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文社與《台灣文學》略考》
發行日據時代代表性文學雜誌《台灣文學》的啟文社,是由張文環、陳逸松、王井泉以及中山侑等人於1941年5月共組的出版社。由於不滿日本皇民作家西川滿主編的《文藝台灣》,於是於1941年5月27日創辦了《台灣文學》。
舊址位於太平町3丁目28番地的啟文社,比對之後,非常意外地發現竟然與蔣渭水大安醫院同址!當年的大安醫院一共同時有三個門面,舊址對應了延平北路二段上的義美延平門市(29號與31號)、行冊(33號)與廣隆進菁仔行(35號)。
《臺灣文學》為季刊形式的雜誌,共發行了10期10冊。發行資金由王井泉、陳逸松、張清港援助,主要主編為張文環,中部地區由《臺灣文藝》發行人張星建負責、南部地區由鹽分地帶詩人吳新榮負責;從創刊號至1942年7月11日的第2卷第3號由蔣渭川的日光堂書局代理,之後轉由現址約於延平北路一段62號,舊址位於上奎府町2丁目24番地的清水書店代理販售。隔年1943年7月31日第3卷第3號秋季特輯號,再改由台灣文學社發行。同年11月13日於現今中山堂的公會堂召開台灣決戰文學會議後,呂赫若主編的《臺灣文學》終刊號第4卷第1號,於12月25日發行後停刊。
出版僅有短短兩年餘,《臺灣文學》卻囊括了日據時代最活躍的作家們作品,諸如賴和、楊逵、呂赫若、龍瑛宗與黃得時,當中也不乏日籍名家西川滿等。張文環的著名創作《閹雞》刊於1942年7月11日的《臺灣文學》第2卷第3號,王昶雄的代表作《奔流》則收錄於1943年7月31日的第3卷第3號,同期並收錄了張冬芳翻譯的老舍《離婚》。
除此之外,《臺灣文學》並力邀台灣最著名的畫家參與,包括林玉山、林之助、楊三郎、李石樵、李梅樹、陳春德與日本桑田喜好等等,創刊號封面為李石樵所繪。
曾經代理《臺灣文學》的日光堂書局與啟文社同樣位於太平町3丁目28番地,根據蔣渭水後人蔣朝根說法,蔣渭川的所在位於這個舊址三開間最北邊的一戶,比對現在地址,應為現今廣隆進菁仔行的位置,延平北路二段35號。
再對照《1932年臺北市職業別明細圖》,當中可見蔣渭水文化書局的標示,而在蔣渭水於1931年8月5日離世後,蔣渭川於1934年於原址開設日光堂書局,隨後的《1935年臺灣博覽會紀念臺北市街圖》與《1936年臺北市職業別明細圖》皆能見到日光堂書局的標示。
往後的古籍地圖雖然沒能覓得啟文社的標示,但是從地址能夠確認從前的所在與現行的對應位置——蔣渭水的大安醫院與義美食品延平門市。
至於啟文社會位於這個地址?按照邏輯推論,他們或者是商請蔣渭川的日光堂書局照應協助,畢竟《臺灣文學》最初的五期皆由日光堂書局代理發行,全部在同一地址編輯製作可能時效更加倍迅速;也或者,啟文社只是單純在這裡和他人共享了一個辦公空間?
真相還待後人嚴謹考證,可是一個地址竟然能夠囊括台灣的文學、醫學、民主以及美味,真是太讓人驚訝了呢。
蔣渭水職業 在 林佳龍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請與佳龍一起預約一場文化表演
疫情影響我們將近兩個月的時間,各行各業都面臨到經營的危機。對於民眾而言,健康的衝擊是第一,經濟民生衝擊第二,而我們沒有想到的是,接下來可能是對台灣文化事業的嚴重衝擊,也可能是難以修復的傷害。因此,我們必須以行動來支持文化界。
蔣渭水先生在台灣文化協會第一期會報,發表著名的〈臨床講義──對名叫台灣的患者的診斷〉,渭水先生的診斷書裡是這麼寫的:
診斷:世界文化的低能兒。
原因:智識營養不良。
1921年,台灣文化協會「以助長台灣文化為目的」成立,是保存與發展台灣文化的重要起點。今年是2021年,剛好是協會成立100周年的紀念。百年療程,縱使刻苦,但民主化的成功,已為台灣文化犁出一片生長的泥土,我們當更細心灌溉。
100年來,從文化低能兒,到文化生根,我們終於辛辛苦苦發展出不同的文化事業,成為人們可以全心投入的職業工作。從人文出版、表演藝術、視覺藝術、影視產業,流行音樂等。這其中有許多不計報酬的人,懷抱使命感與熱情持續耕耘,才能有一點點的成績,甚至登上世界舞台。如今,我們何忍因為疫情的衝擊,重創這些人才的基本生計。
我想強調的是,有別於其他產業,文化領域的人才是獨特的,是必須花費更多時間淬鍊而生,若因為疫情的衝擊,導致解散、轉行,必將是國家文化重大損傷。
渭水先生的診斷,至今仍是一個帶黑色幽默的提醒。我們不斷累積而成的文化底蘊,其實是世代台灣人生長的養分,也是我們抵抗外來侵略的疫苗與抗體。
有感於此,我想邀請各界發起預約一場文化表演、或是文化消費的活動,用我們的力量支撐台灣的文化力。我與光合基金會將發起挺文化界的行動,邀請四方有力的夥伴,共同支撐台灣文化產業,讓我們預約一場明天的表演,留住台灣文化人才。
光合基金會
蔣渭水職業 在 民意論壇:聯合報。世界日報。udn tv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孫中山誕辰紀念日》 蔣渭水的心事
楊儒賓/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講座教授(新竹市)
1923年治警事件,蔣渭水一審判決無罪,但最後仍以判刑四個月三審定讞。圖為檔案管理局2015年展出首度曝光的蔣渭水治警事件一審無罪判決書。報系資料照。記者仝澤蓉/攝影。
十一月十二日是孫中山誕辰紀念日,在他誕辰二十二年後,一位和他同職業、同志業的革命家蔣渭水降生在日治時期的台灣,他後來創立了日治殖民時代台灣唯一的反對黨—台灣民眾黨。在後來的後來的後來,又有一位醫生也創了黨,連名稱都一樣。
蔣渭水應當是家喻戶曉的大人物,但他的心事似乎不太受到正視,雖然他的心事是遮掩得那麼清清楚楚。
一九二三年治警事件爆發,當時台灣重要的反對運動人物幾乎被一網打盡,蔣渭水自然也名列其中,被判刑四個月。在法院起訴時,法官質疑他既然身為日本帝國臣民,何以族群欄上寫中華民族?蔣渭水駁斥道:法官混淆了政治與民族的關係,國民是政治的範疇,族群是民族的問題。他身為日本帝國的國民,這是政治的現實,但他屬於中華民族,這是民族文化的事實。血緣文化的傳承是無從改變的。
法官不知有沒有被說服?但似乎沒有更怪罪之意。只是,蔣渭水的「中華民族論」真的那麼非政治嗎?他的話語如果真要非政治,他該說自己屬於漢族。國籍再怎麼改,改不了民族的事實。日治時期大部分的台灣反對運動人物用以畫清自己和統治者的界線,主要的武器就是漢文化,漢民族所賴以生存的文化即是漢文化。
但中華民族不等於漢族,在十九世紀末中國革命力量興起前,或者說在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之前,「中華民族」一詞有多少人用?有「中華民國」一詞,才有中華民族,有「中華民族」的創造,才可安頓中華民國。辛亥革命之前,中國主要族群的識別記號是漢族,民國成立了,各民族平等共存是政治現實,所以漢族退位,「中華民族」應運而生。日治時期的台灣人大部分隸屬漢族,何來中華民族?蔣渭水實在錯怪日本法官了,中華民族是真正的政治語彙。
蔣渭水想什麼?日本軍警焉能不知。他自己在台灣成立台灣民眾黨,但老是關心隔海的中國國民黨。他的台灣民眾黨黨旗既像中華民國國旗,也像中國國民黨黨旗,他的黨旗幾經更換,但萬變不離其宗,很青天白日。他是黨魁,但對中國國民黨的黨魂卻惺惺相惜,心心相印。孫中山辭世,蔣渭水痛惜,遠甚國民黨人,他一再撰文弔之,「孫先生雖死,而三民主義是還活著……泰山頂上的鐘聲停了,但餘聲還嘹亮著。酣睡著了的人們也漸漸地醒起來!」其文頗有「日暮途窮,人間何世」之憾。他不寫自己的台灣民眾黨黨史或大肆宣揚我黨理念,卻舊情綿綿,寫了厚厚上百頁的中國國民黨史。蔣渭水一生的文字,以此篇最長。
能怪日本統治當局老是懷疑這些反抗運動分子不服王化,老是幻想自己是有悠久歷史的民族,老是想和對岸政權唱和嗎?蔣渭水大概沒主張武裝暴力革命,用以推翻日本殖民政權。他應該也沒說過自己是中華民國國民,身在曹營心在漢。但他說自己是中華民族,難道有實質上的差異嗎?而他生前心事,知道的人何止日本帝國的檢調人員。他當時除了沒使用「中華民國」一詞的名義之外,擦邊球已打得滿天飛,他表達得已經夠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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