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義經賴朝爭鬥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正史中完美的周瑜為何遭後世狂貶？｜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在史書《三國志》裡，陳壽對於周瑜的評價很高，多次以「英雋異才」、「王佐之才」、「年少有美才」、「文武韜略萬人之英」盛讚之，並評價其：政治上高瞻遠矚，忠心耿耿；軍事上「膽略兼人」，智勇雙全；人格修養上，「性度恢廊」，情趣高雅。

周瑜（公元175—210）字公瑾，廬江舒縣（今安徽廬江西南）人。東漢末年東吳集團將領，傑出的軍事家。美姿容，精音律，長壯有姿貌，多謀善斷，胸襟廣闊。後與諸葛亮、龐統、司馬懿並稱臥龍鳳雛幼麟冢虎。

周瑜出身士族，堂祖父周景、堂叔周忠，皆為東漢太尉。其父親周異，曾任洛陽令。周瑜自幼與孫策交好，孫策初崛起時周瑜隨之掃蕩江東，並送錢糧物資助孫策成就大事。袁術仰慕周瑜的才幹，欲聘周瑜為將，但是周瑜以袁術難成大事而拒絕，其後設法正式投奔孫策，與孫策一起南徵北戰，為打江東基業立下汗馬功勞，深受孫策信任。孫策遇刺身亡後，周瑜與張昭一起共同輔佐孫權，執掌軍政大事。曹操消滅袁紹後，威逼孫權送兒子為人質，周瑜志向高遠，勸阻孫權送質。赤壁大戰之時，力主抗曹，並慧眼預見到曹軍的劣勢和己方的優勢，指揮全軍在赤壁、烏林大敗曹軍，是以少勝多的赤壁之戰的頭號功臣。其後又成功地攻克了荊州戰略要地南郡，曹仁敗走。赤壁之戰後，周瑜向孫權建議出兵攻取蜀地，消滅張魯，吞併劉璋，與曹操二分天下，體現了一個軍事戰略家的遠見卓識。周瑜在江陵進行軍事準備時死於巴陵，時年三十六歲。

周瑜去世，孫權痛哭流涕，說：「公瑾有王佐之才，如今短命而死，叫我以後依賴誰呢？」他稱帝後，仍唸唸不忘周瑜，曾對公卿們說：「沒有周公瑾，我哪能稱尊稱帝呢？」「東吳的王圖霸業，隨周瑜猝死化為泡影，自此從欲染指天下轉為偏安一方。」可見周瑜在東吳所起的作用是無人可替代的。

《三國志》記載，周瑜舉賢薦能可比鮑叔；折節為國可比藺相如；謙禮忠君無人能比。雅量高致，氣度恢弘。孫策初亡，孫權「是時權位為將軍，諸將賓客為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性度恢廓，大率為得人，惟與程普不睦。」諸將禮簡時，周瑜對比自己年幼的孫權極為恭敬，因此有性度恢廓評語，僅與程普不和，但他折節下交，終令程普歎服。史載，「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

與人相交時如飲醇酒，典故就出自程普與周瑜交往的感受。而陳壽提到的「曲有誤，周郎顧」，則成為後來的文學作品中一個常用的典故。陳壽在《三國志·吳書·周瑜傳》中記載：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

如此一個剛柔相濟的人物又有無可挑剔的優秀品格和令人讚嘆的文武宏才，加之上天又特別偏愛給了他俊美的外貌，內外皆秀又風度翩翩，周瑜稱得上是十分完美，像他的名字一般如瑾似瑜。

然而到了後世，周瑜的形象卻開始不斷地變異，甚至最後在民間變得面目全非了。

到了東晉，周瑜的厄運就來了。這個偏安江左、只擁有半壁江山的封建王朝，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開始在正統論上大做文章。他們巧妙地選擇了同樣割據一方的蜀漢作為正統，開始認定，周瑜為「小人」。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習鑿齒的《漢晉春秋》。

此後數百年，蜀魏正統之爭紛紛揚揚。到了唐朝，正統之爭開始出現在唐詩中。首先是杜甫，對蜀漢的諸葛亮極為推崇，對於這位憂國憂民的名相表現出了深深的同情。再就是杜牧，這位詩人在詩中不加掩飾地調侃周瑜，歷史在文學中開始出現偏差，「東風不予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到了宋朝，宋人治史之風頗盛，常常明是治史實為思想政治觀的較量，文人政客間的朋黨之爭更是驚心觸目，三國正統之爭也在爭鬥之列，宋文壇多位大家被捲入。最終朱熹的理學佔據了歷史的上風，帝蜀寇魏、尊劉貶曹漸成定局。隨後的元明清三代，史家多承朱熹的「帝蜀寇魏」論。人物的善惡褒貶也隨之潮起潮落，數度浮沈，最尷尬的當屬身處其中的東吳。為了尊劉，自然就得貶曹貶孫，作為孫權集團的周瑜，其形象自然也難逃打壓。

然而，在民間的話語權裡，周瑜的身後命運更慘。

三國故事在三國時代結束之後不久便在民間有所流傳。到了宋代，周瑜的形象已經徹底地扭曲了。如今所能找到的年代最為久遠的資料，就是宋元之際出現的話本《三分事略》。在這部為適應市民娛樂需求而產生的話本中，周瑜的形象已經是一落千丈了：在政治上，他鼠目寸光，為一己私利而置國家安危於不顧；在軍事上，他看似頗有才華，卻又似乎人皆可敗；在人格修養上，他好大喜功，心胸狹隘。史傳文學中那個雅量高致、出眾人之表的周公瑾已經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才智碌碌、妒賢嫉能的平庸之輩。

市井間「尊劉貶曹」的觀念早已有之。在蘇軾的小品《東坡志林》中，就曾對民間三國有過這樣的描述，「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感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民間對人物的褒貶品評是有著自己的立足點和出發點。他們「尊劉」，擁「帝蜀」，而對於站在對立面的周瑜，自然不會有好感。

之後，羅貫中著的《三國演義》的出現，徹底把周瑜的形象釘在了自相矛盾的演義標準上。

一方面，它肯定周瑜結交孫策，開拓江東，定建霸業；舉薦魯肅，納降甘寧，舉賢任能；最後火攻破敵，建立不朽功勛。

而另一面，當遇到劉備集團的中心人物，周瑜又不得不退一射之地。對於那些中心人物，周瑜只能是陪襯。

這一切，在那句「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嘆中徬彿達到了極點。

《三國演義》對周瑜的形象做了大量的扭曲貶低，在此將演義與正史不同之處進行對比，以正視聽。

關於諸葛亮三氣周瑜：正史記載，連劉備都評價周瑜「器量廣大」，周瑜氣量寬宏根本不會被氣死。從赤壁之戰結束到周瑜病逝的兩年間，諸葛亮正在零陵一帶搞後勤工作，根本沒有和周瑜見過面。至於周瑜病逝後，送喪弔唁的是周瑜舊下屬龐統，而不是諸葛亮。

關於草船借箭：草船借箭的人正史上是孫權，演義描寫周瑜嫉妒諸葛亮是徹頭徹尾的捏造，三國演義之祖《三國志平話》中巧計借箭的正是周瑜本人。

關於賠了夫人又折兵：歷史上是孫權自己要把妹妹嫁給劉備，單純的政治婚姻，和周瑜的計謀根本沒關係。

關於智激周瑜：純粹子虛烏有。周瑜是東吳最有力的主戰派人士，正是孫權聽了他的勸說才有了赤壁之戰。

關於借東風：虛構，諸葛亮並未參與赤壁之戰，赤壁乃周瑜等東吳將領之功。

關於荊州問題：實乃周瑜死後，魯肅為了「聯劉抗曹」把周瑜打下的荊州南郡地區借給劉備。周瑜生前掌握江陵彝陵等入川水道，東吳攻打西蜀不存在和劉備借道的問題。周瑜死後，在魯肅的主張下把南郡地區借了劉備，此後東吳派出孫瑜伐蜀被劉備擋道，演義中可能故意把孫瑜和周瑜搞混了。

正史的影響力，遠遠不及永遠的暢銷書、擁有億萬讀者的文學作品《三國演義》，明朝之後，人們對周瑜的瞭解主要來自於《三國演義》，周瑜的「既生瑜、何生亮」的嘆息迴蕩在幾百年來的民間話語中。劉繼興認為，假如周瑜真地下有知，估計他會仰天長嘆：「既生瑜，何生《三國演義》？

原文載於《劉繼興讀史》作者：劉繼興，出版社：崇文書局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網站簡介：
歷史春秋網（www.lishichunqiu.com）成立於2010年6月，是一個以歷史為核心的文化資訊門戶網站，提供中國古代歷史、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醫養生、書畫藝術、古董收藏、宗教哲學等內容。致力於傳承國學經典，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印度為啥錯失工業化機遇？】

印度，這個有著4500年文明史，大英帝國南亞繼承人的國家。

在二戰後，有著第三世界最發達的工業體系：鐵路里程、鋼鐵產量、發電量、產業工人遠超中國，冠絕亞非拉。

1949年，印度鋼鐵產量是中國的近10倍。

1955年，萬隆會議召開，尼赫魯左手拉著中國，右邊跟著馬來西亞，顧盼生輝，儼然第三世界領袖，亞洲追求工業化國家的領導者。

1950年代末期，印度工業化初見成效，百萬噸級的魯爾克拉、比萊鋼鐵廠先後建成，自主制造汽車下線，進入全球十大工業國行列。

印度人堅信：隨著工業化的推進，走上亞洲之巔，與美蘇三國鼎力，只是時間問題。

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印度先是在1962年邊境戰爭中，被解放軍的炮火摧毀了全球政治影響力，經濟競爭力也被日本、韓國甚至中國臺灣超越，更被完成工業化的中國甩出雲霄。

那麽，占據先發優勢的印度為何錯失了工業化？在中美歐日即將開啟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時候，印度還在為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完成而苦苦追尋，是什麽導致了印度20世紀印度工業化的功敗垂成，印度山川稟賦和工業化歷史細節，為諸君解惑。

【先天不足的山川稟賦】

先天條件決定人成功的一半，國家也是如此。

我們印象中的印度，和中國一樣：物產豐富、礦藏繁多；但事實上，印度的農業存在著嚴重的先天不足；而印度的礦藏資源相比同體量國家，可說是貧乏。

由於印度大陸屬於熱帶季風性氣候，降雨極端的不均衡，在7-9月，幾乎集中了全年降雨量的90%，且水量極大，超過農作物的正常需求；其他時間則滴雨難求。

這導致印度主要產糧區-恒河大平原雨季時澇死，非雨季時旱死；更可怕的是，恒河大平原地處高溫熱帶，土壤有機物分解極快（需要更多肥料施加）。

相對於中國降雨均衡、氣溫合適的華北、長江中下遊平原；印度平原先天不足，一年只能一熟，畝單產糧只有中國的一半或三分之一，所以盡管印度平原總面積比中國多，但糧食總產量卻只有中國的一半左右。

印度農業的先天不足，也是導致古代印度：分裂時間大於統一時間的最重要因素，占據平原的印度主體王朝，農耕能力低下（相比中國），實力不足以抵達印度南部，即使抵達了，統治不能穩定，亦不能持久。

所以南亞歷史上的統一大王朝：孔雀、貴霜、笈多、莫臥兒等，基本都曇花一現，而所謂的統一，其外圍領土大多是類似附屬國的土邦，

中央集權統治從未貫徹過。這導致印度邦國林立，小文化圈、小民族圈橫行，小圈的爭鬥，給印度獨立後的工業化目標，帶來了無盡傷痕（本文最後會詳述）。

印度的礦藏呢，不能說少，但作為一個10億人口，就顯得貧乏了。

印度石油儲量只有中國的三分之一，煤炭儲量是中國的二分之一，鐵礦是中國的60%，銅礦是中國的七分之一，印度幾乎沒有鉀鹽（制造鉀肥的重要原料），中國是3.6億噸。

礦藏的貧乏，對印度工業化無疑是重大打擊，當中國1990年之前，還可以出口石油、煤炭、鐵礦等能源礦藏，換取工業化資金和先進設備時，印度從一開始，還要進口石油和煤炭，一進一出之間，加重了印度工業化的負擔，特別是重化工業。

美國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中曾有一句名言：

“每逢妳想要批評任何人的時候妳就記住，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並不是個個都有過妳擁有的那些優越條件。”

當我們面對印度糧食產量低，工業化速度慢時，總是歸結為人種懶、文化頹廢，但是否考慮過印度先天條件不足造成的巨大不利條件呢？

當然，有人會說，日本、韓國先天條件也不足，他們後天努力了，所以工業化成功了。

下邊我們就看一看印度工業化的後天努力。

【印度國民黨的‘紳士’革命】

欲實現工業化，首先要實現民族、國家獨立。

20世紀上半夜，反殖民、反帝國的革命洪流席卷全球，蘇聯、中國都通過暴力革命，實現了民族獨立；印度另辟蹊徑，走的是‘非暴力、小清新、不流血’革命。

領導印度獨立的國大黨，類似四一二前的中國國民黨，代表了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所謂開明地主的利益，但團結了印度共產黨、農工等左翼力量，政策中亦有社會主義的因子。

憲法規定：印度是一個主權的、世俗的、社會主義的、民主的共和國。

由於二戰德意誌打殘了英國，日不落帝國全球統治力下降，印度得以不經過暴力革命，就獲得了獨立，並繼承了大英帝國在南亞的政治遺產和工業建設。

這種從容不迫、文質彬彬的革命，被世人稱為‘紳士’革命，亦可以稱為‘小清新’革命。優點是避免了流血，國家政權平穩過渡；缺點是沒有滌除印度社會中的封建生產關系和落後階層，反而讓他們大量進入執政階級，成為此後印度社會改革和工業化的最大阻力和隱患。

【蝸牛工業化】

印度獨立後，在尼赫魯的領導下，也效法蘇聯，開啟‘社會主義’工業化，開始了第一、二、三....個五年計劃。

1956年印度工業政策決議：基礎工業、戰略性工業、公益工業掌握在政府手中，私人企業在國家指導下發展。這和中國、日本、蘇聯的國家（計劃）資本主義如出一轍。

於是，印度政府開支了龐大資金發展工業，由於優秀的國際環境，外國援建也絡繹不絕，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都來幫忙。

亞洲一流，百萬噸級的魯爾克拉鋼廠，由德國克虜伯財團援建，杜加普爾鋼鐵廠，是英國鋼鐵制造財團貸款，比萊鋼鐵廠，是蘇聯援建。

印度摩拳擦掌，一頓操作猛如虎，但當人們看到結果時，大吃一驚。

直到1984-1985年，印度國有企業產值占GDP 比例才24.5%，尼赫魯時期，這個數值不超過15%。

印度工業產值占GDP的比例，1980年之前，長期維持在25%以下，而中國1980年工業產值占GDP比例已經高達48%。而直到2018年，印度工業產值占GDP比例依然不超過30%。

一個農業國的經濟發展里程：必然是工業產值大幅度提升，占據國民經濟的主導地位，實現工業化，然後再商業化，出現繁榮的第三產業，工業產值比例出現下降。

從工業產值占GDP比例來看，在尼赫魯以及女兒英.甘地執政（19470-1984），實施國家（計劃）資本主義時期，印度的工業化成就相當潦倒。

更騷的是：1969之前，印度還未施行大銀行國有化，14家最大的私有銀行，占據了全國存款的85%，貸款的84%。

也就是說，印度政府雄心勃勃，制定了工業化的宏偉藍圖，結果手中的執行工具--國有企業，不在國民中占據主導地位；私有銀行的存在，讓印度政府也無法靠控制資金流向自己計劃的產業。

那麽為什麽印度的工業化，速度是如此的蝸牛呢？主要有兩大原因導致：

1. 印度在尼赫魯和英.甘地時期，是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並行，但由於市場經濟過於強大（特別是塔塔集團這樣的財閥存在），大量私人資本、民營企業並不願意投資重化工業，而更喜歡回報快的消費工業（微輕工業），這導致稀缺的資本不能有效的投入重化工業；而對糧、糖、棉、布等消費品價格的不予管制，放任自由化，導致大量資本流入了商人和上層精英的腰包，這些階層為了享樂，大量進口高檔品，不僅浪費了大量外匯，也浪費了寶貴的再投入資本。

2. 印度農地改革（土地革命）的半途而廢，功敗垂成。

【半吊子的土地革命】

我們應該知道，一個大國想要實現全面工業化，必然先實現農地改革（土地革命）。

大規模投資基礎工業和重化工業，需要巨額資本、脫產的產業工人以及海量的糧食、原料，這些在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都需要建立在提升農業生產效率的基礎上：用更少的人，更短的時間，生產更多的糧食。

而在重化工業反哺農業，提供廉價的機械、化肥、先進種子之前，提升農業生產效率，更多的依靠以下策略實現：

A、均分土地，讓每個農民都有自己的土地，讓土地和勞力得到更合理的資源配置。

B、集約化生產：利用合作社的方式，動員集體力量，建設水庫、灌溉渠等農業基礎設施；集中農民的零散資本，進行機械購買、肥料種子研發、資本借貸等規模性投資，自我累積農業資本。

C、減少地主、高利貸者等農業食利階層，讓更多剩余資本，投入工業和農業再生產。

在印度獨立後，也進行了轟轟烈烈的農地改革，但由於執政黨-國大黨是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以及地主的代表，官僚成員也絕大多數來自高種姓地主集團、企業家和商人，來自農民的幾乎沒有。

所以，盡管國大黨在印度獨立過程中，為了聯合工農，宣稱要搞土地革命，但在真正執政後，政策起了變化。

印度的土地制度被稱為柴明達爾制，柴明達爾（地主）的土地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為國家代管，是收稅中間人，對土地沒有所有權；另一部分是自營土地，擁有世襲所有權。

印度農地改革的策略是：政府贖回柴明達爾們代管的土地，允許保留自營地。

但由於政策執行人本身就是柴明達爾階層，又遭遇印度右翼政黨強烈反對，用法院體系對抗（妄稱政府侵犯個人財產所有權，過低價格贖買等等），導致農地改革推行了10多年之久，給柴明達爾們留下了充分的時間：擴大自營地，把本屬於國家的土地大量侵吞。

結果是，政府只收回了1.7億英畝土地，約占總耕地的48%。改革完，25%農戶依然沒有一分土地，25%的農戶只有土地的1%。而擁有1000英畝以上的地主仍不少見。

尼赫魯的所謂合作社：也因為富農和大地主的反對，不能夠執行。

印度農村仍然是落後的生產方式，一盤散沙，大規模的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也無法施行。

【工農業惡性死循環】

農地改革半途而廢，導致印度農業效率一直不能夠快速提升，更不能夠提高有效的資源（資金、脫產工人、剩余糧食）給工業；工業（特別是重化工業）不能夠快速發展，就不能反哺提升農業效率，印度的工農業陷入了惡性循環。

更奇葩的是，印度農業在一些年頭，連自給都不行，要靠進口大量糧食滿足需要，1961-1966年，印度進口糧食2500萬噸，不僅浪費了寶貴的外匯，更造成印度外債高築（工業資金不足，也要向外國借款）。

1966年，印度外債已達350億盧比，財政收入的約20%用來還債，印度內循環惡化，走上了依賴歐美和蘇聯的道路。

【棄難求易的綠色革命】

為了達到糧食自給，1965年之後，印度開始推行綠色革命。

綠色革命的策略是基本放棄進一步改革土地制度，利用機械、良種和肥料增產。

但機械、良種和肥料需要大量金錢，於是印度只得一方面從歐美獲得農業貸款，另一方面只能把有限的資金投入到土地肥沃，見效快的地區。

中央政府提供的農業資金，僅能夠讓300萬地主受到普惠；但擁有小額田畝的農戶超過四千九百萬。

印度綠色革命導致的好處是，糧食產量有所提高，並出現了小片工農業發達的飛地，但廣大腹地依然不能解決農業效率低下的問題，印度的人口和消費需求都得不到解放，工業始終不能形成強大規模。

【劍走偏鋒的互聯網革命】

等到尼赫魯（1947-1964執政）的外孫，英.甘地（1966-1984執政）的兒子拉吉夫·甘地（1984-1989）當選印度總理時，他深感印度工農業落後歐美太多，而當時全球互聯網革命風起雲湧，拉吉夫·甘地高喊：用計算機把印度代入21世紀。

拉吉夫·甘地認為印度有世界第三的高等教育人才數量，要趕上世界潮流，當然拉吉夫拉的互聯網戰略，取得了一定成效，目前，印度已成為僅次於中美歐日的第五大軟件國，拉吉夫·甘地打下基礎的雄厚基礎功不可沒。

不過，在25歲以上人口，73%文盲的當時印度，發展這種高端科技服務業對印度整體經濟實力的提升影響有限，反而更加重了印度經濟發展的不平衡。

【基礎不牢，地動山搖】

如果說尼赫魯（1947-1964執政）沒有徹底完成農業崛起，那麽英.甘地（1966-1984執政）用綠色革命劍走偏鋒，放棄了全面提升印度農業的戰略，而拉吉夫·甘地（1984-1989）再一次劍走偏鋒，把工農業都交給自由化市場，押註互聯網實現彎道超車，結果是舍本求末。

這即是印度沒有徹底滌除封建生產關系，完成土地革命，執政層擁有強大保守勢力大背景下的無奈選擇，也是印度歷史上一直不能夠完成大一統，國內利益集團相互內卷的結果。

在印度國內，有十四個語言集團（都宣稱有獨特的文化遺產），有占人口六分之一的穆斯林教派，有三千個婚內聯姻的種姓集團，他們都狹隘的效忠小集團。

階級矛盾、種族矛盾、宗教矛盾橫雜交錯，非但無法對國家整體的目標形成合力，反而導致國家的目標一再變化和妥協，在無盡的內耗和謊言中，冷了英雄的血，麻了百姓的心。

而在印度為清除封建生產關系和團結障礙，追求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漫長過程中，他錯過了20世紀後半葉第二次工業化浪潮，錯過了20世紀70-80年代歐美的產業轉移，錯過了21世初的全球化，錯過了移動互聯網革命，也即將錯過第四次科技革命。

基礎不牢，所有的機遇對印度來說，都地動山搖，把握不住。這就是現代印度面臨的最大難題，但一面補齊基礎，一面追趕，對印度來說，又好不辛苦。

#美國川普 #中國習近平 #伊朗羅哈尼 🇺🇸🇨🇳🇮🇷

(伊朗) 老石油路線 VS. (中國) 新石油路線

作者：湯馬斯·佛里曼
(是一位猶太裔美國新聞記者、民主黨人、專欄以及書籍作家，並是普利茲新聞獎的三屆獲獎者。佛里曼以提倡以巴和平、阿拉伯世界現代化與全球化而受到矚目，偶而會提及這些議題背後潛藏的危機。他的書從中立、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的觀點提出國際政治的不同面向。代表作：《世界是平的》)

如果你在給川普的外交政策打分，我來做個簡要概括：總統已經讓美國參與進了一場重大鬥爭中，目的是同時去重塑世界上最古老的兩個文明——波斯和中國——在現代社會的行為。

迫使它們改變本身不瘋狂。瘋狂之處在於，沒有嚴格界定的目標，沒有幫忙實現這些目標的盟友，沒有一個強大、一致的國家安全團隊，沒有想清楚如何讓川普總統這些彼此間存在競爭的外交政策目標保持同步，就開始了一個如此重大的行動。

畢竟，川普正在單方面地打破與伊朗的獨裁者於2015年定下的無核化協議，同時，還在試圖引誘朝鮮的獨裁者金正恩，想讓他達成一個無核化協議，並使他相信美國總統會履行這個協議。川普正在貿易上制裁中國，同時，也在試圖尋求中國在朝鮮實現無核化方面的幫助。川普正在對美國的歐洲盟友實施鋼鋁關稅，同時，又在需要他們在貿易和核武器上，在對抗中國和伊朗方面伸出援手。

此外，上週，川普差10分鐘就要轟炸伊朗了——但明智地撤回了決定——為的是報復該國擊落一架美國無人機，然而目前的情況是，我們要想讓伊拉克穩定下來，想撤出阿富汗但又不讓這個國家陷入混亂，就必須有伊朗的合作。

但這就是我們現在的處境了，而且有一點我得肯定川普：他對伊朗造成了真正的痛苦——通過制裁基本上掐斷了伊朗所有的石油生產——對中國也是——對該國向美國出口的2500億美元商品徵收關稅，並且對最大的電信設備公司華為下達全面產品禁令。總而言之，川普已經創造了真正有份量的砝碼，可以用來與這兩個國家達成交易性或轉型性的協議。

一個行事略微有些瘋狂的總統有時候是好事。還有誰能在同一時間如此重地擠壓北京和德黑蘭？但一個行事很瘋狂的總統——只是在創造痛苦卻沒有明確目標；總是堅持要顯得是贏家，讓另一個人顯得是輸了，沒有一個妥協的後路——就不太妙了。

川普是想要伊朗政權更迭，還只是想要其行為發生改變？他是想要縮小與中國的貿易逆差，還是只是想為我們的公司獲得公平的市場准入？我搞不清楚，他似乎也搞不清楚。

重要的問題是，總統能否能有足夠的自律，有足夠的耐心和足夠機智——值得懷疑——將他對兩個國家施加的痛苦轉化為對美國來說明確、切實且長久的利益？

因為中國和伊朗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問題，中國能製造出真正有價值的東西，伊朗則能製造出真正讓人擔憂的麻煩。

中國著眼於主導21世紀最為重要的兩個行業：人工智慧和電動汽車。中國意圖利用人工智慧在國內完善其威權主義控制，利用電動汽車和電池解放其對上個世紀的「老石油」的依賴。中國知道數據是「新石油」，因此一個國家的政府和公司如果能夠捕捉到最多數據、對其進行分析，充分利用這些數據，那就將是這個世紀的超級大國。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伊朗，這個國家由一個思想狹隘、年歲漸長的宗教領袖領導，他的主要注意力都放在了20世紀最為重要的技術——核武器上，來幫助該國稱霸該地區，將美國排擠出去，並且贏得一場與遜尼派阿拉伯人的爭鬥：誰是七世紀先知穆罕默德的正當繼承人——什葉派還是遜尼派？在這個過程中，伊朗的神職領導層正在壓迫一群才華橫溢、文化底蘊豐厚的人民，讓他們無法發揮其全部潛力。

此外，伊朗幾乎完全依賴驅動了20世紀的油——原油——的銷售。這就只能祝他們好運了。如今全世界最大的產油國並非沙烏地阿拉伯、俄羅斯或伊朗，而是美國。如果伊朗在波斯灣擊沉運油船，出現汽油供應緊張的會是中國而不是美國。

鑒於這些原因，我們可以勉強接受一項與伊朗的交易性協議，但我們需要與中國達成一項轉型性協議。

如果川普聰明些的話，他就會迅速利用自己手中的砝碼，與伊朗達成一項有限協議。由於我們如今在中東減少了存在，捲入一場與德黑蘭的戰爭對我們毫無益處，更不要說要像川普威脅的那樣，如果伊朗在該地區打擊美國部隊，他會採取行動將這個國家「夷為平地」。

川普應當邀請英國、法國、德國、俄羅斯和中國——這些國家在被川普撕毀的2015年歐巴馬-伊朗核協議中是我們的合作夥伴——加入我們，用一個簡單的提議改善該協議：將限制德黑蘭製造核彈的年限從原本的15年延長至30年，如果德黑蘭同意該條件，並且同意一項禁令——禁止伊朗試驗可遠及中東以外地區的導彈——美國將解除制裁。

讓伊朗和阿拉伯國家再遠離核武器幾十年會是一個很好的成就。它可以是個很簡單的交易——很容易驗證，也是我們的盟友能同意的，中國和俄羅斯也可以。考慮到伊朗目前承受的經濟痛苦，該國將很難說不。

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放鬆下來，讓改革在伊朗內部顯現出來，改革只能從這裡發源，通過他們自己的人民，他們理應得到更好的對待，並且最終會擺脫這種令人窒息的、腐壞的政權。沒錯，這可能會經過很多年，但我們這些局外人不能催促伊朗的歷史進程。試圖強迫伊朗政權立刻更替，將會讓那裡出現大量的騷亂和難民。

一旦我們將伊朗核計劃凍結30年 ，從一種冷血的角度講，我們的利益就不再是更深地捲入這個地區地混亂中了。以色列能照顧好自己。我們可以給遜尼派阿拉伯人武裝，牽制伊朗。沒錯，伊朗是一個糟糕的行為者，但沙烏地阿拉伯謀殺、肢解了記者賈邁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並且似乎是將屍體用酸液溶解了，此外該國還會把倡導駕車權利的女性投入監獄。
我們應當銘記卡內基研究院(Carnegie Endowment)中東專家卡裡姆·薩德傑普爾(Karim Sadjadpour)的洞見：「美國在中東有糟糕的敵人。還有糟糕的盟友。」

中國構成的挑戰要難解得多。簡單來說，中國能走出貧困，靠的是刻苦工作，暫不享樂，在基礎設施建設、教育方面的明智投資，以及投入大量資金去研究和生產他人的創新成果。在這樣做的過程中，中國還盜竊他國知識產權，強迫在中國做生意的公司進行技術轉讓，實施非互惠性貿易協議，向本國出口商提供大量政府補貼，並且無視世界貿易組織的裁決。

中國利用這些不正當手段主導了低利潤、大批量商品的生產和組裝，如今能直接與我們在21世紀的高附加值、高利潤技術方面競爭，例如5G電信、新材料、人工智慧、航空航天、微晶片。如果我們要允許中國繼續這種不正當手段，那我們就是瘋了。

但中國目前的增長模式——包括它的長處和它的不正當——對於維護共產黨的當權來說至關重要。這不是北京會輕易放棄的東西。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市場沒有充分認識到，與中國達成任何轉型性協議，讓中國完全摒棄其不正當行為，有多麼困難。而一個小規模的轉型性協議是達不到效果的。

並且，這也是為什麼我一直在說：這不是普通的時刻。這是一個重大時刻，朋友們。對川普和中國而言，此刻關係到我們在將來會有怎樣一種全球經濟。而與伊朗的問題關係到將來會有怎樣一個全球核不擴散體制。

這些將產生極為重大的影響，這也是為什麼我認為，2019將是關鍵一年——就像是1945年或是1989年。我但求最終也能有同樣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