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疫情低利率時代的保險新思維】
中央銀行日前即示警,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三大風險,包括高通膨風險、高公共債務、低利率,且較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更為顯著,債務可持續性與經濟成長間的平衡,已成為重要課題。
但是,國人很愛用保單來儲蓄和理財,全球降息大風吹,金管會去年就已宣佈調降壽險保單利率。沒了高利率的吸引,保費漲、利率降,錢要往哪裡擺?
去年,金管會就已公布下半年保險業各幣別保單預定利率,繳費期間在3年以下的新台幣保單責任準備金,當時就已首度見到零利率,讓壽險業陷入憂慮情緒,今年又遇疫情攪局,日前央行更示警,不只通膨,疫情還引爆高債務、低利率風險。
事實上,依據壽險公會統計資料顯示:民國110年1~3月壽險業總保費收入,其中初年度保費收入217,013百萬元,已經較109年度348,333百萬元減少37.7%,保費斷崖早已顯現。
📌利變型保單市佔率有多驚人?
但國人有多愛用保單來理財儲蓄?讓我們來看一下壽險公會的統計數據。
據壽險公會108年度的人壽保險業業務統計資料,人壽保險分期繳費的保單中,契約第1年的保費收入總共是495,452百萬元,其中有高度儲蓄性質的利率變動型人壽保險的保費高達374,765百萬元。也就是說,2019年那一整年,壽險公司賣出的人壽保險契約保費收入中,利率變動型的保費佔了75.6%,利變型保單為國人最愛。
📌保守與穩健是青世代的理財重要特徵📌
宣告利率的調降,必然會導致一定的族群退出儲蓄險的市場,但根據《Cheers》雜誌公布《2019年青世代理財調查》,其中一個重要發現是,台灣25歲~45歲的青世代理財行為的風格偏向保守與穩健。
再加上,儲蓄與保險是一般人最常使用的理財工具、利率的調降是全球性的市場因素,這些以保守穩健為主的理性投資者,是否會逆勢追逐高報酬率而完全放棄儲蓄險?值得觀察。
📌減少資產流失,也是一種理財行為📌
理財,除了積極獲取報酬之外,防止資產流失也是一種理財邏輯,稅務規劃就是一種防止資產流失的方法。保險在稅務上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
首先,在申報所得稅時,每人每年可列舉扣除24,000元的保費,包含為配偶及受扶養直系親屬所支出的保費都可以算在內。
其次,儲蓄險的生存給付,依照所得稅法規定,可以免繳所得稅,但必須全額納入基本所得額計算年度基本所得,全年基本所得額超過670萬元才需要繳稅。這種稅負計算方式比起定存來說,是優勢十足的。
📌投保人壽保險可以節遺產稅?📌
再者,利變型保單若有提供死亡給付的保障,這部分是否免繳遺產稅?雖然法律有規定,保單指定受益人的死亡保險給付免遺產稅,但是,若有人是衝著這個稅賦優惠來買保險,實務上國稅局是會將保險給付算到遺產總額中課稅的,最高行政法院也支持國稅局這樣的做法,因此,切莫對此存有任何幻想。
📌資產保險化,保險資產化📌
在保險市場上,透過保單指定受益人的機制,建立資產傳承管道,是人壽保險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其實,這樣的規劃,不僅僅是傳承資產的單一功能而已,它也具有理財方面的功能。
保戶透過購買人壽保險,是將自己的實體金錢資產,轉換成保險契約上的一種權利,這個過程叫做資產保險化,投保後保險成為資產的一部分,這叫做保險資產化。
資產保險化後,現金轉變成保險契約上的價值,享有一定利率計算的增值、可以成為跟保險公司借錢的擔保品、也可以一部分或全部取回來自用應急或養老。
換言之,在還沒離開世界以前,人壽保險具有極高的自益性,但在離世之後,保單預設的財務槓桿會發揮作用,將數倍於保費的金錢提供給受益人,發揮資產傳承的效果。
📌善用受益人指定的功能,遺愛人間📌
受益人的指定,除了一定親屬之外,按照法律規定,保戶是可以指定給任何他想要給的人,可以指定給沒有婚姻關係的同居人,因為這樣身份的人根本沒有繼承權,只能透過保單來提供保障;或者也可以指定公益團體為受益人,遺愛人間。
保險的理財功能,有積極面,也有消極面,但在此提供讀者一個觀念:投保人壽保險,因為商品本身就具有儲蓄的性質,便是將資產保險化。
資產的管理方式脫離民法,改用保險法,這種法律關係的改變,是保戶該去重視的核心觀念,是一種資產管理的藝術。
如何發揮最大效果,端看財務管理技術了。
(作者/北宇管顧公司總經理劉北元)
ps: 不曉得大家看了有什麼心得呢?也有同感嗎?歡迎留言告訴我:這一年你所遭遇到的酸甜苦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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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垃圾的大象 🇱🇰🐘
「誰逼得『森林之王』落魄地吃著塑膠垃圾?」斯里蘭卡東部安帕賴(Ampara)的垃圾掩埋場,近年來出現了一批令人心痛的「不速之客」,一批來自於鄰近自然保留區的野象群,因為自然環境與生態習慣的改變,開始每天例行性地離開叢林、進入垃圾場內翻食垃圾,甚至因此中毒暴斃。相關問題嚴重地影響了斯里蘭卡原本「敬愛大象」的國際形象,並引發國內動保團體、鄰里居民的不斷抗議,因此當局只好緊急動工,在垃圾場周邊挖掘壕溝,試圖阻止野象繼續吃垃圾——然而相關問題只是冰山一角,因為在現代開發的壓力下,斯里蘭卡的人象衝突密度卻是世界最高,儘管民間一直有「崇拜大象」社會文化,但為了生存空間彼此對抗的這場「人象戰爭」卻仍不斷白熱化。
引發國際媒體關注的安帕賴「垃圾野象群」,可能是棲息在斯里蘭卡東部國家公園自然保留區。根據《路透社》的紀實說法,事發的安帕賴垃圾掩埋場,位於保留區東側的「野象走廊」附近,不少野象群才會被聲音與味道吸引,並養成定期進入露天掩埋場翻找垃圾、撿吃市場蔬果廚餘的不良習慣。
然而野象在翻找廚餘的時候,往往會混食塑膠袋或其他人造垃圾,再加上廚餘的腐敗、混沾汙染等問題,掩埋場也多次出現「大象中毒」的成群暴斃事件。因此吃垃圾致死的大象,也才引發海內外輿論的高度關注與同情譴責,斯里蘭卡當局這才會緊急開挖「阻象壕溝」,試圖以物理壁壘來阻擋大象的誤食悲劇。
「政府的規劃根本毫無章法。」地方居民抱怨,除了野象之外,垃圾場還吸引了大量野鳥、野猴與其他各種野生動物的致死覓食:「這座垃圾場5年前興建,但光看地圖就知道它離野象活動的保留區太近了,當初到底在想什麼?會不會造成生態汙染?現在又該怎麼辦?根本都沒有認真規劃的政策邏輯。」
根據英國《國際發展研究所》(IIED)與其他環保團體長期的倡議追蹤,目前在斯里蘭卡全境約有6,000~7,500頭野生的錫蘭象;除了首都可倫坡與人口稠密的西南沿海以外,斯里蘭卡全島各地都有野象的活動蹤跡。
長期以來,以佛教為大宗信仰的斯里蘭卡社會,就一直存在著「尊敬大象」的信仰文化;每年的「佛牙節」,各地也都會有身披七彩裝飾的「吉祥大象」大遊行——這是因為在佛教信仰中,大象是其宗教體系的「不可思議」動物;例如佛陀故事裡,就有釋迦摩尼前世是一頭「六牙白象」投胎的典故,而這六牙也就暗喻了佛教核心觀念中的六波羅密(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所以在佛教傳播的地區中,白象或是大象也就成為了信仰象徵的「護法動物」,像是經典中的普賢菩薩,也同樣以六牙白象為坐騎。
不過在佛牙節受信徒崇拜的大象隊伍,多是馴化後的「人工養殖象」,儘管受人供養喜愛,每年慶典時候,卻也不時傳出「虐待動物」的檢舉控訴。更何況那些活動在自然環境中,不斷「與人類爭奪生存空間」的野生象群,更存在著加倍嚴重的「人象衝突」。
儘管民族文化中極為崇拜大象,但斯里蘭卡的「人象衝突密度」卻是全球最高,平均每年會有80人因大象死亡;但大象因此死亡的數字卻是人類的3倍,高達250頭以上——若再進一步細分斯里蘭卡野象的死亡原因,只有7%為自然死亡,其於93%的死亡通報都與人類相關,包括車禍意外(13%)、毒殺(3%)、電網電死(9%)、槍殺(20%),以及被炸彈陷阱炸死(22%)。
斯里蘭卡的「人象戰爭」之所以如此嚴重,一方面是因為國土規劃的政策不良,另一方面則是農村與野象保留區資源重疊的爭奪問題——前者的問題,就像是這次上新聞的安帕賴垃圾場一般;後者的問題,則與氣候變遷、人類開發與農村經濟牽扯惡性循環。
斯里蘭卡全國約有13%的國土被劃為自然保留區,但過去半世紀的人口增長,連帶地擴張了農村規模與糧作的資源需求。因此像是農地切割、包圍保留區,或者是水庫與灌溉系統爭奪森林水資源,都往往會在乾汛交替的季節變換期間,連帶增加「野象入村」的人象衝突頻率。
對於外國人而言,這或許只是「人類萬惡」的典型故事;但在斯里蘭卡,至今仍有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口務農過活。這些普遍貧窮且經濟條件彈性較低的農戶,可能只要「一次大象襲村」就可能全族破產、甚至家破人亡;而野象大多「晚上入村」的夜行習性,也會影響居民的生活型態,小則晚上守田不敢睡覺,大則村莊長期宵禁,甚至影響下一代教育機會(為了避免夜間通勤遭遇象襲而沒有課後活動、甚至不讓上學)。在此環境之下,交織的惡性循環也成了現實殘酷的生存之戰,亦很難用現代動物保育、或者是宗教信仰的方式來緩解人象衝突問題。
《IIED》認為,儘管許多NGO與動保團體都積極於在人象衝突前線提供保險、財務補償與防禦性資源(幫村民挖豪溝、電網、瞭望台,並提供嚇跑野象登門的「閃光震撼彈」)。但聰明的野象久而久之也會摸清人類的把戲(會主動拔掉或用外物破壞電網),因此問題的解決核心仍得回到清楚而專業的農村政策,以及公平合宜的國土規劃。
Photo Credit:Reuters、Reuters、AFP、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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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維權路漫漫,逝者家屬受監控威脅
從政府瞞報導致公眾放松警惕,到權力介入醫療診斷、核酸檢測政治化,再到封城後後勤服務缺失、社區人員冷漠瀆職,新冠疫情的死難者家屬滿懷冤屈卻求助無門。受難者眾但追責者寥寥,維權之路彌漫著威脅、恐懼和壓迫。
2月1日,張海的父親因新冠病毒並發症在武漢一家醫院逝世,終年76歲。張海的憤懣無處發泄,他注冊了微博,試圖將名字叫做“血在手中”,但是微博驗證沒通過,他索性改名為“雪在手中”,以提醒自己莫忘報仇。三個多月了,他的內心從未能平靜:
“要麼解決我的問題,要麼把我抓起來,很簡單,沒有第三條路可走。如果不敢為父親的冤死去追責、去發聲,我還不如一頭撞死。我怎麼向父親交代?”
張海提出三個訴求:1.追究地方政府瞞報責任;2. 武漢政府正式道歉;3. 經濟賠償。他通過微博微信和媒體發聲、公開籌款設立遇難者紀念碑、撥打武漢市長熱線,換來的只是警察的無盡騷擾,電話和社交媒體的全面監控。
張海:微信群成警察群,嚴防抱團
他的父親張立發是一名愛國老兵,曾受到核輻射落下終身損傷。張海在微博中寫道,“害怕您問我,兒子,我這一生無愧於國家,62年在青海海晏參加中國第一個絕密核武器工程,64年試爆成功的第一個原子彈就是在這裡誕生的……為什麼?為什麼卻落得這麼悲慘的結局?”
張海聽信政府的早期宣傳即新冠肺炎不會人傳人,1月17日把父親從居住地廣東送到武漢就醫做骨折修復手術,住院一周多後就感染病毒,不到兩周就搶救無效去世。對他來說,這就是一場“他殺”。
張海形容自己從前是個一心照顧好小家庭、沒有政治理念,甚至有些麻木的普通人,直到父親的死亡帶給他無法消彌的傷痛和憤怒:
“去世的是我的父親。我很愛國,但我更愛我的父親。中國人有句老話,事情不落在自己身上,就沒有心痛的感覺。”
不過,他仍然堅信,瞞報和濫權的是基層人員,如果中央政府或者習近平知道真相,就可以公正處理他的冤情。自2月1日張海父親去世以來,武漢公安、武漢商業服務學院的人反復警告張海不要接受外媒采訪。回到深圳之後,張海多次受到深圳南山區派出所的問話。
家屬不僅不能發聲,也被禁止抱團取暖。張海曾見證一百人的家屬微信群被封,群主被警察上門訓斥。他現在所在的家屬群也充斥著網警,很難討論維權策略,大家只能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因為只要有人號召聯合超過5個人就會被抓:
“武漢有個家屬,公安到他家,明確地說,如果維權召集超過5個人,肯定要被抓。要維權,你自己去。”
武漢互助共濟會(群)的志願者張毅曾遭到警察十多次訓誡,微信群也被多次拆分解散,他告訴本台,“大陸從搞‘網格員’開始,大概有四五年,目的就是沙漠化,不讓你們聚集。警察認為,對付五個人有困難,現在就盡量讓你們一個一個的,不要互相聯系。”
據本台早期報道,基層社區安插的一名網格員要負責監視網格內15-20戶居民,如同中國歷代王朝的甲保連坐制。
劉沛恩:嚴禁發聲、威脅家人
3月底,和張海有著相似經歷的劉沛恩在武漢官員的陪同下埋葬了父親的骨灰,官員拍下葬禮照片後離去了,但是這對劉沛恩來說,只是維權之路的開始。
劉沛恩的父親劉偶清曾任武漢市糧食局書記,今年1月6日依照待遇去協和醫院做一周多的住院體檢,不料出院前一天就開始高燒不退,29日去世,死亡原因是“疑似新冠肺炎”。
劉沛恩開始在網上發文發視頻討論疫情,並接受《紐約時報》等外媒采訪,說地方官員寸步不離地跟著他領骨灰。湖北官媒《長江日報》也為劉偶清留下一篇新聞,寥寥六十字,“劉偶清系湖北省武漢市人,1961年8月參加工作,1865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謝謝你,《紐約時報》。由他們來講述父親的生平和貢獻很悲哀。”劉沛恩寫道。
他的行為引來全面監控,以及警察和社區的人上門警告他要考慮11歲的女兒的求學和生計。劉沛恩4月9日在美國視頻平台油管公示:
“我答應了警察一個月不在國內發聲,不接受境外媒體采訪,警察還提到了陳秋實。警察也簽了責任書,看緊我,我也緩和一下,進去了就沒法抗爭了。”
劉沛恩人在武漢,他深知在國內起訴政府,只會讓自己消失。關於如何有效維權,劉沛恩認為,訴苦賣慘都沒有用,政府早期瞞報信息是最關鍵的突破口,盡管多篇媒體報道和視頻被刪帖,家屬全套保留,都是鐵證。他已經醞釀好下一步計劃,但是暫時無法向公眾曝光。
一推二嚇三騙,家屬最終放棄維權
自三月初發起成立“新冠法律顧問團”,旅美公益人士、福特漢姆訪問學者楊占青收到了十多個維權申請。而維穩部門也緊隨其後,目前已有至少兩個家庭因不堪威脅放棄維權。楊占青的表弟也遭受兩次傳喚。
一位當事人的商業保險只能賠付給確診病人,醫院不肯公布核酸檢測結果,而單位領導逼迫她刪除英文媒體的采訪文章;另一位當事人的父親在隔離酒店被疏於照顧後去世,她在聯絡楊占青後遭到戶籍地派出所的長臂管轄和威脅。
本台致電微博名為“哭泣的亡魂”的逝者家屬,但是她表示不能接受媒體采訪,否則可能會危及生存。
她在這次疫情中失去了24歲的女兒,並在網上質問, “那些始作俑者、不作為亂作為的市政府官員,竟然沒有一個人被追究……但是我可以明確的告訴他們,沒有一個公正的說法,死了的人不會同意,活著的人更不會答應!”
楊占青說,家屬面臨的最大困難是政府的打壓,一方面是警察、社區、當事人工作單位的威脅。其次是取證困難,大部分醫院不願提供病例復印。在這種情況下,放棄主動權、忌諱媒體可能會讓維權難上加難:
“大部分維權者非常被動,把自己孤立起來,很難得到社會關注。他們在群裡很少主動維權,指望著張海往前衝。一聽說張海被警察找,大家比張海還緊張。”
香港執業大律師、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認為,數據監控升級了恐懼,有十幾個人找楊占青援助已實屬不易:“比起汶川地震那個時代,大家能夠組織團結起來維權。現在打人打得太快了。整個大數據的監控管理能掌握每個人在什麼地方做什麼事情,把維權抗爭壓在萌芽狀態。”
鳥盡弓藏,志願者遭清算
2020年4月19日起,端點星網站的三名90後志願者被警察拘押,陳玫家人至今未收到被捕通知書,蔡偉及女友分別以“尋釁滋事”、“尋釁滋事與包庇”為由執行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成立於2018年的端點星致力於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備份微信、微博等平台被刪文章。陳玫的哥哥陳堃告訴本台,至今無法確認這個案子是否與端點星有關,也沒有陳玫的下落,朝陽公安局、昌平派出所等機構輪番踢皮球,甚至律師本人也遭三個警察帶著攝像頭上門警告。
弟弟的消失讓陳堃想起了在汶川地震後獨立調查豆腐渣工程而被判刑五年的譚作人,“到底是什麼人在辦案?政府到底認為哪些事情對它有好處?哪些沒好處?沒法猜。我們不知道政府在按照什麼樣的標准在做。”
2014年,中國第一家民間教育公益組織立人鄉村圖書館被關停,理事會成員在抗疫標語上寫著“焚而不毀,向死而生”。
陳堃作為立人大學的最後一屆總干事被監視居住八十多天,期間被吊打和電擊。陳玫也曾是立人大學的學生和志願者,陳堃沒想到弟弟會在六年後經歷自己遭受過的一切。
“我相信所有志願者在一月底、二月初,不論是分發物資,還是整理信息,沒有人想過自己在做著一件有危險的事情,肯定都不是衝著 ‘我要危害國家安全’去的。到了三、四月,開始被喝茶、傳喚,甚至像我弟弟被抓。這很讓人心寒。” 陳堃發問,“萬一幾年之後,又有一場災難,那個時候如果還有人想做志願者,他還敢不敢做?”
本台致信多家志願機構是否受到官方壓力,比如“華科NCP”、“A2N抗擊新型冠狀病毒”、“武心援團隊”,截止發稿皆未回復。
“nCovmemory”項目組是另一個系統收集、保存疫情深度報道的網站,端點星出事之後該網頁也被關閉。他們在回復網友查詢的郵件中說,成員都安好,不必掛懷,“為了規避潛在的風險,我們把網站設置成了私人可見,不再公開。”
此外還有多家民間組織自發搜集新冠患者和逝者名單,如“jilufeiyan”、“wuhancrisis”、”“新冠病毒:未被記錄的Ta們”。端點星事件後,本台多次聯絡一位身在大陸、參與“wuhancrisis”項目的匿名志願者,未再收到回復,撥打電話則是空號。
鄒幸彤認為,志願者所累積的信息在民間自由流通,是中共最不能容忍的:“中國政府在用盡一切辦法控制關於疫情的議論,鬥爭的長臂不僅是國內,還要控制國際怎麼理解疫情。它的控制角度是關於疫情的資料、信息,如果民間有它控制不了的人,哪怕僅僅是記錄,也不能容忍。”
張海於5月4日發布的籌資立碑公告,召來警察變本加厲的騷擾。劉沛恩和張海通話,勸他三思,極有可能會被扣上“非法集資”的帽子然後被捕。
5月6日,張海在微博宣布,放棄立碑紀念,將捐款一一退回。網友勸慰他,“你試過了。很勇敢。我們人人心中都有一個碑”,“留存一個信念在心底,保護好自己才有實施可能,保護好自己!”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薛小山華盛頓報道
本新聞由自由亞洲電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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