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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美國CPI符合預期，美股一度高開，道指在升過121點後轉升為跌，最後跌292點或0.84%收市，標指跌0.57%，納指跌0.45%。8月份CPI同比上升5.3%，略低於7月份的5.4%，刺激美股早段高開，然而PPI仍有向上衝之勢，未來CPI難以回落，議息前美股有較大回吐壓力。道指是3大指數中率先向下破位調整，技術上，第一波回調幅度已差不多，估計34000至34500應穩下來。至於標指開始回試4420，技術上雖是向下尋底，估計初步應可守住。至於納指需留意15000關口支持力度如何。
距離美聯儲議息仍有一星期時間，市場關注縮表進度，在政府減少補貼下，美國經濟已步入放緩期，大摩估計第3季GDP增長將會放緩至2.9%，零售市場早於6月率先見頂，新增職位亦於7月見頂後大幅減少，經濟放緩情況較預期中嚴重，然而通脹卻高企於5.3%，是典型的滯漲形態，若連續兩季便要小心滯漲重臨的可能性，一旦確立要小心經濟很快便會步入衰退。從經濟角度去看，出現滯漲會很痛苦，是最差的經濟週期，過去各央行強推QE，宣稱目的便是為了防止滯漲來臨，可見滯漲是多麼危險。若真的來臨，或許美聯儲會再推遲QE時間表。
不過QE是否真的能完全解決問題？現時通脹上升主要是市場錢太多，過量資金四出炒賣，造就物價升漲，從而構建起通脹，再加強QE只會令情況惡化。若收水停止QE，或許能打擊物價上升，但經濟同時又會陷入急速放緩局面，依舊未能有效解決滯漲問題。
過往解決方法只有一個，便是大幅加息去壓制通脹上升，以現時CPI升至5%計算，最少要加息至7厘，才能有效地壓制通脹上升。假如息口要回升至7%，將會對經濟帶來災難性結果。過往對付滯脹，必需先忍受經濟一段長時期衰退，待通脹被壓制下來後，息口才得以回落，經濟才重新回復增長，整個過程既漫長又痛苦，所以說是最差的經濟週期。現時美聯儲正要面對這個兩難的艱難局面。
不過債息看法並不是太悲觀，CPI數據一出，通脹壓力有所減退，十年債息回落至1.28%，市場未見恐慌，反而在賭9月美聯儲按兵不動。比特幣回升至4.7萬美元，美匯保持在92.68水平，而離岸人幣卻升至6.437水平，市場又開始Risk On尋找高回報。
噚日提到近期急升的週期性股份開始偏高，小心高位震盪，結果A股近期升勢過急的週期性股份，便出現大幅回吐，反之低迷很久的增長型股份，卻錄得資金買入，上證失守3700關口同時，創指則升1.32%，回升至3200關口之上，資金仍在各板塊中尋找機會。場內交投活躍，成交保持在1.51萬億高水平。外資出現3億元淨流出，無礙本月666億淨流入趨勢。
回說港股，恒指在上試26500後，遇上巨大阻力回落，25700算是回調後首站支持，隨著過去數日成交不停縮減，在入市資金減少下，25700支持力度越來越薄弱，最終都要失守，並向25000目標進發，過去數日圖太郎一直指出，若恒指跌至25000便值得吸納。技術上，恒指此轉回落尚未完結，刻下入市資金有限，入市值搏率仍然較低，也不需心急買貨。
個股方面，恒大（3333）傳出爆煲消息，市場擔心會帶來震盪，恒大債務雖大，但資金缺口未必太多，只要有序出售資產，或許公司會破產，但未必帶來佷大連鎖效應。
在週期性股份回落之際，部份調整較深板塊，如醫療設備股，開始有利好消息而回升，感覺上是各板塊開始有資金抄底，但未願意高追，算是資金逢低吸納表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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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閲讀：如果丘吉爾領導當下的美國，美國能避免衰落嗎？》
Niall Furgeson /英國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文刊載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8/21

當美國於一片混亂中撤離阿富汗時，它的衰落令人回想起一個世紀前大英帝國的殞落。

一位歷史學家警告：阿富汗只是開始，未來可能會因此導致更大的衝突。

「許多人仍沈浸在無知之中……而他們的領導人為了獲取選票，不敢點醒他們。」

在《集結風暴》（即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第一卷）一書中，丘吉爾如此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英國。

他痛苦地回憶：「拒絕面對令人不愉快的問題，渴求人民的擁護和選舉勝利，不顧國家的重大利益。」

美國讀者看著他們的政府「丟臉的」離開阿富汗，聽著拜登總統緊張而努力地為他造成的不光彩撤離辯護，可能會發現：丘吉爾戰前針對英國的批評，有一些會令他們心裡不舒服、但卻似曾相識。

借用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Paul Kennedy 的一句話，當時英國的精神狀態是整個國家的疲憊和「帝國過度擴張」的產物。

自1914年以來，英國經歷了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大蕭條，並且在1918至1919年經歷可怕的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

財政被堆積如山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

儘管英國仍然是全球主要貨幣發行國，但在貨幣方面，它已經不再是當年無可匹敵的角色。高度不平等的英國社會，促使左派政治家要求即使不實行徹底的社會主義，也要進行社會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

一部分知識分子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們選擇擁護共產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

與此同時，凝固而無法變通的統治階層，傾向於忽略不斷惡化的國際形勢。英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在歐洲、亞洲和中東都受到威脅。集體安全體系——當時建立在國際聯盟的基礎上，它是1920年戰後和平解決方案成立的國際組織，也正在崩潰，只留下了一個鬆散的聯盟，勉強補足業已離散的帝國影響力。

但結果卻是另一場更大的災難式的失敗：英國人既沒有認識到極權主義威脅規模之大，也沒有積累出阻嚇獨裁者的手段。

英國的教訓，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美國權力的未來？

美國人更喜歡從美國自己的歷史中吸取教訓，他們很少從他國歷史，看待世界。但將美國與上一任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對比，或許會為我們帶來更多啓發。因為今天的美國與戰時的英國，在許多方面都很相似。

與任何歷史類比一樣，這樣的類比當然也有缺陷。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統治了廣闊的殖民地和其他附屬國，今天的美國卻沒有相同的統治區域。

這一點使得美國人在自我認知上認為美國並非一個帝國，即使他們的士兵和公民在阿富汗駐紮了20年才撤退：他們依舊如此認為。

儘管美國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很高，但也並沒有嚴重到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經歷的那種受創傷的程度。當時英國有大量的年輕人被流感屠殺（近90萬人死亡，15至49歲的男性中，佔了大約6%，至少170萬感染者）。美國如今面臨的威脅也不像納粹德國對英國造成的威脅那樣明顯而迫切。

不過，某些相似之處還是很驚人，而且這兩個國家在阿富汗強行建立自己相信的價值秩序，都相繼失敗了。

早在1930年2月，在「過早的」現代化改革引發了一場叛亂之後，《經濟學人》雜誌已指出：「很明顯，阿富汗不會採用西方的東西。」

近幾十年來，預測美國衰落的書和文章已經太多了，以至於「衰落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

但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之間的經歷提醒我們，還有比溫和的、漸進式的衰退更糟糕的命運。

《以金錢為導向的價值觀》

我們從堆積如山的債務開始談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公共債務從1918年佔GDP的109%，上升到1934年略低於200%。而美國的聯邦債務與英國雖有所不同，但在規模上是可以比較的。如今她的債務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近110%，甚至高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前一個高峰。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到2051年，它可能超過200%。

當今的美國與大約一個世紀前的英國有一個重要區別，美國聯邦債務的平均期限相當短（65個月），而英國超過40%的公共債務採取的是永久債券或年金的形式。這意味著，今天的美國債務對利率的變化，要比當初的英國危險且敏感得多。

另一個關鍵差異是財政和貨幣理論的巨大轉變，這很大程度上正是凱恩斯對英國戰時政策的建議。

1925年，英國決定以戰前過高的價格將英鎊回歸金本位，這使英國陷入了長達八年的通貨緊縮。工會權力的增加意味著大蕭條期間，工資的削減落後於物價的削減，這導致了就業機會減少。

在1932年的低谷期，英國失業率為15%。然而，英國的大蕭條主要還是因為英國在1931年放棄了金本位制，這使得貨幣政策得以放寬。實際利率的下降意味著償債負擔的減輕，為英國財政創造了新的迴旋餘地。

在未來幾年，美國似乎不太可能出現這種償債成本的下降。以美國前任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mers為首的經濟學家預測，當前美國的財政和貨政策，將導致通貨膨脹的危險。

英國的實際利率在20世紀30年代普遍下降，而美國的實際利率預計將從2027年開始轉為正數，並穩步上升，到本世紀中期達到2.5%。當然對利率上升的預測，往往是錯誤的，而且美國聯準不急於收緊貨幣政策。但是，如果利率真的上升，美國的債務將需要更多的成本來償還，擠壓聯邦預算的其他支出，特別是國防等可容易調整的支出。

這將問題的關鍵，擺在我們面前了。

丘吉爾在20世紀30年代最關心的問題是：政府在拖延時間——這是英國綏靖政策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積極地重新武裝英國軍隊，以應對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國主義政府越來越多的侵略行為。丘吉爾反對英國綏靖主義者另一個關鍵論點是，財政和經濟方面的限制——特別是管理一個覆蓋斐濟、岡比亞、圭亞那、溫哥華的帝國，其高額成本使得快速重新武裝英國，變得不再可能。

稱美國今天面臨著類似的威脅——不僅是來自中國，還有來自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威脅——這可能顯得異想天開。

然而，僅僅是這一事實，就說明問題所在。

大多數美國人，就像二戰之前的大多數英國人一樣，根本不想考慮在國家已有大量債務下，如何面對希特勒正在發動一場重大戰爭。

如今的美國也正在走向相同的道路。預計美國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從2020年的3.4%下降到2031年的2.5%。

這會引起丘吉爾主義者的驚愕。他們也將會經歷相同的敵意和指責——如同當年譴責丘吉爾在煽動戰爭一樣。

《力量是相對的》

美國與其他國家相比的相對衰退，和當初的英國另一個相似點：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估計，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產值不僅被美國（早在1872年）超越，而且還被德國（第一次在1898年，在經歷了災難性的戰爭、惡性通貨膨脹和不景氣的年代後，於1935年再次被超越）和蘇聯（1930年）超越。

大英帝國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規模比英國大，特別是如果把各殖民地包括在內的話，也許是其兩倍大。但美國的經濟規模更大，儘管大蕭條對美國的影響更嚴重，美國的經濟體量，仍然是英國的兩倍多。

今天的美國也面臨著類似的經濟產值相對下降的問題。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考慮許多中國國內商品的價格更低，中國GDP在2014年已趕上了美國。按當前美元計算，美國經濟體量仍然更大，但預計兩國的差距將會縮小。今年，中國的美元GDP會是美國的75%左右，到了2026年，則將達到89%。

中國給美國帶來的經濟挑戰比蘇聯曾經帶來的更大。這不是什麼秘密，因為蘇聯的經濟規模在冷戰期間從未超過美國的44%。

在許多運用於國家安全應用的技術領域，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中國正在努力追趕美國，這也不是什麼機密消息了。中國領導人的雄心壯志也是眾所周知的。

這五年來，美國對中國政府的好感明顯轉變為負面。即便如此，公眾對於應對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也沒有多大的熱情。如果中國攻打台灣，大多數美國人可能會與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觀點一致，他曾臭名昭地將德國在1938年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描述為「遙遠國家的爭吵，而我們對爭吵的雙方都一無所知」。

在兩次大戰之間，英國態度軟弱的一個關鍵原因是知識分子對帝國的反抗，以及更普遍的對英國傳統價值觀的反抗。

丘吉爾厭惡地回憶起1933年牛津大學辯論社在辯論中提出的動議：「我們拒絕為國王和國家而戰」。他指出：「在英國，人們一般會對這樣一個插曲一笑置之，但在德國、俄羅斯、義大利和日本，他們會有英國已經變得腐朽墮落了的根深蒂固的想法，這種想法也動搖了許多人的盤算。」

當然，這也正是如今中國新一代「戰狼」外交官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看法。

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者都認為英國人對自己充滿了憎惡。「我甚至不知道大英帝國正在消亡，」喬治·奧威爾在他的文章《獵象記》中記錄了他作為殖民地警察的時光。沒有多少知識分子能有奧威爾這樣的洞見，認為英國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許多人——不像奧威爾——他們選擇了信仰蘇聯共產主義，他們為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與此同時，令人震驚的是，大量上流社會的貴族精英還被希特勒吸引。甚至《每日快報》的讀者，也樂於取笑而非讚頌大英帝國。

《帝國的終結》

美利堅帝國不像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有英聯邦自治領地、殖民地和受保護國，但它現在所處的國際主導地位，以及過度擴張帶來的代價，完全與大英帝國相似。

現在美國的左翼和右翼都習慣性地嘲笑或謾罵美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國家》雜誌的記者湯姆·恩格爾哈特（Tom Engelhardt）幸災樂禍地說：「美利堅帝國正在崩潰。」

對於右翼來說，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譏諷地想像著「美利堅帝國的衰落會是什麼樣子」。：

與此同時，進步的非裔美國哲學家康奈爾·韋斯特（Cornel West）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與反對美利堅帝國的抗爭殊途同歸」，還有兩位支持川普的共和黨人瑞安·詹姆斯·吉爾·杜斯基（Ryan James Gir dusky）和哈倫·希爾（Harlan Hill）認為最近的新冠疫情揭露了「美國其實穿著皇帝的新裝」。

右翼仍然捍衛著美利堅共和國建國的傳統：與此相反，「覺醒」的左翼則試圖將美國歷史改寫為充斥著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血淚史。但政治光譜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多少人渴望回到上世紀40年代開始，美國扮演全球霸權時代。

簡而言之，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人一樣，21世紀20年代的美國人已不熱衷於帝國主義——中國的觀察人士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並對此津津樂道。

然而，帝國仍然存在。

美國幾乎沒有多少真正意義上的的殖民地：只有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北太平洋的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以及南太平洋的美屬薩摩亞。按照英國人的標準，這些殖民地根本不值一提。然而，美國與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軍隊遍布全球，無處不在。美國的武裝部隊人員在150多個國家都有部署，駐外軍隊總人數約為20萬人。

承擔如此廣泛的全球責任並非易事。但是，要想擺脫他們同樣不容易。

英國人為此吃過苦頭，美國人則要吸取英國人的教訓。

拜登決定從阿富汗進行「最後的撤軍」被認為是不明智的，這說明了美國想要減少其在海外所承擔的責任，並不容易。

歐巴馬曾經也做出了類似的從伊拉克撤退的決定，並於2013年宣佈「美國不是世界警察」。

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原則只是同一種衝動的民粹主義的版本：他太渴望離開阿富汗，並以關稅取代「反恐支出」。

在阿富汗發生的撤軍災難完美的說明，想要放棄對全球的主導權，這個過程是不太可能和平度過的。不管用何種措辭，宣佈放棄這場歷時最長的戰爭，就是承認失敗。

這不僅僅對塔利班，是他們的勝利。

中國也在密切關注，畢竟中國與阿富汗也有一段狹小的接壤土地。俄羅斯也在幸災樂禍的作壁上觀。

就在歐巴馬宣佈放棄做世界警察的幾個月後，俄羅斯立刻就對烏克蘭和敘利亞進行了軍事干預。

這並非巧合。

拜登相信美國可以像之前從越南撤軍、擺脫越南這個泥淖一樣從阿富汗撤軍。

越戰是段不光彩的歷史，美國在越南受到的屈辱確實產生了後果。它為蘇聯及其盟國以可趁之機，在其他地方製造了麻煩——包括非洲南部和東部、中美洲以及蘇聯於1979年入侵了阿富汗。

於是我們可以推論在喀布爾重演西貢當年的淪陷，未來也將產生類似的不良影響。

即便新保守主義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後抬頭，狂妄自大到了頂峰的時候，美利堅帝國的終結也不難預見。

我在《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衰》一書中首次提出，當時美國的全球地位至少存在四個根本性的弱點：一是人力赤字（很少有美國人願意在像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樣的地方長時間工作）；二是財政赤字（見上文）；三是關注度不夠（選民在大約四年後就對任何大規模干預失去了興趣）；四是歷史視角的缺失（決策者不願從前任那裡汲取經驗教訓，更不願意從其他國家吸取經驗教訓）。

但是曾經的大英帝國從來沒有這些事件。

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這比財政赤字要深刻得多——是美國的負國際投資（NIIP），它佔GDP的比例是-70 %。

負的國際投資本質上意味著外國人對美國資產的所有權，超過了美國人對外國資產的所有權。相比之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儘管有大量的海外資產被清算以資助一次世界大戰，但它仍然有著龐大的正國際投資。從1922年到1936年，它一直保持在GDP的100%以上：到1947年才下降到3%。

拋售剩餘的帝國白銀（準確的說，是迫使英國投資者拋售海外資產，交出美元）是英國為二戰買單的一種方式。

但是美國作為一個債務大國，並沒有與之對等的儲備金。只有通過更多的公債出售給外國人，美國才能負擔得起維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成本。

這對於維持其超級大國的地位而言，實在太不穩定了。

《丘吉爾：「我當首相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葬禮」》

丘吉爾在《集結風暴》中的論點並不是在借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崛起這一不可阻擋的進程來譴責英國的衰落。相反，他堅持認為，如果西方民主國家在1930年代早些時候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戰爭本來可以避免。

當小羅斯福總統問丘吉爾這場戰爭應該叫什麼時，丘吉爾立刻回答說：「不必要的戰爭。」

同樣的道理，中國的崛起也並非不可阻擋，更不用說俄羅斯了。從朝鮮到委內瑞拉，所有與他們結盟的小國都是經濟上的弱國。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預期的還要快，勞動力正在萎縮。

居高不下的公營及私營部門債務正在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可能在氣候危機中，首當其衝，因為它無法輕易改掉依賴煤炭，作為工業能源的現象。

然而，一系列事件的發展又很容易導致另一場不必要的戰爭。

最有可能是在台灣問題上爆發。

中國要統一台灣，而美國模糊地承諾要防禦中國——隨著東亞地區軍事力量平衡的轉變，這種承諾越來越缺乏可信度。

美國航母越來越難招架中國的東風-21D等反艦彈道導彈，而這還只是美國國防部無法解決的問題之一。

如果美國的威懾失敗，習近平發動突然襲擊，美國將面臨更嚴峻的選擇，要不然打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戰爭——就像英國在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那樣——要不然就像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那樣，直接認輸。

丘吉爾說他寫《集結風暴》是為了表明：

邪惡者的惡意如何因善良者的軟弱而愈發猖狂；民主國家的結構和習慣為何——除非與更大的有機體結合在一起——會缺乏為卑微大眾提供安全感的毅力和信念；甚至在自我保護的問題上……謹慎和克制的忠告反而會帶來致命的危險……以及因為渴望安全和平靜的生活，而採取的中庸之道，可能會直接導向災難的中心。

他用一句精辟的格言作為這卷書的結束語：「事實勝於幻想。」

近年來，美國領導人過度熱衷於幻想了，譬如小布希領導下新保守主義者「全面統治」的幻想，還有川普想像出的美國「大屠殺」的黑暗噩夢。

隨著另一場集結風暴的到來，也許是時候面對現實了。

丘吉爾看透了這一點：帝國的終結很難不伴隨著陣痛。

——圖片：美國運輸機撤離阿富汗難民、美國最後離開的軍事領袖、拜登在白宮發表演說

連漲五年的基本工資，明年可能要凍漲？

2016基本工資調漲1.5%的提案，被工商團體以「經濟成長率低迷」為理由，全力封殺，但同時勞工團體喊出的訴求：是26K，並呼籲勞動部制定出一個公開透明的計算公式，讓基本工資能夠真的保障勞工生活，不過也有學者認為，應該制定的是一個「參考用公式」，做為審議會協商時的依據。因此工資審議會決定，將2016年的調漲問題延到11月討論。其實台灣早在1988年就開始調整基本工資，但在1997至2007，曾因為亞洲金融風暴與大量產業外移，工資凍漲長達十年。面對工資到底怎麼算、需不需要參考公式，勞、資、學、政四方，都有自己的看法，而目前台灣主要參考的指數有三個：消費者物價指數、經濟成長率與失業率，但對於參考指數的採用，還是有很多爭議，到底基本工資應該要怎麼算？讓我們來看看其他國家的作法。

在全球工時最短的法國，是由法定最低薪資委員會（SMIC）決定薪資調整，在每年1月與7月都會舉行工資調整的會議，除了參考消費者物價指數、最低所得者購買力以及政府年度經濟報告外，只要通膨在一年內超過2%，政府就會馬上啟動調整機制，招開調整會議，就算經濟再不景氣，最低薪資還是必須依法參考物價指數調整，除了法律規定之外，法國更是經常性的發起大罷工，與資方進行薪資調整的談判。

而在韓國，最低工資則是由最低工資委員會制定，從2011年開始，近五年來的最低薪資調整，每年都超過5%，2016年的漲幅更高達8.1%，創下五年來新高，這樣的數字也不禁讓人好奇，到底韓國是怎麼算出來的？根據韓國最低薪資委員會提供的資料，韓國最低薪資主要參考的指標有三個：勞動生產力和利潤分配的比例、勞工生活開銷與比較性勞工薪資，2005年更加入所得分配比率，並且在每年的調整會議上，檢討上一期的計算方式。這些以勞工為主的指標，加上發達的工會組織，讓韓國就算受到MERS疫情的影響，經濟成長不如預期，還是爭取到一定程度的調整。

當然，基本工資沒有完美公式，也不是解決問題的萬靈丹，但在台灣參考公式不明，勞資雙方認知落差的情況下，要確保基本工資能夠真的保障勞工生活，我們仍需要檢討與協商，現在勞動部已經著手擬訂基本工資的參考公式，能否在11月的審議會，提出兼顧勞工權益及企業成本的方案，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今(3)日立法委員林佳龍在經濟委員會就高鐵票即將漲價一事質詢公平會主委吳秀明。林佳龍表示，高鐵「一次漲就漲10%」，「一個月的滷蛋在一次台北到高雄就吃掉了」，他要求交通部將高鐵每年超收5000萬，六年來就超收 2億2500萬的部分收回來充實國庫，公平會也要採取積極的行動止漲。

林佳龍表示，交通部昨日正式核定新的高鐵基本費率，高鐵台北到高雄票價多了284元，漲幅高達9.5%！高鐵是一個獨佔的事業，得到政府很多政策支持，營運困難的時候再融資折舊攤提的部分很多支持，「高鐵不能說漲就漲」，現在基本工資每個月多267元，但高鐵台北到高雄就調漲282元，「一個月的滷蛋在一次台北到高雄就吃掉了」，他質詢公平會的立場是甚麼?吳秀明答覆，高鐵漲價是經過主管機關核准的，公平會必須要尊重交通部的核准，交通部已經核准的，我們不能再去罰他。

林佳龍再次問吳秀明，我不相信「你們沒有任何角色?」，高鐵漲價包含參考物價指數來核定，加上20%票價的調整空間，但是交通部跟高鐵的利害關係太密切，站在消費者利益的公平會不能毫無作為。林佳龍指出政府提供那麼多政策的支持包含本來的折舊是用直線法來攤提，現在改為用百分比法，多少對解決高鐵財務有幫助，融資前低後高，也是政府用人民的納稅錢給他更多優勢的條件，現在高鐵還在跟政府協調要更改BOT延長簽約的年限及折舊的方式等等，「他不能說漲就漲」！

吳秀明表示，公平會的立場是「市場的歸市場，管制的歸管制」。林佳龍隨即表示，先前公平會在壹傳媒交易審查過程中，一再表示「言論自由保障」、「新聞專業自主」等「非經濟因素」，並不屬公平會職權所審酌事項，這種解釋太侷限在法律的形式主義。市場跟管制不是這樣一刀切的，都是一體的兩面，量化也涉及到指標的設定絕對是有選擇性的。

林佳龍表示，高鐵採強制進位計算的票價，每年超收5000萬，六年來就超收 2億2500萬，交通部不能只放寬對高鐵有利的，高鐵都還沒有要漲價，交通部就主動公布基本匯率的調整。林佳龍將要求交通部先算清楚帳，高鐵超收的部分收回來也是可以充實國庫。吳秀明表示，高鐵超收的部分是有不合理，民眾也有很多意見，交通部在核定時應考慮，但此超收部分是超越公平會權限範圍。

針對林佳龍一再要求公平會要採去行動，吳秀明表示，若交通部有找我們的時候，我們在表達委員的意見，他跟葉匡時也很熟，院會碰面私下personal 跟他說。林佳龍不滿地說，今天漲價的新聞已經躍上報紙頭版頭條，政府是一體的，公平會應該要站在消費者關心，不只是溝通，也不要等到事後再反映，應該要有更積極的作法。林佳龍強調，公平會應將心比心，高鐵漲價如同「一個月的滷蛋在一次台北到高雄就吃掉了」 不能只私下personal說說了事，公平會是超越部會站在行政院的角度去看問題，應更積極一點去研議解決方法，不要等漲了之後讓人民在那邊抗議。

張超雄議員動議 「調升最低工資水平至時薪33元或以上」議案的修正案

張超雄議員：多謝馮檢基議員提出這項"調升最低工資水平至時薪33元或以上"議案辯論。我們贊成這項議案所建議的時薪33元，因為那是按基本生活需要、綜援線、工人及其家人的需要而釐定的。以今天的通脹來說，時薪33元老實說是很基本的，可惜我們仍未能把最低工資調整到這個水平。再者，我們在訂定現時的最低工資時，所參考的物價指數其實落後了兩年，所以，現在的機制是相當有問題的。

代理主席，我的修正案是有關殘疾人士的，當中主要分為兩部分。在第一個部分，我指出由於殘疾人士要接受生產力評估，所以，他們得到的工資可能低於法定的最低工資。或許讓我向大家提供一些普遍性的數字。老實說，目前，有關殘疾人士的統計是比較缺乏，最有公信的要算是政府統計處("統計處")在2007年、2008年進行的一項相對而言是較具規模的統計。儘管距今已是五、六年，但那是唯一的數據。統計處的第四十八號專題報告書指出，香港人口中約有6.2%至6.5%是殘疾人士，即大概有44萬人。為甚麼是大概？這是因為連統計處也承認，調查發現，智障人士的計算很明顯是有偏差，所以，他們最後惟有作一些估計。

既然香港的殘疾人士佔了人口的6%以上，他們其實為數不少，但當中屬於經濟活躍的只佔13.2% -- 相對於整體人口，即有超過六成。在就業方面，只有11.8%殘疾人士有工作 -- 相對於整體人口，即只有五成殘疾人士正在就業。由此可見，只有極少數屬於經濟活躍的殘疾人士能夠就業。單憑這一點，我們已經可以說，殘疾人士找工作是困難，而即使找到工作，工資也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這份專題報告書亦顯示，殘疾人士的每月收入中位數是6,800元，相對於當時整體人口的月入中位數10,100元，兩者之間有相當距離。推行了最低工資後，法例容許殘疾人士提出接受生產力評估。當時給予的理由很簡單，便是如果劃一推行最低工資，競爭力相對低的殘疾人士或其他人可能會失業，因為既然要支付更高的工資，老闆當然寧願聘請能力高的人，能力低的自然便較吃虧，可能會失去工作。

容許殘疾人士接受生產力評估，是為了保障他們。如果殘疾人士主動要求當局評估他們的能力，一旦評估員經評估後認為他們在工作崗位的能力等於一般生產能力的八成，他們的最低工資便會打八折，即28元八折，他們會少收了一些；如果評估結果是七成，最低工資便打七折，即是連20元也沒有。

老實說，很多殘疾人士感到這項安排是侮辱，對他們非常不尊重。為甚麼殘疾人士要面對被估評的壓力，然後工資要被打折？基本上，這是有違最低工資的精神。

最低工資的精神，在於我們只要在社會上願意付出勞力，不論生產力、崗位、工作性質、男女老幼，拿回家的報酬應該足夠維持基本生活。可是，為何殘疾人士即使付出了勞力，拿回家的報酬也無法讓他們得以維持最基本的生活？所以，生產力評估本身就有問題。

日期：2012年10月31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11時正
地點：立法會會議廳

議程：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