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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早前向立法會提交《2021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訂)條例草案》的修正案文本，以落實「劏房」的租務管制。究竟新的劏房租管條例，能否保護劏房租客，受到基層租戶的歡迎？

從初步的市場反應來看，答案是較偏向否定的，罵的聲音好像較支持為多，特別是基層團體及劏房租戶。由於條例主要是規管「租金加幅」而非「起始租金」，近期看到較普遍的情況，是很多劏房業主「加定租先」，在最近數個月訂立新租約或舊租戶續租的時候，將租金的金額大為提升，有些續租案例更大幅加租兩至三成。這明顯是業主希望將起始租金設定在較高水平，就算將來實施劏房租管後限制加租幅度，但現在的起始租金已經提升，就唔使驚將來唔准加咁多。

我相信最大的問題，是政府在劏房租管的「吹風期」太長，從林鄭在二零二零年一月十四日宣布成立工作小組，到工作小組在二零二零年四月成立，研究一段長時間後提交報告，再等立法會通過之後，在憲報刊登當日起計的三個月後實施（這時間寫在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27點），最快都應該要在明年初才能落實。所以由開始吹風的日子計算，到條例正式執行長達兩年，導致出現很長時間的「空窗期」，讓業主在實施租管之前，將租管變成為加租藉口，預先加定租！

過去兩年受到政治事件及新冠肺炎的影響，香港接近所有類型的物業，租金都呈現下跌趨勢，雖然最近幾個月住宅樓開始止跌回升，但仍低於兩年前的水平約一成左右。但劏房在目前的租金，普遍較兩年前為高，特別是最近幾個月升得更加厲害，與大市的租金趨勢相反。

很多基層團體都提出一個問題：當規定加租幅度上限10%之後，會否在經濟轉差的情況下，整體市場都會加租至封頂值的10%？就算本來業主只想加6%，但全世界都加10%，變咗都跟大隊加10%？暫時冇人知道答案，要條例推出後才能揭曉。

根據政府給立法會的參考資料摘要文件，目前全港約有11萬間劏房，超過22.6萬人居住，月租中位數為 4800元，每平方米月租中位數為417元，即是每呎大約39元。當政府及一些團體作出分析時，會用這個39元呎租/每米417元的價格，比較全香港平均呎租水平，但其實這樣比較是不太正確的，因為絕大部分劏房都興建在殘舊唐樓及工廈，地點也在老舊地區，81.9%樓齡達50年或以上，這些唐樓如果不是做劏房的話，呎租可能只有二十元一呎，工廈就更加只有十多元或以下，所以平均每呎39元的租金，比起唔劏的話起碼高出一倍，甚至更多。

不過我想最大問題還是劏房工廈。現在絕大部分用來睡覺的劏房工廈，租約都寫明是「非住宅用途」，例如擺貨或工業用途，但實際上大家都「心知肚明」，因為業主要保護自己，到出事的時候就說是租客自己用來睡覺，與業者無關。相信新推出的租管，應該不能保護這些用來睡覺的劏房工廈租客。

https://eastweek.my-magazine.me/main/106308

根據當局提交立法會的最新文件，政府擬建議修正案，將劏房續租加租上限由15%降低至10%。
https://hk.epochtimes.com/news/2021-09-13/468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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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隱形貧窮人口 達致精準扶貧】
文／容海恩

貧富懸殊是香港長久以來的問題，根據特區政府於2020年12月23日公佈的《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香港在2019年仍有逾百萬貧窮人口，「劏房」住戶亦不斷增加，情況未見改善。今年是國家「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自黨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已逐步將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而「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已將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帶出堅實步伐列入「十四五」規劃時期的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筆者認為若要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第一步需先協助低收入群組脫貧。

根據《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在政府的恆常現金政策如在職家庭津貼、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教育津貼、長者生活津貼、綜援等介入後，2019年香港有474,000戶、1,097,800人屬貧窮住戶及人口，較2018年升上0.9%，達15.8%；若撇除恆常現金政策，則推算香港有648,500戶、1,490,700人屬貧窮住戶及人口，即香港仍有近150萬人無法自力更生。

此外，「劏房」住戶亦有持續增加。根據運輸及房屋局「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2021年3月的報告，估算2020年香港共有100,943間「劏房」，較2016年估算的92,656間增加8.94%；而估算居住人數亦由2016年的209,740人增加至2020年的226,340人。

從上述資料所見，政府雖有支援政策，但成效顯然未如理想。筆者認為原因在於很多有需要的人士或家庭並未確實得到適切的支援，無法達至精準扶貧。

筆者曾接觸一些低收入人士或家庭，他們遇到的其中一個困難是不懂得如何申請津貼，以在職家庭津貼為例，申請者需要提供大量證明文件，包括工作證明，惟不少低收入人士沒有全職工作，長期依賴散工維生，難以提供齊全工作證明；而申請表格亦過於繁複，申請者大多不懂得填寫，結果需付費聘請他人幫忙填寫，變相減少了他們得到的支援。

另一個原因是無法找出社會上真正有需要的人士。這些人士大多來自新來港人士、單親家庭、退休長者、少數族裔等不同群組，他們很少接觸外界資訊，完全不知悉政府有何政策，亦不懂得求助，結果他們生活拮据多年，卻一直欠缺支援，猶如社會上的「隱形人」。政府目前的處理方式是讓非牟利機構（NGO）跟進，惟NGO資源有限，大多情況下只能支援一些過往曾協助的對象，沒有足夠資源找到新的「隱形人」，更遑論支援他們。

若要達到精準扶貧，必須找出真正有需要的人士或家庭對症下藥。筆者認為學校是最容易接觸這些群組的渠道，不少低收入家庭均有子女，其子女會申請學生津貼，換言之已建立了一定的網絡，政府可以透過學校社工，善用既有網絡聯絡有需要的學生，繼而協助申請其他津貼和提供相應援助，是較為有效的做法。

此外，政府可以聘請低收入人士出任宣傳大使，讓他們宣傳政府的政策，因為他們必定較熟悉自己的群組，成效自然更佳。以少數族裔為例，並非所有少數族裔人士均懂得中文，導致他們接觸的資訊有限，若由少數族裔人士擔當宣傳大使，不旦溝通上會更便利，亦能將政府的訊息傳得更快。

筆者認為目前政府扶貧政策的問題是欠缺總體方向，亦欠缺一個完整的資料庫，如每次人口普查所得的資料，或無法掌握一些「劏房」、天台屋、板間房等住戶的資料。而每年的《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均整理和統計了很多資料，但最終沒有部門跟進，政府必須正視有關後續工作問題，不能空有報告，但欠缺回應的政策。

最後，長遠而言，政府不能單靠提供援助的方法解決貧窮問題，政府必須致力消除社會之間的貧富差距，消除社會資源分配不均，並讓每一個人均有發展機會，如提高他們的教育水平，讓他們能夠向上流，才能讓低收入人士和家庭自力更生，最終達至脫貧，達至「十四五」規劃的目標。

（筆者為新民黨副主席、立法會議員、大律師、扶貧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