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轉會在7月出版了陳文成案調查報告，辦公室也收到了一本。
大體上，促轉會的報告指出，陳文成命案發生後，檢警單位對於相關事證的調查，奠基於缺乏有力證據的口供之上，而且，過分聚焦於死因本身，忽略了陳文成命案的背景脈絡，顯然，這樣的調查方向，是威權當局為了規避責任採取的應對策略。
有鑒於此，促轉會重新檢視過去檢警的調查報告，包含《70年檢警查報告》和明園專案人體模型實驗，釐清陳文成回國前後，如何遭國家監控甚至於約談，案發現場多處不合理之處，以及證人口供不一致的事實，以逼近陳文成命案的時空背景與歷史真相。
我認為，促轉會報告最重要的貢獻是，指出國民黨在威權時代如何主導辦案方向，迴避監察單位的檢驗。讓我帶大家看看，報告是怎麼說的。
首先，證人口供明顯存在矛盾。
1981年7月2日，陳文成於上午約9點開始在台灣警備總司令部（以下稱警總）接受約談，警總聲稱，晚上9點半護送陳文成到家，到陳文成羅斯福路的宅邸時，已經是晚上10點半左右﹝後改口為十點﹞。在檢警的調查中顯示，陳文成到家時有五位目擊證人：
「根據徐翠屏等人的警詢筆錄，五人當晚是先後離開羅斯福路三段231巷37號一樓（陳文成宅），時間約落在23時至23時20分之間[…]。且參酌1981年專案小組對徐翠屏五人的查訪結果，『徐、周、何、陳等四女與連某分手上樓睡覺前，未見該高（指陳文成）的男子下樓』。意味五人皆目擊有兩名男子進入37號一樓大門後，而在五人各自離去前，只看到一人（非陳文成）再度下樓、乘車離開。」
「鄧維祥於1981年7月5日的警詢稱當晚『二十三時許陳文成獨自來到我現住處』；嗣於1995年1月20日監察院調查約談時稱『7月2日我們家很熱，我看政治家雜誌，於十一時一刻鄧〔應係陳〕先生來了』。換言之，若陳文成當晚確實拜訪鄧維祥，其抵達時間應介於晚間23時至23時15分之間。」
從上述內容可以發現，徐翠屏等五人在晚上11點至11點20分間看見二名男子上樓；與此同時，鄧維祥表示陳於晚間十一點至十一點一刻曾到鄧府拜訪，這兩個時間高度重疊，除非是平行時空，否則根本不可能。根據《70年檢警偵查報告》，陳文成約莫午夜零時三十分離開鄧宅，而後陳屍於台大校園內，預估死亡時間為7月3日凌晨三點至五點間。
第二個疑點是，陳屍現場可能非第一現場。
以屍體姿勢、傷口集中於背部以及陳屍地點與建物距離來判斷，陳文成案無法排除他殺之可能性。然而，警總卻在事發後舉行記者會，指控陳文成疑似畏罪自殺。陳文成在接受警總長達十二小時的約談後不知去向，聲稱目擊從警總離開的徐翠屏等五人與鄧維祥的供詞卻相互矛盾。
警總大張旗鼓宣告陳文成「疑似畏罪自殺」，難道不正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嗎？
除此之外，整起事件圍繞著陳文成，因為支持本土運動而長期遭到威權當局監控，促轉會更揭露數份由警總完成的彩虹資料，清楚記載陳文成及其家人的通話。「所謂的彩虹資料即警總電監處執行電話監聽時所製作之紀錄，惟內容並非逐字逐句記下，而是由監聽人員依通話要旨製作」。
綜合以上，促轉會的陳文成調查報告，揭露了陳文成案刻意遭到掩蓋的脈絡，以及相關事證的矛盾，包括目擊者證詞不一致以及不符合物理定律的命案現場。警總在整起事件中的角色，屢遭受社會質疑，卻仍執意主導和進行案件調查，讓真相與正義離我們越來越遠。
民國70年的統治當局，揮舞保密防諜和動員戡亂兩支大旗，以《軍事審判法》及《懲治叛亂條例》兩部惡法，來傷害人民的生命安全與言論自由。
時至今日，台灣已經具備追求真相的條件。在轉型正義的漫漫長路上，我們透過還原歷史，來為受難者哀悼。謝謝促轉會還有眾多為轉型正義工程努力的人們，我們一起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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