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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與未來](六之三)
國安法第一審唐英傑案,專家證人解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作供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控方專家作供後,辯方向自家邀請的學者提出問題。今天較後時間,代表律政司的主控官向辯方專家學者提出盤問,雙方攻防火花四起,加上法官們的提問,法庭裡關於歷史、學術、法理辯論,討論層面甚廣。
代表律政司的署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在早上較後時間,開始向港大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提問。周天行戴着金屬框眼鏡,右手長期拿着原子筆,在擱在木架上的滿有螢光筆筆跡的文件上做筆記。每問畢一條問題,就會動手在文件上寫一點東西。
港大教授李詠怡(Eliza)這天穿了灰色線衫上衣,在上面加穿黑色西裝外套,她表情不多,語調大部份時間平穩,但有些時候,還是會表現出驚訝的語氣。
法庭是個講究用字精準的地方,然而當周天行以司法常用英語詞彙向社會科學背景的Eliza發問,雙方已經就問題的用詞爭辯起來。
周:「光時口號,梁天琦是創作者(creator)?」Eliza強調, “creator”只適用於聖經形容創造天地的上帝,但漠視了梁天琦參選之前,『光復」二字已經在社會上有人使用,故她認為應稱梁為 “improviser”(有二次創作的意思,或在前人的根基上再創作的含意)。
周:「Does slogans represent political agenda?」(口號是否代背後有政治議程?) Political Agenda可解作一些潛在政治訴求。
Eliza追問:「甚麼叫represent?」周天行於是提出兩個詞語代替represent. “regarded” “considered”. Eliza有點莫名奇妙,她回應道:「口號是口號,政治議程是政治議程,兩件事是不同的。」這個問題最後不了了之。
在重點主題上,雙方糾纏良久。例如有一段,討論到「主權Regime」這個主題。周天行前請Eliza回答香港是否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份,Eliza答是。
周專員再追問:「若我問妳,要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去光復主權,是否代表必然要推翻政權?(To reclaim the sovereignty from the PRC, does it necessarily mean to overthrow the Regime?)」
三位法官之中兩位,陳嘉信和杜麗冰均追問周專員:「那一個政權(Which Regime)?」周專員垂頭找文件約六秒,再說:「香港的政權。」
Eliza回答道:「這條問題很混淆,香港從來都不是獨立國家,何來主權?又何以光復?而且Regime在政治學上不只解作政體,也可用在經濟或貿易概念上。你問的『光復香港主權』和『推翻香港政權』是兩回事,我不知道怎樣把兩者放一起。」
周專員用十二秒再找筆記,改為問,即是把香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割出來。Eliza回答:「『推翻政權』又和『分裂香港出來』是兩回事。香港從來都不是主權國,怎樣去恢復其主權呢?實在有點荒謬(absurd).」
Eliza說:「我有點被混淆,這裡有不一致之處。『光復』是關於『過去』,想回到一個舊的狀態;而『港獨』是『未來式』,我不知道如何把兩者放在一起。」
周再指,若說話的人從來不接受香港是中國一部份呢?Eliza指:「這裡要涉及太多假設,才達致你所說的總結,對我來說 doesn’t make sense。」
過去,將來,今天的審訊,又再把法庭變成時光機,從1360年的元朝,再拉到近代中國史的文革,再提及到香港殖民地時代,再回到近年香港社會運動的脈絡。
上周五,辯方報告裡提及元順帝因為想花費修建皇宮,被臣子勸阻,稱要「光復祖宗之業」,Eliza指,元順帝說此話時仍在帝位,故認為「光復」不一定涉及推翻政權。
周專員今天追問Eliza,知否元順帝說這話的背景,正是元朝「紅巾軍」把蒙古皇宮燒毁,元順帝覺得失去了「上都」(今內蒙古多倫西北,其中一個首都)感到羞辱,故「光復」是涉及祖宗國土之爭。
Eliza則認為,陳祖仁作為臣子寫此段文字,一直讀下去,並不是談及實質國土的失去,「業、大業、功業,不只是關於國土和政權,而是古時皇帝與皇朝如何看待皇帝正當性,就是作為天道承繼者,那個授權不只是談及土地,而是那個皇帝做了甚麼事跡。」Eliza說,她看了整篇古典,認為很清楚文中不「只是」談國土喪失。
然而,周專員曾經挑戰Eliza對中國歷史的理解。Eliza說,她在中學有讀中史科,但在大學副修世界歷史。周專員堅持要問:「妳有無正統的中國歷史訓練。」
Eliza反駁:「如果你想說,我只有中三程度的中史學識,我不會同意你的說法。作為學者,特別是研究香港政治的學者,我們常要去參考中國歷史,因為香港很多的發展和中史有緊密關連。我懂得看寫中文亦會讀文言文,作為學者我有能力去理解中史。」
周堅持要問:「我問正統的中史訓練。」Eliza如此回應:「如果你硬要這樣問(If that’s how you like to put it.)我沒有教過中國歷史科,我博士研究也不是中國歷史,你可以說我『正規中史訓練是到中三』」。
而作為控方專家的嶺大歷史系教授劉智鵬,今天打了紫藍色的間條領呔,整天坐在控方律師後,聽到他同意的觀點,有幾次認同地點頭。
劉智鵬曾經在他的報告中提及「革命」可以參考「文化大革命」之使用,是「文革」與「政治層面」有關聯的例證。然而Eliza卻反駁,「文化大革命不涉及政權更替,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被推翻或被取代。」
專員此時拿出一份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網站的文件。文件名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文件於1981年公佈,為內地官方對文革定性的文件。
周專員把文件較後幾處,談及文革三個階段節錄,以英語讀出。文件內容節錄為:「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主要利用所謂『中央文革小組』名義乘機煽動『打倒一切、全面內戰』;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武裝變的事件。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黨的一系列基本原則的結果,客觀上宣告了『文革』理論的實踐的失敗。毛澤東、周恩來同志機智地粉碎了這次叛變。」
周專員繼續以英語朗讀:「在發現江青等人借機進行篡權活動以後,對他們作了嚴厲批評,宣佈他們是『四人幫』;1976年毛澤東同志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團加緊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革』這場災難。」
「煽動」、「內戰」、「奪取最高權力」、「叛變」、「篡權」等英文翻譯,由周專員讀了出來,在香港高等法院的一庭空氣中飄揚。
周專員讀畢,問,這份文件,與如何理解「革命」這詞,有關聯嗎?
Eliza深呼吸了一口氣,慢慢回答:「你知道關於『文革』這課題,曾經有多少人出版了多少本專門的書籍,有多少人研究過?我認為要小心使用這資料。」
周追問下去:「這份資料有相關性嗎?」糾纏一會,Eliza答,「我不會改變我原來的看法(關於文革不是關於政權更替)。周再追問下去:「那妳認為文件那一部份不合乎事實或不準確?」
此時,法官彭寶琴插嘴:「周先生,你要再修正你的問題。」法官杜麗冰接下去:「李教授(即Eliza)沒機會從頭到尾看全份文件,她怎回答你?」彭寶琴再說:「她這方面的意見也不太有相關性。」關於文革的討論,就此打住。
另一個有火花的議題,就是關於在光復社區示威中,有示威者拿着殖民時代的港英旗揮舞。Eliza指出,她沒有訪問過拿旗的人,不能知道每個人心裡想甚麼,但以她的閱讀(decoding),揮旗的人對香港2010年初的狀態不太滿意,想把香港恢復到以前的社會秩序。
杜麗冰法官追問:「回到殖民時期統治?」Eliza回應:「或許是那種生活方式。」杜官接着問:「那是一樣的(統治和生活方式),想回到殖民地的生活,和回到英屬殖民地是一樣的。」
Eliza說,她不同意。「我猜測,人們對殖民地時代一些東西懷念,或許是經濟結構,文化符號,我不知道。例如1997年7月1日,香港由殖民地變成香港特區,在社會、文化、經濟上,不是突然產生巨變。」
Eliza以社科學者概念再重申:「想回復英治殖民地,和香港獨立是兩個不能共容的概念。」
陳官追問:「恢復殖民地不是必然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割出來嗎?」劉智鵬專家此時在座上點頭。陳官再說,即使他同意Eliza所說,但邏輯上不是不通嗎?
Eliza再表示:「在狹義上及技術上可以說是,但法理上甚麼是分離主義,並不是我的專長範圍。我會問,香港要回到殖民統治,現實上可能性是零,故此我認為,揮旗者是要表達他們對現況的不滿。」
三位法官,此時先後兩次把座椅退後商議。陳官表示他要「收回『同意李教授』言論的說話,而且這句話,亦不代表我們三名法官的看法。」然而不久,三官表示要休庭20分鐘。休庭後,陳官澄清他對Eliza證供的理解,並請她再詳細解釋。
Eliza表示:「這裡涉及三件事。一。殖民地時代的生活方式;二。殖民時代的政體;三。追求港獨。而我認為,二。和三。基本上有矛盾。」意思是,兩個訴求是不能同時並行的。
Eliza亦補充,控方專家劉教授曾指「香港自治運動」是「港獨運動」,她想澄清,「以我所知,香港自治運動是受到曾任嶺大助理教授的陳雲著作《香港城邦論》啟發,陳雲一度為該組織做過advisor,後來離開了,但他們不是追求港獨,而是追求保護香港的政治、經濟、文化,支持『一國兩制』框架和原則,追求高度自治,只是覺得一國兩制實踐起來不及他們期望。」
盤問到了最後,周天行專員花了長時間,追問在光復行動中,一些示威者拿着或喊過的口號,例如「驅逐支那罪犯」「大陸人番大陸」等。周專員指,示威活動中,明顯有「反中共」及「支持港獨」成份,問Eliza是否認同「光復」二字意思,要參考這些「客觀事實」。
Eliza說:「我要強調,這些活動中的確出現了很敵意的行為,對內地遊客和水貨客,而水貨客亦不只有內地人,也有香港人從事水貨活動。示威裡,有語言暴力(verbally abusive),很強敵意(very hostile),我認為這些口號很不恰當,富侮辱性,甚至涉及歧視(racist)。」
Eliza指,但示威遊行裡,參加的人多樣。她舉例七一遊行,每年遊行有不同訴求的人在其中,包括性工作者,性小眾,宗教團體,甚至乎外傭,示威者之間的訴求不必然一樣,甚至可以有矛盾。故此,她堅持認為,社區的光復行動,主要訴求是關於公共空間秩序問題。
陳官追問,照片裡有人舉起「恢復英港。建立港人政府」口號,如何解讀?
Eliza答:「字面可解作『恢復英治時代香港』,但我們要問,這句不夠具體,『港人政府』究竟是指,『香港人由香港人去領導』(government led by Hong Kong people),還是『香港人的政府』(government of the HK people)?」
Eliza說:「如此這般,表達意思不明。而很多示威者都有點『詞不達意』(not coherent), 他們也不太清楚自己想要甚麼,但他們憤懣很大,就弄一點東西出來表達一下。」
周專員沒有放棄去追問,為何光復社區的示威者要舉港英旗幟。他問Eliza:「妳說示威者有不滿,所以去舉旗。但他們為何一定要舉旗,他們可以找渠道去投訴呀,例如向立法會議員申訴。」此時,旁聽席爆出笑聲。
Eliza再解釋:「示威的作用,就是向政府發放訊息,表達民間訴求,他們為何不向立法會議員求助,我不知道。」
經過了2019年和2020年,香港的街道,示威活動幾近絕跡;而立法會選舉,民主派議員亦在DQ潮下集體請辭,多個議員相継被控及入獄,而立法會選舉辦法亦大幅修改,按中央及港府宣傳,這是「完善選舉制度」。明天李詠怡教授會繼續作供。
***
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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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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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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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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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
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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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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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辯方專家證人之一的港大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離開高等法院)
第一次還我土地運動訴求 在 高雄好過日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記憶的保留與新生:高雄車站的故事】
(陳信諭 醫師)
(這是陳醫師2017年的舊文,在228時,也重新和大家分享高雄車站的前身今世。由於當時高雄車站尚未通車,因此部分語句有重新經過調整)
若在市區,聽到人家說要去「車頭」,大家第一印象應該是高雄車站吧。
隨著鐵路地下化工程的完成,市區內一舉多出七座新車站,這樣的印象或許正在逐漸改變。
在鐵路地下化通車、中博地下道拆除後,雖然高雄車站距離全部完成還要兩年以上,就像是通過一個漫長的隧道,從我高中以來,十多年一直是「大工地」的高雄車站,終於可以看到盡頭的光亮。

★★最久的臨時車站★★
2017年夏季,傳出高雄車站天花板掉落的新聞,令人發覺這座車站確實已經老了。繞著車站走,外面的隔熱材和外牆已經開始斑駁,站內充滿歲月痕跡,特別是幾處閒置的商店,看來更乏人清理。站內看來最新穎的,反而是牆上貼的大幅地下化願景圖、新車站和綠廊,即將在明年實現。
高雄臨時車站自 2002 年啟用,是台灣使用最久的臨時車站。
這十五年,是半代人的時間,我仍依稀記得高雄車站廣場前的鯉魚、挑高的大廳、和狹小的後站。但現在進出車站的這代學生,應該已經沒有舊車站的記憶了吧。
移到一旁的老車站,以「高雄願景館」的面貌風光開幕。但不知是否等了太久,那些本來是展示「願景」的展品,早一步在願景達成前凋零。目前已重新修繕,改為「高雄鐵路地下化展示館」。

★★延宕和凋零的高雄車站★★
回到車站遷移的開始,2002 年到 2007 年,進行的並不是「鐵路地下化工程」,而是捷運紅線高雄車站的工程,鐵路本體並沒有施工。因此,2018年以前的「捷運高雄車站」也是位在永久站南側的臨時站。
其實,地下化工程早在 1996 年開始規劃,1999 年完成左營至鳳山地下化計畫,但經建會因規模龐大並未核定。直到 2006 年謝長廷擔任院長任內,才又核定此項計畫。但後來又陸續追加左營與鳳山計畫。繞了一圈,回到原點,直到 2009 年,地下化工程才真正開工。途中又遇到中油管線遷移等諸多問題,讓計畫幾經延宕。
就在計畫不斷延遲之下,高雄車站也逐漸凋零。
左營新光三越開幕後,左營站的進出總人次就已超越高雄車站;近兩年,捷運左營站人流也穩定超越高雄車站。左營車站儼然站穩大高雄最大交通樞紐的位置。
反而高雄車站周邊的幾個商圈,隨著商圈轉移、以及商業模式的改變,欲振乏力。缺乏明確的建設期程,也讓民間投資卻步。
在計畫過程中,多次的計畫變更,中央與地方的協調困難,缺乏不同工程間的整合等等,都是台灣大型建設屢見不鮮的問題。

★★公民參與 X 高雄車站★★
幾經波折的高雄車站,卻有個少見的亮點,就是車站本體的「公民參與」嘗試!
原本的工程顧問公司,找了知名的 SOM 來做車站設計,先是被民間批評對老車站量體缺乏尊重,背後卡在超大頂棚沒有單位想維護的窘境。工程多次修改,改了個小頂棚方案,卻越改越糟糕。
2013 年,許多公民團體組成「高雄車站公民參與行動聯盟」,除了直接對官員提出訴求,也在雄中與願景館辦了多場論壇與工作坊,邀請市民來參與對車站的想像。
在雄中的那幾場,有眾多每天搭火車上學的學弟、畢業的學長、有鐵道迷、有世居周邊的居民,紛紛發表對車站的看法。
加入民眾意見後,雖然最後並非重新競圖,都發局還是擋下了車站都審案,讓工程公司重新更換合作團隊,找來 Mecanoo 規劃車站。
雖然過程並非人人滿意,但此行動已寫下了台灣公民參與都市重大開發案的典範。在眾多官僚爭論推托的曲折過程中,讓我們看到對高雄有期待、想付出的市民,願意關心公共議題。
我想,民主就是在這一連串衝撞的過程中產生的吧。
★★想像我們的城市★★
早年,隨著港市發展,現代化都市計畫因此而建立。高雄車站,承載著帝國前進基地的期許,也見證過再殖民的殘暴鎮壓,也終於能凝聚更多市民的記憶與夢想。
我們真心期盼,這樣的美事不應該只是特例,我們更應該在制度上創造鼓勵公民參與的機制,讓「公民參與」的精神,深入到市民對城市公共議題的日常關懷。
讓我們一起來想像,一起打造屬於我們的城市吧。
我們認為,一個「前瞻」的城市,不能忘記自己的過去,要成為具有歷史厚度的城市,必須珍惜有形和無形的歷史資產,讓市民的共同記憶有所連結,讓我們更清楚城市為何是現在的樣貌,更清楚未來又該走向何方。
★★回顧高雄鐵道發展史★★
歷史上,高雄的主要車站曾經出現過五代車站。應該不少人都知道,高雄第一座火車站不是在「大港埔」,而是在「哨船頭」一帶。
鐵路會在這裏興築與選址,和高雄港的發展息息相關。
19世紀的鐵路建設,為國家經濟與軍事發展重要基礎。日本時期,為了運輸軍需物資,先在清國修築的官道上鋪上輕便軌道供台車行駛,稱為「台灣陸軍補給廠輕便鐵道」。1895年底,打狗到台南的軌道就已完成,終點就鋪到接近哨船頭附近,以利銜接海運,後來縱貫線的工程物資便由這裏上岸運輸。
同時,總督府以發展全台縱貫鐵路列為優先建設,並由南北兩端分頭興築。因清國所建路線選線與施工標準太爛,故北段大部份廢除重建。南段則於1899年底在打狗動工,往台南建設(清國時期縱貫線的規劃最南只到台南)。隔年底就通車到台南。
1907年又興建打狗到九曲堂的鳳山支線,1912年再延伸為屏東線。

★第一代火車站:鹽埕埔庄
1900年通車的第一代高雄車站「打狗停車場」,位置在鹽埕埔車路頂,山下町十七番地,大約在今日鼓山一路87巷口,也就是第二代車站北方500公尺,當時車站的南邊就是海了。
由於縱貫線完成之初抱持速成主義,因此可以推測當初木造站房也只以實用為考量,在第二代站房完工後就拆除,今天已難尋覓存在過的證據。

★第二代火車站
而由於港口鐵道業務量不斷上升,1904年總督府開始往車站南方填築碼頭用地,1908年第二代「打狗駅」就落成在海埔新生地上,而周邊填海造陸的新市街(淺野埋立地),也在1908年「打狗市區改正計畫」後,形成了高雄第一個棋盤狀的現代都市計畫區。
不論是行政,金融,商業等機能都集中在車站周邊。車站延著碼頭往魚市場延伸的鐵路,稱為濱線(Hamasen),就是「哈瑪星」名稱的來源。在2017年9月,這個歷史地名也將重新成為輕軌車站的正式站名。
打狗車站擴建後,鐵道和碼頭的轉運更為便利,現代化船舶已經能直接靠港,鐵道也鋪軌到碼頭上,中間不需再由駁船轉運,便於提供米糖等物資外銷的海陸聯運機能,是高雄現代化港市之始。
1920年日本政府「地方制度改正」,打狗改名高雄,哈瑪星一帶成為高雄州高雄郡高雄街,車站也改名高雄駅。但在港市蓬勃發展下,僅4年高雄街就升格為高雄市,市區也繼續往東擴張,「市區計畫變更」也跨過高雄川納入三塊厝,苓雅寮等地。港口設施在1937年也已經完成到高雄川口。
可以說這時期,高雄的市區、鐵道、港口發展是密不可分的。
★第三代火車站:大港埔
1930年代,高雄市人口超越台南,高雄港吞吐量直追基隆,自然需要更新的計畫。在1936年公布的「大高雄計畫」中,高雄駅遷移大港埔的現址,位居都市計畫中軸線位置,整個市區以環狀臨港線為界,範圍和設計居住人口均擴充數倍,預計以1965年飽和人口40萬人為目標。
順道一提,雖然1950年代高雄人口就超過設計的40萬人,但缺乏都市計畫概念與施政能力的中華民國政府,將這個計畫一直沿用到1970年代以後。
第三代高雄駅在1941年6月20號落成,這時候已經是日本偷襲珍珠港前不到半年了,在軍部執政下,國內氣氛轉向「忠君愛國」,「不惜一戰」等口號。採取興亞式建築的高雄駅,似乎也反映著大日本帝國的自信滿滿。
同年,東港線、鳳山雙軌化也陸續完成,鐵路隨著港區也擴大到苓雅寮,戲獅甲工業區,新高雄車站成為高屏平原的集散核心,高雄市除了港口機能外,也被賦予南向商工基地的角色。
然而,二戰很快就轉向對日本帝國不利的走向,1944年開始,美軍多次空襲台灣,攻擊目標集中在高雄港周邊,高雄港駅也被完全燒毀。現在看到的站房是戰後重建的混凝土建築,位置稍稍偏南一點,已非原始木造站房。
★★再殖民屠殺的見證★★
戰後,中華民國政府佔領台灣,受到戰火波及的鐵道雖然迅速修復,但高雄車站卻成為另一樁悲劇的舞台。
1947年228事件發生後,憲兵佔領高雄車站,並在站房二樓架設機槍,高雄對外鐵路交通遭到切斷,糧食無法進入高雄。3月5日雄中自衛隊進攻高雄車站試圖驅逐憲兵,卻被開火壓制,雄中畢業生顏再策中彈喪生。
3月6日高雄鎮壓開始,民間推派的處理委員會在市府被逮捕槍決,彭孟緝命令部隊攻擊高雄車站和雄中一帶,第21師獨立團第3營開拔到場後,便開火掃射車站與地下道人群,死傷慘重。
3月6日至7日,軍隊調來迫砲砲擊雄中並派出步兵攻堅,雄中也成為228事件中唯一遭到國府軍攻擊的學校。
就像是筆者前幾天提到的「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場景,在高雄車站前,中國軍隊對著所謂的「同胞」人民開槍,除了槍彈下的死傷,往後數十年白色恐怖下對歷史的扭曲與壓抑,讓相關的記憶成為禁忌,更長年在台灣人民心中投下恐懼。
我就讀高中時,雖然已是民主開放的年代,但還是對發生在自己城市的血腥歷史所知無幾。
★★城市蔓延造成的衝突和陷阱★★
隨著經濟發展,過去作為城市邊界的鐵道開始被蔓延的城市翻越,在數十年未重新檢討都市計畫下,眾多的矛盾成為城市中暗藏的陷阱。
例如,臨港線旁凱旋路埋設的油管,在1970年代前還在田野之間,卻很快的在短短數十年被密集的住宅所包圍,但是,周邊的居民乃至地方政府,卻是渾然不覺有何危險。

★都市縫合:第四代/臨時火車站
在北高雄逐漸從農田與水塘轉變為高樓大廈之際,鐵道成為交通的阻隔。1970年代之後,南北向的主要幹道陸續興築立體交叉,中博地下道也在1987年貫通,此時隨著台北地下化工程如火如荼進行,「鐵路地下化」儼然也成為每次選舉候選人的政見。
在高雄車站地下化工程終於被核定後,龐大的站區先後進行了多項工程,高雄車站進入超過20年的大施工期。
2002年3月28日,臨時車站先行啟用。雖說是臨時車站,但引進了「準跨站式站體」的概念,站內空間也比原先擴充。在超乎預期的十多年服務後,給予「第四代高雄車站」的地位應該是不為過。

★第五代
隨著文資保存的意識提升,和台北車站的命運不同,市民與市府均有保存高雄車站的高度共識。2002年8月,重量3500噸的車站建築,下方被挖空裝上滑輪,花了3天移動85公尺,推到原址的東南側。
市府當時就拍板敲定,第三代車站未來將移回原址,成為第五代車站的軸線核心。新車站配合舊車站的設計,也將是全台唯一。
值得一提的是,遷移工程是由當年興建第三代車站的清水營造公司台灣分公司吉普營造所延攬。據當時市長謝長廷所述,高雄爭取2009年世運時,世運副主席與秘書長來高雄參觀,跟謝市長說:「一個有能力保留火車站的城市,也一定有能力舉辦國際性運動賽會」。
★★文資保存應該要更完善★★
然而,在風光保存車站之餘,對於鐵道文資的保存意識與實踐卻有更多令人憂心之處。
2002年,高雄港站南號誌樓因興建橘線被直接拆毀。後續雖在「打狗驛保存聯盟」等團體努力下,高雄港站取得歷史建築地位,並改為「打狗鐵道故事館」,然而台鐵仍一直有開發全站區的計畫。2015年高雄港站土地的保留運動,更引起鐵路工會與市民團體的對立。
高雄車站本身雖獲得保留,但在新車站設計的過程中,對於舊車站遷回原地後的利用方式,能否保有部分車站機能,比如說售票,服務中心等,都未得到確定。
而前幾年多位市議員主張舊車站無用,要拆毀舊車站,更讓人看到了地方政治人物對歷史與文化的漠視。
高雄具有台灣最豐富的鐵道文史資源,最多形式的軌道運輸,一頁軌道運輸史,更是和港市的發展與茁壯密不可分。濱線復駛,鐵道博物館......等等計畫,在地方被提及多年,卻常常是有了希望,更多失望。
★★未來展望★★
作為在地高雄人,我一向主張「軌道建設,以人為本」,屬於全體高雄人的記憶,也更該在建設的過程中妥善保留,或轉化嵌入未來的發展之中。回顧高雄車站百年回憶,我們這代更有責任,串連大家的過去記憶與未來期望,訴求更好的公民決策參與機制,讓高雄人對自己的城市有更多的了解與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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