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讀臺北商專財政稅務科，修習的專業內容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每一件事情都有標準答案，每一件事情也都不允許有任何的出錯。就如同在會計領域，多一塊錢、少一塊錢，不是自己來補上就可以解決的。
我的個性變得愈來愈謹慎，甚至是過度謹慎。所就讀的科系一直在告訴我：所有的事物，都不能犯任何錯。
直到大學插班讀中原大學心理系，我逐漸練習將所學的皮毛的心理學知識，例如認知行為治療，用來改善自己疑似強迫症的問題。
至高雄醫學院行為科學研究所碩士班時，在嚴謹的方法學訓練下，我又開始被自己不合理的想法折騰。
當時關於文獻的引用，我很敏感；精準地說，是非常、非常敏感。眼前的現象都必須有所本。許多的數字與研究資料，都得非常明確、精準。面對一些填寫模糊的問卷時，令我感到極焦慮而痛苦不堪，真的不知道該如何來處理這些有瑕疵的資料。
對於看待數字如此之敏感的我來說，如果沒有把握眼前的這篇研究真正符合了研究方法，我就不太引用任何數字，深怕不慎地錯誤引用，不知會引來周圍的人如何看待有瑕疵的自己。
研究所畢業後，我在八○二醫院精神科服預官役，退伍的隔天便繼續擔任臨床心理師工作約半年。回到臺北後，換了跑道，在知名的蓋洛普民意調查公司擔任分析員。
當時，我負責三組中的「除錯」組，透過寫程式，將前一組已輸入的原始資料中的錯誤找出來。
我很擅長這項除錯的職務，但在那短短三個月的工作中，卻讓我遭遇更加焦慮而痛苦的經驗，因為我又讓自己處在不能犯錯的狀態。焦慮隨之而來，似鬼魅般如影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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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的朋友知道，在我離開蓋洛普，前往中華民國過動兒協會工作之後，即將跨越三十歲那一年，我毅然決然地做了一個決定：拋棄所有的專業，開一家二手書店（一九九八年十月一日至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日），特別是，一家門口不會有防盜器嗶嗶叫，老闆不會質疑客人偷書，書店裡面沒有任何標語寫著「偷書被抓到罰××倍」的「意中舖子二手書買賣店」。
我很清楚地知道，這樣的轉換，是在為自己童年的創傷進行療癒。讓自己在這個空間裡，慢慢地修復過往在光華商場地下室，被舊書店老闆那粗暴的手所玷汙、受了傷的童年。
三十歲那年，結束了二手書店，我又回歸到臨床工作，在振興醫院服務。有段時間在臺北市家庭暴力防治中心協助進行諮商工作。每回，只要經過市民大道、松江路、新生南路，我依然可以感受到，那舊時的光華橋底下，有一個小男孩，正在地下室裡哭泣著。
二○○六年一月，由於鐵路地下化等因素，光華橋（光華商場）要被拆掉。當時，我很想去現場親眼看看，就如同柏林圍牆被打掉了，我突然間有一種感覺：對自己來說，這也意味著某個階段的事物，正在改變。
有一回，巴巴文化請我為一本兒童小說《小偷》（王淑芬作品，二○一四年三月出版）寫推薦序。當時，讀了這本書，心裡面真的很是糾結又難熬，帶著想哭的感覺。閱讀的過程一再地把我拉回到過往被懷疑偷書的那個場景裡。
隨後，在《親子天下》雜誌第六十四期（二○一五年一月）的跨年專刊上，雜誌邀約了一些作者，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當時，我向太太反映，很想把小時候的這件事情寫出來分享。
太太特別提醒，當我寫了出來，接下來，會有很多人知道這件事，要我再仔細想想。畢竟過往這件事，在我自己的心中是難言之痛。
但最後，我還是寫了下來（請上網搜尋〈「偷書賊」遲來的平反〉）。沒關係的，對我來講，能夠說出來、寫下來，其實是一種慢慢的療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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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為什麼專注於兒童青少年心理諮商與治療工作？為什麼我只想要做兒童青少年的心理服務？
從過往的脈絡走來，我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實在不想要又因為我們大人的粗糙，或許只是一個小小的動作、短短的一句話，造成孩子內心裡，那不可磨滅的傷害。
那是永無止境糾纏的焦慮。
結束了二手書店之後，我將許多物品與書讓社區民眾以便宜的價錢帶走。除了一部分的書之外，自己留下了幾樣東西，其中有一幅畫，現在就掛在心理治療所的牆上。
每回看到這幅畫，就會令我想起開書店這件事。就會使我想到過往，在光華商場的地下室，被大人懷疑的小男孩。
那一隻手，把我推入了無盡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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