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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蘇葆立:從胡耀邦之死到天安門的槍響】

✏️六四32週年之際，跟前美國國安會亞太事務主任蘇葆立(Robert Suettinger)的訪談。聽他回顧從胡耀邦之死談到天安門的槍響，以及美國內部的決策過程與32年後的反思。

✏️蘇葆立親歷上世紀8、90年代的美國重大對華外交政策製定過程。他在多年前出版《天安門事件之後 ：美中關系的政治學 》一書後，正在撰寫第二本書《胡耀邦傳》

✏️六四爆發後的十多年裏，胡耀邦三個字在中國成了禁忌。直到2005年後，中央領導公開談述胡耀邦，才讓他的精神遺產再次浮現，更成為中國自由派緬懷的改革者。不過，習近平上臺後，局勢再次有了轉變。

✏️ 「至今仍然有很多人會支持這樣的觀點——若胡耀邦沒有在1986年被迫下臺，如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會是一個非常不同的國家。」


文長～但希望能為這個特別的日子留下一些紀錄。


▫️上集: 從胡耀邦之死到天安門的槍響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zhengzhi/jt-06022021095409.html

▫️下集: 習近平如何“片段”紀念胡耀邦?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zhengzhi/jt-060320211344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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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之死成為六四催化劑

記者: 32年前的4月15日，住院一周的胡耀邦去世，他的死引發天安門廣場的示威活動，並在6月4日的武力鎮壓中達到高潮。回顧歷史，胡耀邦的死，對於當時天安門學生運動的作用與意義是什麽?

蘇葆立:我認為胡耀邦的去世是一個催化劑，(他的死與天安門事件)不僅僅是一個因果關係。當時，五四運動70周年的相關活動已經讓很多學生聚集在一起，蒐集他們對社會體製的不滿，並談論他們期望的方向，包含民主、科學、西化等等。在胡耀邦去世時，(學生)已經有很多準備工作，他們有些人也抱有愧疚，認為應該在1987年胡耀邦被迫下臺時就有更多動作。
這些自發走向天安門廣場哀悼胡耀邦的人，不僅有學生、有大學教授，還有黨員。當呼籲改革的力量從校園延伸到天安門廣場，就成了公共秩序及黨的問題，最後成了共產黨對自身聲譽的擔憂。


記者: 74歲的胡耀邦是在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時突然心臟病發倒地，人們對他的死因真相是否存在疑惑?

蘇葆立:各種猜疑是有的。但胡耀邦是一個一天抽四、五包菸的人，他的健康狀況並不好。 他曾多次重病，而且他真的沒有照顧好身體，他是一個工作狂，從不請假去看醫生。他的生活就是在工作、抽菸、工作中循環。他在1987年被迫辭職後曾在湖南待過一段時間，當時曾有過輕微的心臟病發。

▪️胡耀邦、鄧小平： 誰是真正的改革者?

記者: 你從上一本書《天安門事件之後：美中關係的政治學》到現在寫《胡耀邦傳》的機緣是什麽?了解胡耀邦的故事能夠如何幫助我們理解當時中國的歷史?

蘇葆立:這是個好問題。在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時，我在美國政府工作。我一直對胡耀邦很感興趣，他個子非常矮小，聲音很高、精力充沛、對思考和討論問題很感興趣，他不是像毛澤東或鄧小平那類偉大領袖人物的形象。
當我更深入研究他在位期間的作為，我越意識到胡耀邦比鄧小平還像是真正的改革者。事實上，有很多中國研究者也認為把改革成果都歸於鄧小平有些言過其實。我開始把我的這些疑問與興趣整理起來，最後得到了史密斯·理查森基金會的支持，讓我持續做胡耀邦的歷史研究。

記者:這很有意思，您從一位美國的對華政策資深官員，轉變成研究並撰寫一位被中國共產黨選擇性紀錄的政治家傳記，您研究胡耀邦的過程是什麽?遇到那些困難?

蘇葆立:我從2014年末就開始考慮，2015年我去了一趟中國、造訪胡耀邦的家鄉、他曾經當官的省份，以及他在江西的墓地。我的那趟旅行蒐集了很多書籍，大多來自香港，閱讀之後我再繼續作線上資源的調查，尤其在胡耀邦家族的歷史資料網站蒐集了大量的資訊。當我越展開調查，我發現越來越多讓我感興趣的文章與資訊。

▪️美國內部對於六四反應有分歧

記者: 回到32年前，當時美國政府內部是怎麽辯論如何應對六四?您曾提到當時內部有很大的分歧?

蘇葆立:我不認為當時內部(對於如何處理中國)有很大的分歧。我只能說每個人都錯愕又震驚(shocked and appalled)，即使我們有些人清楚(中共的武力鎮壓)即將到來，但我們曾試圖給中國政府警告，希望他們不要做出不良的反應。連著好幾個禮拜，我們都盯著電視看。

六四的隔一天，周一，我參加一系列跨部門的會議。美國國會與行政當局之間有些分歧，國會對於人權議題更加重視，特別是在令人震驚的天安門影像傳出後，國會要求製裁、貿易限製、取消兩軍互動等等，並認為布什總統不願對華強硬。布什則認為他了解中國，他稱鄧小平為“我的朋友”，行政當局希望在考量蘇聯議題的情況下，維持與中國的戰略關係。

記者:中共對當年的六四、以及今日香港民主運動的處理都讓國際社會震驚。您怎麽對比美國看待天安門事件、以及香港民主運動的差別?

蘇葆立:盡管我們也看到美國民權及人權團體，對於中國在處理香港問題上的失落與憤怒，但在整體的情感上，美國看待香港遠不如當時看待六四時的強烈。另一方面，我認為美國和中國在政治、意識型態上的距離比 1989 年要大得更多了。

▪️擔憂中共“暴政領導”的傾向

記者:歷史把胡耀邦貼上推動中國自由化、“擁抱民主精神”、“黨的良心”、“偉大的解放者”這些標簽，在研究了這麽多關於他的史料之後，您是怎麽評價的? 您認為他最重要的遺產是什麽?

蘇葆立:與他共事的人對他的性格進行了很多塑造，但我認為胡耀邦一直最對自己正直的人格感到自豪。1989年的共產黨內部已經開始有許多腐敗，胡耀邦並不在其中，他深信改革的本質不是一系列政策，而是態度。

他相信若是犯錯，就公開承認並修復它；若想達到正確的政策，就要從關註人民利益出發，他一直是為中國普羅百姓維護法律利益的人。

因此人們對他的記憶是大膽的，他發表了一些演講或文章，對於鄧小平及陳雲等黨內大佬來說是過於前衛的。比如啟用黨外民主人士、或在農業政策上推動以農民為主體的改革。胡耀邦一旦進入任何一個官僚機構，就會想要修復它。

胡耀邦還提出促進黨內民主、反對暴政。胡認定毛澤東是一個暴君(tyrant)，他擔憂鄧小平正在往那個方向前進，也意識到共產黨對這種領導模式有自然的傾向性，因此挺身而出。

▪️胡耀邦與鄧小平: "從來不是朋友"

記者:胡耀邦的這種改革信念會與鄧小平決裂的原因是什麽?胡耀邦的改革為什麽會失敗呢?

蘇葆立:當華裔或美國政治學者在做研究時，會傾向認為某個議題是政客決裂的主要原因。這在中國及中國共產黨內部，只有一定程度的適用。在中共的體製內，所有的問題最終往往變成很私人的，這導致忠誠與私人關系比什麽都重要。這也是馬克斯列寧主義的核心，獲取權力、使用權力，權力可以是製度性的，也可以是私人性的。

對於鄧小平來說，權力就是很私人的問題。我認為1978年至1993年、鄧小平和陳雲之間在中共黨內的權力競爭並沒有被好好地研究。胡耀邦跟陳雲處得並不好，1986年黨內幾個大佬把胡耀邦推擠出去，他們認為夠了，胡耀邦所作所為不符合他們所要的路線，因此用1980年對待華國鋒的方式處理掉胡耀邦，基本上已經類似驅逐出黨了。

至於鄧小平與胡耀邦也從來不親密，他們尊重對方、一起打橋牌，但他們從來不是同夥，也不是朋友。

▪️天安門事件後 “胡耀邦”三字成禁忌

記者: 六四爆發後，關於胡耀邦的歷史如何在中國被記錄?

蘇葆立:在胡耀邦1989年的葬禮上，趙紫陽為他準備了一個相當寬厚的悼詞。胡耀邦雖然得到黨的稱贊，他的喪禮安排卻不是總書記規格，只把他視為政治局常委。胡的家屬對此表示不滿。

胡耀邦一生鉆研馬克思列寧思想及意識型態問題，卻沒能在死後被冠上“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稱號，他的家人也難以接受，更認為胡耀邦被迫下臺的決定是錯誤的。

接下來的故事是，天安門鎮壓發生後，胡耀邦的名字基本消失。媒體不再提到他、他的故事他的文章不被允許講述，胡耀邦就像不存在一樣。

1990年代中期，《炎黃春秋》雜誌開始為胡耀邦挽回名聲，關於他的史料及故事被記錄下來。直到2005年江澤民逐漸淡出，黨內大佬也逐漸去世後，黨內開始出現一些想法，認為胡耀邦的名字能夠代表中國共產黨好的一面。

2005年，在胡錦濤的允許下，為胡耀邦舉辦了90誕辰論壇，政治局常委曾慶紅重新為胡做了另一個版本的悼詞。黨還開始允許出版關於胡耀邦的一些文章及一本三卷的傳記，對於胡耀邦的關註開始盛行，來自他前同事、下屬的文章爆炸性的增長，贊譽他的為人、能力等等，《炎黃春秋》每個月都有關於他的文章。

▪️習近平時代 被片段紀錄的胡耀邦

記者: 到了2015年，習近平似乎對胡耀邦百年誕辰的紀念活動進行了精心安排，在人民大會堂誇獎他是“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探索和開創建立了不朽功勛”。習近平是怎麽看待胡耀邦的?關於胡耀邦的歷史，被記錄的是什麽?被忽略的又是什麽?

蘇葆立:2012年習近平就任總書記後，氣氛開始發生一些變化，自由派雜誌和中國的許多文章開始被大量編輯審核，包括《炎黃春秋》。幾年後，《炎黃春秋》以及一些自由派網站陸續被迫關閉。

2015年的這個紀念儀式並沒有為胡耀邦的下臺平反、也沒有稱他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更沒有關於對他工作的分析。胡耀邦傳記的其中兩卷還被大量編輯，刪除了很大的一部份。胡耀邦的故事用習近平感到舒服的方式被講述出來，就像是1981年《決議》對文化大革命的分析一樣，黨說，好吧，就這樣吧，我們已經完成對所有壞事的討論了。

胡耀邦故事只能在黨的允許下片斷地書寫，僅此而已。

記者:你提到兩卷傳記中被大量拿掉的部分是什麽?

蘇葆立:基本上1987年胡耀邦被迫下臺的故事都被刪掉了。傳記的最後兩卷談到他在這段過程的掙紮，以及一些胡耀邦所發起的改革，而這些改革最後都被歸屬於鄧小平的成就。這些細節在審查修改後的傳記，都被毫不隱諱地撕掉了。

▪️習家族與胡耀邦

記者:胡耀邦曾幫助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習家族與胡耀邦的關系是什麽?

蘇葆立:習仲勛在1962年被毛澤東解職，在文革期間遭受嚴酷對待。到了七零年代後期，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胡耀邦，在幫助習仲勛平反、釋放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習仲勛最後得以回到工作崗位，胡耀邦把他帶進書記處，其中一段時間他是胡耀邦的得力助手。

在1987年1月一場批判會上，習仲勛以行動回報了胡耀邦。當時胡耀邦因為沒有對學生抗議行動有足夠作為而遭鄧小平的擁護者猛烈批判。習仲勛站了出來，認為這種批判胡耀邦的大會是荒謬的，並要求批判停止。到最後，是胡耀邦出面緩和習仲勛的憤怒情緒，他對習仲勛說，別擔心，我能處理。在某種程度上，胡耀邦明白自己已經走到最後了，不得不接受這樣的批判。

習近平在2012年接班時，他與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有過會面。當時，關註的焦點都是太子黨、紅二代的故事。

如今，胡耀邦的名字與聲譽在中國仍然被崇拜著，即使關於他的文章已經不像以前那麽多了。至今仍然有很多人會支持這樣的觀點——若胡耀邦沒有在1986年被迫下臺，如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會是一個非常不同的國家。

💢 這幾年，「側翼」這個詞彙，還有點知名度，逐漸成為台灣政治術語之一。

我想，「側翼」這個名詞可以成為台灣政治術語，作為最早把這「術語」拿來作為政治場域書寫與分析的我【如果不是最早，也算是最重要的了。因為，今天的《台灣基進》就是建立在《基進側翼》政團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對於這個詞彙常常被誤會、誤用，甚至當成「網軍」看待，覺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當年「側翼」這個名詞挪用的初衷想法。

1️⃣ 「側翼」這個名詞，其實是來自於在歐洲看足球時候，足球隊中有一個角色，叫做「翼鋒」(Winger)，其實就是類似左前鋒或者右前鋒一樣，就是球場兩側前端的邊路前鋒，職責就是把球逼近到禁區附近，然後為「中鋒」(主力)製造進球的機會，當然也可以自行盤帶內切射門。這個名稱是從足球這裡得到啟發的。

因此，很多人以為「側翼」是被動員的網軍、沒有主體能動性的存在，根本就是誤解。因為，在我看來，這種「翼鋒」(側翼)，根本是主動積極，形塑引領戰鬥的方陣格局。端看，政治學者蕭育和曾經評論說，台灣基進這個微小政黨的「護台防中」議程格局，竟然替2019-20年選舉年的「議程設定」。

要成為「側翼」者，必須要有非常主動積極的能動性，主體性可是百分百，從來不是柯B那種被動員操弄的「網軍」指控哩。

2️⃣ 台灣在馬邦伯年代中，「門打開，沒顧厝」，中國政經影響力長驅直入，導致許多孳生出許多「中國白蟻」(這個名詞，類似的有中共／中國代理人、在地協力者、第五縱隊)。中國在2001加入WTO之後以「世界工廠」的地位，經濟大躍進，隨之，2007-2008年，美國次級房貸與雷曼兄弟倒台促發國際金融經濟危機，擺盪到歐洲之後轉化為「歐債危機」。

2008年北京奧運之後，中國民族自信心「破表／爆棚」，歐美也期待中國經濟成為「救市主」(拯救世界市場的主人)。於是，馬邦伯統治下，台灣幾乎在中國政經磁吸軌道中加速度的「往中國奔去」。

因此，台灣需要一個能把台灣往「台灣就是台灣人的台灣」這個方向上拉去的力量。這個力量勢必是比民進黨更為堅定本土、台獨與進步的力量。可知，「側翼」從來就是台灣的側翼。因此，「『基進』『側翼』」，其實就是成就台灣的「側翼」。

3️⃣ 馬邦伯的2008、2012連兩次勝選，許多名嘴跟民進黨內政客，很多都認為輸在民進黨「沒有兩岸政策」，真的是見鬼了。於是，甚麼去中國祭祖的開展之旅，抑或憲法一中，開始出現。

如果這種情形繼續發酵，那麼將會產生一種效果：「競相舔中」(race to the China)。經濟全球化之下，有一種效果，就是資本會逐最廉價勞工而居，導致一種「勞工削價比低臭賤」(race to the bottom)的現象產生。再者，如果真的一直把「民進黨需要兩岸政策」當成「問題意識」，那麼民進黨將陷入跟中國國民黨「舔中比賽」的惡性循環之中。

換言之，中國國民黨用力舔中，下一個要把國民黨比下去的話，那就要跪著用更大力舔中。一旦這樣的政治賽局產生，台灣下一站就是永世不得超生的中國地獄。因此，「側翼」就是要有一個能夠堅定本土抗中台獨的力量與聲音，替「本土」的定義進行堅定的「政治定錨」作用。

至此，舔中就是舔中，不可能成為用什麼姿態、角度舔，是可以被允許的「政治務實」。因此，「基進側翼」用《三大主張》(右派語言：政治民主化、主權自主化、社會自由化；左派語言：反殖、反帝、反剝削)，把「堅定本土」政治內涵進行定義。否則，大家都是本土，如同現在每個人都是「台派」，人家習近平也是台派，因為牠最想要在任內把台灣擁進懷裡哩。

4️⃣ 「側翼」是主動引領的，有自主能動性的。因為，作為「台灣的側翼」，對於大局的想像，事實上是跟民進黨有不同的地方。在現實政治上，民進黨的大局想像，就是這一區或這一席次永遠都是民進黨人佔據，不論傳承給第二代，或者接班人，都是民進黨人來。

但是身為「台灣的側翼」，現實政治大局的想像是不同的；尤其，韓流出現之後，以人民「喜新厭舊」心態為基礎，民進黨在高雄幹了二十年，要「換人做做看」，就讓台灣第二本土的高雄變天，選出草包韓。因此，保守的台灣社會，人民可接受的最大公約數就是「透由定期選舉進行政經資源分配權力的輪替」此一遊戲規則，那麼，在現實政治上，如果要讓中國國民黨送進歷史灰燼中，躺平在歷史博物館中，那麼台灣就必須要有以「側翼」的更堅定本土為基礎的政治力量，在人民「喜新厭舊」的時刻再度到來之際，告訴人民說：要換人做班長的心情，大家都可以理解，但絕對不可以換一個考不到二十分的來換掉考五、六十分的班長，要換考七、八十分的同學來做班長啦。

因此，為台灣社會提供一個更為堅定本土的選項，讓台灣人民在喜新厭舊時刻進行選擇，是台灣政治民主深化中的「超前政治部署」啊。這是為何，「基進側翼」後來改名為「基進黨」，進一步更名為「台灣基進」，並將英文黨名定名為：Taiwan Statebuilding Party.

📌 以上說明，「側翼」是髒字嗎？不是，誠如我一開始所說，「基進側翼」一開始就是一種把台灣往台灣方向拉去的政治戰略的名稱啊！！當時候的一些想法，過了多年後可能會有遺漏，想起之後再補充。

👄 爆個至今不解的卦：「基進側翼」這個名稱一開始是作為「政治戰略」的概念名稱使用，我回台後，2013年開始在高雄開始把人糾集起來籌組的名稱叫做：《台灣公民政改組合》。

或許是「巧合」啦，但是不是跟某個在太陽花之後台北成立的團體名稱很像呢❓

👉🏿 名稱為什麼叫做台灣，是因為其宗旨目標就是成就台灣。為什麼叫做公民，因為一堆假掰的人自稱「公民」。為什麼加上「政改」兩字，因為小清新假掰公民認為政治好髒髒，都迴避政治導致去政治化，因此故意加上「政治」，但後頭是「改革」，表現出政治讓人失望，並非去迴避，而是介入改革。至於為什麼是「組合」，因為單純喜歡日本漢字的意思。而且，組合是日本漢字「工會」，”UNION”(團結)的意思。後來，發現可能的原因是，偶找來參加《台灣政改組合》的朋友，其中有一位竟然跟台北那個團體的發起人是認識的好友。

🙏 「側翼」這個名詞，已經成為台灣政治的常用「政治術語」，也在各種誤用、濫用的狀況下，長出脫離我當時候使用的原意初衷，特此記載說明，讓有興趣進行考掘的朋友參考喔‼️‼️

李宗霖Lí Chong-lîm-lîm 你說是不是很「不答不七/ put-tap-put-tshit」啊😔😔😔

每年這個時節到了，總覺得同樣的話說了又說，不信的就是不信。也罷，重講一下，順便解釋，為何政治問題如此難解。

我要講的，就是會考、學測後的分發，以及指考前的憂鬱期，每年五月前後，總會有無數痛斥教改無用，以及提出各式各樣改革方法(通常都是改回聯考)。

我說啊，問專家是不是必要的，尤其是教育專業？那我又很想問了，這群「正式老師」以及「大學教授」，你們有幾個人去補教業待過、開業過，怎麼說起補習班誤人子弟，或是講到教改害補習率大增，每一個都彷彿親身經歷。

該不會，各位正職老師，其實晚上自己就在開補習班賺錢，不然怎麼會這麼熟？XD

我只講一個萬年月經誤解，就是教改之後讓補習率大增，但從沒人去講補習率怎麼算的，最多是很不可靠的問卷。而最常用的客觀指標，叫做「補習班數量」，意思就是補習班變多，補習人口也就變多...

人類，是一種相信自己看到的，然後死都不相信這行專家跟你講的實情。實情是，每年補習班倒掉的數量，跟新開的比不會比較少，真相是補習班的競爭變多，而競爭變多的原因是什麼？

答案叫做，市場自由化。

補教業在90年代根本就是特許行業，沒打點好你根本開不了。我自己接觸到的，有政黨輪替的縣市，私下才沒跟你拿，嚴格說為了打通關節，最後才徹底解放開業行政成本的是台北市，理由就不用重複。

簡單說就是因為大家都可以開，不想被壓榨的補教老師，就自己出來開個家教班，學生就被分掉了。不要只在台北看，尤其只觀察南陽街，台北是台灣最特殊的地方。

先說結論，補習班變多，但補習總人數並沒有變多，你光看補習班總數會覺得人人補習，是錯覺。但補習率提高是真的，而讓補習比率變高的理由，跟教改真的有關係，這個答案是：「高教普及化」

以前大學少，很多人國中就放棄，根本就不會考高中，他們會走職校體系，專科、插大、轉學考。現在大學到處開，高中也普設，一般家長的心態都是可以念大學為何不念，20年前不會補習考高中的，現在都去補了。

也就是說，學生數從一年40萬下降到20萬的過程中，補習率慢慢提高，但是總人數反倒緩緩下降。這個過程在某20萬龍子的隔年特別嚴重，各班人數瞬間下降3成。

之所以有各種才藝班，這跟教改的結果有關，不是原因。才藝班要有老師，滿街都是音樂美術班的前提是，我們有滿街跑的音樂美術系畢業生。換言之，是教改後產出大量教師的結果，而我們沒有那麼多才藝產業，開補習班授課是最直接的方式，而這些老師為了招生去創造需求，補教業為了需求去恐嚇家長，不是家長打一開始就超恐慌。(然後大家猜猜看，才藝老師的出身背景哪一種最多，是不是最相信教改讓學生需要補才藝)

所以，直到今天還有那種迷思，深信補習班是因為教改亂象才變多的，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了，謠言說了一千遍就變成真實，至於那些開補習班收掉的失敗者，誰理他。(像我跟幾個朋友)

台北市為何很特別？因為台北抵抗90年代後期開始的教改，尤其是把罪責怪到李遠哲頭上，還要跟扁政府對抗，再加上一票馬英九任內高層，醉心中國的教育成果。刻意去維持聯考假象的後果就是，反倒讓台灣教育業非常不健康，因為台北市在地方權限內維持考招制度實質不變，才讓傳統補習班維持優勢，而且台北市吸納太多白領階級，這些人對於教育很敢花錢。

那為何這幾年開始也不景氣？

第一，10多年前，因為少子化的影響，加上地區高中越蓋越多，導致站前高中補習班人數變少。從非台北的地區率先開始，高中下去做國中班生意，打破原本的平衡。所以連帶的國中班也去開高中課，相互開到恐怖平衡，人數少的可以，我10年前就見過，不過2年光景，100人座位的大教室，只剩下10來個學生上課。連剛開沒幾年，教室人數30人的，都剩下不到10個。

第二， 少子化總是會從鄉村地帶，影響到城市地區，台北市只是比較晚面對現實，前幾年桃園以南的補教業幾乎就崩了(越接近高雄台中等都會區就比較慢])，新北這幾年也開始撐不下去。

第三，教改讓教材內容改變，補習的必要性降低。10年以前我就跟業界朋友講過，這種簡化的內容，勢必會讓國中補習都變得意義不大，不如改成安親化，督促他們完成作業，比維持傳統考試上課解題重要。不聽，因為不相信，連補教業多數人都深信，考試萬年不變，只有失敗者會講這種話。

就我來看，這就是謊言加上制度的欺騙，不停用謊言去圓謊，最後產生的結果。因為必須讓家長相信，教改只是換湯不換藥，但補教業的教學內容有變嗎？沒有，改變太痛苦了，一個名師怎麼改自己的教學法，所以只好繼續告訴家長一切沒變。

這副作用就是，讓許多真正有創意跟改變能力的新進補教老師，找不到發揮的舞台，還會被老一輩的封殺。(家長也不信你)沒有改變，補習班就只能維持既有的方式去招生，而會相信這套的家長，始終都是聯考世代出身，而隨著非聯考世代的子女逐漸長大，不吃這套的就變多，補習人數自然下降。

這是一個至少10多個因素串在一起，彼此影響交織的過程，任何一個企圖用單一因素告訴你「就是這個害你家小孩」的，八成都有問題。

這還不算房價因素，許多可以撐下去的，是因為自己的房子，沒有房租壓力就開下去。有些補習班承租可以撐，是老闆自己就退休教師，有退休金可以頂。所以這行為何越來越難混，而在台北的總以為自己有獨特教法，可以超越大環境？

就，20年前台北人，總愛告訴你，不去中國是你不爭氣，沒有不景氣，的教育版本。再加上台北的改變最慢，總是抵抗到最後一刻，家長才會覺得好像不變。

更重要的是，補習補到死，對成績有沒有用？當然有用，只是CP值越來越低，但對於深信精神論的家長，只要提高1%，就可以當作補習班超越正規教育的證據，正所謂散戶打敗大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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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我講這麼多，最後講一下，為何政策總是難改。

我經歷過教綱轉來轉去，體制內跟外都待過，知道學校的困境，也知道補教業難混的地方，原本朋友覺得我太離譜的，自己去學校代課1年就改變想法。

「大家都有自己難念的經。」

今天，我要把我的經驗，轉變成有效的政策，不僅對學校有幫助，還可以幫助補教業正常化，整體教育產業更有效能，寫得出來嗎？

當然可以。

有辦法交給政治上層嗎？透過長輩的關係，我要把計畫書拿給院長還真的可以。問題是。。。

「他不會理我」

先不提所謂人事鬥爭，院長或是立委層級的，看到這份計畫書，請問台灣有幾個相關經歷的，立刻看懂？應該沒有。就算感興趣也要問人，或交辦助理，但有幾個助理會懂？

結果，必定是去問同年代的朋友，或是助理問自己熟的朋友。如果院長同年代的，都是深信教改造成補習亂象的，他會信嗎？絕對不會。助理自己朋友就開補習班的，會願意放棄既有的獲利模式嗎？多半也不會。

那你說，直接選個年輕人上去改革不就好了？別鬧了。
假設你選我去做，我是有夠多可信任的政治業朋友，但要推動政策，官僚會聽我的嗎？

到最後我們會發現，一蹴可及的辦法往往沒有效力，最有效的都是在基層打下厚實基礎，但你收割不了成果，就不會想去做。所以，為何可以快速收割的，都會造成極大怨恨？因為你在收割的是別人辛苦耕耘多年的結晶，還往自己臉上貼金。

嘛，我講這些是抱怨，沒想要改變什麼，各位如果可以從中領悟到一些，曉得各行各業都是類似的狀況，所謂的「大環境改變」，到底講的是什麼，我就覺得阿門了。

股市在陰乾下跌。大陸股市又在回落。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國企改革基本方案已發佈。各界大為失望，兩日已跌了百多點近二百點。今日仍是跌市。因為大家都希望國企改革走向自由化，即是國退民進，國家讓民企做多一些生意，或者把一些國企轉成民企。但現在出來的方案不是這樣，而是有些弱的企業合併到強的企業中，那些人覺得只會增加壟斷，都是黨指揮，對經濟沒有太多好處。

其實這個國企改革有幾個意思。第一，有些生意做得不好，合併到生意好的企業，希望生意好的帶起生意不好。這是一種行政改革方案。這對實際擁有權或者制度性效率都沒有改善。其實人們希望是另一種改革，就是機場管理局或者地鐵那樣，所有國企由股東大會決定怎麼去經營，而不是由國家去指揮，國家是透過董事局，因為國家都是一個股東，委派一些人入董事局監察。但基本上的管理應由專業的管理人士去進行，這是現在港鐵和機管局的制度。大家覺得最低限度都要有這樣的改革。不要受那麼多官僚制度的制肘。

國務院直接指揮國企，那是有點尷尬。國務院考慮的更多是政治問題，不能用政治考慮，迫一個企業做一些虧本的事，像要求企業在大西北開一條可能會虧本的鐵路。考慮是否加價又怕市民會不滿。這些都是政治的考慮。

第三，把國有股份賣出去，讓民企和外資擁有。不過這牽涉到兩大問題，一大問題是由外資擁有，那會是國家安全問題。像可口可樂想買匯源果汁也遭到反對，因為牽涉到國家安全問題。果汁落到別人手上，也成為國家安全問題。因為這是中國品牌，更不用講銀行、石油等公司。對他們來講，甚麼都是國家安全問題。

又有人擔心會是國有資產賤賣。現在有股票，也不能叫做平價。你以為蘇聯解體時，葉劉欽平價把國有資產賣出去，令那些人因此發達，因為賣了那些石油資產和媒體給人，因而發達。現在股票價錢那麼高，折讓一些出去，也不會是賤賣國家資產。但是這就是反對改革的人的藉口。

我想講，如果不改革這些巨無霸國有企業，中國是不能走出經濟低谷。改革一定要把壟斷的部分、像能源、原材料、電訊、金融私有化，再下放人力紅利。把八千萬幹部辭退五千萬。像在香港十六萬公務員，人口是大陸的一百五十分之一，如果香港的公務員比例套用到大陸的，大陸應該有二千四百萬公務員。而大陸有八千萬公務員，所以應該辭退五千萬公務員。聽聞那些公務員一個星期工作，有四天都在看色情片，基本上大部分人都沒有甚麼工作要做。大家想想香港十六萬公務員，已經是數量很多。八千萬公務員完全是蠶食人民財富的寄生蟲，要他們出去工作，便可增加生產力，可以頂住人口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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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APEC會後，陸委會主委王郁琪表示在王張會中提出會就兩岸經濟合作與兩岸共同參與區域經濟整合進行合作。王主委的意思是我國參與經濟整合要先經由中國同意？還是待中國加入TPP後比照APEC模式以兩國同時加入的方式？這不禁讓國人擔憂，若是要我國等待中國完成加入TPP之準備工作，對台灣將相當不利，因為台灣之自由化程度與法規標準相較中國早已更接近國際標準。對於陸委會提出的方向，請教部長的看法。
外交部長林永樂：據外交部所了解，陸委會確有與對岸交換意見，但沒有我國未來參與TPP或RCEP要中國同意之情形。由於TPP的門檻較高，觀察近日中韓簽訂的TPP屬門檻較低之協議，故中國短期內並沒有加入TPP的可能性。
▶近期政府對中韓FTA對台影響評估之數據有誇大的問題。我國對中韓FTA之具體內容還不清楚，卻提出誇大之數據恐嚇民眾，許多權威機構如摩根史丹利亦有不同的看法。就本席觀察，經濟部似乎已成為中國貿易部，焦點皆放在中國上。我國整體經濟體質仍有許多要改善的地方，不應再以追求削低成本為方向，將中韓FTA當作恐嚇台灣人民之工具。希拉蕊也對我國提出警訊，經濟上過度依賴中國只會讓台灣失去自主性，更加脆弱：日本工商會亦表示，除建議我國加入區域經濟整合外，強烈要求我國脫離偏重中國之經濟結構。影響台灣產業不僅僅只有關稅成本，長年來忽視產業提升才是最主要之問題。

今(24)日立法委員林佳龍在外交及國防委員會針對「中日韓三國簽屬自由貿易協定(FTA)對台灣的影響，以及我國洽簽自由貿易協定(FTA)及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之進度」專案報告中質詢外交部次長董國猷及經濟部次長梁國新。

馬總統在就職演說中提到「加速與新加坡、紐西蘭等重要經濟貿易夥伴洽簽經濟貿易合作協議」，台灣和新加坡洽簽FTA在時程上有所延宕，林佳龍委員質問真正的原因是什麼？當時跟中國簽ECFA時不但沒有跟新加坡併著簽FTA，反而還驅動了中國去跟日本韓國簽FTA，致使我國的總產值因此減少159億美元，出口貿易將減少4個百分點，造成重大衝擊，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這就是當初政府沒有策略規劃好。林佳龍委員指出，所以現在亡羊補牢，應盡速與東南亞國家洽簽FTA，林佳龍委員詢問經濟部: 「次長，與新加坡簽FTA還需要一年還是十年?」梁次長回答，盡量朝一年之內洽簽。

林佳龍委員提出最該簽的是台印FTA，目前已有50多家台商在印度投資，總金額超過12億美元。林佳龍委員認為，印度在戰略上不但跟台灣沒有衝突，而且還是可以創造雙贏，因為印度不可能與中國簽訂類似協定，而且印度政府已經表達高度意願與台灣簽訂FTA，認為促進與台灣貿易可以減少對中國的依賴。梁次長回答，目前印度國內貿易自由化及開放程度較低，還在做簽定FTA的可行性評估。林佳龍委員要求外交部、經濟部「將印度列為洽簽FTA優先國家群，有沒有問題?」梁次長點頭表示願意將印度列為優先洽簽考量。

林佳龍委員問梁次長，中國已跟紐西蘭簽訂FTA，裡面有沒有涉及到一國兩制? 梁次長回答:沒有，一國兩制不是貿易協定的內容。林佳龍委員繼續追問紐西蘭及香港的FTA合約中有沒有提到一國兩制 ? 梁次長回答，原則上不應該有，但香港模式是以單獨關稅領域名義WTO的會員去簽定，不確定有沒有。林佳龍委員提醒外交部及經濟部，中國與香港跟紐西蘭簽訂FTA的內容不一樣，台灣在洽簽時一定要注意不要出現一國兩制的內容，被港澳化，去國家化，自失國格。

FTA好像又回到十年前，台灣跟新加坡FTA還沒簽，現在又把新加坡、紐西蘭列為洽簽經濟合作協議(ECA)的中型經濟體。為什麼中日韓簽的是FTA，我們台灣跟別國簽的就是ECA?，從FTA(Free Trade Agreement)到ECA(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同樣都是Agreement，中文卻從協定到協議，分明是魚目混珠，有偷天換日的嫌疑，到底有甚麼居心在裡面?林佳龍要求經濟部改回經濟合作協定，最好是回到FTA。經濟部同意林委員會將協議改回協定。

林佳龍委員質詢董次長，駐美代表袁健生前天宴請美方代表團吃澳洲牛排，為推銷美牛，袁健生竟說，台灣都是澳洲牛，「又硬又難切，美方代表團吃不慣也不好意思說」，在國際場合發表消遣澳洲牛肉的言論，實在很失禮，「董次長，你認為這樣符合外交禮儀?很妥適?有一點妥適?還好?有一點不妥適?很不妥適?是屬於哪一個?」 董次長不敢回答，直說若是他，他不會如此發言。林佳龍委員提出，蘇起認為馬政府之所以狀況百出政績差癥結就是政務官文官化，用了文官當政務官，以服從為主的事務官，又缺乏替政策辯護的勇氣。林佳龍委員認為其實關鍵在領導者，是將帥無能累死三軍，台語說「不會駛船嫌溪窄」，本來想為事務官抱不平，但從事務官升任政務官的董次長不敢評論自己外交部內屬下的言論，又坐實蘇起所說的，用了文官當政務官，沒有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