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二1號機停機討論潮中，大家忽略的面向：核能的“最小運轉容量限制”
文：Tony Yen / 德國弗萊堡再生能源工程與管理碩士／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特約撰述
核二1號機在7月2日凌晨停機，標誌著台灣非核政策的進程已經跨過一半；在這過程當中，因為地方政府對乾式儲存的疑慮，造成核廢料無處可放的難題，以及停機以後，因應接下來夏季用電將進行的各種措施，是各方討論的重點。
然而似乎有件事情較少被人認真討論：那就是，過去3個多月核二1號機每天都以不足1%的幅度緩慢降載，但在最後電力輸出不足額定功率的80%以後，便必須停機，無法再行運轉。
事實上，從過去的數據便可看出，台灣的核電廠大多在以數日計的啟動升載之後，便必須慣常地維持滿載發電，中間發生升降載的情況甚少，且多是因為安全性問題而致，和電力系統彈性調度需求較無關聯。這次核二1號機在電力輸出不足額定功率80%以後，台電也選擇直接停機，而非讓機組持續緩慢降載至0%；這代表，80%左右的電力輸出量應該就是為了確保核能安全，台灣核電機組能慣常維持的最小運轉容量。
目前台灣剩下的3部運轉中反應爐、以及已停建的核四廠，其設計時都沒有將大量再生能源進入電力系統的未來納入考量，因此它們的最小運轉容量，應該不會和核二1號機有太大差異。於是，任何關於核能在台灣的未來的討論，都必須面對一個核綠並存時必然出現的情境：那就是，在2030年代以後的冬季，風能與太陽能發電量豐沛、用電需求相對不大，如果出現數星期甚至一整個月殘餘負載偏低的情況，運轉容量無法降低太多的核能機組，可能就必需完全停機。而即使是夏天，例假日中午的殘餘負載也有可能逼近負值，台灣目前的核能機組能否在這種時段和綠能良好搭配，也仍是一大未知數。
當然，在一個核綠並存的平行世界中，我們可以要求彈性能力較核能佳的再生能源，在殘餘負載趨近於零、而核能機組無法應對時削減出力－但如此一來，就是很明顯的「以核擋綠」了。明知核綠兩種發電技術具有系統性衝突，卻還是選擇走上這條成本、不確定性、核安核廢風險都更高的發展路徑，實屬不智之舉。
幸而，我們有更好的選擇－這就是在加速發展綠能的同時，也發展那些彈性調度能力較佳、能和綠能良好搭配的技術選項。這些技術選項包括儲能、需量反應、以及（給出使用綠色燃料具體時程的）燃氣機組。這些彈性資源不僅能協助再生能源的加速推廣，綠能的設置也會反過來讓它們更容易整合進入電力系統。
比方說，今年5月17日興達電廠燃煤機組故障後，因發電總量限制，造成抽蓄水力放電將近8小時後便無電可發。從附圖可以看出，到了2025年，當發生類似的故障事件時，額外導入的彈性資源放電時間只需要約4小時、而到2035年時則只需要約3小時（這些數字是筆者目測標準化負載=0.9的水平線對應到的歷時需求）；如此，當大量再生能源導入電力系統以後，便能大幅降低機組發電總量限制對供電可靠度的負面影響。而由於電池等很多新式彈性資源的成本，主要受發電歷時的影響，再生能源的增加也能讓這些資源更容易取代不夠彈性的傳統機組。
由此可知，能源轉型的過程除了綠能需要儲能、需量反應等彈性資源的設置之外，反過來的論述也能成立－兩者在轉型過程中，是互補共存的關係。相對的，在核二1號機停機的前後，若干藉機倡議核四啟封續建、核二機組延役的論點，不僅忽視續用核能在台灣將面臨到的法規、工程、社會正當性、經濟性等諸多困難，更欠缺放眼長期的系統性思考。
通盤考慮怎麼樣的政策路徑最適合以綠能為主的未來後，答案很明顯：僅存的三部運轉中核能機組不可能延役、核四續建完工則窒礙難行；今後關於台灣能源未來的討論，不應該再繼續被這些行將就木的電廠綁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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