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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混沌沌的奧巴馬！

大家還記得2016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初選其中一位候選人BEN CARSON卡森醫生嗎 ?（目前卡森是川普政府住房及城市發展部部長）共和黨人，當年嘅奧巴馬總統，不作資料搜集，居然邀請他不到白宮演講，結果：

奧巴馬任內最難過的27分鐘
2013-06-28

奧巴馬是基督徒，他與其他美國總統一樣，每年定期舉行祈禱早餐會。這早餐會上，都會邀請一些道德高尚，有名望的人做主題演講。如果這個人是黑人，那當然更具意義。

今年二月的第61屆祈禱早餐會上，白宮就邀請了目前在國際上頗負聲望的神經外科醫生卡森Ben Carson 做主講人。在場的除了副總統拜登，第一夫人米雪兒，還有總統奧巴馬邀請的上千位貴賓，及很多位的聯邦閣員，參眾議員，及與民主黨親近的社會賢達等。

但是中間出了錯，白宮居然沒有人知道，或是查清楚，這位卡森先生的演說內容。他的演說非常好，但就完全與民主黨的政治理念背道而馳。當他開始演說，陳述他對教育，醫療保險，財經，及社會福利方面的立場時，你可以見到奧巴馬的臉色由鬆到緊，幾乎全無笑容。就這樣一直持續了整整20多分鐘。

其實卡森最初幾分鐘的演說還不至於讓奧巴馬一伙難堪。他來自單親家庭，母親是24個兄弟姐妹中的一人，13歲就嫁了。她雖然沒受過正式教育，卻堅持讓兩個兒子都受最好的教育。這些做為黑人，都讓民主黨的奧巴馬等感到光榮。

但是他隨後的話就開始讓奧巴馬坐立不安了。他說：

「母親從來不准我們找藉口，…這是她教我的最重要的教訓。因為如果不能找藉口，我們就會開始找解決方法，這是成功的要素。

「這樣不久，我開始喜歡閱讀。我讀偉人傳記，當我讀了很多偉人的事跡，我發現他們都有共通點，就是成功的人都靠自己。你自己做決定，你決定放多少功夫進去。從那時起，我不再憎恨貧窮，因為我知道，那只是暫時的，我可以改變。」

他明顯的講的是「個人責任」，而這就是保守派的理論基礎。每一個人為自己的未來負責，而不是靠政府，或是其他人幫助。這些話在民主黨人聽來當然非常刺耳。

卡森還批判目前美國過份開放的社會及流行文化，他將現在的美國與毀滅前的羅馬帝國相比：

「…古代羅馬非常壯大，沒有人可以挑戰他們，但是最後他們自我毀滅。道德淪喪，揮霍無度。他們毀了自己。如果你以為這不會發生在美國，你應當拿出歷史書來好好讀讀。」

他暗指現政府一再以借貸方式度過難關是自尋死路：

「我們的赤字是大問題。想一想，16.5兆，你知道一秒鐘讀一個數字，要五十萬七千年才能讀完16.5兆。我們必須面對這問題。」

他還攻擊美國的稅務政策，說目前的稅務政策過份複雜，他主張單一稅制：

「我們需要的是簡單的未務制度。你賺了100億，你付十億的稅。你賺十元，就付一元。當然要去除所有漏洞。有人會說，那不公平，因為這對於那些賺100億的人傷害沒有那些賺十元的人大。誰說(納稅)必須傷害人？他剛剛給了十億！我們為什麼要傷害他？

「就是那樣的想法，搞到開曼群島有602間銀行。這些錢應當回流美國。用來在我們這裡建公路，製造就業。」

你可以想見他是一個完全的自由企業思想，他甚至認為健康保健制度都應當遵循自由市場制度，讓政府別插手。等於是正面攻擊奧巴馬引以為榮的醫療保險制度。

「我的解決方法是，一個人出生，給他一張出生證明，一個電子醫療記錄，一個醫療儲蓄帳號，讓他自己存錢進去，一直到死。一個人死了，可以將卡傳給子女及家人。這些錢都進入醫療系統，而不是進入政府及官僚口袋。一旦每個人可以控制自己的健保費，自然會學習負責任。」

我們見到在座的奧巴馬臉色越來越沉鬱，他一定在心中大罵，是那一個人負責請這樣一個叛徒到白宮來大放厥詞？副總統拜登也一樣。但是我見到第一夫人米雪兒就一直面帶歡愉，還不時鼓掌。我心中想，米雪兒再怎麼說也是一個律師，受過哈佛大學教育。而且做為奧巴馬的妻子，她沒有理由不清楚民主黨的理念。她怎麼可以好像很融入的欣賞卡森的演說內容？難道她只是一個有文憑的大白痴？

卡森的演說中最重要的是他對教育的理念。他強調，好的教育制度不僅能將一個人脫離貧困環境，而且更能親身參與美國的政府架構。他這句話明顯是認為一個人成功與否，都在於自己是否願意努力。這與自由派一貫相信的，社會低層都是因為社會不公造成的，與個人無關的理論完全相反。難怪奧巴馬越聽越不是滋味。

卡森不是只會說不會做的人，他有見美國的教育越來越偏頗，他跟妻子於16年前成立了一個教育基金Carson Scholars Fund，鼓勵美國的兒童在數學及理工科方面進修，而不是像目前公立學校一味鼓吹的音樂，體育等科目。

明顯的，在卡森心目中：個人責任，公平稅制，自由市場，才足以讓美國成為更好的國家，而非奧巴馬等自由派倡導的：社會正義，重新分配財產的那一套說起來好聽的制度。

卡森的演說中，最具勇氣的是，他攻擊目前西方的「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走火入魔的現象，他說：

「政治正確是危險的。這個國家一個建國原則就是，人民有思想的自由，表達的自由。但是政治正確將人們的嘴封了。我們限制人民那些話可以說，那些事情可以想。而美國傳媒是這思想的最主要推動者。他們對一些只不過說了些很無辜話的人，置之於死地。

這句話對於美國今日傳媒的亂象的批判真的是一針見血。但是有幾個人敢這樣坦言不忌。

美國普遍左傾的傳媒立即對他大加韃伐。一些傳媒說他有意的讓奧巴馬難堪，還說奧巴馬很有風度的沒有當場發火。一些傳媒給卡森扣上了右派的帽子，酸酸的說，他已經成為福斯電視台這一類保守派電台的寵兒。

但是沒有想到的是，連學術界都對他採取報復行動。他就職的約翰霍土金斯大學在學生會要求下，取消了他在畢業禮的演說邀請。這些行動顯示，美國文化界的左傾，以及對於異見完全不容忍的態度及事實。整天宣傳打擊仇恨行為的美國自由派，自己的一舉一動完全都是名符其實的仇恨行為。

我知道太多字大家不想看
可是我還是相信有跟我一樣願意把議題挖深一點再了解多一點的同好😚

極端政治的誕生：政客如何透過選舉操縱左右派世界觀的嚴重對立


沒有人會懷疑黨派支持者有不同的偏好，這些偏好通常由特定的議題決定，例如在美國，共和黨支持者通常反對槍枝管制、墮胎與健保，並否定氣候變遷理論，民主黨支持者則相反；在台灣，民進黨支持者傾向台灣獨立與贊成年金改革，而國民黨支持者則反之。

不僅如此，不同黨派支持者對社會也抱持著不同的看法，例如典型的民主黨支持者是住在大城市中受過較高教育的專業人士，支持民權、女權、同性戀、少數族裔與新移民權利，愛貓多過愛狗的自由派，這些特徵幾乎也同時在台灣現任總統蔡英文身上找到：她是倫敦政經學院的博士、擔任政府公職之前是大學教授、著名的同性戀婚姻權利的支持者，而且雖然也飼養狗，卻是以愛貓著稱。

這些社會特徵與議題偏好如此同步，是否兩者傾向同時存在而無法分離？如果是的話，那麼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是我們的黨派同時決定我們的議題偏好與社會特徵？還是議題偏好決定我們的黨派傾向，進而影響我們的社會特徵？或者因果關係應該反過來，社會特徵才是根本，決定了我們的議題偏好與黨派傾向？又或者以上的猜測都不正確，而是有其他更根本的因素，同時影響了議題偏好、社會特徵與黨派傾向，但是因為我們忽略了這個根本因素，所以只觀察到三者同時出現的相關性？

無論對這些問題的立場為何，台灣近年來的政治評論越來越以「左膠」與「右膠」相互指責，反映出社會對此存在共同的誤解。「左膠」一詞來自香港，用來指不切實際的左派份子，西方稱之為香檳社會主義者。其中膠源自香港網路用語「硬膠」，意指愚蠢、思想僵化。左膠被廣泛用來貶抑政府政策與各種民權思潮，尤其是社會福利政策或是女權、同性戀等少數權益，以及各種政治正確。為了反制，「右膠」的新名詞也被創造出來，用來諷刺市場萬能與各種保守意識形態。

左膠與右膠的廣泛使用，背後所潛藏的想法正是階級與對社會議題的態度可以合而為一，經濟上的左派也是自由派，經濟上的右派同時也是保守派，就美國而言，前者可以對應到民主黨，後者則是共和黨。

但是就歷史而言，並非如此，例如自由主義的內涵，從亞當．斯密至今，已經經歷數次變化，並發展出經濟自由主義、政治自由主義、社會自由主義乃至新自由主義等各種流派；同樣的，保守主義在羅斯福新政之前與之後的意義也截然不同。政策上也是如此，傳統上認為共和黨的保守主義政策包括小政府、自由貿易與反對移民，但事實上共和黨的川普總統不僅主張增加政府支出，而且反對自由貿易，高舉重商主義大打貿易戰，而且二十世紀初民主黨總統的移民政策要比共和黨的雷根更接近今日的川普。換句話說，左膠與右膠的使用，或許旨在批評不滿，反而隱藏了真正的差異。

本書正是要回答以上這些問題，透過最近生物政治學的發展，刷新對於這些問題的全新認識，主張這些政治態度的分歧或許並非僅僅是反映政策或階級的差異，而是世界觀的不同。本世紀初政治學者開始有系統地探究生理與政治態度之間的關聯，例如政治學者約翰・希賓（John Hibbing）向神經科學家瑞德・蒙塔久（Read Montague）提議，認為人的政治傾向或許部分由遺傳決定，觀察一個人對威脅的生理反應，可以判斷出其政治態度，希望透過磁共振成相（MRI）儀器一起研究。蒙塔久一開始覺得這個提議荒誕不經，一個人的政治態度應該是受到社會、文化、經濟或教育的影響，而與生理差異的關聯不大。但是後來實驗結果「幾乎讓他的下巴掉下來」，因為藉由神經反應，他們可以預測一個人是自由派或保守派，準確率高達95%。

對危險物件反應比較強烈者是保守派，比較輕鬆者是自由派。即使是不受意識控制的反射反應，也能準確判斷出個人的政治態度：受到驚嚇時，反應較強烈者是保守派，較溫和者是自由派。對於過期牛奶的嘔吐感較強烈者是保守派，較溫和者是自由派。世界在保守派眼中比自由派眼中更為危險與不潔，因此在英美的研究顯示，保守派大腦中控制生存本能的杏仁核，通常比自由派更大，代表他們的生理對世界更具警覺性。

後續的研究發現，嘔吐的敏感程度也與是非善惡的信念有關。嘔吐感較強烈的人對於他人冒犯行為的反應也比較激烈，更容易視其為犯罪。另一個實驗中，在具有嘔吐物氣味房間填寫問卷者，相較於在無味房間填寫問卷者，更傾向於反對同性戀、A片與婚前性行為，代表嘔吐的生理反應會影響我們做出更嚴厲的道德判斷。甚至有研究發現嘔吐感與投票行為有關，在美國2008 總統大選中，對細菌傳染嘔吐感較強烈者，更傾向於投票給共和黨的馬侃（John McCain） ，而不是民主黨的歐巴馬（Barack Obama）。

這讓政治學者們重新思考，也許最適合用來描述保守派與自由派差異者，並不是變動不居的政策偏好，也不是對社會議題的態度，背後真正反映出的乃是世界觀的差異，保守者抱有「固定」的世界觀，對社會與文化變遷更加謹慎小心，喜歡熟悉而可預測的事物。自由派則抱持「流動」的世界觀，對社會與文化規範的變化表示支持和理解，喜愛嘗試新事物，對於差異保持開放的態度。

本書作者進而指出，傳統上我們可以區分出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民眾對於槍枝管制、氣候變遷、限制移民或是墮胎政策的態度，不僅如此，後續的調查近一步發現，兩黨支持者連住在什麼地方、在哪上學、選擇什麼職業、信仰何種宗教，都有所差異；而且連看什麼電視節目、聽什麼音樂、開什麼車、替子女取什麼名字、喝什麼咖啡、吃什麼食物、喜歡貓或狗等生活上的細節也都不同。這些因素彼此相關，但是很少人會認為其中存在因果關係，比如說很難想像喝什麼咖啡會影響對槍枝管制的看法，或者是黨派偏好會決定食物的偏好，那麼要如何理解這些食衣住行的生活細節與政治態度的關聯呢？

作者認為生物政治學提供了一個理解這些問題的框架，其中缺失的環節正在於世界觀，「固定」世界觀與「流動」世界觀的差異同時影響了以上這些因素，所以我們會觀察到不同黨派的人有不同的偏好與生活習慣，生理因素巧妙連結了政治態度與生活習慣，從而加深了我們對於政治的理解，作者以此說明社會的區隔是如何形成，為何今日的政治較過去更為極端。

這也是本書精彩之處，作者不僅提供了一個框架，得以將生理反應、生活習慣、職業、就業與住宅選擇、社會議題以及黨派偏好串連起來，產生一個首尾一致且完整的解釋，並且利用這個框架，進一步說明社會與政治變遷的原因，從而解釋當代極端政治的誕生原因。

儘管本書的研究大多以美國為對象，但是其基本精神應該在台灣也適用，不過確切的情形與適用範圍，恐怕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舉例來說，政大教授蔡佳泓等人研究五大性格特質與台灣人統獨傾向的關聯，發現開放性高者較傾向支持台獨，而外向性人格高者較支持統一。不過書中以美國為主的大量研究卻發現。五大性格特質中，開放性和自律盡責比較與威脅的反應相關，抱持開放性人格者通常是自由派，而自律盡責性格者多屬保守派。其中雖然開放性兩者一致，但是對另一個因素則有所差異，台灣是外向性人格，而美國是自律盡責性人格，造成兩地差異的原因值得進一步研究，但是也提醒了我們要將書中理論應用到台灣時，應該抱持更謹慎的態度。

另外一點是本書作者雖然極佳地解釋了造成極端政治的原因，但是對於極端政治區隔機制的描述或許可以更為加強。例如書中提及，傳統上我們將美國區分為紅州與藍州可能過於粗糙，更精確的說法是這與人口密度有關，通常城市居民傾向民主黨，而鄉村居民傾向共和黨，作者接下來以世界觀的差異，說明住宅選擇的因素，以及造成區隔的原因。可惜的是，作者未能對於選擇住宅後，究竟是何種機制使得這種區隔進一步強化則論述較少，這方面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謝林（Thomas Schelling）在《微觀動機與宏觀行為》中，有精彩的說明，讀者如果能夠結合經濟學與數學社會學的理論，相信對於造成極端政治的原因，能夠有更進一步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