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93 屆 #奧斯卡 將於台北時間下週一上午頒獎。台灣影迷很幸福,今天有《父親》、《夢想之地》、《猶大與黑色彌賽亞》三部入圍最佳影片的作品登場,而《游牧人生》、《花漾女子》仍在大銀幕放映,其餘入圍最佳影片的電影也散見於串流平台,等著被有緣人觀賞——「作品是直到被觀看的那一刻才完整。」
而今天我想談的是 #Netflix 買下的《#女人碎片》。這部電影是我今年看過的 114 部劇情長片之中,前幾名的心頭好。有在關注北美獎季的影迷應該理解,奧斯卡除了比拼實力,往往比的也是「聲量」、「公關」、「時運」等等,這座小金人有太多「政治因素」參雜其中,而今年最佳女主角大概是薇拉戴維絲(Viola Davis)、凱莉墨里根(Carey Mulligan)、法蘭西絲麥朵曼(Frances McDormand)三人搶一。
影后的風向並沒吹往《女人碎片》的 #凡妮莎柯比(Vanessa Kirby),對我來說有點遺憾,因為實際看過這幾個人的演出,凡妮莎柯比是我今年的奧斯卡影后。(雖然我還沒看 Andra Day)
因此,雖然以下這篇影評 1 月 10 日發表過,但我還是重新分享,希冀讓新舊影迷趕在奧斯卡前,欣賞凡妮莎柯比收放自如的精湛表演,否則奧斯卡過後,這部片子應該更沒有人討論。
——以下有雷——
《女人碎片》將近 25 分鐘的「在家生產」,可能是我近年看過最好的開場戲之一。
近年,隨著女性對於自主權的醒覺,「居家生產」逐漸受到重視。許多人主張「生產」並非「生病」;「孕婦」也非「病人」,當一切準備妥當,女性能夠選擇適合自己的生產方式,且更認識自我身體,學著與自然法則共處、尊重。或許「生產」是偏向私人的,也更屬於家庭的,於是所謂在家「溫柔生產」的溫度,就與傳統「醫院生產」的冰冷拉開距離。熟悉的「家」取代陌生的「醫院」,生產是準媽媽、準爸爸、新生兒的生命旅程(加上助產士),生產方式的感知差異,就是《女人碎片》開場做到的事。
在此前提下,凡妮莎柯比飾演的女主角瑪莎選擇在家生產,觀眾便可知曉她是對「身體」主控權有所求的女性,某程度就刻畫出角色的強勢與思維,在迎接新生命時,凡妮莎柯比是想抓住自我、嬰兒與家庭的鏈結。於是在「溫柔生產」時,觀眾跟著凡妮莎柯比感知一切,包含起始羊水漏洩在地的驚訝、子宮收縮的痛楚、助產士臨時變陣的慌張等等,在呼吸吐納,情緒起伏之間,最終迎來新生的喜悅,同時碰觸消亡的遺憾。
於是 25 分鐘的影像堆疊,透過虛構的戲劇力度,再現生命迴圈,呈現真實感知,觀眾就能理解「在家生產」的巨大能量,是「醫院生產」所無法望見的。
在生產過程中,匈牙利名導 Kornel Mundruczo 的場面調度細膩出色,令人折服。其一為浴缸戲,當丈夫西亞李畢福(Shia LaBeouf)將凡妮莎柯比抱至浴缸時,鏡頭轉為特寫(Close-Up),並巧妙抽離雜音,在秒瞬之間,世界寂靜,新手準爸媽在手忙腳亂的慌張之中,反倒映照出和諧的共感,夫妻的齊心生成愛情的模樣,是直接而強大的靜謐力量,隔著螢幕透出,美麗動人。在醫院中,或許難能一見此情此景,再度拉開「家」與「醫院」的距離。
而此時劃破「寂靜」的,是助產師的「聲音」,此影像語言象徵這對夫妻的愛情,遭逢助產師介入,也暗示故事接下來的風暴,在嬰兒喪命與助產師官司等原因催化之下,皆是愛情與生活變質、相異的主因。兩人愛情世界的「安靜」,就此有了「雜音」,此等場面調度就能清楚傳遞創作者善用影像的內化功力,精準且犀利。
其二為結尾。「家」作為一種保護與彰顯自我(女性)價值的場域時,當象徵危險、緊急的「救護車」(醫療體系)介入時,立刻打破將外界隔絕在外的機制,西亞李畢福慌張衝出家門尋求救援之際,家的防護罩隨之瓦解,外在世界的冰冷,如同救護車的緊急聲響,教人不安,更帶來死亡。當救護車現身之際,這對夫妻與助產士,就捲入外界紛擾,片名《Pieces of a Woman》隨後緊接浮出,替這場「在家生產」戲收束,並為全片點題。
女人何以成為碎片,其因便始於此開場,雖然長達 25 分鐘,但絲毫沒有拖泥帶水的笨重,反倒透過出色的場面調度,兼顧戲劇張力以及暗示後續故事的發展,細膩拆解生產過程,此戲若缺少一分一秒,其味便會走偏,這樣的開場在我看來是完美楔子。
其實,或許「家」也恰恰呼應敘事,轉化為女性「子宮」的符號。離開家/子宮的庇護之後,世俗的社會眼光與生活壓力直面而來,西亞李畢福與凡妮莎柯比的愛情,正如同自己剛出生的女嬰,逐漸發青、逝去,這樣的轉變,正是《女人碎片》後續欲探討的核心與內裡。女性/碎片如何重新解構,如何重新拾起,當家庭乃至於家族碰上死亡哀愁,迎來可能的分崩離析,導演便攜著角色,徐徐展開與自我、親人對話的療癒旅途。
在開場戲之後,導演繼續展現對於「場域」與「色調」的敏銳度。在了無生氣的「灰色」厚重「高牆」下,凡妮莎柯比獨步走至「辦公室」,其氣氛與生育前的熱鬧截然不同,在空間與色彩的雙重堆疊之中,烘托人心的離異與冷卻,而觀眾仍能望見凡妮莎柯比的堅韌樣貌,在角色形塑上,從開場戲至此,自然能感受凡妮莎柯比的立體度,是強悍且極具主導性。這樣的女性角色就延伸出與上一代女性截然不同的思緒,當故事往下探索時,凡妮莎柯比與年邁的母親在觀念與溝通上自然有著巨大鴻溝。
說到底,「女人碎片」的樣貌有三,其一是年邁母親、其二是凡妮莎柯比、最後是死亡女嬰。導演就以死亡開啟對話,遊刃有餘地捕捉到兩代女性間價值觀的對立、衝突,隨著敘事推演,更有達成自我/雙方和解的可能,這樣的碎片是心理上的。至於生理上的,則是女嬰。死亡伴隨而來的議題即是器官捐贈與否,觀眾在人體研究室看見各種「器官」,被肢解過後大小不一的器官,就成了「碎片」,而這些「碎片」化為當代人類醫學進步的力量,或許就可浪漫地視作導演對於女性的另一種想像與致敬。
從上述三名女性來解讀,「女人碎片」就裹藏了心理與生理,也可歸納為三代女性的對話,進而合一,建立女性姿態,緊緊扣題。
至於貫串於女性世界的雄性視角,則由西亞李畢福撐起,前半段能看見導演對於男/女性對於嬰兒死亡的態度,也刻畫雙方的差異,例如藉由性愛逃避苦世,男性是外顯奔放的,女性則是內斂克制的。最終,西亞李畢福之於凡妮莎柯比的這段關係,垮在藍領與知識份子的階級窠臼之中,西亞李畢福最終遠走他鄉,對於舔舐傷口可能出現的難堪或復原,顯見編導對於男女兩性觀察的底氣。而編導也就此捨棄這條敘事線,轉而加深力道探問母女關係。
不過,私以為全片過於迅速地與西亞李畢福斷裂是可惜之處。凡妮莎柯比對於摯愛出走,毫無作為,雖然中間描述了夫妻關係的變質,但對比開場你儂我儂的化學效應,仍令人有頭重腳輕之感,稍嫌突兀與粗糙。簡單來說,我並不認為將西亞李畢福最終放在見錢眼開的位置,以及凡妮莎柯比對於曾經的摯愛無動於衷,這樣的鋪墊能完全說服我。
最後劇情推至法庭戲,此場戲做為尾聲,要替全片論點定調,是坦然放下,抑或承載憤怒,都是法庭攻防戲值得窺探之處。導演首先將鏡頭拍向「律師」、「原告」凡妮莎柯比以及「被告」助產士的嘴與咽喉,在此做法之下,觀眾立刻清楚知曉在法庭當中,誰擁有話語權,主/被動關係透過咽喉形象化後進而立體鮮明,此筆觸巧妙而精湛。至於,凡妮莎柯比與死亡女兒的影像在暗房中顯影,就能視作「重生」,也成了推動凡妮莎柯比的轉折,以便傳達全片最終核心。
於是透過凡妮莎柯比的嘴,說出以下對白更顯意義:「助產士並非故意傷害我的女兒,她那晚只想幫忙生下健康寶寶,我不認為是妳的錯。」這樣的女性宣言,鏗鏘有力成了女性主導的直接證明,在凡妮莎柯比的醒覺中,達成諒解/和解的可能。「解鈴還須繫鈴人」此等爛俗的勸世警語,在結尾中被明確體現,而在影像的幫襯之中,就少了言語的說教感,反倒能令觀眾欣然接納。
而在落幕前的高潮,《女人碎片》仍體現出女權縮影,在這樣的案例之中,不需要男性法官落槌,或是陪審團隔著距離的冰冷判決,「女人的碎片」仍有能力阻絕男性話語權。而此番女性宣言,似也替「在家生產」的醫療糾紛拉出一條可理解的路,消除女性承擔惡名的危險。
筆走自此,倘若進一步爬梳影像結構,《女人碎片》無疑是精準到位的,欣賞導演懂得利用自然環境的氣候推移,建立故事的起、承、轉、合。
觀眾在 9 月的波士頓望見的是枯枝、落葉離散,步入寒冬的冷冽,這時敘事就以新生兒的消逝(死亡)為題;到了 4 月則迎來被柔風、暖陽包圍的油綠景緻,碰觸春季的恣意,這時導演便用蘋果樹的盎然(新生)作結,在鋪陳得宜的敘事結構下,觀眾跟隨角色走了一遭寒徹骨,而生機復萌的撲鼻芳香,更為透心,久不能散去。
延伸解釋,觀眾在秋、冬、春三季的更迭與循環中,讀取到的是「自然法則」與「生命軌跡」的交融疊合,導演更同時善用橋墩工程與緩緩流水,交代自然與人心的彼此共生、無法切割。從此角度來看,《女人碎片》便不僅止於女人故事,而是宏觀的生命真理。雖然在影史上,以「大自然呼應人物心境與事態發展」的手法並不新穎,但使用得當,仍能收穫良好效果。
最終,女人散落一地的碎片,是在導演溫厚凝視的定鏡之中,被呵護、被理解、被療癒,進而有了重生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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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馬勒到希特勒】
馬勒是一位工作狂。眾所週知,在他接任維也納國家歌劇院總監的十年,不僅是馬勒的黃金十年,更是維也納國家歌劇院的偉大十年。在這十年間,歌劇院因馬勒而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水準,各式歌劇節目的演出品質也到達絕無僅有的高度;但也就是在這十年間,劇院裡無時無刻皆充斥著劍拔弩張、人聲沸嚷,甚至人心惶惶的緊張氣氛。事實上,正是馬勒的這十年,讓維也納歌劇院深深獲益至今,而那種非人、高標的要求,更讓這塊金字招牌屹立不搖,最終成為全世界歌劇院的翹楚。
對馬勒來說,歌劇院是他上班的地方。馬勒每日的工作就是在歌劇院的辦公室裡處理各類歌劇節目的流程安排,有時還得在女高音歇斯底里的尖叫聲中斡旋、排解藝術家之間的各種嫉妒與糾紛,除此之外每天上午固定進行的團練與彩排更是重要且永遠無法完成的「待辦事項」,因為促動整個樂團演奏水準提昇的基本功必須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熬磨。中午十二點,馬勒總會準時回家午餐,小憩片刻後,便在下午三四點左右疾步前往歌劇院去指揮晚上準備上演的節目。以上,就是馬勒十年如一日的作息表。
小馬勒20歲的嬌妻艾瑪在初識馬勒時曾脫口而出:「天啊,這人簡直是純氧的化身!」,別以為純氧是多麼高潔的形容,其實艾瑪所指的是馬勒的工作態度與不斷燃燒精力的精神形象就好像在他的生命裡只有工作與音樂而已。而這種幾近自虐式的緊繃張力,馬勒不僅拿來「律己」,他也同樣地「施予他人」。馬勒為歌劇院的經營立下嚴格的典範,例如:聽歌劇或音樂會時不能說話、不能吃東西,團員每次的排練必須準時,音樂會嚴禁觀眾遲到,否則只能鎖在門外等節目中止時才能進場等這些在現代社會大家習以為常的音樂會禮儀,事實上就是馬勒當年所立下的。試想:對那些把聽歌劇當成是社交活動、音樂只是陪襯,來者是要看人、同時也是要給人看的,或者醉翁之意不在酒、醉酒之意也不在歌劇的上流社會來說,馬勒的鐵腕得罪了多少票友?他又承受了多少壓力?
但他不管!在馬勒的眼裡,這些不當的行為都是褻瀆,也是對音樂不虔誠,這和他一輩子戰戰兢兢奮鬥向上、視音樂與藝術為神祇的哲學有違。因此他改革的手法不只是在節目內容上大刀闊斧、指揮到一半從樂池裡爬上來要求觀眾噤聲,他甚至樹立了在節目開演前便將音樂廳所有燈光調熄的慣例。在他的音樂裡,觀眾只能乖乖坐在椅子上;在一片漆黑下,你只能專注於舞台上的一切,除了聽與看,什麼都不能做。
當嘴巴閉上後,靈魂之口才會開啟。這樣的轉變,不僅讓團員的日子不好過,甚至連管理戲服道具的工友都倍感壓力。曾有位歌劇院的樂手在日記上留下這段記錄:「馬勒給歌劇院帶來一種根本性的災難!整棟歌劇院從地基到樑柱,都被這空前且持續性的強烈地震給震的天搖地動。凡是不夠強韌、抗壓性不夠的,都只得灰飛煙滅...。所以在這段日子裡,歌劇院裡絕大多數的歌手都收拾包袱走人了。」
沒錯,不夠強韌、抗壓性不夠的,都活不下來,而這才是維也納深藏不露的真面目。馬勒以一人之力力抗歐洲樂壇數百年之積習,竟還能強撐十年之久,實在讓人驚嘆折服。這段期間,報社惡意杜撰的低俗樂評打不倒他、團員漫天飛舞的黑函攻擊整不垮他。但就在1907年,馬勒還是在維也納金廳指揮了他告別維也納的最後一場演出,那是他的第二號交響曲《復活》。最後一個樂章演畢,全場觀眾掌聲之熱烈、拋上台的鮮花之多難以想像、叫好的歡呼聲伴隨著淚水淹沒了整個大廳。然而馬勒必須走,因為他是猶太人。當然,他對歌手、樂手的那種嚴厲求好以及與劇院經營高層間的意見相左都是促成他必須走人的原因之一,然而面對維也納一波波來勢洶洶的反猶勢力,馬勒明白這裡已非他長久之地。最後,馬勒出走紐約,在異鄉捱了四年,容忍自己降低演出水準,甚至到最後,他在紐約放棄了所有的歌劇演出,僅指揮單純的音樂會。
馬勒的故事說到這兒,接下來我要說的是猶太人的故事。
馬勒死於1911年,那時候納粹還沒來。他,只是維也納在廿世紀反猶情緒高漲下的首波受害者罷了,廿年後,歌劇院被趕出去的人還多著呢。而且,也「幸好」馬勒只活了51歲,如果再讓他多活30年,他將會看到自己的外甥女艾瑪.羅瑟死在集中營裡,甚至連他自己可能也無法壽終正寢。
當年,馬勒的妹妹嫁給了維也納歌劇院的樂團首席羅瑟。在二戰爆發時,年屆七十五歲高齡的羅瑟流亡倫敦,他的女兒卻未能逃出來。之後不久,羅瑟得知自己的女兒命喪波蘭集中營後,哀痛欲絕的他承受不了打擊也隨之而去。然而老父不知道的是他們的女兒在臨死前,還在集中營裡組織女子樂團,娛樂德軍。原以為自己有活命希望的艾瑪.羅瑟卻在希特勒即將自戕之際,慘遭納粹黨最後一次的「大清洗」,逃不過這慘絕人寰的浩劫。
明明是講馬勒,為什麼會講到納粹?音樂跟政治又有什麼關係?
讓我們把時光往後推移到1936年吧!那年維也納歌劇院的指揮是馬勒的弟子布魯諾.華爾特,他在指揮華格納的《崔斯坦與依索德》時,一顆包裹著字條的臭雞蛋往指揮台上丟了過去,字條裡寫著:「下次丟來的不只是雞蛋了!」;而1938年希特勒尚未接管奧地利之前,維也納歌劇院裡便早早對歌手與團員作了一次「背景清查」,甚至連本身不具有猶太血統、只是與猶太人有姻親關係的歌手都被辭退。在那段不堪回首的歲月裡,共有75位歌手、樂手以及20位的行政人員先後被解雇逼退。因為國家歌劇院裡的藝術家算是公務員,種族要淨化當然要從公家單位優先作起。
事實上,在一次世界大戰後到三零年代初期,馬勒的作品還時常被演出,受歡迎的程度甚至不下於理查.史特勞斯的交響詩,而且當時也有指揮家在完整的樂季裡指揮了馬勒的全套作品,可說是馬勒音樂確實被傳承的例證。只不過當理查.史特勞斯成為了希特勒的文化部長後,馬勒的交響曲便消失在音樂廳、同時也消失在樂壇了,一直到六零年代才因伯恩斯坦與華爾特的努力才讓馬勒的音樂逐漸復興。
1939年六月十日,希特勒現身在維也納歌劇院的國王包廂。那天是理查.史特勞斯新作歌劇《和平之日》的首演。「和平之日」?這真是個天大的玩笑,因為歷史告訴我們,再過不到三個月的九月一日,德軍便入侵波蘭,揭開了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而這齣歌劇演的究竟是理查.史特勞斯不黯政治的愚昧,還是希特勒狼子野心的低劣偽裝?世事之反諷,莫此為甚。然而值得讓人玩味的是,在當年《和平之日》的指揮總譜上,不知哪位歌手、或樂手竟在封面上留下了一個字:「戰爭」,真是了不起的洞燭機先。人類的良心並不會因為藝術的偽裝而被蒙蔽,在舞台上演出的人員心裡清楚得很,知道自己的雙眼將會看到什麼樣的未來。而那隨著歲月逐漸淡去的筆跡,就好似隆隆砲聲,在七十餘年後的今天仍讓人怵目驚心。
當時這些在歌劇院裡的當紅歌手、音樂家,在1938年維也納變色後紛紛流亡。腳步夠快的,在大西洋的彼岸找到了新機會,有些成了好萊塢裡電影音樂的奠基者、也有些人留在百老匯,為美國的娛樂事業投注新活力。而腳步慢一點的、或者政治嗅覺不夠靈敏的,註定要葬身在集中營裡。但更多的是那些人走得了、但「心」卻走不了的人,馬勒便是個例子,當年馬勒在紐約呼風喚雨,擁有他在維也納渴求不到的絕對權力,但在熬了四年後,他仍希望即將不久人世的自己能回到維也納落葉歸根。1907年,馬勒出走時,維也納街頭有人敲鑼打鼓送走了一位猶太魔王;但1911年,當他坐著火車一路從巴黎躺在病榻上回到維也納時,維也納城萬人空巷全都聚集到火車站,爭相目睹這位偉大指揮的最後一面、想要送他最後一程。這,就是維也納人的矛盾;也是人類的矛盾。
回首百年,馬勒的交響曲早已響遍世界,然而他瘦小的身影、焦慮的眼神與深沈的面容,將是維也納人最熟悉、也最陌生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