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美國功能性文盲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對岸如何評價台灣金曲獎？】​
無聊上微博看一看，​
「中國『人』」是如何評價台灣金曲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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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這種正面的評價，媒體肯定不會轉發，​
因為就行銷上，負面的內容肯定比較吃香，​
如果你不理解為什麼，​
可以看一看我之前寫過的文章：​
【#臺虎精釀｜網路時代要毀掉一個人極其容易。】​
https://wuchingkai.pse.is/3nbk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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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有談過一篇來自 The Atlantic 的文章，​
"The Dark Psychology of Social Networks"，​
文中提到，​
「憤怒的情緒，是社交網絡對於人們的獎勵，​
根據研究，增加一個情緒化或進行道德批判的詞，​
該篇貼文的傳播率，會增加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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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為什麼媒體傾向報憂不報喜的原因，​
而大家長期浸泡在「中國對台灣批評」的資訊中，​
看久了，討厭「中國」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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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連「中國『人』」也全然討厭，​
這就反映了一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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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還真有不少人被洗腦，卻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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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所謂的「洗腦」，​
有一派人，會把所有責任歸咎於政府，​
但這個說法也相對不負責任，畢竟無憑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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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洗腦」，不一定是政府的主動行為，​
而是多數閱聽人在面向被動的資訊時，​
腦子時常處於一個默認擱淺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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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來說，​
我要你討厭美國也極其容易，​
我只要連續一個月，​
每天讓你看到關於「美國批評台灣」的新聞，​
那你大概就會對美國，甚至美國人恨之入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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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禁讓一個做老師的人懷疑，​
「難道人的腦子，生來都這麼廉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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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沒有媒體識讀的人，註定會被媒體牽著走，​
讀書不難，思考為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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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見著上述這番論述，​
你還是認為，我就是在為中國辯護，​
那麼有2件事，必須向你坦白：​
1、你就是我所說的被洗腦的人。​
2、我在民進黨中央黨部講過3次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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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努力做教育的人，​
就是希望世界上能多少一個笨蛋，​
跟政治完全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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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理解媒體識讀，建議可以看看我之前的影片：​
【關於 #新疆棉花事件，對於資訊真實性的反思。】​
https://wuchingkai.pse.is/3m9m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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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社會來講，所謂的「文盲」，​
已經不是用來稱那些不識字的人了，​
而是看得懂字，卻讀不懂字，​
不理解文章中的陷阱及其真實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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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附上我欣賞的一位臺大教授 歐麗娟教授，​
曾經在影片中講過的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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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以為你拿到研究所的學位，就叫做高級知識份子，你只是擁有比較專業的知識而已，假如你沒有思辨力、判斷力、洞察力，不講理性和邏輯，那麼就算你拿到博士，也還是一個世俗之人，你的判斷力所推演出的結果，還是非常低層次，知識不等於學問，學問也不等於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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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我討厭的不是中國人、不是台灣人，​
是沒有文化，且拒絕思考的人，
因為蠢的人到哪裡都有，不論人種，
願所有人都能脫離「功能性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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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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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合作】​
講座課程、影像製作、產品業配、行銷顧問。​
Mail / th84512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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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敬凱 Jing Wu
一年受邀開設破百場講座、課程，​
目前於數家公司擔任內容行銷顧問，​
偶爾接影像製作案。

【影片製作必學10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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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 Cut Pro剪輯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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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tube​
https://pse.is/Q59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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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nstagram.com/wuchingkai

【德國奇蹟】荒謬的政治正確

(字字直指重點講出事實之好文再分享)
何清漣：受害者向強姦犯道歉

9月19日，德國總理梅克爾在本黨CDU柏林敗選後不得不表示：如果可能的話，她希望時光倒流，以便重新制定其難民政策。因為近一年對德國有密集觀察，我認為，昔日“歐洲女王”的這番話，與其說是緣於她對難民政策有真正的悔意，不如說緣於王座不穩產生的危機感。因為柏林畢竟是德國左派大本營，那地方原本沒有德國選擇黨(AfD) 一點立足之地，基民黨敗選可視為德國政治的轉折點。

有人將德國的難民困境歸因於梅克爾一人，但我認為，德國陷入難民危機，有梅克爾個人的因素，但她絕非一個人在“戰鬥”，支持她守住難民政策的支柱力量，主要有本國一眾左派，以及德國公法媒體罔顧事實的讚歌；給她信心的，是歐美長期奉行、且已意識形態化的“政治正確”霸權，以及世界左派的一片喝彩聲。她在這些力量為她搭建的空中舞台上陶醉不已，璀璨的舞檯燈光讓她完全不願意看舞台下的冷峻現實。

梅克爾宣布接收難民是在2015年9月5日，估計很多人都“忘了”兩個多月之前發生的一件事情。7月16日，德國電視一台一個談話節目中，來自黎巴嫩的巴勒斯坦裔難民小女孩里姆在節目中向默克爾陳情，她一家人從黎巴嫩到德國避難已經4年，很可能被遣返。針對里姆的述說，梅克爾回答說：“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有時，政治就是很殘酷。你要知道，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難民營里有成千上萬人。如果我們說‘你們都來吧’、‘你們都從非洲來吧’，我們將無法承受。有些人必須要回去。”這一回答令里姆當場哭泣。這段2分鐘的視頻讓梅克爾受到了洶湧如潮的指責，認為她太冷血。

8月24日，內政部屬下的移民局經政府同意，不再按德國基本法給予避難的個人權利的條款，對敘利亞申請避難者單個進行審理，而是給予所有敘利亞人庇護，將“都柏林規則”廢除，且移民局還將此內部操作方式於8月25日在推特上公開。此外，德國還撤銷了驅逐此前避難被拒的敘利亞難民的決定。9月5日，梅克爾下令開放邊境，讓所有難民進入。她的這一決定得到歐盟委員會的支持，被譽為“尊重歐洲團結大局的一舉”，全世界的左派更是為之沸騰，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多國政府首腦紛紛向梅克爾表示敬意，並聲明要向德國學習，歡迎難民來本國。

面對這種排山倒海的讚譽，歐洲女王梅克爾很難再保持冷靜，面對接收無上限的猶疑，她在9月20號信心十足地宣稱“我們能做到”。德國民間的“歡迎文化”成為主流，民調顯示，86%以上的德國人都表示歡迎，誰要是提出疑問，重則被罵為納粹、種族主義，輕則被斥責為沒有人道關懷。一些德國專家更是爭先恐後地論證：難民將極大地解決德國勞動力短缺的問題，甚至臆想出敘利亞難民中有不少醫生、工程師等受過良好專業教育的人。有報道說，根據聯合國高級難民專員的統計，如今身處希臘的敘利亞難民，竟有高達40%的人受過大學教育。他們中有很多人會說英語，這就減少了生活工作等交流上的障礙。而實際上，開姆尼茨工大的研究顯示：自願參加智力測試的受過高等教育的難民，即對德國民眾所宣傳的“難民工程師”，實際水平只相當於實科學校水平。ifo研究所教育經濟學Wößmann教授的調查顯示，只有10%的難民是受過高等教育，其餘基本不會讀寫，是母語功能性文盲。

梅克爾的名聲在這時達到頂峰，成為2015年諾貝爾和平獎呼聲最高的熱門人選。

“梅克爾的客人”享有法外特權，應該怪誰？

難民到達接收國，其處事方式是在接收國政府與民眾的接觸中形成的。難民變成享有法外特權的群體，是政府主導，但不能說每道命令都是梅克爾親自下達的，比如難民在商場拿東西不付費不算偷竊，應該說是各州政府的規定；凡難民的犯罪行為，包括搶劫、強姦、傷人、偷竊，媒體出於政治正確意識形態考慮絕不報道，這是多年來政治正確約束下的高度自律。不少地方政府徵用住房安排難民時，強行將原德國住戶（包括一些年邁退休老人）的租約解約。所有這一切，當然都會貼上人道標籤。

上述現象，我在《德國的戲劇：“政治正確”高於國家安全》提及過。難民們動輒就是“我們是梅克爾的客人”，並以此提出種種不合理的要求，對醫護人員施暴，有的還高叫“真主至大”將刀架到醫生脖子上，要將醫生斬首，或重傷醫生，導致醫生住院，由於種種暴力行為頻發，有的醫院被迫為醫生集體訂購自衛武器，讓醫生帶着武器進手術室，不少醫生甚至害怕去上班。（《棘手的文件：極其的避難者暴力-越來越多的醫生購置武器》）凡此種種，只能說是德國社會慣出來的。

政治正確被發展到如此荒謬的程度，可以用今年24歲的是德國左翼黨青年組織負責人瑟琳•格倫被三位難民性侵後的經歷為證。格倫在今年1月被性侵後報警，她先是向警察說謊話，稱是三位說德語的人搶劫了她。事件真相曝光後，她還在臉書發表一封給難民的公開信，聲稱“最讓我傷心的是我受到性侵的事件，使得你們遭到更多的種族歧視”，“我不會眼睜睜地看着種族主義分子把你們視作問題”。一些女中學生被難民性侵後不報警，也是出於和格倫同樣的考慮。

被強姦者向強姦者道歉，並視此為人道情懷，恐怕也只有在德國這種特殊的政治氛圍下發生的咄咄怪事，考慮到這位女子是個職業政客，可以推想德國政壇左得離譜。

司法部門對難民的犯罪行為，也很少予以懲治。一位22歲的厄立特里亞人因各種犯罪行為被報案/起訴189次，但總是被釋放。前些日，這年輕人又因犯罪被抓捕了，檢察官第190次要求法庭釋放他。（《190次被抓捕，190次被釋放 – 德國司法如此阻撓警局》）

動物農莊有句著名的話：“所有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難民潮以後，德國實現了這種“平等”。對難民這種法律上的特殊寬縱，既害了德國社會，也害了這位年輕人。因為犯罪者如果不需要為自己的罪行付出任何成本，其結果是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震驚世界的科隆新年性侵案（同一天德國漢堡，斯圖加特等十餘個德國城市，包括瑞典斯德哥爾摩也發生了類似集體性侵事件），就是在難民恣意犯罪且不受懲 治的社會氛圍中發生的。

政治正確的子彈射殺帶壞消息來的人

如果說民眾缺乏眼光與通盤考慮所需要的知識，有專業素養的知識分子應該承擔起這種責任。但是，在政治正確這種意識形態的強大壓力下，很少有知識分子願意出頭。個別願意擔負起社會瞭望者責任的，往往被政界、媒體與民意三重壓力碎成齏粉。我在《德國的危機：“政治正確”下的媒體失靈》中以原柏林市財政部長、經濟學家、原德意志聯邦銀行董事蒂洛•薩拉辛為例，講述了他被政治正確的子彈密集射殺的往事。2010年，薩拉辛出版了《德國的自我毀滅》（Deutschland schafft sich ab），通過對一些統計數據的分析，表達了這樣一種擔憂：由於大量移民湧入，德國正在走向毀滅。因為這本書，讓他遭受了滅頂之災。德國各界不在意他講的是不是事實，而在意他這本書的“政治不正確”。指責他的人馬當中，主力是德國政界和媒體，德國總理梅克爾則是領軍人物。薩拉辛不僅被德意志聯邦銀行董事局嚴辭譴責並辭退，猶太人社團對他進行嚴厲譴責，視他為不受歡迎的人。歐洲其他國家媒體也對他發出激烈批評。

短短20多天內，薩拉辛失去了社會聲譽、工作以及猶太人的族群認同，即使如此，民眾的憤怒仍然如波濤洶湧，不斷有民眾將其稱為“種族主義者”，要求其“閉嘴”。現在，薩拉辛當年的預言全部實現了，但德國朝野無人向他道歉。

有了薩拉辛被政治正確子彈射殺的先例，德國知識分子只能沉默。直到科隆性侵案發生後，才有一些人站出來陸續發表各種言論，討論難民政策的缺失。

在此我不得不提醒讀者，考慮到政治正確對德國民眾的裹挾力時，不要忘記漢娜•阿倫特在二戰後反思屠殺猶太人時，提出的“平庸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平庸之惡”意指極權體制下人們在意識形態裹挾下無思想、無責任的犯罪。“歡迎文化”雖然不是犯罪，但也是民眾在意識形態裹挾之下一種無思想、無責任的行為。反思歐洲難民潮的緣起，批評梅克爾的時候，不要忘記在意識形態裹挾下大行其道的“歡迎文化”。

*作者何清涟是流亡美國的前中國經濟社會學者。

資料來源 https://goo.gl/kLuWza

——原載《美國之音》，原題：德國的戲劇：梅克爾王座下的民意基礎

#幸好沒被左膠得逞強徵成真假難民偷渡客中心的古蹟寧芬堡宮

一家三個媒體人的討拍文，拜託大力分享

我們家有三口人做新聞工作。

我爸爸，只有小學五年級學歷，在公家機關當工友，隨著長官學四書，養成文字教育。進入不在乎學歷的聯合報做社會新聞記者，後來跑司法，他捧著厚厚的《六法全書》一條一條請教檢察官，還出過兩本法律專欄的書。

我先生，政大新聞系畢業，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科學傳播碩士，從民生報記者到聯合報記者，從聯合報關係企業《溫哥華世界日報》總編輯做到社長。政大新聞系是他的第一志願。當年考生多半把台灣大學一大堆系填完才輪到政大。他說這輩子只想做新聞，還想專注在科學新聞上，這條線冷門，但是對國家社會影響重大，所以他在美國念了一個專攻「科學新聞傳播」的碩士。

我當年當然只是蠢B一枚，考進政大新聞系都還沒想過我一個小兒痲痺患者，將來怎麼「跑」新聞？幸好，我發現新聞專業裡有一行「編譯」，我可以幹。就是把國際新聞翻譯成中文，幫助讀者擴大視野。我算還愛讀書，讀到政大新聞研究所畢業，在聯合晚報上班時，還曾拿報社的補助去威斯康辛大學進修「比較婦女學」。後來轉行做音樂，做選書，我都沒放下六年新聞教育與十二年新聞工作養成的習慣──我起床一定看國際新聞。

我爸爸還在時，我們三人的共同話題就是「怎麼跑新聞」。我爸爸那個時代到外縣市跑命案，寫完新聞稿，稿件要隨火車送回報社，要不，用電報，要不，電話報稿（就是你講給報社內勤同仁聽，他們幫你寫出來。）新聞寫在報社專用的稿紙上（格子比較大，方便撿字工人看），經過層層核稿後，發到撿字房讓工人來排字，排完後再拼版，然後印出來，這叫「鉛字印刷」的報紙年代。所以那個時代如果報紙出現「錯字」，才會叫「手民之誤」，撿字與拼版工人的錯。

我跟我先生都經過鉛字排版時代，都經過颱風淹水，我們還要涉水到報社發稿的日子。那個時代寫一條新聞，如果需要查資料，沒有電腦，沒有網路，請到報社的資料室去翻各式卷宗，那裡有依記者名字與發稿時代做的資料夾，我爸爸「何振奮」的卷宗好多好多。爸爸過世後，有昔日同仁跟我說，嘉義發生大命案，我老爸一個人幹掉兩個整版。我爸爸怎麼辦到的？我們幹記者的，腎上腺素經常處於過度分泌狀態，趕稿拼命寫搶時間，十個有九個罹患胃潰瘍，老爸臨死前胃部大出血不止，那是記者時代罹患胃潰瘍的後遺症。

鉛字時代的報紙很好經營，一來，當時有報禁，報紙就那幾家，廣告自然很多。二來，電視也只有三台，一天只有三個時段的電視新聞，那時，是電視新聞抄報紙新聞。

就在報禁解除，全面電腦化後，讀者的新聞管道呈「量子躍進」，現在你待在家裡就有二十四小時輪播不完的新聞，還不止一台。手機隨便滑就有新聞。誰還看「報紙」？「報紙」的讀者是死一個少一個，不會回增。我還記得父親當年的焦慮，他一生靠自學累積的學識如果無法用鍵盤打出來，他對報社來講就是「廢人」，在社會的技能分布上叫做「功能性文盲」。他每天夾個鍵盤回家企圖練習電腦輸入，他小時沒學過注音，倉頡輸入又記不住部首碼。我在他身上看到「報紙的一頁沒落史」，不管是鉛字排版，電腦排版，紙媒一定會走入歷史。

但是媒體人還是在掙扎，如果你不愛買報紙（嫌印報浪費地球資源），那我們給你電子報，給你推特，給你臉書粉絲頁，給你line, wechat, 新浪微博，給你各式app。現在的新聞人要在一個虛擬的世界裡求生存。

但是骨子裡，我們新聞人並沒有變。我們跟警察一樣，都可以冠上扁平腳（flatfoot）的貶抑綽號，因為我們還是得用自己的新聞鼻去挖掘新聞，用自己的腳去跑現場，去埋人脈（埋樁），坐到電腦前，我們還要不斷地查證新聞的忠實度，尋找新聞輔助資料（譬如美國給台灣的阿帕契究竟是跟其他阿帕契有多不同），落筆時，要考慮有無「扭曲新聞」「角度正確否」「有無傷害到當事人」「有無遵守新聞倫理道德」，最重要的，你思索，我寫的這條新聞之所以叫「新聞」，是因為它對社會有衝擊，無數的新聞匯集就構成「人類的面貌改變」。

是因為這樣，有的記者可以賠上一條命，被伊斯蘭國（ISIS）斬首示眾，還是前仆後繼。因為這樣，有的日報記者一個星期只見到孩子一面（因為他們發完稿回家，小孩已經睡覺了。我小時就是一個星期只見到爸爸一次，其他六天，他在法院，他在命案現場，他在跟人抽煙泡茶哈啦埋關係，或者跟某些記者一樣，隨身帶牙刷，晚上睡在警分局裡，叫做蹲點。）有的記者胃潰瘍高血壓心肺血管疾病上身，壓力來自「我會不會漏掉新聞」？

然後，他回到報社，看到報份與廣告日漸減少，看到電子報沒有「爆奶倒奶大鵰激凸」而乏人點閱，看到傳播生活資訊的粉絲頁遠遠不敵那些專做「毛孩子」、「洋蔥文」、「有雷勿入」「殘忍慎入」的各式專頁，他會頹然倒在電腦前自問：「你們知不知道15年後，人類缺水的狀態會比現在嚴重40％」「你們知不知道我跑了多少地方，用了多少人脈，打了多少查證電話，才寫出這條弊案」，為什麼沒人按讚，我做的事沒價值嗎？

但是每一天我們起床，還是穿上隱形的超人裝，帶著課堂上學來的新聞倫理觀，沿著我們以無數青春歲月建立的人脈關係，幫你們守望世界去了。福島事件時，電力中斷，網路中斷，當地報紙是記者與編輯「手寫」的大字報，現在典藏在博物館裡…‥那樣的狀況裡，媒體人相信自己的工作不只是「一份薪水」，而是「責任」。

現在你知道了我家的新聞人故事，我可以拜託這個粉絲頁的讀者到「溫哥華世界日報」的粉絲頁去按讚，加入他們的line群組嗎？因為它們是此地台灣人理解台灣、加拿大、世界的窗口。因為那是我老公服務的單位，當年他立誓終生做記者，轉眼已35年。他跟許多工作伙伴一日日看著紙媒的沒落，咬牙硬撐著轉型，希望在網路世界找到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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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在討拍拍。但是我們值得你的一拍。因為我們的人生歲月有一半以上是為了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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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珍貴照片是我爸爸與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左邊的是我爸爸，他們長得很像，有時連門房都會認錯人，朝我爸爸叫發行人。這張照片大約是在聯合報的康定路時代，我爸爸說他的桌子只有三條腿，要頂著牆壁寫稿。夏天，沒冷氣，穿汗衫短褲發稿（那時代還沒有女記者，沒關係。）這就是記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