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晚上十一點公共電視會播林美虹《新娘妝》,舞劇改編李昂小說《彩妝血祭》,很精彩的舞作。以下是去年跟編舞家林美虹的訪問。
《招魂的母親》
「要真誠的走路、用自己的經驗走路,不要刻意!要知道你力氣用在哪裡,走出來的時候,像雲朵一樣。」編舞家長髮隨意盤在頭上,一身寬大的袍子,下達指令果斷而明快,排演場上有男有女,有老有小,或者昂首闊步,或者亦步亦趨。她此次帶《新娘妝》到高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做亞洲首演,迴響熱烈,蔡英文總統亦到場觀賞。首演前七天,奧地利來的舞者與台灣遴選的群眾演員首次搭檔彩排。舞作改編李昂小說〈彩妝血祭〉,故事取材228,民族的傷痕被噤聲,冤屈從中文小說被改編成德國舞蹈劇場,從德國、奧地利巡演50幾場,終於回到台灣。
群眾演員捧著塑膠材質打造的石塊走位,石頭刻著「228」,他們詮釋228受難者家屬,舞者扮演受難者魂魄,親人退場後,鬼魂跳上石塊,在自己的墳上起舞,「你們現在抱石頭都還像抱保麗龍。你們不一定有228受難者家屬的回憶,但想想你們生命中失去的家人、情人和友人,有遺憾嗎?有來不及說出口的話嗎?你們要在這塊石頭找到自己失落和情感的連結,說出那一句說不出口的話,和自己和解。」說是彩排,更像是心理治療,她的口氣突然和緩下來,像媽媽哄著跌倒哭泣的小孩。
鄭南榕的女兒鄭竹梅也徵選上群眾演員,排演一開始,情感連結自然是30年前為言論自由焚身的父親,但過程中想到228受難者,便不由自主地緊抱石頭,想安慰亡靈,也被懷中石頭安慰了,「我在過程得到更多的是勇氣,一個人也許會受不了,但很多人一起難過,彼此相擁,抱頭痛哭,你知道你不孤單,面對苦難,可以靠群眾的力量走過去。」
那編舞家在創作中,自身情感的連結又是什麼?「我在找自己童年的空白和失聯。我很幸運家裡並沒有228受難者,但我在回首為什麼我對(228)這件事情一點都沒感覺?為什麼我會錯過這個我應該會很關心的題材?」
林美虹是羅東人,父親是小鎮醫生,她在家中7個小孩裡排行老6,從小學舞,「我每天都很期待車子來載我去舞蹈教室。對跳舞最早的記憶是幼稚園吧,有一次老師在試她的硬鞋,她在鏡子前跳,我在她後面模仿她跳,因為太專注,沒注意到她噠噠噠往後退,把我撞倒了。」
她10歲進蘭陽舞蹈團,是第一期學員,舞團採學姊學妹制,團員用餐,學妹要幫學姊盛飯。白天上課,晚上學舞,跳完舞還要寫隔天學校要交的作業,一邊寫,一邊打瞌睡。小小年紀不覺得苦?「因為我很愛跳舞,沒有別的念頭,當時也不覺得苦,只是後來回頭看,會覺得自己怎麼那麼奇怪呢?我完全沒有跟家人出去玩的回憶。」
16歲考取獎學金,赴羅馬國家舞蹈學院學古典芭蕾,「有時候一堂課老師會給十分鐘,讓我們做自己想要做的動作,或者給一段音樂要我們即興跳舞,那帶給我很大的快樂,我很確認編舞這條路是一生的職志。」16歲的少女出國,最初的念頭是學成歸國,可以在蘭陽教學妹,可放洋才發現世界如此遼闊,可以去闖一闖,再回首,已經44年過去了。
她刻意不在華人圈走動,儘管同胞煮的東西很好吃、和他們聊天很輕鬆,跳舞的人終日相伴的只有練舞留下大大小小的傷痛。懷念的食物不去吃就不心痛,她和故鄉唯一連結是一個禮拜一封的家書,「打電話是農曆三大節,要去市中心,去他們的電信局,排隊抽號碼牌,去一個小的電話亭講,而且要講很快,因為很貴。」出國44年,她沒有回台過一次農曆年。
當然也不是沒想過回家,24歲學成歸國之際,無意間看到碧娜.鮑許(Pina Bausch)的《家在山的那邊》,感到震動,又從羅馬跑到碧娜當系主任的德國福克旺藝術學院攻讀,「蘭陽和羅馬的訓練是技巧的,但在福克旺,他們不要你展現美的線條、不重視肌肉的伸張,而是問你想表達的是什麼,我在德國學到的是藝術家的自我表達、看待事情的角度、看待生命的方式,如何從殘缺和扭曲中看到生命力。」
1991年至今,她相繼在德國普倫歌劇院舞團、多特蒙德歌劇院舞團、達姆國家劇院舞蹈劇場,和奧地利林茲國家劇院舞團任職舞團或藝術總監。除舞蹈劇場外,她也執導歌劇、輕歌劇,甚至也挑戰過安德魯‧洛伊‧韋伯(Andrew Lloyd Webber)的音樂劇《萬世巨星》,「我不是要否認自己的東方背景,只是不希望太快被西方人貼上標籤,不希望他們只有在排《杜蘭朵公主》或《蝴蝶夫人》才想到我。」
「年輕的時候要養活自己,要追隨潮流。但跟隨潮流走,我不快樂。後來學會厚臉皮,就不管評論了,以前被批評都要難過很久,二個禮拜、一個禮拜、五個小時,後來就OK啦。有一次我在舞台正中央架一個檯子,我的孩子們跳來跳去都會撞到,他們問我說這樣做好嗎?我說我不知道,但不知道才好,不知道反而才會走出新的東西。」林美虹說。
那個舞台中央有個檯子的作品叫《天鵝之歌》,正是這個作品讓德國國家電台將她帶領的達姆劇團,與碧娜.鮑許的烏帕塔舞蹈劇場、威廉.佛賽(William Forsythe)舞團,並列德國三大現代舞劇團。《法蘭克福廣訊報》首席舞評休斯特(Wiebker Huster)讚她賦予舞蹈劇場全新的生命,並將《天鵝之歌》媲美李安的電影,認為兩者都充滿了引人入勝的影射技巧,並留下讓觀眾難忘的精采印象。
編舞家不編舞的日常生活是不聽音樂的,因為工作就是音樂,一聽音樂就會有畫面、會想去分析。她要安安靜靜地看畫、看電影、看書。睡很少,清晨似睡非睡的時刻是靈感最活躍的時刻,她從不記得做過的夢,作品就是她的夢。靈感在夢中,也在馬路上,編舞家在車站看見女孩眼睛發亮,微笑往一個男人衝過去,她便開始替她們編故事。
《新娘妝》的改編也是另一個馬路上看到的畫面,「大概十年前,我回台灣認識李昂,一群人在林森北路吃消夜,離開餐館已經很晚了,路燈白白的光芒下細細的雨絲,迎面走來一個阿婆,看不清楚她的臉,只看她拱起的背,吃力拉著一個推車,上頭是紙箱資源回收什麼的,那些物件超過她身體5、6倍以上,我不由自主地去幫她推了一把,後來,把那個意象放到《新娘妝》第二幕,受害者用門板努力地扛著受難者的大體。」
馬路上俯拾皆得的靈感是片段的色塊,但色塊變成畫,她需要獨處,需要絕對的安靜地思考,「我不寂寞,但我需要孤獨,做藝術創作,某種程度跟出家也沒什麼兩樣。」藝術創作如出家,故而編舞家的婚姻也不是尋常婚姻,她先生Bernhard Helmich是德國波昂歌劇院院長,她在奧地利,夫妻相隔600公里,每個月見個1、2面,婚齡至今29年,「我可以在他旁邊替他打點很多派對,替他廣結善緣,好好當個院長夫人,這點我做得到,但這就不是我。我們不一起工作,但我什麼樣的狀況會很疲倦,彼此是圈內人,可以互相體諒,結婚更像是結盟,是一種依存關係。」不怕他有外遇嗎?「怕的話,就不會坐在你面前了。我們都是做藝術的人,他擁有的機會,我也會有。不要忘了我也有許多漂亮的舞者。」
她有時提到舞者,都說「我的孩子們」,難道沒想到要有一個小孩?「生小孩我得對他負責,我不能送給奶媽、奶奶,懷孕得要停下來3年,需要很大的衝刺力…」編舞家突然停頓下來,「其實我曾經有過,也覺得可以離開工作崗位,但孩子沒保住,4、5個月就流掉了。」何時的事?「40歲的時候吧。」那是在《天鵝之歌》之前或者之後?「幾乎同時。」所以某種程度,劇場就是你的孩子,對嗎?
「是。」編舞家楞了一下,然後語調沒有起伏說了下去,「我們做藝術的,其實很知道怎麼去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意念,但我常常在我的作品發現另一個我不認識的自己。生活中刻意被我忽略的枝枝節節、種種不順暢的地方、哽住的地方,我總是會在我的作品發現,我的失落就在這裡,我的夢就在這裡。」
至此,我們恍然明白,她在排練場那個母親一樣溫柔和安慰是從何而來。
「我是10年前才知道228是怎麼一回事,你會很訝異,你怎麼會這樣後知後覺,那像是我們在馬路上走,一個不專心,發現只要差2秒鐘你就被車撞死了,那種心情台灣話叫做『驚惶』。從認知到震撼,因為心中有痛,你想問為什麼?你想撫平那樣的痛。」
以228作為藝術創作題材,在林美虹之前,侯孝賢《悲情城市》、林懷民《家族合唱》,甚至是舞蹈家蔡瑞月都留下傳世經典作品,「我錯過了那樣的風潮,但還是很執意今年要回來,我想用藝術去碰觸台灣最深的痛,228是沒有去清洗的傷口。台灣給我的感覺是很含蓄、很壓抑,另外一方面又很暴戾,那是傷口蓋住的關係。」不是揭露、不是控訴,編舞家再次談論228,是安慰和疼惜,是虛擬的母親伸出溫暖的手把一群活生生的人聚在一起,去哀弔,去想念,安慰死去的,也安慰活著的,「我也不知道這樣講,是否有碰觸到痛處?其實你只是讓他知道,我一直都在這裡,我知道你的痛,我一直沒有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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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晚上十一點公共電視會播林美虹《新娘妝》,舞劇改編李昂小說《彩妝血祭》,很精彩的舞作。以下是去年跟編舞家林美虹的訪問。
《招魂的母親》
「要真誠的走路、用自己的經驗走路,不要刻意!要知道你力氣用在哪裡,走出來的時候,像雲朵一樣。」編舞家長髮隨意盤在頭上,一身寬大的袍子,下達指令果斷而明快,排演場上有男有女,有老有小,或者昂首闊步,或者亦步亦趨。她此次帶《新娘妝》到高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做亞洲首演,迴響熱烈,蔡英文總統亦到場觀賞。首演前七天,奧地利來的舞者與台灣遴選的群眾演員首次搭檔彩排。舞作改編李昂小說〈彩妝血祭〉,故事取材228,民族的傷痕被噤聲,冤屈從中文小說被改編成德國舞蹈劇場,從德國、奧地利巡演50幾場,終於回到台灣。
群眾演員捧著塑膠材質打造的石塊走位,石頭刻著「228」,他們詮釋228受難者家屬,舞者扮演受難者魂魄,親人退場後,鬼魂跳上石塊,在自己的墳上起舞,「你們現在抱石頭都還像抱保麗龍。你們不一定有228受難者家屬的回憶,但想想你們生命中失去的家人、情人和友人,有遺憾嗎?有來不及說出口的話嗎?你們要在這塊石頭找到自己失落和情感的連結,說出那一句說不出口的話,和自己和解。」說是彩排,更像是心理治療,她的口氣突然和緩下來,像媽媽哄著跌倒哭泣的小孩。
鄭南榕的女兒鄭竹梅也徵選上群眾演員,排演一開始,情感連結自然是30年前為言論自由焚身的父親,但過程中想到228受難者,便不由自主地緊抱石頭,想安慰亡靈,也被懷中石頭安慰了,「我在過程得到更多的是勇氣,一個人也許會受不了,但很多人一起難過,彼此相擁,抱頭痛哭,你知道你不孤單,面對苦難,可以靠群眾的力量走過去。」
那編舞家在創作中,自身情感的連結又是什麼?「我在找自己童年的空白和失聯。我很幸運家裡並沒有228受難者,但我在回首為什麼我對(228)這件事情一點都沒感覺?為什麼我會錯過這個我應該會很關心的題材?」
林美虹是羅東人,父親是小鎮醫生,她在家中7個小孩裡排行老6,從小學舞,「我每天都很期待車子來載我去舞蹈教室。對跳舞最早的記憶是幼稚園吧,有一次老師在試她的硬鞋,她在鏡子前跳,我在她後面模仿她跳,因為太專注,沒注意到她噠噠噠往後退,把我撞倒了。」
她10歲進蘭陽舞蹈團,是第一期學員,舞團採學姊學妹制,團員用餐,學妹要幫學姊盛飯。白天上課,晚上學舞,跳完舞還要寫隔天學校要交的作業,一邊寫,一邊打瞌睡。小小年紀不覺得苦?「因為我很愛跳舞,沒有別的念頭,當時也不覺得苦,只是後來回頭看,會覺得自己怎麼那麼奇怪呢?我完全沒有跟家人出去玩的回憶。」
16歲考取獎學金,赴羅馬國家舞蹈學院學古典芭蕾,「有時候一堂課老師會給十分鐘,讓我們做自己想要做的動作,或者給一段音樂要我們即興跳舞,那帶給我很大的快樂,我很確認編舞這條路是一生的職志。」16歲的少女出國,最初的念頭是學成歸國,可以在蘭陽教學妹,可放洋才發現世界如此遼闊,可以去闖一闖,再回首,已經44年過去了。
她刻意不在華人圈走動,儘管同胞煮的東西很好吃、和他們聊天很輕鬆,跳舞的人終日相伴的只有練舞留下大大小小的傷痛。懷念的食物不去吃就不心痛,她和故鄉唯一連結是一個禮拜一封的家書,「打電話是農曆三大節,要去市中心,去他們的電信局,排隊抽號碼牌,去一個小的電話亭講,而且要講很快,因為很貴。」出國44年,她沒有回台過一次農曆年。
當然也不是沒想過回家,24歲學成歸國之際,無意間看到碧娜.鮑許(Pina Bausch)的《家在山的那邊》,感到震動,又從羅馬跑到碧娜當系主任的德國福克旺藝術學院攻讀,「蘭陽和羅馬的訓練是技巧的,但在福克旺,他們不要你展現美的線條、不重視肌肉的伸張,而是問你想表達的是什麼,我在德國學到的是藝術家的自我表達、看待事情的角度、看待生命的方式,如何從殘缺和扭曲中看到生命力。」
1991年至今,她相繼在德國普倫歌劇院舞團、多特蒙德歌劇院舞團、達姆國家劇院舞蹈劇場,和奧地利林茲國家劇院舞團任職舞團或藝術總監。除舞蹈劇場外,她也執導歌劇、輕歌劇,甚至也挑戰過安德魯‧洛伊‧韋伯(Andrew Lloyd Webber)的音樂劇《萬世巨星》,「我不是要否認自己的東方背景,只是不希望太快被西方人貼上標籤,不希望他們只有在排《杜蘭朵公主》或《蝴蝶夫人》才想到我。」
「年輕的時候要養活自己,要追隨潮流。但跟隨潮流走,我不快樂。後來學會厚臉皮,就不管評論了,以前被批評都要難過很久,二個禮拜、一個禮拜、五個小時,後來就OK啦。有一次我在舞台正中央架一個檯子,我的孩子們跳來跳去都會撞到,他們問我說這樣做好嗎?我說我不知道,但不知道才好,不知道反而才會走出新的東西。」林美虹說。
那個舞台中央有個檯子的作品叫《天鵝之歌》,正是這個作品讓德國國家電台將她帶領的達姆劇團,與碧娜.鮑許的烏帕塔舞蹈劇場、威廉.佛賽(William Forsythe)舞團,並列德國三大現代舞劇團。《法蘭克福廣訊報》首席舞評休斯特(Wiebker Huster)讚她賦予舞蹈劇場全新的生命,並將《天鵝之歌》媲美李安的電影,認為兩者都充滿了引人入勝的影射技巧,並留下讓觀眾難忘的精采印象。
編舞家不編舞的日常生活是不聽音樂的,因為工作就是音樂,一聽音樂就會有畫面、會想去分析。她要安安靜靜地看畫、看電影、看書。睡很少,清晨似睡非睡的時刻是靈感最活躍的時刻,她從不記得做過的夢,作品就是她的夢。靈感在夢中,也在馬路上,編舞家在車站看見女孩眼睛發亮,微笑往一個男人衝過去,她便開始替她們編故事。
《新娘妝》的改編也是另一個馬路上看到的畫面,「大概十年前,我回台灣認識李昂,一群人在林森北路吃消夜,離開餐館已經很晚了,路燈白白的光芒下細細的雨絲,迎面走來一個阿婆,看不清楚她的臉,只看她拱起的背,吃力拉著一個推車,上頭是紙箱資源回收什麼的,那些物件超過她身體5、6倍以上,我不由自主地去幫她推了一把,後來,把那個意象放到《新娘妝》第二幕,受害者用門板努力地扛著受難者的大體。」
馬路上俯拾皆得的靈感是片段的色塊,但色塊變成畫,她需要獨處,需要絕對的安靜地思考,「我不寂寞,但我需要孤獨,做藝術創作,某種程度跟出家也沒什麼兩樣。」藝術創作如出家,故而編舞家的婚姻也不是尋常婚姻,她先生Bernhard Helmich是德國波昂歌劇院院長,她在奧地利,夫妻相隔600公里,每個月見個1、2面,婚齡至今29年,「我可以在他旁邊替他打點很多派對,替他廣結善緣,好好當個院長夫人,這點我做得到,但這就不是我。我們不一起工作,但我什麼樣的狀況會很疲倦,彼此是圈內人,可以互相體諒,結婚更像是結盟,是一種依存關係。」不怕他有外遇嗎?「怕的話,就不會坐在你面前了。我們都是做藝術的人,他擁有的機會,我也會有。不要忘了我也有許多漂亮的舞者。」
她有時提到舞者,都說「我的孩子們」,難道沒想到要有一個小孩?「生小孩我得對他負責,我不能送給奶媽、奶奶,懷孕得要停下來3年,需要很大的衝刺力…」編舞家突然停頓下來,「其實我曾經有過,也覺得可以離開工作崗位,但孩子沒保住,4、5個月就流掉了。」何時的事?「40歲的時候吧。」那是在《天鵝之歌》之前或者之後?「幾乎同時。」所以某種程度,劇場就是你的孩子,對嗎?
「是。」編舞家楞了一下,然後語調沒有起伏說了下去,「我們做藝術的,其實很知道怎麼去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意念,但我常常在我的作品發現另一個我不認識的自己。生活中刻意被我忽略的枝枝節節、種種不順暢的地方、哽住的地方,我總是會在我的作品發現,我的失落就在這裡,我的夢就在這裡。」
至此,我們恍然明白,她在排練場那個母親一樣溫柔和安慰是從何而來。
「我是10年前才知道228是怎麼一回事,你會很訝異,你怎麼會這樣後知後覺,那像是我們在馬路上走,一個不專心,發現只要差2秒鐘你就被車撞死了,那種心情台灣話叫做『驚惶』。從認知到震撼,因為心中有痛,你想問為什麼?你想撫平那樣的痛。」
以228作為藝術創作題材,在林美虹之前,侯孝賢《悲情城市》、林懷民《家族合唱》,甚至是舞蹈家蔡瑞月都留下傳世經典作品,「我錯過了那樣的風潮,但還是很執意今年要回來,我想用藝術去碰觸台灣最深的痛,228是沒有去清洗的傷口。台灣給我的感覺是很含蓄、很壓抑,另外一方面又很暴戾,那是傷口蓋住的關係。」不是揭露、不是控訴,編舞家再次談論228,是安慰和疼惜,是虛擬的母親伸出溫暖的手把一群活生生的人聚在一起,去哀弔,去想念,安慰死去的,也安慰活著的,「我也不知道這樣講,是否有碰觸到痛處?其實你只是讓他知道,我一直都在這裡,我知道你的痛,我一直沒有忘記。」
舞蹈走位英文 在 POON Chan-leung 潘燦良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Jet Magazine issue196 p112-117
潘燦良 天生不是光芒四射
維基百科上潘燦良一頁,寫著他今年五十歲,他笑笑說要澄清,今年其實五十有二,網上資料有錯,他卻不急於更正,由它將錯就錯,就像他面對人生大大小小的關口,都一直順其自然。
年少時是毫不顯眼的一個人,投考演藝學院經歷四次才成功,及後在香港話劇團任全職演員二十多年,期間三奪香港舞台劇獎最佳男配角,卻總是與最佳男主角擦身而過。到四十多歲,離開安舒區之後才三奪最佳男主角,備受外界注目;同期遇到正在尋找新面孔的香港電視,開步踏進劇集與電影的世界,魅力隨著知名度增加,才忽然成為大眾都追捧的潘燦良。
對於五十歲左右才攀上事業高峰這回事,他坦然面對,既然自知不是一來便光芒四射的人,他就演好四平八穩的人生,性格決定命運,他看得通透。
Text.ernus
interview.ernus & 金成
photo.BOWY
「原來你做戲好好睇!」
因為《親愛的,胡雪巖》角色需要,潘燦良早前把頭髮剪掉,事隔數月,頭髮長了一吋,還不像一個正式的髮型,但當他徐徐步至,還是叫人感受到獨特的中佬魅力。他是那種典型過了四十歲才散發光芒的男人,可以想像少年時候不太起眼。「讀書時成績很差,每次考試不是考尾二就是尾三,在班上不是最乖或者最曳那批,不會有人留意我,好像不存在的一個人。」對戲劇的興趣,起始於微妙的感覺。小時候看電視,總會不自覺幻想自己能否飾演那些角色,中學時代,看到其他同學在戲劇比賽表演,也沒有太大參與的欲望,「我都做得到」的想法仍然只停留在腦海中。中學畢業,學校劇社友人邀請他參與演出,從此開啟一條全新的道路。「第一次演出,給我一種不錯的感覺,更重要的是中文老師特別跟我說:『潘燦良,原來你做戲好好睇!』我整個人生從來沒有被認同的經驗,於是腦海忽然浮現要成為演員的念頭。」
八十年代演藝行業興旺,香港演藝學院於1984年成立,潘燦良剛好中學畢業,會考成績欠佳,考入演藝就成為了他的夢想。「那時聽說入讀演藝成績不需太好,只要有才華便會取錄,我覺得這是我可以繼續讀書的唯一機會,我想藉這機會改變人生。」大概是二十歲仔最有大志的一次,可惜少年阿燦的路又不是想像中平坦。演藝學院入學試,年年考的東西差不多,都離不開讀白、唱歌、做戲、天才表演,潘燦良初次投考,正是學院創辦的一年,他對戲劇只有熱誠,缺乏經驗和認識,落空也很合理。「你想想,第一年入演藝的人是黃秋生、張達明、謝君豪,他們入到我入不到,也好應該。然後我一直重考,考到第四次,覺得是最後一次了,考不到就算。畢業後幾年我返過工廠、做過跟車,後來入了城市當代舞蹈團做後台人員,雖然不是演員,但浸淫在與劇場有關的環境,漸漸有些得著。我也抱著平常心,入不到演藝也沒所謂,反正我已從事與戲劇有關的工作。」這次夢想終於達成了,潘燦良非常珍惜機會,將自己變成海棉,努力去吸收知識。「我對戲劇的興趣日漸濃厚,有衝勁自然發奮追求。例如我一向英文差,但因為演戲我要讀英文劇本,怎好?唯有逐個字去查字典,有些地道口語英文,連字典也沒有,就去問人,也許是人生最有衝動求學的階段,十分享受。」
無法理解的職業
進入演藝學院,是潘氏家庭裡面一個破格的選擇。爸爸是油漆工人,媽媽在學校當校工,不是沒有一般草根階層對下一代的典型期望,不過潘燦良作為孻仔,幸運地得到一哥一姊為他擔當了家庭負擔,讓他有空間為理想奮鬥。「我在屋長大,父母當然認為子女讀書讀好些,找到他們心目中的好工就最好。他們都是靠體力勞動維生,不想我們重蹈覆轍,希望我們做寫字樓嘆冷氣,若可以找份鐵飯碗政府工更好。」上一代的卑微願望,只有做文職的姐姐給他們實現,不過潘燦良爸爸媽媽可沒有像當今怪獸家長揠苗助長,他讀書成績不好,但沒有做壞事,父母也沒強求甚麼。「他們沒有給我太大壓力,也許也沒能力給我壓力吧。如果我沒有接觸戲劇,我應該像我哥哥一樣,成為了油漆工人或的士司機,我很慶幸遇上了戲劇,找到自己真正喜歡的事情,又有穩定的收入。」
香港話劇團是行內出名最有架構有組織劇團,台前幕後均有固定薪水,但在父母眼中,當劇團演員大概永遠都不能稱之為穩定工作。「我演出的時間他們吃晚餐,我回到家他們都睡了,演員的生活對他們來說是很遙遠的事,心底裡會問我是否打算繼續做下去。好在尚算薪高糧準,不用擔心生活,能令他們比較放心。」潘燦良在香港話劇團的演出,很多時邀請父母欣賞,惟父親看得不多,就因心臟病離世,他在電影版《南海十三郎》飾演唐滌生,結果父親無緣親眼欣賞,成為他人生中其中一個遺憾。他回想母親仍在的日子,每次看他演戲都盛讚不已,不禁微微一笑:「很鼓舞的,她每次都說好好看,也不知是真是假。對她來說,其實是不明白為身演員的我是做甚麼的,她知道我會在娛樂圈出現,但又不是明星,不懂跟街坊街里說兒子是做甚麼的,但有演出給她看,她又可以帶親戚來看,她已經很滿足。」
走近抑鬱邊緣
加入香港話劇團之後,潘燦良就像劇團裡面其他演員一樣,每年擔崗固定數量的演出。在話劇團遇到膾炙人口的經典戲劇機會高,尤其在劇場還不是那麼百花齊放的八九十年代。《我和春天有個約會》、《南海十三郎》、《Miss杜十娘》、《藝術》、《暗戀桃花源》等經典作品,潘燦良都有份參演,累積了寶貴的大型演出經驗,早在1994年更憑《黑鹿開口了》一劇首奪香港舞台劇獎最佳男配角。「但我是做了十多年,才真正認清演戲是怎樣的一回事,做演員是有價值有意思的事。」是有點反高潮,但一個人對自我的領悟,總不是一步登天的一回事,特別是他向來都慢熱。「陳腔濫調的說法很容易,喜歡演戲囉、享受演戲囉,某次在報章看到黃秋生的訪問,他問另一位演員為何要當演員,我才認真思考這個問題。」思考不一定有答案,待到三十九歲那年,平靜的生活起了變化,他才領悟到答案。那年他拿獎學金去美國半年,暫別密密麻麻的日程表,呼吸自由的空氣,反而令他不知所措。「照道理我應該要看戲劇、和演員交流,但我的心態是害怕自己辜負別人,覺得拿了獎學金,一定要有實質的工作做給別人看,拚命想將自己塞滿知識、技巧,偏偏又塞不進去,非常混亂。」
一個人住在空間狹小的房間,潘燦良被莫名的恐懼感覺籠罩,不知不覺走進近乎抑鬱的狀態,不斷質問自己「點算好」。「有一日腦袋裡的燈膽突然亮了,想通了這半年的意義,其實是一個機會停一停,重新了解自己,去到一個全新的環境不是要學習幾多表演技巧,或者在看了幾多經典戲劇,而是好好享受這個人生體會,容許自己遇到甚麼就甚麼。」回到香港後的一段日子,體會才漸漸滲透出來,影響日後的演戲心態。「以前覺得演員身分很空泛,但後來我領悟到,一個演出不論舞台或影視,主流或偏鋒,都有帶給受眾心靈填補的作用。當普羅百姓在生活、情感上達到失重的狀態,甚至精神上把持不住,如果他看齣電影、電視或舞台劇,他便有機會透過別人的演出感受生命的呼喚,就像信仰一樣給他信念,這能量成為了滋養,有了滋養就可讓他們回到穩定的狀態。」以前演戲只為了個人滿足,這昇華了的想法為潘燦良的演員生涯注入了使命感,他自覺演出的底蘊變得截然不同。「往後我在舞台上講的每一句對白,都是為觀眾席中的某個人而講,我很深信我的演出,會在不知不覺間影響了其他人,從此演戲的動力更大。」從那時起,戲劇對他再不是單純的娛樂,他期望某一位觀眾,在演出中體會一個人生經驗,然後感受自我釋放、倒空生命,所以,他再也不執著於戲劇的形式。「我不再局限自己做某種形式的演出,只要適合我就去做,我相信我要做的就是提供演員的功能。」今日我們愛看潘燦良演戲,深深感受到他散發的厚道,背後其實是千錘百煉的歷練。
控制情感的專業
潘燦良無疑是一位專業演員,從言談之間了解到他之所以專業,正正來自他與演戲之間保持著適當距離。沒有矯情地說演戲是他的生命,反而很清楚那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已。「演戲是我的事業,是我喜歡的工作,我亦相信演戲一直影響我的生活,是不能分離的,但我不是那種認為演戲就是我生命的一切。」舞台演員跟電影電視演員的不同之處,是舞台劇需要不斷重覆,少則三四場,長則像西方經典戲劇一演幾十年,演員的專業,正是在重覆的台詞走位劇情之中,仍能爆發不同情緒,他本性沒半點濫情造作,倒適合成為舞台演員。「學戲時毛俊輝老師教我們,舞台劇演員應該有一種能夠重覆的工藝,就是要你熟悉整齣戲劇的運作流程,同時每次演出當下都有很活躍的狀態,能因應每一場的氣氛,在重覆裡面有不重覆的表達。」所謂演員的第三隻眼,他融匯貫通,以至情感能收放自如,這正是他認為成熟演員的必備條件。「舉個例,我演胡雪巖的時候,在舞台上我是胡雪巖,走上台之前我是潘燦良。在台上我容許自己釋放感情,但在很澎湃的時候我同時在觀照自己,控制自己投放幾多感情。這個過程有情緒衝擊有快感,是很過癮的,但若失控了就是失敗。」演員有所謂不能抽身的狀態,引致情緒問題甚至影響生命,潘燦良卻直言演員應該有能力自我控制。「有些人演戲演得淋離盡致,卻回不到現實,這對我來說是不正常的事。另一個極端是完全清醒,從沒投入情感,卻單憑技巧感動人。我相信我是兩者之間,這樣對我來說是最好的。」
潘燦良的冷靜安穩是性格使然,兩面刃的另一邊卻是慢熱,他在香港話劇團演戲二十多年,來到2012年才毅然離開,雖然2011年獲藝發局頒發年度最佳藝術家,卻是離開話劇團以後,他才三度奪得香港舞台劇獎最佳男主角。他沒有埋怨懷才不遇,太清楚自己生來不是光芒四射的人。「可能年少時有希望自己鋒芒畢露,但很快就知道我不是這種人,很多統計數字告訴我事實。與其說是命運,我更覺得是性格,我是很低調的人,怎會散發光芒四射的能量?別人通常都覺得我是穩陣,可以信任的人,又不是一來就覺得很有吸引力的人。」在劇壇素來有劇場王子的稱號,不過翻看潘燦良舊照,實在不是特別迷人,彷彿來到五十歲,他的魅力才一下子爆發。
餘下十五年的心態
六年前離開話劇團,只感到維持二十多年的生活模式需要暫停一下,沒有立心進軍電視電影圈,沒料到香港電視邀請他主演《來生不做香港人》,潘燦良又驚又喜。「我不知道他們為甚麼找我,一問之下知道是三十集長劇,還要是男主角,我比他們更驚!既然他們夠膽找我,我就夠膽做!」《來》彷彿為他開啟了人生另一扇門,之後在ViuTV的《綠豆》飾演曖昧不明的趙子龍更是技驚四座。常言道,舞台劇的演技跟電視很不同,潘燦良爐火純青的地步,像是一下子便適應了。他謙道:「我花了很多時間去細閱劇本,好好準備角色,好彩的是在現場也有空間跟其他演員碰撞,再慢慢調整演繹方式。也因為《來》與《綠》的角色設定剛巧都比較佻皮,我衡量過覺得可以有大幅度的表演風格,但當然也需要調整的,始終電視和舞台對演員表情的覆蓋率實在相差太遠。」再數下去,就是今年的奇蹟電影《逆流大叔》,很多人買票進戲院,其中一個目的就是看他飾演的「黃淑儀」,過千萬票房的奇蹟就此誕生。潘燦良看到香港電影演員斷層的現象,解釋為何來自舞台的他,在這幾年忽然成為影視界新星的理由。「很多電影成本不高,找不到影帝級演員擔綱,所以向舞台劇演員埋手,我們有一定的演戲技術,相對電影演員知名度卻不高,片酬不用太高。」
人到中年,才攀上事業另一高峰,潘燦良沒有一朝得志,反而在踏入五十歲關口之後,他更明白自己的限制。以往踏進三十、四十都有特別感受,但來到五十,感覺更加矛盾。「去到五字頭,會很清楚自己不再是三十歲,有些事情可能已經既定了。若當初三十歲有搏盡,四十歲已經發圍了,所以當你五十歲還未擁有,難道去到六十歲才攀上顛峰?」他這樣說,沒半點怨天尤人,只是面對現實,距離所謂退休年齡還有十多年,就用另一個心態面對五十歲的高潮。「我不會放棄,而是會好好運用僅餘的時間,對待餘下十五年或三十年的心態很不同,最明顯的是深深體會自己身體機能不同了,體力、記憶力都有分別。人到中年,有種時日無多的感覺,會好矛盾,辛苦的時候會勸自己不用太搏命吧,都五張嘢了;有時又覺得五十歲還很年輕吧,常常在這兩者之間徘徊。」
引誘是自製的
猶記得去年ViuTV播放短劇《短暫的婚姻》,旋即成為網絡熱話,今年宣布明年將上演舞台劇,老實說心底不無擔憂,始終陳奕迅和蔡思飾演的Galen與Mal已經太深入民心。後來演員名單公開,見到Galen由潘燦良飾演,總算鬆一口氣,面對可能出現的比較,潘燦良氣定神閒:「有人抱著比較的角度看也不出奇,但對我不會造成任何影響,以前在劇團也習慣同一齣戲有A/B Cast。而且舞台劇版的重點跟電視劇不同,電視劇較側重Galen與Mal的浪漫故事,舞台劇四個角色的比重較平均,探討各人在那種婚姻狀態正在面對甚麼問題。」其實早在莊梅岩撰寫劇本時,潘燦良已是她心目中的角色人選,只是劇本命運使然,先有了電視劇才上舞台劇。潘燦良曾演出莊梅岩早年寫的《教授》,二人惺惺相惜,時間一合就找機會再次合作,最受益肯定是觀眾。
談起婚姻,潘燦良與蘇玉華雖沒婚姻的名分,二十多年的長久關係卻令很多有名有分的老夫老妻羨慕不來。他坦言,用劇中金句「如果深愛,再長的婚姻也是短暫的」去看待今日的婚姻殊不容易。「很多人會把持不住,你見很多單親家庭便知道。有種不負責任的說法是引誘好大,但我不會怪罪於引誘,若你找到那個想和她一生一世的人,你不會有其他引誘,引誘是你自己製造出來的。」潘燦良與蘇玉華早在演藝學院年代便相識,兜兜轉轉之後在戲劇裡重遇、相愛,是情侶也是工作伙伴,沒有世俗的約束,也有信心會長相廝守下去。結伴廿多年,足以令所有浪漫化為現實,面對生活瑣事,潘燦良的心得不外乎是「包容」二字。「有時可能只是個杯應該放哪個位置的小事,也足以引發吵架,如果她將個杯放過兩吋你就忍受不了,你就要反省究竟是自己不喜歡她,還是真的在乎那兩吋的問題。對我來說,如果我是真的愛那個人,這些小事可以接受,要不喜歡一個人實在太容易,但只要找到你愛她的一點,我寧願自己把那個杯移過兩吋。」步入中年,他有心理準備彼此會被年月改變,也很確定會並肩同行,訪問來到這裡,已是甜到糖尿病。「生老病死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對方在老去,我也是一樣,無論容貌、外形甚至處事方式都會一直變,我們的關係也一樣,但每同行走一步,我也在深入認識她。我們很幸運,這麼多年來仍然找到有共鳴又截然不同的交流,很多時能夠同步相處,又有交換彼此長短的空間。」可以不結婚,但仍會考量萬一雙方出了甚麼事情,留下來的除了承受悲傷還須兼顧大量繁文縟節法律流程。畢竟愛一個人,需要周全想法。
後記
訪問期間,潘燦良正在參與前進進劇團《會客室》的演出,以訪問一百個香港人對社會議題的看法為主要內容,性質有別於一般劇場演出。潘燦良坦言,此劇報酬不高,但因為他覺得有意義,仍然會推掉其他工作,花超過半個月參演。從劇場走出來,成為很多人心目中的明星,他依然是那個潘燦良,做一個長訪問,不需化妝整頭服裝,他值得喜愛,正因為這種依然故我的瀟洒。
https://jet.my-magazine.me/article/detail/interview/10720
※
莊梅岩 x 潘燦良 x 楊詩敏 x 禤思敏 x 林海峰
2019年1月 成就下一次的牽動
《短暫的婚姻》My Very Short Marriage
ViuTV作品 舞台劇再遇
「如果深愛,再長的婚姻也是短暫的。」
編劇 莊梅岩|導演 方俊杰|監製 朱仲銘
主演 潘燦良、楊詩敏、禤思敏、林海峰
2019年1月11-13, 15-20, 22-27日 8pm
2019年1月13, 20日 3pm
# 1月27日8pm場次為尾場
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
$280, $480, $580, $780, VIP$1,280(頭三行)
門票現已於Cityline及通利琴行售票處公開發售
網上訂票:www.cityline.com
電話購票:2111 5333
節目查詢:2883 9906
粵語演出 (In Canto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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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復興時期繪畫的透視概念被以用到舞台布景
為了讓強迫假透視成立
採用了斜坡式的舞台 自舞台後方往前方向下傾斜
引此有上下舞台之稱 後來便沿用至今
至於左右舞臺
國內和美國是以演員的左右為舞台左右
但是歐洲有些國家似乎是以觀眾的左右為左右
細節我就不清楚了
另外提一下比較特別的日本
日本對左右舞台的稱呼是上手和下手
如果對古文稍微了解的人就知道 上手指的是右手
日本也是以觀眾的左右為左右
但是如果是用假名拼音STAGE LEFT/RIGHT 或用英文
STAGE LEFT /RIGHT 指的是演員的左右 而非觀眾
走位的分區最常見的是九宮格
_______________ꄊ | | | |
| 右上 | 中上 | 左上 |
| | | |
| UR | UC | UL |
|____|____|____|
| | | |
| 右(中) |ꄠ 中 | 左(中) |
| | | |
| CR | CC | CL |
|____|____|____|
| | | |
| 右下 | 中下 | 左下 |
| | | |
| DR | DC | DL |
|____|____|____|
另有切割更細的16格
我自己的經驗是 平常在稱呼的時候
左上 左下 右上 右下 會用中文說
但是中下 中 中上 這三塊
比較常用英文 Down Center. Center Center . Up Center 稱呼
不然就是會說的比較仔細
如 下舞台中央 上舞台中央
如果是舞蹈的走位
則會以翼幕的位置表示
如 IN 1 . IN 2
告訴舞者要從哪邊上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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