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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除了有共諜外，難道就沒有ＣＩＡ嗎？」某立委候選人在政論節目上氣呼呼地問著。

這個嘛，共諜與ＣＩＡ是不是應該相提並論，這就留給個讀者自己決定（就看你能不能畫出等邊三角形）。

不過臺灣有沒有ＣＩＡ？當然有的，今天就來講個小故事。

話說在 1988 年，當時蔣經國任總統，參謀總長是郝伯村，臺灣一度想要偷偷發展核子武器（！），結果被ＣＩＡ得知，美國政府立刻出面阻止，整個計畫因此被迫中止。

當時居中提供情報的，是在中山科學研究院核能研究所擔任副所長的張憲義。

1988 年 1 月 9 日，他在ＣＩＡ的協助下從臺灣潛逃到美國。四天之後，蔣經國逝世，民間因此謠傳他是被這件事給氣死到吐血而亡。多年之後，郝伯村更痛罵張憲義是「一個唯利是圖受僱於外國人的間諜，一個出賣祖國的無恥漢奸！」

幾年前，張憲義終於答應接受學者訪談，把當時的心境一一交代。他說自己是擔心的是發展核武後，被「政治野心家」利用（他指的是郝伯村）。他另一方面也擔心，萬一黨外人士獲得權力，將會無法掌控核子武器的力量，如此種種。

除此之外，他也描述與 ＣＩＡ 一路交往的經過。他說：

「CIA持續觀察我，並與我進行正式接觸，是從一九八二年開始的。⋯⋯我必須強調，這些接觸是很名正言順的，例如在一些國際學術討論會上，他們就會問說：『我們『公司』對你的論文很有興趣，可以跟我們談一下嗎？』很自然地牽扯到他們想要探詢的議題。但是，真正要被CIA吸收絕非那麼簡單，不是吃一兩頓飯就可以輕鬆搭上關係的。」

「其實，離開臺灣的當下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美國的紅線，我之所以離開臺灣，完全由美國決定。這個過程相當慎重，CIA不但要向雷根總統口頭報告並得到他的同意，還得知會國務院等單位，我就不便透露太多細節。」

「作業程序則引用到Public Law，就是基於美國國家重大利益或安全，美國國會和白宮同意每年在全世界提供約一百名或一百五十名配額，讓外國敏感人士接受美國的政治庇護，每個名額不需經過國會逐一開會討論就可以直接採取行動。依循這個法案，我不必也從未到美國國會聽證會作證，我認為美國政府只需向國會報備即可。」

「CIA吸收外國人的方式有些複雜，但絕非一些人所說只要設個飯局認識就好。大約在一九八四年左右，我的決心開始動搖，看法也有所改變。起初，他們多利用學術討論會的場合與我接觸，接著表示他們的『公司』有些業務上的需求，問我有沒有興趣云云，反正都是談這些無關緊要的東西。」

「簡言之，當時他們都是以科學活動的名義，和我聊些資訊而已，過程之中我並未提供任何白紙黑字的文件、甚至是核研所的設計藍圖。追根究柢，因為美方根本不需要臺灣設計的東西，我只不過是協助他們解除疑惑，並讓他們了解臺灣有研發核武的企圖心與實質能力。」

「事實上，他們決定吸收我之前，也是經過非常慎重的前置作業。一九八四年在美國開完學術討論會後，我被安排到一間飯店，在一間打通的大房間中接受測謊。或許現在的人不覺得測謊稀奇，但當時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測謊，後來才知道原來是在受測者的胸、腹、手臂等部位貼上金屬片，透過儀器監測脈搏、血壓等生理反應的曲線，即能得知受測者是否說謊。」

「一開始CIA和我建立關係時，曾經做過一次測謊，到正式決定吸收我之前再做一次，直至安排我離開臺灣前的六個月時，他們對我實施最後一次測謊。由此可知他們有多慎重，否則他們不可能如此隨便派人與我聯繫；萬一我是臺灣當局刻意培養的情報人員，他們來找我豈不是自投羅網。固然臺灣和美國是盟邦，不可能罔顧外交關係而將他們一網打盡，但至少可以有計畫地給他們假情報，這樣他們也會很頭痛。」

「我在一九八八年一月離開臺灣，也是他們訂下的時間，我事先完全不知情。他們的前置作業大概有半年之久，『公司』有四、五個月的時間安排我們全家的行程，並不是事出突然或刻不容緩。」

「在這半年之前，他們得先確定離境流程是否可行，那些作業細節我完全不知道，也不曾聽聞『公司』原先的計劃作業是什麼，他們從未過問我的意見，甚至哪一天出國對我或我的家人比較有利，這完全都由他們決定。他們完全不過問我的意見，自然我也無法提出我的需求了。」

「我可以肯定地說，我一路走來，絕不是為了金錢、美色，反倒是學術研究占了很大的因素。據說美國從蘇聯吸收了不少高價值人才，而且在他們前來美國以前，會約定好先給他們多少獎金。」

「但我的案例是，在我離開臺灣之前，一毛錢都沒有談，他們只承諾會照顧我，然後我們全家就來了。我再次強調，當時我完全不了解美國制裁的紅線標準，連郝柏村也不知道，我離開臺灣的時間點則完全由美國決定。」

「我必須再三強調，我決定和美國的合作，絕不是要出賣臺灣。非但不是出賣，反而是增進臺灣的權益以及維護社會的和平穩定，我秉持這樣的理念進而決定離開臺灣。國人說我是間諜也好，郝柏村甚至指責我叛國也罷，我都無所謂。但是，我始終都沒有背叛蔣經國對核武政策的宣示，我背叛的是郝柏村的企圖心。」

「總之，所謂『叛黨』、『叛國』的指責，我可不夠資格承受，近年來那些離職退休的高官顯要之士，哪位不是離棄臺灣人民，想要風風光光地在對岸打高爾夫球。」

「切記在一九七O年代，中共提出武力統一臺灣的三要件，即：當1. 臺灣宣布獨立，2. 製作核武，3. 遭外國勢力占領時。所以，我的出走是基於阻止臺灣製作核武的意圖，避免落入中共口實進而以武力統一臺灣。」

「在我離開核研所以前，我在我的辦公桌上留下辭呈，其中一點寫到，我不希望有政治野心的人濫用核武的威力，引發臺灣政局的不安，甚至造成臺灣老百姓的災難。」

「我接著說，蔣經國過世後，李登輝到底有沒有實權，是否能夠控制郝柏村的企圖心，我無法提供任何意見，但我唯一想提醒的是，站在美國的立場，除了阻止臺灣生產核武外，更重要的是防止中科院人才的外流，如果他們被國際上想擁有核武的國家利用的話，後果將不堪設想。因此，我首先強調絕對不能打散中科院核研所的組織，打散的話反而更不容易控制核武的擴散，甚至被有心人士或政治野心家操控，而難以收拾。」

「我還特別提醒美國，能夠有效控制臺灣核武研發組織的人仍舊是郝柏村，所以我告訴丁大衛，不論美國或臺灣，都非常需要郝柏村協助處理臺灣接下來的政軍局勢。我們需要郝柏村留在位置上，借重他的權威，好好地穩住臺灣的政局與軍心，但前提是要符合美國的利益，若把他鬥垮了，反而會引發更多不安；同時也要讓郝柏村了解他踩到底線，讓他無話可說，必須接受你們提出的限武協定。」

「當時我判斷這麼做並不會傷害我的國家，打從一開始我協助CIA，我很清楚這麼做有益於臺灣，不是到現在才覺得有好處。憑良心說，我一開始同意做這方面的工作，他們也相信我是真心為了臺灣人民的福祉，而非有意出賣臺灣，甚至陷國人於不義。」

「說我是間諜，要看怎麼解釋。如果是出賣國家，像吳三桂引清兵入關讓國家滅亡的那種間諜，那我絕不同意，那不是我。我確實曾經提供美國相關的消息，但我是為了臺灣的老百姓，我也深信我這麼做有助於世界和平。」

＊陳儀深訪問，《核彈！間諜？ＣＩＡ：張憲義訪問紀錄 》，遠足文化，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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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仙塵爆第一時間造成500多名緊急傷病患，嚴重威脅原已人力不足、壅塞的緊急醫療系統。事發至今已逾兩個月，幸賴醫護人員日以繼夜的照護，傷亡人數逐漸穩定。塵爆事件乍似告一段落，媒體熱度也消退許多，但事實真如此海闊天空嗎？近兩年來造成大量傷亡的天災人禍越來越頻繁，整個台灣社會、政府是否有從中獲得警惕？
緊急醫療不能只是仰賴條件拮据的應急，應該平時就做好可能有意外事故的準備。然而，政府在各方面反應有限，若持續難有大刀闊斧改革，恐怕人禍要比天災更加重創人民安全。
問題之一的人力問題，是基層消防醫護永遠的痛，急診最為壅塞的台大醫院近期已有多次基層護理師向媒體發出呼救，希望能夠解決離譜護病比例問題；其他薪資待遇次之的醫院，相關問題恐怕更加嚴峻。而多數醫院因應人力短缺的方式，不外乎等待週期性的「護理系畢業潮」為人力短暫補血，然後杯水車薪的結果只換來資深護理師離職或調單位，新進人員被迫上火線而更加血汗。再看消防人力方面，縱使相關團體屢次疾呼，人力缺額依舊高懸於斯，今天若災害不幸發生在雙北以外地區，則財政更拮据、消防員額更加缺乏之處能否應付急須搶救的大量傷患，令人不禁擔憂。
再者，目前台灣各醫療院所的病患轉送機制非常原始，一旦有嚴重的病患送進急診室，急診醫師在處置之餘還要分神打電話聯絡其他醫院來確認有無加護病房及有空的值班專科醫師，時常浪費許多時間在詢問早已爆滿的醫學中心上，且同時又要受到家屬的責難。八仙塵爆當晚各處急診醫師得自憑本事找尋後送的燒燙傷病房，現行的轉診資訊系統只是讓醫院在轉診後上網報備，絲毫無助於醫師找尋適合的醫院，是否能夠期待一理想的系統，讓第一線的工作人員由各醫療機構空床數、專科醫師人力狀況等資訊，為病人判斷最適宜的後送策略？
挽救崩壞緊急救護體制，需政府與民間共同配合
在塵爆過後由於媒體及政府的不斷宣導，民眾多能避開醫學中心急診，將資源留下給需要的患者，顯示大眾就醫行為確實還有很大進步空間。近期健保署雖擬修全民健保醫療辦法，讓不願轉診的民眾自費使用急診，但不少問題埋藏其中，新規定可能給予急診醫師更大心理壓力，亦有機會使民眾誤以為「付了錢醫學中心急診就隨我看」，可以預見的是醫療糾紛及急診暴力事件也將隨之衍生。由此，建立讓民眾能夠信任的分級醫療服務，甚或在基礎教育當中加入健康識讀及正確就醫習慣養成，才有機會逐步紓解急診的緊張。
我們一直認為，全民的健康以及應付大型災難不能一味仰賴緊急救護、醫護人員捨命付出，如果政府沒有做好平時的預備與運作良好的系統，心有餘而力不足的醫療人員遲早會不支，接著倒下的是台灣的醫療。兩個月後，我們不只應該歌功頌德似讚頌醫護警消熱血，更應該永遠提醒那晚的驚險，思考什麼樣的改革方能換來真正的長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