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推薦》《人類簡史》作者尤瓦爾·赫拉利：新冠疫情將改變我們的死亡觀嗎？恰好相反！—原載Guardian
* 眼下的大流行病是否會改變人類對待死亡的態度？大概不會。情況恰恰相反，新冠可能只會讓我們為保護人類生命而加倍用功。對新冠的最主流文化反應並非聽天由命，而是某種憤怒與希望的混合體。
* 在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人類在死亡面前只能乖乖就範。一直到現代晚期，多數宗教和意識形態不僅視死亡為我們無可逃避的命運，也視其為人一生意義的主要來源。關乎人類生存的許多最重要的事件，發生在你呼出最後一口氣之後。唯有此時，你才學到生命的真實奧秘；唯有此時，你才獲得了永恆的拯救，或蒙受恆久的詛咒。在一個沒有死亡的世界——也就沒有天堂、地獄或輪迴——諸如基督教、伊斯蘭教和印度教之類的宗教將毫無意義。
在歷史上絕大部分時候，人類中最優秀的頭腦都致力於賦予死亡以意義，而無意戰勝它。
《吉加美士史詩》、俄爾甫斯和歐律狄刻的神話、聖經、《古蘭經》《吠陀經》以及其它各種數不清的聖書和寓言，無不耐心地向沮喪的人類解釋，稱我們的死乃是神的意旨，或是源自宇宙或大自然母親，我們最好懷著謙卑和感恩之心來領受這一規定。或許某一天，神會以某種宏大且形而上的姿態廢黜死亡，如基督的再臨。
但謀劃這等大災變，顯然超出了僅有血肉之軀的人類的能力範圍。
此後科學革命來臨。
在科學家看來，死亡不是什麼神聖意旨——它完全是個科學技術問題。人類死亡不是因為上帝要人死，而是因為某些技術性不足——心臟停止泵血、癌症毀掉了肝臟、病毒在肺部複製……為這些技術問題負責的又是什麼？其它的技術問題。心臟之所以停止，因為心肌供氧不足；癌細胞之所以擴散，是因為某些隨機的基因突變；病毒之所以進到我的肺部，因為公共汽車上有人打噴嚏。
這一切都不涉及任何形而上的宗教或是生命哲學成分。
此外，科學相信每個技術性問題一定有解決方案。我們不需要等待基督再臨克服死亡，靠一群實驗室的科學家就行了。
傳統上死亡是身著黑袍的牧師與神學家的專利，如今負責的則是穿白衣服的普通人。如果心臟一時不跳了，我們可以打強心針加以刺激，甚至移植一個新的心臟；如果癌細胞肆虐，我們可以靠放療化療免疫治療將之殺死；如果病毒在肺部擴散，我們可以用某些新藥予以抑制。
確實，眼下我們還無法解決所有的健康技術問題，但我們正在努力。人類中最優秀的頭腦不再為死亡的意義而殫精竭慮，我們更忙於延長生命。研究導致疾病和老年的微生物學、生理學和基因系統，以及開發新藥和革命性治療手段。
在延長生命的鬥爭中，人類取得了重大成功。
過去兩個世紀以來，全世界的人均壽命預期從不足40歲到72歲的飛躍，在某些發達國家更超過80歲。兒童逃離死神之手，尤其成功。
直到20世紀，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兒童會在成年前夭折，痢疾、麻疹和天花等兒童疾病，對年少者而言乃是家常便飯。
在17世紀的英格蘭，每千名新生兒中約有150人活不過一歲，能活到15歲的僅有700人。如今，英國寶寶每千人活不過一歲的只有5人，能順利慶祝15歲生日的有993人。全球兒童死亡率已跌至不足5%。
人類捍衛和延長生命的努力如此成功，以至於我們的世界觀也發生了巨變。傳統宗教認為來生是意義的主要來源，18世紀以降的諸如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女性主義等對來生則全無興趣。那些共產主義者、資本主義者和女性主義者，他們認為死後究竟會發生些什麼？在馬克思、亞當·史密斯或波娃的著作尋求，找不到答案。
現代意識形態，仍賦予死亡以核心地位的唯有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更具詩意與決絕性的那一面做出承諾，為國捐軀的人將永遠活在集體記憶中。
但這個承諾過於含混，許多民族主義者都難以釐清其內涵。你如何能真正「活在」記憶中？如果你已死，你如何知道人們有沒有記住你？伍迪·艾倫曾被人問起，他是否願意永遠活在影迷心中，艾倫答道：「我寧可活在自己的小房間。」
甚至於許多傳統宗教都改變了重點——它們不再突出來生上天堂之類的元素，轉而強調它們在此生能為你做些什麼。
眼下的大流行病是否會改變人類對待死亡的態度？
大概不會。情況恰恰相反，新冠可能只會讓我們為保護人類生命而加倍用功。對新冠的最主流文化反應並非聽天由命，而是某種憤怒與希望的混合體。
當流行病在諸如中世紀歐洲這樣的前現代社會爆發，人們當然是珍惜自己性命的，並且會為愛人之死倍感沮喪，但當時主流的文化反應是聽天由命。心理學家可能會稱其為「習慣性無助」。人們告訴自己這是上帝的意志——或者是對人類諸原罪的神聖報復。「上帝知道一切。我們這些惡人是罪有應得。你將會看到，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不要憂愁，好人自會在天堂里有好報。不要把時間浪費在尋醫問藥上。這場疾病乃是上帝降罰於我們，那些認為人類可以憑自身才能戰勝流行病的人，不過又在自己的諸多罪狀之上，再添了一宗自大之罪。我們之輩豈能阻撓上帝的安排？」
而如今人們的態度處於另一個極端。
每當有災禍奪走許多人的性命——火車事故、高樓火災甚至於颶風——我們都傾向於認為這是一場可防範的人為失誤，而非神聖的懲罰或無可逃避的自然災害。如果火車公司沒有削減安全預算，如果市政府施行了更可靠的防火規範，如果政府投放救災物資的速度能更快一點，那這些人的生命就可以被挽救了。在21世紀，大規模死亡自動成為了法律訴訟和調查的理由。
我們對待瘟疫的態度亦復如是。
儘管有一些宗教佈道者會把艾滋病視作上帝對同性戀人群的懲罰，現代社會把它當瘋言瘋語。如今，我們一般認為，艾滋病、伊博拉病毒、及新冠病毒流行的傳播源於一連串系統性失敗。我們假定人類有必要的知識和工具來遏制這類瘟疫，如果傳染病失控了，那是因為人類無能，而不是神的憤怒。
新冠疫情也當然不例外。這場危機還遠遠沒有結束，但譴責遊戲卻已然展開。
各國開始相互指責，有競爭關係的政客之間也相互敷衍塞責——責任就好比是一枚保險已被拉開的手榴彈。
憤怒之外，也有殷切的希望。
我們的英雄不是安葬死者以及讓災難變得合理的牧師，我們的英雄是救難的醫師護士，而我們的超級英雄則是實驗室裡的科學家。正如影迷明白蜘蛛俠和神奇女俠終將打敗壞人並拯救世界，我們也十分確信只消幾個月或者一年，實驗室的偉大人們將能拿出有效的新冠治療手段甚至於疫苗。屆時我們就能向可惡的新冠病毒證明，誰才是這顆星球上的頭等生物！
從白宮到華爾街再到義大利的陽台，每個人嘴邊都掛著同一個問題：「疫苗什麼時候就緒？」
這是一個時間早晚的問題，而非有無。
等疫苗真正到位且流行病結束，人類在這場大流行疾病吸取的最主要教訓會是什麼呢？
最有可能的一點是我們需要在保護人類生命方面，進一步加大投資。我們需要更多的醫院、醫生和護士。我們需要準備更多的呼吸機、防護衣和試劑盒。我們需要在未知病原體的研究和新型療法的開發上投入更多資金。
我們不應再被打個猝不及防。
有人可能會說，這些教訓走偏了，危機應當教會我們謙卑，我們不應對自己對抗自然之力的能耐太過自信。這些反對者當中有不少還沒走出中世紀思維，他們一方面宣揚謙卑，另一方面卻百分百堅信自己已經知道一切正確答案。
某些固執的人難以自圓其說——某牧師負責川普內閣每周的讀經活動，他甚至主張這次的流行病也是上帝在懲罰同性戀者。
但大部分傳統的衛道士，如今更加信任科學而非古老經典。
天主教會指示信徒遠離教堂。以色列關閉了各大猶太教堂。伊朗規勸人們不要前往清真寺。所有的宗教都暫停了公共祈禱儀式。這一切都是因為科學家在估算後，建議關閉這些神聖的場所。
當然，不是任何警告我們人類已陷入自負的人都夢想回到中世紀。甚至於科學家也會同意，我們應當抱持更加現實的預期，不要盲目相信醫生可以幫我們擋下一切威脅生命的禍害。
作為一個整體的人類雖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大，但個人仍需面對其自身的脆弱性。或許再過一至兩個世紀，科學就能無限延長人的生命，但目前而言仍無法實現。除了少數億萬富翁的寶寶，我們所有人如今仍會在某天死去，仍會失去摯愛之人。我們必須承認人生苦短。
許多個世紀以來，人們把宗教當成一種防範機制，相信自己將在來世得到永生。如今的人，視科學為另一種防範機制，相信醫生應該會拯救他們，自己永遠能安居於住所。對此我們需要維持一種均衡。我們既要相信科學應對流行病的能力，也要肩負起直面個體必死性及人生無常性的重擔。
眼下的危機可能確實會讓許多個體對人類生命及成就的短暫本質，有更強的體悟。但作為一個整體的現代文明，卻更可能朝著相反的方向用力，它體認到脆弱性之後的反應，將是構築更堅實的防線。我不覺得眼下的危機結束後，哲學院系的預算能有什麼顯著提升，但我敢說醫學院和健保體系的預算，一定會大漲一波。
這可能就是人之為人，所期待的最好結果。政府無論如何都不擅長哲學，那不是它們的領域。政府的重點理應是構築更優越的公衛體系，推動哲學思考屬於個體的抉擇。
醫生無法替我們洞悉存在的奧秘，但他們能為我們爭取到更多的時間對付這些難題。
如何利用好這部分時間，最終取決於我們。
本文原載於《衛報》，原標題為「Yuval Noah Harari: 'Will coronavirus change our attitudes to death? Quite the opposite'」。
肝臟移植失敗 在 Re: [問題] 有關不同血型肝移植術後的存活率- 看板Anti-Cancer 的推薦與評價
※ 引述《phoenixlife (鍵盤小底迪)》之銘言：
: 我爸爸肝硬化住院(由B肝轉)
: 現在都會抽腹水
: 醫院告知說爸爸情況沒有很樂觀
: 現在唯一的方法只剩肝移植
: 但偏偏血型沒有吻合
: 雖然我知道高雄長庚的肝移植很厲害
: 聽說將近100%
: 但血型不同排斥性更高
: 術後成功受捐者的品質會如何
: 目前有周遭一例是在長庚做的(兒子捐給父親),4年後往生
: 期間是幾個禮拜就要住院?黃疸變高?但病人還是有辦法自己到醫院
: 因為只知道手邊例子,google很多都只有當下成功
: 所以我想知道 "不同血型" 術後生活品質如何,以及每年的存活率
: (例如第一年99% 第二年90%...)
: 術後會不會一直吃抗排斥藥以及抗病毒藥而導致腎衰竭?
: 希望廣大的鄉民有身邊的例子可以分享,無論失敗與否
: 感謝
我先問血型沒有吻合是怎樣沒有吻合？
機會不大，但是臨床都會遇到病人和家屬只是血型不同，他們以為就叫沒吻合，
但是還是有人不知道O型可以給其他血型。
血型不相容在肝臟移植或是腎臟移植中不常見。因為要考慮的事情很多，前置
作業也很多，所以很多沒經驗的醫院都傾向不做，甚至是一些地區醫院的醫師
都不知道血型不相容可以器官移植。一般來說要達到可以器官移植的地步，必
須比血型相容移植多做幾件事，術前要做血漿置換 (俗稱洗血) 和多用一些特
殊的排斥藥。目前健保已經給付血型不相容器官移植的血漿置換。但是特殊排
斥藥健保不給付，這一定要打，所以要自費。術後萬一遇到排斥，可能必須用
到一些特殊藥物。所以對於器官移植不是很在行的團隊，都盡量不做這類移植。
血型不相容的器官移植，尤其是肝臟移植和腎臟移植，在有經驗的團隊處理下，
現在存活率稍差於血型相容的移植，但是大概都還能維持在第一年 90%以上的
存活率，至於植體存活率大概也在 85%-90%左右。所謂存活率和植體存活率不
一樣，前者是病人活下來的機會，後者是病人活著但是移植進去的肝臟壞了，
可能因為排斥或是手術失敗等等。
目前排斥在血型不相容的肝臟移植中已經不是大問題，比較難處理而已，取而
代之問題比較大的是膽道狹窄和術後感染的問題。
一般來說血型不相容的膽道狹窄，目前正確原因不明，可能因為慢性排斥或是其
他因素，而且一旦發生特殊類型的膽道狹窄，嚴重時必須再次移植。目前最多病
人數的研究報告是在韓國蔚山醫學中心，他們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活體肝臟移植中
心，已經超過4000例。他們之前統計超過 250例的血型不相容移植肝臟移植，約
有20% 的病人發生術後狹窄的問題，一般血型相容移植在國際上可以接受的膽道
狹窄率約在 8-15%左右，但是不是每一例都需再次移植，只有少數個案，其他可
以藉由其他治療緩解。
另外就是感染的問題，基本上術後的抗排斥藥都一樣，而且健保都有給付。但是
因為術前做了比較多措施預防排斥，所以這類病人抵抗力會比血型相容病人來的
差，但是可以預防，所以要小心照顧
至於術後腎衰竭的問題一直是器官移植後的問題，原因是現在臨床在用的最有效
的抗排斥藥Tacrolimus就具腎毒性，但是你不能不用它，因為有它所以器官移植
才有辦法蓬勃發展，所以基本上每次回診醫師都會注意病人的腎功能來調藥，或
是使用其他藥物來幫忙。再來肝臟衰竭合併腹水，到最後會出現肝腎同時衰竭，
有時即便換肝後，腎臟也都回不來。所以會不會腎衰竭，其實因素很多。
至於肝臟移植能活多久，其實每個家屬都會問，因為台灣肝臟移植密度算是全球
最高，一年台灣就有 400-500例的肝臟移植，所以很多家屬都會問，為什麼隔壁
誰誰也是換肝，就活不到幾年就走了，那幹嘛換？我都會提醒幾句，這樣的高密
度下，其實你身邊可能很多人換過器官，但是他可能活得好好的，你就只看到那
一個活不好的，所以你就認為換肝不好。再者，病人現在就是這樣，有機會變好
嗎？如果有，醫師也不會叫你換肝，所以換肝是給他一個機會變好，我們很多病
人換肝前幾乎快死掉，換完肝，上天下海的一堆，只是你沒看到而已。再來肝臟
移植的預後取決很多因素，術前的狀態，病人都奄奄一息躺在加護病房和還可以
走來醫院的一定不一樣，有無肝癌，肝癌期數 (這我在前幾篇文章就有提到) ，
手術及照護團隊的經驗多寡，術後病人以及家屬的配合度等都會影響預後，所以
不是一句話或是一個人可以解釋，當然前提是家屬要有意願就是了。
接下來避免廣告，你還想知道我們醫院的存活率或是病人數的話，私底下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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