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歡迎每天聽本書,今天為你解讀的書叫《貨幣野史》。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這本書的主題,我會說是「找回丟失的貨幣常識」。
什麼是貨幣常識呢?我相信很多人都聽過,貨幣是一種特殊商品,它是在經濟發展中由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一般等價物的交換媒介。比如說,在原始社會里,有人種田,有人打獵,有人採摘,他們一開始是直接交換彼此的產品,但很麻煩,於是慢慢約定,用某種貴金屬作為交換的中介,形成了貨幣。這就是一般經濟學告訴我們的常識。
但這本書告訴你,這個常識是錯的。書中說到,按人類學家的考察,歷史上不存在物物交換的經濟,更不用說由物物交換演變來的貨幣;相反,有很多證據表明,貨幣最初的形態是關於欠債的記錄,它不是一種物品,而是一項技術。比如,五千多年前蘇美爾人的債務記錄,近代英國使用的木條借據,太平洋的雅浦島上使用的石頭貨幣,乃至今天銀行系統中流動的電子數據,都能證明貨幣是一種信用債務記錄,而不是我們常說的交易媒介。
這裡需要提醒的是:信用和債務是同一件事的兩個方面,債務表示負擔,信用強調償還,它們都代表欠債,因此在很多時候可以互換,比如信用卡就是債務卡,信用記錄就是債務記錄,信用擴張就是債務擴張,等等。
那麼關於貨幣是信用的觀點是怎麼弄丟的呢?作者指出,在17世紀的英國,發生過一場關於貨幣鑄造的大辯論,當時德高望重的思想家洛克認為,貨幣作為商業活動的工具,價值要固定,標準要統一,他不認可貨幣是信用,而相信貨幣是金銀,這種觀點贏得了辯論,並影響了後來的經濟學家。經濟學的創始人亞當·斯密把它寫在經濟學的奠基之作《國富論》中,一直流傳到今天,成為經濟學的常識,也成為經濟學的一個失誤。
這本書的作者菲利克斯•馬汀,有經濟學、古典學以及國際關係等多個學位,所以這本書不像一般經濟學著作那麼嚴肅,而是很有戲劇性。比如上面提到的貨幣常識的丟失,書中稱之為「謀殺案」,不過作者認為,洛克否定正確的貨幣常識是無心之舉,所以將它定性為「意外死亡」,充滿了故事色彩。這本書的英文標題叫「Money:The Unauthorised Biography」,被翻譯為「貨幣野史」,充分反映了這一點。
按這本書的觀點,貨幣常識的死亡和丟失,是經濟學的重大失誤,我們要把丟失的貨幣常識找回來,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現象。這有什麼用呢?用一位讀者的話說,魚恐怕永遠也不能操縱水的流向,但它明白了自己曾經逆流而動的徒勞,才會去嘗試改變那些可以改變的東西,讓事情變得更好。這就是認知的價值。
接下來,我就分三個部分為你解讀這本書:第一,為什麼說貨幣的本質是債務記錄,而不是交易媒介;第二,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是如何被經濟學遺忘的;第三,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如何幫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
第一部分
先來看第一個問題, 貨幣的本質是什麼?說起這個問題,很多人憑借在書本上學過的知識,也能說出個一二三來,故事大概是這樣的:
在原始經濟中,貨幣是不存在的,只有物物交換,效率很低。因為你必須找到一個交換對象,他有你想要的東西,你有他想要的東西,兩方面湊齊才行。這個困難讓人們產生了對交易媒介的需要,比如貝殼、金銀、銅錢等等,你可以賣出商品賺取它,又可以用它來購買一切物品,並且可以囤積起來,作為今後的財富。這就是貨幣的由來。它的本質是交易媒介。
這套理論流傳廣泛、深入人心,因為它符合我們的邏輯想象,並有權威認證。早在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就提出這種觀點,17世紀著名的思想家洛克也堅持這種觀點,最重要的是亞當·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經濟學奠基之作《國富論》中發展了這套理論,被後來的經濟學著作沿用,成了經濟學的標準常識。
當然,它有時也會受到懷疑,比如經濟史上有個著名的「拿石頭當錢」的案例,就對這種常識構成了挑戰。案例說的是在太平洋西部,接近菲律賓的地方有一個島叫雅浦島,當地人過著田園牧歌式的生活。島上只有三種產品——魚、椰子和海參,沒有農作物,幾乎沒有藝術品和手工製品,很少跟外界貿易,可以說是現代人眼中的原始社會。
按理說,這種地方最可能看到物物交換的景象,但恰恰相反,雅浦島有一套高度發達、與眾不同的貨幣,學術上叫「費幣」(中文是浪費的費)。這是一種又大又厚的石輪,直徑從1英尺到12英尺不等,中間有一個洞,可以插進木棒進行運輸。一開始人們認為,當地人選擇這種貨幣形式是為了防盜,因為它不易攜帶,就不會成為偷盜的目標。
但後來發現,事情沒那麼簡單。在雅浦島上,交易計算的是彼此的債務,用債務抵消,餘額在以後的交易中再結算。即便到最後結算的時候,如果需要轉移的費幣太大,不容易搬動,它還是會留在原處。這個案例引起了人類學家和經濟學家的注意,它不僅對貨幣起源的常見理論提出了挑戰,還引發了貨幣到底是什麼的懷疑。
一般理論認為,貨幣是一件「東西」——是從眾多商品中選出來的,充當中介起到方便交易作用的特殊商品。但雅浦島的費幣並非如此,通常這些石頭比交易的物品更難移動,在大多數交易中根本沒有被交換過,因此它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商品交換媒介,更像是一種信用記錄和債務清算手段。
那麼,雅浦島的狀況是不是特例呢?隨著更多的研究和證據出現,人們發現它不是特例,而是普遍現象。
比如,在距今五千多年前的中東兩河流域,就有了記錄債務的貨幣技術。考古發現當時的帳簿上有一種叫謝克爾的記賬單位,它記錄了商品、勞動和法律懲罰等各種事物的價格,比如每個月的勞動價值是1個謝克爾,租一輛牛車每天要支付1/3謝克爾,扇別人的耳光要罰款10個謝克爾,等等。這種經濟既不是物物交換,也不靠鑄幣支持,而是靠虛擬的債務和收入記賬系統來運作。這時候貨幣充當的是計量單位和債務記錄,而不是一種商品。
又比如在公元12世紀,英國出現了用木條作憑證的支付系統,人們在木條上鑿出凹口,以記錄貨幣單位的數量,將它一分為二,債權人和債務人各拿一根。債權人那一根可以作為支付憑證流通,當有人把代表債權的木條拿到債務人跟前要求償付時,兩根木條上的切口必須匹配。這種獨特的支付系統,在英國持續了幾百年之久。
今天的銀行體系,更能體現貨幣是信用和債務的特點。這一點我在《現代貨幣理論》這本書的解讀中談過,這裡就不展開說,只做簡單的概括,那就是:銀行通過批准對企業或個人的貸款,能夠憑空創造出新的貨幣,這些貨幣的本質,就是企業或個人的信用(債務)記錄。
總之,這本書通過引用一系列證據和研究,否定了傳統經濟學提出的,貨幣是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交易媒介的商品的觀點,比如美國學者喬治·道爾頓認為,如果將「以物易物」定義為沒有貨幣的市場交換,那麼從來沒有證據表明它是重要或主流的交易模式;劍橋大學的一位人類學家更是直截了當的說:「從來就沒有關於以物易物經濟的直接記錄,更不要說從這種體系中誕生貨幣了。」
那麼貨幣是什麼呢?這本書認為,貨幣是由債務記錄和清算系統構成的社會技術,它的核心是信用。傳統經濟學認為,有形的貨幣才是錢,信用和債務是以此為基礎衍生的虛擬現象;而這本書認為,信用和債務才是貨幣的本質,硬幣、鈔票、存款等等這些具體的貨幣,只是表徵,是用來跟蹤記錄經濟中債權債務關係的工具;打個比方,認為貨幣產生信用,就像說太陽圍著地球轉,那是錯誤的直覺,而認為信用產生貨幣,就像認為地球圍著太陽轉,這才是貨幣的常識和真相。
第二部分
那麼,這種常識和真相是如何被經濟學遺忘的呢?這要從一場辯論說起。因為17世紀的英國,出現了貨幣短缺,因此要重鑄貨幣,人們對此產生了分歧。
當時的英國,主要流通的是銀幣,它在使用中會磨損,還有人把邊角銼下來,鑄成新的硬幣牟利,這些殘缺的硬幣重量或成色不足,卻以法定面值在流通,於是就產生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也就是說,當人們發現成色不同的硬幣都以相同的面值流通,就會把沒有毀損的貨幣貯藏起來,只用那些不合格的劣幣進行交易,這樣就把良幣從市場中排擠出去。
結果就是,在17世紀60至90年代,硬幣磨損、偷銼剪切的現象在英國愈演愈烈,劣幣充斥於市場。到了1695年,大多數流通硬幣所包含的銀的成分,只有出廠時的一半左右,相同材質的銀塊的價格,比鑄成硬幣要高出近25%。另外由於當時的金、銀兌價不合理,英國的銀幣外流,導致貨幣短缺,嚴重影響了英國的商貿秩序和經濟發展。
於是,英國政府和議會開始醖釀重鑄貨幣,但對於如何重鑄,爭議很大,其中有兩位重要人物,一位是財政大臣威廉·朗茲,另一位是當時著名的哲學家約翰·洛克,提出了針鋒相對的意見。
財政大臣朗茲建議,把所有銀幣的面值都提高25%,新幣和舊幣同時流通。舊的劣質硬幣雖然重量和成色不足,但可以按面值流通,而新鑄成的優質貨幣,要麼將法定面值提高25%,要麼將實際含量降低20%。總之就是提高銀幣的法定面值,降低鑄幣的金屬含量,這樣可以讓人們願意把白銀送到鑄幣廠被收購,同時那些被私藏的優質銀幣也會重新進入流通,使銀幣短缺的狀況得到改善。
但另一方面,當時著名的思想家洛克反對朗茲的意見。他認為白銀才是真正的價值來源,才能充當法定貨幣,貨幣必須保持固有的含銀量,才能維護貨幣的信譽,因此他反對降低鑄幣的含銀量。他主張按原來的重量和成色標準重鑄新幣,取代殘損的舊幣,而在新幣取代舊幣的過程中,由政府承擔損失。
他們的意見代表了兩種不同的貨幣觀。洛克認為貨幣是一種商品,貨幣的價值是由充當貨幣材料的金屬含量所決定的,因此不能隨意變動標準,這叫金屬主義;而朗茲認為貨幣的金屬含量不重要,重要的是貨幣標識,因為貨幣只是國家規定的計量符號,這個標準是可以變動的,這叫名目主義。換句話說,洛克認為錢是金銀,信用只是硬幣的延展;而朗茲認為錢就是信用,硬幣只是信用的物理表徵。這就是商品本位和信用本位的區別。
最後,這場辯論的結果是洛克的主張獲得了政府認可。1696年1月,英國議會下令,從當年6月起殘缺的硬幣不能再用。在此之前,它們可以用來繳納稅款或購買政府債券,仍然按法定面值計算,從7月起,就只能按貨幣中真實的含銀量以市場價回收。這樣,缺損的貨幣被收集起來,加上政府投入的白銀,按照標準的重量重鑄貨幣,整個過程持續了三年。
按照作者的觀點,朗茲的建議是正確的,而洛克的主張把事情弄糟了,但是沒辦法,他們的權威和影響力相差太遠。洛克不僅被後世認為是啓蒙時代最重要的思想家,被稱為「自由主義之父」,並且在當時也被看作英國議會制度的首席理論家,是名副其實的意見領袖。他不僅決定了英國鑄幣大討論的政策結果,也對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接下來誕生的古典經濟學理論中,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開始,洛克的貨幣觀就佔據了主導,按原書的話說,「在斯密和他的古典經濟學追隨者的作品中,出沒著一個幽靈:這就是約翰·洛克以及他那套貨幣自然主義。古典經濟學家對洛克的忠誠不可動搖:貨幣就應該是黃金或白銀。」正像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到:「和其他商品比起來,金屬損耗較少,沒有任何東西比它們更抗侵蝕。此外,金屬還可以按任意數量分割成小塊……正是這種特性,讓金屬變成了最適合商貿和流通的工具。」
不僅如此,洛克對價值的認識,也就是「價值是物品的自然屬性」的觀點,對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影響深遠,它極大地簡化了理解經濟的任務。因為如果把價值看作天然的東西,那麼經濟學分析根本不用關心貨幣。貨幣只不過是為瞭解決交易不便的媒介,人們想要的不是它,而是可以用貨幣買到的商品。這樣一來,經濟學的分析最好是從忘掉貨幣開始,而去關注生產、分配、消費等「真實」的經濟問題,就像另一位經濟學家穆勒總結的那樣,「簡而言之,從本質上說,在社會經濟範疇中,不可能有比貨幣更不重要的東西了。」
就這樣,經濟學從創立開始,就把貨幣打入了冷宮,因為主流經濟學家認為,貨幣只是商品交換的媒介,不對經濟產生實質影響,這種觀點一直流傳到今天。而在《貨幣野史》這本書看來,這恰恰是貨幣常識的死亡和丟失,是經濟學的一個失誤。我們要把丟失的貨幣常識找回來,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現象,解決經濟問題。
第三部分
那麼,運用新的貨幣常識,可以分析哪些現象、解決什麼問題呢?按照這本書的觀點,要想正確認識金融危機,保持社會穩定,就需要運用新的貨幣常識。
就拿過去幾十年來說,金融危機在世界各地層出不窮,從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到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再到2002年阿根廷主權債務危機,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這種動蕩並不是偶然出現,而是反復發生的。這種金融系統的不穩定,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這本書的作者認為,貨幣本身就有不穩定的特質,因為它總是傾向於產生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當債務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造成金融危機。
比如,在經濟景氣時,資產價格會上漲,導致投機增多,很多人將資產抵押成貸款,進一步買入資產,造成資產價格不斷上漲。而大量投機產生的債務,會讓投資者資金緊張,也就是收入不夠支付利息。當債權人開始要求償還時,負債累累的投資者必須賣掉資產來維持現金流,而這時候,已經沒有交易對手可以支付如此高昂的資產價格,因此出現拋售,導致資產價格跳水以及流動性緊張,最終造成金融危機。
更麻煩的是,金融危機會造成社會不穩定,因為它會帶來收入下降和失業。2008年之後發生的「佔領華爾街」還算是溫和的,往前追溯問題更嚴重,比如2002年阿根廷債務違約引發的金融危機,造成社會騷亂和政局動蕩。1990年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導致房價、股價的大幅下跌,企業大面積破產,造成日本經濟「失去的二十年」。
對此,作者的建議是什麼呢,他在書中說到:
「許多國家目前的金融不平等到了無以為繼的地步——或者說它們的債務太多了。而且我也認為,目前嘗試逐漸減輕這些巨額債務的策略……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在經濟上也不令人滿意。而如果參考梭倫書中的建議,我們就能提前處理這個問題,或者通過設計幾年的高通脹,或者通過直接重組債務的方式。」
你看,這裡提到了梭倫的建議,也就是梭倫的改革。公元前594年,梭倫被選為雅典的執政官,展開了一系列被後世稱為「甩包袱」的社會改革,其中首要的一條是取消債務。而所謂通過高通脹或重組債務來處理問題,就是作者認為,為了減少金融危機和社會動蕩的隱患,需要通過技術手段來減輕社會負債群體的負擔,甚至是大規模地赦免債務。
這種建議是異想天開嗎?不是,它有一定的歷史依據和現實基礎。
書中說到,古代中東地區就有這樣的傳統,在整個社會不能支撐債務負擔的時候,國王會宣佈,所有債務一筆勾銷。《聖經》中也有類似記載,在宗教歷史上,每四十九年的最後一個贖罪日結束後,叫「禧年」,這一年每個奴隸都可以重獲自由,每一塊土地都可以物歸原主,每一筆債務可以一筆勾銷,每個人都有機會重新開始。
正是按這個思路,1997年有人發起了「禧年債務運動」,要求取消貧困國家的債務,特別是那些發生飢荒、戰爭和瘟疫的國家,因為這些國家無力償還債務和支付利息,陷入了依賴債務的惡性循環,唯一的辦法是減免或者完全取消債務。
按照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欠債還錢是天經地義的事,在市場經濟中,遵守契約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則,這本書的作者為什麼還主張赦免債務呢?
這就要回到對貨幣的認識上來。傳統貨幣觀點認為,經濟價值是自然界中存在的事實,貨幣的職責就是衡量它,但不能影響它。貨幣本位是政治公平的支點,就像物理天平的支點一樣,它必須固定在一個位置,才能保證測量準確。因此,遵守債務契約和尊重貨幣本位是一件順應規律、理所當然的事,不能違背它。
但是這本書認為,沒必要把經濟價值看作天然的事實,而應該看作是為了實現公正繁榮的社會而發明的概念。貨幣政策的終極目標不是貨幣穩定,而是實現一個公正繁榮的社會,既然如此,債務重組或通貨膨脹導致的違約或偏離貨幣本位,只要有利於社會穩定,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在《羊群的共識》這本書中有一個案例,似乎印證了作者的觀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冰島整個國家陷入了困境,因為之前他們大量擴張信貸,欠下了巨額債務,危機爆發後冰島三家最大的銀行破產,三十萬冰島人背負了上千億美元的外債,加上資本市場的虧損,平均每個人背負了上百萬美元的債務。於是,冰島政府決定重啓經濟,將危機時期產生的居民負債一筆勾銷,用三大銀行的稅款來補,受到舉國上下的熱烈支持。
結語
說到這兒,關於這本書的內容就快介紹完了,我幫你回顧一下它要回答的幾個重要問題。
首先是貨幣的本質是什麼?傳統經濟學認為,貨幣是由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交易媒介的特殊商品。這也是我們大多數人所認為的常識,因為從小到大,幾乎每個級別的經濟學教科書,都是這麼說的。但是這本書告訴我們,這個常識是錯的。因為根據人類學家的考察,沒有發現大規模的物物交換的堅實證據,反而有大量的歷史研究表明,貨幣最初是以債務記錄的方式誕生的,它的核心是信用。它不是一種物品,而是一項技術。現代銀行通過借貸創造貨幣的機制,更是清晰無誤地展示了這一點。
其次是貨幣的這種常識,是怎麼在經濟學中被遺忘和顛倒的?這本書的作者認為,歷史的偶然造成了這個結果,因為17世紀著名的哲學家洛克,在一場重要的貨幣辯論中贏得勝利,並影響了後來的經濟學家。作者認為經濟學把貨幣看作交易媒介,把經濟看作是去掉貨幣之後的物物交換,進而認為貨幣在經濟中無關緊要,對我們看待經濟問題產生了極大的誤導。 只有把貨幣看作信用或債務,才能明白它對促進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對造成經濟波動影響巨大,這才是貼近現實的觀點。
第三,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如何幫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作者在書中談到了金融危機,他認為貨幣總是傾向於積累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是金融危機反復出現的根本原因,而要維護社會穩定,我們只能採用一些非常規的手段,比如赦免窮人的債務,這在西方有歷史和宗教的傳統,卻對「欠債還錢」的中國古訓構成了挑戰。
不過我認為,讀完了這本書,如果理解了貨幣是債務、同時也是信用的觀點,會對中國的另一句古訓「人無信不立」有更深的感悟。
過去我們通常認為,「人無信不立」是一種道德要求,跟人的物質利益沒有太大關係。而當我們知道貨幣就是信用之後,「講信用」似乎多了一層理由。它不僅是一種可貴的精神品質,並且會在某個時候給我們帶來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這就是講信用的巨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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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分歧理論 在 US Taiwan Watch: 美國台灣觀測站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立陶宛,這個瘋狂的小國!(稱讚意味)】
標題絕對是正能量,來源是中國網友和官媒們現在一片狂罵立陶宛(https://reurl.cc/7rzNlb )。我們原本下的標題是:「從中國召回大使看立陶宛的價值外交。」在中國強大的壓力下要公然忤逆,的確很瘋狂而且很勇敢,不是嗎?且看我們分析立陶宛這樣的勇氣是怎麼來的。
今年六月份,立陶宛宣布捐疫苗給台灣,七月份,台灣與立陶宛雙方宣布將互設代表處,而且台灣要在立陶宛設立的代表處名稱為:「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The Taiwanese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Lithuania)。立陶宛外交部在新聞稿當中甚至以「國家」稱呼台灣(https://reurl.cc/og4Xaq )。當時我們就提到,中國一定會有動作反制,不然面子實在掛不住。
現在新聞來了。八月十日,中國外交部發布聲明表示,決定召回中國駐立陶宛大使,並要求立陶宛政府召回駐中國大使。
「近一段时间,立陶宛政府不顾中方反复交涉,晓以利害,宣布允许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此举公然违背中立两国建交公报精神,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立方立即纠正错误决定,采取切实措施,消除恶劣影响,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都是很耳熟能詳的台詞)
▍中國召回大使的解讀
本站住海編分析:撤大使的重要性在於大使本身的象徵意義;沒大使不代表兩國沒來往。美國不派駐中大使,美國照樣能派副國務卿訪問溝通。但是有大使的話,有什麼不滿就能隨時叫大使來罵了,畢竟大使本身就代表派駐國。說實在的,台灣在東歐不是只有立陶宛一個代表處;拉脫維亞和波蘭都有。就算真的以台灣為名,撤大使的確有點多了。這種動作除了有戰狼味道,也可能是欺負立陶宛小,想殺雞儆猴。
就撒回大使這個動作來看,以前常見到的案例是,若以色列在巴勒斯坦有什麼大動作的話,埃及和約旦就會召回駐以色列大使。這幾天因為衣索比亞拒絕蘇丹調停提格雷戰事問題,蘇丹也召回駐衣索比亞大使。
從美國的例子來看,就算美中關係緊張,最多也就是撤「領事館」,並沒有正式召回大使。而最近的方式是採用輕微一點的大使退休「延遲不派任」的方式,降低使館最高代表層級。撒回大使之後的下一步,理論上來看,如果關係再緊張一點就是撤使館甚至撤僑,那基本上就準備打仗了。
▍立陶宛的回應
對於中方的要求,立陶宛也發出聲明表示:「對中方此舉感到失望(disappointing)」。立陶宛外交部長藍斯柏吉斯(Gabrielius Landsbergis,帥哥部長)說,「我們已經得知中方傳來的訊息,為此感到遺憾。我們還在考慮接下來會怎麼回應。我們尊重(respect)『一個中國』原則,但我們也有自己的政策要走,與台灣發展雙邊互惠的關係這樣的政策不只是立陶宛有,全球有很多國家都是如此。」
有趣的是,在路透社報導(https://reurl.cc/O0KR0r )當中,藍斯柏吉斯提到說「立陶宛有自己的政策要發展」,但在簡體中文版的報導(從北京發稿),這句話變成「在一個中國原則下,我們決心和歐盟及世界上其他許多國家一樣,發展與台灣的互利關係」。
「一個中國原則」其內涵除了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之外,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表明「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這個原則對台灣來說當然是不能接受。而事實上,世界上直接明白「承認」(recognize)這個原則的國家並不多,而且所有主要大國也都沒有「承認」這個原則,多半只要表明「知道」(acknowledge)或是像立陶宛這樣「尊重」(respect)中國的立場。
🗞 美聯社的報導當中,藍斯柏吉斯的用語是「尊重」。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看美聯社的原文報導,他們quote出來的部份比較長:The Lithuanian Foreign Ministry expressed regret over China’s actions, and stressed that while respecting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it stands ready to develop mutually beneficial ties with Taiwan, just as many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do.(https://reurl.cc/zenKAp )
▍美國的回應
立陶宛和中國互撤大使的新聞持續發酵,在十日的國務院記者會上,記者也問發言人對於這兩國目前發展有什麼看法。國務員發言人普萊斯(Ned Price)表示,美國將與立陶宛這個北約盟友站團結一致,且譴責中國的報復行為。普萊斯告訴記者,每個國家都應該要能在沒有外部威脅的情況下,制定其各自的「一中政策」,因為美國就是這樣。他進一步說:「我們支持我們的歐洲夥伴和我們的盟友和台灣發展互惠的關係,並抵制中國的恫嚇行為。」
除了回應記者問題之外,普萊斯不忘提醒大家,台灣在公衛、先進製造,以及民主治理上佔全球領導者地位,這些都是國際社會,包括美國,和台灣往來能夠受惠的一小部分領域。
最後記者提問,如果其他國家考慮在其國內設台灣大使館,美方是否支持?普萊斯說:「我們支持交往」。
▍立陶宛的價值選擇
我們先前提過,立陶宛面對一個外來強權侵略的經驗相當豐富。歷史上,立陶宛獨立了兩次,第一次是在1918年,只是當時獨立後立陶宛仍不斷受到蘇聯的騷擾,例如蘇聯一直試圖分化立陶宛與波蘭和波羅的海三國的關係。到了二戰期間,立陶宛在納粹德國和蘇聯於1939年劃分各自的勢力範圍時被歸屬納粹德國,但又在後來的美蘇互不侵犯條約中改分給蘇聯。立陶宛的第二次獨立是在1990年,當時蘇聯的戈巴契夫一度出兵想要鎮壓這場運動並以經濟封鎖作為威脅,但過程中因為受到國內龐大的壓力而使立陶宛最終順利脫離蘇聯獨立。(外交部帥哥部長的祖父Vytautas Landsbergis即為宣布獨立時的國會議長,後來出任首任的國家主席)
立陶宛第二次獨立也是另一個挑戰的開始。可能是不堪長期受到蘇聯的影響,立陶宛在獨立之後想加入歐盟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等西方陣營的聲音就從來沒有斷過,這也成為他們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2004年立陶宛順利加入歐盟和北約,但也迎來與俄羅斯的衝突和誤解。令他們憂心的是,當時立陶宛是歐盟國家對俄羅斯經濟和能源依賴最深的國家,此外即便立陶宛不與俄羅斯直接接壤,但俄羅斯在立陶宛的西南部有塊「外飛地」(exclave,一國領土部分位於他國國境內而與主要領土不相連)叫作加里格寧勒(Kaliningrad,這裡住著許多俄羅斯人也曾經高度軍事化),立陶宛似乎注定離不開俄羅斯的影響範圍。
即便在經濟和地緣上對俄羅斯十分脆弱,但立陶宛的態度是十分明確的。2006年的民調顯示,有超過一半的立陶宛民眾認為俄羅斯對立陶宛不友善,而有超過六成的人對西歐國家抱持正面態度,這也使得親俄政黨在立陶宛幾乎沒有生存空間。2014年克里米亞事件爆發後,立陶宛向西方世界證明他們長期對俄羅斯侵略的擔憂是對的,此後立陶宛增加國防預算,在短短幾年便在2018年達到北約規定的2%門檻。而在能源問題上,由於立陶宛很早就開始解決對俄羅斯天然氣的重度依賴與歐盟等西方國家合作,也大大增加了能源進口的多元性。
由此可見,立陶宛外交部長會特別強調「熱愛自由的人們要一起守護」,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在歷史上立陶宛始被迫面對有領土野心的俄羅斯(和前蘇聯)的威脅。2020年六月,由兩位重量級的反對黨國會議員所寫的,題為「Lithuania- it’s time for choosing」的文章指出(https://reurl.cc/2rRVMa ),中國對政治異議份子及少數民族新疆人的迫害、對中國社會的監控、對香港施加的國安法、對台灣的軍事行動等,顯示中國正重蹈極權的覆轍。最後也提到立陶宛必須選擇可以讓國家安全跟繁榮的國際規範,包括二戰後所建立的不使用武力、民族自決等規則。「中國,就像是俄羅斯的前身,正在挑戰基於國際法的和平秩序」,作者寫道。值得一提的是,這篇文章一共提到台灣八次,並建議立陶宛應該全面與台灣建立關係並且在國際社群上支持台灣、承認她是一個事實上(de facto)的民主國家。
這篇文章當時在立陶宛國內受到熱烈討論,在經過十月份大選之後,兩位共同作者後來在年底時就任正副外交部長,一位即是藍斯柏吉斯,另位作者是時任國會議員、後來就任外交部副部長的Mantas Adomėnas。2020年末,立陶宛公布他們將追求「以價值為主」(value-based)的外交政策,似乎已預示了立陶宛接下來要走的道路。
台灣與立陶宛的狀況有些類似,在外部有一個強國威脅,對於這個強國在政治和經濟上又無法完全脫離他的影響,也同樣被迫在西方民主自由與鄰國的威權國家間做選擇。只是在國內,立陶宛人似乎比台灣人更早接受相對較弱小的國家得選邊站的事實,而提早做了更多的準備。或許是因為類似的國家情結,支持台灣對立陶宛來說既合理也符合他們的外交路線。雖然立陶宛外交部的聲明中重申,在「尊重」一個中國原則的狀況下,他們「決意」如同其他國家與台灣建立互惠的雙邊關係,但中國的「一個中國原則」是否等同於立陶宛所認知的一個中國原則(例如,台灣屬於中國的一部分)我們不得而知。不過就立陶宛將比照她在其他國家大使館的配置在台灣設立代表處,以及在多次場合將台灣稱為國家這點來看,立陶宛與中國的一個中國原則不太可能是相同的,比較像是「一中政策」。再者,歐盟其實如同美國有自己的「一個中國政策」,而不是全盤接受中國的一個中國原則。歐盟對外事務部發言人馬斯拉里(Nabila Massrali)表示,根據這個政策在台灣設立代表處(而非大使館)這點是完全沒有問題的。當然除了價值選擇,立陶宛在經濟上與中國相對疏遠(中國僅是立陶宛第22大出口市場)也會是她決定與台灣深化關係的原因之一。
最近,立陶宛和中國在白俄羅斯的議題上面針鋒相對,更加深了民主與獨裁對峙的價值分歧(文已太長,先簡略帶過)。今年五月,立陶宛宣布退出中國倡議推動的「17+1合作機制」,原因除了白俄羅斯的爭議之外,還有在互動過程中發現中國並未兌現投資和出口的承諾,再加上先前的香港反送中事件和COVID-19疫情爆發,而讓立陶宛對中國產生戒心。立陶宛現在的態度很清楚:17+1會造成歐洲分裂。
正如中國在經濟上只要遇到有其他國家或公司對台灣「正名」便必定採取經濟脅迫手段,無論效果是否有限,中國針對立陶宛在台灣設立代表處所做的外交動作的「止血」意味可能遠過於「懲罰」,也就是中國不得不殺雞儆猴,以防更多國家採取立陶宛模式與台灣建立實質的外交關係。畢竟在歐中關係的惡化下,不是只有立陶宛一個歐洲國家會對台灣採取相似的政策(日前捷克宣布捐疫苗給台灣,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在未來,我們或許可以期待與更多國家發展實質的政治或經濟雙邊關係(當然,能夠用「台灣」為名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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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分歧理論 在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從《古惑仔》及《黑社會》系列說起 | 盧斯達 on Patreon】
(2018年10月舊帖復刻)
在政治現場應該展現甚麼倫理,聽來太過學究,但新舊板塊彼此磨擦,似乎沒有因為本民前和青年新政被政權擊沉而變得沉寂。更外圍的「素人」繼續前仆後繼,有關的大趨勢並沒有因此逆轉。
世代衝突、各路人馬躁動不安,是90年代以來黑社會電影的傳統。任何政治和社會關係由和緩變得緊張,都有其內在邏輯,實在可以與外層的政治意識形態無關。不管你支持的是本土人優先還是自命世界公民,小團體的運作、權力的鬥爭,最後還是依循一套相似邏輯。
古惑仔要面對的黑社會建制
以劉偉強的《古惑仔系列》做例子,表面上是青春電影、遭衛道之士批評為「美化黑社會」,但其實「古惑仔宇宙」不只是關於黑社會,還關於90年代的香港,那個已脫離粗放發展期的末期香港,才是籠罩著幾部電影的大氣壓。
在這個氣壓之中怎麼上位,上位者如何防止被打倒,那就不只是黑社會,而是一個更廣義的題目。
與幾大探長、跛豪的戰後大時代不一樣,「古惑仔」的世界,秩序早就已經建立,而且固化已久。即使偶有因為地盤或恩怨而動刀劈友,也不是社團初期開山劈石的時代。
陳浩南那些人一開局,要面對一班叔父和黑社會建制。古惑仔第一集(人在江湖)的危機,來自叔父輩大佬B和靚坤的鬥爭,陳浩南是「靚仔南」,論資排輩,只能是叔父們在大檯討論大事時,坐在旁邊不能隨意出聲的大齡街童。他是給叔父輩拖進去的,不管是給靚坤陷害,還是要幫自己的長輩大佬B復仇。
靚坤的囂張跋扈,內裡就是上位的躁動,他認為自己能力出眾、功勞最大,要「蔣生」交出龍頭位置。整部電影,鄭伊健固然不是演技派,而是吳鎮宇將一股恨不得馬上就要上位大展身手的躁動由頭帶到尾。
這個關於上位躁動的主題,在第三集(隻手遮天)上升到高峰。
犯上和衰老的命題
一開始出場的是敵對社團東星社的紅棍打手烏鴉,他在關羽像面前執行家法,教訓一個不肯執行任務的小弟。關羽像在打鬥中被波及,掉到地上粉碎。烏鴉問:關老二,拜你有甚麼用?現在的人出來行,不是講義氣的,你那一套落伍了。
於是揭示了整部電影的主題,既有的潛規則雖然仍在,但挑戰者已經出現。烏鴉和笑面虎瞞著大佬,在江湖搞風搞雨,最後在醫院殺掉勸阻他們的大佬駱駝,就只是靚坤在洪興下剋上的事跡,在東星再來一次罷了。
(《隻手遮天》有一段很有趣味。講陳小春、謝天華等人離開自己地頭,到了一個公共屋邨的球場,遇到一班當地的古惑仔。兩班人自然又是一輪口角和韃朵。謝天華很大口氣,說自己是洪興的人,但對面那個自稱叫肥屍的初生之犢,根本不當「洪興」是一回事。之後他們又說自己大佬是陳浩南,然後肥屍又不當一回事,「陳浩南可以係度打交打到出銅鑼灣做渣fit人,我肥屍一樣得﹗」然後打爆玻玻瓶,一大班手下就應聲而至。之後陳小春等人只有敗走,心裡害怕到不得了。
這裡一方面表現出下位者要揚名立萬的噪動,一方面又透視出上位者面對挑戰者的焦慮。在市區有一點勢力的黑社會,在挑戰者面前瞬間就老了,他們的中年危機不在系列完結之前,而是早在第三集已經出現,陳浩南之後在《戰無不勝》做代課老師的那場戲,只是這一場戲的延伸罷。)
雖然在張耀揚的落力演出之下,烏鴉成為一個經典奸角,但那只是商業電影有忠所以有奸的臉譜化處理。黑社會就是一個權力的動態,當中也就只有形勢不同,而沒有道德高低。大而化之,陳浩南和烏鴉沒有誰比誰更高尚的。除了上位,還是上位。
關羽代表形而上的道德規則,也就是每個人都是為了上位的現實之上,加諸一道避免分贓不勻的規則,但說到底還是為了分贓。
到了杜琪峰更加精緻和現實的兩集《黑社會》,就說得更沒有包袱。一班叔父輩商討如何選擇新一屆辦事人,是大D還是樂少,有一個叔父說:
「阿樂就真心為阿公,佢話會踩落老尖—」
那個支持大D的,反唇相譏:
「個個都口口聲聲為阿公做野架啦,唔通話為自己呀?」
輩份最高的鄧伯(也許是暗喻了一國兩制名義上的設計者鄧小平)制止了他們的對話——雖然大家都知道,入黑社會是為了上位,但說破了就沒有方圓。
爭議不斷:因為分贓機制開始失靈
「黑社會」權力宇宙的穩定,在第一集勉強維持了大半。鄧伯為首的叔父輩屬意表面上沒那麼強勢的樂少,用他來平衡自恃對社團有功的大D,以求整個社團不會分裂,「相忍為國」。
然而雙雄講數完畢,蜜月一陣之後,大D提出要分享權力,馬上被隱忍了大半齣戲的樂少用石頭擊殺於水塘,輩父輩所設計的和諧機制,至此走向崩壞。即使沒有第二部《以和為貴》,此皆為定論。
一國兩制好、黑社會好,以往人人滿意的分贓機制,終於敲響了警號,平衡最終被打破。
水塘一戰的平行時空﹐也許是2014年的佔領運動。這件事有發生過好,還是沒發生過好?對不同利益立場的人,答案都不一樣。
佔領令歷史齒輪及政治時間加快前進,但其實搞亂了包括「民主派」在內的既有權力秩序,它對親北京派的影響反而是最少。佔領的倡議者最終傾覆了自身苦心營策的局面。
如果記憶力還在,都會記得「佔中」的醞釀階段,「官方機構」如何費煞思量,設下大量紅線和監控機制。包括各種參與者的「誓約書」,就是支取民眾的力量,卻不願意民眾「不受控制」的「大局思維」。
最後民眾還是不受控制,最重要是在那些萬人空巷的現場,各種人馬顯形了,他們平時被壓抑和小心翼翼控制著的矛盾,也就有了爆發的空間。這些對於香港未來、運動如何操作、End Game是甚麼的分歧,也就得到了釋放的空間。就算是金鐘內部,也分開學生不想退場、還有中老年要退場的分歧。更不說要旺角和金鐘的分別。
所以佔領究竟是好還是不好,真的要講究你在社會甚麼階梯去發問。社會運動可以令民眾充權﹐也會令一些人受到威脅。而這股遭受威脅的感覺,不會因為有著理論上共同的敵人而消失。畢竟大D已經被打死了,整個社團的大局也就只能走向「不斷加速」。以前叔父們設計的遊戲,已經越來越少人信服。
論資排輩是安全的,但到了某個階段就會加速進入血腥仇殺,這是動態和物理之必然。辯證地說,也就是要進入論資排輩的安全地帶,大伙還要渡過必經的血污海。
所以DQ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黑社會的收尾作《以和為貴》,也就是所有人和大局齊齊走向失控的寫照。樂少為了爭取連任,希望破壞規矩。代表最高權威的鄧伯拒絕,最後遭樂少推落樓梯慘死。
鄧伯肥厚的身軀倒在螺旋型樓梯下,死了,動態的平衡瓦解,之後便是社團內部一番腥風血雨。
後來Jimmy仔成功取得話事人身份,一直代表監察眼睛的公安頭子就馬上出手。Jimmy仔本來只想做生意,龍頭的位置拿到手,只為做生意方便,但公安卻要他永久控制「和聯勝」,等於DQ(disqualified)了Jimmy仔退出黑社會的路。這一DQ,連他未出生的後代也一齊DQ。
其實從龍頭棍爭奪戰伊始,公安就在監察,中國在和聯勝後面,是一雙全視之眼。社團的規範瓦解,自然有更多嶄露頭角的新人,但對大一統和講究控制的中央帝國,競爭不代表進步,競爭只代表災難和不穩定。
所以千頭萬緒,中國勢力最後出手「重建秩序」,要Jimmy仔永遠做龍頭,不要再選舉,也就是不想黑社會再爭得那麼激烈。連換屆都沒有,就沒那麼多機會爭。
連真心、絕對、從來沒有支持港獨的劉小麗也再次失去立法會參選資格。可見的事實,是因佔領而冒出頭來的新人,不分派別,至此幾乎都已經被清剿。
老生常談,就是不必講究誰真心或假意支持港獨,客觀而言,任何令香港的觀念、政治生態圈加速前進的人和事,即使只是個新一點的口號,都是整治的目標。如果說香港的社會事務是一部iPhone,則中國並不想它升級換代得那麼快。
王岐山知道拖延時間的道理
同樣的道理固然也放在中國本土。據聞王岐山在幾年前曾經向其他高層黨員推介法國史家托克維爾的作品《舊制度與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這本書的教訓,在中國人看來是這樣的:當年歐洲幾乎所有國家都是專制的君主國,而法國是其中比較開明的。法皇路易十六其實有推行改革,例如法國開始有不少自由農民,而旁邊的普魯士還主要是農奴,俄國更加在半個世紀之後才開始著手廢除農奴;社會氣氛也比較鬆動,法國民間有深具影響力的異見份子等等。
但就是在願意改革的時候,法國爆發了大革命,推翻了相對開明的法國皇室,然後革命一鬧,之後感染了全歐洲。這段歷史對王岐山來說,就是希望「告戒」中國共產黨,你專制下去,倒還能拖著時間;你一想要改革,順從「自由派」,你的政權就會加速滅亡,一如1789年之前的法國。
這已經是2013年的事情了,但之後的中國局勢真照著王岐山「經典選讀」的思路去走。中國政權全面走向改革的相反方向,也許就是依據這種不怕專制,只怕自己先開始了自由化,最後反而將自己傾覆。
現在的中國趨勢不只是將來不會改革,而且是過去改了的革也不能容,生怕以前改的革,掉了今天的政權。
時間是客觀的造物,但「政治時間」卻是人為的造物。只要沒有大人物或革命性的事情出世,人類社會可以維持幾百年的表面靜止。
春秋戰國或前現代日本強調的封建社會,就是一個大體上希望將政治時間調慢的世界。只要人安於自己的階級,不要上位,也禁止上位,世界就自然會和平。這是古人的理想國,事實上難度跟建設民主中國或者香港獨立一樣。
世界總是會變,年輕或後來者的噪動,或者守成者為了守成而大開殺戒,皆造化之理,人類食色爭鬥之本能。說得通白一點,中國不想自己亂,也不想香港亂,所以用DQ金手指幫核心泛民「掃除雜質」,不想質變最後化作量變,防止核心泛民也本土自決化。這不是與《以和為貴》的結尾很像嗎?
趨勢加速才是重點
泛民在DQ屠刀之下,自然是有一天活,當賺了一天,對最高層的控制者來說,國家也同樣是不變一天,當賺了一天。他們那些叔父苦心經營的分贓機制,靠這些努力苟延殘喘。政治建築師,也就是想對抗無邊無際的時間洪流罷了。他們想必然改變的東西,永遠維持不變。大的是不想改朝換代,小的要保護一個社運小現場的講台。但要維持塵世事物永恆不變,可以做到嗎?
也許你心儀的議員被DQ了,但若果對「歷史」有信心的話,那個議席,或特定的人,從來不是全部,甚至是微枝末節。重要的是,人類如何通過言語、行動、組織等等,將「政治時間」推快,將升級換代的時間差縮減。
統治者可以殺死反對者,they can kill you all,但時間的齒輪被推前了,統治者奈何不得,他也要適應和變陣。有些人得到了議席﹐但其主要作用是維持齒輪不向前,但有些人永遠都拿不到議席,卻可以意外將齒輪推前。甚至說DQ也是加速的一部份,那並不是最高層樂意看見的,但他們卻欲罷不能。
烏鴉是奸角,只是敘事的角度。社團要以和為貴,也許這是沉默大多數所樂見,但只要不是全部人,就會有人希望改變分贓機制(即是體制、比較好聽的「核心價值」之類)。這是生物本能。
改變只能推遲,不能取消。不論喜不喜歡,齒輪始終會推動,不妨以平常心看待張耀陽。這已經是一種促進時間向前的迂迴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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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人性中的異與同:人類如何平衡二者?
政治理論建基於政治學家的人性論。一般來說,人性當然受Nature 與Nurture兩方面塑造。Nature指與生俱有的部份,而Nurture則指後天文化塑造一面。在《自私的基因》的第11章裡,Richard Dawkins強調人類的文明承傳已經是不同層次的「覓母,(meme)」,或稱為文化基因。於是,我們可以推論出人類其實是於文化與本能之間,人性有雙重性:自然的一面是服從穩定性原則,生物都是求滿足,求安全,受到基因所驅使;文化傳承一面則比較複雜,康德(I.Kant)說:人的性情傾向(inclinations)千差萬別,但其中只有道德是人性中最普遍的。我們試用數學中的最小公倍數(LCM)作類比,人的理想取向定是分歧的,所以是多元的;有喜歡藝術創造,有重視事功,有求名求利,有愛情至上‥‥但一位重視信諾,富有同情心,有責任感,尊重他人,愛情專一的人,無論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會,我們都會接受他,甚至敬重他,所以這些德性是人類共存的LCM。一位道德的人不會以為自已的想法是唯一的真理,因為懂得反思自己,一位道德的人不會以為犧牲他人的權益、自由,為了建造自己的不朽功業是合理,因為這是本能權力欲的投射‥‥。政治理論雖然星羅棋布,但孟子的話: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之政,仍然合理的。
陶國璋(中文大學哲學系兼任教授)、周保松(中文大學政治行政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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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分歧理論 在 多重社會分歧下的政黨競爭:一個比較的視野|吳玉山院士 的推薦與評價
107年王世杰院長講座主講人:吳玉山院士(本院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主持人:本院黃進興副院長多重 社會分歧 下的政黨競爭:一個比較的 ... ... <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