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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慎防北京用疫症「政治清場」（及陳云根作為可憐的陰謀論者）】

中國又爆不明病毒，火速傳來香港，中國有十幾日沒有通報，社會賢達教授就出來穩定人心：「『內地』最初測不出，乃正常」、「看不出人傳人的可能性」，很快香港中招的人就到了三十多人。但問題是香港已經被吸進中國的官僚體系，而中國的官僚體系正是疾病大爆發的主要原因。每次聽特區官員受訪表示，「根據內地通報，現時情況如何如何」，當一條數學算式的前設已經錯了，怎麼運算都是錯。在中國統治之下，我們都死定了，完全陷於被動。

高層諱莫如深粉飾太平，然後下層的人民就大安旨意，「相信黨的能力」、「不用帶口罩，我爸爸說不會傳染」，咁都得？但天朝子民從來是心安理得，一臉天真地做著毀天滅地的壞事。然後一名曾到武漢並有肺炎徵狀的中國女子，竟可以「拒絕留醫」神秘消失。而香港官方抓暴動就厲害，對著一名弱女子竟硬不起來，似乎就因為對方是宗主國人。

香港搞那麼多基建要和中國接通，於是這個時候就變了輸入病毒。蒙古軍圍城的時候，將染病的屍體投進城裡，加速城破。高鐵就和蒙古軍差不多。衛生署為了防疫做了很多，原來是在西九高鐵站弄了一個給武漢旅客的「自願分流通道」，自願檢查。如果對方不檢查，同樣可以自出自入。畢竟中國人也有人權，中國人能夠自由出入香港「宣示主權」似乎比香港的疫情更重要，否則就是「歧視」中國人。

香港是中國一部份，萬事要等待中國發落。官僚體制本來已經沒效率，在官僚體制之外的官僚體制，就更慢。所以甚麼旅遊警告、終止與武漢交通、隔離病人，本來都應該是香港權力，但你能想像事情一定變成政治敏感事件，要看北京是否高興。香港率先大動作防疫，就是給中國大事化小的維穩政策拆台。給你膽子，你夠不夠膽做？

在中國體制之下，香港人連防疫都要先看看宗主國的政策，不能自行其是，上面的命令和下面的實情失諸交臂，各方假情報交叉感染，中國可怕之處不只是輸出專制，而是當它輸出殺人病毒，你連戴個口罩都會變成政治問題，自衛以及不想死，會成為港獨兼歧視中國人。政治社會體制如此，一次僥倖，也總有一次中。因為事件的規律就是如此。只要香港沒有拿回自己的政治和國防權力，在災難之中就會被另一個視人命如糞土的國家拖累，最終我們的人命都會變得非常廉價。

香港特區政府的「武漢情報」是 100% 來自中國的，而在中國確診的人很快就會在數字上少過香港，令人你產生香港才是武漢病毒發源地的魔幻現實感。中國沒黑社會，中國也沒有死人！

而回想 2003 年，其實沙士也是一次蒙古式攻城，病毒把香港經濟人心搞爛了，然後中國就來「送大禮」，用遊客輸入毒血，於是香港由市面經濟開始傾斜依賴，對中國誠惶誠恐漸次蔓延到各界，「要不是中國打救香港」之論，依隨經濟結構大變而成為中港之間的潛共識。之後中聯辦的介入就被很多人接受，或隻眼開隻眼閉，畢竟因為沙士，中國才得以成為偽救世主。這次武漢病毒，主管香港事務的官員，一定在想這些冷酷的權術，越亂越好，幫助最後清場止暴制亂。畢竟中國人早就蒙古化了，也懂得活用疫症。香港各界需要嚴陣以待，不只是防疫，還有隨之而來的「03 年式再回歸」。

內憂外患，然後香港網絡活寶陳云根也有怪論，據說老師說新型疫病就好像愛滋病，是因為商人和學者發明了愛滋病，發了財升了官，本來是沒事的，只要不看醫生，不進入療法，反而就不會死。「沙士、禽流感這些病……你不理會它，它只是惡性的流感而已，一年半載就會被人體適應，而其實他們一直存在與某些人類之中而相安無事。」

老師早淪為左膠了！覺得疫症是「社會建構」，否認「真實」的存在。這只是個邏輯問題，有藥廠或學者因為建構愛滋病療法，並因而風山水起，卻不代表愛滋病是純粹人為創造而之前不存在。愛滋病毒在非洲早就存在，病毒持續殺人，只是沒人系統性研究。再推得極致一點，就是只要我們不認知現時有病毒，不承認有疫症，社區就不會有「症疫」。

但老師其實並不是想說醫學或公共衛生問題，他只是一再扮演受到迫害的先知。他在講鳩嘢之前也一定預告：我揭發了真相，之後就會被 Deep State 迫害。然後因為陳云根鼓吹叫人有病不要看醫生不要接受治療，可能累到香港社區爆發陷家產，一些網民看不過眼直斥其非，他就能夠「自我應驗」：看！我真的被迫害了。比起病毒是不是被發明，老師只是想扮演孤獨先知的角色。

大概我也是香港第一個用「政治邪教」（cult）來形容這個網絡小群體的人，但有時 cult 是無傷大雅，有時你看他們的信徒，他們不信這些，也沒甚麼其他更好的活法，但講到公共衛生，這樣的反科學就是公害。

就像謝安琪公開盲反疫苗，吹捧自然療法，也搞到輿論震動，因為在傳染病面前，這種意識形態不只是個人生活選擇，而是危害公共安全。但對很多人來說，自己一時之快，比起公共安全重要。

傅柯據說是在加州感染愛滋病，那個時候人類根本未認知有愛滋病。醫生發現他的肺有問題，但那就是愛滋病，最後他成為第一批死者。

是病毒還是發明愛滋病的學者處死他的呢？反對醫學或治療，是一種義和團式反現代性的主張，他們敵視科學成果，認為那是 logos、宰制系統，只有甩掉這些才可以到達個人解放，以及脫離現代的商業和知識系統的奴役。就好像今次今日很多人好人好姐的人都會說，精神病藥物是藥廠的陰謀，只要不吃，病反而會好，病是藥創造的！

愛好者自以為這是深度，但正是他們沒有真實體察到精神病的處境，才會以為觀念可以創造這種魔境，真膚淺。現在後現代已不再有型了吧，那是一些除了有型之前沒有任何建設性的傾向。

老師在很久之前說過，正常人都在泛民了，所以要做事就要用一些不那麼聰明的人。但為了取悅這些人，自己也腐化了。陰謀論是很適合牧養低智商群眾，因為是一個很方便的說法去解釋極為複雜而未必有解的現實。2012 年康乃狄克州發生了一單「Sandy Hook 小學槍擊案」，網絡陰謀論者 Alex Jones 認為那是政府自導自演的陰謀，死傷者全部是演員，實際上沒有死，整場戲是為了幫民主黨推行禁槍法案，限制擁槍者的美國人權。老師因為進入不了主流，又抵不住寂寞無法安住做一個學者，便成了陰謀論者，飲鴆止渴，狂熱信徒更狂熱，但在外面看來就越奇怪，越不被當一回事，老師心裡多矛盾痛苦呢。

當然如果你病了又拒絕治療，不妨學一些這些理論來解釋自己的自作自受。例如如果一個人懷疑自己有性病，不去檢測確實是不會確診，但那只是一時心安，病毒還是在的，為了自己好還是不要用陰謀論和後現代去包裝諱疾忌醫，有病就要看醫生治療和食藥啊，不然病毒上腦很麻煩的。

【盧斯達：慎防北京用疫症「政治清場」（及陳云根作為可憐的陰謀論者）】

中國又爆不明病毒，火速傳來香港，中國有十幾日沒有通報，社會賢達教授就出來穩定人心：「『內地』最初測不出，乃正常」、「看不出人傳人的可能性」，很快香港中招的人就到了三十多人。但問題是香港已經被吸進中國的官僚體系，而中國的官僚體系正是疾病大爆發的主要原因。每次聽特區官員受訪表示，「根據內地通報，現時情況如何如何」，當一條數學算式的前設已經錯了，怎麼運算都是錯。在中國統治之下，我們都死定了，完全陷於被動。

高層諱莫如深粉飾太平，然後下層的人民就大安旨意，「相信黨的能力」、「不用帶口罩，我爸爸說不會傳染」，咁都得？但天朝子民從來是心安理得，一臉天真地做著毀天滅地的壞事。然後一名曾到武漢並有肺炎徵狀的中國女子，竟可以「拒絕留醫」神秘消失。而香港官方抓暴動就厲害，對著一名弱女子竟硬不起來，似乎就因為對方是宗主國人。

香港搞那麼多基建要和中國接通，於是這個時候就變了輸入病毒。蒙古軍圍城的時候，將染病的屍體投進城裡，加速城破。高鐵就和蒙古軍差不多。衛生署為了防疫做了很多，原來是在西九高鐵站弄了一個給武漢旅客的「自願分流通道」，自願檢查。如果對方不檢查，同樣可以自出自入。畢竟中國人也有人權，中國人能夠自由出入香港「宣示主權」似乎比香港的疫情更重要，否則就是「歧視」中國人。

香港是中國一部份，萬事要等待中國發落。官僚體制本來已經沒效率，在官僚體制之外的官僚體制，就更慢。所以甚麼旅遊警告、終止與武漢交通、隔離病人，本來都應該是香港權力，但你能想像事情一定變成政治敏感事件，要看北京是否高興。香港率先大動作防疫，就是給中國大事化小的維穩政策拆台。給你膽子，你夠不夠膽做？

在中國體制之下，香港人連防疫都要先看看宗主國的政策，不能自行其是，上面的命令和下面的實情失諸交臂，各方假情報交叉感染，中國可怕之處不只是輸出專制，而是當它輸出殺人病毒，你連戴個口罩都會變成政治問題，自衛以及不想死，會成為港獨兼歧視中國人。政治社會體制如此，一次僥倖，也總有一次中。因為事件的規律就是如此。只要香港沒有拿回自己的政治和國防權力，在災難之中就會被另一個視人命如糞土的國家拖累，最終我們的人命都會變得非常廉價。

香港特區政府的「武漢情報」是 100% 來自中國的，而在中國確診的人很快就會在數字上少過香港，令人你產生香港才是武漢病毒發源地的魔幻現實感。中國沒黑社會，中國也沒有死人！

而回想 2003 年，其實沙士也是一次蒙古式攻城，病毒把香港經濟人心搞爛了，然後中國就來「送大禮」，用遊客輸入毒血，於是香港由市面經濟開始傾斜依賴，對中國誠惶誠恐漸次蔓延到各界，「要不是中國打救香港」之論，依隨經濟結構大變而成為中港之間的潛共識。之後中聯辦的介入就被很多人接受，或隻眼開隻眼閉，畢竟因為沙士，中國才得以成為偽救世主。這次武漢病毒，主管香港事務的官員，一定在想這些冷酷的權術，越亂越好，幫助最後清場止暴制亂。畢竟中國人早就蒙古化了，也懂得活用疫症。香港各界需要嚴陣以待，不只是防疫，還有隨之而來的「03 年式再回歸」。

內憂外患，然後香港網絡活寶陳云根也有怪論，據說老師說新型疫病就好像愛滋病，是因為商人和學者發明了愛滋病，發了財升了官，本來是沒事的，只要不看醫生，不進入療法，反而就不會死。「沙士、禽流感這些病……你不理會它，它只是惡性的流感而已，一年半載就會被人體適應，而其實他們一直存在與某些人類之中而相安無事。」

老師早淪為左膠了！覺得疫症是「社會建構」，否認「真實」的存在。這只是個邏輯問題，有藥廠或學者因為建構愛滋病療法，並因而風山水起，卻不代表愛滋病是純粹人為創造而之前不存在。愛滋病毒在非洲早就存在，病毒持續殺人，只是沒人系統性研究。再推得極致一點，就是只要我們不認知現時有病毒，不承認有疫症，社區就不會有「症疫」。

但老師其實並不是想說醫學或公共衛生問題，他只是一再扮演受到迫害的先知。他在講鳩嘢之前也一定預告：我揭發了真相，之後就會被 Deep State 迫害。然後因為陳云根鼓吹叫人有病不要看醫生不要接受治療，可能累到香港社區爆發陷家產，一些網民看不過眼直斥其非，他就能夠「自我應驗」：看！我真的被迫害了。比起病毒是不是被發明，老師只是想扮演孤獨先知的角色。

大概我也是香港第一個用「政治邪教」（cult）來形容這個網絡小群體的人，但有時 cult 是無傷大雅，有時你看他們的信徒，他們不信這些，也沒甚麼其他更好的活法，但講到公共衛生，這樣的反科學就是公害。

就像謝安琪公開盲反疫苗，吹捧自然療法，也搞到輿論震動，因為在傳染病面前，這種意識形態不只是個人生活選擇，而是危害公共安全。但對很多人來說，自己一時之快，比起公共安全重要。

傅柯據說是在加州感染愛滋病，那個時候人類根本未認知有愛滋病。醫生發現他的肺有問題，但那就是愛滋病，最後他成為第一批死者。

是病毒還是發明愛滋病的學者處死他的呢？反對醫學或治療，是一種義和團式反現代性的主張，他們敵視科學成果，認為那是 logos、宰制系統，只有甩掉這些才可以到達個人解放，以及脫離現代的商業和知識系統的奴役。就好像今次今日很多人好人好姐的人都會說，精神病藥物是藥廠的陰謀，只要不吃，病反而會好，病是藥創造的！

愛好者自以為這是深度，但正是他們沒有真實體察到精神病的處境，才會以為觀念可以創造這種魔境，真膚淺。現在後現代已不再有型了吧，那是一些除了有型之前沒有任何建設性的傾向。

老師在很久之前說過，正常人都在泛民了，所以要做事就要用一些不那麼聰明的人。但為了取悅這些人，自己也腐化了。陰謀論是很適合牧養低智商群眾，因為是一個很方便的說法去解釋極為複雜而未必有解的現實。2012 年康乃狄克州發生了一單「Sandy Hook 小學槍擊案」，網絡陰謀論者 Alex Jones 認為那是政府自導自演的陰謀，死傷者全部是演員，實際上沒有死，整場戲是為了幫民主黨推行禁槍法案，限制擁槍者的美國人權。老師因為進入不了主流，又抵不住寂寞無法安住做一個學者，便成了陰謀論者，飲鴆止渴，狂熱信徒更狂熱，但在外面看來就越奇怪，越不被當一回事，老師心裡多矛盾痛苦呢。

當然如果你病了又拒絕治療，不妨學一些這些理論來解釋自己的自作自受。例如如果一個人懷疑自己有性病，不去檢測確實是不會確診，但那只是一時心安，病毒還是在的，為了自己好還是不要用陰謀論和後現代去包裝諱疾忌醫，有病就要看醫生治療和食藥啊，不然病毒上腦很麻煩的。

騎象人與大笨象（下）

文：薯伯伯

上文提到不少人解讀事物的「起因」時，往往把因果關係倒轉。我們看到「因果」，一廂情願地以為是先有因，再有果，但更多的情形，卻是先有果，才有因。對世事的分析，往往是先有情緒上的決定，再假裝以理智去填補空白。

美國社會心理科學家 Jonathan Haidt 在其著作《The Righteous Mind》中提到，人的大腦思維分為大笨象與騎象人，大笨象代表情緒，騎象人代表理性。按體積而言，思維往往是由情緒大象作主導。有時兩個自以為理性的人，傾盡全力去游說對方，把自己最具分析意義的論據無私地奉獻出來，卻發覺只是對牛彈琴。

有些人對極權政府的打壓一直不以為然，甚至幸災樂禍，怎料自己的利益受損，一下子就改變立場。例如本來是支持政府強勢打壓「釘子戶」，覺得被迫遷戶只是「阻住地球轉」，怎料到了自家房子被強行拆遷時，才醒覺並轉變為反對的一方。有些人訕笑這類人最關心的只是自身利益，看到權益受損，才知道捍衛權益的重要。但以情緒大象的理解去看，正正因為當時人的利益受損，才會觸碰到其情緒大象，而大象又是多數人思維的真正主導，所以其立場也就由一邊走到截然不同的另一邊。

明白這個道理就好了，因為要反駁對方的謬誤，先決要做的，不是以理服人，而是打動對方的情緒大象。羅素曾經說過：「對倫理的問題，無法做科學的辯護。」（注一）所以千萬不要一廂情願地以理服人，除非對方早就認同你的看法。

那麼如何移動對方大象呢？方法很多，這類提供一個方向——就是把話說到盡，讓對方都震驚。

例如以色列及巴勒斯坦的衝突不斷，有以色列猶太人認為應該對巴勒斯坦人作更多打壓，觀點甚為偏激。跟這些人探討政治上的暴力會導致更多民間的暴力，似乎效果甚微，反而有另一個更佳的方法去改變其極端想法，就是提供更為荒謬的觀點去衝擊他們原有的思路。

有研究機構拍攝宣傳片段，片中播放不少以軍照片，背景播放著岩士唐的《多麼美好的世界》（What a Wonderful World），片尾卻出現了這句似是而非的支持以軍鎮壓的宣傳口號：「為了感受道德，我們需要衝突。」這等宣傳語句的含意頗為極端，本來思想極端的人，看完這類廣告，反而會弱化其極端的思想（有關研究，請看「注二」的連結）。這些人的思想轉變，從來沒有單一原因，也許是因為問題能讓當事人思考本身的信仰價值，但更有可能，是因為極端的言論，往往讓當時人的情緒大象受到牽引，進而走向較為溫和或甚至相反的方向。

又例如波蘭詩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所說那樣，他對蘇聯極權無比藐視，但既然身邊的人硬要說蘇聯是最偉大的，他讓那些人沒法挑剔的做法就是，每說一句話，都稱讚一下俄羅斯的偉大成就，腋下隨時夾著一本俄羅斯雜誌或書籍，嘴裡時時哼著俄羅斯歌曲，在俄羅斯藝術家演出時，報以熱烈的掌聲。總之把事情做得過之而無不及，讓想找他麻煩的人，心裡都覺得「有冇咁誇張」的念頭。

再舉另一例子，恐同人士對同志平權運動的看法，說穿了，往往先是情緒做主導，再用感覺去反對，但這樣顯得太不理性，所以必須列出一堆所謂原因。常見的理由，不外乎就是：小孩需要同時有父母、婚姻的神聖因同志婚姻而受到侵害、《聖經》指同性愛有罪、同志家庭把小孩也撫養成為同志，又或是說甚麼不反對同志性取向卻反對同性性行為。這些論據雖然荒謬可笑，並且在恐同組織及教會裡廣泛傳揚，但與其逐一反駁，不如用上更為極端的聲音去蓋過本來就極端的意見。

有恐同組織（注三）要求公共圖書館把十本涉及同志題材的兒童書籍下架，而康文署一方又居然真的把相關館藏放在閉架，不作公開展示。這種做法，讓人摸不著頭腦。聲援者其中一個做法，當然是直接向署方投訴，但始終有理說不清，更不知道這次是誰人下的聖旨，能夠僭越圖書館內部的決定。那麼另一個或者可行的對抗做法，是向社會表達更為極端的觀點，讓大眾明白這類觀點膠得無可再膠，讓其情緒大象做回主導。不妨裝作膠人，指出既然涉及同志題材的兒童書籍可以閉架，那就應該同時把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的作品閉架，尤其是莫扎特的歌劇，諸如《唐·喬凡尼》、《費加洛的婚禮》或《狄托王的仁慈》。當然也要反對公開展示《紅樓夢》，就算是兒童版本也一律要拒之門外。

若然對方以宗教之名去捍衛自己歧視必人的權利，把自己營造得像個受害者一樣，你就應該加以讚同，並勸喻對方多做有益公德的事情，即推動立法，禁止離婚以及禁止沒有子女的婚姻，至於原因嘛，不用細說，只需聲稱是《聖經》寫明的，又或是說是耶穌的教晦便可以了。如果對方多番強調《聖經》的解讀，那你也可以用上過時的演釋，把擁護奴隸制，捍衛歧視黑人的權利，都歸結於迦南的詛咒或是該隱的印記，並要站在道德高地，進而推論其宗教的「合理性」。

我們往往一廂情願以為大家都是理性的動物，高估自己可以以理服人，誰不知原來不用理會觀點有多荒謬，只用尋找最荒謬、最極端、最能打擊對方情緒大象的言論，去填塞對方的胃口，這便足夠了。

注一：羅素這句話，我是從王小波的《一隻特立獨行的豬》讀來的，出自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的2017年版本的〈自序〉，而這篇〈自序〉，最初應該是出李銀河為其所編選的《思維的樂趣》。

注二：參看 Dan Ariely 的《華爾街日報》專欄：https://goo.gl/pRrDAQ 。該研究報告出自：Paradoxical thinking as a new avenue of intervention to promote peace by Boaz Hameiri 等人：https://goo.gl/gsvnrE 。該廣告：https://goo.gl/iQh53S

注三：恐同組織的成員有個很奇怪的習慣，就是經常強調自己不是恐同或反同，而是「捍衛自己的人權、自由、社會公義」，所以我也是本著人權自由社會公義的原則，稱這些組織為恐同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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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在尼泊爾中部的帕他普（Bhaktapur）古城，到處也有大象的雕塑，攝於 2010 年 1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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