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產假修訂做足準備》
法定產假將會在12月11日起由10周增加到14周,新增嘅4週產假將會由政府補貼,以80,000為上限。除此之外,新修訂亦容許員工產檢後出示到診紙,僱主就需支付有薪病假;而流產釋義亦由28周減至24周。
每逢政策改變總有機會衍生出新問題:
-以往前4後6或前2後8,新修後怎樣放取產假?
-甚麼時候可以放超過法定產假時間?
-新修訂對產檢有甚麼影響?
-產檢到診紙修訂可能衍生的問題?
-新流產定義有甚麼影響?
-如何正確計算產假工資作申領津貼?
為協助大家做足準備,我們準備了《最新HR產假處理指南》網上講座,資深僱傭法律學家Lawrence Li除了講解新修訂下的注意事項外,同時亦會釐清以往產假的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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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hing spreads like fear
【明天過後:武漢病毒大流行後的世界】
想像一下,在武漢病毒大流行得到控制後,世界將會變成什麼樣子?這並不容易做到,尤其當你被關在家裡,苦惱著自己的小公司要怎麼發工資,或者試圖上網買點食物塞滿冰箱的時候。也許更糟糕的是,你或你的家人正在生病。
危機終究會過去,但在彼岸等待我們的,將不會和知道武漢病毒是什麼之前的世界一樣。
這場大流行已經在重塑消費者、企業和政府的行為。過去的前提已經被捨棄,當決策者們花費數兆美元來穩定經濟時,赤字鷹派幾乎沒有發出任何聲音;曾經被認為過於激進的全民醫保和社會安全網,正在得到更多的主流關注;債務變成了詛咒,藥品和醫療用品的關鍵原料短缺,正在考驗著全球多元化發展。
武漢病毒是真正意義上的黑天鵝,它既是不可預測的,也是一個具有巨大後果的事件。黑天鵝決定了歷史,因為只有在這種時候,國家、社會和個人才不得不從根本上改變。它改變了一切,包括國家和市場之間的關係,以及公共財:如醫療和教育的本質。
投資者不會想等著看未來會變成怎樣,他們正試圖弄清楚什麼將是新常態,因為人們形成了新的習慣,比如說全數網購、線上看病甚至拜訪客戶,以及重新評估債務、資本主義和全球化,這類的趨勢將加速。
後武漢病毒世界的可能模樣,已經開始在亞洲浮現。在中國封鎖兩個半月以後,人們開始重新出門。商場的銷售量已經恢復到去年的一半左右,房屋銷售也在反彈;在晚餐或看電影時搶座位可能會變得更難,因為餐廳和電影院會設計成梅花座,以增加社交距離。
而通勤時間可能會變少,因為普遍的在家工作實驗,說服公司讓更多的人遠程辦公,並重新考量他們龐大的原有辦公空間。
當然一切都還很模糊:包括美國什麼時候能解除緊急狀態。武漢病毒的疫苗或治療方法也將改變現狀,全球約有140種實驗性藥物治療和疫苗正在開發中,但疫苗可能需要12到18個月。
在此前,民眾將接受廣泛的測試和監測,政府也需要激勵民眾遵循各種限制。這和準備充分的醫療系統已經幫助德國、韓國和台灣離恢復正常狀態更接近。
不過在人口超過500萬的國家中,美國的檢測率一直是弱點。到目前為止,美國的檢測率落後於香港、西班牙和義大利,僅為0.6%。而美國零星的限制措施,有可能會讓美國出現滾動式爆發,或第二波疫情爆發。
如果沒有測試和追蹤,就必須關閉一切,而市場還沒有考慮到這有多昂貴,我們可能得在谷底更久。
這也會影響民眾的心理。大流行破壞了人們的控制幻覺,觸發了杏仁核,大腦被恐懼刺激,會讓人產生一種高漲的情緒;但如果威脅持續下去,人們的理性思維能力會被壓抑,造成恐慌,進一步的失望和再次崩跌,可能會使情況變得更糟。
只有莽撞的交易員才會雙倍下注;其餘的人可能會在第一次大跌時表現得興奮,但出現意料之外的崩跌時,那才是真正的恐慌時刻。我們會變得非常保守。
未來保守主義可能會是普遍的主題,因為消費者、企業和政府會因為大流行重新調整。下面是它可能的表現形式:
消費者
消費者的表現如何,將決定經濟復甦的範圍。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之後,個人儲蓄率從幾乎一無所有,飆升至創紀錄的28%,因為大蕭條時期的一代人專注於未雨綢繆。這場大蕭條帶來的衝擊,再加上市場下跌和失業,可能會推動消費者增加儲蓄,包括那些仍在工作的人。
美國的早期數據顯示,消費者已經在縮減開支。根據最新數據顯示,在所有因危機而面臨收入減少的人中,約40%的人正在減少支出,甚至連必需品的支出也在減少。在本周發布的另一項調查中,超過一半以上的受訪者已經勘使動用儲蓄或應急基金,63%的受訪者擔心錢用完。
儘管如此,人們最期待的是再次外出用餐。
信任也將在他們花錢的地方發揮重要作用用。現在,人們正在期待同行和企業提供領導力和可見的解決方案。這可以通過各種形式來實現:包括那些已經站出來幫助社區或工人的公司,或者採取明顯的措施來保護消費者的安全,比如在雜貨店的收銀臺上清洗購物車和設置防護罩。
對各種通路的投資,讓公司與客戶能在線上和線下互動也有幫助。例如,NIKE在中國市場上的業績已經提前復甦,通過保持門店的清潔,並通過其APP聯繫顧客,向顧客宣傳健身知識,而不僅僅是向他們銷售運動鞋,對公司的發展大有幫助。
另一個例子是奢侈品品牌LVMH,該公司在購物者逛店時向顧客發放白手套,並讓售貨員戴著時髦的口罩。
這場流行病使人們養成了新的習慣,因為人們被迫在網上購物。不僅僅是青少年,老年人也開始在網上社交。人們開始在家工作,與客戶、業務夥伴和客戶打交道,這有可能徹底改變工作場所,並重新評估商務旅行的無處不在。
這代表5G、無線技術和雲計算等基礎設施相關的長期機會,如網路設備和鐵塔公司,其估值具有吸引力;網路安全類公司也應該更容易抵禦支出削減。
但商業地產和旅遊業可能會受到傷害,因為公司會重新評估他們需要多少辦公空間,並將商務旅行換成視訊會議。進一步傷害旅遊行業的是休閒活動的可能轉變,因為人們選擇留在當地,以避免旅行限制的麻煩,或可能對外國人產生的反彈。
自2月份以來,全球範圍內的航班數量下降了70%,而美國的酒店房間的入住率僅有20%。目前還不清楚限制放寬後會有多大程度的復甦,但需求的降低會迫使航空公司、娛樂場所和餐館減少稼動率。
這可能會使休閒消費變得更加昂貴,而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2/3的服務業也會因此受衝擊,如果服務得人數只有一半,就需要提高服務的價格。當然服務會以不同的形式呈現,例如更少的員工。
企業
看到業務的蒸發,會讓企業重新考慮自己的雨天資金。取得多年的廉價債務後,企業很可能會青睞於更多的現金。
就像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你會想起不負責任的駕駛,企業也會思考他們的運營和企業槓桿率,並開始意識到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和復原力,與盈利能力一樣重要。
強者可能會變得更強,因為穩健的資產負債表和定位,讓他們在較弱的競爭對手退出,或現金緊張而無法創新的情況下,搶占市場份額,提高盈利能力。
這場大流行給企業帶來了巨大的營運挑戰,由於供應鏈距離較遠,企業無法獲得關鍵零組件。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上升和貿易戰已經迫使企業重新調整供應鏈,而且這種情況還將進一步加劇。
高管們現在正在談論區域化和中心化,在一個地區生產商品,而不是全球化。隨著企業將更多的生產遷回勞動力年齡較大的北美,自動化、機器人和數位公司的股票將有更多催化劑,這些公司可以使製造商更有效率。
這也會給企業帶來政治和社會方面的壓力,因為這種流行病在國內凸顯了不平等。在小企業工作的低薪工人中,學歷低於高中的低薪工人是第一批失去工作的,這些職位通常缺乏帶薪休假或退休福利。
這場危機所顯示的是,我們的經濟非常強大,但我們的社會結構和勞動力並不強大,社會和經濟都有一種自我修正的方式。問題是它是否會變得更加平衡。
這場大流行病可能會加速推動企業將關注點從股東擴大到社區和員工,如果企業接受政府救助,對企業如何向員工支付薪酬,以及是否削減高管薪酬或回購等方面的審查也會增加。
這場危機可能是重新定義資本主義的轉折點,使其更加注重包容性增長,就像大蕭條時期的情況一樣。在大蕭條期間,看到老年人無家可歸和貧困,導致了社會保險的建立,現在社會保險已經成為大多數退休人員的主要收入來源。
這場危機可能會帶來類似的壓力,要求提供醫療服務和帶薪病假,以及更廣泛地重塑醫療體系。這些都需要在下屆選舉中得到解決,政治給投資者帶來了另一個層面的不確定性。
政府
在這場大流行病中,各國政府已經採取了一個又一個前所未有的舉措。印度已經將13億人全面封鎖了三周,而美國96%的人口都受到了某種限制。其他國家在幾乎沒有任何反對聲量的狀況下,就關閉了邊境。
全球政策制定者已經打開了他們的錢包,並向經濟注入了數兆美元的資金,其中可能包括美國的基礎設施法案,或向小企業和其他國家提供更多的援助。到目前為止,美國的貨幣和財政刺激措施相當於GDP的四分之一以上。然而,即便是赤字觀察家們也沒有多少抱怨,他們注意到了低利率,並稱支出是避免危機的必要手段。
這些支出聽起來很像現代貨幣理論,或稱MMT,許多經濟學家幾個月來一直在爭論:這不是健全的長期經濟政策,但現在沒有人在乎,尤其是在大選僅剩7個月的情況下,政客們更不會在乎。
對監管的看法也在發生變化。在經歷了近年來的放鬆監管狂潮,支撐了市場的發展之後,這場大流行可能會迎來一波監管熱潮,這可能包括在長期護理機構發生死亡事件後,增加養老院的安全措施,更好地準備醫療系統,以及進一步減少對中國和其他國家在戰略物資上的依賴,包括藥品和醫療用品。
如果各國建立壁壘,進行指責遊戲,而不是共同應對這種不受國界限制的流行病,那麼這場大流行病可能會比貿易戰更能破壞全球化,現在還不清楚會走向什麼局面。這些潛在的變化,會影響到市場預期和投資者的情緒,憂慮的部分原因,是缺乏過去的案例。
有人研究14世紀以來的15次大流行病和武裝衝突,發現大流行病的主要後遺症持續了約40年,實際收益率「大幅壓低」,而戰爭的後果對經濟影響不大,這可能是因為大流行病後,人們轉向了更多的預防性儲蓄。
投資者仍有金融危機帶來的傷痕。家庭擁有股票的比例從2007年的62%下降到2016年的51%,就在金融危機之前。這個份額在過去三年裡才開始上升,2019年達到55%。再加上企業行為帶來的變化和政府監管的可能性,估值可能需要重新思考。
美國企業和民眾一樣,會用更低的槓桿來經營,這意味著市場會以更低的市盈率進行交易。往好的方面想,許多投資者已經經歷了網路泡沫、911事件、金融海嘯和這次大流行的考驗,這讓我們有了更理性的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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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e:「我研究很務實的經濟學,也去過一些實地國家旅遊過或住過,很多台灣人或蛋頭學者會覺得(蛋頭學者全球各地都有),地球上有哪個國家的政策或稅制,可以讓整個社會的長期發展,貧富差距縮小,然後人們普遍都能買得起房地產,我心裡的想法就是,因為你沒有長住過那個你想像中的國家,沒有看過的外國月亮,超圓,在歐陸大部分地區,人們傾向於租房,而非買房,不過這不代表貧富差距就全都能縮小。」
2018年8月18日,德國之聲(DW)播放了紀錄片《不平等:財富如何變成權力》,紀錄片揭示德國驚人貧富差距,5%的人擁有50%不動產
你知道「看不見的手」理論嗎?其實,「看不見的手」不單單在市場經濟中發揮作用,而且資本家們還經常通過「看不見的手」操縱政治,制定益於自己的政策,德國是全世界最發達的國家之一,也是著名的福利國家。但是德國社會卻正在向不平等發展。對於德國的工薪階層來說,工作已經不再代表發展,這只是一種謀生和維持現狀的手段。年輕人相比他們的父母,儲蓄越來越少。而富裕的精英階層通過各種方法,使自己變得越來越富有。
在《Inequality:how wealth becomes power》的紀錄片中,DW記者跟拍了分屬三個階層的代表人物長達6個月的時間,他們分別是代表新貴的Christoph Gröner的富豪,代表中產階級的Thomas Clauss和代表貴族階層的「馮先生」。通過他們的經歷,向人們揭示了德國社會不平等的現狀和思考。
1、白手起家的新貴
Gröner是德國最富有的人之一。他對德國政策有很大的發言權,但是老百姓卻很少知道。他的父母是老師,他白手起家,如今的資產包括各種不動產、投資和公司的股票。
Gröner:「假設你有2.5億歐元,哪怕你把它們從窗戶扔出去,它們還是會回來的。你無法摧毀它們。你可以購買不動產,不動產就會升值。你可以買黃金,金價就會上漲。買東西是無法摧毀財富的。」
每天早上8點,司機會將Gröner接上,前往工作地點。Gröner說:我也喜歡開車,但是我不能開車,董事會不是僱我開車的,Gröner創辦的CG集團是德國最大的地產商之一,目前德國的房地產市場只有一個走向,那就是「漲」,在紀錄片拍攝期間,CG集團剛剛買下了Steglitzer Kreisel寫字樓,希望將此改造爲柏林最高的住宅樓,在拍攝的時候,他表示自己是一個非常喜歡自我挑戰的人,他挑戰自己要在5分鐘內爬上30層的大廈。而他的員工就在樓頂爲他計時。
Gröner跑完之後說:「挺好的,但是我還可以跑得更快。我中學的時候看到Boris Becker(德國網球名將)贏了溫布爾登,我當時就想,等着吧,我會和你站在一起的。」
CG估計在Steglitzer Kreisel改造完成以後,每平米可以賣到10萬歐元。在過去二十年中,CG在柏林建設了4000多座公寓,目前還有3000多座在建設之中,目前有500名員工在CG的總部辦公樓工作,而Gröner最重要的員工之一就是他的私人助理Angelique Lisa,Lisa說:「你還在杜塞爾多夫的時候,他已經啓程要去蘇黎世了,過一天他又回到柏林了,然後他又去萊比錫了。之後他會休個週末。」
記者:「他睡覺嗎?」
Lisa:「有傳言說他每天睡4-6個小時,從他的日程表來看,我想也沒法睡更多了。有時候他半夜發email。」
Mario Lauterbach是總部大樓的保安,他和CG簽了半年的合同。Lauterbach接受了14年的教育,可以說3門外語。他表示,如果他還有機會選擇的話,他更希望做一名律師或者法官。這纔是他的興趣所在,目前Lauterbach每個月掙2000歐元,這對維持他的生計來說不成問題,但是其它的就別想了。
相對於Lauterbach每個月2000歐元的月薪,Gröner卻擁有有幾十億的資產。對於這種收入的懸殊,Gröner表示非常理解。
Gröner:「我關心的是我付給保安的錢夠不夠他生活,如果夠了,那麼我作爲僱主的任務就完成了。如果我支付的薪水不夠他生活,那麼我就有問題了。」
記者:「所以你覺得拿你和他比是不合理的嗎?」
Gröner:「當然了,我30年來只請過3次病假。但是你問問我的保安,他請過多少次病假。如果我椎間盤突出了,我會來工作。如果我發燒40度,我會來工作。如果我老婆和我吵架讓我整夜無法入眠,第二天我還是會來工作。問問我的保安他能不能做到,所以那我們做對比是不合理的。」
記者:「但是他能買得起帶游泳池的房子嗎?」
Gröner:「當然不能,但是他不需要那個。我瞭解我的保安。」
對此,記者又問了Lauterbach是否想和Gröner交換位置。他沉思良久……對此,記者又問了Lauterbach是否想和Gröner交換位置。他沉思良久……
Lauterbach:「我不能立刻回答你的問題,我想答案應該要全面一些。我的答案是「不」。我思考了很久,這跟他是誰或者他做什麼沒關係。我不想要這麼多的壓力。」
記者:「你想不想要一個帶游泳池的房子?」
Lauterbach:「想。但不想在德國有這麼個房子。希臘會更好。」
記者:「所以,一個人只能幻想有一個帶游泳池的房子,而另一個人可以有大量的不動產。」
Gröner在柏林有一個公館,在科隆有一個高級公寓,從他的公寓裏可以看到美麗的科隆大教堂。不過他沒什麼時間欣賞夜景。
當今世界有很多關於「貧窮」的研究,但是對於富人來說,卻沒太多的數據和資料。其實不動產資產登記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不過德國沒有這種制度,對此,德國經濟研究所的一個小組決定通過其他的方式來了解德國富人的環境。項目負責人Markus Grabka用一張A4紙畫出了目前德國的財富分配現狀,首先有5%的人處於完全負債狀態,然後過了50%的人口之後,收入開始出現爆炸式增長,而最富有的1%掌握了絕大多數的財富。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主導產業,曾經汽車製造是最強大的造富工具,之後做貿易產生了一大批富豪。現在,房地產成爲德國主要的造富工具,Gröner是在萊比錫起家的,當時不動產價值還很低。Gröner是在萊比錫起家的,當時不動產價值還很低。
Gröner:「所有你看到的,都是經過我們拆改建並出租出去的。目前萊比錫每3座不動產工地中就有1座屬於CG集團。」
Gröner並不是含着金鑰匙出生的,他曾經就是一名工地工人。他帶記者到一處工地進行講解:這裏所有的磚頭都被專業工人更新了,如果你自己幹過,就更好理解了。我會做石匠,我可以澆混凝土,我可以做鋼材,我會刷牆,我會磊磚塊。我曾經就是幹這個的,我創業最開始就是包工,然後做專業項目,之後就拿地,再之後就參與城市的建設項目。最後成長成爲今天的企業。
在這個房地產大肆盈利的時代,CG爲投資者們打造了大量的投資產品。而許多買家正在大舉入場,拿下新修建的房產。影片展示了Gröner和助手的一段對話。
Gröner:「那人又殺價了嗎?」
助手:「是的。」
Gröner:「這兒有很多買家不斷買房,一套又一套。他第三套買在這兒是吧?」
助手:「我們去吃了頓飯,我說這不能少於450萬,但是他最後講價降到300萬。太瘋狂了。」
Gröner:「今天時機已經成熟,是一個用規模賺錢的時代。我的公司非常需要這個。」
記者:「這不是犯罪嗎?」
Gröner:「當然不是,我認爲這不失什麼壞事兒。」
今天德國的房地產市場肯定是有問題的。富人可以通過房產賺取更多的錢,而普通人連在自己的城市裏買個房子居住都做不到,這就要討論一個經典的問題,一個人得,是否代表一個人失?
今天德國的房產買家主要是富人、富裕的退休人員和投資人。而像Thomas Clauss和他的同事們這樣的普通德國人,買房只能靠幻想,人們的抱怨在於,房產商所興建的房屋都是作爲投資商品,而不是滿足人們剛需的規格。也就是說房子面積設計太大,工薪階層壓根買不起。所以現在的市場表現出兩個極端,一邊是大量興建的新房,另一邊是大批大批沒有房人。
紀錄片中,Gröner前往東柏林的一個社區和抗議人羣對話。當地百姓擔心CG的新項目會擡高當地房租,導致他們被迫搬家。Gröner在保鏢和警察的保護下來到抗議現場和抗議人羣「對話」,相比他對警察的友善態度,Gröner對現場抗議人羣就不那麼友好了。
Gröner:「這是非常負責任的項目!你以爲你們喊『滾出去』我就不會建了?!你們有多蠢啊?!多蠢啊?!」
之後Gröner通過手機看自己當時的表現,他很滿意。
Gröner:「這不算是一場對話,不過至少天氣還不錯。他們是第一次見我,他們是第一次見一個堅持自己立場的企業家。」
Gröner:「這種愚蠢的思想阻礙社會的發展,『他賺錢了,他富有了,所以他肯定是從別人那裏偷來的錢!』,『他收我們12歐元1平米的租金,我們付不起這個價錢』,其實我們有小戶型,35、40、50平米都有。任何護士其實都可以付得起租金。哪怕我收14歐元1平米,只要乾淨,燈光充足,他們肯定願意付這個錢。而不是60平米的戶型,每平米收8歐元。」
其實哪怕是那些保護Gröner的保鏢和警察,面對這樣的房價也手足無措。不過Gröner堅持認爲,他的戶型設計並不是造成社會問題的罪魁禍首,而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在歐洲,足球場是各個階層的人都會去的地方。不過同一空間並不代表同處一室。Gröner花2000歐元買了豪華包間的入場券。
Gröner:「我們這些出高價的人幫那些買便宜門票的人墊付了許多錢,這是我們的巨大貢獻。每個人都會做出自己的貢獻,比如那個人花了20歐元,而我付了2000歐元,這就是一種公平。不是嗎?」
CG在當地買下了一個老工業園,進行開發。影片展示了一個德國普通中產家庭來CG小區看房的經過,Clauss夫婦和兩個孩子,他們都有體面的工作,現在他們是租房生活,不過他們希望可以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房子。CG興建的小區每個單元有9戶公寓和兩個閣樓,一大一小,Clauss家並不需要頂層閣樓,他尋找的是一個帶陽臺的四室公寓。這個小區的一樓戶型每平米售價3450歐元,也就是說一共要花45萬歐元。
男主人Thomas Clauss表示在30歲以前他們還沒考慮過退休問題,但是現在他已經40歲了,名下依舊沒有不動產。所以他甚至無法確定銀行會不會在沒有多少擔保的情況下貸款給他,目前94%的購房者都不是當地人,也就是說這個價格目前已經不是當地人可以負擔的了。
今天德國的主要購房者是富人,退休者和投資人。不單單是Thomas,他的同事和朋友們全都買不起房。
Thomas Clauss:「我需要的是符合我生活需求的戶型,但是他們建造的房屋並不是普通家庭需要的戶型,是典型的投資產品。我玩不起這個『遊戲』,我的同事們也玩不起……」
同事A:「他們造了很多我們普通消費者不需要的房子,這很恐怖,多數人都被落下了。」
同事B:「今天有兩個極端,一邊是大量高價的房屋,另一邊是一大堆買不起房甚至租不起房只好搬家的人。不管你多喜歡那個社區,你只能放棄。」
目前,5%的德國人擁有全德國一半的房產,50%的德國人名下沒有任何不動產。目前,5%的德國人擁有全德國一半的房產,50%的德國人名下沒有任何不動產,2007年到2017年的10年間,德國的房價也快速飆升。慕尼黑的房價上漲了一倍多2007年到2017年的10年間,德國的房價也快速飆升。慕尼黑的房價上漲了一倍多,其中萊比錫的現象最爲嚴重,只有10%的萊比錫人擁有屬於自己的房子。60%的新房產和94%的翻新房產都被萊比錫以外的買家購走,Thomas Clauss現在是家中主要的經濟來源,爲了照顧兩個孩子,他的太太已經縮減了大量工作時間。下班回家之後,Thomas Clauss和孩子們交流一天的見聞。之後和太太商量買房的事兒。
Thomas Clauss:「擁有自己房產的想法很誘人,而且房子的方案也很棒,而且開發商強調這些房子就是爲工薪階層興建的,所以我也覺得很有興趣。但是看看價格,好像我們並不是他們的目標客戶。我們沒有什麼財產可以繼承,唯一的經濟來源就是工資。45萬歐元對我們這種家庭來說簡直是天價。一年得賺多少錢才能存下來這個錢?所以有時候我會擔心變成中下階級,而不是中上階級。我想所有人都有這種擔憂。」
Thomas Clauss:「我很幸運了,我爲一個大企業打工。對萊比錫人來說,我算是贏了彩票了。但是這並不代表我的收入可以和房價相媲美。」
Clauss家並不貧窮,但是他們屬於一個現代非常尷尬的階層——中產階級。他們不掌握財富,但是需要爲了生活而工作,在德國有一個網路活動,內容是中產階級在網上公佈自己的收入。這是一個很好的數據收集地。比如一個汽車公司文員月薪爲1600歐元,康復診所護工月薪1648歐元,土木工程師月薪1970歐元,受訓12年的醫療專業人員月薪2768歐元。
如果一個人的月薪超過3500歐元,那麼他就已經進入德國收入最高的10%的行列。如果一個人的月薪超過3500歐元,那麼他就已經進入德國收入最高的10%的行列,超過一半的德國人,資產不超過1.7萬歐元。超過一半的德國人,資產不超過1.7萬歐元,這筆錢只夠他們買一輛基本款大衆高爾夫,或在法蘭克福買3.3平米的房子。這筆錢只夠他們買一輛基本款大衆高爾夫,或在法蘭克福買3.3平米的房子。
經濟學教授Raj Chetty:「社會主要的財富增長都被頂上1%的人獲得了,而中產階級或中下階層收入基本沒有增加,甚至在下降。」
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Branko Milanovic:「一個堅強的中產階級羣體是建設穩定繁榮民主社會的基礎,如果發達國家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中產階級越來越脆弱,那我們將會面臨一個前所未有的課題,兩極分化的社會能建設民主嗎?」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Stiglitz:「現代社會已經處於十字路口上。如果我們不嘗試制定一份全新的社會契約,那些被現代經濟體制傷害的人,他們是大多數人,他們將會反抗的。」
Thomas Clauss在西門子當了9年的工程師,他在工委會有一席之地,而且可以想象他會在這裏幹到退休。就在節目攝製的近期,西門子剛剛公佈了60億歐元的年利潤,但是又有傳聞稱,股東給西門子方面施壓,要關閉Thomas 所在的工廠,因爲工廠長期效益太差。
Thomas Clauss:「沒什麼是安全的,現在住在出租屋裏頭就不安全。我家現在就靠一份薪水過日子,這是非常非常不穩定的。每當我們聽到這種傳聞的時候,我們就會對我們現在的不穩定感到極端焦慮。」
加州大學心理學教授Paul Piff:「研究普遍顯示,不平等是造成人際關係疏遠的主要原因之一。它在撕裂社會組織模式,讓人和人之間產生巨大的距離。」
哥本哈根商學院社會學教授Brooke Harrington:「不平等本身並沒有什麼錯誤,人們有着不同的智力,能力,長相,父母……但是作爲社會學者,我擔心的是不平等會累積出『財富王朝』,資本通過血緣。這會造成這種不平等被固定化和制度化,並且把其他人獲得財富的機會給破壞掉。」
富貴並不是一個組合,Gröner雖然富有,但是他還遠算不上尊貴。在德國,「尊貴」是無法通過辛勤工作獲得的,必須要靠出身,只聽到他的名字中有個「馮」,是一個典型的德國貴族名字。所以我們就用「馮先生」來代指他,馮先生的家譜可以追溯到富格爾家族,那是16世紀神聖羅馬帝國(大部分屬於今天的德國)最富有的家族,他們曾經兩次贊助自己支持的選帝侯買下神聖羅馬皇帝的寶座。
影片中,馮先生駕駛着一輛奧地利老式軍車帶着攝製組在自己德國中部300公頃的森林中旅行。他解釋自己喜歡駕駛軍車的原因是,有時候路上會碰上死鹿,他要用軍車把死鹿拖走,馮先生不允許攝製組透露森林的位置,這是他同意接受拍攝的條件。對於他這種階級的人來說,隱私比什麼都重要。
馮先生:「擁有一座森林感覺真的很棒,因爲你獲得了控制權。有一位哲人曾經說過,你永遠都要爭取擁有你喜歡的東西。從哲學角度我不能苟同,但是從我的直覺上來說,我同意他的觀點,我熱衷於擁有我喜歡的東西。」
之後馮先生帶記者們去他的辦公室。馮先生的財富多數來自於繼承,有一個團隊幫他制定投資計劃,保證豐厚的回報。拍攝過程中,馮先生沒有司機,他自己開車,開的也不是什麼豪車,也沒有表現得像Gröner那麼忙碌,記者和他聊起了財富分配不公的問題,還有他的看法。
馮先生:「不平等其實是經濟體系所希望的,而且無法避免。如果你是企業家,或者你繼承了一些東西並且良好運營,你肯定就會比一個單純的僱員賺得多。」
記者:「你覺得德國現在的環境公平嗎?」
馮先生:「是的,我覺得挺公平的,我在街上沒覺得大家不滿。」
馮先生是一個「家族辦公室」的主理人,他的「辦公室」位於法蘭克福市的萊茵河邊。這個所謂的「辦公室」就是一個私人銀行。在辦公室中,馮先生穿戴整齊,給記者介紹自己的「家族辦公室」。
馮先生:「你應該在你們的影片中提到,這棟建築是少數在二戰中存活下來的老貴族公館(Patrician House),瞧瞧這個大理石樓梯,還有這個扶手。今天在法蘭克福很少見了。」馮先生:「瞧瞧這個大理石樓梯,還有這個扶手。今天在法蘭克福很少見了,還有這些裝飾品,可以展示當時貴族們的生活方式,還有這些裝飾品,可以展示當時貴族們的生活方式,一個家族辦公室就應是如此,這個辦公室的任務就是維護顧客的『家族利益』,爲『家族』和『家族成員』提供金融支持。這裏運作的資金一般有幾億歐元。」
其實就連「家族辦公室」的僱員都不認識所有的顧客,一般財富都來自於私人推薦。將錢放在馮先生的「辦公室」中的顧客,可以得到一般銀行無法給出的回報。
馮先生:「我和我的團隊會打造一個投資組合。比如你想要投資房地產,那麼我們幫你研究多少比例投資到公寓中,多少比例投資到商業地產中,多少投資到股票中,多少投資到養老基金,還有多少作爲現金留作急用。我們的工作就是幫助家族將財富一代一代傳下去。」
拍攝中,馮先生向攝製組展示了自己的工作過程。一名投資顧問和他商議在各地的森林投資項目。馮先生用顧客存在他這裏的錢投資芬蘭、新西蘭和烏拉圭的森林。
馮先生:「德國的森林太貴了,沒多少可供買賣的,當一處森林上市銷售的時候,人們都會瘋搶。所以過去15年,德國森林的價值上漲了4倍多。當然這跟我們現在的低利率也有關係。人們在找各種投資機會,你在什麼地方投資,在什麼地方可以進行安全投資,並且獲得可觀的回報。」
很多人認爲,德國戰後的經濟奇蹟是由所有德國人白手起家創造的,如果你想要成爲一個富人,你必須要辛苦工作才能慢慢爬上去。
德國經濟研究所研究員Charlotte Bartels:「在一戰前,德國政府曾經公佈過一次當時的百萬富翁的名單。而冠以這些家族姓氏的人,在今天的德國財富網中依舊活躍。他們通過祖先的錢滾錢,依舊能夠維持自己鉅富的地位。」
根據統計,每年德國人有4000億歐元的財富收入是通過繼承獲得的,馮先生通過派出到世界各地的基金經理進行投資。他們強調他們盈利的祕訣是「自動投資」(automated investment)。他們有一套掃描世界經濟狀況的算法,然後將這些情況用交通燈的方式反映出來。如果亮起綠燈,那麼電腦就會進行大量投資,一旦變成黃燈或紅燈,電腦就會對此項產業減少投資份額。
基金經理A:「我們決定進入市場的時機,幫助顧客確定重新進入市場的時間點。因爲我們的運作是完全脫離情緒的,我們完全沒有個人主觀意見。我們的整套機制,我們的整套算法都是完全建立在數據之上的。」
基金經理B:「地緣政治問題,比如敘利亞或者烏克蘭的危機,都無法真正動搖世界經濟體制的基本運作模式。這就是我們的基準。至少歷史發展到今天爲止,沒有任何常規戰爭真正改變過世界經濟的運作方式。」
記者:「如果有人看到這一幕,他們會覺得這裏有6個成功人士在商議如何讓自己變得更加富有。對很多人來說,你們是造成泡沫膨脹的人,你會怎麼回應他們呢?」
馮先生:「沒人跟我聊過這個,所以我也不知道如何回應。」
馮先生:「今天,很多德國人認爲自己18歲就可以進入德意志銀行當學徒,然後變成一個僱員,最後變成一個部門主管。辦公室裏有一棵小棕櫚樹,和帶扶手的辦公椅。最後在65歲以B級主管的身份退休。這個時代已經結束了,這是肯定的。」
哥本哈根商學院社會學教授Brooke Harrington:「我想如果老百姓真的知道現在全球經濟競爭有多麼不公平的話,他們會揭竿而起的。」
馮先生所收益的這種資本主義經濟模式被稱爲金融資本主義,爲了探究這套體制如何運作,Harrington曾經做過一段時間的資產經理。
Brooke Harrington:「這是一個很國際化的工作,所以我去了18個國家,包括開曼羣島,英屬維爾京羣島,庫克羣島,塞舌爾羣島,毛里求斯,紐約,倫敦,瑞士……各種地方。其中一項發現就是資產管理界將這個世界視作一個『金融政策超市』。你去全世界各個地方『採購』對你資產增值最有益的金融政策和法律法規。而一個優秀的資產經理就是那些知道在什麼時候,去『採購』什麼政策的人,在現代投資人資本主義的環境下,出現了巨大的權力轉換。資本從製造業轉入投資領域,這被稱爲『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今天你完全可以靠食利變成富豪,你不需要工作,不需要流汗。只要把你的錢在正確的時間,交給正確的人,投到正確的領域就可以了。」
這就是三個德國人的故事,而他們的故事詮釋着當今世界的經濟模式和社會發展方向。
http://finance.sina.com/bg/usstock/usstock_news/sinacn/2018-08-24/doc-ivhkacew8852773.s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FIxi7Bi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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