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私立大學系主任薪水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早在今年9月30日，就有長榮大學的女學生，險遭梁姓嫌犯擄走。該校為何沒有完成校安通報的相關程序，以致後來發生了馬來西亞籍女學生，慘遭梁姓兇嫌殺害、棄屍的憾事?

依照常理推測，當初該校周遭出現了這麼大的校安警訊，主管學生事務的學務處，就應該有負責的 #學校行政人員，用學校的公務電子郵件等管道告知全校學生，「學校周遭出現了意圖擄人之嫌犯，請同學們注意自身安全、勿單獨行走於陰暗的台鐵高架橋下方」。

學務處更應協調該校國際處，優先通知外籍學生，特別是告知該校的馬來西亞、印尼與越南同學會(這三個國家，是台灣前三大的留學生來源國，各大專院校幾乎都有來自這三個國家的學生)相關的校安警訊；畢竟外籍學生比較欠缺中文能力，平常也較少關注台灣各縣市的地方社會新聞(就像我們當初在美國的台灣同學會，很少關注地方上的社會案件；除非是經過校方額外告知，才會注意地方治安上的重大警訊)。那為何長榮大學的學校行政人員，會忽略正當程序，並且在校安問題的處理上，如此沒有經驗?

這些，要從這幾年台灣某些私立大學，要求新進的大學助理教授，#無償兼任學校行政人員 的亂象談起。

大學教授的工作項目，依其重要性，依序是教學、研究、服務。教學與研究的工作內涵，大家應該都了解，不需多言；至於「服務」，主要是指輔導學生與指導研究生；或是參與校務相關決策會議；或是至民間團體與各級學校演講，以及對政府機關與政策主管單位提出建言，亦或是帶領學生從事社會服務或實習(例如本校 #淡江大學 的 #GSIP全球服務實習計畫)。如果要兼任校內行政職(例如系主任或院長)，則屬於外加的工作項目，至少應該等助理教授升等到副教授以上，而且應該給予主管職的 #薪資加給。

然而，由於 #少子化 的因素，很多後段的私立大學與技術學院 #招不到學生，面臨經營上的困難，因此只好縮減人事開支，裁撤掉學校行政人員的員額。

那…沒有學校行政人員處理日常校務，該怎麼辦? 簡單啊~ 台灣這麼多找不到工作的 #流浪博士，只要在他們來學校應徵教職時，額外要求這些菜鳥，再簽訂一份契約，兼任學校學務處、教務處或國際處的行政人員，一個人當兩個人用，徹底貫徹台灣「慣老闆」的cost-down精神；如果沒有乖乖聽話、做好學校的行政工作，那明年合約到期，就不續聘! 諒這些菜鳥們為了飯碗，也是敢怒不敢言~

相較於資深的學界老鳥，這些新進的助理教授，一方面要面臨限期內做出研究藉以升等，另一方面教學時數還硬比資深教師多出許多，再加上需要負責輔導學生、出席校內活動這種老鳥不願意做的服務，一根蠟燭三頭燒，本來就已經很吃力了...

結果某些私立大學，#只付一份薪水，卻要求這些學界菜鳥們 #兼任行政人員，每天朝八晚五、上下班打卡，一下課就得乖乖回到處室坐辦公桌，處理學校行政事務；不要說沒時間做研究、申請升等，連準備教學內容的時間都沒有(每天坐在一大堆人的大辦公室，還有主管在旁，你好意思看自己的文章、做自己的實驗?)，更別提有什麼額外的美國時間，讓這些成天被壓榨的高教人才，提供什麼好的「服務」品質了!

以這次事發的大學為例，學校原本的專責行政職員，變成由短期約聘的新進助理教授兼任。這些菜鳥剛來學校沒多久，跟學生們不熟、對校務行政程序更是沒有經驗！9月30日的意圖擄人事件發生後，怎麼知道要通報全校學生？更遑論要跟國際處聯繫，要求外籍學生多加注意了! 校方不尊重教學/研究的專業、不尊重校務行政的專業，強迫教師 #無償 #一人兼兩職 的結果，就是這些菜鳥博士，教學/研究與學校行政都做不好，受害的則是包括外籍生在內的所有學生！

所以，儘管一個月後、外籍學生慘遭殺害，難道你要新進的助理教授、被迫在學務處兼任行政職的菜鳥教師，「辭職以示負責」嗎? 拜託~ 人家根本沒領行政職的薪水，校安問題本來也應該有專責的校務行政人員處理(更何況，你叫這些菜鳥教師辭掉沒錢拿的行政職，他們應該高興都來不及吧!)。所以最終，校方也只能讓有領職務加給的學務長與校安中心主任 #辭職負責 (但是兩人依舊保有副教授與教官的本職；這樣的辭職負責，其實有點不痛不癢)。

所以我認為這次的事件，社會大眾接下來關注的重點，反而應該是：

1. 教育部應該立即清查各級大專院校，確認這種新進的 #約聘助理教授，被迫無償接管 #行政職員業務 的案例有多少。目前亡羊補牢的做法，應該優先通令各級學校的學務處與國際處，不可讓欠缺行政經驗、不具校安專業背景、本身教學與研究工作又已經分身乏術的菜鳥助理教授，執掌國際學生的聯繫，以及學生安全維護的工作。
2. 如果這些私立大學院校，不肯更正這種 #新進教師兼任行政職員 的作法，那教育部應該藉此刪減這些學校的補助款，幫納稅人省荷包。憑什麼納稅人給了你學校高層兩份薪水的補助，你卻只付一份薪水，給這些可憐的基層教師?
3. 對於在該校學務處兼任行政職的助理教授，在接下來合約期滿後，校方不可藉故解聘! 西諺有云：「不以錯矯錯」(Don’t correct one mistake with another)。新進教授無償兼任行政人員，已是錯誤；叫不是校安專業的教授處理校園安全警戒，也是錯誤；那就更不可以讓一名教師，為了原本不該他管的事情而丟了飯碗，一錯再錯!

最後，發生這樣的憾事，我們跟這位大馬學生的家屬，同感悲痛。但是更希望的是：各私立大學的校方與教育部，都能夠痛定思痛、亡羊補牢，別讓單一的個案，成為台灣拓展高教國際化、連結世界學術圈上的阻礙。

#特此聲明我任教的大學沒有這種不當兼任壓榨新進教師的情況 #我愛淡江拜託校長別炒我魷魚 #我也很想保住飯碗所以我完全理解那些新進約聘助理教授們被迫兼職的無奈

這也是我覺得極度不合理的事。

菲爾剛離開路透社時曾在台灣幾所大學開新聞相關課程，因為他有三十多年路透社的經驗，不客氣的說非常資深，校方十分禮遇鐘點費給的比較高。不是不知足也很感謝，但客觀看來就一個有這樣經驗的國際專業人士而言，這種數字是可笑的。當然學校不是有錢的上市公司他的目的也不是賺錢，否則根本不會在台灣教書。但那兩年我常想，台灣的大學要國際化，對本國老師壓榨尚且如此，如何請到國際專業人士來授課？

我們因為沒有經濟壓力也進入半退休狀態，對菲爾來說是為了興趣和樂趣而教，對我而言是可以回到台灣，他基本上把在台灣開課當慈善工作，因為得到的薪資付房租生活之外，所剩無幾。和發文這位老師一樣，花的時間不只是講課，有備課還有課前課後學生單獨來找的時間，往返的時間(這應該不能算)，改作業的時間，一趟出去的時數平均下來，有時鐘點費跟速食店超商打工所差無幾。說到錢很市儈，但這是殘酷的現實。

而在台灣的老師們，除了理想熱忱之外，還得養家。

我有很多個身分，其中一個身分叫做流浪博士。

這個身分從我2015年博士班畢業一直維持到現在。

流浪的意思，從字面上直接了解，就是「沒有固定居所」。流浪博士的意思也可以以此類推，指的是「沒有找到正式教職，只能在很多學校當兼任流浪的博士」。

我博士畢業後，當過母校的博士後研究員，也為了心愛的母校Ｘ書院當過「碩士級研究助理」，也做過完全不需要博士學歷的公務員。簡單地說，我沒有成為博士階段之後理當轉換的角色：大學專任助理教授。

可能我不優秀、可能我是土博士沒有喝過洋墨水、可能我研究發表太少......總而言之，十五年前為了大學教職而決定去念博士班，以結果論來說，還真是完全搞砸了呢......。

但是我的運氣一直很好，總會有許多貴人老師給我機會（仔細想想我目前的人生都是靠貴人老師們的幫忙走過來的），所以這學期我有了一個新身分，是北部某國立大學的兼任助理教授。

你或許會有點好奇，兼任助理教授薪水有多少？嗯，其實就是鐘點費，每小時700多元。

這個數字，我猜絕大多數的人，甚至包括學生，大概都不知道。俗話說「吃米不知米價」，但老實說學生真的也沒必要知道，那個在台上講到嘴角全泡的人，他到底實拿多少錢。

那個700多元（零頭我就先去掉了，總之不會超過一杯珍奶），意思是你這學期如果開了一堂兩學分的課，那麼你這學期實拿的薪水就是：

學分數*周數*700
2*18*700=25,200

25,200不是月薪喔！是這學期2月底到6月中之間，我實際拿到的薪水。

當然學校會付我車馬費，但是是實報實銷，我一毛錢也不會賺到，而是把這些錢拿去貢獻給交通業者（在這個疫情谷底中也算好事一樁）。

一堂課一小時700，算是合理嗎？好，大概比便利商店與麥當勞多了一兩倍，但是；

我的勞動不會只有在上課而已。

我每次去大學上課，往返要花四小時通勤。

我每一堂課上課前，我需要花幾個小時不等的時間來備課、製作教材。

我每一次下課後，學生只要來問我問題我就會留下來解答到學生滿意為止。

以這個禮拜為例，我花了兩個多小時說服一個學生不要再遇到問題就假裝沒事繞過去，要好好直面內心的傷痛與問題，好好與它對話，而對方的頑強與否定則好幾次令我都想要禱告呼叫任何一個可以得來速的神明了。但我又完全可以理解，畢竟我就是逃避與繞過問題20多年堅決否定問題存在的高手。

然後我又花了兩小時陪另一個學生好好談話，試圖去理出為什麼他的生命中總是覺得自己不配遇到好事、得到好的對待，聽他說生命中每一個覺得這世界否定了自己的存在的時刻，然後陪他去解開每一個曾經糾纏的結，試圖找到最原初的問題癥結。

總之，四點下課，我回到家的時候已經超過十點。

當然這些我花去的時間，我是一毛錢也領不到的。

但是我並不在乎這些付出沒有金錢回報，因為我真心喜歡教書，我真心喜歡我的學生。那些心靈交流與信任，對我來說是品質很精純的時間流逝、是付出生命中一段時間的方式裡最寶貴的一種。

不過我也同意，這種超值的售後服務（？）並不是要求一個老師的共同標準。

一個教書的老師，跟做炸雞的攤商、重機具的操作員、公車司機、養鴨場的鴨農、交通警察、房屋仲介、清潔隊員、uber-eat外送員......或許也沒甚麼太大的不同，他們都會有倦怠的時刻、想要放空的時候、看著眼前的對象（炸雞、生產線、打結的交通、鴨、雞掰客戶、垃圾......）感到厭煩，只剩下身體的勞動，或是在一天的情緒勞動後對自己徹底厭棄。

老師撇開了聖職的光環，都是一個一個正常的人，有喜怒哀樂、有弱點、會說謊、有時會做卑鄙的事、有時也看不起自己。

一個對教學沒有熱情的人可以當老師嗎？不行嗎？為什麼呢？

-\-\

今天我的同溫層，因為易智言導演與母校傳院的新聞而徹底洗版。

政大存在的問題，我不陌生。我試著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解釋。

大學需要很多兼任老師，因為，學生沒課上。

學生沒課上，因為，專任老師的基本授課學分是一學期9學分（可能因校而異），但是行政主管職以及科技部研究、產學合作等等對學校有貢獻（要嘛帶錢進來要嘛為學校省錢）的老師可以減少授課，很多老師減到一學期3學分，當然一個系開不出甚麼課，每堂課又有修課人數上限，導致一堆學生修不到課。

為什麼會有減授制度，就是因為，對大學來說，生財最重要，所以接科技部案子最重要、招生最重要、評鑑最重要，為了這些目標，讓老師們不要太辛苦、可以心無旁鶩做研究也是應該的，教學呢？沒辦法就犧牲吧！

為什麼老師那麼少呢？不是一大堆流浪博士嗎？有的私立大學為了節省經費，老師退休了遇缺不補，用原有師資強迫分擔或是花前面提到的六、七百元去外面找業師來補。國立大學則是上演搶缺大戰，一個系的三級三審制，在校內搶缺嚴重、各個派系山頭都要搶的情況下，系級審、院級審、校級審，你的人馬我打槍、我的人馬你打槍，一個助理教授缺好幾個學期都因為三級三審沒過而從缺，是稀鬆平常的事。

那這些問題又是誰要負責呢？校長嗎？主秘嗎？三長嗎？院長嗎？系主任嗎？

擔任這些職務的人，都是教授、都是學者；我並不會說因為是教授所以他們都是聖人，但最起碼，在學校的環境裡，大多數接任行政職的教授們，都有身為學者與知識分子的學養、人品，甚至還有改造大學的熱情，絕大多數的人都不會是壞人。

這些問題的出現，一路推到源頭，是大學資源分配的遊戲規則。

台灣的高等教育這十幾年來一直在效法美國新自由主義轉向的作法，學校資源越來越少，學校越開越多，為了搶錢、大家就只好搶破頭。而評鑑的標準，又只偏重發表數量、數字指標、為了擠進全球幾百大的排名而重研究輕教學（結果名次還是一直掉），藉由升等的標準綁架老師們只能埋頭做研究完全放掉教學（還是有很多老師仍然重視教學但是對升等毫無幫助純粹佛心來著），之前台大社會系李明璁老師被台大解雇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不管是多麼優秀的知識份子，只要不做研究不能為學校帶錢進來，就是廢物，不要也罷。

易智言導演指出的例子，真的只是千瘡百孔的大學制度病灶沉疴的冰山一角。

-\-\

但讓我覺得非常遺憾的是，導演在他的行文中，雖然批判了政大的制度，卻把學生當作「整個結構制度的共犯」。

這對我來說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事。

前面提到的大學荒謬制度，坦白說人人都是輸家。犧牲了教學品質，學生是最直接的輸家；制度羞辱了擔任兼任教師的專業人才，這些人也是輸家。可是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專任老師們、甚至是每學期為了開不出課焦頭爛額好說歹說求爺爺告奶奶哄人來兼課的主任、教授們，他們一樣好過不到哪裡去。

我可以想像導演懷著熱忱，準備了很多教材，希望能夠在國立大學傳播學院當中作育英才，遇到學生基礎不好、書讀得不夠多、電影看得不夠多，會覺得恨鐵不成鋼，甚至心灰意冷。

就像我前面說的，老師也是人，老師也會倦怠、也會自私、也會有時候恨不得把學生的頭推去撞牆。

老師可以對教學沒有熱情，可以不愛學生，可是有一個底線千萬不能跨越。

老師不可以羞辱學生。

-\-\

老師可以怪學生不用功、當學生對學習抱持半吊子的態度，老師當然可以生氣，因為老師如果對教學、對知識是百分之百認真的，他當然希望對方拿出百分之百的鬥志正面對決。

但老師不能罵學生笨（即便這件事情從我們當學生以來就時常耳聞），努不努力是個人選擇、天資與智能狀態卻沒得選。就好像過動兒（ADHD，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是先天身體遺傳，那不是學生笨、不是管不了自己、不是愛惹事生非，那不是選擇。

老師更不能罵學生醜。

這已經涉及歧視，還有人身攻擊，甚至可以是性騷擾。

那些先天遺傳條件，從膚色、外型、身高、體重、智能表現、肢體殘障，精神狀態異常、口語表達障礙，到社會性的家庭型態（單親、隔代教養）、階級、收入、家長職業與社經地位（受刑人、智能障礙、精神疾病）、母語、家鄉......把這些個體無法選擇的弱勢，作為拒絕、責罵、甚至攻擊的理由，已經是不折不扣的歧視。

學生看的書不夠多、看的電影不夠多讓人沮喪我可以同理，但是本來不同世代就有不同世代的媒介選擇、文化近便性（例如哈日與韓流的世代差異）、藝術品味甚至時代精神。我在政大教了快十年的經驗裡，學生或許沒看過甚麼我提過的書或是電影、聽過我放的歌，但是他們也有許多我不知道的文本經驗與媒體習慣，以政大傳院學生的素質，我不認為他們程度很差。

而導演提到學生來修課動機不純，是希望可以在導演作品中露臉或是希望導演給予創作個別指導，我可以同理學生不是抱著對知識的渴望來修課所以感到失望，但這不代表他們欺騙你。不管是想要露臉、想要攀關係、還是想要個別指導，這不就是他們運用自身可以利用的資源來尋求機會嗎？他們可以要求，你也可以拒絕。這是大學，大家都有同等機會，更何況你還是老師，你有社會賦予這個身分的權威。

-\-\

導演或許是出於一種情緒上的沮喪與憤怒，所以連帶地將教學回憶中不舒服的元素完全混同在一個完整的噩夢情境裡，所以在裡面的學生也面目可憎。但是冷靜下來，設身處地想想，在整個權力體系之下最底層的學生，怎麼可能會是共犯結構？（某些案例中或許會出現學生集體霸凌老師，但老師作為一個成年人與社會人，可以向外求助的社會資源網路仍然大於未成年人）

你可以不喜歡學生，這是你的權利，沒有人要求老師一定要喜歡學生。但是，不可以對學生人身攻擊，不只是因為學生年紀尚輕、心智不一定完全穩定成熟；更重要的是，在一個課堂情境裡，老師與學生在權力結構上就是不平等，遑論有些學生會因為這樣的權力結構與社會制約，而把老師的話當成真理深信不疑，相信自己又醜又笨，難怪被老師羞辱嫌棄。

這是關於底線的問題。

警察不能侵犯人民隱私、醫生不能對外洩漏病人的病情、機長不能對全機乘客把飛行意外拿來開玩笑、法官不能以私心凌駕公共利益主導判決、藥商不能明知有風險還把藥賣給消費者......。每種職業都有其不能跨越的倫理防線，這跟喜不喜歡自己的工作無關、跟職業倦怠無關；而是一個人能不能時常自省、在工作中對得起自己的良知，把自己視為一個完整的人，是這樣身而為人的基本問題。

而最讓我遺憾的，是事情演變成老師與學生的弱弱相殘，讓制度的荒謬性逐漸失焦，甚麼問題都沒有解決，徒增更多傷心不快樂的人。

我現在還是喜歡教書、喜歡當老師，靠存款過活，做喜歡的事。有一天存款會用完、或是我對教書的熱情燃燒殆盡，我不知道哪一件事會先發生。我有點無奈生在這樣一個知識貶值少子化大學經費緊縮的國家與時代，我也看不到未來在哪裡；但我已經厭倦責怪這一切了，這個問題我也認真判斷過不可能被解決。

只是覺得很遺憾。

一個圈子集合了全台灣最聰明、最有開創性、最有創造力的人們，然後一個愚蠢的制度就把這些聰明人全部困在一個小框框裡面互相鬥智廝殺。

那我問你，你要給你教的孩子承諾甚麼樣光明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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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是2012年我在Ｘ書院開的第一堂課，全部的人一起躺下來聽學生解說她的創作。我躺在畫面右邊拿著手板。只有在教書的時候我可以感覺靈魂的充盈，那是一個純粹的魔法時間，是虛度生命最好的方式。

前天下課的時候學生跑來告訴我，他在學校裡始終覺得自己是一個冒充者，好像在扮演一個不是自己的人，只有在我的課的幾小時裡，他不再是冒充者，他是他自己。

這是我開始教課以來最大的禮讚。勝過無數個700塊。

我有很多個身分，其中一個身分叫做流浪博士。

這個身分從我2015年博士班畢業一直維持到現在。

流浪的意思，從字面上直接了解，就是「沒有固定居所」。流浪博士的意思也可以以此類推，指的是「沒有找到正式教職，只能在很多學校當兼任流浪的博士」。

我博士畢業後，當過母校的博士後研究員，也為了心愛的母校Ｘ書院當過「碩士級研究助理」，也做過完全不需要博士學歷的公務員。簡單地說，我沒有成為博士階段之後理當轉換的角色：大學專任助理教授。

可能我不優秀、可能我是土博士沒有喝過洋墨水、可能我研究發表太少......總而言之，十五年前為了大學教職而決定去念博士班，以結果論來說，還真是完全搞砸了呢......。

但是我的運氣一直很好，總會有許多貴人老師給我機會（仔細想想我目前的人生都是靠貴人老師們的幫忙走過來的），所以這學期我有了一個新身分，是北部某國立大學的兼任助理教授。

你或許會有點好奇，兼任助理教授薪水有多少？嗯，其實就是鐘點費，每小時700多元。

這個數字，我猜絕大多數的人，甚至包括學生，大概都不知道。俗話說「吃米不知米價」，但老實說學生真的也沒必要知道，那個在台上講到嘴角全泡的人，他到底實拿多少錢。

那個700多元（零頭我就先去掉了，總之不會超過一杯珍奶），意思是你這學期如果開了一堂兩學分的課，那麼你這學期實拿的薪水就是：

學分數*周數*700
2*18*700=25,200

25,200不是月薪喔！是這學期2月底到6月中之間，我實際拿到的薪水。

當然學校會付我車馬費，但是是實報實銷，我一毛錢也不會賺到，而是把這些錢拿去貢獻給交通業者（在這個疫情谷底中也算好事一樁）。

一堂課一小時700，算是合理嗎？好，大概比便利商店與麥當勞多了一兩倍，但是；

我的勞動不會只有在上課而已。

我每次去大學上課，往返要花四小時通勤。

我每一堂課上課前，我需要花幾個小時不等的時間來備課、製作教材。

我每一次下課後，學生只要來問我問題我就會留下來解答到學生滿意為止。

以這個禮拜為例，我花了兩個多小時說服一個學生不要再遇到問題就假裝沒事繞過去，要好好直面內心的傷痛與問題，好好與它對話，而對方的頑強與否定則好幾次令我都想要禱告呼叫任何一個可以得來速的神明了。但我又完全可以理解，畢竟我就是逃避與繞過問題20多年堅決否定問題存在的高手。

然後我又花了兩小時陪另一個學生好好談話，試圖去理出為什麼他的生命中總是覺得自己不配遇到好事、得到好的對待，聽他說生命中每一個覺得這世界否定了自己的存在的時刻，然後陪他去解開每一個曾經糾纏的結，試圖找到最原初的問題癥結。

總之，四點下課，我回到家的時候已經超過十點。

當然這些我花去的時間，我是一毛錢也領不到的。

但是我並不在乎這些付出沒有金錢回報，因為我真心喜歡教書，我真心喜歡我的學生。那些心靈交流與信任，對我來說是品質很精純的時間流逝、是付出生命中一段時間的方式裡最寶貴的一種。

不過我也同意，這種超值的售後服務（？）並不是要求一個老師的共同標準。

一個教書的老師，跟做炸雞的攤商、重機具的操作員、公車司機、養鴨場的鴨農、交通警察、房屋仲介、清潔隊員、uber-eat外送員......或許也沒甚麼太大的不同，他們都會有倦怠的時刻、想要放空的時候、看著眼前的對象（炸雞、生產線、打結的交通、鴨、雞掰客戶、垃圾......）感到厭煩，只剩下身體的勞動，或是在一天的情緒勞動後對自己徹底厭棄。

老師撇開了聖職的光環，都是一個一個正常的人，有喜怒哀樂、有弱點、會說謊、有時會做卑鄙的事、有時也看不起自己。

一個對教學沒有熱情的人可以當老師嗎？不行嗎？為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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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的同溫層，因為易智言導演與母校傳院的新聞而徹底洗版。

政大存在的問題，我不陌生。我試著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解釋。

大學需要很多兼任老師，因為，學生沒課上。

學生沒課上，因為，專任老師的基本授課學分是一學期9學分（可能因校而異），但是行政主管職以及科技部研究、產學合作等等對學校有貢獻（要嘛帶錢進來要嘛為學校省錢）的老師可以減少授課，很多老師減到一學期3學分，當然一個系開不出甚麼課，每堂課又有修課人數上限，導致一堆學生修不到課。

為什麼會有減授制度，就是因為，對大學來說，生財最重要，所以接科技部案子最重要、招生最重要、評鑑最重要，為了這些目標，讓老師們不要太辛苦、可以心無旁鶩做研究也是應該的，教學呢？沒辦法就犧牲吧！

為什麼老師那麼少呢？不是一大堆流浪博士嗎？有的私立大學為了節省經費，老師退休了遇缺不補，用原有師資強迫分擔或是花前面提到的六、七百元去外面找業師來補。國立大學則是上演搶缺大戰，一個系的三級三審制，在校內搶缺嚴重、各個派系山頭都要搶的情況下，系級審、院級審、校級審，你的人馬我打槍、我的人馬你打槍，一個助理教授缺好幾個學期都因為三級三審沒過而從缺，是稀鬆平常的事。

那這些問題又是誰要負責呢？校長嗎？主秘嗎？三長嗎？院長嗎？系主任嗎？

擔任這些職務的人，都是教授、都是學者；我並不會說因為是教授所以他們都是聖人，但最起碼，在學校的環境裡，大多數接任行政職的教授們，都有身為學者與知識分子的學養、人品，甚至還有改造大學的熱情，絕大多數的人都不會是壞人。

這些問題的出現，一路推到源頭，是大學資源分配的遊戲規則。

台灣的高等教育這十幾年來一直在效法美國新自由主義轉向的作法，學校資源越來越少，學校越開越多，為了搶錢、大家就只好搶破頭。而評鑑的標準，又只偏重發表數量、數字指標、為了擠進全球幾百大的排名而重研究輕教學（結果名次還是一直掉），藉由升等的標準綁架老師們只能埋頭做研究完全放掉教學（還是有很多老師仍然重視教學但是對升等毫無幫助純粹佛心來著），之前台大社會系李明璁老師被台大解雇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不管是多麼優秀的知識份子，只要不做研究不能為學校帶錢進來，就是廢物，不要也罷。

易智言導演指出的例子，真的只是千瘡百孔的大學制度病灶沉疴的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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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讓我覺得非常遺憾的是，導演在他的行文中，雖然批判了政大的制度，卻把學生當作「整個結構制度的共犯」。

這對我來說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事。

前面提到的大學荒謬制度，坦白說人人都是輸家。犧牲了教學品質，學生是最直接的輸家；制度羞辱了擔任兼任教師的專業人才，這些人也是輸家。可是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專任老師們、甚至是每學期為了開不出課焦頭爛額好說歹說求爺爺告奶奶哄人來兼課的主任、教授們，他們一樣好過不到哪裡去。

我可以想像導演懷著熱忱，準備了很多教材，希望能夠在國立大學傳播學院當中作育英才，遇到學生基礎不好、書讀得不夠多、電影看得不夠多，會覺得恨鐵不成鋼，甚至心灰意冷。

就像我前面說的，老師也是人，老師也會倦怠、也會自私、也會有時候恨不得把學生的頭推去撞牆。

老師可以對教學沒有熱情，可以不愛學生，可是有一個底線千萬不能跨越。

老師不可以羞辱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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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可以怪學生不用功、當學生對學習抱持半吊子的態度，老師當然可以生氣，因為老師如果對教學、對知識是百分之百認真的，他當然希望對方拿出百分之百的鬥志正面對決。

但老師不能罵學生笨（即便這件事情從我們當學生以來就時常耳聞），努不努力是個人選擇、天資與智能狀態卻沒得選。就好像過動兒（ADHD，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是先天身體遺傳，那不是學生笨、不是管不了自己、不是愛惹事生非，那不是選擇。

老師更不能罵學生醜。

這已經涉及歧視，還有人身攻擊，甚至可以是性騷擾。

那些先天遺傳條件，從膚色、外型、身高、體重、智能表現、肢體殘障，精神狀態異常、口語表達障礙，到社會性的家庭型態（單親、隔代教養）、階級、收入、家長職業與社經地位（受刑人、智能障礙、精神疾病）、母語、家鄉......把這些個體無法選擇的弱勢，作為拒絕、責罵、甚至攻擊的理由，已經是不折不扣的歧視。

學生看的書不夠多、看的電影不夠多讓人沮喪我可以同理，但是本來不同世代就有不同世代的媒介選擇、文化近便性（例如哈日與韓流的世代差異）、藝術品味甚至時代精神。我在政大教了快十年的經驗裡，學生或許沒看過甚麼我提過的書或是電影、聽過我放的歌，但是他們也有許多我不知道的文本經驗與媒體習慣，以政大傳院學生的素質，我不認為他們程度很差。

而導演提到學生來修課動機不純，是希望可以在導演作品中露臉或是希望導演給予創作個別指導，我可以同理學生不是抱著對知識的渴望來修課所以感到失望，但這不代表他們欺騙你。不管是想要露臉、想要攀關係、還是想要個別指導，這不就是他們運用自身可以利用的資源來尋求機會嗎？他們可以要求，你也可以拒絕。這是大學，大家都有同等機會，更何況你還是老師，你有社會賦予這個身分的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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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或許是出於一種情緒上的沮喪與憤怒，所以連帶地將教學回憶中不舒服的元素完全混同在一個完整的噩夢情境裡，所以在裡面的學生也面目可憎。但是冷靜下來，設身處地想想，在整個權力體系之下最底層的學生，怎麼可能會是共犯結構？（某些案例中或許會出現學生集體霸凌老師，但老師作為一個成年人與社會人，可以向外求助的社會資源網路仍然大於未成年人）

你可以不喜歡學生，這是你的權利，沒有人要求老師一定要喜歡學生。但是，不可以對學生人身攻擊，不只是因為學生年紀尚輕、心智不一定完全穩定成熟；更重要的是，在一個課堂情境裡，老師與學生在權力結構上就是不平等，遑論有些學生會因為這樣的權力結構與社會制約，而把老師的話當成真理深信不疑，相信自己又醜又笨，難怪被老師羞辱嫌棄。

這是關於底線的問題。

警察不能侵犯人民隱私、醫生不能對外洩漏病人的病情、機長不能對全機乘客把飛行意外拿來開玩笑、法官不能以私心凌駕公共利益主導判決、藥商不能明知有風險還把藥賣給消費者......。每種職業都有其不能跨越的倫理防線，這跟喜不喜歡自己的工作無關、跟職業倦怠無關；而是一個人能不能時常自省、在工作中對得起自己的良知，把自己視為一個完整的人，是這樣身而為人的基本問題。

而最讓我遺憾的，是事情演變成老師與學生的弱弱相殘，讓制度的荒謬性逐漸失焦，甚麼問題都沒有解決，徒增更多傷心不快樂的人。

我現在還是喜歡教書、喜歡當老師，靠存款過活，做喜歡的事。有一天存款會用完、或是我對教書的熱情燃燒殆盡，我不知道哪一件事會先發生。我有點無奈生在這樣一個知識貶值少子化大學經費緊縮的國家與時代，我也看不到未來在哪裡；但我已經厭倦責怪這一切了，這個問題我也認真判斷過不可能被解決。

只是覺得很遺憾。

一個圈子集合了全台灣最聰明、最有開創性、最有創造力的人們，然後一個愚蠢的制度就把這些聰明人全部困在一個小框框裡面互相鬥智廝殺。

那我問你，你要給你教的孩子承諾甚麼樣光明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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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是2012年我在Ｘ書院開的第一堂課，全部的人一起躺下來聽學生解說她的創作。我躺在畫面右邊拿著手板。只有在教書的時候我可以感覺靈魂的充盈，那是一個純粹的魔法時間，是虛度生命最好的方式。

前天下課的時候學生跑來告訴我，他在學校裡始終覺得自己是一個冒充者，好像在扮演一個不是自己的人，只有在我的課的幾小時裡，他不再是冒充者，他是他自己。

這是我開始教課以來最大的禮讚。勝過無數個700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