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燒倉房的怪癖】
前陣子看了之前的一部韓國電影《燃燒烈愛》,後來在找相關討論時,才發現是由村上春樹的短篇小說〈燒倉房〉改編。
以村上的風格來說,這部短篇小說的隱喻算是比較明顯的。雖然最後還是留下懸念,但讀者大都能猜到,故事的最後可能是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發生了什麼呢?來看看這部〈燒倉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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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倉房 / 村上春樹
三年前,我和她在一個熟人的婚禮上相遇,要好起來。年紀我和她幾乎相差一輪,她20,我31。但這不算什麼大問題。當時我傷腦筋的事除此之外多的是。老實說,也沒工夫一一考慮什麼年齡之類。她一開始就壓根兒沒把年齡放在心上。我已結婚,這也不在話下。什麼年齡、家庭、收入,在她看來,都和腳的尺寸聲音的高低指甲的形狀一樣,純屬先天產物。總之,不是考慮便能有對策那種性質的東西。
她一邊跟一位有名的某某老師學默劇,一邊為了生計當廣告模特。不過,因她嫌麻煩,時常把代理人交待的工作一推了之,所以收入實在微乎其微。不足部分似乎主要靠幾個男人好意接濟。當然具體情況我不清楚,只是根據她的語氣猜想大概如此。
話雖這麼說,可我並非暗示她為錢而同男人睡覺什麼的。偶爾或許有類似情況。即使真有,也不是本質性問題。本質上恐怕單純得多。也正是這種無遮無掩不拘一格的單純吸引了某一類型的人。在她的單純面前,他們不由想把自己心中盤根錯節的感情投放到她身上去。解釋固然解釋不好,總之我想是這麼回事。依她的說法,她是在這種單純的支撐下生活的。
當然,如此效用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這同「剝橘皮」是同一道理。
就講一下「剝橘皮」好了。
最初認識她時,她告訴我她在學默劇。
我「哦」了一聲,沒怎麼吃驚。最近的女孩都在搞什麼名堂。而且看上去她也不像是一心一意磨練自己才能的那種類型。
而後她開始「剝橘皮」。如字面所示,「剝橘皮」就是剝橘子的皮。她左邊有個小山般滿滿裝著橘子的玻璃盆,右邊應該裝橘皮的盆—這是假設,其實什麼也沒有。她拿起一個想像中的橘子,慢慢剝皮,一瓣一瓣放入口中把渣吐出。吃罷一個,把渣歸攏一起用橘皮包好放入右邊的盆。如此反復不止。用語言說來,自然算不了什麼事。然而實際在眼前看十分、二十分鐘—我和她在酒吧高臺前閒聊時間裡她一直邊說邊幾乎下意識地如此「剝橘皮」—我漸漸覺得現實感被從自己周圍吮吸掉。這實在是一種莫名其妙的心情。過去艾科曼在被送上以色列法庭時,有人建議最合適的刑法是將其關進密封室後一點點將空氣抽去。究竟遭遇怎樣的死法,詳情我不清楚,只是驀然記起這麼回事。
「你好像滿有才能嘛。」我說。
「哎喲,這還不簡單,哪裡談得上才能!總之不是以為這裡有橘子,而只要忘掉這裡沒橘子就行了嘛,非常簡單。」
「簡直是說禪。」
我因此中意了她。
我和她也不是常常見面。一般每月一回,頂多兩回。我打電話給她,約她出去玩。我們一起吃飯,或去酒吧喝酒,很起勁地說話。我聽她說,她聽我說。儘管兩人之間幾乎不存在共同話題,但這無所謂。可以說,我們已經算是朋友了。吃喝錢當然全由我付。有時她也打電話給我,基本是她沒錢餓肚子的時候。那時候她的確吃很多,多得叫人難以置信。
和她一起,我得以徹底放鬆下來。什麼不情願幹的工作啦,什麼弄不出頭緒的雞毛蒜皮小事啦,什麼莫名其妙之人的莫名其妙的思想啦,得以統統忘卻腦後。她像是有這麼一種本事。她所說的話沒有什麼正正經經的含義,有時我甚至只是哼哈作答而幾乎沒聽。而每當側耳傾聽,便仿佛在望遠方的流雲,有一股悠悠然的溫馨。
我有跟她說了不少。從私人事情到泛泛之論,都可以暢所欲言。或者她也可能同我一樣半聽不聽而僅僅隨口符合。果真如此我也不在乎。我希求的是某種心緒,至少不是理解和同情。
兩年前的春天她父親心臟病死了,一筆稍微湊整的現金歸她所有。至少據她說來是這樣。她說想用這筆錢去北非一段時間。何苦去北非我不清楚,正好我認識一個在阿爾及利亞駐京使館工作的女孩,遂介紹給她。於是她去了阿爾及利亞。也是因勢之所趨,我到機場送她。她只拎一個塞有替換衣服的寒傖的波士頓旅行包。外表看去,覺得她與其說去北非,不如說是回北非。
「真的返回日本?」我開玩笑問道。
「當然返回呀!」她說。
三個月後她返回日本。比走時還瘦了三公斤,曬得黑漆漆的,並領回一個新戀人,說兩人是在阿爾及利亞一家餐館相識的。阿爾及利亞日本人不多,兩人很快親密起來,不久成了戀人。據我所知,此人對她是第一個較為正規的戀人。
他二十七八歲,高個子,衣著得體,說話斯斯文文。表情雖不夠豐富,但長相基本算是漂亮那類,給人的感覺也不壞。手大,指很長。
所以瞭解這麼詳細,是因為我去機場接兩人來著。突然有電報從貝魯特打來,上面只有日期和飛機航班。意思像是要我接機。飛機一落地—其實由於天氣不好飛機誤點四小時之久,我在咖啡屋看了四本週刊—兩人便從艙門挽手走出,儼然一對和和美美的小夫妻。她將男方介紹給我。我們幾乎條件反射地握手。一如在外國長期生活之人,他握得很有力。之後我們走進餐館。她說她橫豎得吃蓋澆飯,我和他喝啤酒。
他說他在搞貿易。什麼貿易卻沒說。至於是不大喜歡談自己的工作,還是怕談七來只能使我無聊故而客氣不談,情由我不得而知。不過老實說,對於貿易我也不是很想聽,就沒特意打聽。由於沒什麼好談的,他講起貝魯特治安情況和突尼斯的上水道。看來他對北非到中東的局勢相當熟悉。
吃罷蓋澆飯,她大大打個哈欠,說困了,樣子簡直像當場就能睡著似的。忘說了,她的毛病就是不管什麼場所都困。她提出用計程車送我回家,我說電車快自己坐電車回去。搞不清自己是為什麼特意來的機場。
「能見到你真高興。」他懷有歉意似的對我說。
「幸會幸會。」我也回道。
其後同他見了幾次。每當我在哪裡同她邂逅,旁邊肯定有他。我和她約會,他甚至開車把她送到約會地點。他開一輛通體閃光的銀色德國賽車。對車我幾乎一無所知,具體無法介紹,只覺得很像費裡尼黑白電影中的車,不是普通工薪人員所能擁有的。
「肯定錢多得不得了。」一次我試探她。
「是的。」她不大感興趣似的說,「肯定是的,或許。」
「搞貿易能賺那麼多?」
「搞貿易?」
「他那麼說的,說是搞貿易工作。」
「那麼就是那樣的吧。不過……我可不太清楚的。因為看上去他也不像怎麼做事的樣子,總是見人,打電話。」
這簡直成了菲茨傑拉德的《了不起的蓋茨比》,我想。做什麼不知意,反正就是有錢,謎一樣的小夥子。
十月間一個周日下午,她打來電話。妻一清早就去親戚家了,只我自己在家。那是個天氣晴好的愜意的周日,我邊望院子裡樟樹邊吃蘋果。僅那一天我就吃了七個蘋果。我不時有這種情況,想吃蘋果想得發瘋。也許是一種什麼預兆。
「就在離你家不遠的地方,兩個人馬上去你那裡玩好麼?」她說。
「兩個人?」我反問。
「我和他呀。」
「可以,當然可以。」我回答。
「那好,30分鐘後到。」言畢,她掛斷電話。
我在沙發上發了一會呆,去浴室沖淋浴刮鬍子。等身體風乾時間摳了摳耳朵。也思忖是不是該理一下房間,終於還是作罷。因為統統理好妥當時間不夠用,而若不能統統理好妥當就莫如乾脆不動為好。房間裡,書籍雜誌信件唱片鉛筆毛衣到處扔得亂七八糟,但並不覺得怎麼不乾淨。剛結束一件工作,沒心思做什麼。我坐在沙發上,又看著樟樹吃個蘋果。
兩點多時兩人來了。房間傳來賽車刹車聲。出門一看,見那輛有印象的銀色賽車停在路上。她從車窗探出臉招手。我把車領到後院停車位那裡。
「來了。」她笑吟吟地說。她穿一件薄得足已窺清楚乳峰形狀的短衫,下面一條橄欖綠超短裙。
他穿一件藏青色輕便西服,覺得與以前見面時印象多少有所不同—至少是因為他長出兩天左右的鬍鬚。雖說沒刮鬍鬚,但在他全然沒有邋遢感,不過陰翳約略變濃一點罷了。下了車,他馬上摘下太陽鏡,塞進胸袋。
「您正休息突然打擾,實在抱歉。」他說。「哪裡,無所謂。每天都算休息,再說正一個人閑得無聊呢。」我應道。
「飯食帶來了。」說著,他從車座後面拿出一個大白紙袋。
「飯食?」
「也沒什麼東西。只是覺得星期天突然來訪,還是帶點吃的合適。」他說。
「那太謝謝了。從早上起就光吃蘋果了。」
進了門,我們把食物攤在桌子上。東西相當可觀:烤牛肉三明治、沙拉、熏鮭魚、藍漿果冰淇淋,而且量也足夠。她把東西移往盤子時間裡,我從冰箱取出白葡萄酒拔出軟塞。儼然小型宴會。
「好了,好吧,肚子餓壞了。」以久饑腸轆轆的她說。
我們嚼三明治,吃沙拉,抓熏鮭魚。葡萄酒喝光後,又從冰箱拿啤酒來喝。我家冰箱惟獨啤酒總是塞得滿滿的。一個朋友開一家小公司,應酬用的啤酒券剩下來就低價格分給我。
他怎麼喝臉都毫不改色。我也算是相當能喝啤酒的。她也陪著喝了幾瓶。結果不到一個小時空啤酒罐就成排成行擺滿桌面。喝得相當可以。她從唱片架上挑出幾張,放在自動轉換唱片的唱機上。邁爾斯·迪巴思的《空氣精靈》傳到耳畔。
「自動轉換唱片的唱機—你還真有近來少見的東西。」他說。
我解釋說自己是自動轉換唱機迷。告訴他物色好的這類唱機相當不易。他彬彬有禮儀地聽著,邊聽邊附和。
談了一會唱機後,他沉默片刻。然後說:「有煙草葉,不吸點兒?」
我有點猶豫。因為一個月前我剛戒煙,正是微妙時期,我不清楚這時吸大麻葉對戒煙有怎樣的作用。但終歸還是決定吸了。他從紙袋底部掏出包在錫紙裡的黑煙葉,放在捲煙紙上迅速卷起,邊角那兒用舌頭舔了舔。隨即用打火機點燃,深深吸幾口確認火著好後轉給我。大麻葉品質實在是好。好半天我們一聲不響,一人一口輪流吸著。邁爾斯·迪巴思終了,換上約翰·施特勞斯的圓舞曲集。搭配莫名其妙,不過不壞。
吸罷一支,她說困了。原本睡眠不足,又喝了三瓶啤酒吸了大麻的緣故,她確實說困就困。我把她領上二樓,讓她在床上躺下。她說想借T恤。我把T恤遞給她。她三兩下脫去衣服只剩內衣,從頭頂一下子套進T恤躺下。我問冷不冷時,她已經噝噝睡了過去。我搖頭下樓。
客廳裡她的戀人已卷好第二支大麻。小子真是厲害。說起來我也很想鑽到她旁邊猛猛睡上一覺。卻又不能。我們吸第二支大麻。約翰·施特勞斯的圓舞曲仍在繼續。不知為何,我竟想起小學文藝匯演上演的劇來。我演得是手套店裡的老伯,小狐狸來店找老伯買手套。但小狐狸帶來的錢不夠。
「那可不夠買手套噢。」我說。角色有店不地道。
「可我媽媽冷得不得了,都紅紅的凍裂了。求求您了。」小狐狸說。
「不成,不行啊。攢夠錢再來。那樣……」
「……時常燒倉房。」他說。
「失禮?」我正有點心不在焉,恍惚自己聽錯了。
「時常燒倉房。」他重複道。
我看著他。他用指尖摩挲打火機花紋,爾後將大麻狠狠吸入肺裡憋10秒鐘,再徐徐吐出。煙圈宛如actoplasm(心靈科學上假設由靈媒釋放出的一種物質)從他口這飄散出來。他把大麻轉遞給我。
「東西很不錯吧?」他問。
我點頭。
「從印度帶來的,只選特別好的。吸這玩藝兒,會莫名其妙想起好些事來。而且都是光和氣味方面的。記憶的質……」說到這裡,他悠悠停了一會,尋找確切字眼似的輕打幾個響指。「好像整個變了。你不這麼認為?」
「那麼認為。」我說。我也恰好想起文藝匯演時舞臺的嘈雜和做背景用的厚紙板上塗的顏料味兒。
「想聽你講講倉房。」我說。
他看我一眼。臉上依然是沒有堪稱表情的表情。
「講可以麼?」他問。
「當然。」
「其實很簡單。澆上汽油,扔上擦燃的火柴,看它忽地起火—這就完事了。燒完15分鐘都花不上。」
「那麼,」我銜住煙在口,竟找不出下一個詞來。「幹嗎燒倉房呢?」
「反常?」
「不明白。你燒倉房,我不燒倉房。可以說這裡有顯而易見的差別。作為我,較之是否反常,更想弄清這差別是怎麼個東西。再說,倉房是你先說出口的。」
「是啊,」他說,「的確如你所說。對了,可有拉比·沙卡爾的唱片?」
沒有,我說。
他愣怔了一會。其意識仿佛拉不斷扯不開的橡膠泥。抑或拉不斷扯不開是我的意識也未可知。
「大約兩個月燒一處倉房。」他說,繼而打個響指,「我覺得這個進度最合適不過。當然我指的是對我來說。」
我不置可否地點下頭。進度?
「燒自家倉房不成?」我問。
他以費解的眼神看我的臉。「我何苦非燒自家倉房不可呢?你為什麼以為我會有幾處倉房?」
「那麼就是說,」我說,「是燒別人的倉房嘍?」
「是的,」他應道,「當然是的,別人的倉房。所以一句話,這是犯罪行為。如你我在這裡吸大門,同屬犯罪行為。」
我臂肘拄在椅子扶手上不做聲。
「就是說,我是擅自放火燒所以的別人的倉房。當然選擇不至於發展成嚴重火災 來燒。畢竟我並非存心捅出一場火災。作為我,僅僅是想燒倉房。」
我點下頭,碾死吸短的大麻。「可一旦給逮住就是問題喲。到底是放火,弄不好可能吃刑罰的。」
「哪裡逮得住!」他很自若地說,「潑上汽油,擦燃火柴,轉身就跑,從遠處用望遠鏡慢慢欣賞。根本逮不住。何況燒的不過是小得不成樣子的倉房,員警沒那麼輕易出動。」
其言或許不差,我想。再說,任何人都不至於想道如此衣冠楚楚的開外國車的小夥子會到處燒人家倉房。
「這事她可知道?」我指著二樓問。
「一無所知。說實話,這事除你,沒對任何人講過。畢竟不是可以對誰都講的那類事。」
「為什麼講給我聽呢?」
他筆直伸出左手指,蹭了蹭自己的臉頰,發出長鬍鬚沙沙作響那種乾澀的聲音,如小蟲子爬在繃得緊緊的薄紙上。「你是寫小說的,可能對人的行動模式之類懷有興趣,我想。並且猜想小說家那種人在對某一事物做出判斷之前能夠先原封不動地加以賞玩。如果賞玩措辭不合適,說全盤接受也未嘗不可。所以講給了你。也很想講的,作為我。」
我點頭。但坦率地說,我還真不曉得如何算是全盤接受。
「這麼說也許奇怪,」他在我面前攤開雙手,又慢慢合在一起,「我覺得世上好像有很多很多倉房,都在等我點火去燒。海邊孤零零的倉房,田地中間的倉房……反正各種各樣的倉房。只消15分鐘就燒得一乾二淨,簡直像壓根兒不存在那玩藝兒。誰都不傷心。只是—消失而已,忽地。」
「但倉房是不是已沒用,該由你判斷吧?」
「我不做什麼判斷。那東西等人去燒,我只是接受下來罷了。明白?僅僅是接受那裡存在的東西。和下雨一樣。下雨,河水上漲,有什麼被沖跑—雨難道做什麼判斷?跟你說,我並非專門想幹有違道德的事。我也還是擁護道德規範的。那對人的存在乃是誒廠重要的力量。沒有道德規範,人就無法存在。而我覺得所謂道德規範,恐怕指的是同時存在的一種均衡。」
「同時存在?」
「就是說,我在這裡,又在這裡。我在東京,同時又在突尼斯。予以譴責的是我,加以寬恕的是我。打比方就是這樣,就是有這麼一種均衡。如果沒有這種均衡,我想我們就會散架,徹底七零八落。正因為有它,我們的同時存在才成為可能。」
「那就是說,你燒倉房屬於符合道德規範的行為。不過,道德規範最好還是忘掉。在這裡它不是本質性的。我想說的是:世界上有許許多多那樣的倉房。我有我的倉房,你有你的倉房,不騙你。世界上大致所以地方我都去了,所以事都經歷了。好幾次差點兒沒命。非我自吹自擂。不過算了,不說了。平時我不怎麼開口,可一喝酒就喋喋不休。」
我們像要要驅暑降溫似的,就那樣一動不動沉默良久。我不知說什麼好。感覺上就好像坐在列車上觀望窗外連連出現又連連消失的奇妙風景。身體鬆弛,把握不准細部動作。但可以作為觀念真切感覺出我身體的存在。的確未嘗不可以稱之為同時存在。一個我在思考,一個我在凝視思考的我。時間極為精確地燒錄著多重節奏。
「喝啤酒?」稍頃,我問。
「謝謝,那就不客氣了?」
我從廚房拿來四罐啤酒,卡門貝乾酪也一起拿來。我們各喝兩罐啤酒,吃著乾酪。
「上次燒倉房是什麼時候?」我試著問。
「是啊,」他輕輕握著空啤酒罐略一沉吟,「夏天,八月末。」
「下次什麼時候燒呢?」
「不知道,又不是排了日程表往日曆上做記號等著。心血來潮就去燒。」
「可並不是想燒的時候就正好有合適的倉房吧?」
「那當然。」他沉靜地說,「所以,要事先選好適合燒的才行。」
「做庫存記錄嘍?」
「是那麼回事。」
「再問一點好麼?」
「請。」
「下次燒的倉房已經定了?」
他眉間聚起皺紋,然後「噝」一聲從鼻孔深吸口氣。「是啊,已經定了。」
我再沒說什麼,一小口一小口啜著剩下的啤酒。
「那倉房好得很,好久沒碰上這麼值得燒的倉房了。其實今天也是來做事先調查的。」
「那就是說離這兒不遠嘍?」
「就在附近。」他說。
於是倉房談道此為止。
五點,他叫起戀人,就突然來訪表示歉意。雖然啤酒喝得相當夠量,臉色卻絲毫沒變。他從後院開出賽車。
「倉房的事當心點!」分手時我說。
「是啊。」他說,「反正就這附近。」
「倉房?什麼倉房?」她問。
「男人間的話。」他說。
「得得。」她道。
隨即兩人消失。
我返回客廳,倒在沙發上。茶几上所以東西都零亂不堪。我拾起掉第的雙排扣風衣,蒙在頭上沉沉睡了過去。
醒來時房間一片漆黑。七點。
藍幽幽的夜色和大麻嗆人的煙味壅蔽著房間。夜色黑得很不均勻,不均勻得出奇。我倒在沙發上不動,試圖接著回想文藝匯演時那場戲,卻已記不真切。小狐狸莫非把手套弄到手了?
我從沙發起身,開窗調換房間空氣。之後去廚房煮咖啡喝了。
翌日我去書店買一本我所在街區的地圖回來。兩萬分之一的白色地圖,連小胡同都標在上面。我手拿地圖在我家周圍一帶繞來轉去,用鉛筆往有倉庫的位置打X。三天走了方圓四公里,無一遺漏。我家位於郊區,四周還有很多農舍,所以倉房也不在少數:一共16處。
他要燒的倉房必是其中一處。根據他說「就在附近」時的語氣,我堅信不至於離我家遠出多少。
我對16處倉房的現狀一一仔細查看一遍。首先把離住宅太近或緊挨塑膠棚的除外。其次把裡邊堆放農具以至農藥等物尚可充分利用的也去掉。因我想他決不想燒什麼農具農藥。
結果只剩五處,五處該燒的倉房,或者是說五處燒也無妨的倉房—15分鐘即可燒垮也無人為之遺憾的倉房。至於他要燒其中哪一處我則難以確定。因為再往下只是喜好問題。但作為我仍想知道五處之中他選何處。
我攤開地圖,留下五處倉房,其餘把X號擦掉。準備好直角規、曲線規和分線規,出門圍五處倉房轉一圈,設定折身回家的最短路線。道路爬坡沿河,曲曲彎彎,因此這項作業頗費工夫。最後測定路線距離為7.2公里。反復測量了幾次,可以說幾乎沒有誤差。
翌晨六時,我穿上運動服,登上輕便鞋,沿此路線跑去。反正每天早晨都跑6公里,增加1公里也沒什麼痛苦。風景不壞。雖說途中有兩個鐵路道口,但很少停下等車。
出門首先繞著附近的大學運動場兜了一圈,接著沿河邊沒人走動的土路跑3公里。中途遇第一處倉房。然後穿過樹林,爬徐緩的坡路。又遇一處倉房。稍往前有一座賽馬用的馬廄。馬看見火也許多少會嘶鬧。但如此而已,別無實際損害。
第三處倉房和第四處倉房酷似又老又醜的雙胞胎,相距也不過200米。哪個都那麼陳舊那麼髒汙,甚至叫人覺得要燒索性一起燒掉算了。
最後一處倉房在鐵道口旁邊,位於6公里處。已完全被棄置不管。朝鐵路那邊釘已塊百事可樂鐵皮招牌。建築物—我不知能否稱其為建築物—幾乎已開始解體。的確如他所說,看上去果真像在靜等誰來點上一把火。
我在最後一處倉房前稍站一會,做幾次深呼吸,之後穿過鐵道口回家。跑步所需時間為31分30秒。跑完沖淋浴吃早餐。吃完歪在沙發聽一張唱片,聽完開始工作。
一個月時間裡每天早上我都跑這同一路線。然後倉房沒燒。
我不時掠過一念:他會不會叫我燒倉房呢?就是說,他往我腦袋裡輸入燒倉房這一圖像,之後像往自行車打氣一樣使之迅速膨脹。不錯,有時我的確心想,與其靜等他燒,莫如自己擦火柴燒乾淨來得痛快。畢竟只是個破破爛爛的小倉房。
但這恐怕還是我想過頭了。作為實際問題,我並沒有燒什麼倉房。無論我腦袋裡火燒倉房圖像如何擴張,我都不是實際給倉房放火那一類型的人。燒倉房的不是我,是他。也可能他換了該燒的倉房。或者過於繁忙而找不出燒倉房時間亦未可知。她那邊也杳無音信。
十二月來臨,秋天完結,早晨的空氣開始砭人肌膚了。倉房依然故我。白色的霜落在倉房頂上。冬季的鳥們在冰冷的樹林裡啪啦啪啦傳出很大的振翅聲。世界照舊運轉不休。
再次見到他,已是去年的十二月中旬了,耶誕節前夕。到處都在放聖誕讚歌。我上街給各種各樣的人買各種各樣的聖誕禮物。在乃木阪一帶走時,發現了他的車。無疑是他那輛銀色賽車。品川編號,左車頭燈旁邊有道輕傷。車停在一家咖啡館停車場內。當然車沒以前見過那麼神氣活現閃閃發光。也許我神經過敏,銀色看上去多少有些黯然。不過很可能是我的錯覺。我有一種把自己記憶篡改得于子有利的傾向。我果斷走入咖啡館。
咖啡館裡黑麻麻的,一股濃郁的咖啡味兒。幾乎停不到人語,巴羅克音樂靜靜流淌。我很快找到了他。他一個人靠窗邊坐著喝牛奶咖啡。儘管房間熱得足以使眼鏡完全變白,但他仍穿開司米斜紋呢大衣,圍巾也沒解下。
我略一遲疑,決定還是打招呼。但沒有說在外面發現他的車—無論如何我是偶然進入這家咖啡館,偶然見到他的。
「坐坐可以?」我問。
「當然。請。」他說。
隨後我們不鹹不淡聊起閒話。聊不起來。原本就沒什麼共同話題,加之他好像在考慮別但是們。雖說如此,又不像對我和他同坐覺得不便。他提起突尼斯的港口,講在那裡如何捉蝦。不是出於應酬地講,講得滿認真。然而話如此細涓滲入沙地倏然中止,再無下文。
他揚手叫來男侍,要了第二杯奶油咖啡。
「對了,倉房的事怎麼樣了?」我一咬牙問道。
他唇角泌出一絲笑意,「啊,你倒還記得,」說著,他從衣袋掏出手帕,擦下嘴角又裝回去,「當然燒了,燒得一乾二淨,一如講定的那樣。」
「就在我家附近?」
「是的,真就在附近。」
「什麼時候?」
「上次去你家大約10天後。」
我告訴他自己把倉房位置標進地圖,每天都在那前面轉圈跑步。「所以不可能看漏。」我說。
「真夠周密的。」他一副開心的樣子,「周密,合乎邏輯,但肯定看漏了。那種情況是一定。由於過於切近而疏忽看漏。」
「不大明白。」
他重新打好領帶,覷了眼表。「太近了。」他說,「可我這就得走了。這個下次再慢慢談好麼?對不起,叫人等著呢。」
我沒理由勸阻他。他站起身,把煙和打火機放進衣袋。
「對了,那以後可見她了?」他問。
「沒有,沒見。你呢?」
「也沒見。聯繫不上。宿舍房間沒有,電話打不通,默劇班她也一直沒去。」
「說不定一忽兒去了哪裡,以前有過幾次的。」
他雙手插衣袋站著,定定注視桌面。「身無分文,又一個半月之久!在維持生存這方面她腦袋可是不太夠用的喲!」他在衣袋裡打幾個響指。「我十分清楚,她的的確確身無分文。像樣的朋友也沒有。通訊錄上倒是排得滿滿的,那只不過是人名罷了。那孩子沒有靠得住的朋友。不過她信賴你來著。這不是什麼社交辭令。我想你對她屬於特殊存在。我都有點嫉妒,真的。以前我這人幾乎沒嫉妒過誰。」他輕嘆口氣,再次覷了眼表,「我得走了,在哪裡再見面吧!」
我點下頭,話竟未順利出口。總是這樣。在這小子面前語句難以道出。
其後我給她打了好多次電話。電話因未付電話費已被切斷。我不由擔心起來,去宿舍找她。她房間的門關得嚴嚴的,直達郵件成捆插在信箱裡。哪裡也不見到管理人,連她是否仍住在這裡都無從確認。我從手冊撕下一頁,寫個留言條:「請跟我聯繫」,寫下名字投進信箱。但沒有聯繫。
第二次去那宿舍時,門已掛上別的入居者名牌。敲門也沒人出來。管理人依然不見影。
於是我放棄努力。事情差不多過去一年了。
她消失了。
每天早上我仍在五處倉房前跑步。我家周圍的倉房依然一個也沒被燒掉。也沒聽說哪裡倉房給燒了。又一個十二月轉來,冬鳥從頭頂掠過。我的年齡繼續遞增。
夜色昏黑中,我不時考慮將被燒毀的倉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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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讀起來很聳動,也似乎在尋找接下來如果全球經濟泡沫化後的代罪羔羊的意味!
如果資本市場如此脆弱到能讓一個人呼風喚雨,那是市場集體造成的脆弱性與風險。
問題也許不是孫正義,畢竟多的是這樣幹類似勾當的人,不然,說說看貝佐斯的亞馬遜巨大虧損計畫,引發多少仿效?
不過,這不是重點,我想到的是,如果上一波金融海嘯是次級房貸,這一波會否是過度融資與過度投資,也就是這篇談到的關鍵點,市場無力消化這些後金融海嘯時起快速崛起的資本遊戲的玩法...
當然,這是我初略的感受拉,能寫出這篇還是下了很大功課的,只是歸因於個人固然是好故事,卻往往只說出了現象背後的一小部分而已!
超級個體固然已經能對世界呼風喚雨也沒錯,但更關鍵的是讓超級個體取得這樣能力與機會的整個世界機制,應該被修正,否則,還會有下一個孫正義~
買不起的孫正義:誰能消化軟銀的大體量資本游戲?
孫正義投資方法的核心:一是認知套利,即孫正義常說的時光機理論——充分利用不同國家和行業發展的非平衡。先在發達市場如美國發展業務,然后等時機成熟后再殺入日本,之后進軍中國,最后進入印度等﹔
二是利用非對稱性的資金優勢來掠取頭部項目,頭部項目獲得巨額資金后繼續攻城略地,進而獲取該賽道的壟斷地位。
當年VC一筆項目投資不過幾千萬美元,對於全球資本市場不過是很小的體量,資本市場足夠消化它的風險。當軟銀從當年的幾十億美元逐漸壯大到今天Vision Fund的千億美元級,當他可以向創新創業公司投入數百上千億美元時,這意味著市場給這些公司的估值要達到幾萬億美元,體量之大,已經超過市場的消化能力。
以WeWork為例,這家聲名在外的聯合辦公概念公司,估值從頂峰時的470億美元跌到今天的80億美元,並不是這家公司自身業務和模式出現了問題,而是二級市場不再認可孫正義給出的高定價。
在投資界看來,今天全球資本市場上已經沒有人能消化孫正義所帶來的風險——這是軟銀當前面臨危機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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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改變游戲規則的人”
一個流行於創投界的說法是,多數投資人努力爭取成為Game winner(游戲贏家),而孫正義是少有的Game changer(改變游戲規則的人) 。
多年來,孫正義一直的想法是做“全世界最大的企業”。在井上篤夫寫的《信仰·孫正義傳》的結尾,孫正義說:“位居三流,含恨而死,我討厭這樣的結果。我要成為第一,而且遙遙領先。”
但生於日本、美國求學、日本創業的孫正義或許很早就意識到,自己沒有機會通過一個產品或者一個idea從零到一、僅憑實業就做成全世界最強大的企業。
所以他在2019年10月接受《日經商業周刊》採訪時發出感嘆:“互聯網革命發生時,我沒能征服。我的確取得了一些小成就,但更大的贏家是Google、亞馬遜、蘋果和Facebook。與它們相比,我為我們的規模如此之小而感到尷尬。”
1957年出生韓裔日籍的孫正義年少在日本受到冷眼,在美國才逐步獲得認可,他目睹了日本從強大走向衰落不可逆轉的命運,而在美國,他看到的是科技加金融的力量可以讓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甚至一個個體如此強大。
1981年,孫正義在日本創建軟件銀行,從一家出版社開始,經過38年的發展,成為了日本最大的網站、最大的電子商務市場和第三大移動通信公司。在海外,軟銀投資過全球600多家公司,包括給其創造最豐厚回報的雅虎與阿里巴巴。
軟銀集團今天的市值是773億美元。但比起孫正義口中的贏家——市值10934億美元的蘋果公司,這個成績遠沒有達到他心目中“全世界最大”的目標。
孫正義多次試圖讓日本、韓國在高速通信上押上國家的未來。孫正義的一個觀點是:“過去30年,深刻影響了我們的三個指標是:CPU運算能力、存儲介質的尺寸和通信速度,這三個指標的增長速度是100萬倍。”
1998年6月,亞洲金融危機把韓國推向深淵的邊緣,孫正義和他的老朋友比爾·蓋茨造訪了青瓦台。在會談中,當時的韓國總統金大中向孫正義問道:“為了重建我們的經濟,你認為我們需要做些什麼?”
孫正義回應。“有三件事,”他說,“首先、寬頻。其次、寬頻。第三、寬頻。”蓋茨點頭說:“我百分之百地同意。”
當時金大中並沒有完全理解寬頻,但這位總統很快就發布了一項行政命令使得寬頻覆蓋全國。這使得韓國在高速連接方面成為亞洲領先。
對世界經濟、政治變化的高度敏銳最終讓孫正義抓到了一個大機會,並且他比別人更極致地執行了它。
2016年開始,孫正義組建規模千億美元的投資基金——“願景基金”。前百度總裁陸奇在接受《財經》記者採訪時稱,當時大家都看了這個機會——基金周期會變長、規模會變大。“但孫正義一口氣募了一千億,是讓我有點吃驚的。”
創新工場創始人汪華曾告訴《財經》記者,正是因為蘋果、谷歌、亞馬遜這樣超級巨頭的出現,使得需要超級大基金來與之抗衡。
“標准的投資只要做好投資就行了,但要和超級巨頭抗衡,光做好投資是不夠的,更有效的做法是——用足夠多的錢,把產業投資和財務投資結合在一起。”汪華說。
作為風險投資人,他們優先考慮的是基金收益,基金規模越大回報率越低,這是一個必然的規律,所以在願景基金之前,沒有人想過可以募集這麼一個超大規模的基金——因為它的存在是不合理的。
“而孫正義想的是,他可以通過超大規模的金融資本控制頭部公司來實現堪比單一巨型企業對世界的影響力。”一位長期觀察軟銀的投資人說。
孫正義在美國和歐洲布局,在中國和東南亞布局,他把世界分為了七個垂直賽道進行投資:消費、企業服務、金融科技、前沿技術、醫療科技、地產建築、交通物流。他並沒有選擇向每家公司投資一小筆錢,他更不會在最合適的時候出售股份,以賺取快速的利潤。他的做法是:大手筆投資同一賽道的多家競爭公司,謀求大股份甚至控股。
觀察孫正義過往的投資組合,他傾向投戰爭已經結束的公司或者通過燒錢可以迅速使戰爭結束的公司,因為這樣才能保証最大概率押中賽道的最終勝出者。投戰爭已經結束的公司,最后公司即便破產了,孫正義持有的也是債——這又是典型的資本家思路。
孫正義投資了Uber所有的競爭對手(分別位於美國、中國、印度、巴西和東南亞)並在2018年終於投資了Uber本身,其在UberG輪融資時才入局,一出手就高達77億美元,一舉拿下超過15%的股權,成為Uber佔股最大的外部投資者。據《財經》記者了解,孫正義甚至一度希望促成Uber和滴滴合併。
“軟銀不是誰的盟友,而是所有人背后的那隻手。”一位創業者評價。
如果每個大賽道通過合併最終形成一到兩家超級公司,這些超級公司共同組成一個形式鬆散的公司網絡,而這個網絡背后的控制人正是孫正義——這或許是他的終極目標——一個超級網閥建構的終極、有序的世界。
目前,願景基金在軟銀集團的地位正變得越來越重要。今年8月,軟銀在財報展示中,毫不掩飾整個集團“棄實體,轉AI投資”的戰略傾向。
矽谷老牌風險投資公司Benchmark合伙人Bill Gurley將軟銀的錢比作是“資本武器”。他認為軟銀的打法在以前的商業史上絕無僅有。這也是為什麼,同樣是Uber與WeWork的投資方,對軟銀而言,這兩個公司均是軟銀的“虧損”﹔但對Benchmark來說,它們成了Benchmark幾十倍甚至幾百倍回報的新故事。
Benchmark想要的是賺錢,而孫正義,他想要的是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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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的下半場失效
大約在八九年前,軟銀的戰略團隊展開了一項研究,研究集中在一個問題上:為什麼在某個時間點以后,英國在賽馬比賽中連連慘敗?
最后孫正義總結說,英國賽馬行業的衰落是由於過分強調純血統。他認為,賽馬和企業都需要新的DNA來發展壯大。
孫正義把找到一個新的DNA比作鲑魚卵的孵化。雌性鲑魚一次產的2000到3000個卵中,只有一個雄性和一個雌性卵能夠存活下來。如果有更多的存活者,鲑魚就多到會溢出河流。如果更少,那這個物種就會瀕臨滅絕。
按照計劃,孫正義將投資最多5000家由有前途的企業家領導的企業。這些企業通過聯盟或合並來雜交他們的DNA並找到其中幸存的鲑魚。
我們可以從賽馬研究和鲑魚理論看出一絲孫正義的思考套路:往往從謹慎的研究開始,得出一個非常規但合理的結論,但最終,用一種極端的方法把這個結論運用到現實中。
願景基金是如何將孫正義的想法付諸實現的?通過採訪一些在矽谷的投資人,《財經》梳理了願景基金的投資套路,它分為“三步”:
第一步,沒跟創始人談之前,孫正義團隊研究每個領域最牛的公司,他們花費數月時間了解每家公司和創始人。經過投資經理篩選之后,那些被嚴格挑選的創業者最后才能參加與孫正義的會面。
第二步,孫正義施展個人魅力的時刻到了。約創始人在自己城堡式的家裡聊聊天,或者打打高爾夫,亦或是派出直升機接上創業者。通常聊完5分鐘,孫正義會拋出他的經典問題“如果錢不是問題,你會怎麼做?”、“我們怎麼才能幫助你擴張100倍?” 會面時間基本控制在半個小時之內,出手至少1個億美元。如果創始人拒絕,孫正義會祭出他的“招牌武器”:“如果你不接受我的投資,我就把錢砸向你的競爭對手。” 有創始人曾經找孫正義融資,本來想融1億美元,結果孫正義聽了五分鐘說,我給你7億美元,但代價是有著高昂的擴張要求。剩下的半個小時都是創始人在砍價,能不能少給一點? 東南亞打車巨頭Grab創始人陳炳耀(Anthony Tan)曾經向《彭博商業周刊》回憶幾年前孫正義是說服他接受軟銀投資的情形,孫正義提起了他對馬雲的早期支持,當時馬雲是一名默默無聞的教師,現在則是中國首富。 陳炳耀復述孫正義的話,“多年前,馬雲就坐在那兒,”孫正義說,“陳炳耀,你收下我的錢。這對你好,也對我好。如果你不要,對你可不太好。 和此前此后的許多人一樣,陳炳耀收下了孫正義的錢。同樣的故事也發生在了滴滴和Uber身上。
第三步,投完之后,軟銀願景基金會在自己80人的投后管理團隊中,派出幾位與被投公司一起研究增長策略,並推動被投公司之間的資源整合,甚至業務的擴張、剝離。 軟銀集團的三步套路顯示,孫正義在用PE(Private Equity,私募股權投資)式的套路去做風險投資。這套投資打法在互聯網紅利早期是非常有效的,因為互聯網紅利早期有巨大增長空間,只要賽道選對、頭部公司顯現,資本便可成為這些公司的戰略支點。 但到了互聯網下半場,市場進入“L型增長”,這套打法會非常可怕。要把手中募集的巨額資金花出去,孫正義不得不投入那些大賭大贏的公司,但這些公司底盤不穩,軟銀所給予的巨大投資款又催生了這類創業者+軟銀自身的盲目自信。這是悲劇的開始。 願景基金重倉的滴滴、Uber,都是典型的被資本推動長出來的巨獸:不必在業務上競爭,出高價並了就行,將來壟斷后能賺回來。
軟銀的投資鼓勵創始人承擔過多的風險,但同時,它對創始人只施加了很少的限制,除了不斷要求他們擴張、擴張、擴張。一些華爾街的評論者指出,正是WeWork創始人亞當·諾依曼(Adam Neumann)的過度增長策略讓公司陷入困境。
孫正義曾說,“公司唯一的上限就是創始人的野心”。他在投資WeWork時告訴諾依曼,“在一場戰斗中,瘋子比聰明人更容易贏。”
一位矽谷的記者說,諾依曼創業時還是個“正常人”,但此后越來越失去敬畏心,在被踢出自己一手創建的公司之前,諾依曼沉醉於龍舌蘭、大麻、邪教,他把一個CEO能做的“瘋狂”事兒都做了。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當諾伊曼准備進行首次公開募股(IPO)時,他正在馬爾代夫沖浪,當時紐約的高管們不斷請求諾伊曼趕緊回來審閱發布給投資者的重要文件。但諾伊曼不願縮短行程,而是召集一名WeWork員工到馬爾代夫進行現場簡報。 軟銀並沒能教育甚至提醒諾依曼如何正確行事。軟銀是怎麼做的?它的做法是,一直試圖把WeWork從一家房地產公司包裝成一家科技公司、一家AI公司,並高調宣傳。
評論家Shira Ovide在Bloomberg的專欄中寫到,諾伊曼承受了大部分譴責,但其他人也應該承擔責任,比如充斥著重要人物的董事會,包括軟銀、Benchmark、弘毅資本。 “WeWork不僅僅是某些人的失敗,這是過去10年一直處於低息環境的結果,這種環境促使投資人將資金投向那些承諾快速增長的資產。”Shira Ovide寫到,“那個愚蠢的時代造就了燒錢的網約車公司、視頻公司等等,但那個時代不會永遠持續。”
孫正義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在上個月的一次企業務虛會上告訴企業家,他們需要在幾年內將更多的精力放在建立可持續的業務上。
同時,他正敦促基金員工推動擁有股份的公司產生現金。 公允地說,軟銀集團前三大投資項目分別是WeWork、Uber、滴滴,雖然回報率不高,但並不能代表孫正義整體的失敗。
因為孫正義還投了大量AI和大數據公司、企業服務、醫療科技,這些領域都還沒到下半場,還在繼續增長。但AI爆發還需要時間,巨大行業集中度的時間還未來臨,他們無法消化掉軟銀巨大的資金。
孫正義的投資方法,必然會碰到經濟周期波動帶來的挑戰。20年前孫正義可以從破產中走出來,核心還是因為他收購了日本雅虎,互聯網泡沫破滅后,他又投資了阿里巴巴,這些公司給他帶來了頂峰回報,這是優秀公司帶來的頭部效應。
但今天的問題在於,不管是WeWork還是OYO,它們不是雅虎,更不是阿里﹔而今天孫正義也沒有再遇到當年互聯網+移動互聯網雙浪疊加這樣的大機會。
在孫正義身上,可以更深刻看到,每一種投資風格都只能在特定條件下賺一類錢。“絕大部分成功者都一樣,就是他的思維方式、資源、特質、timing(時機)匹配了一個時代的大浪潮,浪潮紅利結束了,他們也就不靈了。”一位創業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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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阻擋孫正義?
優衣庫創始人、日本迅銷公司會長兼社長柳井正一直是軟銀的外部董事。根據日本媒體報道,他至少勸阻過孫正義的一次離職、一次瘋狂的擴張想法和一次輕率的承諾。
2016年柳井正曾嚴厲批評孫正義,因為孫在未經董事會批准下承諾在美國進行大規模投資。
當時孫正義向特朗普承諾,軟銀將在美國投資500億美元,創造5萬個新的就業崗位。 軟銀集團的董事會有12人,其中包括馬雲、柳井正在內的四名外部董事,軟銀董事會的平均年齡是59歲。軟銀集團沒有設AB股,孫正義在軟銀集團佔股21.94%,是軟銀集團的單一個人大股東,擁有絕對的話語權。 在架構上,願景基金為軟銀集團(SoftBank Group)的子公司,除了願景基金,軟銀集團旗下還包括了ARM、Sprint、日本雅虎等其他子公司。願景基金由日本軟銀集團於2016年發起,2017年成立,是全球最大的私募股權投資基金,規模970億美元(加上關聯基金Delta總額為1030億美元)。目前,願景基金財務收入並表到軟銀集團。
如果說之前軟銀內部還有人可以阻止孫正義,今天看起來幾乎沒什麼人可以對孫正義說不了。尤其在願景基金內。 願景基金的投委會(Investment Committee)只有兩個人,分別是孫正義和願景基金CEO拉吉夫·米斯拉(Rajeev Misra)。
換句話說,孫正義不僅不想有不同意見,他甚至可能都懶得聽到。
自從三年前成立以來,願景基金就擴展到了100多名投資人員,並在短短三年內投資了近850億美元。《財經》了解到,願景基金在全球有三個最主要的辦公室:日本是軟銀集團所在地,CEO及很多高層將辦公室設立在倫敦,美國是願景基金人數最多的部門,約有400多人。
2019年開始,倫敦團隊正在迅速擴張中,人數已經快接近美國﹔願景基金管理合伙人Eric Chen正在上海組建願景基金中國部,目前擴張到十幾個人。 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道,願景基金的許多員工對孫正義做出的投資決定感到沮喪,並且孫與員工的溝通是不暢通的。
自2019年春季以來,大約有十二名投資人員從願景基金離職,許多人對缺乏經驗的投資主管、團隊之間溝通不暢以及激勵機制不夠感到不滿。
願景基金沒有像投資基金一樣分享一定比例的投資利潤,而是將錢借給員工,讓員工將錢共同投資於該基金。這意味著如果基金表現不佳,他們的這筆錢便有去無回了。
在WeWork變成一個燙手山芋之前,軟銀集團的內部進行過一輪權力斗爭,但結局是——那些反對投資WeWork的人都辭職離開。 “WeWork是內部最復雜的案例”,一位軟銀內部人士告訴《財經》,在后來孫正義對WeWork持續追加的投資中,內部也有很多反對和質疑。
軟銀的兩任前總裁,尼克什·阿羅拉(Nikesh Arora)和阿洛克·薩馬(Alok Sama)都是內部對WeWork不看好的人士,他們在投資之前做了大量早期調研,並在2016年就建議不要以80億美元的估值投資WeWork。
2016年開始,阿羅拉和薩馬分別卷入軟銀內部的股東斗爭。有投資者匿名致信要求對阿羅拉進行調查,這個跟孫正義“親近得有點狂熱”的印度人阿羅拉就職不到兩年,於2016年中離職。
市場猜測阿羅拉的離開與軟銀發起的內部調查和孫正義不願意退休有關。 為了平息沙特人對軟銀內部利益沖突的擔憂,薩馬后來也被禁止參與願景基金的工作,在2019年離開軟銀。內部有一種看法,如今願景基金CEO拉吉夫·米斯拉(Rajeev Misra)在軟銀內部的崛起,是以犧牲薩馬為代價的。 如今,孫正義的左膀右臂,也是願景基金的核心決策層是以下兩位人士: 負責投資WeWork的人是羅恩·費舍爾(Ron Fisher),這位71歲的老爺爺目前是軟銀集團副主席,也是願景基金投資負責人,他跟隨孫正義多年,是孫正義最信任的顧問,孫正義做任何重大投資決策,他幾乎都在場。 羅恩·費舍爾的投資組合並不多。他名下只有兩個投資案例:上一個投資的公司是一家IP授權的體育用品零售商Fanatics,之后就是WeWork。這麼多年只有兩個投資且在不同的領域,這讓WeWork看起來更像是踐行孫正義的個人意願。 另一個核心人物是拉吉夫·米斯拉(Rajeev Misra),57歲,此前在德意志與瑞銀工作,他2014年開始加入軟銀為戰略投資部的負責人﹔2017年成為願景基金的首席執行官。他是幫助孫正義贏得450億美元沙特基金背后的人,也是願景基金“股東運動”權力運作的中心。 孫正義這兩位左膀右臂對WeWork充分樂觀,費舍爾也進了入WeWork董事會。
曾有媒體報道稱,軟銀內部黨派林立,高管們摩拳擦掌爭得孫正義的歡心。盡管這些反對者並非主要因WeWork而離開,但隨著他們的辭職,孫正義身邊越來越缺乏“不同意見”。 一位接近願景基金的投資人士稱,目前孫正義招募的投資人在加入願景之前,多數已很久不在一線。“他無法招到市場上最好的人才。”
孫正義可以否決基金高管的所有投資決策,而且往往是在最后一分鐘的時候。《財經》記者獨家了解到,OYO進中國的時候,OYO其他投資人都持反對意見,只有孫正義一個人支持OYO進入中國市場。
唯一能制衡孫正義的,恐怕只有願景基金一期最大的LP(Limited Partner,有限合伙人,指出資人)——沙特主權財富基金。願景基金一期出資人包括沙特公共投資基金(450億),軟銀集團(280億美元),阿布扎比穆巴達拉(150億美元),以及蘋果、夏普、高通、富士康。 沙特保留了他們想否就能否的權利。最初幾筆投資時看起來一切都還好,所以沙特沒行使這個否決權,由著孫正義一擲千金,直到他們否掉此前軟銀准備花200億美元去控股WeWork的豪賭。 但到了正在募集的願景二期基金時,沙特主權財富基金對二期意願不大。最后軟銀集團決定自己投入400億美元。少了像沙特這樣的大LP,投資基金出資人更加多元化,反而加強了孫正義的話語權。
無論是軟銀集團還是願景基金,孫正義是絕對的太陽,優點是效率高、目標明確,但內部長期缺乏制衡和反對聲音,會讓這個組織不夠有彈性,讓偏執狂更偏執。 從年少時,孫正義就是一位目標至上、厭惡受到他人控制的人。高中時期,孫正義利用暑假期間去美國學習了一個月的外語。回來之后,他只讀了一個學期就中途輟學,想轉到美國的高中。孫正義當時想要去美國的心情,就如他的偶像坂本龍馬脫離土佐藩一樣,不顧家人的強烈反對,丟下病重的父親也要離開。 孫正義深深崇敬坂本龍馬(Sakamoto Ryoma)(1836 - 1867),他是推翻德川幕府的關鍵人物。
坂本龍馬是勝海周(Katsu Kaishu)的忠實門徒,而這位武士最初打算暗殺后者。 孫曾經對日本媒體表示,他欣賞坂本龍馬對待朋友和敵人的方式。然而,孫認為,坂本龍馬應該從更廣闊的視角看待日本的未來,而不是把一切都看成是黑或白,好或壞。 但對於孫正義來說,好壞不能衡量的東西,盈利或虧損能衡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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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市場已經難以消化孫正義
在投資界人士看來,孫正義的“賭徒心態”在他第一次遭遇破產危機時就顯露無遺。
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裂,評級機構把軟銀信用等級定義為BB級“投機型”時,其股價縮水40倍,新資金來源全部斷絕,軟銀陷入絕境。
一年后,日本寬頻政策開放,孫正義決定轉型寬頻業務“雅虎BB”,他在各個樓道、管道間鋪設接線,但遭到日本最大運營商NTT阻撓。孫正義還需要在最后幾棟樓鋪設暗光纜就可以連成一個環了,但NTT不願意交出暗光纜。
面臨絕境時,孫正義的解決辦法是,去總務省當面抗議,並借來打火機威脅要“自焚”。
“你們沒什麼了不起的,不過是手裡有許可權。如果這種狀況持續,我的事業也到頭了,我會召開記者發布會宣布終止雅虎BB,然后回到這裡澆上汽油。”他在現場說。
孫正義在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中斗志高昂,他說自己為了公司可以連命都壓上去。在這些困境時刻,孫正義每天工作到凌晨3點,他表現得斗志高昂。
直到2003年,軟銀還在巨額虧損中。他萬不得已出售了青空銀行的股份,這是讓他最難受的事:“我很害怕,我恨我自己。”那一年8月,寬頻業務盈利了。軟銀走出泥沼。
今天孫正義願意花費近190億美元,謀求一家估值80億美元公司80%的股份,這不合常理。但這非常像是孫正義做出來的事。
他曾在一片質疑中收購日本掉隊的運營商沃達豐,引發股價下跌60%,背負巨債,花了七年時間讓它起死回生,成為日本盈利情況最好的運營商。他失手頻率一樣高,Sprint被收購后一蹶不振,軟銀債券被調至垃圾級。過去幾十年,軟銀一直在大起大落中——這極大加強了他的自信。
孫正義20年前的做法和今天的做法沒有本質不同,但不同之處在於,以當時軟銀的體量,市場是有足夠空間和時間來消化它的風險。而今天,當它向市場投了千億美元,資本市場上已經沒有人能消化它的資金。
孫正義擅長大體量資本游戲,他能不停從銀行貸款、發債,是因他手裡有大量一二級市場公司股票可以抵押、變現。
但今天的問題不是沒有錢,而是錢太多但缺乏有效的行業可以去消化。所以孫正義的問題不會出在錢上,而是出在經濟本身的問題上、出在其所重倉押注的行業和公司本身。
關於經濟周期的悲觀情緒還在蔓延,如果出現任何“黑天鵝”引發這部分質押物的集體縮水,或者軟銀出現“債務危機”,所有與它相關的科技公司都得跟著遭殃。
在孫正義募集“千億願景基金”賺足光環時,軟銀集團也債台高筑。截至今年上半年,軟銀有1400億美元的債務,扣除現金與現金等價物的債務額后,還有460億美元的淨債務。
他曾在2000年投資阿里巴巴2000萬美元,2004年投資4000萬美元。19年后,孫正義在數次套現后還持有阿里巴巴26%的股票。按照阿里如今的市值計算,僅僅是阿里這部分股票就價值1100多億美元。
軟銀曾經通過減持阿里巴巴的股票獲取收購ARM缺失的現金流﹔2019年6月軟銀還拋售了7300萬份阿里巴巴美國存托憑証,佔阿里總股份2.8%,成功套現111.2億美元。
軟銀還多次在發債時把阿里巴巴的股票作為抵押物——這意味著,一旦軟銀現金流周轉出現問題不得不變賣資產,阿里巴巴也會因股票被拋售一起受影響。同樣,如果阿里股價下跌,軟銀也會面臨巨大壓力。
然而,有投資界人士評價說,阿里的未來和買方市場當然是巨大的,但這些恐怕都裝不下孫正義的夢想。在一個不斷變化的資本市場裡,特別是美國牛市持續多年,盛極必衰的規律使然,持續的規模膨脹和估值上升,終究有價值理性回歸之時,WeWork最近的估值縮水,就是對孫正義式的投資擴張最新的警示,問題在於,他是否清醒意識到了並有能力扭轉?
原文引述:2019年10月28日出版的《財經》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