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未決定要不要繼續接受手法理療。
左腳掌痛已近一個月，我仍然無法自行踏出家門，更甚者連右邊也開始痛。師傅說，這或許是我不適應在肌肉放鬆的狀態下走路所致。
我沒有質疑師傅的功力，就像我從不否定醫生的醫術那樣，他們遇過來自五湖四海的病人、動過很多場一模一樣的手術，也確實治好過無數患者。就只是那麼恰巧而又遺憾地，我不必然也沒幸運到能成為其中之一。假如我可以早十年參透這個道理，而不是滿心歡喜地聽醫生拍胸口保證傷口感染和併發症是手術唯一風險，今日大概不至於落得如斯田地。
每次接受任何治療，不管再怎麼痛和累，我始終抱着「讓自己變得更好」的單純憧憬堅持下去。可是現實真的通常都不盡如人意，還往往對你予以重擊：你妄想用正常人的步姿走路，一個人上下巴士嗎？上天偏要令你安分認命地待在輪椅裏，餘生也不得用腳踏下樓梯。這次好像也差不多，以為放鬆肌肉、糾正姿勢後我便能走得輕鬆些，關節自然退化得比較慢，或起碼減輕久坐時大腿的痛楚，到頭來卻得不償失：膝蓋屈曲的角度沒錯是增加了，但我完全不習慣像一般人那樣不擺動上半身而運用腰力步行，走得不穩之餘還腰痛難耐到一直對媽媽抱怨發脾氣。
我曾有過一段被硬屈膝蓋的悲慘日子。在兜兜轉轉好多個圈卻不見起色之後，醫生和物理治療師也無奈承認：「你有自己的一套生存方法，你會自行找到出路的，我們不應強加干涉。」
我一向自覺灑脫，反正粒線體病是連治療方法都沒有的絕症，即使他朝病發退化也藥石無靈，那就乾脆從此不回去覆診、不按醫生吩咐每年做全身檢查，心無旁騖地珍惜有限的自由時間吧。回望過去五年，我不至於活得美滿，照舊是三頭兩日就想一走了之，但也算是不過不失，至少沒把該花在讀書玩樂的時間都投放在無了期的恐懼上。畢竟，我寧願在香港大學坐到抱着大腿崩潰嚎哭，也不願在醫院捧着無恙的化驗報告哈哈大笑。
我終其一生拚命追趕正常人的步伐，說到底也不過是天下身份有千千萬萬種，而我不希望以病人的模樣存活在世。
我當然知道殘疾是殘疾、病就是病，躲不過也藏不住的。不過正因如此，我好像才無需過份擔憂吧。要不是十年前我太害怕長大後會如醫生所言不能行走，就不會盲目而衝動地接受無法挽回的手術，說不定現在還可以跳、可以快步上下樓梯、可以跪地雙手撐身爬起來。縱使關節退化同樣是無可避免的終點，然而在十三歲之後、三十歲之前，我起碼不必將接近五年的青春都枉費在輪椅上面。
我想自己日漸進步，這是無庸置疑的事實。但如果，追求用常人姿勢走路的代價是以輪椅代步，放鬆肌肉的結果是身體難以適應、影響步行，這難道不是本末倒置嗎？一直以來，我都擔當不起「不想痊癒」這項天大的罪名，所以在骨科醫生主動提出開刀的每個當下，我沒辦法拒絕；在火星人直截了當地叫我「想康復的話就去看精神科吧」的時候，哪怕我根本不同意他的觀點，也還是鬼使神差地馬上點頭。甚至乎到這次，當算命先生積極遊說「既然都走投無路了為何不試一試」，而我明明早就不相信情況尚有好轉的可能，更不放心再胡亂冒險，把雙腳交到陌生人手中，卻不敢推卻他的好意，就因為我害怕被貼上「自甘墮落」、「自作自受」之類的標籤。
可是，許多時候真的只能這樣。不是我不想「更好」，而是我絕對不能讓自己「更差」，維持現狀其實就已經是我所能渴望與擁有的「最好」。還記得十七歲那年，我淡然地告訴醫生：「我不去照腦。」他訝異地反問：「你為什麼要放棄自己？」「反正都沒得治，我想繼續照常生活。對我來說，去照腦才是真正的放棄自己。」
問我有後悔過嗎？沒有，連半點也沒有。我反而時常慶幸年少的自己這樣義無反顧，絲毫沒被不知就裏的旁人動搖，不然真不知道今天會是什麼光景——願我能將相同的豁達和勇氣，除了用於粒線體病，還用於大腦麻痺，乃至整個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