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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伯庸

第一章 都是學霸惹的禍

大明萬曆年間，南直隸徽州府爆發了一場規模頗大的民間騷亂，震動朝野。有意思的是，這一次騷亂既不是天災所致，也不是盜匪所擾，究其起因，竟是一位學霸做數學題鬧出來的。

這個故事，要從隆慶年間的徽州府說起。

徽州府這個地方人傑地靈，名人輩出，是有名的文教繁盛之鄉。其時徽州府下轄一共六縣：歙、黟、休寧、婺源、祁門、績溪。其中歙縣最大，同時它還是附廓縣也就是說，徽州府治設在該縣之內，與歙縣縣衙同城辦公。

府縣同城，很多府一級的文書檔案，自然就儲存在縣城閣架之內，以便隨時調取勘合。這些關於稅糧戶籍的案牘十分重要，關乎一縣之興衰，可又超級無聊，全是各種枯燥的數字羅列。所以它們常年束之高閣，除了戶房的稅吏之外，根本無人問津。

隆慶三年，忽然有兩道滿是興奮的目光，投向了這些塵封的檔案。

這個人叫帥嘉謨，字禹臣。嚴格來說，他其實不是歙縣人，祖籍湖廣江夏縣，隸屬於徽州境內的新安衛，是個軍戶不過這出身沒什麼不好，朝中此時有位叫張居正的大人物，也是軍戶出身。

帥嘉謨在文武兩道的表現一般，注定仕途無望。但他在數學方面很有天分，擱到現在，估計是奧數學霸一級的大牛。可惜在大明，可沒多少領域能讓這位理科生一展才華，最好的就業前景，就是做錢糧一道的書吏或者師爺。

不知道純粹是興趣使然，還是想磨練計算能力以便謀一份正業，總之帥嘉謨很沉迷於做數學題。當時沒有教輔和習題集這種邪惡的東西，帥嘉謨一腔做題慾望無處發洩這簡直太令人髮指了好在這個苦惱沒持續很久，他很快便發現了一個絕好的題庫：

徽州府歷年來的稅糧賬冊，都存在歙縣。大明稅賦結構向來繁複，徽州又是納稅大戶，賬冊涉及到大量科目之間的折兌均平，正是絕佳的應用題例。

於是在隆慶三年的某一天，帥嘉謨設法接觸到這些官府賬冊。一個學霸就這樣高高興興地這簡直太令人髮指了開始做起數學題來。

做著做著，帥嘉謨覺得哪裡有點不對勁。

他盤點了各項稅目後注意到，徽州府每年向南京承運庫交納的稅糧中，除正稅之外，還有一筆科目叫做「人丁絲絹」，須以實物繳納，且數額頗大，每年要繳8780匹生絹。

帥嘉謨再往下去查徽州府下屬諸縣的分賬，發現一個驚人的現象：徽州府下轄六縣，其他五縣都沒有「人丁絲絹」這麼一筆賦稅，只有歙縣的賬簿上有一筆支出，數字也是8780匹生絹，但科目卻對不上，叫做「夏稅生絲」。

換句話說，徽州府這筆每年8780匹生絹的稅支，其實全部是由歙縣負擔。

帥嘉謨大為駭異，這可不是小數。為了確保自己沒犯錯，他還特意去查了一下《大明會典》。

《大明會典》是一本工具書，裡面收錄了典章沿革以及各級政府稅賦資料、行政法規，從弘治朝開始，每代都會進行修訂，勉強可當做年鑑來用。

帥嘉謨在《大明會典》裡的徽州府條目下，找到了同樣的納稅記錄。更重要的是，《會典》裡只提及是由徽州府承擔「人丁絲絹」，並無任何字樣表明是歙縣獨自承擔。這說明徽州府的這一筆「人丁絲絹」的稅目，應該是六縣均攤，怎麼可以只壓在歙縣一處呢？

不行，這件事關乎一縣之民生，可不能這麼糊塗下去！必須得挖個水落石出！

就像所有的學霸一樣，帥嘉謨看到眼前出現了難題，不驚反喜，興高采烈地繼續深入挖掘。最終，他在《徽州府志》裡找到一條古早的線索。

徽州這個地方，歸附於洪武爺的時間很早。朱元璋在元至正二十四年稱吳王之後，在徽州實施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元稅，稱為「甲辰法制」。結果年底核查，中書省發現數字有問題，於是在至正二十五年搞了一次「乙巳改制」，很多科目的稅額要重新調整。

結果一查之下，發現歙縣跟此前繳納的夏麥相比，同比差了9700石。於是政府針對歙縣的3646頃輕租田，每畝各加征「夏稅生絲」四錢，以彌補缺額這就是歙縣「夏稅生絲」的由來。

這個「補欠夏糧」年代太過久遠，看起來和「人丁絲絹」並沒關係。帥嘉謨憑著天才般的直覺，覺得這兩者之間一定有什麼聯繫，於是拿起筆來，粗粗算了一下。

歙縣補的9700石夏麥，按照隆慶時的官方折率，每石折銀3錢，9700石糧食折算成銀子，是2910兩。而每年「人丁絲絹」 補交的生絹折成銀子，每匹七錢，所以8780匹折銀6146兩嗯，兩個數字似乎沒什麼關聯。

可帥嘉謨到底是個學霸，腦子轉得很快。他很快想到，徽州六縣彼此相鄰，一個縣夏麥歉收，其他五個縣不可能倖免。他再一追查，發現在同一時間，黟、休寧、婺源、祁門、績溪五縣也虧欠夏糧，一共是10780石，可折銀3234兩。

2910+3234=6144。

這個數字，和「人丁絲絹」只差2兩！

於是，帥嘉謨得出了結論：「在國初，整個徽州府六縣共虧欠夏糧20480石，以「夏稅生絲」為名義補之，折8780匹生絹。在乙巳改制之後，這筆稅不知為何變成了歙縣單獨承擔。」

更慘的是，8780匹生絹是折色稅，要以實物形式繳納。徽州偏偏不養蠶，歙縣的老百姓必須先把糧食賣掉換成銀子，再拿銀子去買生絲，再繳給官府，前後要折兩次，成本非常高。再加上這個8780匹是到庫的數字，還得加上中途運輸成本與損耗。整個折算下來，歙縣人民實際付出的比賬面更多。

若這個說法無誤，歙縣簡直倒霉透了。如果從至正二十五年「乙巳改制」開始算起，到隆慶三年……這筆冤枉稅交了兩百多年！

帥嘉謨做事很謹慎，他沒有急著去驚動官府，而是在歙縣摸了一圈底。結果他發現，自己並不是最早發覺有問題的，早在嘉靖十四年，已有兩個歙縣人王相、程鵬發現這個「人丁絲絹」有問題。

他們沒有在徽州府本地抗議，而是越級呈文給了徽州府的上級應天巡撫，而且還不止一次！

第一次接呈文的是應天巡撫陳克宅、巡按宋茂熙，很快給了批覆，要求徽州府徹查。可是這兩位很快便陞遷轉走，沒人再去追問。接任的巡撫歐陽鐸、巡按游居敬，也接到了同樣的呈文，也給了批覆，要求徽州府召集六縣合議。結果負責此事的官、吏，都是其他五縣出身，敷衍塞責，推諉拖延。

後來王相、程鵬先後莫名去世，這件事便不了了之。

查到這裡，帥嘉謨推開賬冊，做了一個決定：他要第三次呈文，為歙縣討一個公平。最起碼，得八這個稅重新分攤到六縣去，不能讓歙縣獨扛。

這個決心下得並不容易。大明稅賦錯綜複雜，牽涉甚多，連皇上想增減一二都不容易，想憑一介平民的力量刪掉整整一個科目，實在太難。何況如果重新分攤，將意味著其他五縣平白加稅，這個龐大的利益集團一定會拚死阻撓。

到底帥嘉謨是正義感和鄉土情結使然，還是想借此炒作自己？史料不全，我們不好妄自揣測他的動機。無論如何，他立刻採取了行動。

帥嘉謨親自撰寫了一份呈文，詳細地寫明自己的查考過程，然後在隆慶四年的年初，沒有通過徽州府，而是越級呈給了當時的應天府巡按御史劉世會。

在這篇呈文裡，帥嘉謨玩了一個心眼兒，在講述緣由時加了這麼一句話：「緣本府遞年奉戶部勘合，坐取人丁絲折生絹八千七百八十匹，原額六縣均輸，府志可證。」

其實在《徽州府志》裡，只是含糊地記載徽州府或歙縣繳納人丁絲絹多少多少，根本沒有明確說過「原額六縣均輸」的話，更沒有和國初那筆虧欠夏麥聯繫到一起。

帥嘉謨偷偷加了這六個字，是想給上官造成一個既成印象，方便行事孰不知這一處小小的手腳，後來卻成了聚訟的一個關鍵焦點，這個後頭再說。

除了偷改了原文，帥嘉謨還發動了情感攻勢。他動情地說：

「南京承運庫每年收絲絹20190匹，其中浙江、湖廣這種產絲大區，才繳納8501匹；應天十三府，只要繳2905匹。我們徽州府根本不養蠶，卻要負擔8780匹。當地民眾只能賣了糧食，折成銀子，從浙江等地回購，這兩道手續，讓成本翻倍，苦不堪言。更何況，這筆負擔若是六縣分攤，還能勉強忍受，現在是歙縣一縣承擔這一縣之稅，比浙江、湖廣兩司都高，這根本不合理啊！」

這是帥嘉謨玩的一個統計學小花招。因為大明稅制，不是統收統解，一個地方往往要向數處交稅。

浙江、湖廣等地的絲絹稅，不止解往南京承運庫，還有很大一部分送往太倉銀庫、丙字庫等。從萬曆年間的稅收記錄來看，浙江的絲絹稅總額高達十三萬匹，湖廣總額兩萬七千匹，都遠超歙縣。

帥嘉謨不談總數，單單拿出南京承運庫作比較，就為了顯得歙縣格外悲慘。這個手段絕妙在於，這些數字都是真實的，全經得起查證，只是比較方式上稍做手腳，立刻顯出卓然效果歙縣本身的負擔確實沉重不假，但被帥嘉謨這麼一比較，立刻變得慘絕人寰，讀之觸目驚心。

這真是只有學霸才能玩出手段。

除了在史料和統計學上做手腳之外，帥嘉謨還準備第三張牌：政治牌。

他在呈文的第一句話是這麼寫的：「天下之遺，貴乎均平，故物有不得其平則焉。歙縣久偏重賦，民困已極，躬遇仁明在位，備陳情歟，懇乞均平。」

短短一句話，先後兩次出現「均平」一詞。

這是有深刻用意的。

在隆慶年間，江南正在推行一條編法，即日後的一條鞭法。這個稅改政策的雛形始於嘉靖十年，從四十年開始到隆慶年，逐漸在稅負最重的南直隸地區進行試驗。它提出的口號恰好是：「均平賦役，蘇解民困。」

所以帥嘉謨兩次「均平」，是為了把這次稅賦爭議，拔高到響應國家政策的高度。

從深層次來講，一條編法的核心要旨，是合併田賦、徭役，取消米麥之外的實物稅，統一改為折收銀兩。所以帥嘉謨在呈文中反覆強調「人丁絲絹」 是折色實物稅，繳納十分麻煩，亟需調整，這又和中央改革精神緊緊地掛上了鉤。

只要此事能借到國策的東風，便能引起應天巡撫的格外關注。高層一關注，這事就好辦了。

尤其是現任的應天巡撫，對一條編政策的推行很下力氣。只要他肯表態，這事就成了一半，不，一大半。帥嘉謨之所以有這個底氣，是因為這位巡撫太有名氣，遠非尋常官員可比姓海名瑞，號剛峰……不必多說了吧？

其實真要較起真來，帥嘉謨此舉屬於強行拔高。

因為這次「人丁絲絹」 爭議的核心，是稅負歸屬，到底歙縣單出還是六縣一起出？至於實物折算，只是一個次要問題，跟一條鞭法關係不大。

這就好比咱倆為吃飯買單起了爭執。誰出這頓飯錢，才是爭執的重點，至於這錢是支付寶微信還是現金，並不重要。等警察來了，我喊一嗓子：「民警同志，為了響應國家鼓勵線上支付的號召，你給評評理，這頓飯錢該誰出？」 哪兒跟哪兒呀！

但在帥嘉謨的妙筆之下，這個邏輯錯誤被巧妙地掩蓋起來，非但不傻，反而顯得煌煌正氣，高度一下子就提上去了。

挾海瑞以懾徽州，這就是帥嘉謨的用意。

除了這些，帥嘉謨還準備了第四張牌貼心的解決方案。

他深諳官僚秉性，知道他們最不耐煩的，就是下面的人爭吵卻又拿不出辦法。所以在呈文的最後，他急上峰之所急，十分貼心地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要麼按照《大明會典》的原則，六縣按照人丁分攤；要麼按照《徽州府志》，六縣按照田地分攤，折麥再折銀再折絲。

看，方案我都給您做好了，您硃筆批准便是，多體貼。

無論上級選擇按人頭統計還是按田地統計，歙縣都能減少至少一半負擔。

不得不說，帥嘉謨的這一篇呈文，當真是訴狀傑作。開頭借了朝廷大勢的東風，立意高遠，中間數字翔實，論據確鑿，層層推論極有說服力，篇尾不忘煽情，描繪歙縣人民生活有多艱辛，訴於情感層面。文字、邏輯上玩的小花招層出不窮，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生生把節奏給帶起來了。

關於帥嘉謨的職業，史無明載，徽州其他五縣罵他是個奸滑訟棍。從這份訴狀來看，若非狀師大手，還真是寫不出來這等文字。

這一篇雄文遞上去以後，效果立竿見影，不光驚動了巡按劉世會，果然連應天巡撫海瑞都表示關注。

隆慶四年二月初十日，海瑞給出批示：「仰府查議報奪。」 意思是我很重視，你們好好查清楚。隨後巡按劉世會做出了更詳細的指示：請徽州府召集六縣負責官吏、鄉紳、耆老等民眾代表，就這件事進行查證合議。

應天巡撫與應天巡按都是徽州府的上級，前者主管地方政務，後者主管糾察發奸，哪個徽州府都惹不起。徽州知府段朝宗接到文書，一看撫、按兩院都下文了，先一哆嗦，再一看，落款還有海剛峰的大名，沒敢耽擱，立刻發牌催促六縣派員過來商議。

海瑞的大名，果然名不虛傳。

誰知道，就在這節骨眼上，發生了一樁意外。

隆慶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兩院批示發出後的第十五天。海瑞突然調職，改任南京糧儲。

海瑞為何突然從應天巡撫任上離職，這是另外一篇好大文章，這裡按下不表。總之，徽州這攤事兒，海剛峰是顧不上管了。

海瑞是帥嘉謨最大的倚仗。他突然調任，讓「人丁絲絹」案子陡然失去了前進的動力。儘管巡按劉世會還在，儘管知府還在，可是沒了海剛峰當主心骨，他們可不願意去觸這個霉頭。

要知道，他們要面對的，是一個巨大的利益集團。

帥嘉謨的主張，對歙縣有利，但對其他五縣可是徹頭徹尾的壞消息。一旦議成，他們平白要多交不少賦稅。因此對這個提案，無論是五縣籍的官員、胥吏和當地鄉紳百姓都堅決反對。這一股民意，就算是應天撫、按也不得不有所顧慮。

而從徽州知府的立場來看呢？無論「人丁絲絹」在六縣怎麼分配，對府裡來說都沒區別，只要每年湊夠8780匹生絹給南京就好。這筆絲絹稅如果不改，局勢平靜如初，最多歙縣抱怨兩句反正你們交了兩百多年了，祖宗成法，還是不要變啦；若是支持帥嘉謨的主張，把賦稅均攤到六縣，徽州府得不到半分好處，反而還平白引起其他五縣騷動，可謂有百害而無一利。

徽州府會怎麼選擇，不問可知。

這也是為什麼，帥嘉謨當初要越級去向兩院呈文，想靠海筆架的威名硬壓。因為他在本地，根本得不到支持。

現在海瑞離開，倚仗已去，整個事情立刻推不下去了。

應天巡按在二月十四日指示六縣合議，徽州府隨即也發牌催促。但下面卻毫無反應，恍若未聞。別說黟、休寧、婺源、祁門、績溪五縣，就連苦主歙縣，居然也悄無聲息。

帥嘉謨一打聽才知道。歙縣知縣房寰正趕上丁憂，縣務無人署理。其他五縣的知縣，則宣稱要忙著準備朝覲事宜，因循停閣，不辦公了。

明代從洪武十八年開始，規定地方官員逢辰、戊、丑、未年也就是每隔三年要進京朝覲一次，接受吏部和都察院的考察。這對官員來說，是一件大事。

但問題是，隆慶四年為庚午，隆慶五年為辛未，明年才是朝覲之年。你今年二月份就開始停閣不辦公了？

而且還不是一位，是五位知縣都這麼回答。

很明顯，五縣已經商量好了，對這次合議採取消極不合作的態度，儘量拖延下去，拖到黃，拖到忘，拖到無疾而終，然後就天下太平了。歙縣在嘉靖朝的兩次申訴，不就是這麼被拖沒的麼？

於是，從應天巡按批示之日起，地方上拖了足足兩個月時間。一直到了四月十八日，才有績溪縣慢吞吞地回了一封申文至於其他四縣，乾脆連回應都懶得回應。

這份績溪縣的申文，是以本縣教諭楊存禮的名義提交的，還有幾個縣中耆老的連署。由教諭出面，也從一個側面反映績溪的態度這無關錢糧，根本是人品問題！

比起帥嘉謨那篇雄文，這份申文的乾貨不多，但刀筆暗藏機鋒，也十分厲害。

一開頭，楊教諭先喊了一句政治口號估計是被帥嘉謨擠兌的，不喊不行「為懇恩遵國典、據府志，均賦救偏，以蘇困苦事。」 然後畫風陡然一變，先大罵帥嘉謨「變亂國製,罔上虐下」，是個「假公挾私」的無恥訟棍，又罵當年嘉靖年呈文的程鵬、王相是刁民。

罵了半天，楊教諭終於說到了主題。首先他承認了帥嘉謨的發現，如今的「人丁絲絹」，確實就是國初的「夏稅生絲」。但他解釋說，根據府志記載，當年朝廷發現歙縣虧欠夏麥9700石，責成他們補交夏稅生絲，一共8780匹給南京承運庫。所以這是歙縣自己的鍋，跟其他縣沒關係。

然後他又說，這筆稅款，交了一百七十多年，從來沒人抗議過。嘉靖十四年，兩個歙縣刁民程鵬、王相去告刁狀， 當時的徽州知府馮世雍主持過一次調查，甚至還去巡院查過版籍，結論是「人丁絲絹」就該歙縣單獨交。此後三十多年，也風平浪靜。誰知道又冒出一個訟棍帥嘉謨，無視組織決定，又要興風作浪。

楊教諭的這個辯駁，實在是毫無道理。

帥嘉謨已經算得很清楚了。按照隆慶年間的折率，8780匹生絲，換算成麥子是20480石，跟歙縣拖欠的9700石根本對不上。即使按洪武年間的折率，也不可能差那麼多。楊教諭到底是文科生，沒算明白這筆賬。

不過技術細節無關宏旨，因為文科生最擅長的，是抒情。

楊教諭動情地寫道：「我們績溪，一共才方圓二十四里，土地貧瘠，民眾貧苦，每年丁糧才七百石不到；他們歙縣方圓二百二十四里，每年丁糧得六萬多石。哪有把上縣的負擔轉嫁給下縣的道理？」

他哭訴完之後，別有深意地加了一句：「照舊定納，庶免小民激變之憂，官民兩便。」

楊教諭前面那些話，都是廢話，真正的文眼，在這裡。

這句話雖然謙卑，卻隱隱帶著威脅，反著讀，意思就成了：如果您如果不照原樣徵稅，難免會引起民變，到那個時候，可就官民兩不便了喲。

這句話非常狠，一下就打中了徽州府的要害。

要知道，這個威脅，雖然出自績溪代表之口，其實背後是五縣的共識。也就意味著，如果此事不令他們滿意，將會是整個徽州府閤府大亂。明年就是朝覲考察年，青天大老爺，您自個兒掂量著辦吧。

楊教諭這一手玩得很有分寸。如果五縣一起威脅鬧事，跡同謀反，就過線了。現在四縣不吭聲，推出最小的績溪在前頭說話，績溪人口太少，怎麼鬧，也絕對上升不到謀反的地步。這樣一來，既委婉而隱晦地把威脅傳達到，又給知府留出了足夠的面子，方便日後轉圜。

都說民怕官，可若是民鬧得太厲害，官也怕民。雙方保持著默契的均勢，誰也不會踰越那條底線。

所以我大明地方官員一向的治政思路，以維穩為主，不出事為最佳，至於講不講道理還在其次。下頭老百姓們也明白這個邏輯，所以碰到什麼糾紛，甭管有理沒理，先嚷嚷一陣，總不會吃虧。鬧大了，官府為了息事寧人，往往法不責眾，按鬧分配。

更何況這事根本不觸及到官府根本利益，鬧上一鬧，官府自然會對那頭兒施加壓力

你看，這就是文科學霸解決問題的思路。楊教諭根本不屑去查證什麼「人丁絲絹」的技術細節，數字不重要，邏輯不重要，官老爺的仕途和安定團結才是解決問題的發力點。

果然，徽州府一看這篇申文，心領神會，不再催促合議。在幾方心照不宣的默契中，這件事慢慢地，不再有人提起，眼看就要黃…

當事人帥嘉謨一看，急了，好不容易走到這一步，豈能無疾而終？問題的癥結，到底在哪裡？

從這裡，就能看出文理思路的差別了。

楊教諭的申文不提業務對錯，只談官員仕途泰否。而帥嘉謨沒讀出申文這一層機鋒，一廂情願地認為，之所以徽州府不願推進，是整件事還說得不夠清楚這是典型的技術人員思考方式。

他順著這個思路，重新考慮了一下，發現之前的呈文裡，確實有一處很模糊。

國初六縣均輸的「夏稅生絲」，就是如今歙縣獨輸的「人丁絲絹」，這個沒問題。那麼，「夏稅生絲」這個科目，又是怎麼被改成「人丁絲絹」的呢？

搞清楚這個關鍵節點，真相便可呼之慾出。

帥嘉謨挽起袖子，又撲入到浩如煙海的案牘文書裡去。他要在這積存了兩百年六縣檔案的大海裡，找出那根關鍵的針來。

這次的調查，持續了數月之久。皇天不負有心人，居然被帥嘉謨真的找到了線索：

奧妙，出自徵稅科目上。

帥嘉謨翻出了歷代戶部給徽州的勘合類似於對賬單上面寫的很明白：「坐取徽州人丁絲絹」 也就是說，南京承運庫要徽州征發的科目，是「人丁絲絹」，而且沒有指明由哪個縣單獨交納，一般應該默認是六縣均攤。

而帥嘉謨再去查徽州府發給六縣的催繳文書，卻發現「人丁絲絹」這個科目沒了。只有在歙縣的交稅科目裡，多了一個「夏稅生絲」。

於是，這其中的手腳，就很清楚了

徽州府在向歙縣徵稅時，用的名目是「夏稅生絲」。恰好歙縣確實有一筆國初欠麥的「夏稅生絲」 科目，

因此地方並不覺有異。等這筆稅收上來以後。徽州府向上遞解時，又從「夏稅生絲」抽出應有的數目，劃歸「人丁絲絹」之下。

這樣一來，「人丁絲絹」這只鳩，就這麼堂而皇之地佔了「夏稅生絲」的巢。原本六縣均攤的稅負，便神不知鬼不覺地成了歙縣獨扛。可憐歙縣百姓不知內情，辛辛苦苦交稅，卻不知道供養的其實是六縣負擔。

做這個手腳的人，絕對是個高手。他既熟知國初錢糧掌故，又精通案牘流程，巧妙地利用歙縣補交夏麥的這個科目，移花接木，混淆視聽，玩了一手漂亮的乾坤大挪移。繳稅這種事，一旦形成了慣例成法，就會堅定不移地執行下去，很難改變。就這樣，歙縣一氣養了近兩百年「人丁絲絹」，而不自知。

帥嘉謨一拍桌子，這必然是有徽州府戶房的書手從中舞弊！

這個猜測，並非是憑空臆測。

在大明的體制裡，地方官員流轉頻繁，一個職位上坐幾年就走了。而那些地方庶務比如錢糧刑名之類則被專業的胥吏所把持。這些人都是本地土著，職務世代相傳，又掌握著專業技能，外人根本弄不明白，上下其手的空間很大。

尤其是錢糧一道，更是重災區，小吏們有各種手段可以顛倒乾坤。手段高超的書手，甚至能「使連阡陌者空無籍，無立錐之家籍輒盈鄢」，你說這得多牛逼。嘉靖年間的一位官員霍與瑕，就曾無奈地寫道：「各縣各戶房糧科，年年派糧，時時作弊。」可見當時基層之混亂。

所以這一招鳩佔鵲巢，一定是當年的經手小吏在賬簿上做了手腳，才讓歙縣蒙受不白之冤！

事不宜遲，帥嘉謨迅速又寫了一篇呈文，簡單描述了一下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他知道，吏目向來世代相繼，如果徹底掀出來，很可能會得罪一大批人，所以他對於成因，只是含糊地提了一句：「先年不知弊由何作」。

人，可以不追究，畢竟過去快兩百年了；事，做錯了，卻得撥亂反正。

同時帥嘉謨還提出另外一個重要論據：「人丁絲絹」明明是人頭稅，那應該就是按人口收取。單獨讓歙縣交納，難道其他五個縣一個人都沒有嗎？

隆慶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帥嘉謨正式把這篇呈文提交徽州府，滿懷期待能夠「俯賜決議，申詳改正」。

應該說，這次的呈文比上一次更有說服力，新提出的兩個證據也都很合理。可是報告遞上去，卻毫無動靜。徽州府這次乾脆連回覆都沒有，置若罔聞。

帥嘉謨到底是數學學霸，在探究人心方面不及文科學霸楊教諭。他不明白徽州知府的冷漠，是出於維穩和仕途，跟技術性問題無關。帥嘉謨把一個戰略性錯誤當成了戰術性錯誤，一味鑽牛角尖去查考細節，等於是媚眼拋給了瞎子看。

換了其他人，大概就認命了，可是帥嘉謨卻沒有退縮。這個耿直的boy意識到從徽州府和應天兩院都得不到支持，遂做了一個驚人的決定。

進京上訪！

我找你們領導去！

這裡要特別插一句。帥嘉謨的這個行為，在別的地方可能驚世駭俗，但在徽州，還真不算出奇事。

徽州這個地方，民風剽悍。這個「剽悍」不是說他們好打架，而是說徽州人好打官司。

中國老百姓一般都有逃避打官司的傾向，愛打官司的人，會被當成「刁民」。地方官考評，也以「涉訟事少」作為民風淳樸的標準之一。但徽州人的做派，和如今美國人很相似，動輒興訟，有事沒事就喜歡對簿公堂，時人形容為「事起渺怒，訟乃蔓延」，並用了一個特別精闢的詞來總結健訟。

大量的訴訟，讓徽州盛產精通法律條文的狀師、訟師，打起官司來唇槍舌劍，在訴狀上經常互相攻伐，精彩紛呈。每一任徽州主官，都覺得本屆「刁民」太多，對此頭疼萬分，以難治而聞名。

這民風不是明代才培養出來的，早在南宋時，徽州出身的朱熹就無奈地評價本鄉人：「其俗難以以力服，而易以理勝。」

所以帥嘉謨在本地打不成官司，毅然赴京上告，這個做法，很徽州。

帥嘉謨抵達京城以後幹了什麼，沒有資料記載。但從各種官府文件透露的細節能推測出，他應該是先去找了都察院一位姓宋的御史，求遞陳情狀子。

這是個明智的決定。以帥嘉謨的身份，想直接找戶部高官申訴很難，但搭上一個言官就容易多了。都察院十三道監察御史，職責稽查六部百司之失，一向喜歡採集民意，風聞奏事，找他們管用。

不過他沒走彈劾的路子。對京官來說，這事太小，又不涉及中樞官員，專門上書彈劾意思不大；帥嘉謨也不想跟地方政府徹底撕破臉。

他所求的，只要能得朝廷一個態度，批幾句話，就夠了。

隆慶五年的六月初二，帥嘉謨的呈文終於被宋御史遞交上去，並很快轉發給戶部。同隨呈文過去的，還有一段都察院的批語：「典有所遵，賦當均派，合從抄出酌行。」 意思是，要求應該遵守法典，均攤賦稅至六縣，請戶部酌情辦理。

這個批語，正是帥嘉謨夢寐以求的結論。

戶部接到這道文書，加了一句：「候本處巡按衙門題」，轉發給應天巡撫和巡按，讓他們酌情辦理。

這個態度略有些敷衍，類似於現在的「請有關部門接洽」。但對帥嘉謨來說，這個結果已經很滿意了。戶部只要表露出要調查的態度，他就可以拿去當令箭去推動應天兩院啟動調查。

接下來，他只要趕回徽州，等著配合上峰調查就夠了。帥嘉謨高高興興地離開京城，踏上了返鄉之旅。

他不知道，此時一道死亡威脅的陰影，已經悄然籠罩在他的頭頂。

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五縣明面上雖然對「人丁絲絹」一事反應淡漠，但私下裡卻十分重視。京官之中，也不乏來自五縣籍貫者。帥嘉謨在京城的舉動，他們瞭解得很清楚。

整件事的癥結，就是這個新安衛的訟師！沒他上躥下跳，就天下太平了

要不……就把他幹掉算了？

這也不是第一回了。嘉靖年間，那兩個糾纏「人丁絲絹」的歙縣刁民程鵬、王相，最後也是莫名身死收場。奈何橋上，不差這一個人。

帥嘉謨在歸途中，果然遭遇一場絕大的危險，全靠好運氣才僥倖逃脫。具體這是什麼危險，是誰指使的，沒有記載流傳下來。但帥嘉謨真是被嚇破了膽，敵人這是動了殺心。他壓根不敢回徽州，攜帶家人逃回了老家湖廣江夏縣避禍。

帥嘉謨這一逃，讓好不容易啟動調查的絲絹案，陷入停滯提告的苦主都沒了，還怎麼查？於是在各方敷衍之下，終於讓這件事再度沉寂下去。至於朝廷戶部，日理萬機，不可能一直盯著徽州這個小地方。

整個隆慶五年，毫無動靜。

到了隆慶六年，也毫無動靜。

在這一年，隆慶帝終於駕崩，萬曆即位。再然後，張居正排除掉了一切政敵，成為首輔，整個大明邁進了萬曆新時代。

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整個大明都忙著適應這位新首輔的執政風格。至於絲絹案和那個躲去原籍不敢回來的數學學霸，已經徹底被人遺忘，再沒人提起過。就連帥嘉謨本人，也心灰意冷，銷聲匿跡，不敢再去爭辯什麼。

整個故事，似乎就這麼結束了。

可一進入萬曆三年的年初，已沉寂數年的徽州絲絹案，似乎被什麼力量激發，突兀地掀起一陣巨大的波瀾，把整個徽州六縣都捲入亂流……

第二章 六縣大辯論

萬曆三年三月初九，徽州知府崔孔昕突然向歙縣發下一道牌面，要求緝拿帥嘉謨。

緝拿令是這麼寫的：「今照帥嘉謨，既能具詞呈告撫按，必為有力之家，有謀之輩，何為捏作在外，屢提不到。中間必有主使之者，擬合行提。為此，仰縣官吏速究帥嘉謨有無妻子兄弟，是否在外，此輩奸惡，漸不可長,設法緝拿解府，從重問擬，庶足以警余奸奸,毋得遲違。」

這道牌面的語氣殺氣騰騰，卻又讓人感到有點氣急敗壞。尤其是緝拿帥嘉謨的罪名，更是莫名其妙：

你帥嘉謨有本事去兩院告狀，怎麼沒本事留下來配合調查？一直躲在外頭，一定非奸即惡！

這實在是有點不講道理。帥嘉謨外出避禍，可不是自己情願的。何況戶部隆慶四年下的文，事隔四年，徽州府這才想起來指責別人「屢提不到」，這反射神經未免也太慢了。

這個罪名，一看就是欲加之罪，倉促擬成。從字裡行間，能感受到徽州府濃濃的焦慮。似乎有什麼大事要發生，迫使他們不得不加快行動。

這份急就的緝拿令，很快下發到了歙縣。知縣姚學閔倒是沒耽誤，立刻安排人手聯合執法因為帥嘉謨是軍戶，隸屬新安衛，所以這事必須跟衛所協調。

半個月以後，也就是三月二十四日，歙縣總算逮到帥家的一個親戚，叫帥貴。一問方知，帥嘉謨帶著老婆孩子，一直躲在江夏縣沒回來過，只留下帥貴看家。

知縣姚學閔迅速把這個情況回報徽州府，然後還特意加了一句：「無憑拘解。」 意思是，想抓他，就得跨省執法，我們歙縣可沒辦法。

歙縣在捉拿帥嘉謨這件事上，一點也不熱心，畢竟帥嘉謨是在為本縣利益奔走。徽州府對此心知肚明，可也不能說什麼，只好先把帥貴拘押了事。

沒想到，這事才過了幾天，到了四月初十，徽州府忽然接到一封呈文，署名正是帥嘉謨。

在這篇呈文裡，帥嘉謨舊事重提，先把關於「人丁絲絹」的前因後果重述一遍，然後回顧了各級各屆領導對此事的批示。緊接著，他解釋了一下自己的行蹤：「回途遇害，羈縻遠避，未申情欵 。」

帥嘉謨並沒說這危險是什麼，也沒提是誰主使。但既然他不敢回徽州，那兇手從何而來，昭然若揭。這一句指控，真是綿裡藏針。

當然，對於徽州府，帥嘉謨的態度還是很誠懇的：「今奉爺台仁恩催議,千里奔歸，伏乞作主，憐憫偏苦，洞察奸弊。」這句話，是針對徽州府「屢提不到」的回應。

在呈文的最後，帥嘉謨又提出了一項新證據：「順天八府，也有人丁絲絹這個稅種，皆為諸縣分攤，沒有例外。」 這個雖非決定性證據，但卻是一個強而有力的旁證。

看來他在江夏縣這幾年，根本沒有心灰意冷，仍舊在孜孜不倦地搜尋證據，還把視野擴散到了全國範圍。

不過帥嘉謨提交這一篇呈文的時間，相當蹊蹺。

徽州府的緝拿令三月初九才發，到了三月二十四日，歙縣才搞清楚帥嘉謨的下落。即使他們立刻派人趕往江夏通風報信，送到也得四月初了。

而到了四月初十，帥嘉謨的呈文，就已經送到了徽州知府的案頭。

徽州到江夏路途遙遠，帥嘉謨又不可能使用官驛八百里加急。報信往返加上撰寫呈文，只用了十七天時間，這……未免也太效率了吧？

除非，這封呈文，帥嘉謨早就準備好了。

除非徽州府的動向，歙縣早就已經向他通報了。

從種種蛛絲馬跡能感覺到，帥嘉謨和歙縣之間，早在暗中密切聯絡，而且他們在策劃一個很大的動作。

無論如何，帥嘉謨的再度出現，讓徽州府鬆了一口氣。兩天之後，四月十二月，徽州知府崔孔昕撤銷了緝拿的命令，把帥嘉謨呈文迫不及待地轉發給歙縣，說有人向本府投訴人丁絲絹案，你們好好詳查一下。

比起上一次的敷衍態度，徽州府這回態度積極得可怕，大概是嗅到空氣裡什麼味道了吧？

但這個安排實在古怪。按道理，這事應該是六縣合議，拿出個章程。你現在不通知其他五縣，讓歙縣先去詳查，豈不等若是讓原告自己去審犯人嗎？

沒想到，歙縣比徽州府還積極。詳查文書發出三天之後，歙縣的申文竟然就發回徽州府，洋洋灑灑好長一篇。

這篇申文，出自知縣姚學閔之手，代表了整個歙縣官方的態度。申文的標題氣勢十足：「歙縣為蔑制蔑悖典，射害殃民，懇恩遵照《會典》，均平絹賦，以蘇偏困事。」

姚學閔的申文，簡單來說就是兩點：「第一，《大明會典》記載徽州府輸「人丁絲絹」8780匹，從來沒提過讓歙縣單獨交；2 「人丁絲絹」被人篡改成了「夏稅生絲」，以致五縣之稅，落到了歙縣頭上。

這篇申文，基本就是複製帥嘉謨之前的論點。唯一不同的是，上一次是下民上書，這一次卻是知縣大人親自背書，不光背書，還要赤膊上陣。

此前帥嘉謨也提過戶房舞弊之事，可他不敢把話說得太明白，只能隱晦表示。而姚學閔卻根本不用顧慮，直接撕破了臉皮，指著戶房那些書吏的鼻子開罵。

知縣大人說了：之所以會有「人丁絲絹」改成「夏稅生絲」的篡改？是出自徽州府戶房糧科的書吏之手。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發生呢？因為徽州府的戶房，一直以來，都是由五縣胥吏把持，世頂名缺，從來沒有出過歙縣籍的糧官，當然只能是歙縣挨欺負了。

姚學閔甚至還披露了一段秘辛：「縣裡的老者說過，當年要交「人丁絲絹」的時候，徽州府的戶房書吏們各自都有私心，不願意讓自己家鄉受苦，就偷偷對歙縣說，現在上頭催促得緊，五縣一時籌措不出，不如你們先墊上，回頭五縣再補給歙縣。歙縣當時沒有正印官，就這麼認下來了。沒想到戶房翻臉不認人，不承認有這麼回事，導致此稅成了歙縣的既成事實。」

這故事真的假的，沒法查證，反正姚學閔說了，這是「父老相傳」。

你說姚學閔一介知縣，怎麼突然像磕了藥的關二哥一樣生猛？謎底就在申文裡的一串人名。

為了壯大聲勢，姚學閔找了本地的一批鄉宦聯署。這些鄉宦都是退下來的本籍官員，雖然無權，但在當地仍舊擁有著絕大的影響力，是一股不容忽視的巨大力量。

看看這份聯署名單的前幾名吧：

汪尚寧，歙縣竦口人，進士，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

汪道昆，歙縣千秋裡人，進士，官至兵部左侍郎。而且他文名極盛，和王世貞並稱南北兩司馬，「後五子」之一。（順便說一句，後人在猜測《金瓶梅》的作者，汪道昆也是懷疑對象之一，可見這人的實力。）

江珍，歙縣南人，進士，官至貴州左布政使。

方弘靜，歙縣南人，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右侍郎。

程大賓，歙縣槐塘人，進士，歷任南吏部考功主事，廣西副使、滇南學正。

曹樓，歙縣雄村人，進士，官至江西右參政。

江東之，歙縣江村人。此時他還沒進士出身，要到後年才考中。再後來，他以御史身份首先向馮保開炮，也是萬曆朝中一個名人。

要說徽州，真是人傑地靈的學問之鄉，底蘊深厚。區區一個歙縣，隨隨便便就拽出六、七位還在世的高官助陣，個個身份顯赫，地位不凡，簡直就是全明星隊，別人眼睛都要閃瞎了。

順便悄悄說一句，歙縣還出過一個大人物，不過他的工作和前面幾位不太一樣，主要事業都放在海上。若有他聯署，估計徽州府就直接跪了此人姓汪名直，又名五峰。

扯遠了。

鄉宦、鄉紳，這都是地方上的中堅力量，他們個個都有深厚背景，不是在官場上聯繫廣泛，就是在當地民眾裡擁有巨大影響力。從政治動力學的角度來看，地方與官府博弈之時，他們是極為重要的砝碼。

有他們背書，這份申文的份量之重，可想而知。

從聯署名單就能知道，歙縣這次突開重炮，絕對是籌謀已久。從徽州府發文到歙縣回覆，一共就三天，若是臨時準備，哪裡來得及？

歙縣一定是早早就開始籌劃，就等著突發奇襲，打五縣個措手不及。

可是，歙縣哪來的膽氣，把所有的矛盾都擺到檯面上跟五縣打對台？就算有鄉宦聯署，也不至於這麼直白大膽吧？難道背後有撐腰的？

很快，撐腰的親自來了。

五月十日，應天巡按鮑希賢下文給徽州府，說歙縣申文干係重大，必須仔細地檢閱會典、府志、賦役等文件，會同五縣通查，一有結果，立刻上報。

注意，此前包括海瑞在內，歷屆江寧撫、按兩院給的批覆，都是「仰府查議報奪」，沒太多傾向性，就算催促六縣合議，也是不急不忙。

但鮑希賢這次的口氣，卻明顯偏向歙縣，反覆強調這次五縣通查，一定得查出一個結果來。而且鮑希賢不是直接在徽州府的上文做批覆，而是讓兵備道發出憲牌。

所謂兵備道，是指大明中後期在地方上負責整飭兵務的機構。它雖有軍方色彩，可行政上卻歸按察使管，一般由按察司副使兼任。所以兵備道也算是監司職官，有受理訴訟的職能，同時亦可算作按察使麾下的一支武裝力量，必要時可彈壓地方。

徽州附近的兵備道，全稱叫做「應、安、徽、寧、池、太六處兵備道」，簡稱徽寧兵備道，嘉靖年間一度裁撤，在隆慶六年才復設，兵備副使是馮叔吉。由這個部門發出憲牌，是暗示徽州府，這次別再用「恐生民亂」當理由了。真鬧起來，兵備副使手下可不只有文吏。

如此旗幟鮮明的表態，說明應天巡按，是站在歙縣這邊，他就是歙縣的膽氣。

可是，這應天巡按是吃飽了撐的？平白無故突然翻出舊賬，把平靜的徽州局面重新掀動起來？這不是官場大忌嗎？

對，這是官場大忌，但大忌一共有兩條：第二條是避免無事生非，第一條則是，別忤逆上司。後者的優先級，高於前者。

為何連應天巡按這種級別的高官，都赤膊上陣？真正的答案，就隱藏在徽州府轉發帥嘉謨呈文給六縣的公文抬頭裡。

按照公文要求，徽州府在轉發時，需要把此前各級主管部門對「絲絹事件的批示，都一一附在前頭。從這些信息中，能看出文牘流轉的蛛絲馬跡。

原來在萬曆三年年初，戶部已經發了一道文書，責問徽州：喂，之前不是下文讓你們查「人丁絲絹」的事兒麼？到底查的如何了？

看到這份文書，徽州府先懵了一下，然後才想起來。隆慶五年，帥嘉謨進京告狀，曾經促使戶部下一道文，催促徽州府查勘。不過後來因為帥嘉謨失蹤，緊接著趕上皇上駕崩，徽州府以為上頭把這事給忘了，也就擱置不理。

誰知道，事隔四年，戶部不知為何，突然想起來這碼子事了，來文催促。

不光催促，而且這回旗幟鮮明地支持歙縣的主張。

戶部在公文裡說：「轉行該府從公查勘，前項人丁絲絹起自何年，因何專派歙縣。其各縣有無別項錢糧相抵，如無相抵，今應作何議處。」

這段話雖然還是疑問口氣，但其實已經給出了結論：歙縣的稅賦肯定有問題，所要搞清楚的，無非是何時開始，以及怎麼攤回到其他各縣。

上頭顯出了明確的傾向性，這件事的性質便截然不同。所以徽州府心急火燎去找帥嘉謨，也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這還不是答案應天撫按鮑希賢幹嘛也心急火燎？

戶部不是應天巡按的上級，兩邊根本不在一條線上。徽州府怕，巡按可不會怕，若他有心不理睬，戶部也沒轍。

應天巡按到底在怕什麼？

答案，還是在那份戶部的責問文書裡。

前面說了，公文格式有要求，要把所有流轉過程和領導批示都寫清楚。在這份文書裡，清楚地寫明了流轉過程：「奉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 」

也就是說，此事不是戶部推動，而是來自於聖上的旨意。不過萬曆皇帝那會兒還小，所以這個「奉聖旨」，其實是內閣代擬，更準確地說，是代表了首輔張居正的意思。

驚動了這麼一位大神，你說應天巡按慌不慌？

首輔出手很有講究，沒有明確表達出什麼傾向。可這些官場老油條，誰不是文牘高手，誰讀不出其中的潛台詞？於是從萬曆三年初開始，從戶部到應天巡按再到徽州府、歙縣，全都心急火燎地翻出舊檔案，找回老證人，近乎瘋狂地把整個絲絹重新推動起來。

張居正為何如此，咱們暫且按下不表。單說歙縣知縣陳學閔上書之後，上有應天巡按、兵備副使支援，中有徽州府默許，下有鄉宦明星隊搖旗吶喊，一時之間，氣勢如虹。

此前一直是帥嘉謨單槍匹馬，獨闖敵陣。這回則是數路大軍集結一處，擺明車馬要與五縣做正面決戰。怪不得歙縣申文寫得氣壯山河，底氣十足。

接下來，就看五縣怎麼接招了。

五月十日兵道憲牌發出，五月十四徽州府便轉發給五縣，催促他們前來合議。算上公文在路上走的時間，徽州府幾乎是一收到，立刻轉發。

面對這一次蓄謀已久的突襲，其他五縣一時間懵了。這事不是早黃了嗎？什麼時候又鬧得這麼大了？直到敵人的大軍打到城門下，五縣方才如夢初醒。這次好像味道不對，看來不能像上一次一樣裝聾作啞了，必須得有所反擊才成。

最先做出反應的，是婺源縣。這是僅次於歙縣的大縣，實力位居五縣之首，更是朱熹老夫子的故鄉。知縣吳管五月十五日接文，在五月二十二日即發回申文，算得上是神速了。

可惜速度雖快，質量卻很糙。這篇申文的論點，和當年績溪楊教諭一樣，指稱歙縣虧欠夏麥9700石，被罰補交夏稅生絲8780匹，歷年輸送，與其他五縣無關。至於「人丁生絹」，那是南京承運庫的事兒。

這個論點破綻很大，無甚新意。不過這也沒辦法，一共只有幾天時間，吳管再有才，也不可能跟帥嘉謨精心準備了幾年的證據相匹敵。

不過吳管到底也非庸人，他後來官至給事中，說明頭腦很好使。他在申文裡，還提出了一個四兩撥千斤的方案：

查閱黃冊。

黃冊是朝廷重要的賦稅檔案，上面征派賦役，都要依據黃冊來施行。它是第一手資料，最具權威。

吳管的邏輯是：如果《大明會典》和府志記載無誤的話，那麼在黃冊的原始記錄裡，一定會有相應記載。後者的可信度要高於前者。只要去查黃冊檔案，自然知道誰對誰錯。

按照規定，黃冊會抄送數份，本縣本府都有保存，還要抄送南京戶部留底。你可以說本縣本府存的黃冊可能會被篡改，但南京戶部的留底，絕對是準確的，一查便知真偽。

吳管此舉，獨闢蹊徑，給解決紛爭提供了一個新思路。

除此之外，他也效仿歙縣，拉來了本縣的一批名人助威。雖然陣勢不如歙縣顯赫，卻也有四位進士出身的致仕高官壓陣徽州太牛了，只是轄下兩縣，就能拽出這麼多名人。

三天之後的五月二十五日，績溪縣也加入戰團，同樣也是知縣陳嘉策領銜。

有了婺源爭取時間，績溪縣準備得更加充分。知縣陳嘉策選擇了另外一個辯駁策略，把突破口放在了「獨征生絲」之上。

帥嘉謨當初有一個質疑：徽州一共六縣，為何獨獨在歙縣徵收生絲？這根本不合理，所以一定是六縣均輸。他還舉了很多例子，比如常州府進貢茶葉，《會典》裡就寫明「征於宜興縣」；寧國府進攻木瓜，也寫明由宣城縣專輸。所以如果朝廷單獨在歙縣徵收生絲，《會典》一定會明確寫出來。

陳嘉策針對這個質疑，羅列了一大堆反例：蘇、常獨征白米；寧、太獨征牧馬；績溪獨征皇木。這些在《會典》裡也沒專門寫出來啊。松江府的綠豆，只由華亭一縣徵收，上海縣不必去管；安府的藥材，只由山陽縣徵收，睢、贛兩縣就不用交；金華府的麻地，只征武藝縣，至於絲、紗二項，則從湯溪征發，其他縣不必交納。這些單征的項目，《會典》裡也沒提啊。

列完這一大堆，陳嘉策表示，一府獨征一類物資於某縣，實屬平常，《會典》不可能面面俱到，寫的那麼詳細。所以帥嘉謨的質疑，純屬見識太少，毫無道理。

哦，對了，績溪作為六縣中最小的一縣，手裡沒有活著的進士，只好翻箱倒櫃，請出了三位舉人聯署。

婺源、績溪兩縣打起頭陣。到了六月十三日，休寧，祁門兩縣終於也有了回應。

休寧的知縣陳履，應該也是個數學學霸。他準備了將近一個月，兵強馬壯，索性拋開那些彎彎繞繞，挺槍直刺歙縣的核心要害數字。

歙縣或帥嘉謨最核心的質疑，在於兩項稅賦的數字不符。

歙縣「夏稅生絲」補麥9700石，折生絹只有4千多匹；而每年歙縣卻要交納「人丁絲絹」8780匹。多交的4千匹，一定是本該其他五縣負擔。

關於這個質疑，陳履給出了自己的調查結果：

他發現，在乙巳更制中，行中書省除了查獲歙縣虧欠夏麥9700石之外，還在其下轄的登瀛、明德兩鄉，重新清查出一部分拋荒的桑園田地，加上抄沒程輝祥、葉忠兩個大地主的田地。這些土地，都重新丈量造冊，然後重新計算徵稅。

虧欠夏麥 拋荒桑園田地 抄沒田地，這三項加在一起。歙縣新增的賦稅一共是生絲10974.3斤。每24兩生絲，折絹一匹，所以總數正好是8779匹整，與「人丁絲絹」數字相符，所以這就是歙縣的稅。

在洪武十年、二十四年、永樂十年、成化十八年，對這筆賦稅的數額都有調整。到了弘治十四年，朝廷把生絲折絹的比率，從24兩調整到了20兩，但定額8779匹，卻沒有改動過。

陳履的第二槍，紮在了物產上。

帥嘉謨曾提出，歙縣明明不產絲，為什麼要以生絲為賦稅折色呢？

陳履考察了一下，發現歙縣下轄的登瀛、明德、仁禮、永豐、孝悌、滾繡、下鄉幾個鄉里，本來是有桑園的，而其他五縣則從來沒有過。顯然，生絲曾經是歙縣的特產土貢。

雖然歙縣現在不養蠶，得去外地買絲，但當年它明明是有自產的。換句話說，這是物產變遷所導致的歷史遺留問題，還是你們歙縣自己的鍋。

《府志》上為何沒提歙縣原本有桑這件事？很簡單，因為《徽州府志》是歙縣籍的官員帶頭修的，他們當然得摻私貨啊！

陳履的第三槍，刺中了帥嘉謨抱住不放的《大明會典》。

為什麼在《大明會典》的記載裡，只寫「人丁絲絹」征於徽州府，沒寫征於歙縣？陳履的解釋就三個字沒必要。會典是從布政使這一級進行記錄，沒必要記載到縣這麼詳細。更何況每一府都有自己的情況，拿外府的例子來質疑本府，根本荒唐。

陳履的回答，是目前為止五縣反擊中最犀利的一個。三槍紮下去，槍槍見血，就是帥嘉謨當面辯論，恐怕也會非常棘手。

相比之下，同一天交作業的祁門縣，申文寫得極其乏味，無非老生常談加哭窮而已。沒辦法，因為祁門當時的知縣開缺，申文是由縣丞劉守德代理回答。

又過了一個多月，七月二十一日，姍姍來遲的黟縣終於把最後一篇申文交了上去。

前面有吳管、陳嘉策、陳履三員大將坐鎮，黟縣知縣陳正謨就顯得輕鬆多了。在申文裡，他心不在焉地重複了一遍前幾位知縣的意見，然後說了句略帶萌感的風涼話：「歙縣那麼大，就算減了絲絹稅，也不過是大江之上去掉一條船而已；我們黟縣現在超級超級窮，再加哪怕一點點賦稅，那就和久病之人吃了烏頭一樣，根本扛不住呢！」

於是在萬曆三年的徽州，我們可以看到一番如同神魔小說般的情景：五大知縣和一個縣丞騰空而起，紛紛祭出法寶與神通，在徽州府衙上空肆意互噴，口述四濺。

神仙們打架的動靜太大，結果當地民眾全都被驚動了。田賦一事，對百姓來說最敏感不過，他們一聽，立刻坐不住了。贏了還好，萬一知縣輸了怎麼辦？咱們不就平白要加稅了嗎？

這可不行，得出把力，把聲勢搞得越大越好！一時之間，六縣民眾摩拳擦掌，紛紛投身到這一場大辯論中來。

說實話，從道理上來說，五縣明顯佔據優勢，歙縣幾乎每一個論點，都被駁斥了。

可是，自從六縣老百姓們參與進來以後，人一多，局勢就和網上吵架一樣：比的不再是邏輯與論據，而是髒話、排比句和在線時間。

六縣的人開始互相辯論，辯論成了嘲諷，嘲諷成了怒罵，甚至還會演變成鬥毆。他們在街上吵，在官道上吵，在商舖前吵，最後還要去衙門裡吵。

徽州風俗一向健訟，百姓一碰到問題，第一個反應就是上訪告狀。可是徽州府如今一腦門子官司，沒法調停這個糾紛。於是六縣民眾把注意力全放在了更上一級的政府機構。

在接下來的半年裡，整個應天官場可真是熱鬧非凡。有歙縣的老百姓去找兵備道告狀；有婺源縣的不平士人，去應天巡撫那告狀；有績溪士民跑到江寧巡按那訴苦。只要和徽州事務沾邊的衙門，幾乎被他們騷擾了一個遍。兩院、兵道的衙署前面門庭若市，告狀的比送禮的人還多。

面對這種窘境，兩院一臉黑線，徽州難治，果然名不虛傳。他們除了連連下文催促徽州府趕緊拿出個結論，還在文書裡反覆強調：「仍禁諭士民不必紛紛告擾」可見上級主管部門真是被騷擾得不輕。

可結論哪兒那麼容易拿出來啊？或者說，徽州府哪敢拿出結論來啊？如今爭議已經不只在官方層面，連民間都爭吵不休，甚至已經因為這個導致了幾起跨縣鬥毆。眼見著六縣民怨不斷在蓄積，誰敢去戳破？

眼看僵局要演變成亂局，到了萬曆三年的年底，十二月初一，絲絹風波的始作俑者帥嘉謨終於再度出手。

帥嘉謨手裡並沒有什麼新的證據，不過他把之前的所有資料統合起來，給出了一個完整的故事。

在這個故事裡，國初朝廷向徽州征派人丁絲絹8780匹，均攤六縣。結果徽州府戶房小吏是五縣人，遂哄騙歙縣先墊上。等到歙縣應承下來之後，戶房又把這筆稅賦篡入「夏稅生絲」的科目裡。從此以後，徽州在歙縣徵收「夏稅生絲」，向上交納「人丁絲絹」，瞞天過海兩百年。

對於吳管、陳履、陳嘉策三個人的反駁，帥嘉謨卻未置一詞。

這篇呈文，很快由徽州府轉發到了五縣。五縣立刻暴跳如雷，合著我們的質疑他一條都沒答，純粹在自說自話，哪有這麼辯論的。

五縣不單幹了，正式宣佈組團，合著發了一篇《五邑民人訴辯妄奏揭帖》。他們懶得多費唇舌，核心意思就一條，即是此前婺源知縣吳管的提議：「伏乞查明，洪武十四年初造黃冊，如系六縣公賦，甘派無詞；如系歙縣額科,乞嚴將帥嘉謨等正法治罪！」

咱們去查黃冊的原始記錄，是不是，證據說話！如果不是，你丫就洗乾淨等著判刑吧！

歙縣不甘示弱，立刻回帖嘲諷：「節蒙牌提各縣丁畝文冊並取有無何項錢糧相抵回文, 豈各縣抗違不回，延捱會計，歙苦無伸申，懇恩差人守提，早賜均攤歸結。」

你們自己都不肯把縣裡的檔案拿出來對賬，百般拖延，還好意思提查黃冊的事？

然後兩邊嗷的一聲，又撲到一起撕巴起來……

眼看這局面即將失控，應天巡撫宋儀望趕緊寫信提醒徽州府：「歙民積憤已久，五縣紛爭亦力，示以均平之情，酌以通融之法，雖有偏心，無可復置私喙矣。」

此前一直是巡按鮑希賢在活躍，宋儀望沒表現出什麼傾向性。可現在徽州很可能釀成民亂，他不得不出手。這封信的話裡話外，透著一股「別講道理了，和和稀泥，趕緊把這事平了」的憂慮。

於是上下的壓力，全壓到了倒霉的徽州府身上。

徽州府怒了，不帶這麼欺負人的。我過不好年，你們誰也別想過好！

萬曆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距離過年只有半個月不到。徽州府給五縣下達了一封催提牌面，態度前所未有地嚴厲：「將該縣人丁田畝數目文冊一併，星火申報，毋徒執詞混擾，致礙轉奪，此系至緊事理，難容延緩，如違，提究該吏不貸。」

看得出來，徽州府是真急眼了……

結果等到十二月二十五日，婺源知縣吳管再一次披掛上陣，殺奔出來。算算日子，恐怕他是沒時間置辦年貨了。

吳管這一次出手，背後得到了五縣高人們的支持，威力奇大，狠狠地拍到了帥嘉謨的死穴之上。

第一。帥嘉謨說「人丁絲絹」和「夏稅生絲」折算出的數字不對。

他算錯了！

乙巳更科，是在當年四月一日發生。歙縣一共虧欠9766石9斗3升6勺這個數字估計是一個處女座查出來的所以針對本縣輕租民田3646頃，每畝額外征發四錢生絲。這筆賦稅，在洪武年間正式記入黃冊檔案。

而按照當時的折率，生絲1兩折麥7升。歙縣虧補的9766石9斗3升6勺麥子，補生絲9041斤，算下來正好是7升麥子補絲1兩。完全對得上。

你不是數學學霸嗎？那我就在你最得意的領域，把你擊敗，一口氣把數字精確到勺。

吳管還順嘴嘲諷了一句：這事兒帥嘉謨你怎麼能拿銀子來算？國初到現在，銀錢匯率變化太大，根本無法做參考。就你這腦子，還敢自稱學霸？

第二。帥嘉謨說，《大明會典》記載徽州府徵收「人丁絲絹」8780匹，沒說具體由哪個縣交，那麼當然是六縣均攤，否則該註明是歙縣獨輸。

他弄錯了！

此前陳履已經舉了不少反例，這次吳管準備了更充分的彈藥：

他亮出了一個決定性的證據：浙江的「夏稅絲綿」，是從杭州等八府徵收，溫、台、處三府不用繳。但《會典》裡卻只寫浙江布政司征「夏稅絲綿」情況和徽州府一樣。

為什麼不註明杭州等八府呢？

因為這是《會典》的寫作原則：在直隸，言府而不言縣；在各布政司，則言省而不言府。如果事事註明，縣縣寫清，《會典》得多厚啊？

再說帥嘉謨舉的那兩個例子：常州府茶葉註明產自宜興、寧國府木瓜註明產自宣城謝謝，那是特產貢品好麼！當然要單獨註明，跟田賦根本不是一碼事。

打臉啪啪啪！

第三，帥嘉謨曾經提出一個理論：歙縣虧欠夏麥的同時，其他五縣也虧欠，六縣虧欠的總額，恰好與人丁絲絹的稅額對得上。

他算錯了！

吳管對這個疑點，也做了十分深入的調查。

已巳更科之前。歙縣產麥19632石，產米17688石；婺源產麥8315石，產米8315石。次年歙縣產麥虧欠的同時，婺源產麥8000石，確實虧欠300石麥，但是大米卻豐收了，遠比8315石要高，所以根本不需要補麥，自然更不需要轉嫁到歙縣頭上。

所以你們歙縣自己的鍋，別往我們身上甩。

第四，帥嘉謨指控說戶房的五縣籍小吏偷偷篡改稅收科目，哄騙歙縣。

吳管對這個質疑，簡單回覆了一句：「歙縣長官又不是傻逼，就算歙縣長官傻逼，老百姓也不傻。這麼大的稅額，要真金白銀往外掏，哪裡是改改數字就能瞞過去？」

說完這個，他又不陰不陽地補了一句：「現在的戶部尚書殷正茂，也是你們歙縣的喲。」 潛台詞的意思是，你說把持戶房的人會徇私偏幫本鄉，那把持戶部的堂官吶？豈不更會徇私嘍？」

吳管提到的這個殷正茂，來歷可不簡單。他是歙縣人，當年巡撫廣西，跟俞大猷聯手平定了韋銀豹的叛亂；總督兩廣軍務時，擊破了打著「倭寇」旗號的海寇，光復了惠州、潮州兩地，可謂戰功纍纍，官至兵部尚書。所以這是個深通軍務的老炮，此時正好改擢為戶部尚書。

歙縣以殷正茂為朝中的強援，吳管特意提這麼一句，就是為了化勁敵為話柄，為以後的抗議埋下伏筆。

在文章末尾，吳管又一次強調了一次此前五縣揭帖的要求：盡快查詢洪武十四年冊籍，搞清楚怎麼回事。」

如果是辯論賽的話，這篇申文基本上已經可以奠定勝局，有理有據，無從辯駁。

可惜現實並不是辯論賽。

績溪申文發出兩天以後，帥嘉謨沒來，反而是歙縣知縣陳學閔拍馬而至此時已經是十二月二十七日，看來他們家也沒空置辦年貨了。

不過這回陳學閔沒有大馬金刀跟吳管力拚，反而施展出了纏鬥功夫，顧左右而言他。

「我們歙縣的稅負，實在是太重了。大老爺請看，徽州的四司銀16212兩，歙縣要負擔5361兩，其他五縣共負10851兩。磚料銀708兩，歙縣負擔234兩，其他五縣共負473兩。軍需銀12215兩，歙縣負擔4032兩，他五縣共負8183兩。」

「這些都屬於正稅之外的雜稅， 歙縣負擔了徽州的三分之一，負擔已經沉重無比。你們怎麼忍心把「人丁絲絹」又砸在我們頭上？」

明眼人都看得出來，吳管的犀利攻勢，幾乎擊潰了歙縣的每一個論點，從道理這個層面，已經沒什麼好辯的了。陳學閔不得不採取守勢，不再正面搏殺，改打感情牌。

不過事情總算有那麼一點進展。在申文結尾，陳學閔也同意，應該盡快調查黃冊，找到原始記錄。

這份申文，並沒有立刻得到回應。沒辦法，你們兩位吵著吵著就到了年根兒，好歹讓別人過個年吧？

於是爭吵幾方各自回家，熱熱鬧鬧地過了一個大年。一直到萬曆四年的二月，戰火才重新燃燒起來。祁門、績溪、休寧、黟縣相繼回覆，他們的態度很鮮明，支持婺源縣的意見，催促盡快開查黃冊。

與此同時，五縣又拋出一枚大炸彈。

他們把自己縣內的土地檔案翻出來，合編了一部《五邑查明絲絹緣由呈詞》。這篇呈詞很枯燥，但是相當有殺傷力。裡面是每一縣從已巳更制後繳納的賦稅定額與增減之變，極為詳盡。

因為原文既長又繁瑣，姑且貼出其中一縣的賦稅報表，讓大家看看效果。

休寧縣:

原額夏稅麥八千九百九十九石四斗五升二合二勺,秋糧米一萬八百四十九石 八斗七升八合六勺。改科多麥九百九十三石二斗二升一合八勺,該銀二百一十四 兩八錢五分一釐三毫。加米一萬一千八百五十一石四斗八升八合,該銀五千七百 四十七兩九錢七分一釐七毫。麥米共銀六千六十二兩八錢二分三釐。該縣國初錢 糧當歙三分之二,今照數平抵外,比歙多銀一千二百六十八兩七錢三分五釐,歙將何者相抵。

到了這個地步，就是拿大數據砸人了。

注意看最後一句：「歙將何者相抵？」 每一縣的報表結尾，都會加這麼一句，意思是我們的賦稅清清楚楚，你們歙縣哪個稅目相抵了？

每張報表重複一遍，一共重複了五次，好似合唱一般，形同五次咄咄逼人的質問：「歙將何者相抵？」

是文一放出，懂行的都知道歙縣大事不妙。歙縣也覺得這個實在難以回應，立刻辯稱這是各縣自己修的，未必準確，還得看朝廷黃冊才能定奪！

於是，雙方經過將近半年的大辯論，慢慢地把焦點集中到了黃冊上。一切，交由黃冊定奪。

萬曆四年四月，歙縣和其他五縣幾乎同時上書，正式要求調取洪武十四年黃冊。頭大如斗的徽州府從善如流，在五月十八日正式向南京戶部提出申請調閱。

黃冊是朝廷的重要檔案，存放在南京的後湖也就是玄武湖的庫房，不能隨便調取。想查詢，必須要南京戶部批准。

不過在這之前，歙縣其實早已經偷偷派人去南京，暗搓搓地想搶個先機，不料戶部直接給他踢了回來，理由是「越申」，他們只受理府一級的申請。休寧縣、婺源縣也偷偷派人去過，被戶部以同樣的理由踢回。

雖然三縣都未得逞，但也可見彼此在水面下的鬥爭，有多麼激烈。

這次徽州府出面申請，南京戶部終於批准。徽州府趕緊組織了一支調查團，由歙縣縣丞、婺源縣縣丞 、休寧縣學訓導組成，準備開赴南京查閱。

應天巡撫宋儀望是個老江湖，他有點擔心就算查了黃冊，徽州人恐怕還是會糾纏不清，無論對哪邊有利，另外一邊一定會大鬧特鬧。為了避免這些麻煩事，宋儀望特意委派了太平府推官劉垓、寧國府推官史元熙，再加上徽州府推官舒邦儒他是江西余干人以中立第三方的身份，加入到審閱黃冊的隊伍中來。

為了防止出現可能的騷亂，宋儀望還指示徽州府，把諸縣帶頭鬧事的幾個人先控制起來。去年六縣大辯論的時候，除了幾位知縣唇槍舌劍之外，民間議論紛紛，湧現了幾個意見領袖。這些意見領袖在縣裡影響很大，要麼為本縣搖旗助威，要麼頻繁越級上書上訪上告，還隨時會向老百姓們通報最新進度。百姓聞勝則喜，聞敗則怨，完全被這些自媒體控制了輿論。

在宋儀望看來，下面的民怨都是被這些大V忽悠起來的。眼看查閱黃冊在際，可不能讓這些人生出變數，先關一陣再說！

於是連同帥嘉謨在內，還有五縣的黃棠、程文昌、汪福髙、吳敏仕、胡國用等蹦抯F害的意見領袖，被盡數控制起來不過帥嘉謨很快被釋放，因為他作為首倡之人，也必須得趕赴南京。

消弭了這個變數之後，徽州府調查團於萬曆四年七月十三動身，於七月二十三日晚抵達南京。二十六日，調查團向戶部投文，次日得到召見。戶部尚書勉勵了他們一番，說「二百年黃冊,豈有可改易之理,各自安心。」 然後派了一個王給事中、一個許主事予以協助。

不過這兩位一聽調查團的請求，都面露難色，說時間這麼久了，可未必查得到啊。調查團急了，我們大老遠過來，就為了看一眼，無論如何還請協助。

八月初二，調查團終於進入後湖，見到了夢寐以求的黃冊。緊接著，他們眼前一黑。

從洪武十四年至今的徽州府黃冊，足足裝滿了二十個書架，光是搬運工人就得一百五十人。調查團一共就三個人，外加一個編外的帥嘉謨，估計查完得八月底了。

關鍵他們還不許自己動手，得由王給事中、許主事兩位官員查找抄錄，再把抄件發給他們，效率非常低下。

那還能怎麼辦？查唄！他們幾個撅著屁股，開始吭哧吭哧地翻起故紙堆來。

這些可憐孩子沒料到，就在他們辛苦工作的同時，徽州府又出事了。

八月十四日，歙縣一個叫許一純的生員， 突然上書徽州府，提出了一個新理論：「黃冊的記錄，並沒那麼不可靠！因為那都是本地人所修，想要篡改實在太容易了。而《大明會典》是朝廷修的，更具有權威性。如果黃冊跟《會典》矛盾，應該要以後者為準。」

這一下子，五縣輿論嘩然。在他們看來，這個主張實在荒唐。黃冊是國初朝廷派員監修，當地人怎麼可能篡改，而《會典》是資料彙編，二手資料怎麼跟原始資料比可信度？

不用問，這是歙縣知道黃冊查詢結果對自己不利，所以開始造勢了！

五縣毫不含糊，立刻具文反擊，兩邊的話越說越難聽。你罵我「罔上規避，侮文蔑法亂政」 ，我罵你「五縣奸刁，妄行捏奏」，甚至還有中二百姓跑到按察分司門口，哭著要求「懇天作主，剿虎安民。」這是恨不得把對方當土匪給剿了。

結果正如宋儀望所擔心的那樣，憤青關了一批，又來一批，割都割不完。在他們的煽動下，諸縣立刻又沸騰起來，局勢又一次大亂。倒霉催的徽州府一面四處安撫，一面催促南京那邊，盡快拿出一個結果才好。

這一等，就等到了九月中旬。調查團終於完成了工作，整理出一份從洪武十四年到隆慶六年的黃冊抄件。

隨之而來的，還有帥嘉謨的一份報告。

真相即將揭曉。

第三章 稀泥中的暴亂

在這份調查報告裡，帥嘉謨說，洪武十四年造的黃冊，缺損甚多，尤其是最關鍵的「乙巳更制」以及當年四月一日改科的記錄，完全丟失。

簡單來說四個字：記錄沒了。

啊？沒了？

沒了！

從徽州六縣到應天兩院，所有人的褲子都脫了，指望著黃冊來主持公道。現在你告訴我，檔案丟失，死無對證？那怎麼辦？

帥嘉謨對此早有準備，不慌不忙地拋出一句話：

「切思《會典》乃祖宗立法垂統之憲章，黃冊乃民間遵文攢造之圖籍……豈奸反指府志黃冊為成法,而妄奏藐《會典》、部劄為私書。」

從乙巳年改科到洪武十四年造冊，前後差了十七年。很有可能五縣改竄黃冊、府志在先，造冊在後，不足為信。既然朝廷存的黃冊原始記錄已經沒有了，所以大家相信《會典》就好，不要去信府志、黃冊啦。

得，事情轉了一大圈，又回到原點。

說實話，帥嘉謨這個主張，實在強詞奪理。彙編怎麼可能比原始記錄還權威？無非是《會典》對歙縣有利，所以他才死死賴住這一點，沒理也要辯個三分。

消息傳回徽州，給本來就激烈的輿論潑上了一勺滾油。徽州府當地論壇一片嘩然，直接炸版。各縣大V沒法講道理了，直接改成人身攻擊，污言穢語，什麼都潑上來了。六縣氣氛緊張，幾乎到了要開戰的邊緣。

鬧到後來，連遠在北京的戶部都看不下去了，特意下了一道和稀泥的文，試圖緩和一下氣氛。

在這份公文開頭，戶部自己承認：「本部若徑依歙縣之奏,則五縣不從；若徑依五縣之奏，則歙縣不從，告訐日增，終非事體。」

那麼怎麼解決呢？還是我給你們出了一個解決方案吧。

戶部的方案是這樣的：

由戶部和應天撫、按，提供一個徽州府的部額和府額（即每年解送南京和留徽州府的稅額）。然後請徽州府統計六縣丁糧，加上存留本折麥米、官府辦公費以及各項雜稅，總算總除，平均一下。如果把那8780匹生絹算進去，而數字均平的話，說明絲絹稅是歙縣分內的；如果數字不均平，說明生絹是額外多出來的，就不該歙縣獨負。

戶部給的這個複雜算法，似乎有些無理。六縣人口、田地均不相同，不同等級的田地，賦稅額度和內容也不相同，這麼大筆一劃，均平折算，未免太簡單粗暴了。

戶部有的是精算高手，怎麼會提出這麼一個糊塗點子？

奧妙就在「均平」二字，這已經是這個詞第二次進入到我們的視野裡了。

上一次還是在隆慶年，帥嘉謨用這個詞，成功地響應了國家號召，引起了海瑞的注意。而這一次，戶部用了這個詞，自然也有用意因為當朝首輔張居正大人，正在醞釀把一條鞭法推廣至全國。

雖然真正開始著手統計田畝，要等到萬曆六年，正式推行全國更要等到萬曆九年。但在萬曆四年這會兒，各種前期準備工作已經逐步開展，戶部作為執行部門，自然對此最為敏感。

在戶部看來，徽州為什麼會起糾紛？是因為稅種太雜太亂，什麼「人丁絲絹」、什麼」夏稅生絲」、什麼「虧欠夏麥」，這麼多科目夾纏不清，一會兒交生絲，一會兒交夏麥，亂七八糟，折算複雜，正是舊稅制的弊端，不出問題才怪。

如果能重新統計出徽州府的丁糧田畝之數，再把所有稅賦合併，兩下一除，均攤下去，再折成銀子，這事就算徹底解決了。這個思路，恰好就是一條鞭法的核心內容之一：把所有的正稅雜稅都合併起來，歸於田地，計畝統一徵收銀兩。

所以那些複雜的算法，根本不是為瞭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而是為以後推行一條鞭法做準備的。

這個方案看似麻煩，其實戶部的思路很清晰：在舊稅法的框架下，徽州的絲絹爭議是沒有辦法解決的。黃冊已佚，賦稅來源已成無頭官司，兩邊各執一詞，誰也不肯退讓。所以正確的做法，是快刀斬亂麻，把歷史遺留問題全數切割，重新洗牌改成新稅法，問題自然消弭。

擱置歷史爭議，推行均平賦役之法。這個方案高屋建瓴，用意深刻，只有從全國一盤棋的高度去思考，才能想得出來。

這不禁讓我們想到一件往事：徽州絲絹案在隆慶五年本已歸為沉寂，到了萬曆三年，正是因為首輔大人突兀而離奇地舊事重提，這才讓徽州府心急火燎，重新激化此案。

再聯想到這個戶部的方案，會不會從一開始，這就是首輔大人為了推行新政所謀劃的一步棋呢？

戶部的這個方案發到徽州，徽州知府都快氣哭了。本來六縣都快打出腦漿子了，你們戶部非但不解決，還添亂。可這是上頭的指示，怠慢不得，徽州府只好硬著頭皮開始了艱苦的磨算。

徽州府整整花了一個月時間，總算趕在十月結束前，把整個六縣的賦稅捋了一遍。與此同時，戶部、應天地方的稅吏，也完成了部額與府額的梳理。兩邊數字加在一起總算通除，很快就拿出了一個結果。

徽州府每年該收取的賦稅，夏稅秋糧總計折銀70944兩，這個是要上繳國家的正稅，雷打不動。在這之外，徽州府還要收取軍需、四司、磚料、丁田、均徭、均費六項均平銀，總計57129兩。

這裡要特別說明一下，所謂均平銀，指的是嘉靖年間出現在江南的一種役法改革。

大明百姓除了要繳納田賦之外，還要負擔徭役，無償為各級政府提供勞力服務。百姓最怕的，就是徭役，不僅要給官府白幹不說，還得自備糧食衣物，自家田裡還少掉一個勞動力，這麼一來一去，負擔猶在田賦之上。

均平銀，就是讓官府計算每年需要的徭役總數，把人力成本折算成銀兩，讓老百姓按丁口繳銀。需要力役時，官府就從這筆銀子裡撥款僱傭人手。

這樣一來，老百姓交錢代役，不必親自趕去，哪怕多交點錢，至少不耽誤自家農時。政府也很高興，僱人幹活，工作效率更高，還解決就業；而且攤役折銀，也減少了大量的工作量，更容易統計管理，一舉三得。

這個做法最早出現於浙江，經過數年試行，頗受歡迎，於是江南各府都紛紛這麼搞。後來的一條鞭法的核心改革要點之一，正是這個折役入銀。

徽州府此時也每年編列均平銀，各縣分攤統收，再分配到各個用途名目下。

比如軍需銀是協餉當地駐軍，四司銀是衙門日常雜役費用，磚料銀是公共設施修葺費用，等等等等。所以這個均平銀，可以不嚴謹地把它當成官府的辦公預算。

接下來的計算，就很簡單了。

在萬曆三年，徽州府確定的比例，是每一口人丁，需交納均平銀0.0774兩，謂之丁口折銀。丁口折銀乘上六縣在籍人丁數量，可以輕易得出六縣應該繳納的均平銀稅額。

再用這個數字，減去六縣實際繳納的均平銀數字，如果數字是正的，說明該縣比規定少交了稅；數字是負的，說明該縣比規定多交了稅。

徽州府根據這個均平算法，提交了一份磨算報告。報告顯示：六縣之中，歙縣多交2657兩，休寧多交1639兩。婺源少交989兩，祁門少交217兩，黟縣少交了1262兩，績溪少交了1827兩。

結論是：「所奏絲絹委在均平數外，原無抵補，但當時獨派歙縣，竟莫知其何因。」

語氣很曖昧，態度卻很清楚：「人丁絲絹」這筆賦稅當初到底怎麼來的，不必深究。但現在均平之下，再讓歙縣獨輸，是不合理的。

說白了，這筆絲絹稅，還得六縣一起分攤。只不過這次，有了充足的理論依據。

消息傳到徽州，五縣嘩然，群情激憤。憤怒的群眾一想，徽州府哪有這種豹子膽，肯定是上頭的奸臣徇私枉法，對了！戶部尚書殷正茂，正是歙縣人，不用問，丫肯定暗中做了手腳，逼著徽州府偏幫本鄉。

一時之間，整個徽州府除歙縣外，對堂堂尚書大人罵聲不絕。有說殷正茂「知虧無解,藉手戶科條陳事例，遂藉以逞私臆」，有的痛斥均平之法「不論源流、不論肥瘠、一概通融混派，借均平之名，為變亂之計」，還有的連整個戶部都罵上了：「以戶部私計而市私恩, 以尚書大臣而變亂成法」 。什麼難聽的話都有，不知殷正茂在北京，打了多少個噴嚏。

民間罵聲滔滔，官面上卻得繼續解決問題。

根據那份徽州府磨算報告，歙縣負擔了額外稅賦，必須予以減輕。但具體如何操作，還得由地方上具體商量。

不過這事，可不能讓六縣自己定，那非打出人命來不可。

巡撫宋儀望行事穩重，把這事委託給了當初調查黃冊時的三位監督官員：太平府推官劉垓、寧國府推官史元熙,、徽州府推官舒邦儒。

萬曆四年十一月初八，三位官員齊聚徽州之外的太平府，在巡撫都院的主持下，很快討論出一個解決方案。

首先明確一個原則：絲絹稅，是肯定不能取消。

我大明富有四海，稅項一向是加派容易取消難。（其實哪朝都是這樣）除非是地方上遭遇了極慘重的天災，朝廷才會給予蠲免，且還要規定一個年限。絲絹稅既然交了兩百多年，已是成法，倘若輕易撤銷，各地紛紛效仿，如之奈何？

上頭其實不在乎你這仨棗倆棗，關鍵是關乎朝廷體面，先例不能擅開。所以名義上，絲絹稅絕不能動，但實際上可以從別處找補。

這個方案就是在這個思路下出爐的：

「人丁絲絹」繼續由歙縣獨交，8780匹絲絹折合白銀6145兩。歙縣在四司銀、磚料銀、軍需銀等雜派均平銀中，減免5260兩，由其他五縣按比例分攤補足。

這個太平府方案的本質，就是把人丁絲絹稅轉移到了均平銀上，歙縣那邊多交，這邊少交，缺額的部分，讓五縣以補交的名義均攤。

這時就能體現出一條鞭法的好處了，賦、役皆能折算成銀子，互相合併沖抵非常方便，可以輕而易舉將田賦稅額轉嫁到役銀科目上去。

唯一的問題是，它換湯不換藥啊。

五縣本來一分錢都不用出，現在卻要替歙縣補五千多兩銀子，這和歙縣原來主張六縣均攤人丁絲絹稅，並沒有任何區別，就是換了個收稅的科目而已。

這個方案報到徽寧兵備副使馮叔吉那裡，不出意外地被駁回了。

徽寧兵備道是應天巡按的下轄機構，除了整飭兵備之外，也有一部分司法職能。現如今撫、按兩院不方便太早發表意見，就只好讓他頂到前頭。

馮叔吉認為，沖抵均平銀這個方式沒問題，但數字實在太難看了。根據磨算報告，歙縣多交了2657兩均平銀麼？那減免5260兩到底是怎麼算出來的？

再者說，休寧縣的均平銀也多交了1639兩，歙縣可以減免，為什麼休寧沒得到減免，反而也要和其他四縣一起承擔新的負擔？如果按照這個方案，休寧縣多交的1639兩非但沒減免，還得從5260兩再承擔一部分。

如此算下來，均平銀總額不減反增，無形之中，徽州府的辦公預算增加了喂，知道你們習慣從中牟利，但是別做得這麼明顯好麼……

馮叔吉大筆一揮，推出了一個折衷方案：把5260兩改成了3300兩。這樣一來，總計6145兩銀子的絲絹稅，實際上歙縣和其他五縣分別負擔2845兩和3300兩。

這個方案是個典型和稀泥的思路：忘掉黃冊與《會典》吧，忘掉當年這稅的由來吧，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反正現在大家各退一步，各自吃了小虧，這事就算完了，都別鬧了。

這時候，已然到了萬曆四年的年根兒。過年期間，諸事停滯。等過完萬曆五年的正月，這個方案才報到戶部，請尚書殷正茂酌定。

對於馮叔吉的這個方案，殷正茂十分贊同，連批了三句話：「其名尤正，其言尤順，其事尤易。」 滿意之情，溢於言表。隨後他安排了一番，在四月五日正式上書。此事本來就是首輔安排的，自然批覆起來毫無滯澀。四月七日，這個方案得到了皇帝的正式批准，頒下聖旨。

聖旨下發戶部，戶部再往下發，一級一級傳到徽州府，已經是萬曆五年的六月初七了。

整個六縣的反應，截然不同。

歙縣人民的反應是：「我靠！」

他們本來的主張，正是要求絲絹稅由六縣均攤，這個分配方案可謂正中下懷。從此以後，他們頭上的賦稅，少掉了三千多兩銀子。從隆慶四年到萬曆五年，八年抗戰，終於大獲全勝！

其他五縣，則是：「我靠！」 望著聖旨呆若木雞，不敢相信這是真的。

我們的抗辯白說了？黃冊白查了？道理白講了？歙縣每一條主張，都被我們駁得體無完膚，結果戶部一句「均平」，就全給抹掉了？

五縣明明已經提出了極為有力的證據，講道理，可就因為歙縣這麼一鬧，他們反而成了最後的贏家。

對於這個太平府分配方案，五縣嗤之以鼻。保留一個「人丁絲絹」的虛名空殼，換成「均平銀」的名目就想糊弄我們？最後還不是要六縣均攤負擔！婺源有一位鄉宦如此譏諷道：「這是朝三暮四之術，拿咱們當猴子耍呢。」

一時之間，五縣群議洶洶，無不義憤填膺，幾乎跟開了鍋似的。可是，這不是府議，不是部議，而是聖旨，代表了最高的意志。眾人縱有不滿，也不敢公開指摘皇上。如果徽州府趁機好生安撫，說不定他們會嚥下這個啞巴虧，接受既成事實。

可一件不算意外的意外，卻徹底引爆了整個局勢。

就在馮叔吉把方案上報京城的同時，帥嘉謨也悄悄地第二次趕赴京城。他懷揣著歙縣鄉宦提供的一筆資金，進京促成此事。聖旨發下來以後，帥嘉謨勝利完成任務，高高興興返回徽州。

多年努力終於得到實現，他實在太高興了，覺得該犒賞一下自己，就用這筆贊助費從有關部門給自己運作了一副冠帶。

冠帶是一種榮譽的裝飾，其性質就和現如今胸口掛個大紅花差不多。朝廷對於鄉里年高德劭的耆宿老者，有時候會授予冠帶，叫做冠帶榮身，偶爾也會授予見義勇為好青年，叫做冠帶義士。

帥嘉謨覺得自己為民請命八年，差點連命都丟了，弄個冠帶戴戴，不算過分。

歙縣的老百姓，也是這麼想的。等帥嘉謨回到歙縣時，全縣的百姓都湧出來，熱烈迎接這位以一己之力扳倒陋稅的大英雄。他們搞了一個盛大無比的歡迎儀式，個個手執紅花歡呼，旁邊還有樂班鼓吹。帥嘉謨進城以後，在百姓的簇擁之下遊街慶祝，所到之處，呼聲群起，儼然英雄榮歸。

這邊廂歙縣鑼鼓喧天，那邊廂五縣民眾可都要氣炸了。縣城裡傳出的每一聲歡呼，都化為一記耳光，重重扇在他們的臉上。

抗爭八年，被歙縣佬把這個便宜佔走了不說，居然還賣乖！尤其是看到帥嘉謨這個奸佞小人，此時卻耀武揚威地在街頭炫耀，再想到以後繁重的稅負又要沉重幾分，五縣民眾內心的火山也再無法壓制。

你們歙縣不是靠鬧事鬧出一個減稅嗎？好，我們也鬧！

六月十一日，聖旨轉送到婺源縣。其時吳管已經去職，由徽州府通判徐廷竹臨時代理政務。徐廷竹正好要去北京進賀表，還沒來得及走，衙門就被數千憤怒的婺源民眾給攔住了。他們手執木棍、火把，在衙門前守了一天一夜，要求徐廷竹去向上面反應，停止這種不公正的加稅方案，不答應就不准走。

面對快要爆炸的民眾，徐廷竹不得不口頭允諾，然後惶惶離去。隨即徽州府又派出推官舒邦儒，去接掌婺源縣。

舒邦儒算是這個絲絹方案的始作俑者之一，他接到任命後，知道這事極為棘手。可是命令壓下來，他只得匆匆上路。舒邦儒一邊趕路，一邊琢磨著該怎麼安撫婺源民眾。沒想到，還沒到婺源呢，剛過休寧縣，就被當地憤怒群眾給攔住了。

眼前旌旗招展，鑼鼓喧天，漫天遍野全是人，把官道生生遮斷。站在人群最前頭的，是當地鬧騰最凶的幾個人，身後還有一排排有身份的裡排、 耆民。他們攔住舒邦儒的隊伍，向他遞了一篇抗議申文，請轉交徽州府。

說是申文，其實應該算是戰鬥檄文。上來就痛罵戶部尚書殷正茂是「權奸變制殃民，勢壓無容控訴」，罵完了殷正茂，又罵歙縣「歙逆恃戶部而變戶法 , 以歙人而行歙私」聽見沒有，都已經用上「歙逆」這種詞兒，幾乎以敵國來對待了。往後的話，更是難聽：「欲赴闕上書，以聲歙人變亂成法之罪，欲興兵決戰，以誅歙邑倡謀首釁之人。」聽見沒有，都要興兵決戰了，不是筆墨官司，是真的要開打了。

罵完以後，休寧縣更發出威脅：「一旦更派，縣民情忿怒，鼓噪不服，若不及時處分，誠恐釀成大變。」 矛頭直指徽州府。

舒邦儒接了這份「申文」，臉都嚇白了。休寧人沒客氣，把他的隨行書吏和僕役拽出來痛打一頓。總算舒邦儒有官身，還不至於有人敢動他。但看這個陣仗，他也只能坐低伏小，接下申文答應幫忙轉交。

六月二十九日，舒邦儒好不容易穿過休寧，來到婺源，以為能鬆口氣，結果往前一望，眼前一黑又是數千人聚在一處，遮道鼓噪。

又來了！

這回是婺源民眾，在當地鄉紳的帶領下聚了五千人。他們就這麼圍著長官身邊，大聲鼓噪。遠遠地，有一個叫程天球的鄉民，居然還在縣城外豎起一桿大旗，上面長長一條橫幅：「歙宦某倚居戶部，擅改祖制，變亂版籍，橫灑絲絹，貽毒五邑。」 那氣勢，就差填上「替天行道」四個字了。

在這一片詭異的氣氛中，舒邦儒戰戰兢兢進了婺源縣城。他沒想到的是，等在前頭的，是一番更詭異的局面婺源縣，居然自治了。

前面說了，婺源的知縣吳管已去職，代理縣政的徐廷竹又忙著準備進京之事，整個婺源縣在六月份出現了短暫的十幾天權力真空期。

偏偏此時又趕上絲絹稅鬧得民意沸騰，當地豪強爭執不休，群龍無首。於是一個婺源縣裡的有心人，趁勢而起。

這個人叫程任卿，是當地的一個生員，原本負責司理署印。他在整個絲絹案中的地位，僅次於帥嘉謨，不過他的重要性，要到整個事件結束之後才體現出來。

程任卿是個有豪俠氣質的人，他敏銳地注意到婺源縣的權力真空，如果利用當前局勢做點驚人之事，將可以在鄉梓刷出極高的聲望值，對未來大有好處。

於是他四處串聯，拉攏當地大族和有影響力的鄉紳鄉宦，同時對普通老百姓宣講煽動，聲言若朝廷不肯把絲絹稅改回去，就要鬧事，鬧得越大越好。程天球那桿大旗，就是程任卿出的主意，走到哪裡都扛著，十分煊赫招眼。

婺源百姓一看大旗威風凜凜，又有人主動要為民請命，情緒無不高漲。助威的助威，捐款的捐款。一時之間，程任卿聲望大漲，風頭無二。

作為整個運動的最高潮，程任卿和副手汪時等人突然佔領了婺源縣衙隔壁的紫陽書院，成立了議事局，儼然要另立中央，成立自治政府。

紫陽書院，一聽這名字就知道和朱熹有關。朱熹朱老夫子，恰好祖籍是徽州婺源人，所以這個紫陽書院，正宗到沒法更正宗了。程任卿佔領這裡，顯然是早就謀劃好的。

這個所謂的「議事局」，目的或者說對外宣稱的目的，是為了組織、協調諸縣的民眾抗議活動。程任卿自封管局，甫一上任，就準備了大量標語，上書「英雄立功之秋, 志士效義之日」之類的話，貼得十里八鄉到處都是。

他甚至還亢奮地放言說：「但有裡排一名不出, 我等趕上其門, 有一縣不來, 我等趕入其縣, 遍傳鄉鎮。」 這是要把熊熊的革命烈火，燒到其他四縣去。

至於那桿大旗，就戳在書院中間，威風凜凜。它已經成了程任卿和諸縣的標誌性約定，並有一個名稱：激變旗。

那會兒徐廷竹還沒走，他覺得議事局你們隨便折騰，但這大旗實在是太礙眼了。激變旗？啥叫激變，就是鬧事啊，你們是唯恐別人不把你們當反賊？

迫於官府壓力，程任卿讓程天球把大旗挪到城外，但議事局的工作絲毫不受影響，繼續如火如荼地開展。他先後策動了幾件大事，無不驚天動地。

一是組織千人圍攻縣衙，逼迫徐廷竹代傳冤情；二是動員休寧縣半路攔截舒邦儒，代遞申文；三是策動婺源城外五千民眾向舒邦儒示威。

先後數次大的抗議，議事局展現出了很強的協調能力，短時間內名聲大噪。程任卿一看民心可用，趕緊發動他們徵集捐款，每一石糧裡征銀六分，用以維持運營。老百姓一看，這個議事局連官老爺都能給鬥倒，牛逼啊，這幫人確實能幹大事。於是大家紛紛慷慨解囊。大筆大筆的錢財，就這麼流進紫陽書院。

這個議事局乃是草台班子，既無賬簿，也無監管，收多少錢花多少錢，全由程任卿一言而決。如果他想要從中漁利的話，實在是再容易不過了。

財帛動人心，就算程任卿自己是干淨的，也沒法保證別人不眼紅。議事局裡有另外一個生員，叫程文烈，他看到這大筆款項，貪念頓生，暗中策劃想要把管局這個位置奪過來。

這個計劃的實施，就定在了舒邦儒進婺源縣城之後的次日，萬曆五年七月一日。

書接上回。話說舒邦儒戰戰兢兢進了幾乎進入自治狀態的婺源縣城，在七月一日安排升堂畫卯。程任卿作為議事管局，也來到縣衙，和一群裡排、耆老等著接見。此前在休寧和婺源城外，議事局讓這位老父母吃了兩次虧，下馬威也下夠了，現在面談，可以爭取到足夠的利益了。

幾個人正在談話， 正好來了一個歙縣送信的快班，名叫王學。婺源人一聽是歙縣來的，登時臉色就不太好看。

偏偏這個後生態度還很囂張，說你們不要妄想絲絹稅恢復舊制了，我們歙縣花了七百兩紋銀，搞定了府裡的戶房程德煥，就連你們的管局程任卿也同意了，可以說服五縣認繳絲絹稅。這事虞縣丞也有份。

這個栽贓的手法太過明顯，可憤怒群眾卻不管那麼多。什麼？革命隊伍裡出了叛徒？這還了得！程文烈趁機和其他幾個人鼓噪吶喊，帶領群眾衝入縣衙，叫囂著要把婺奸程德煥、程任卿以及虞縣丞拽出來。

可憐程任卿前一刻是革命元勛，後一刻就被打成了出賣婺源利益的反動分子。他大聲抗辯，可是根本沒人聽，直接被按在地上痛打了一頓，幾乎打得吐了血。程文烈興奮地站在高凳之上，指著程任卿說給我狠狠打！這夥人打到興頭上，還拿出刀來，把二程從縣衙脅迫到紫陽書院，繼續施暴。

（這些細節均是供狀上所記載，真不是鍵者腦補……）

程文烈跟程任卿打了一個兩敗俱傷，反而被另外兩個書生漁翁得利。他們一個叫何似一個叫汪時，兩人本來已經商議好了奪權之後的安排。沒想到何似一上位就翻臉，把汪時也給踹開，坐上了管局的位子。何似登位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清查挪用公款，一查箱底，還剩六兩白銀，又惹起一陣內訌爭吵。

議事局的同仁們還沒等分享到勝利果實，就開始爭權奪利了。

舒邦儒一看這架勢鬧得實在不像話，正要寫信回府裡求援。婺源人擔心把議事局的內訌醜事曝光，居然把所有送往徽州府的公文全都攔截下來，不允許傳遞。舒邦儒坐困愁城，這下連消息都斷絕了。

婺源議事局這邊大亂，休寧那邊不甘示弱，也是一片喧騰。

在吳大江、程時鳴幾個當地讀書人以及豪強的帶頭之下，聚集了一萬多鄉民，搭著木梯，直接翻上縣衙牆頭，把告示榜文全書撕毀，砸掉一切和歙縣有關的商舖設施；然後又高舉黃旗，日夜圍著縣衙鳴鑼吶喊，挾持知縣陳履；他們甚至找了幾個小廝，身穿青衣小帽，手執鎖鏈，站在街頭聲稱要直接把所有參與絲絹稅制訂的官員都鎖拿進京。

休寧人也向婺源人學習了先進的信息管制經驗，在各處派人把守，任何過往文書，都必須先審查以後，才能通過。 （「一票一揭, 必經休民人驗而後發」）徽州政務幾乎為之癱瘓。

有了婺源、休寧兩縣帶頭，其他三縣也相繼發出檄文，一起鬧將起來。五縣人民買賣也不做了，地也不種了，專門在徽州府與外界的各個路口圍堵歙縣商人，見一個打一個，貨物全部截留搶走。甚至有一夥激進分子，要聲稱要闖入殷正茂在歙縣的產業，燒祖屋，刨祖墳，好好給這位戶部尚書點顏色看看。

一時之間，六縣境內烽煙四起。整個徽州府，這回是徹底亂了。

徽州知府這下可再也無法安坐。新上任的知府徐成位一臉黑線，委屈得要死。明明是前幾任知府姑息維穩搞出來的事，結果這炸彈卻等到他上任才爆炸，實在太欺負人了。

他趕緊發出安民告示，安撫民眾說「行府自當酌議處分,則事尚可轉移」。可憐一介知府無權更改絲絹方案，又不敢瞎許諾什麼，只能含糊其辭地進行安撫。

與此同時，他顧不得體面，又急忙向撫、按兩院、兵備道發文求援，請求上級迅速拿出個辦法來，不然徽州今年怕是連稅都沒人交了。

上頭還沒來得及做出反應，徽州變亂又掀起一股離奇的巨浪。

婺源縣裡有一批駐軍，帶頭的把總叫趙淶，是歙縣人。他一直很想回家看看，苦於軍法森嚴，不敢擅動。這次趕上暴亂，他連夜帶兵撤出婺源，直奔歙縣而去。為了掩人耳目，趙淶還派手下歙籍士兵，到處散佈流言，說婺源人要暴動。（這個說法來自於婺源，真實性是很值得懷疑的，姑妄聽之。）

婺源人聽到歙縣人造謠說他們造反，勃然大怒，議事局立刻派人到處散播謠言，說真正想造反的是歙縣人。負責協調的人到了休寧，休寧這邊的帶頭人吳大江表示，你們玩的不夠狠，看我們的！

緊接著，出現了整個徽州之亂的最高潮同時也是最富戲劇性的場面。

第四章 玩大了

此前吳大江等人已經挾持了休寧知縣陳履，官印可以隨便亂蓋。吳大江便以休寧知縣的名義，給浙江、江西、福建、廣東等布政司衙門發去飛報，聲稱休寧、婺源兩縣，遭遇一萬多名歙賊的入侵，休寧知縣陳履被擄走，婺源署理縣事的推官舒邦儒慘被毆打，連兵道都被圍了。歙賊不日即將越境四出，情況十萬火急！

萬餘歙賊入侵……真虧他想得出來。

這一手夠絕，也夠狠。那些接到急報的外省布政司衙門，全都傻眼了。

徽州的地理位置，在浙江、江西、福建三省通衢之地。如果這裡發生暴亂，整個南方都要為之騷動。因此對這份急報，各地都很重視。

可研究來，研究去，各地布政司衙門覺得很奇怪。

徽州府歸南直隸管轄，按道理出了亂子，應該先往南京那邊報，然後再由南直隸移文各處警告。如今休寧縣的告急文書，越級不說，居然還跨境，實在蹊蹺。

難道說……南京已經陷於歙賊之手？

想到這，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四省的布政司冷汗登時就下來了。

這歙賊太厲害了吧？當年倭寇也沒這麼囂張啊！

這下子，真正是江南震動，諸省嘩然，各地守備都紛紛厲兵秣馬。好嘛，從前是備倭，這回是備歙。誰能知道，徽州府出了這麼一個牛逼的縣，敢和整個江南單挑。在那幾天，歙縣的地位無比高大，幾乎可以止小兒夜啼。

各地的質詢文牘，雪片般地紛紛發往南京。應天巡撫、巡按先是一愣，旋即大怒，責令徽寧兵道盡快查明，這歙賊到底怎麼回事？

歙賊都要「襲擊」四省了，徽寧兵備道怎麼可能還坐得住。兵備副使馮叔吉趕緊做出反應，連發兩道安民告示。

先一道語氣嚴厲，讓民眾各自回家，否則「如有隨途跟走，群呼類引，嚷亂有聲者，即系惡少棍黨」。

後一道語氣柔和，說馮副使準備巡看五縣，仔細傾聽百姓呼聲，不過天氣太熱了容易中暑，大家可以不必遠道迎接，留幾個人問話就是。

這不是客套話，馮叔吉真的親自趕到徽州，還帶著不少兵馬。他一是巡視五縣，彈壓民亂；二是要查明歙賊的「真相」。徽州府也趕緊發出禁約，禁止六縣民眾互相仇視傷害，否則嚴懲不貸云云。

至於應天巡撫，他正忙著給那些受驚擾的外省衙門解釋，南京沒事，徽州也沒有亂賊流出，大家不要那麼緊張，來，喝點茶壓壓驚……

無論徽州府還是兵道，此時的態度都還好，只是溫言勸慰老百姓別誤會，並沒擺出一副趕盡殺絕的嘴臉。可熟悉官場的人心裡明白，這只是因為官員們要盡快平復亂局，等事態平息，就要秋後算賬了。

一直到這時，五縣裡的有識之士才意識到，這回可能有點玩大了……

休寧縣有位鄉宦叫汪文輝，在當地極有地位，官至尚寶司卿，算是見過大世面的人。他最初也積極支持五縣維權，可到了這會兒，他覺得不對勁了。汪文輝緊急聯絡了幾個有力之人，說這事得往回收，咱們是維權，不是謀反，真鬧大了，有理也變沒理了。

汪文輝連忙準備了一份揭帖，上書徽州府，語氣懇切地解釋說五縣並不打算鬧事，只是被逼迫太甚，民心不穩而已。外頭傳言什麼遮道毆打、豎激變旗什麼的，都是謠言，我們跟舒推事感情好著呢！

他的文筆頗佳，一邊解釋，一邊還不忘告狀：

「今各縣憤激，事實至此，釁孽始萌，猶可杜息。其指斥之實,惟知切齒於殷門；其號呼之狀, 惟欲求申於官府，其迫切之情，惟欲求通於君父。」

三個排比，層層推進，既把暴亂這件事洗得乾乾淨淨，又指出亂源在於殷正茂這個王八蛋我們是反奸臣不反皇上啦。

有他帶頭，其他幾縣也紛紛上書，調門一致降低，都態度懇切地表示：小民只是驚慌失措而已，只要大老爺把絲絹稅改回去，我們都是順民。

民間的調門慢慢低了下去，然後朝廷的脾氣就上來了。

七月二十日，這次不是兵道，而是更上一級的巡撫都院氣勢洶洶地發出安民告示，這次的口氣截然不同，沒有含糊地稱「五縣」或「六縣」，而是直接點了休、婺、祁、黟、績五縣的名。

「院會同按院與該道有司官另行詳議。批文到日,如有一縣一人敢倡言鼓眾者,該府肘鎖解院, 先以軍法捆打，然後問遣，決不姑息。」

耐人尋味的是，與這份安民告示一併送達徽州府的，居然還有一份兵備道捉拿帥嘉謨的牌面。

在這份牌面裡，解釋捉拿帥嘉謨的理由特別值得一讀：「以歙縣津貼之費，輸納冠帶，誇張梓裡，以致五縣居民憤恚不平，哄然群聚。」

這些錢是多少呢？一共四十兩。

看得出來，上頭為了盡快平復亂局，只能拿帥嘉謨的人頭來安撫五縣民眾了。你沒罪，也得挑出點罪過來可是，帥嘉謨一手促成絲絹稅改革，這個立場是經過聖旨確認的，從這裡實在挑不出毛病。兵道憋了半天，只好胡亂找了個理由，說他挪動公款買冠帶。

誰讓你小子到處顯擺，惹出這麼大亂子，不收拾你收拾誰！

當然，帥嘉謨在牢裡並不寂寞，因為沒過幾天，巡撫都院也發出數份牌面，點了五縣裡鬧事的一群首惡分子的名字程任卿、程光烈、何似、程時鳴等幾人都在名單裡要追究他們責任。吳大江這個擾亂江南的「歙賊」發明者，也一起落網。

隨著這些責任人的入獄，以及各級政府的強力彈壓，加上當地鄉宦拚命安撫勸說，這一場轟轟烈烈的徽州之亂，總算逐漸恢復了平靜。

可無論是應天撫、按兩院還是徽州府，心裡都明白，此時的平靜是暫時的。暴亂的根源在於絲絹稅，這個不解決，始終是個隱患。

因此他們也紛紛上書戶部，表示這個絲絹稅的改革方案，雖然是聖上批准過的，但能不能……再商量一下？

因為皇上您這把稀泥，和的還不夠稀啊。

此時徽州之亂的影響，已經不侷限於當地，兩京官場都有震動。南京禮科給事中彭應時、湖廣道御史唐裔以及北京戶科都給事中石應岳，紛紛上本，說徽州大亂肇始於絲絹稅的改制，可見此事還需要仔細斟酌。

他們更指責說，戶部尚書殷正茂身為歙縣人，即使沒有偏袒之心，也該避嫌，這次出事他責任最大。

其實這些人對於徽州絲絹的來龍去脈並不清楚，在彈章裡只是幾句話寥寥帶過。他們擔心的是，此事持續下去，會讓整個江南都變得不穩定，這才是關乎利害之處。所以說，誰有道理誰沒道理，根本不重要，趕緊把這事平了才是真的正如彭應時彈章裡說的：「毋得依違以杜釁端, 庶地方永保無虞之慶。」

在重重壓力之下，殷正茂只得上書謝罪請辭，不過並未得到批准。

他戶部尚書的位子暫且保住了，但言路和群眾的意見都太大了，看來絲絹稅的方案，必然要做修改。哪怕已經有了聖旨，也得改。

只不過，皇上金口玉言，豈能出爾反爾。這臉，不能讓皇上丟。所以修改聖旨的理由，是這麼說的：「雖令由欽定，始有專擅之情，事屬鄉邦，不免有可疑之跡。」到頭來，還是讓殷正茂背了鍋。

上頭的態度鬆動了，下面各路官員重聚太平府，再次商議。萬曆五年十二月，絲絹稅的第三版改革方案，終於出爐。

這個方案，比原來相比本質上沒什麼區別，繼續和稀泥，只不過這次對五縣多讓了一步。

歙縣絲絹稅不變，減免的均平銀數額，從原來的3300兩調整到2000兩，由五縣均攤。

這樣一來，總計6145兩白銀的絲絹稅，實際上歙縣出4145兩，五縣出2000兩。

五縣民眾這次沒敢再鬧民變，可不滿之情溢於言表。你當這是菜市場討價還價啊？一塊不行就九毛，九毛不成就八毛，太不成體統了。

我們要的可不是這個！不該我們的，一分銀子也不讓！

反正老百姓鬧了這麼久，早就輕車熟路。頓時抗議申文和請願書化為無數雪花，紛紛飛向各級衙門。官員們面面相覷，還能怎麼辦？繼續再議吧！議到大家都滿意為止。

這一議，就是將近一年。一直到了萬曆六年十一月初四，徽州府總算硬著頭皮拿出了第四版方案，叫做《豁免五縣均平方案》。

此方案對於歙縣來說，沒什麼太大變化。絲絹稅照舊，減免的均平銀數額，調整到了2530兩。

但這2530兩，並不會攤派到五縣頭上。

在隆慶六年，戶、禮、工三部征派徽州府的料價銀，減免了一部分，這筆錢一直留在府賬上。同時還有一筆均平銀裡的軍需銀，每年還會剩點結餘。

徽州府決定，每年從這兩項合計抽走1950兩，替五縣補進均平銀裡，諸縣再均攤50兩，一共是2000兩整。如果以後每年軍需銀的結餘不足，則按縣征派補足。

繞了好大一個圈子，等於是徽州府把這筆稅的大頭扛下來了。

行，你們牛逼，那就政府自己補貼吧。

這樣看起來很合理，可是卻有隱患。不要忘了，絲絹稅轉移到均平銀這裡，是每年都要交。而料價銀是隆慶六年的減免，數量只會減少，早晚用光；而軍需銀結餘每年都不固定，今年多，明年少，甚至可能是負數。

也就是說，政府補貼這2000兩銀子的兩項來源，並不穩定的。時間一長，這筆錢還得讓五縣來承擔。

前面三個方案，是橫向朝三暮四，讓絲絹稅在六縣之間來回騰挪；這第四個方案，卻是縱向朝三暮四，按時間軸來騰挪。五縣初期交得少，政府補貼多，以後的情況很可能是顛倒過來。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

對歙縣來說，減免均平銀的數量是2530兩。而從料價銀、軍需銀和諸縣分攤中抽走的，是2000兩。

還有530兩無法沖抵，賬不平啊。

歙縣和五縣已經打滾了好多次，差不多已到底線，讓他們誰多扛一分，估計都得爆炸。

要麼？再按照第四版方案的思路，從其他科目裡進行調配呢？

一般的調配，是不成的。因為你這裡減交，那裡就要多交。算來算去，總有一個科目要吃虧。一干能吏高官，就為這區區五百多兩銀子愁眉不展。

這時，不知哪位天才提出一個絕妙的主意如果這個科目本身就不合理呢？從這裡抽出銀子，順便將這個科目取消，豈不正好兩便嗎？

什麼？怎麼還有不合理的稅收科目？

有哇！

兩個字：「協濟」。

所謂「協濟」，是指當一處官府出現資金緊張時，由上級出面協調，組織臨近州府進行援助。

比如在嘉靖三十八年，為了防備倭寇，徽州府「協濟」蘇、松海防，出了一萬六千兩銀子；嘉靖三十九年，為了鞏固長江防禦，徽州府「協濟」鎮江駐軍一千三百兩銀子。嘉靖四十年，景王朱載圳前往封國，徽州府「協濟」池州一萬兩，用來迎接倚仗開銷。

這些大頭，都是因事協濟，都是臨時性質的，事完了，錢就停了。可還有一些「協濟」，雖屬臨時征派，可久而久之，遂成定規，變成一項長期性的稅負。

這些瑣碎協濟，往往與軍事密切相關。因為軍方的駐屯調動，不依行政劃分而行，經常一跨數府數縣。比如兵備副使馮叔吉這個「應、安、徽、寧、池、太六處兵備」的頭銜，就是依長江而備，跨越六府。若有駐軍尋求地方支援糧餉，非得通過徽寧兵備道來協調不可。

因此兵備道這邊，對各地的「協濟」情況掌握得最全面。

在馮叔吉的授意下，徽寧兵道清查了一遍賬簿，很快從中挑選出一個特別奇葩的科目：協濟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餉銀。

這個科目光看名字就挺奇怪的。金衢道全稱是領金華、衢州、嚴州兵備道，駐衢州府，和徽州府沒什麼關係。徽州為什麼要給他們兵餉？而且這筆銀子，不是解往衢州，而是解往池州那裡明明是徽寧兵備道的駐地，這筆錢的流向也太亂了吧？

原來這也是一個歷史遺留問題。

早在嘉靖三十四年，為了防倭，朝廷設立了應天兵備副使，統一協調包括徽州在內的長江防務。到了四十一年，該道被裁撤，卻沒有下家來接盤。於是徽州府在那段時間，處於沒有駐軍保護的空白期。

本來朝廷覺得倭寇氣焰不復往日，徽州地處內陸安全得很，這事不用著急處理。沒想到好死不死，到了嘉靖四十五年，徽州突然鬧了一次礦上騷亂。一群礦工化身流賊，衝入婺源縣大掠一番，徽州六縣為之震動。

當時的應天巡撫劉畿手裡無兵可派，就移文鄰近的金衢嚴兵備道，希望他們就近協防。

協防需要兵餉，這筆錢自然得是徽州府出。於是徽州府專門安排了一筆兵餉，每年解送衢州。

後來到了隆慶六年，復設徽寧兵備道，把徽州防務從金衢道接過來。按說這筆餉銀也該隨之轉過來，相應科目名稱也要修改，可徽寧兵備道打起了小算盤，覺得可以從中漁利。

首先，徽寧兵備道先從徽州府徵收一筆兵餉銀，於情於理這都是應該的，程序上沒有任何問題。然後徽寧道給金衢道移文，說徽州防務我們接手了，兵餉銀以後歸本道所用。金衢道覺得這也合理，辦了移交手續。

最關鍵的手法來了：徽寧道並沒告訴徽州府，兵餉發生了轉移，反而要求徽州府在「協濟金衢道兵餉銀」中間加上「解池州府」四個字意思是，以後你們交給金衢道的兵餉銀，送到池州來就好啦。

徽州府非但沒覺察這個小手段，還覺得挺高興。因為解送兵餉本身也是有成本的，送到池州比送到衢州可近多了，這麼一改「解池州府」，我們還省了一筆運輸費呢。閤府上下，都讚頌兵備老爺體恤民情。

就是說，徽州府每年要交兩筆兵餉銀，一筆給金衢道，一筆給徽寧道。其實金衢道早就收不到了，這兩筆銀子都要解去池州，落入徽寧道手裡。

說白了，這是重複徵稅。

有人也許有疑問，交兩次錢，徽州府難道傻的嗎？

奧妙就在這兒了。從徽州府的財務角度來看，這是兩筆不同的支出，一項是給外地駐軍，一項是給本地駐軍。如果不知道「協濟金衢道」的前因後果，根本看不出兩項其實是同一項。

要知道，在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裡比如說大明對政策的執行是有慣性的。政策一旦形成慣例，即使周圍情況發生變化，官員仍舊會機械地繼續執行，不會主動求變，甚至畏懼變化。所謂「祖宗成法」，就是這麼來的。

徽州府一直在交納「協濟金衢道兵餉銀」，這已經形成了一個習慣。既然沒人通知取消，那麼就繼續交下去好了，也沒人追究它是怎麼產生的。那筆絲絹稅也是同樣的道理，歙縣不也默默地交了兩百年麼？

大明的正稅不多，雜稅和隱形稅卻無比繁重，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通過這種方式在體制內悄然形成。積弊一旦生垢，便難以清除，積少成多，演變出無數散碎、複雜的短途稅鏈，讓賦稅比賬面上要沉重數倍。

看到這裡，我們大概能明白，六縣為什麼糾結於這些稅目數字了。

並非只是因為他們熱愛興訟，實在是負擔太重，不堪承受。從這次爭議中能看到，除夏稅秋糧的正稅之外，徽州府還要徵收南京承運庫的人丁絲絹、給地方政府的六項均平銀，給工部、戶部的物料銀，還有各種各樣的地方協濟……

若是再碰上徽寧兵備道這樣有私心的，上下其手，又運作出一筆額外的負擔，負擔就更大了。此前第一版太平府方案中，徽州官員甚至還想藉機運作一下，增加一點官府辦公費。

更可怕的是，這些數字，只是解到庫的稅額，還要加上途中的扛解、火耗、補平、內府鋪墊等，才是老百姓最終要承擔的稅負。徽州府每年要向六、七個部門分別解送稅賦，每多一路，附加成本就會翻一倍。

就這樣，地方雜稅和臨時稅不斷增加，附加成本隨之提升，效率直線下降，整個體制逐漸變得臃腫無比，同時造就出了大片舞弊空間。大部分稅額，就在這些繁瑣、細碎的流轉環節中，被各級操盤手們吸走。老百姓交的錢越來越多，朝廷收入卻不見增加，大部分都在中間環節裡被消耗了。

長此以往，地方民怨沸騰，政府束手無策，最後的結果，就是調控失靈，天下大亂。

張居正搞的一條鞭法，其實治標不治本，它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大明產生「雜稅」的機制。只能略微擴大稅基，把問題的爆發拖延一段時間罷了。

大明亡於什麼，徽州府的這筆小小稅賦，應該是一個很好的啟示。

咱們還是書歸正傳吧。

前面說了，「協濟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餉銀」這筆稅銀，本身並不合理。徽寧兵備道一直很擔心，萬一又碰到一個類似帥嘉謨這種愛較真的人，說不定會再起波瀾。所以兵備道索性大度地表示，為了徽州府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我們吃點虧，從這筆兵餉銀裡抽出530兩來，把最後的虧空補上吧。

於是這筆原本是重複徵收的稅，就這麼巧妙的洗白了。

兵備道高風亮節，解決了最後的問題，諸位官員看到了成功的曙光，連忙又經過一輪討論，做了一點微調，使之更加完備。

比如說減免料價銀的庫存有限，不能支撐逐年抽調，直接併入軍需銀。

比如說五縣額外負擔的那50兩也算了，省得他們囉嗦，直接也併入解池州府兵餉銀。

於是，在萬曆七年的三月，第五版方案出爐了：

人丁絲絹6145兩，仍由歙縣承擔，減免均平銀2530兩。這筆銀子，由徽州府軍需銀抽出1950兩、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餉銀抽出580兩，合計2530兩，轉入均平銀沖抵。

這個方案，可以說是集妥協、折衷之大成，把負擔壓力分散到歙縣、徽州府、徽寧兵備道等諸多機構身上。

歙縣少交了兩千多銀子，心滿意足；五縣一點負擔不用加，也心滿意足；徽州府和兵道略吃了點虧，但消弭了一場大亂，也合算。而對朝廷來說，一則上交的稅款並不短少，二則趁機清理冗稅雜役，統一錢糧，對一條鞭法的推行也是好事，首輔的目的，算是部分達成方方面面都照顧到了，難怪執筆者十分得意，稱其為「共免兩全法」。

這一次，各方面終於沒意見了，上上下下俱都鬆了一口氣。兵道趕緊發佈大字榜，通告六縣新的稅制，並得意洋洋地宣佈：「自萬曆七年為始,明載賦役冊，永為定規。」

我相信，在張榜公佈的一瞬間，這幾個字轟然化為斗大的金黃色大字，配著恢弘的音樂，在徽州官場大小官員腦海中旋轉。他們此時一定百感交集，涕淚交加。

不容易啊，這一場肇始於隆慶四年的大紛爭，前後持續了將近十年，先後五版方案，至萬曆七年終於徹底消弭。中間多少波折，多少折騰，總算熬過去了。

塵埃落定，生活還得繼續。

讓歙縣人感到高興的是，曠日持久的絲絹紛爭，把各種細節、征派原理都討論得很透徹，官府上下都不太敢做手腳，反而會主動找別的稅目設法再減免一點。這時又趕上了朝廷推行一條鞭法，所以歙縣所承擔的人丁絲絹，不必全以實物交付，直接本色折銀或折色折銀，不必先賣糧食再買絲了，無形中又少了一層負擔。

據學者考證，這麼算下來，萬曆七年之後，歙縣真正實交的人丁絲絹稅，其實只有額定的七成。

這一切，都要拜那一位學霸帥嘉謨所賜。

而這位絲絹案的始作俑者，後來到底怎麼樣了呢？

第五章 三個結局

萬曆五年七月，徽寧兵備道拿住帥嘉謨，把他關在監牢裡待審。同時被捕的，還有包括程任卿、汪時在內的一夥五縣鬧事分子。

面對廣大鬧事群眾，朝廷的方針是積極拿出分配方案，盡力安撫。但對於其中的一些關鍵人物，必須得嚴肅處理，殺一儆百。哪怕這人是無辜的，為了讓民眾順心，也得嚴肅處理。

兩個月後，徽州府終於拿出了初審判決：帥嘉謨、程任卿以及其他幾個人，被判充軍。其中帥嘉謨的罪名是「將不干己事情，捏造寫詞，聲言奏告，恐嚇得財，計贓滿貫」、「以陳奏而斂取」

在狀詞裡，徽州府描述了這樣一個「事實」：帥嘉謨自誇有手段，向歙縣老百姓收取銀錢，說你們補貼我上京告狀，我自有辦法幫你們免徵賦稅。他利用歙縣民眾的恐慌心理，收斂了大量錢財，假公濟私比如私自給自己弄了套冠帶，用的就是公款。

這是一個欲加之罪的政治性判決，翻譯過來就五個字：「誰教汝多事？」 從官府視角來看，這起紛爭根本是無中生有，完全是帥嘉謨一個人挑起來的。當初你如果乖乖閉嘴做你的數學作業，哪還會有後面這麼多事？

所以官府毫不猶豫地犧牲掉帥嘉謨，來換取五縣的穩定。至於這個罪名是否合理，並不在考慮之列，大明律可不是你的擋箭牌。

初審意見提交給兵道。可是馮叔吉很不滿意，覺得徽州府怕得罪人，給判輕了，不足以警誡別人。於是馮叔吉把這些人提到太平府，讓安慶、池州、太平三府會審，再議一次罪名。

這次商議，最終給帥嘉謨定的處罰是「杖一百流三千里」，遣邊戍軍」。這個判罰，從他本人角度實在是冤枉，但從官府角度，沒弄死你，算是很講良心了。

萬曆六年七月十九日，這份判決意見得到刑部尚書嚴清的支持，具題上奏，並於二十日拿到聖旨批准。於是一切都塵埃落定。

然後，帥嘉謨在官差的押解下離開徽州，踏上了漫漫的戍邊之路。他當時是何心情，後來又發生了什麼，我們不得而知。但值得欣慰的是，歙縣民眾們並沒忘記這位幫他們減負的英雄。在《歙縣誌》裡的義士一項，當地人專門記載了帥嘉謨的事蹟，以及一段評語：「以匹夫而塵萬乘之覽，以一朝而翻百年之案。雖遭謫戍，而歙人視若壯夫俠士。」

不知道在隆慶三年那個炎熱的夏日，當帥嘉謨翻開歙縣賬簿第一頁時，如果預知到未來有這麼一場絕大風波，他是否還會繼續？

帥嘉謨的經歷，就講到這裡，不過故事還沒說完。

因為英雄並非只有帥嘉謨一人。

在五縣民眾心中，也有好幾個慨然倡義、奮勇抗爭的大英雄。如果沒有他們的拚死反抗，恐怕官府早在萬曆三年就把歙縣的負擔強加過來了。

所以這些人，也都是當之無愧的五縣義士。

比如曾經捲入議事局風波的何似，在等候判決期間去世，死之前留下一封遺書，寫得十分慷慨激昂：「身雖隕歿，而生平義氣之正，鼎鑊甘如飴，刀鋸不足懼者，必不與囹圄而俱泯。」

在官府眼中，這些人是地方上的刺頭，欲除之而後快。於是他們和帥嘉謨同時被捕，罪名各不相同，有的是聚斂騙財，有的是聚眾鬥毆，有的是尋釁滋事，判罰也輕重不一，從杖責、下獄到流放充軍都有。

其中罪名最重的，就是程任卿。他搞起了議事局，僅這一項就和別人的性質截然不同。

官府對他的判詞裡說: 「以欺眾罔利之徒，轉為犯上作亂之漸，建旗張局，召號者數過萬餘，縛吏侮官，陸梁者狀非一出，造飛言於達路，則江、浙、閩、廣亦各驚心。毀禁示於公墻，則山澤閭閻幾為解體。」

這些罪狀，都是大犯忌諱的事兒，從判詞來看，距離謀反只差了一線。最後對程任卿的判決，竟然是斬監候。

整個徽州大亂中，最終判處死刑的，只有他一個。

程任卿真是個奇人，在監獄裡得知這個消息，沒有哭訴哀嚎，而是慨然上書自辯。他不愧是徽州出身，自帶訟師光環，洋洋灑灑寫了一大篇，居然探討起判決書裡援引大明律和犯罪事實的適用問題。

他沒否認那些指控事實，但是聲稱判決引用的法律條文不對，性質不適用於本案。一點、兩點、三點……論點鮮明，邏輯縝密，旁徵博引，簡直可以拍一部大明版的律政風雲。如果說帥嘉謨是數學學霸的話，那麼程任卿就是生不逢時的法律達人。

這些抗辯，並未能改變他判死刑的事實。不過「斬監候」這個罪名很微妙，和如今的「死緩」一樣，有許多空間可以操作。而徽州府考慮到五縣民眾的情緒，也不敢輕易執行死刑，一直拖著。

於是，在許多有心人的保護下，程任卿並沒有秋後問斬，而是舒舒服服呆在監獄裡。

程任卿在監獄裡呆久了，窮極無聊。他決定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寫書。

獄中寫書這事，在中國屢見不鮮。不過程任卿要寫的這本書，和尋常的可不一樣準確地說，他不是寫，而是編書。程任卿聯絡了徽州府的官吏和五縣友人，把圍繞著絲絹案的大大小小的文書，都蒐集起來，彙集成冊。

要知道，絲絹案持續了這麼久，中間各個利益集團無數次爭吵議論，留下了大量文字資料。鄉紳們的書信、題記、狀書，諸縣申文，諸府、兵道、撫、按兩院一直到戶部的各類揭帖、告示、憲牌、奏文、判決書、保書等等，應有盡有。

而且徽州又有「健訟」傳統，「健訟」的前提是有深厚的資料基礎，因此各縣都有保存檔案的習慣，私人還偷偷留下抄本。因此程任卿編這本書，不缺素材。他只花了半年，就編撰成一本書。

不知出於什麼目的，程任卿給這本書起了一個特別讓人誤會的名字，叫《絲絹全書》，不知道的還以為是講怎麼造絲綢的，以後可以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放在一個書架裡。

《絲絹全書》分為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卷，從隆慶四年帥嘉謨上書海瑞開始，到萬曆七年《奉按院豁免均平公文》終（其實最後還附了一篇何似的臨終說帖），一共收錄了各處文書137篇，基本上囊括了整個徽州絲絹案從官府到民間的全部重要文獻。

按照程任卿的想法，他編這本書的目的，是為了剖白心跡，表明冤屈。很難得是，程任卿並沒有一般文人的臭毛病，雖然自認冤屈，但對《絲絹全書》沒有進行任何裁剪修篡，始終保持客觀中立。哪怕是對他和五縣不利或謾罵的文字，照樣一概收錄，不改一字，最多是在底下加一行批註，略微辯解幾句。所以我們能看到，在《絲絹全書》裡的很多文獻裡，把程任卿描述成了一個貪圖小利、沽名釣譽的醜角。

不知道程任卿編撰到這一部分時，是不是會搖頭苦笑。

很多古代事件尤其是民間地方上的事往往只流傳下來幾句大略概述，前因後果和過程細節，往往欠奉。後世之人，只好從字裡行間的蛛絲馬跡去猜測。像徽州絲絹案，在《明實錄》裡只有寥寥幾句描述。光看那個，研究者恐怕只會當其是一場普通民變，一略而過。

要感謝程任卿，能保留下這麼多材料，我們才得以窺到當年那一場大辯論的真實風貌，從起因到結果，從朝廷、地方官府態度到民眾反映，無不歷歷在目，栩栩如生。

這篇小文裡有大量細節描寫，絕非鍵者杜撰腦補，實在是《絲絹全書》裡收錄的資料太細緻的緣故。明代民間縣一級事件，能記錄詳盡到這種程度的，可謂絕無僅有。

（附截圖一張，足見程任卿所提供的信息，差不多可以當電影腳本來用了。）



程任卿的這個斬監候，一候，就候了二十年。後來他有個做官的同鄉叫余懋學，上書給他喊冤，最終得以改回充軍，並被發遣到邊疆。程任卿這人也真有能耐，戍邊期間居然還立了大功，當上了把總，最終榮歸故里。

婺源人民，始終記得這位抗爭英雄，也在《婺源縣誌》裡的義士傳裡留了一個位置給他。而《絲絹全書》，也因此流傳至今。

程任卿的事，就這麼結束了。

但絲絹的故事還沒完。

萬曆二十五年，距離徽州絲絹案已經過去十八年，距離張居正去世也已經十五年。這件塵封已久的案子陡然又被掀開一角，顯露出了一個此前幾乎沒人留意的驚天細節。

掀開這一角的，是一位婺源籍的官員南京戶部右侍郎余懋學。他在這一年上了一道《豁釋絲絹大辟疏》，為程任卿乞求減刑。在這篇疏裡，余懋學講述了當年「徽州之亂」期間發生的一件隱秘往事，而且牽涉到了一位曾經的大人物張居正。

萬曆三年，余懋學時任南京戶科給事中，以敢言直諫而著稱，先後數次上書，批評張居正的種種政策太過操切，言辭十分激烈，是變法的反對者之一。張居正尋了個不是，把他削職為民，趕回婺源老家永不敘用。

余懋學返回婺源之時，正趕上徽州之亂爆發。

有人來找余懋學助威，想借用他的名聲聯署。余懋學為人比較警惕，沒有答應，只是寫了封信給徽州知府，勸說恢復舊制，語氣很平和。

結果戶部尚書殷正茂誤以為他也參與其中，特意寫信來詢問。余懋學忽然意識到，這是張居正餘怒未消，打算藉機懲治自己，行事更為謹慎。閉門不出，也不與別人來往。

萬曆五年八月前後，暴亂差不多結束了，官府開始四處抓人。可奇怪的是，無論是兩院還是兵道，首先發出來的緝拿令，都口口聲聲說是豪右宦族作亂。

余懋學這個說法，在《絲絹全書》裡也有佐證，其書裡收錄了《查豪右牌面二張》 、《按院再議均平查訪豪右憲牌》、《都院再訪豪右憲牌》四份文件，都是各級官府的明發文件。另外還有一份歙縣人的舉報信，說五縣暴亂的主謀，在於「二三豪右，坐地主盟。」

官府為什麼把矛頭針對當地土豪鄉宦？余懋學認為，這是得自張居正的授意，為的是把他也攀扯進來，好進一步報復。余懋學出身當地大族，又是退下來的朝廷官員，完全符合官府抓人的標準。

按照余懋學的說法，在事件期間，張居正給應天巡撫胡執禮寫了封密信，指名說婺源大亂的根源，正在前南京尚寶卿汪文輝和前戶科給事中余懋學；同時張居正還指使都御史王篆，也寫了一封信給巡按鄭國仕，說余懋學和另外一個叫洪垣的休寧鄉宦是主謀，一定得嚴懲。

甚至連殷正茂，都親自給徽州知府寫信，暗示余懋學和暴亂的關係。

種種壓力之下，各級官府不得不積極行動起來，開始大張旗鼓地抓捕當地豪強。可命令傳到了徽州府這一級，態度陡然消極下去這可以理解，俗話說皇權不下鄉，朝廷與基層之間隔著一道鄉紳，要實施有效統治，不爭取到他們合作是不行的。

徽州府若是傻乎乎地聽從上級指示，使勁打擊當地豪右，那會得罪一大片人，以後管起來就更難了。所以徽州府給朝廷回了一封公文《絲絹全書》裡也有收錄叫做《本府回無豪右申文 》，不用看內容，光看標題就知道：「本府不存在豪右，自然也就談不上抓捕了。」

胡執禮和鄭國仕本來也只是迫於張居正的壓力，才發牌捕拿。現在徽州府否認，加上余懋學在北京的幾個朋友王錫爵、陸光祖、李世達也寫信過來，勸胡、鄭兩位要守正。於是撫、按兩院樂得順水推舟，改口說既然不是豪右作亂，那一定是生員鬧事，改抓他們吧。

然後，這才有的程任卿等人相繼被捕。

在給這些人議罪之時，張居正因為找不到余懋學的罪茬兒，心裡很不爽，又聽說余懋學跟程任卿關係不錯，便特意指示刑部要嚴辦。

結果程任卿原本判的是充軍，被張居正這麼一插手，變成了斬監候。

這些八卦，余懋學本來是不知道的。他後來起復，重回官場。李世達和鄭國仕給他出示了張居正和王篆的親筆信，他才知道當年自己處於多麼危險的境地，自稱當時嚇得「毛髮猶為悚然」。

程任卿被判死刑之事，余懋學認為不過是代他受過罷了。

這次上疏，余懋學就是希望能夠申請豁免程任卿死罪，改判充軍流放。他還特意提及，當時的戶部尚書殷正茂致仕以後，隱居歙縣，也一直為程任卿釋放而奔走，說明他內心有愧。

余懋學是言官出身，筆法厲害，為了替程任卿正名，狠狠地吐槽朝廷對徽州絲絹案的處理意見，先後列舉了五不堪、五不通、四誣捏、四不協，如同戰鬥檄文一般鏗鏘有力。

言外之意，整個徽州之亂，張居正得負首要領導責任，是他強行偏袒歙縣，強令戶部、應天兩院改稅，五縣人民，尤其是婺源人民被迫反擊，是有大義名分在的，不可以簡單地定義為「民變」。

有了余懋學的奔走，程任卿總算得以減刑，有機會完成了《絲絹全書》的編撰。兩年以後，余懋學溘然去逝。

余懋學講的這個故事，我覺得真實性有待商榷。從推廣一條鞭法角度出發，張居正確實對徽州之亂施加過一定影響力，但若說整件事情就為了針對一個回家待業的前言官，未免太過陰謀論了。最多是張居正摟草打兔子，順便而為罷了。

其實只要瞭解了徽州之亂的整個形成過程，就會明白，這事兒跟余懋學本人真沒什麼關係，他單純是想多了……

有趣的是，別看余懋學把朝廷對絲絹案的處置批成是張居正假公濟私，狠狠地訓斥了一把，但他在文章最後不忘補上一句：「乃若絲絹均平，處分久定，臣不敢復置一喙，以滋紛擾。」

余懋學不傻，他心裡明白，哪壺可以提，哪壺不可以提。徽州的「人丁絲絹」稅惹出多少波折，費了多大力氣才談妥。他可不敢輕易言改，節外生枝。萬一因為自己一言而再起紛爭，徽州上下老小，非把他吃了不可。

批判張居正容易，再玩一次絲絹大辯論？謝謝，還是算了吧！

完



鳴謝驚鴻同學，她在幾年前說起此事，我才知道有這麼一個精彩故事。包括本篇名字，也是改自她的創意。另外感謝戰爭史研究大叔，幫我做了不少細節上的校對。

另附幾本主要的參考論文，有了這些學者細緻的爬梳與研究，才有這篇文字：

《<絲娟全書>的整理與研究》

《試論明末徽州府的絲絹分擔紛爭》

《晚明徽州府絲絹事件的財政史解讀》

《明代中後期徽州府絲絹分擔糾紛與地方財政》

《明代浙江均平法考》

《明清婺源的官紳關係與地方政治:以地方公共事務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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