擾亂世界秩序之惡意，香港民族不惜代價，鮮血流盡，但歸根究底，都係為咗守護香港，而香港之所以係抗爭者嘅家園，正係因為大家所愛嘅人事景物，都存在於香港。家園失落，香港淪陷，任由食人族肆意踐踏，分而食之，就係香港民族最無法接受嘅結果。

生於香港，長於香港，成於香港，係百萬香港同胞共有之情。先烈陳彥霖雖家人離異，但佢生前深受朋友關愛，一心以香港為家，故此至會參與抗爭，與食人族僱傭兵短兵相接。失蹤之後，精於泳術偏竟浮屍大海，慘遭虐殺之事實擺在眼前，就係佢為香港而犧牲嘅鐵證。先烈周梓樂為人樂天，生性好動，學業有成，就讀香港科技大學，本應前途無量，但因為關心香港民族自由民主，熱心抗爭，最終喺將軍澳一多層停車場內，受食人族僱傭兵迫害而墮樓身亡，沉冤仍然待雪。痛失家中獨子，雙親白頭人送黑頭人，哀痛可以想知，但最可貴嘅係，佢地始終相信愛兒之正氣凜然，珍重愛兒之義勇無畏，清楚知道佢係為香港人而斷送大好青春。兩位後生之所以觸動同胞甚深，正係因為大家都理解佢地係為香港而死，有信念而死，因而知道痛苦之無量以及靈魂之重量。

信仰雖無形，但想像非憑空。為國赴難者，數量累計不在少數，只有中國解體，香港獨立，與食人族劃界而治，苦難方會有終止。待主權確立，國體大定，後人必會為諸位先烈英靈立碑紀念，而保家衛國之不朽故事亦必會流傳於幼童之歌謠教科書，世代化育民族後生。人生際遇難料，禍福不明，人性光輝，未必可以隨處可見，但若然他日幼童可以從前人榜樣身上獲得心靈啟迪，喺日常生活之中耳濡目染，有朝一日，香港民族就會擁有前所未見之巨大能量，活出民族獨有之精神面貌，無懼風浪，堅定前進。共同信仰要傳世，所賴者無他，神話故事與民間傳說就係每日提醒民族必須有愛之載體。

人類無法長生不死，肉身消亡，難免令人陷入絕望虛無。然而，擁有共同信仰，信仰內之個體就有可能擺脫有限，挑戰極限，通往無限。個體精進，可以感召他人，群體精進，則可以互補不足，如是者，即使認知到個體之極限，陷於一時脆弱，亦可以因為獲得他人之無條件支持而無畏無懼，整裝待發，繼續奮鬥。精進循環生生不息，互愛分工效果加乘，共同信仰亦會日益鞏固，最終民族就會建設國體，而國體之存在，就係民族信念之集大成。民族有愛，共同信仰不假外求，靈根自植，本性高於仁義道德，香港人之主體意識，過往或者淡如無物，但喺同胞決意交出生命去守護民族之時，香港奇跡已經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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