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自我傷害案件處理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神父的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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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新平台其實沒那麼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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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矽谷或是什麼龐大的資源和資金，別忘了，臉書一開始也不過是哈佛的把妹網站，而且還是抄襲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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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其實也有不少討論區，早期的台灣論壇、ｙａｈｏｏ奇摩家族，更早以前的社群，還有ｐｃｈｏｍｅ貼圖討論區等等，都是成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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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背後都有資訊公司或是入口網站做支撐，而他們沒落也都有各自的原因，無論是被取代或是受眾人口流失，但其實這些都是表面的理由，那時候還沒有臉書，而且消失前還有一定的使用人口，例如台灣論壇就曾經有網友發起搶救活動，但被經營的公司否決，這些網站即使沒落，仍然屬於一個層次而已，如果經營者認真投入，了解市場並且重新競爭，隨時都有重新點燃烽火的可能，大部分消失的原因是，他們覺得繼續投入成本不符合效益，當討論區開始廣告蔓延、機器人援交廣告大舉入侵，當他們管理人口開始缺乏，或者不想再繼續投入，無論是自然使用者先前產生的各種社會爭議、以及引起的司法案件，這都是開放一個平台讓使用者參與會產生的必然結果，當他們懶於管理，覺得弊大於利，對自己公司沒有利潤，所以「乾脆關了比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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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他們缺少了擁有一個龐大的社群網路主事者，應該有的「決心」和「使命感」，甚至察覺「使用者情緒」以及「未來發展願景」的藍圖，簡而言之，他們看不到後面的東西，以至於像祖克伯一樣，擁有一個龐大社群網絡是能怎樣呼風喚雨，日進斗金的視野，他們著眼的是，現在賺不到錢，而且會為我帶來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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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時報早期也有一個類似讀者園地的東西，後來也是因為這種心態，當收益還沒到時，各種偏激的人在上頭爭執感覺很麻煩，後來也收了，不然，那也是擁有一個新聞時事討論區發酵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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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出一個論壇並不難，其實你只要拿Discuz!的程式架構，套用下去，也可以搞個現成的論壇，其實古早以前很多討論區都是用Discuz!的套裝軟件去改的，這個模組就是你所看到ｅｙｎｙ討論區的樣子，臉書以前曾經有多點開花的論壇戰國時期，光之動漫、藍天動漫、Ｕｗａｎｔｓ、百合會討論區，都是類似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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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說搞一個社群討論區並不難呢？因為之前神父就搞過兩個，一個是掛在某新聞台下，另一個是某人力銀行，請軟體公司重新寫一個新的，提出符合自己的需求，價碼大概１００萬，難的地方就在於，怎麼吸引使用者駐留，吸引人氣，進而產生影響力，更重要的，取得使用者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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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現在的臉書使用者信任祖克伯嗎？當然不是，不過一開始的臉書獲取使用者信任，的確突破了那個門檻，當初的臉書跟現在的臉書很不一樣，他們很認真的面對自己的使用者，並根據他們的需求提出修正，反映讀者的意見，但現在不同了，說是取得信任，其實只要一開始能騙到就好了，當使用者投資太多的記憶、情感、習慣、人際網絡，我會說，這些都是使用者本身的資產，跟臉書無關，當臉書確定已經攫取到這些「資產」，並經過關鍵期，那麼他就不用顧忌使用者會脫離，甚至也可以不用管使用者的感受了，還能藉由剝削他們獲利，這就像，你已經存了一百萬到一間銀行，如果那間銀行倒閉或者你想拒絕使用那個銀行，改用別的，一百萬就直接損失了，那一百萬還提領不出來，銀行家根本就不用管你怎麼想，還能偷你的錢去做其他的事，這是一個綁架的情境，如果你下定決心，銀行還是會有所損失，但是情境已經變成，要怎麼宰你這隻肥羊又不要宰的過度用力，讓你跑掉，或讓一群人跑掉，這樣子拉鋸的掙扎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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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們過往的態度是，想辦法留住你，或讓你贏得更大的面子，讓彼此能共存共榮，以使用者為第一考量，盡可能以不干涉你利益的前提下為自己迎取收益，變成了，以外來出資者的利益為優先，怎麼割你多少肉，流多少血，圖利他們為自己換來收入，這是兩個不同的情境，簡單來說，你從蚜蟲變成了要被切片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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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早期的臉書問題，是過於自由產生的問題，比如廣告詐騙太多，還有能用經營可愛貓貓的名目，騙了一大堆粉絲後，瞬間改名成商業平台，因為粉絲騙得夠多，掉了一堆粉仍然掉不完，早期的問題多是在處理這些使用者糾紛，現在，則是侵犯自由的問題，為了滿足某個「特定客戶」，開始化身成奴隸主，把自己的主人當成奴隸那樣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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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爽不要用」、「臉書又沒收你錢，你還嫌」、「一邊用臉書還一邊批評」，這樣子你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憑什麼過中國節的強暴邏輯，完全是一種錯誤，甚至是把臉書公司當成是私人企業，而你們只是被提供服務者，所以「廠商為所欲為，使用者只能忍受」，並將之視為一種在商言商的商業邏輯，這樣的祖克伯陷阱，更是大錯特錯，基本上，只要有搞過論壇的都明白，自然使用者才是實際的貢獻者，無論是他們的言論，他們帶來的新聞效益，他們的故事，他們的記憶，他們的生活點滴，他們吸引來的人，都是「他們的」，想想，一個臉書上面只有一個祖克伯，他每天報導自己如何在網路上罵罵前女友，然後偷竊其他女生的照片放上網品頭論足一番，幫她們打分數，這能吸引多少人？基本上，大概只能吸引到一些仇女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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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使用者，才是論壇的本身，甚至是論壇的靈魂，少了這些人，臉書根本什麼也不是，所以你是一個經營者，或曾經管理過討論區，你必然知道的鐵則是，「你必須為自己的使用者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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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的許多興盛的台灣社群，就是因為「懶於負責」，所以才導致論壇消失，在道德上，他們還算是比較好了，乾脆關掉，誰也不欠誰，在臉書上，祖克伯幹的事是「責任移轉」，不是我要對你負責，而是你要對我的營收負責，繳不出保護費你就消失吧，不欠你一個，我的肥羊很多，就算你繳了保護費，給我錢，還是沒用，因為你給的不夠多，我的大金主，才是我真正要負責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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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若我們要下一個真正的「商業邏輯」，真正的道理是，如果你遲早都會實行言論審查，並且圖利獨裁者，販售使用者的自由，那你一開始就要說清楚，在使用者的契約講明，「嘿，你他媽用我的臉書以後就要接受習近平的審查」，然後讓使用者勾選「同意」，所謂「不爽不要用」才能建立，這就像，你奪走了別人的東西，還要更多，然後你應該要負起責任的事情變成你們這些人得有滿足我的義務，這是典型的渣男思想，是說，祖克伯本來就是個渣男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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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英語的語境使用者，祖克伯還不敢這麼囂張，我不認為他會對於外國的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使用者，進行同等的言論審查，例如４ｘｘ之類的數字，這若套用在英語使用者一定會引起暴動，可能有些人只是提到自己的生日就被禁止發言，這般荒謬的事，只在中文使用者身上，或是針對台灣使用者，你能想像拍攝了四百二十六公里的路標就被臉書警告嗎？我相信國外也有這樣的路標，而臉書顯然對台灣具有針對性，一出現關鍵字馬上被警告，無論你該文有無產生影響力，甚至只有自己看到的狀況也會被限制，這已經超出了一般社群處理問題言論的界線，只是純粹的在找碴，刺激使用者的情緒，甚至可以說是在挑釁．臉書基本上已經隔開了兩個世界，東方與西方，這也是當他審查西方的川普和武漢肺炎的時候，東方世界反而有些被遺漏掉，甚至可以明顯看出是被牽連的，而西方世界對於東方世界中共式的言論審查，似乎一無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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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台灣的社群平台問題，其實台灣現存早有不少社群討論區，例如ｐｔｔ，低能卡，ｍｏｂｉｌｅ０１，ｅｙｎｙ，巴哈，比較冷門小眾的如糟糕島，也繼續存在，事實上，經營一個討論區並不難，你只要有１０個常駐上線的使用者，這個論壇基本上就算「活著」而且繼續「生長」，以台派使用者為例，有一個外獨會討論區（外省人台灣獨立促進會）http://www.1949er.org/chat/index.php
算是一個神奇的例子，他的存在搞不好比ｐｔｔ還古老，使用的還是ｐｃｈｏｍｅ時期的留言板形式，堪稱是奇蹟了，至今還有許多美國、瑞典的會友在上面活動，他是一個討論政治的板，沒有其他東西，這在討論區歷史中，必須靠色情、盜版品、學生、男女交友等吸引人的基本配備中，特立獨行的玩意兒，他在２０１８年台北市長選舉時，還發揮了一些影響力，當所有社群一片舔柯的時候，這裡卻是一面倒的挺姚，並上了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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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創造新平台絕對不是難事，要不要去做而已，當爆料公社都有一個完全抄襲臉書的社群網站，而且ｕｉ還設計的挺不錯的，每篇文章還有幾百個讚，像是一個個人社群綜合討論區的集合體，那沒道理其他人不行，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在上面我感覺不到「人味」，也就是自然使用者的氣息，過去神父參與經營的討論區，改幾個讚，一個人留幾百個留言也不是難事，所以，困難的點，並不在於創建，而是在於「駐留」，以及「一個適合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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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在臉書上的台派使用者群集，絕對是一個具有豐富性、生命力甚至多樣性的群體，有人負責提供國際觀點，有人擅長思辨，有人喜好貼些搞笑的東西，遇到特定事件，馬上有插畫家奉上圖，各種迷因，多才多藝，一樣不缺，可以這麼說，那就是一群肥美有旺盛水草的阿瓦隆（Ａｖａｌｏｎ），麻煩的是，當我們這群人腳下的土地開始鬆動，我們找不到一個「適合之處」可以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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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我們很難想像這群人移入到低能卡，會是什麼樣的情景，低能卡是以大學生居多，以男女交友世俗瑣事為考量，他們已經有自己的文化，就像ｐｔｔ初時的樣貌，並不是說上面都沒有台派，不過臉書的台派移入，到某一個子討論區，我不認為這是合適的，甚至能發揮台派的風采，影響力，都是個問號，可能格格不入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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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適配度」顯然就是個問題，又比如說，台派使用者轉入到ｐｔｔ去，這適合嗎？第一個問題，就是人們普遍對這裡反感，ｐｔｔ比較像是一個已經崩壞的地方，那裏的使用者基本上綠共、塔綠班地說個不停，如果用一個征服者的姿態或者委曲求全，我想，對於兩者的使用者來說，恐怕是不願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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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有人說，神父，你怎麼不回ｐｔｔ發文，這個嘛，也不是不行，事實上我早就在那邊發過了，不過我已經跟那邊的使用者沒什麼交集了，發了，也不會令人感覺到當初的「神父」就在那裏，基本上，神父已經成功地轉移到臉書了，並且和原地的柯糞與母豬教徒結下不可解的仇怨，基本上，不是他們滾就是我亡，雖然他們在自己的地方吶喊神父過氣許多年，但在臉書的神父聲勢卻越來越旺，神父也樂得在臉書上打爆柯糞，完全不想回去糞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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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ｔｔ是一個鳩佔鵲巢的例子，換言之，２０１４年太陽花學運以後，那裏發生了大量的社群替代，大量的使用者出走，過去三位一體的黃金年代，已不復見，各個網路名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量政治文，而且是最偏差的那種，反台獨，反民進黨，反覺青，兩岸一家親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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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這麼說，他們墮落至此，也有某種正當性，那就是有一部分原始使用者是自願的，自願的變成那樣，從一個太陽花的支持者變成柯糞，藍綠一樣爛，至於其下混入的五毛，柯文哲攜入的網軍，這都還在其次，有一群使用者的確陷入在一種被害者情節，阿北都是被誤會的，就好像我被誤會了一樣，他們不願承認自己的選擇錯誤，即使認知到柯文哲是一坨屎，自己仇綠仇到腦殘而且親共，因為「都是你們逼我的」，過去人們芥蒂的親中、五毛、賤畜等等，現在他們可以毫不見怪，自然而然地接受，並以為是合理的，因為，只要能反民進黨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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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陷入到一種防衛機制當中，並且自居主流，比起認清自身錯誤這點，那些提醒他們是錯誤的人，比什麼都來的可恨，即使認知到自己被詐騙了以後，比起騙自己的人，使他們意識到自己被騙的人更令人憎惡，因為他們認為，是這些人使自己陷於錯誤，而不是自己有啥不對的地方，「我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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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陷入這種極度自私的情結，基本上是無解的，只能等待他們厭倦了會發現自身的利益開始被侵害為止，而這群在ｐｔｔ的人正在式微中，值得一提的是，這樣的現象集中在八卦版，出了八卦版以後，他們基本上是被排擠的，而政黑板目前也有人在試圖守住防線，我們所說的墮落的ｐｔｔ，基本上，集中在八卦版上，在其他版，這些自然柯糞基本上也會裝無知，若無其事的和其他人一起討論，他們也會害怕被貼上柯糞的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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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社群替代現象，也和ｐｔｔ本身衰弱有關係，ｐｔｔ本身有依靠一大票自然使用者發起的管理群，當這個學術網站人逐漸凋零，各個班級看板開始廢棄，這些管理人群也開始缺乏，並且缺乏內控和防弊，原本權力較大的管理者又過於僵化與怕事，導致錯過了可以糾正這個社群替代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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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改變看板生態的柯糞版主，其實跟當初母豬教徒入侵女版，當上版主，說要改變女版一樣，誠如韓國瑜所說「選舉就是票多的贏，票少的輸」，當這些操著不正常心態，也不是出自於維護該看板的利益，又無法證實背景和投票者是否灌票嫌疑的人，當上版主，並且一個版接著一個板擔任，還能去檢舉其他正常使用者，例如ｂｏｙｏ，他們相比其他正常使用者，有較強的動機還有較多的時間，甚至還能當成一種工作，很快的，正常的人們就會逐漸脫離，甚至不想回去，即使，構築這ｐｔｔ討論區的信度者，真正有貢獻的人，並不是他們，而是歷代使用者累積的記憶和智慧結晶，但他們就像後來居上的寄生蟲，當他們說話比誰都大聲，散播的情緒比誰都還要負面，甚至，自我中心到比誰都還要執著，那麼，他們就會是贏家，也是最後的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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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這麼說，當母豬教興起了這一種污染其他看板的模式，最後，母豬教仍然被柯糞這個新興群體所取代，母豬教徒基本也算是ｐｔｔ使用者，柯糞就不太是了，他們當中有大宗應該是從ｌｉｎｅ群組或者藉由柯網軍轉介而來的新使用者或者俗稱的買帳號，配合少數不肯認錯的自然柯糞汲取正當性，最後成為難以割除的ｐｔｔ公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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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母豬教主是否健在呢？事實上，柯糞一詞也是他發明的，這有點像塔利班被伊斯蘭國取代的情景，母豬教主曾經也力戰柯糞過，這也不得不佩服他了，基本上，母豬教徒攻佔看板，只是因為好玩（他們聲稱），柯糞攻佔八卦版，到萬華版散布罷免林昶左，這就很明顯具有政治動機了，而背後，可能來自特定政治人物的指令，而且有組織和系統，甚至還有文宣，聲明他們控制這個看板符合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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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正題，我們都知道是杜奕瑾創造了ｐｔｔ，那麼，杜奕瑾可不可以創造另一個ｐｔ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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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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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為討論區或社群，有其不可替代性，各有其獨特的個性和文化，這一點，不只是社群，也反映在社群人口，因此從一個地方移入到另一個地方，必然會產生「容器」問題，他可能不至於衝突，但會影響使用者意願，理論上，ｂｂｓ當初也不只ｐｔｔ一個討論區而已，有中山美麗之島，不良牛等等，只要找個學網下的ｂｂｓ，台派人口大規模移入就行，但是，關鍵在於「習慣」，習慣使用臉書的介面是否能習慣ｂｂｓ的介面呢？無論如何，必然對台派群集產生某種消耗和折損，而這些論壇之所以壯大而具有現在的規模，也都是白手起家的類型，例如巴哈姆特原本也是ｂｂｓ，浮上瀏覽器介面成為一個討論區，當初，甚至兩方還試圖同步，不過漸漸地，巴哈姆特取代了巴哈姆特ｂｂｓ，而成為現在的巴哈姆特，新陳代謝一番，也要花費數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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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經營創造兩個討論區，神父也認識到了某些現實，討論區是成功做出來了沒錯，而且介面也很好，但關鍵仍在於如何吸引人駐留，神父的初衷也很簡單，那時，我還是個ｐｔｔ名人，就是建立一個台灣本土的討論區，以防ｐｔｔ沒落，或者被臉書綁架，神父進的第二間公司，他們有一個資訊部門做支撐，而且準備投入大量行銷費用，該資訊部門負責人甚至有打倒臉書這樣的理想，他也的確設計了一個如同ｌｉｎｋｉｎ那樣的東西，做出個人社群融合討論區這樣龐大架構的形式，當神父被叫去說服高層，甚至臉不紅氣不喘地說，「因為玩社群的都是像我這樣的魯蛇，都沒在工作的，所以，當我們有了社群討論區以後，也會連帶著用公司的網站來找工作，創造雙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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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關鍵在於，我的能力並不足，我害怕擔負風險，對於資訊，神父只懂一些皮毛，而最大的危機感來自於，我無法掌握討論區的自主性，誠如同，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這些企業想要搞社群，也是為了營利，無論是像祖克伯那樣掌握個資販售，或是藉由完全不會用臉書的客戶，服務他們，控制他國輿論來謀取自身公司的利益，其實我想這個不證自明，臉書上大多宣稱台灣商品販售，很多都是中國假網站投放的詐騙廣告，臉書上管制的仇恨言論，多是配合中共需要，小粉紅們定義的「辱華」，其他政治傾向，如統派仇恨言論，中國網軍的血洗台灣，他們基本上不管，這是明顯的雙重標準－我審查你腳下的灰塵有幾毫米，無視背後臭氣熏天的垃圾堆積，然後說，我這是在維護人們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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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某齣日劇有這樣的劇情，經營一個討論區的成功人士，他像朋友炫耀他怎麼營利的，他掏出手機，用管理者的名義刪除了一則貼文，因為那貼文的內容是在罵某某企業虐待勞工，接著，他的手機噹的一響，收到了一筆天價的入帳，來自於那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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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如果劇中一個企業是如此，何況是有獨裁者用一個國家的資源挹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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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過去經營討論區的神父來說，不可能將一群支持台獨的人，移轉到兩岸交流的網站，同樣的，我也不可能因為企業的需要，而欺騙自己的粉絲，對於神父來說，我那幾萬的粉絲的優先順序，永遠比我被派發的工作還來的重要，所以神父儘管經營過兩個討論區，不過始終沒有將自己的身家性命賭下去，把我神父的臉書，用來為這個企業委託的討論區服務，賭上自己的信用，而我的能力不足，權力微小，兩方都是我自己創造的東西，但我拋棄了其中一個，成為失敗的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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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假使台派想建立自己的新平台，這完全是可行的，事實上，被臉書荼毒的，不只是台派群集而已，甚至連韓粉或是泛藍群集，也是高喊「民進黨控制臉書」的對象，但他們十分愚蠢，問題不再於民進黨，而是在於臉書，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他們對於中文語境的使用者，基本上，採取的是放任給一群謎樣的獨裁者集團服務的商業模式，所以，他們並不是為了台灣島上任何一種思維服務，也不在乎台灣島上的每個人立場，他們在乎的模型，目前是繞著中國本位，在進行旋轉，因此，砍一個韓粉的臉書，就會刺激他們進攻民進黨，也符合他們圖利特定對象的目的，如果他們的客戶的用意，是在使台灣社會對立／分裂／混亂的話，與之目標相反的群集，也是他們利用的對象，他們也會毫不在乎的出賣韓粉或者深藍族群的利益，我們可以這麼說，不合理的言論審查，用仇恨歧視作為藉口，本身就是歧視的來源，因為他只針對你，也是製造仇恨的原因，兩方都是他試圖激化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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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只有台派需要一個新平台嗎？我想，泛藍族群也挺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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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解決臉書箝制言論自由的問題，大概有兩條，第一條，請立委諸公或政府，效法澳洲或加拿大，對臉書的行為提出掣肘，這就是一個談判的過程，除了請他們停止言論審查以外，還有其他的解決方法，例如，申訴的機制，懲罰的機制，要知道，如果你是一個論壇經營者，你受理檢舉的人應該要和受理申訴的人一樣多，簡單來說，你有本事關多少人，就要能放多少人，如果你不能受理申訴，那就停止檢舉，只有單方面的檢舉，整體來看，就是對所有使用者進行整體言論自由的縮限，很容易淪為報復式的檢舉，這只是在出賣整體使用者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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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臉書判定違規次數，基本上是不能消除的，是永久刑罰，一般討論區的處理方式，應該是限制發言天數後即可釋放，臉書則有永久案底，今天一次不合理的罪名成功掛在你身上，他就會逐步的累積，直到你的帳號消失為止，當你被檢舉辱華兩次後，第三次可能因為一點錯誤，而被整體砍除帳號，「因為你過往的罪，所以很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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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就是創建新平台的道路，這絕對是可行的，就算短時間內不可能，需要長時間慢慢培養的社群，也好過「什麼都沒有」，當然，我們現在鼓吹關閉臉書，轉移到某某社群，這絕對對台派是一個巨大傷害，因為你明年就是選戰了，現在才想放棄唯一能抵抗親中勢力的武器，說要造一個新的，根本是緩不濟急，而且可以說是自殺行為，應避免簡單思維，要就全要，不要就全不要，要移轉到新的平台，就得徹底不使用臉書，或者，只能繼續被祖到任人魚肉，連一點新平台的發想都不被允許，這些，都是因噎廢食，正確的作法是，一面保留現有的工具，一面試著養自己的，把他養大，這就是戰備物資的概念，你要打國外疫苗，也要培養國產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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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社群平台，是否只能寄望私人企業？民間組織？未必，低能卡當然是個例子，不過他明顯無法容納大量的使用者，以及符合主流使用者的習慣，ｐｔｔ是另一個例子，講白了，他原本是台灣學術網路的資源，以學術性質為原始目的，是吃公家飯的，不過被一群柯糞惡搞成反政府兩岸一家親的極端討論環境，這根本不正常，如果民間有免於言論審查恐懼的需求，政府在公家單位上提供一個平台，也是可以的，是說，農委會都能為了農民，架設代購平台；唐鳳也能為兩千三百萬人，設計出疫苗登記網站，為了國民的需求，為了免於恐懼的自由，政府提供一個言論自由的平台，又有什麼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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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為了避免被境外勢力搞言論審查，社群媒體公司搞言論壟斷，這樣成立的理由，已經具有十足的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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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社群移轉」也不是絕對不可能的事，舉個例子，比如徐閉被臉書封鎖，和被瘋狂檢舉後，她移轉到推特，而且短時間就得到龐大的受眾，比她原本的臉書還多，這是一個成功例子，和她的個人特質有關，她的粉絲願意跟隨她到另一個自己不熟悉的地方，但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成功，像神父切斷臉書去推特大概會吃土，因為推特限制了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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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用過度擔憂，人們只能習慣於臉書的介面和使用方式，所以永遠都要被臉書所支配，人們需要的，或許只是一個新容器，比如神父過去也是ｐｔｔ重度使用者，也曾一度認為，自己永遠無法戒掉ｐｔｔ，不過，這其實不難，神父以前根本沒在用臉書，只用ｐｔｔ，轉移的過程，中間一段時間的確不適應，不過後來很快就習慣了，現在根本沒上ｐｔｔ，還怕帳號被砍了，所以偶爾會登入然後下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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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始終是風險考量的問題，如果能有一個新的、合用的平台出現，那短時間內，大家說好，並且同時進入，重新創造並且迅速壯大一個新的社群，並非不可能，在對的時機，找到對的對象，遇到對的事件，大家一起往對的方向行走，就能造起一個諾亞方舟，當初川粉的靈的轉移就是一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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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以現在的時間來說，冒然轉移或廢棄舊有社群，對台派來說，風險實在太大了，必然流失大量同伴，或者，找不到彼此，失去現有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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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平台的要件，必然是穩定的，至少要保證存在４、５年以上，坊間過去也有想取代ｌｉｎｅ或者臉書的社交軟體，但他們大概開幾個月，不會經營，就直接關閉了，這是短視近利的行銷邏輯，一開始注定失敗．與其說是社群需要龐大資源才能產生，不如說是策略問題．這就像打線上遊戲，如果我玩一個不到一年就倒的伺服器，我怎麼會捨得讓自己上去練功打怪賺錢呢？搞不好練到了一個高等帳號，馬上系統就倒了，我損失慘重，這樣的遊戲，不會有人想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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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最後，神父還是要說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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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創造的東西，來自於你自己，你吸引人的，是你的記憶，你的觀點，你的魅力，你的畫工，你說故事的能力，你的智慧，你和你的夥伴共享的，是專屬於你們的小秘密，而人與人之間所連結起來的，叫做革命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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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離不開的，並不是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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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離不開的，其實是彼此，ｂｒｏ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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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的完成　感謝　＃Weitung_Chen　＃使徒行者　＃Jean　的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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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行政作業中的例行公事，卻是對被害者家屬的二度傷害！

昨日從 陳孟秀 律師 得知，太魯閣號意外的罹難者家屬收到了來自花蓮地院的傳票，傳票上收件人欄位，除了「家屬本人的名字」之外，竟還印上了「罹難者的姓名」。

得知家屬的遭遇，我感到非常難受與心疼。

將逝去的被害人列在信封上的收件人欄位上，也許只是司法行政作業中的例行公事，但是卻足以再次觸發被害人家屬內心巨大的傷痛與對逝去親人無盡的思念。

對死亡案件的遺屬來說，後續任何行政或司法程序，都是一次又一次的煎熬。然而，我們的政府機關及司法程序，對於被害人家屬的困境，至今都非常缺乏理解，也從未將如何減輕被害人家屬的煎熬，放在心上，進而實施更貼近被害人家屬感受的調整措施。

或許這樣的做法，是想要顯示收件者在刑事訴訟程序上的地位。但其實，這在訴狀上都能記載清楚，相較於可能帶給被害人家屬的痛楚，根本沒必要多此一舉，在公文信封上顯示被害人姓名。

正如同我先前參加台鐵的罹難者家屬懇談會，發現台鐵局於簽到簿上列出罹難者名字，要求家屬在罹難者名字後方簽名。

看到的當下，我感到非常沉痛。每一個名字，都是一個無辜消逝的生命，如今看著他們羅列在簽到簿上，彷彿意外根本沒有發生，彷彿他們下一刻還能現身出席會議。看在家屬眼裡，一次次的提醒著他深愛的家人已消逝，這無異於二次傷害，毫無同理心。

當天的懇談會明明是邀請罹難者家屬出席，為何還需要在簽到表上列出罹難者的姓名？司法程序還有可能是因為因循往例，那台鐵辦理懇談會，對外說明是關懷家屬，卻為何無法理解家屬的受創、無助、徬徨，只貪圖行政便利，一次又一次地踐踏被害人家屬的尊嚴？

種種沒有溫度的行政措施，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召喚被害人家屬的悲痛記憶，撕裂家屬心中的傷口。

對此，我將立即向司法院要求，各級法院在處理犯罪被害人相關的案件時，是否能更尊重被害人家屬尊嚴及感受，站在家屬的立場，捨棄種種冰冷的行政作為呢？

自我上任以來，一再訴求司法應建立有溫度的連結，我們的政府相關機關，都應該負起責任，面對犯罪事件帶給人民的傷痛，不論在司法或是行政程序上，都應更有溫度、同理、並尊重被害人及家屬的權益、尊嚴與隱私。

//周日話題：當司法淪為政治壓迫的儀式，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2021/9/5

【明報專訊】在今日香港，每日讀着匪夷所思的法庭新聞，畫幼童畫冊要還押，一句有無限詮釋的口號就係分裂國家情節嚴重，大概除了有權拘捕和有權審判的人以外，已無人相信政治案件還有公平審訊的可能。

然而莊嚴肅穆的法律程序，每日仍一絲不苟地進行着，用優雅文句專業術語寫判決，將一個個公民未審先送入監獄、重判異見者；但，偶爾，如果認罪認得早、求情信夠可信，如果警員證供真係矛盾到超過人類可接受範圍，還是會有好消息。

也還有法律界權威說，香港法治95至99%運作正常。

誠然，在一般人的想像中，司法淪陷並不是現在這樣，要到法官對政權言聽計從，警、檢、官全部都係佢嘅人，一條龍將異見者直送監獄個個判足10年才算——香港還遠遠沒到那一步，辯方仍可據理力爭、與控方互有攻防，有些法官還會講斥責控方／警方證人的人話；而「小勝」仍有，暴動、非法集結不是輕判、甚至無罪，國安案都有得保，政權眼中釘鄒幸彤昂首走出法院。公平審訊不可得，但「較佳」結果仍可能，官始終有「好壞」、「釘放」，律師辯才經驗都有高低長短，辯護策略、技術性疑點，求情內容……從輕發落，仍然可期。

但what if 這套仍有「希望」的司法制度，才對威權政體最有利？一啖砂糖一啖屎來回反覆，不斷將針對全社會的恐懼擴大，同時向被告發放「未絕望，仲有變數」的信息。

手足的一線生機，令司法也彷彿仍未徹底崩塌；而當重點只在被告的最大利益（最短刑期），審訊就只剩下認罪與否、如何避過定罪元素，行為和說話的意義可以有幾模糊，求情，見感化官幾有悔意，保釋條件講到幾盡……

當掌握被告生殺大權的法院，成為政權壓迫系統的一部分，已無人可以在司法制度中看得見達至公義的路徑，但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卻相當清晰：它正在誘使被控告者將個人利益置於首要、唯一的考慮，與運動、甚至過去的自己割裂開來。在此過程中，透過被告自我否定，消解受審事件的政治意義，將符合政權敘事的新現實強加社會。政治案件被告選擇走上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就要參與政權劃定的「法律」框架，無可避免被融入政治壓迫正當化的程序。

由此，政治犯身上，似乎出現一個兩難：自己的best interest，與自己對行動／所信之事的理解，在法律程序中必然衝突。身處此結構當中，面對結果已定的政治審訊，我想知道，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一、法院作為威權體制的一部分：The legitimacy paradox

（或者這篇文將來要拿去呈堂呢……所以我更需要認真地、引經據典地討論這個問題：）一個仍享有「獨立」地位的司法體系，為何會「自主」地傾向威權，成為政權壓制意見與反抗最關鍵的工具？

在香港的公共論述中，「法治」往往與「公義」直接掛鈎，但不同時空、地域的前例已顯示，法治、司法獨立、程序公正、政治審判與威權統治，可以並行不悖，甚至相互依存。如果法院不能為政權所用，早就落得如公民社會其他範疇一樣的下場；威權之下，法院本就無遺世獨立、做「公義最後防線」的條件。

學者M. Shapiro如此描述威權下法院面對的Legitimacy paradox（正當性悖論）：

「法院若挑戰政權的不公義，會引發政權加強箝制，無法保持獨立而失卻正當性；但法院若迎合政權，則會在公共眼中不再獨立，同樣失卻正當性。即使法院取得平衡，維持到自身的正當性，這份正當性卻只會令威權整體更具正當性。」[1]

① 面對政治檢控 無知即力量

目前政權瘋狂清洗公民社會不同範疇，祭出的說辭是「法律」（「我哋只有一把尺就係『依法辦事』，總之你犯法我哋就會執法」，蕭澤頤），手法是拉晒啲人上法庭直接還押，或以此為威脅。

不同威權政體的例子告訴我們，政權的合法性來源（革命功績／經濟成果／意識形態）愈疲弱，就愈須倚仗「法律」、「法院」、「法治」，利用程序與「法」的正當性，解決自身無足夠能量處理的政治問題，迴避政治後果。與不確定性較大的選舉或隨時反噬的暴力鎮壓相比，具有「超然政治之上」光環的法院，是成本最低的選擇。

於是政權不斷將政治問題推向法院，法院則一邊強調「只處理法律問題」，一邊被迫作出各種政治判斷：徐子見或危害國安而鄒家成不會，難道是沒有政治判斷的司法認知？「水炮車係權威嘅象徵」，又如何不是一個政治判斷？「只僵化地引用法律條文，不看條文及裁決是否符合法治精神，本身就是一個政治決定」（戴，2018）[2]

但既偏離法律範疇，法院又有何權威去做這些判斷？即是不計其政治立場有否偏頗，香港法官對政治的「司法認知」，分分鐘連一個中學生都不如（否則點會問李立峯「集會唔係有組織者嘅咩」或稱「不相信防暴警會眾目睽睽下說出『阿sir做嘢唔×使你教』」）。結果，法庭往往全盤接受控方版本，還自詡專業公正、不受民粹左右；政權則用法院判決為政治打壓正名，以「尊重司法獨立」為名，神化法官及裁決，壓制質疑。

② 為免被人推翻，先要自我推翻

威權政體往往牢控立法、修憲權力，一旦法院判決偏離其掌控，即可透過修改法律，推翻法院判決。要確保法院「醒醒定定」，唔使用劍亦唔使提法官有老婆仔女，只需讓法院知道自己的判決隨時可以被政權無效化就夠。若判決無人尊重，法院的存在亦無意義；為了維持自己剩餘的獨立、自主與權威，法院有誘因順從政權（但無乜誘因諗人權）。

於是我們不時見到「我輕判你，一陣DOJ又覆核㗎啦」，以及「一陣人大釋法咪仲大鑊，香港發展嘅空間又會再細咗」，裁判官選擇直接重判，高院上訴庭和終院選擇在人大出手前先自我調節。於是，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盛讚香港法院「對國安法形成了正確認識，特別在保釋、陪審團，指定法官制度……較好地落實了立法原意」。

直頭摸頭讚你乖。「如何判決不至引來政權干預」，與「如何判決才能讓政權滿意」，其實是同一回事。在威權法治下，法官究竟有否「捍衛法治」的意圖，都改變不了他們正在將政權對異見者的壓迫正當化的事實；而香港法官連僅餘的人權保障空間亦不善用，更令人質疑其正在利用社會對釋法的疑慮，積極地迎合政權。當你為了保存自己而無制限地妥協時，你想保存的早就被你親手斷送了。

③ 選擇性裁決 鞏固無力感

「正當性」不過一重外衣。法院對抗爭共同體真正造成的傷害，遠不至於此。

政治壓迫的司法化（Judicialization of oppression）將打壓針對少數、個別人的特例，轉化為可穩定地恆常操作的系統；最穩定的不是僵化地有殺錯無放過，而是充滿彈性、可鬆可緊，令人愈觸摸愈觸不到，但又無法脫離其威脅，已足以透過恐懼牽制整個社會（簡單來講，即係國安法啲保釋咁）。

一個「自主」的法院，全權掌握對任何人任意趕盡殺絕的權力，但又始終保留「放過」個別人的可能性，令焦點從檢控和羈押本身的正當性，轉向研究怎樣的官司策略，才能成為個別被放過的人：只是一個「可能」，足以耗盡抗爭陣營絕大部分資源、關注、心神、情感能量，甚至意志。

最折磨人心的從來不是恐懼，而是「希望」：無力感會在反覆的徒勞嘗試與無常的滅頂之災中生根，直至行動的可能被徹底蠶食。

二、不要被政權奪走詮釋敘事的權力

「一場政治審訊，是在一個可見的場域，由對立的各方就法律秩序規範正當性爭辯，而不僅僅關乎當前司法框架下官司的勝敗。」[3]

一場審訊所影響的，遠不只是一個抗爭者個體的命運，關鍵政治案件尤其——營造恐懼與不確定，消耗民間社會，建構政權要的敘事，改寫集體記憶，徹底改造一個社會的政治空間，才是威權下政治審訊的作用。

法院之所以對政權重要，還因其「展示」的功能：政權要你消失、要你沉默，還要你自我推翻、背棄同儕，即使毋須像蘇聯show trial一樣對黨國感激涕零，也要你以順從來認可這套儀式。它從不需要你心悅誠服，違心的配合，正好助其維繫以恐懼牽制所有人的壓迫系統。「留得青山在」實是一場無限滑坡，達至個人最低刑期之法，也包括成為控方證人。如果看一場官司不僅僅關心刑期長短，認罪和配合與否的決定就包括你是否要對政權編造的「事實」，在法律程序中給予無條件的認可，讓法院亦因而免卻自身監察及制衡政權的責任，繼續扮超然。

唔知唐英傑判九年，多少人反應是「早知就應該認啦，扣三分一好過」？唐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決定不認罪時，他想必衡量過敗訴要承受的後果。因是經審訊定罪，法院就必須在判辭中清晰交代理據，於是條文本身的缺陷，法官對政治問題的獨斷，對基本人權的無視，對政權敘事的投誠，對合理質疑的左閃右避，都在判辭中一清二楚。

這是一份根本無法自圓其說的判辭，「賣飛佛」是「因為兜多咗幾個街口所以情節嚴重」！

即使被困囿於這個系統，也不等於我們與政權的分歧，只能體現在程序與細節之中。我對「法治」並無任何執念，所謂法治精神，只是一個社會如何理解何謂「公義」的載體；而在司法是否合乎公義的問題上，政權抑或法官，都沒有凌駕任何公民之上的權威——普羅百姓（ordinary men）對法院的檢驗和監督，是普通法制的基礎。

今日香港法院所維護的而非公義，而是政權的利益；法院對法律與「事實」近乎絕對的詮釋權力，也非來自對法律／法治的權威理解，而僅僅來自一言不合就可以全無合理解釋將異見者收監的制度暴力。當法院的權威，要靠拿攝錄機對準公眾席，隨時將旁聽公眾收監的威脅來維持，這座法院還有何正當性可言？

政權正努力地以司法改造，消滅抗爭敘事，但在它放棄司法作為合法性外衣——轉為閉門審訊——之前，它都必須給予被審判者說話的空間。就在此空間中，我們要與政權爭奪的正當性的話語權，不容政權壟斷對公義的詮釋，不容審訊歪曲記憶與事實，不容法官迴避自身真正的責任。

政權利用司法與其他工具散播恐懼與無力的目的，是改變「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一切意涵，徹底否定「香港」的存在。而我們每一個行動與選擇，都在抵抗與反擊政權對香港的強行扭曲，重新定義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本質。

這本就是一個永不會完成的使命。

Best interest是什麼？

當然，被拋入「政治犯」身位， 不等於就有在政治審訊中頑抗的責任；法庭不是唯一的戰場，也無人有義務犧牲自己的best interest去嘗試開拓。

但這個討論的缺口在：究竟所謂一個人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在律師、官司與法庭的語境，它必然等同獲批保釋或最低刑期，因而必然和運動對立。

「唔好諗其他嘢啦，你都要諗吓自己」都聽唔少。於是我好認真咁「諗自己」：究竟我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

是自由地說話，是在一個真正開放的公共空間，與其他自由的人建立有意義的連結；是始終可以用批判的精神思考任何現象，挑戰一切定見，即使自詡為歷史必然，不以人的意志轉移的巨大結構；是體認自己一切行動的意義，不因任何強制或壓迫而扭曲。

所以我必須直面這一個戰場。

法院要如何面對它的paradox，是法院的責任和決定（吓，唔使幫你諗埋啩？）；但於我，那個政治犯面對、諗自己定諗個運動的paradox其實係假的。政權及為其所用的司法機器正試圖將我從共同體中割裂出來，再透過抹殺我作為個體的存在，否定共同體的存在；若我始終拒絕被抹殺、拒絕自我否定，拒絕成為政權營造恐怖的一部分，透過固守自身，就同時固守了共同體的一部分，令其不至消亡。

自我正是已突破壓迫的姿態所定義，而「香港」的存在，就是有一個個仍未被威權同化的個體的自我所組成。即使因隔阻而無法感應到共同體是否仍然存在，即使眼見她已破碎成無數相互拉扯的平行現實，要重新找到她，其實只需反照自身便可。

身處各異的困境中，每個人的best interest都不同，只有自己知道最適合自己的方向和角色是什麼。不論在怎樣的紛擾與壓迫下，依然忠於自己，就是一個人可為自己、同時為自己所認同的共同體能做的最重要的事。而兩者，本就無從分割。

[1] Shapiro, M. (2008).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T. Ginsburg & T. Moustafa (Eds.), Rule by Law: The Politics of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戴耀廷（2018）《法治的挑戰： 威權下的思考》

[3] Schervish, Paul G. (1984). Political Trial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eviance. Qualitative Sociology. Vol.7

文˙何桂藍

編輯•王翠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