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天橋上的魔術師》最終章〈#超時空手錶〉,從伍迪艾倫《開羅紫玫瑰》談起。
——因應讀者建議設置防雷——
六年前第一次看《開羅紫玫瑰》的感受,我現在還記得。故事主人翁 Cecilia 歷經 30 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丈夫家暴、嗜酒,Cecilia 無處可逃的「現實生活」,唯一能去的地方叫「電影院」,漆黑盒子講述一遍又一遍的「虛構故事」,提供 Cecilia 避世的位置。
Cecilia 的電影看著看著,虛構角色竟從銀幕跳出,成了現實人物,Cecilia 逐步和嚮往的角色談戀愛,虛構故事成了現實寄托,帶著 Cecilia 遠離悲傷。就從這裡開始,伍迪艾倫毫筆一揮,糢糊了 Cecilia 的現實/虛構,進而影響觀眾。
在《開羅紫玫瑰》的虛構文本中,「電影中的電影」成了現實,這樣的手法同時雜揉了角色和觀眾之間的現實/虛構,魔幻時刻成立,電影魔法於焉而生。Cecilia 因為電影短暫體驗了美好事物,我則在《開羅紫玫瑰》中印證療癒人心的電影魔法,人們在漆黑盒子中,將自身投射於銀幕上的故事,對 Cecilia 來說、對我來說,箇中的魔幻時刻就是一場救贖,能影響現實。
六年後,我在《天橋上的魔術師》 EP.10〈超時空手錶〉中感受到一樣的事。
在 EP.9 〈金魚〉之中, 在點媽「全/半熟蛋」的問句過後,小不點選擇揮別特莉莎返回家庭,但讓小不點離開的,也恰是 EP.10 〈超時空手錶〉點媽的那句:「為什麼不見的不是你。」換句話說,留下到離開,以小不點 4 年級 到 6 年級的生命軌跡來看,「家庭」是左右生命的符旨,「家庭關係」就成了〈超時空手錶〉要處理的難題。
這樣的難題,就靠著電影的魔法來解。
對於小不點來說,《戀戀風塵》的電影世界是逃離現實的地方,置換成點爸、點媽的角度,播放《戀戀風塵》的戲院則是修補親子關係的媒介(楊雅喆甚至在售票處貼上另一部電影《父子關係》),而小不點在銀幕中哭喊的:「舶來品、舶來品,高級鞋墊,三雙兩百,快來買喔。」這句台詞之後,對我來說藏在背後同樣重要的宣言是——「保證千山萬水走回你身邊」(雖然劇組沒拍),於是小不點想著現實世界的羈絆,在《戀戀風塵》的虛構世界中踏遍千山萬水,終究從「九十九樓」回到現實。
不過,帶小不點歸返的主因,還是點爸、點媽在銀幕前的聲嘶力竭、膠卷上的淚滴成雨,這是壓抑過後的醒覺,而促成「對話」的關鍵是「電影」,小不點與現實世界/家庭關係的千絲萬縷,隔著銀幕伴著影像乘風而來,「虛構」與「現實」交融,寫實魔幻的意義,在這一刻完整體現。
2021 年《天橋上的魔術師》挪用 1985 年的美國電影,透過台灣電影《戀戀風塵》勾勒 1986 年的時代風景,成了片中最迷離的魔幻時刻,伍迪艾倫和楊雅喆做到同一件事,皆以電影作為媒介,讓角色對話、給予救贖,而對於觀看影像的我來說,這是最令人動容的事,他們皆提醒了我,電影/影像真的能成為某種救贖,或許這也是人們熱愛影像的原因。
在我看來,〈超時空手錶〉有著《開羅紫玫瑰》的靈動神采,觀眾在光影間擺盪與遊歷,現實已經夠亂、夠痛、夠苦,但透過影像人們好像還能去反思,還能去醒悟,雖然某些時刻對於諸多議題有種無能為力的失能感,但在電影之中,或許人們終能找到一處安身的位置。
在艱困的時局當中,我仍堅信藝術能撫慰人心,消弭隔閡,我時常在電影當中找到靈光,如同楊德昌說的:「電影能延長三倍的人生。」
某程度上電影就是魔法、會是永恆的,就算時代消失,某些事情仍存於膠卷、活在記憶之中,而有些電影/事件不管過了幾年,只要有人還記得,就不會下檔(反轉了魔術師說的這句台詞「電影就要下檔了」)所以人們在 2021 年能看到 1986 年的台灣再現,楊雅喆全劇在描述的就是這件事——「消失才是真正的存在。」然後他在第一集第一場戲就說了。
於是在 EP.10〈超時空手錶〉和 EP.1 〈九十九樓〉,楊雅喆設計迴圈,利用陳明章和許景淳替《戀戀風塵》譜下的樂音,首尾呼應,以小不點的「逃離」和「歸返」完整了全劇。結束和開始自成圓圈,小不點在〈九十九樓〉夢著「離開」;在〈超時空手錶〉說著「回來」,會有這樣的轉變,是因為〈小黑人〉、〈水晶球〉、〈石獅子〉、〈文鳥〉、〈影子〉、〈火柴〉、〈錄音帶〉、〈金魚〉、〈超時空手錶〉的鋪陳,小不點和觀眾共同走過小八、Nori 、猴蘭戀、特莉莎、報攤火災等無以名狀的死亡/消失,也正因為消失,意識到傷痛曾經真實烙下,才有機會共存,於是尋求歸返。
最終,這些故事在小不點/觀眾心中撒下種子,灌溉後發芽,小不點會帶著這些記憶成長,如同台灣人的集體記憶般,終於在影像的魔力中被看見、被記得,電影下檔了,劇集載完了,但影像世界會留著,如同《天橋上的魔術師》再現了《戀戀風塵》,提醒人們記得那時代永遠存在。
或許再嚴重點說,《天橋上的魔術師》全劇就靠著混淆虛構和現實,對全台灣施以《開羅紫玫瑰》的電影魔法,後設地看,坐在螢幕前看著《天橋上的魔術師》的觀眾,何嘗不是坐在影廳看著《戀戀風塵》的點爸、點媽,楊雅喆化身為魔術師(他在第十集尾聲巧妙地替魔術師配音,成為導演的再現),或許希冀在諸多暴力/惡行、死亡/消失之後,觀眾能從影像之中尋回救贖,與時代共存、和解。
從此角度切入,小不點以及所有劇中角色,皆似時代幽魂,中華商場之中有所謂的本省人、外省人、客家人、原住民、香港人等等,中華商場作為上世紀標誌性的空間場域,從日本政權到國民政府,權力系統轉移的傾軋與擺盪烙下痕跡,將族群熔於一爐。隨著中華商場的繁盛與興衰間,歷史目睹了從鄉野移居都市懷著「台北夢」的人們,當然也在其中發現跟隨國民政府「避難」、「反攻」的「大陸人」,這種台北城市的人口組成和住商混合的商業發展路徑,被《天橋上的魔術師》以某種戲劇性的張力鋪展開來,直到 1992 年正式拆除的舊城世界,成了真正的時代幽魂,或許這種幽魂,一直於台北城上徘徊,尚未消散。
在戒嚴神話中,後解嚴幽魂下,台灣人幾十年處在意識型態斷裂、重塑的過程中,不斷對「台灣人」的身份提問,而《天橋上的魔術師》就是楊雅喆對台灣拋下的定錨——好好認知過去,與消失的記憶相處,勇於認錯、承認存在,〈超時空手錶〉的功能才得以發揮,這是楊雅喆的「轉型正義」。
因此小不點變成隱形人時,阿卡與阿蓋丟棄桌子時說:「忘記你,就不會痛苦了。」小不點焦慮回應:「不要忘記我啦!」此處的台詞設計,或許恰恰契合主題——「不要忘記的痛苦記憶」就是楊雅喆回望 80 年代的大聲疾呼。
王家衛在《2046》說:「所有的記憶都是潮濕的。」楊雅喆的《天橋上的魔術師》則魔幻地道出:「所有的記憶都與消失有關。」首集與終章播出之後,「原來消失,才是真正的存在」這句原先似是而非的話,便清楚明瞭地定義這齣旗艦大戲。
1980 年代的消失,楊雅喆到了 2021 年用影像魔法提醒世人過往的時代傷痕,而行過死亡幽谷之後,最終轉化爲樂觀的謙卑態度,這是楊雅喆和劇組暖心的「最後一次溫柔」。
後記:
看到吳明益老師在 2018 年於臉書提到:「我期待《天橋上的魔術師》能成為一部有文化底蘊的影片(包括人性、成長經驗、多元語言、族群史、城市文化史、政治史)、也能成為一部「展示美學的影片」(語言、視覺、時代、生活)。我也希望這部片能留下比影集更多的事物,期待它能帶領觀眾對流行音樂、懷舊事物、家族與城市記憶的共感與風潮。」
《天橋上的魔術師》播出的這一個月,激盪的討論不絕於耳,政治性如葉永鋕、鄭南榕、林宅血案等事件被召喚,而文學、音樂、影像如黃春明、陳昇〈最後一次溫柔〉、黃韻玲〈藍色啤酒海〉和台灣新電影等作品被挪用,甚至上一代對於「中華商場」有無遭受「白色恐怖」都引起論戰。
從文學、政治到影像美學,我認為劇組團隊做到了吳明益的想像,《天橋上的魔術師》是一部有「文化底蘊」的作品,人性、成長經驗、多元語言、族群史、城市文化史、政治史皆裹藏其中,更召喚了時代的鄉愁,同時另闢蹊徑,用影像語言的魔法取代文字的想像,烙下影像創作者的獨有印記。
圖片來源:【天橋上的魔術師 公視影集】
目睹家暴定義 在 洪仲清臨床心理師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生命早期的創傷或慢性壓力會阻斷神經發展。
其後果是至成年時,我們有時無法做出最好的決定,例如飲食選擇、同居對象、是否吸菸等,而這些行為會提高罹患糖尿病、心臟病、癌症等各種疾病的機率。我們通常把這類疾病稱為生活型態病,因為其病因和生活方式息息相關。
壓力和創傷可能改變DNA,使身體更容易患病,而這種基因甚至可能遺傳給下一代。我們已經知道,有害的壓力可能改變身體的化學與生物狀態,影響直達細胞。
摘錄自《#哈佛醫師教你喚醒自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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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晚安:
昨天的贈書直播沒提到疾病與「自我認同」的關係,我感覺很可惜,今天下午特別請出版社授權相關文章,想做文字上的補充。
https://www.facebook.com/Psychologist.Hung/videos/466001611099283
下面有兩篇摘文,這兩篇摘文從大腦神經的角度,來談「自我」。要花一點時間看,透過閱讀這篇還有接下來的系列文章,可以幫助我們知道,我們平常在版面上所談到的,看似很抽象飄渺的說法,可以找到甚麼樣的依據。
我先從我們所熟悉的童年嫌惡經驗來複習,童年經驗影響我們的自我認同甚巨,這是我們都清楚的。而童年經驗到底如何導致疾病,從下面文章的分析,我們就能有個具體的邏輯。
祝願您,有空能在心理上回到童年,看見我們對自己的信念與認同,如何形塑成我們現在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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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傑佛瑞.雷迪格】
人生故事的重要性
我形容自癒現象是醫學界還沒有打開的黑盒子。商用飛機上的黑盒子會記錄飛行途中的資料並儲存下來,假如飛機失事墜毀,調查人員可以從黑盒子中汲取重要資訊,釐清事故原因。
我們每個人心中也都有一個黑盒子,記錄一生中所發生的大小事。我指的特別是記憶、過去的情緒、銘刻在心靈與細胞上的古老創傷與失落、根深蒂固的壓力與焦慮,這無法透過幾分鐘的靜坐或改變生活環境而消除,像安全毯一樣被我們緊緊握住的悲傷與嫌隙;對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身分、能力、應得或不應得的事物,在人格形成期逐漸確立。就像醫學界不願開啟自癒的黑盒子,我們多數人也對自己心中的黑盒子避而不談,不曾檢視這些關於自己、他人、世界的潛意識信念。
我這裡所談的黑盒子不只是譬喻,而是真有這種東西,比較科學的名稱是預設模式網絡(default mode network,簡稱DMN)。基本上,DMN包含大腦幾個鬆散相關的部位,包括大腦深處較古老的結構以及大腦皮層較新的部分,當你進行特定類型的思考時,這些部位會啟動,或是亮起來。之所以說「亮起來」,因為這就是透過功能性磁振造影所看到的模樣,大腦原本呈現銀灰色,而啟動的部位會像營火中餘燄未盡的木塊一樣閃現火光。
什麼事情會點亮DMN呢?做白日夢、想著自己和他人、在社群媒體上被點「讚」、想起過去所發生的事、想像未來可能發生的事、自省、察覺到自己的情緒的時候。基本上,當你沒有想著外在世界的事物,而是關注內心,進入較為自省的狀態時,DMN最為活躍。DMN渴望敘述,透過連結過去、現在以及我們認知中未來可能發生的事來協助我們譜寫關於自己的故事。
我們以自己獨有的方式來解讀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並根據自己的認知來「記錄」這些事件。我們常一再想起重要的事(尤其是負面或感受強烈的經驗),當我們腦中回想起這些事件時,我們就以同樣的模式一再啟動DMN,生成神經路徑,其上的「溝槽」會隨時間加深。你小時候在學校是否曾在書桌上寫字?我記得書桌原本是平滑的米色木頭,我在上面寫字時,鉛筆滑過光滑的桌面。不過一次又一次描著同樣的字跡之後,書桌上的凹痕愈變愈深、難以移除。不用多久,我就只能沿著原本的凹痕寫字,描著不斷加深加黑的線條。當你一再回想創傷、壓力、記憶、悲傷等各種關於自己的信念時,大腦的DMN也會發生同樣的情況。
DMN是神經科學領域中相對新穎的概念,因此醫界對於這個虛無縹緲又極為重要的腦部系統到底包括哪些部位還沒有明確的共識。不過醫界一般認為DMN應該包含前額葉皮質(負責計畫、決策、調節行為的中心)、扣帶皮質(屬於大腦邊緣系統,負責情緒與記憶的形成)以及下部頂葉皮質(負責解讀成形的情緒並處理語言與感官資訊),這些部位共同造就了旁觀者眼中的「你的個性」,或是你自己眼中的「我」。神經科學家為DMN取了個暱稱:我網絡(me network),這是自我在神經生物學方面的根基;這些部位造就你的本性。
這裡我得暫停一下,我要說明的是,你的本性不全來自DMN,構成身分認同的因素不只有DMN,單一神經網絡無法表現一個人的全部。特別是在徹底療癒方面,身分認同遠不僅止於此,但DMN仍是很重要的一個起點,這是「你之所以成為你」的建築藍圖,你的生命、身分認同、自我意識、處事方法都是根據這份藍圖所建造。
那如果你的自我意識(也就是你的身分認同藍圖)是構築在負面、有害、受限的想法之上,那會是什麼情況?自己加諸己身的負面或限制信念會對大腦化學、對體內的壓力循環或戰或逃狀態、對生物系統、對細胞、對你的患病機率、治療能力造成什麼影響?你的黑盒子中是否有東西阻礙你治療,甚至提高你的患病機率?
……
你的黑盒子裡有什麼?
一九八五年,一位研究人員的口誤開啟一項研究,後來進而改變了現代醫學的景貌。文森.費利帝(Vincent Felitti)是加州聖地牙哥凱薩醫療機構(Kaiser Permanente)預防醫學部門的主任,他想知道為什麼患者一直退出他的減重門診。減重門診是預防醫學部門很成功的一項舉措,不過奇怪的是,這裡的中輟率高達百分之五十。參與者一開始的減重過程都很順利,穩定朝預設的減重目標邁進,不過之後卻經常突然退出,再也不來門診。到底為什麼患者總在即將實現目標時紛紛退出?
減重門診曾有一位模範患者,她在一年內減去三百磅(約一百三十六公斤),之後卻突然退出減重計畫,費利帝醫師看著預先寫下的訪談問題訪問她,卻出現口誤。費利帝醫師問(或以為自己是這麼問):「你幾歲開始有性行為?」患者回答:「四十磅(約十八公斤)的時候。」費利帝醫師對回答感到疑惑,於是又問了一遍,患者還是給出同樣的答案,然後突然放聲大哭。
費利帝醫師突然明白,他把兩個問題合併成一個句子了,他原本是要問患者開始有性行為的年紀,卻問成「體重多重的時候開始有性行為?」而患者脫口而出的答案,則透露出在別的情況中可能永遠無法說出口的真相:她小時候遭到性侵,第一次性經驗是在四歲的時候和家庭成員發生的。
這是一個真相大白的時刻。之後費利帝醫師調整訪談問題,擴大訪問範圍,很快就發現患者成功減重,正是他們退出減重門診的原因。有一位女性在短短三週內復胖近四十磅,因為有一位同事稱讚她的外表,邀她出去約會,她說:「過胖讓我受到忽視,而我需要的就是被視而不見。」因為她也曾有受虐的經歷。
由於口誤,費利帝醫師意外發現治療患者的祕訣。童年遭受性侵與肥胖之間的關聯相當深遠,而且後來發現其實也相當普遍。由於小時候經歷過創傷,這些人可說是把增胖當成生存策略。因此,醫師為患者擬定減重策略時不能只著眼於現在;這些患者必須回到自己的童年,治療當時的創傷,這樣才能減掉體重並維持不復胖,真正獲得健康。費利帝醫師與傑出流行病學家理察.安達(Richard Anda)合作規劃一項大型的縱貫研究,擴大調查童年創傷與現在健康狀況的關聯,他們發現問題遠超過性侵與肥胖,遠遠超過。
費利帝和安達醫師區分出十種童年壓力與創傷類形,他們稱之為童年不良經驗(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簡稱ACE)。他們在兩年期間內檢視一萬七千名研究受試者,研究方法包括身體檢查與訪問受試者的過去與童年經驗。他們發現童年創傷經歷與眾多疾病類型間都存在顯著關聯。虐待及忽視、喪親、目睹家暴、與精神病患者或藥物依賴者同住,或即便只是情緒忽視所帶來的持續、少量慢性壓力,這些種種經驗都是肥胖、糖尿病、癌症、心臟病等各類疾病的重要預測指標。或者,從端粒研究者布雷克本和艾波的角度來看,這會縮短你的健康年限。
那這些過去經驗到底是如何轉化為成年的疾病?
乍看之下,ACE研究結果顯示的是,童年早期的創傷與壓力容易培養出致病的行為。比方說,根據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的說明,ACE與疾病之間的關聯是:生命早期的創傷或慢性壓力會阻斷神經發展。其後果是至成年時,我們有時無法做出最好的決定,例如飲食選擇、同居對象、是否吸菸等,而這些行為會提高罹患糖尿病、心臟病、癌症等各種疾病的機率。我們通常把這類疾病稱為生活型態病,因為其病因和生活方式息息相關。我們許多選擇與習慣的根源可能來自童年時期的經驗,這是一項大發現,而現在醫界終於開始據此改變檢查與治療疾病的方式。我之所以說「終於」,是因為這些變化早該出現了。
費利帝和安達醫師於一九九八年首次發表研究結果,而國內所有醫師早在當時就該正視這項結果,重新評估自己行醫的方式,但多數人根本不屑一顧、置之不理。他們說:相關性不等於因果關係;他們認為童年創傷與成人時期患病只是巧合,因此不願接受研究結果。不過ACE研究的設計相當精良、一絲不苟,而且發布之後陸續獲得其他研究的印證,因此我懷疑醫界起初不願採納的真正原因是:這個問題太過龐大,假如我們認同ACE研究的結果,就必須徹底改變醫療方式,思考如何改造整個醫療業的基礎體系,這項工作規模龐大,令人不知該從何著手。
文森.費利帝描述這項開創性研究所受到的負面反應時說:「沒有人想要知道這件事,可是這是確實存在的。」
你看到CDC所闡釋的關聯途徑(童年經驗、神經發展受阻、危害健康的行為)後,很容易想說:喔,我沒有ACE的問題,因為我沒有那些不良行為。也許你做過ACE測驗,發現自己符合一或兩項描述,但你現在的習慣很健康。這樣很棒,不論是完全靠自己或生命中有他人的協助,這代表你成功培養適應力或應對策略,但不幸的是,這不代表ACE對你毫無影響。不健康的行為只能解釋半數與ACE相關的疾病,那另外一半的原因是什麼?壓力和創傷可能改變DNA,使身體更容易患病,而這種基因甚至可能遺傳給下一代。我們已經知道,有害的壓力可能改變身體的化學與生物狀態,影響直達細胞。ACE不僅會培養出致病行為,甚至會直接帶來疾病。
那如果你做了ACE測驗後發現自己不符合任一項描述?這也是一大好消息,但仍然不代表過去壓力、創傷、悲傷等經驗並沒有刻入DMN中,不代表你目前的健康狀態或治療能力完全未受影響。ACE研究證實有十種創傷會影響健康,導致疾病,但不代表其他類型的創傷不會造成影響,只能說我們還沒加以研究。
我研究自癒到這個階段,我知道我不能只看已獲得科學充分證實的證據。ACE研究著重於童年經驗,並證明這些經驗會影響健康。不過就某方面來看,ACE研究只是初步的工具,只是起點,無法完全囊括過去經驗對目前身分認同與健康狀態影響的全部面向。我不禁想知道,那其他從未有人研究過的經驗呢?ACE研究沒有含括的經驗呢?像是生命早期我們所接收到關於自己的概念、關於自己值得(或不值得)擁有什麼、關於自己有哪些不是或過錯?關於悲傷和心碎、關於心中對曾傷害自己的人所放不下的怨恨?這些經驗又會如何影響我們?我們對這些經驗的感知和解讀埋藏在體內,長達數月、數年、甚至數十年,這對我們有什麼影響?這會如何形塑我們的DMN,影響我們對自己的認知與定義?
我第一次讀到ACE研究的時候,我覺得自己的未來一片黯淡。如果你的黑盒子中裝了一些晦暗的過去,後來得知防止這些經驗內化,扭轉神經發展與生理發展的最好方式是早期療癒,那你大概感到毫無希望。我知道我自己就是這樣。我在心中回想自己的童年與青少年時光,想起這些很可能使我罹患各種疾病的經驗以及多年累積的有害壓力。我做ACE測驗的時候,我發現我符合其中七項描述。
七項。
看到這樣的結果,很難不覺得自己注定疾病纏身。我那時才發現,我的父母都會對小孩的身心施虐,我們每天的生活都像是戰場,我和弟弟都會被打。父母以宗教之名逼我們過著匱乏的生活,母親要求我吃下腐壞的食物、發酸的牛奶,製造各種極端情境,藉此展現她能全面掌控我的身、心、靈。我認為她也承受著未曾妥善處理的失落經驗,也許因為如此,她和我(她最大的兒子)的關係特別惡劣。她曾說我們之間的問題始於我兩歲的時候,她週末出門返家後呼喚我時,我沒有回應她。她放不下這件事,因此我們的關係從未獲得修復。隨著我逐漸長大,她試圖灌輸我,我內心有某種劣根性。她差點成功了。很久以後,在我脫離原生家庭後才知道,如果當時有人了解我們家是什麼情況,社會機構一定會把我和弟弟妹妹帶走安置。
回想起來,我發現我是手足中受害最深的一個,不過他們現在也都罹患各種慢性疾病。研究本書中提到的這些顯著康復者,是改變我自己生命軌跡的一大重要因素,尋求治癒心靈的正道一直是非常貼近我內心的一趟旅程。對我來說,放下童年創傷,確保自己的身體沒有陷於慢性戰或逃的循環中,同時也能脫離原來的DMN。
新的經驗是塑造新DMN的一種方式,當你脫離每日例行公事,創造新的經驗,大腦就能脫離DMN,跳出預設的行為模式,這對改變思考模式並促進健康來說都是一大良機。脫離DMN後,你就有機會創造新的神經路徑,隨著時間一再強化,之後就能覆蓋掉現存的路徑。
DMN全名預設模式網絡,聽起來雖然很機械化,不過比起我們過去常說的自我(ego),其實是更為精準的說法。自我在大眾文化中的定義很不明確,不過基本上指的就是個人的身分認同或自我意識:我們如何整合無意識與有意識的自我、協調高等與低等衝動、判斷生命中真相的方法。不過我們提到自我時,常認為這是固定或永久的,但其實身分認同不是固定不變的。而預設模式網絡這個詞的優點在於能準確表現出,身分認同其實可說是神經突觸與路徑的一種功能,可以加以編輯或重新設定,就像地圖也可以隨著地貌的改變修改或重新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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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家暴定義 在 大紀元時報(香港)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香港抗爭之夏與美國回應策略聽證會】譚競嫦發言(中文同聲翻譯)
譚競嫦發言譯文:
麥克高文主席,魯比奧聯席主席,各位委員會成員:
感謝您們舉行這場聽證會。我很榮幸能夠與前線活動家團結一致。我要感謝委員會成員對香港人的支持和引領《香港人權與民主法》和《保護香港法》。
在過去的三個月裡,全世界目睹了歷史性的大衛和歌利亞的對峙。香港人排除萬難站到北京強大的獨裁政權面前。在這場歷史性的抗爭中,他們不僅為740萬香港人的民主未來而奮鬥,而且還在維護所有人的人格尊嚴和權利方面站在區域和全球前沿。
香港人多年來一直反對北京侵犯香港自治、權利和自由,而這個「躁動的夏天」實際上是這場抵抗運動的一部分。這種和平抵抗包括反對擬議的第23條安全立法(2003年)的大規模示威活動;反對官方洗腦的所謂愛國主義教育(2012年);以及反對北京不守承諾,扼殺實現真普選(2014年)。在2014年12月占領中環結束時,民主人士們在人行道上刻下了一句承諾——我們會再歸來。他們信守了這一承諾。
北京預期運動會因曠日持久而敗陣,但結果不如北京預期,由於香港社會各界的不懈團結和廣泛參與,抗議活動正在進入第15週,抗爭者的五大訴求也絕不退讓。香港警方失控的無法無天行為,只為香港人添加了「加油」的動員燃料。
正如毛主席所說:「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
中國共產黨領導層對此十分清楚並且懼怕,由習近平近日反覆重提文革語言、不斷強調 「鬥爭」,即可見一斑。
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政府可以採取什麼行動,進一步支持香港人這場長期鬥爭?
我們首先需要解決一國兩制框架中的緊張局勢,在此框架下也許一國一制將是不可避免的結果。台灣總統蔡英文對香港當下的政治危機之見解一針見血——莫說是「一國兩制」不是台灣的可行模式,香港的例子證明獨裁和民主根本不能並存。
法治及其重要性
獨立運作的法治對於保護港人權利和維護北京承諾的香港自治至關重要。然而,大陸「依法治國」明顯不是法治,「依法治國」會影響到香港的法治。
首先,中國大陸憲法和眾多高層政策將從屬法律中對效忠共產黨領導的原則進行合法化。任何挑戰或被認為挑戰黨的領導或不同意其政策或批評「習近平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思想」(現在也載入憲法)的人都有被起訴的風險,包括煽動顛覆或顛覆國家政權,而面臨被判處重刑。在香港重新引入的第二十三條安全立法,必然會印上黨對國家安全定義的讀解。
儘管港獨顯然不是抗爭的五大訴求之一,但北京援引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分離主義(中國的「三邪」套路)也為重新引入第二十三條安全立法奠定了基礎。
第二,北京不僅要求黨員對黨的絕對忠誠,還要求法官、律師、教師、媒體工作者和社會各界對黨的絕對忠誠,這破壞了法律專業和媒體獨立,而法律專業和傳媒是確保法治的兩個關鍵支柱。但香港暫時還不是大陸。就如透過在香港提出國歌法和強制效忠所要求的一樣,忠誠,自豪和愛無法以立法達到目的。
第三,黨已將控制範圍從行政部門(在各級政府機關已有黨委)擴大到立法和司法機關。最近,在2019年9月10日,該黨的中央檢查組宣布,除了對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和司法部進行考察之外,它還將在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和司法部內進行工作兩個月。黨通過中央政府聯絡處辦事處對香港的控制現在更加直接和公開。
香港人、外國企業和國際社會對這種所謂「依法治國」甚為警惕,而由於上述原因,使我們不會對他們的反應感到驚奇——這種制度的另一個特點是其對人權的侵害,包括酷刑和虐待、被迫失蹤、電視懺悔、以及對合法行使權利的刑事定罪和鎮壓行為。
此外,近期香港的幾個發展都在破壞香港長期以來的法治,削弱公眾對政府、法律制度和執法的信心和信念,包括:
選擇性逮捕和政治起訴抗爭者、知名民主活動家和立法會議員,以及誤用《公安條例》施加與濫用重刑。
警察肆無忌憚地踐踏和平集會、自由言論、免遭酷刑、虐待及折磨的權利。警方的不當行為包括違反國際標準使用過度武力,拒絕出示委任證或其他官方身分證明,以及增加酷刑、虐待或延遲提供醫療服務和限制律師協助。我們每天都會看到有證據表明這種有罪不罰的現象。
使用「誘餌」臥底警察偽裝成抗爭者(最初被當局否認),進行監視、分化,然後參與人群控制行動和對示威者進行逮捕。
對有大陸公安和武警部隊與香港警方合作的憂慮:例如,2018年8月,《人民日報》宣布在廣東、香港和澳門建立大灣區公安合作機制。與此機制有關的廣東省公安廳(公安廳)已在廣東省培訓被重點提拔的香港警務人員。
對大陸武警或公安在香港境內可能滲透或執勤的擔憂,部分有爭議的視頻顯示,有香港警察使用普通話或「同志」等香港人不常用的普通話或短語。也有人見到有香港警察錯用警察徽章,男性督察使用女性督察的徽章。
警方以是否發出「不反對通知書」作為法律手段,打擊任何和平抗議。因此,香港人面對這樣一種荒謬的情況,即警察可以拒絕一個團體提出的反對警察暴力的和平集會。更重要的是,這種濫用程序的做法破壞了在國際標準下和平集會的權利,對行使這項權利施加了過分限制性的行政要求。
行政長官沒有解決猖獗的警暴、不當行為和濫用法律等引起公眾憤怒和抗議的問題,反而以北京的「止亂制暴」辭令和經濟優先作回應。她拒絕按照抗議者的要求建立一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事實上,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在2013年建議,除了建議對警察進行培訓外,也建議成立獨立的警察調查委員會。相反,她依靠沒有什麼權力的監警會進行調查,其在獨立性、可信度甚至能力方面都嚴重不足。
為什麼必須捍衛聯合國和國際人權標準
中共在聯合國的侵略性行為正在破壞國際標準、削弱現有的人權機制和程序、限制獨立民間社會的聲音。這令香港人(以及中國大陸、西藏和維吾爾族的維權人士)可用於推動追究中國侵犯人權行為的重要國際平台越來越少。中共不僅沒有遵守西方所希望的趨向,也沒有遵守規則,反而是大聲和持久地提出一套相反的、只適用其本身的標準。一位中共官員在聯合國對中國2013年的普遍定期審議結束時表示:「我想強調的是鞋子是否合身,只有這個人知道。關於中國的人權狀況,最有資格發言的人是中國人民。」
中共推出一連串虛假宣傳,包括《中國日報》在9月11日對一幅描繪世界貿易大廈遭到破壞的照片的失實使用,藉此警告香港抗爭者是恐怖分子。另外,北京正在猛推一套說法,她們將香港的示威活動描述成一個關於暴力的故事,在國際社會上受到廣泛批判。在這個論述中,擁有全面戰術裝備的保護、裝備有橡膠子彈、槍支、催淚彈、胡椒噴霧和警棍、具有國家的強大力量的香港警察,被視為暴力衝突升級的一「方」,而平民抗爭者則是另一「方」。因此,呼籲「雙方」降級,以此分散人們對一系列警方濫權事件的注意力——包括警方違反國際標準、使用過度武力的責任,以及與非國家暴力的共謀,例如元朗與黑社會有關的襲擊。
更重要的是,對當地局勢的狹隘暴力論述正在消除或有意地邊緣化香港人備具創意的和平抗爭行動,例如:
學生們正在參與集體抵制行動,形成一個聯手的「人鏈」,在不同的校園裡喊口號,並在中國國歌演奏的學年開幕式上唱「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該校校訓是「生命在於學習,學會生活」。
年長的「銀髮族」志願者組織「守護孩子」行動及遊行支持年輕的抗議者。
所有年齡和背景的香港人在商場、街道、地鐵站、鄰里聚集,一起高唱《願榮光歸香港》,大家將各種視頻擴散開。在遊行和集會期間,基督徒唱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一個小孩從天橋上帶領大家向橋下的遊行隊伍叫口號:香港人,加油!
自八月起,香港市民每晚10點都會打開窗戶喊出示威口號,他們發出的震耳呼聲響徹各個社區。
8月23日,20多萬市民組成60多公里(37英里)的「香港之路」人鏈,有人爬上了標誌性的獅子山,他們的手機在漆黑的夜晚形成無窮無盡的光芒。
自6月下旬以來,連儂牆幾乎遍布香港各地,以及全球各地的社區,包括日本、加拿大、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
上週五是中秋節:西環的一家麵包店製作印有抗議口號的月餅,以支持香港市民和反修例運動。
香港人以典型的香港幽默風格創作藝術品,如手工細緻的抗議者微型雕像,或香港版的民主女神。
這就是實際發生的事情。香港人正盡其所能貫徹民主和自由的權利。香港人正在一步一步踏出一條血路。這是一場已然發生的真正革命。
再次感謝您召集本次聽證會。我期待著你的提問。
(由於時間關係,現場發言內容非提供予國會報告的完整版本)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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