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聽】#妖怪的誕生與妖怪學 | 日本的妖怪系譜 | 井上圓了、柳田國男、小松和彥、河合隼雄這些妖怪學者們 // 李長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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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怪,在當代日本流行文化中,有著非常豐富的表現,像是《妖怪手錶》、《鬼太郎》、《鬼滅之刃》等,散見動畫、電影、漫畫、電玩諸多不同的媒介文本中。對於日本大眾而言,妖怪不僅恐怖,有時候更是可愛又迷人的反派角色。那到底妖怪是甚麼?跟鬼與幽靈有甚麼不同?還有專門防範瘟疫的妖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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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好最近應 #曉劇場 的 #鐘伯淵 的邀請,與知名妖怪畫家/作家 #角斯,一起在宜蘭大學進行線上講座,漫談「#妖怪文化與創作」。我系統性地整理了一下「妖怪學的系譜」,就順勢將講座的內容做了整理,分享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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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內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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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妖怪文化與創作
▶ 我想要看到鬼
▶ 妖怪幽靈的起源與區別
▶ 什麼是百鬼夜行
▶ 妖怪學的誕生與系譜
▶ 妖怪博士—井上圓了
▶ 民俗學大咖—柳田國男
▶ 妖怪研究大師—小松和彥
▶ 傳說中的心靈解析—河合隼雄
▶ 防護傳染病的妖怪
▶ 當代台灣的妖怪復興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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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論述 ////
日本自古就有大量關於妖怪的傳說,像是土佐光信的「百鬼夜行繪卷」、鳥山石燕的「畫圖百鬼夜行」,後來還有柳田國男民俗學、小泉八雲的怪談文學、水木茂的妖怪漫畫。妖怪對於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影響深遠,相關文化的淵源流長、系譜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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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妖怪與幽靈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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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先來區分一下「鬼」、「妖怪」與「幽靈」,雖然他們都是會令我們害怕的東西,但在不同文化的解釋上,有著不同的發展脈絡。在中國的脈絡裡,妖指稱著「異常」的現象,怪則比較複雜,包含「異常現象」與「異常事物」。(廖翊如,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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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日本文化為範疇,對妖怪的想像起自於繩文時代的萬靈想像,世界萬物都具有某種神異,以其作為解釋自然的邏輯。進入到平安時期,妖怪的概念開始快速發展,明確地《續日本書紀》裡寫到,龜寶八年(777年)時皇宮中妖怪頻傳。江戶時期,「お化け」、「百鬼夜行」等相關的詞彙,開始頻繁地使用,透過風俗畫卷、說書、物語等形構與流傳,鬼、妖怪、幽靈成為人人口耳相傳的重要故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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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怪異事物的光譜遼闊,我們做一個普遍上日文中的分類說明。傳統中的おん(後來搭配漢字的「鬼」),指稱「隱」的事物,說的是各種被集體排斥、感到害怕的事物,其包含被作為鬼的人,和想像中的鬼,兩者會互相影響,例如怨靈菅原道真。後來鬼的形象越趨明顯,指的是「酒吞童子」、「桃太郎故事」裡的那種長角的妖怪(青鬼、赤鬼),在神社寺廟裡有許多祭典都圍繞著「鬼」這個角色,有著濃厚的佛教傳播色彩,而牛角虎皮的形象,則來自中國風水上鬼門的概念(北東=丑寅)。因此,鬼可以說是一種「惡」的綜合,有時候甚至是「盜匪」的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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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怪(ようかい),則是泛指奇怪的現象或物,像是河童、天狗、傘怪等。原本較無描繪型態,後來,從室町時代開始,像是土佐光信的《百鬼夜行繪卷》,開始以畫卷做出各種妖怪型態的描寫,如枇杷、傘、魚等。土佐光信將原本就存在的妖怪想像,首次進行視覺化,也奠定了日後江戶時期大眾對「百鬼夜行」的娛樂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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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幽靈(幽霊)就是台灣文化中的「鬼」,指的是人的魂魄的延伸。幽靈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古事記》裡黃泉的故事(大家應該知道吧),平安時代也有影響國家政治史的三大怨靈—「菅原道真」、「崇德天皇」、「平將門」。室町時代後開始有許多以「幽靈」為主題的能劇與歌舞伎,後來就出現很多大家孰知的《四谷怪談》、《皿屋敷》、《牡丹燈籠》三大女鬼故事,而幽靈的形象(小雪)也在畫家圓山應舉的水墨畫中奠定(加治屋健司,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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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戶時代以降,這些妖魔鬼怪的故事成為日本社會文化中重要的成分,直到今天,我們總也能在大眾文化的許多地方,遇見它們,像是各地的吉祥物不就正是某種地方文化妖怪化(具體化、現象化)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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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啦~以上我們是以一個概論的形式來討論「妖怪」,接下來,便以日本學術界對「妖怪」的論述,來做一個系譜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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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怪與實怪的妖怪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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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說第一位將「妖怪」作為研究對象的學者,就是井上圓了。生於1858年的井上圓了,做為一名哲學家、佛學家,怎麼會去研究妖怪呢?還被號稱為「妖怪博士」。圓了研究妖怪的目的,在於探討「人心的近代化」(人心の近代化),希望透過分析妖怪的存在,來去破除日本傳統中陳舊的迷信。這裡的「妖怪」指涉一種「學術用語」,指稱各種非合理正常的事物與精神(三浦宏文,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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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年井上圓了出版《妖怪玄談》。明治時代初期,有許多強調「不思議」的社會現象,像是「狐狗狸降靈術」(こっくりさん)(類似碟仙的占卜巫術)、「鬼門」等,讓井上認為應該要「除魅」與「近代化」。井上將妖怪當作一種現象,並且區分出「虛怪」、「實怪」,虛怪是人為的妖怪現象,又分成主觀與客觀上看錯的「誤怪」,與意圖製造出來的「偽怪」。(甲田烈,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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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真正從自然真實派生出來的實怪,則分成對自然現象進行有限解釋的「仮怪」(假怪),像是用鬼的肆虐來解釋瘟疫的傳播,和統攝萬物現象運作的「真怪」,例如「太極」、「真如」等。從井上圓了「妖怪哲學」來看,我們必須要拂除假怪,關照真怪,使事物合理,便是讓市井常民的生活更加明亮。(井上円了,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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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馬務的妖怪變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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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過渡到大正時期,歷史學者江馬務則將「妖怪」的主題,聚焦在視覺文化上,這些不可見的妖怪,是如何在歷史的過程中,被化成具體的形象。江馬務的《日本妖怪變化史》(1923),透過風俗畫來解讀妖怪形象的變化,對妖怪、幽靈、鬼做了細緻的分類,例如區分出人、植物、動物、物品、無法解釋的現象等怪異類型。江馬務與井上圓了有所不同,他並不認為妖怪是一種現象,而是將其作為古代社會的真實:既然古代人相信有妖怪,那研究妖怪就等於研究古代風俗民情。也就是從客觀的社會變化,對照人類對妖怪的主觀想像;透過妖怪的形象變化,來理解常民文化的面貌,尤其是造型化、視覺化後的妖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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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田國男的妖怪民俗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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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第一位使用田野調查方式對民俗進行考察的學者—柳田國男,出版了專論妖怪的《妖怪談議》。柳田國男基本上是拒絕井上圓了的「除魅」論,並承接江馬務對妖怪民俗的興趣,進行大量的妖怪故事蒐集。《妖怪談議》等著作的重要貢獻就是,採集了全日本的妖怪故事,並分析其種類與分布;區分出妖怪與幽靈的差別(基本上兩者是對立的);最後,柳田國男將妖怪的出現看作是神靈信仰的衰退。雖然將妖怪看作是神靈信仰的衰退被受批評,但這樣的觀點直接影響了後來的當代妖怪學大師小松和彥。(小松和彦,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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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妖怪談議》外,柳田國男還整理與撰寫了《幽靈思想的變遷》、《狸與鬼神學》、《巫女考》、《遠野物語》等。這樣對故事的蒐集,是柳田國男的民俗學基礎,他認為「有形文化」、「語言藝術」、「心意現象」,是了解民俗的三條路徑。其中「心意現象」(或說精神世界),是把握文化架構的終極目標。所以研究妖怪,就是了解日本人恐懼感的原初形式,也是那些沒有被外來文化所影響的深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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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妖怪學大師小松和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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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提到妖怪研究,必定無法迴避文化人類學家小松和彥。承接著柳田國男的妖怪民俗學、妖怪口述文學、妖怪宗教學,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小松和彥,更進一步以結構主義、符號學的社會科學觀點與方法,對所蒐集的故事傳說與繪卷進行分析。小松的結構主義方法強調,「妖怪」現象不僅是物件和事物的總和,這些物件和事物背後都另有涵義,研究妖怪就是研究人心人性、研究社會狀況。小松和彥是一個高產量的研究者,《憑靈信仰論》(1994)、《異人論》(1995)、《惡靈論》(1997)、《神明的精神史》(1997)、《妖怪學新考》(1998)《怪異的民俗學》(共8卷)(2002、2001)、《京都魔界案內》(2002)、《異界與日本人》(1998)等,還有一堆沒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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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松和彥的研究下,所謂的「妖怪學」正式成為一種研究領域,或研究取徑,他的《妖怪學新考》(1998)融合前人之大成(像是柳田國男對文化心靈的追尋,或是谷川健一《魔之譜系》中妖怪(敗者)支配人類(勝者)的政治想像)。他開展了透過妖怪來理解人類社會結構、精神歷史與內心狀態之間關係的方法論。小松和彥主要以「妖怪概念」作為分析社會的架構,其領域有「妖怪現象」、「妖怪存在」、「被造型化的妖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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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怪現象是指某種不可思議現象解釋的超自然假設,這是一種感官上、情感的恐懼現象;妖怪存在則是指未成為祭祀對象的妖怪現象,無法被解釋的現象在江戶時代轉化為存在;造型化的妖怪指涉被形象化的妖怪存在,在室町時代、江戶時代大量被生產與再生產出多元的妖怪視覺化樣貌。而「超自然」的現象解釋,變成為修補日常與超常之間斷裂的論述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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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而言,妖怪是一個上層概念,其與神、人形成一個動態的關聯,也解釋世界的圖式。這個圖式明顯地揚棄柳田國男的「神靈衰退說」,將妖怪提升到與神明平等的超自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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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妖怪是出現於非日常的「異界」,而這種地理上的實質異界(邊緣地帶),混合在村落、鄉鎮、都市三類的「社會生活」中,如此一來將異常與日常縫補起來,更加能理解日本人的文化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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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松和彥的《京都魔界案內》是我的啟蒙。想到幾年前在日本書店看見小松和彥監修的《京都魔界案內》雜誌版,真的是眼界大開,原來可以用妖怪鬼魅的故事與空間,去詮釋整個京都的歷史、地理、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面向,還可以拿來當作旅遊手冊,增添遊歷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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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諏訪春雄的幽靈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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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文學家、藝能史研究者諏訪春雄,也對這些妖魔鬼怪非常有興趣,著名的研究主題是「蛇」,他詳析了中國、日本的「白蛇」故事。在《日本の幽霊》(1988)一書中,諏訪春雄也區分了妖怪與幽靈,他認為,幽靈是人類的延伸,是祖靈信仰的產物,通常出現在「他界」,相較而言,諏訪春雄認為幽靈形象與故事是較為嶄新,且幽靈通常是純真而容易相信他人的人,即使受到欺負也不知道怎麼反擊,這樣「一心一意」的人,最後就成為幽靈。妖怪則是一種生物,是泛靈論的產物,通常出現在「異界」。他界指的是與人間平行、對稱的「死後的世界」,而異界就是「無序、恐怖、反常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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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合隼雄的怪奇精神分析詮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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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河合隼雄的榮格學派精神分析角度來看,「異界」正是無意識的領域,是非日常、例外、內在、感性、混沌的,因此,他非常重視異界中的日本傳說,其詮釋著日本人的文化心靈結構。在讀河合隼雄之後,非常深刻地體悟,所謂的心靈,就是文化,一種不可言喻的內外統合意義世界。像是「浦島太郎」、「鶴妻」等,都反映了日本人精神世界的個體化面貌。(河合隼雄,1982、1994;千野美和子,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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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在疫情中爆紅的妖怪—アマビエ為例,在社群媒體爆紅的這隻妖怪,就反映了大眾社會的不安情感,以及期待療癒與未來(預言)的心靈撫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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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妖怪研究的當代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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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而言,妖怪自古就存在,進入到明治時代之後,學者們將妖怪與人類心靈做了一個整合地理解,更在這樣的基礎上,展開民俗學的研究取徑。我們要說妖怪是什麼呢?綜合來說,它們有著「有形のもの」(the tangible)與「無形のもの」(the intangible)的存在方式,甚至,也可能是一種「有形と無形のあいだ」(between tangible and intangible)的存在方式,而各種妖怪鬼魅存在,正是社會文化的本身具現。(廣田龍平,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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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的妖怪研究,在80年代後加速地興起,無疑是一種日本人對日本傳統文化消失的「鄉愁」。1990-2000年的妖怪鬼魅流行文化與文本的興起,無疑的,也是某種對日本文化的自我審視與在生產。不過從狐狸、天狗類型的妖怪逐漸消失在現代都市中,與大量增加的人系幽靈出沒,可以見到人對自然敬畏的遠離,對現代生活人間關係的疑慮,更反映了個人主義化的趨勢,人人以自己的認知結構來劃分「異界」,於是,恐怖的事物更加地個人化,而非顯現為傳統集體性的鄉野傳說。不過別擔心,妖怪的活力還是充裕滿載,小松和彥說:「只要人類存在,妖怪就不會消失」,「研究妖怪,就是研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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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妖怪再生產與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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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日本的妖怪不斷在大眾/次文化場域推陳出新,從充滿萌元素的動漫至詭譎的推理小說,再到妖怪的周邊商品,這股妖怪旋風也吹至台灣,掀起一陣「模仿」熱潮,從溪頭妖怪村、臺中經貿夜市以妖怪作為經營特色方針,都可以看出妖怪符碼的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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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台灣妖怪的出現不僅僅可以視作商業流行符碼操作,更應該深思臺灣文化中對妖怪的刪除與找回,探索背後的文化脈絡與焦慮。妖怪是一個地方的人們,利用他們有限的知識與想像力,去理解生活周遭的環境之後所產生的心理投射與文化創作(廖翊如,2018)。無論是系譜性、系統性地去回顧、整理台灣的妖怪田野,引出資料中妖怪的形象,或是更進一步去創作出新的鬼魅妖怪,像是《還願》這樣的遊戲作品,或近期興起的妖怪文藝。都是對人們日常生活的重新賦給意義,增加大眾文化的趣味與厚度,更可成為對社會的描述、紀錄、探索與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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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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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井関大介. (2017). 井上円了の妖怪学と心理学. 井上円了センター年報= Annual report of the Inoue Enryo Center, (26), 95-116.
6. 三浦節夫. (2001). 井上円了と妖怪学の誕生. 井上円了選集, 21, 464-493.
7. 小松和彦. (2001). 井上円了の妖怪学とそれ以後. 井上円了選集, 21, 449-463.
8. 三浦宏文(2017). 井上円了の哲学と妖怪学の目的.
9. 馬場真理子. (2014). 妖怪. 東京大学宗教学年報, 32, 237-239.
10. 川野明正. (2020). 漢語における 「妖怪」 概念-日・中・台の概念比較.
11. 江馬務. (1923). 日本妖怪変化史. 中央公論新社.
12. 廖翊如. (2018). 臺灣大眾文化中的妖怪再現與生產. 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 1-87.
13. 加治屋健司, & カジヤケンジ. (2011). 日本の中世及び近世における夢と幽霊の視覚表象. 広島市立大学芸術学部芸術学研究科紀要, (16), 37-44.
14. 諏訪春雄. (2010). 霊魂の文化誌: 神・妖怪・幽霊・鬼の日中比較研究. 勉誠出版.
15. 冨安由真. 心霊表象論: 心霊イメージの変遷から読み解く 「不気味な」 表現の可能性.
16. 小松和彥(1998)。妖怪學新考。講談社。
17. 千野美和子. (2009). 日本昔話 [鬼が笑う] にみる母性. 京都光華女子大学研究紀要= Research bulletin of Kyoto Koka Women's University, 47, 105-120.
18. 河合隼雄. (1994). ユング心理学入門 (Vol. 1). 岩波書店.
19. 廣田龍平. (2014). 妖怪の, 一つではない複数の存在論―妖怪研究における存在論的前提についての批判的検討―. Journal of Living Folklore.
20. 河合隼雄. (1982). 昔話と日本人の心. 岩波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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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太長
#謝謝大家聽我囉唆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319的網紅容海恩 Eunice Yung,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在5月11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我們繼續審議《2017年撥款條例草案》各項修正案。我就香港的青年、體育和電競發展發表了我的意見。香港的體育發展欠缺整體策略,政府投放於運動員和各個項目的資源也十分不足,我希望政府成立體育發展局,統籌體育發展政策,同時,增撥資源培育相關人才和加建體育場地,推動運動的普及化。...
藝術 與 商業的 進一步 融合 在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盧斯達:美國、歐洲、中國還有陳奕迅 — 新疆棉花事件各方在打甚麼算盤?】
因為一些國際時裝品牌不再採購新彊產棉花,近期十分亢奮的中國網民又有了新話題,而大量港台明星也在指令之下,紛紛與「辱華企業」解約。「小粉紅」的強烈表態,自然是一大話題令人沉迷在現象下游的醜態,明星陳奕迅亦一馬當先表忠,為香港帶來的集體回憶人設崩壞衝擊,亦一樣掩蓋了事情更值得深挖之處:世界上的各大政商巨頭,在這場風波在打甚麼盤算?
美國的盤算
美利堅人合力推倒了特朗普,拜登上場。商業集團在選戰中捐了很多錢,期待美國在建制派帶領下,與中國平息衝突,大家又可以回到有錢齊齊搵的 good old days,不過事與願違,一眾向來討厭政治的時裝品牌仍然被綁上戰車。
之前我猜測拜登政府的「新策略」是打算將其他國家綁上戰車,因糧於友,美國在設定對中戰略時盡量不動手,好恢復元氣,並且謀求最後補刀,收割戰果,就像他們在二戰前夕對待軸心國。以上只是猜測,但現在似乎也有這個調調。時裝集團肯定並非純粹因為道德而棄用新疆棉,良心消費運動很早就已經萌芽,為何等到今日。各大集團的異動,扯出業界組織「良好棉花發展協會」(BCI),巨頭異動源於它的影響力。不過秩序的源頭更可能是美國本身,在特朗普任期之末,美國政府推出一份行業清單,包括科技、服裝、食物等等行業,指這些行業的供應鏈有強迫勞動製作產品;國會又通過《防止強迫維吾爾勞動法》,加上前國務卿 Pompeo 一錘定音新疆人權出大問題,製造業被迫超前部署,平衡政治風險,如果自己的生產鏈繼續與中國掛鉤,就可能面對法律政治責任。現在看來,貿易戰仍然以另一種方式上演。
特朗普時期是「清潔」美國生產鏈,減少中國巨企在美國國內影響力,例如華為中興,主要是通過「聯邦通信委員會」,現在卻是進一步脅迫其他製造業退出中國,等於直接攻擊中國經濟架構。美國的行為仍然是因糧於友,調動製造業作戰場前卒,自己躲在後面。而且他們開闢戰場的自由度很高,今天可以說新疆棉是血汗棉,明天也可以說其他地區生產鏈一樣血汗,要求產業購買者轉到民主自由國家。
他們預計中國會激烈反對,並且抵制轉身的企業,這進一步可以加速世界經濟供應鏈的去中國化,而中國會越來越依賴自己的內循環。中國確實變成內循環的一日,就會俄羅斯化,即是它仍然是區域霸權,但基本上與西方平衡隔離發展,無法威脅和左右西方,那一天美國可能就會滿足。
這個願景未知道會否成功,但期待拜登可以帶領他們與中國繼續雙雙發大財的財閥經濟大戶,心裡可能就有一種被拜登耍了的感覺。
歐洲的盤算
英國和一些歐盟國家也在制訂類似美國的政策。德國正在製訂《供貨鏈法》,英國則修訂原有的《現代奴役法》,都可以(或必然)用來針對中國。加拿大也在做類似跟進,多屬五眼聯盟。
德國的轉變則來自多年來與中國做生意時吃了的虧,包括技術被轉移和生產鏈越來越單一所產生的不安全感,加上國內民眾要求,而德國內心與美國爭鋒的心理需要,令德國的轉變可能比很多人想像的還要來臨得早。
中國的盤算
中國外交界和網民進入狂熱,不過在狂熱狀態的底層,始終是出於中國的自我認識與世界結構的矛盾。如果中國表現沒那麼「有尊嚴」,外界要用權謀令中國進入純粹內循環也會難得多。首先中國有深深的後發展國家危機感,即使在底層文宣,有一些段落念茲在茲,要求國民要努力不讓中國跌入南美式依賴結構、修昔底德陷阱(大國必然衝突)及中等收入陷阱(國民收入停滯)等等。
中國的反應,基本上都是為了避免重蹈某些後發展國家的覆轍,因此會認定所有干涉其國家內政的行為,都是為了將中國推入永久貧窮的深淵。這個由苦難中華史觀開出的世界觀,同時影響一般人和黨國高層,並主宰國家行為。關於新疆,中國人認為這只是「新疆問題」一部份。「新疆問題」一言以蔽之,就是融合問題,只要維吾爾人融合於中華民族,新疆就沒問題。中國的解決辦法就是「發展經濟」,因此新疆是一個生產基地,寓產於教,移風易俗。只要新疆人有錢,而且漢人移民佔多,就會穩定,就不會有極端伊斯蘭恐襲。所以新疆的棉花產地,對他們來說不只是經濟,更是政治安全的基石。新疆作物賣不出去,就動搖經濟,更動搖融合維吾爾人的政治任務。
中國早前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也提出了自己對人權的新定義,加強「生存權」、「發展權」等有利後發展國家的概念,也就是如果你損害中國人的經濟利益,就等於傷害其發展權,傷害其人權。而中國不斷將經濟邊陲納入中心,建立生產鏈,過程可能涉及強迫勞動、有拆遷、有傳統文化和聚落被破壞,但這些事漢地都經歷過,憑甚麼新疆就可以保持聖潔?發展經濟更是促進人權的大好事,勞動更是光榮,在黨國眼中可能根本不明白「強迫勞動」這個詞,因為窮山惡水挨出來的他們,會更傾向認為「勞動是人權」,冇得勞動才是冇人權。沒有飯吃還說甚麼自由?這在學理中據說叫做「發展式人權」(developmental human right)。近年中國在國際間強烈推廣有關思想。最早應該是在 2017 年的世界經濟論壇提出,後來有關概念進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中國眼中虛偽的西方
至於外界說新疆人權受損,中國的反應亦不難解釋。除了雙方對人權的標準和時間段不同,也是因為「讀太多歷史」。中國讀了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歷史,知道了西方的陰暗面,外交官的辭令也非常沉迷於美洲印地安歷史。對他們來說,西方美國現在講人權都是虛偽,因為他們自己就抹除了絕大多數美洲原住民,有大屠殺,還有黑奴(碰巧很多黑奴都是生產經濟作物)。他們對美國乃至西方的力量固然有多少敬畏,但也導致他們認為大國崛起過程是必須不仁慈的,必須犧牲一些「小數族群」的利益。他們認為,西方自己渡了血污海,便坐在岸上說風涼話,說中國不是。中國也要渡過那個血污海,擠身一線強國之列。西方的階段是發財立品,而中國人認為西方自己發了財,卻不想其他人發財,所以才用「品」來阻止後進者出生。這就是他們「大格局」的思考,但這會不會是另一種後發展國家陷阱?
很多人認為西方政客很功利,只想賺錢和掌權,很容易對付,但西方也有一些民主,西方民眾的道德感會慢慢影響政府。在中方民眾和西方民眾之間,多年來存在的隔閡反而是保衛和平的基石,貿易問題可以貿易解決,一切都操持在兩國政治菁英的小機制之中,但現在雙方民眾已經為對方建立了既定形象,雙方的政治菁英都要援引各自的民眾,取得政治合法性。政治家在國內的政治合法性,遠比起外部如何衝突更加重要,先進和後進國家的商貿衝突逐漸升級成文明衝突。
外交官和政府機構的言行慢慢變得「十分網民」,因為在網絡時代我們都意識同化了,貴族正在凋零。不管有沒有民主,時不時取悅民眾還是重要的,而民眾通常是一無所有,因而充滿戰鬥性。在他們的帶領下,本來歐洲人沒有太大反應,但因為中國尊嚴雄起,也觸動了歐洲諸國的國家尊嚴,於是本來為平衡中美衝突而發展的中歐關係,也可能就此產生變數。
作為鏡子的娛樂圈
陳奕迅當然也重要,他代表香港流行曲征服「全球華人」的光輝,但反送中期間他基本沉默,現在更避不了國家任務,說明他的生產鏈主要在中國。很多香港人本來就艱難目送著他們熟悉的時代,陳奕迅則是打在棺材上的最後一釘。之前為時代巨輪而痛哭的人,現在變成大悲無言的欲哭無淚,但我認為不應該怪陳奕迅,痛苦從來是人生的良師益友。你愛了他幾十年,但你最終發現那座富士山始終不是你的,你只是跟它共享過某個時空,談了一場必然消逝的戀愛,你將目送生命中所有美好事物的逝去。英雄、偶像、朋友、同志,都將一一跟你分道揚鑣。因為你變得更複雜,更理性。
陳奕迅始終是陳奕迅,只是他無法再完全滿足你,你的不滿表示你的心靈進步。不要為陳奕迅而悲哀,要為你和整個香港的成長而自豪。最終你會明白,藝術品和藝術家有時也要分開,欣賞事物的時候,要有點逢場作戲的機心。最近看導演版《正義聯盟》,看到 Amber Heard,不禁想,如果 Amber Heard 唔係一個會喺張床屙屎嘅人,都係正嘅。如果陳奕迅不是這樣,都係正嘅。陳奕迅的音樂好是客觀的,不過他就只走到這裡,若你不想停下來,便只得目送他,目送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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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美國、歐洲、中國還有陳奕迅 — 新疆棉花事件各方在打甚麼算盤?】
因為一些國際時裝品牌不再採購新彊產棉花,近期十分亢奮的中國網民又有了新話題,而大量港台明星也在指令之下,紛紛與「辱華企業」解約。「小粉紅」的強烈表態,自然是一大話題令人沉迷在現象下游的醜態,明星陳奕迅亦一馬當先表忠,為香港帶來的集體回憶人設崩壞衝擊,亦一樣掩蓋了事情更值得深挖之處:世界上的各大政商巨頭,在這場風波在打甚麼盤算?
美國的盤算
美利堅人合力推倒了特朗普,拜登上場。商業集團在選戰中捐了很多錢,期待美國在建制派帶領下,與中國平息衝突,大家又可以回到有錢齊齊搵的 good old days,不過事與願違,一眾向來討厭政治的時裝品牌仍然被綁上戰車。
之前我猜測拜登政府的「新策略」是打算將其他國家綁上戰車,因糧於友,美國在設定對中戰略時盡量不動手,好恢復元氣,並且謀求最後補刀,收割戰果,就像他們在二戰前夕對待軸心國。以上只是猜測,但現在似乎也有這個調調。時裝集團肯定並非純粹因為道德而棄用新疆棉,良心消費運動很早就已經萌芽,為何等到今日。各大集團的異動,扯出業界組織「良好棉花發展協會」(BCI),巨頭異動源於它的影響力。不過秩序的源頭更可能是美國本身,在特朗普任期之末,美國政府推出一份行業清單,包括科技、服裝、食物等等行業,指這些行業的供應鏈有強迫勞動製作產品;國會又通過《防止強迫維吾爾勞動法》,加上前國務卿 Pompeo 一錘定音新疆人權出大問題,製造業被迫超前部署,平衡政治風險,如果自己的生產鏈繼續與中國掛鉤,就可能面對法律政治責任。現在看來,貿易戰仍然以另一種方式上演。
特朗普時期是「清潔」美國生產鏈,減少中國巨企在美國國內影響力,例如華為中興,主要是通過「聯邦通信委員會」,現在卻是進一步脅迫其他製造業退出中國,等於直接攻擊中國經濟架構。美國的行為仍然是因糧於友,調動製造業作戰場前卒,自己躲在後面。而且他們開闢戰場的自由度很高,今天可以說新疆棉是血汗棉,明天也可以說其他地區生產鏈一樣血汗,要求產業購買者轉到民主自由國家。
他們預計中國會激烈反對,並且抵制轉身的企業,這進一步可以加速世界經濟供應鏈的去中國化,而中國會越來越依賴自己的內循環。中國確實變成內循環的一日,就會俄羅斯化,即是它仍然是區域霸權,但基本上與西方平衡隔離發展,無法威脅和左右西方,那一天美國可能就會滿足。
這個願景未知道會否成功,但期待拜登可以帶領他們與中國繼續雙雙發大財的財閥經濟大戶,心裡可能就有一種被拜登耍了的感覺。
歐洲的盤算
英國和一些歐盟國家也在制訂類似美國的政策。德國正在製訂《供貨鏈法》,英國則修訂原有的《現代奴役法》,都可以(或必然)用來針對中國。加拿大也在做類似跟進,多屬五眼聯盟。
德國的轉變則來自多年來與中國做生意時吃了的虧,包括技術被轉移和生產鏈越來越單一所產生的不安全感,加上國內民眾要求,而德國內心與美國爭鋒的心理需要,令德國的轉變可能比很多人想像的還要來臨得早。
中國的盤算
中國外交界和網民進入狂熱,不過在狂熱狀態的底層,始終是出於中國的自我認識與世界結構的矛盾。如果中國表現沒那麼「有尊嚴」,外界要用權謀令中國進入純粹內循環也會難得多。首先中國有深深的後發展國家危機感,即使在底層文宣,有一些段落念茲在茲,要求國民要努力不讓中國跌入南美式依賴結構、修昔底德陷阱(大國必然衝突)及中等收入陷阱(國民收入停滯)等等。
中國的反應,基本上都是為了避免重蹈某些後發展國家的覆轍,因此會認定所有干涉其國家內政的行為,都是為了將中國推入永久貧窮的深淵。這個由苦難中華史觀開出的世界觀,同時影響一般人和黨國高層,並主宰國家行為。關於新疆,中國人認為這只是「新疆問題」一部份。「新疆問題」一言以蔽之,就是融合問題,只要維吾爾人融合於中華民族,新疆就沒問題。中國的解決辦法就是「發展經濟」,因此新疆是一個生產基地,寓產於教,移風易俗。只要新疆人有錢,而且漢人移民佔多,就會穩定,就不會有極端伊斯蘭恐襲。所以新疆的棉花產地,對他們來說不只是經濟,更是政治安全的基石。新疆作物賣不出去,就動搖經濟,更動搖融合維吾爾人的政治任務。
中國早前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也提出了自己對人權的新定義,加強「生存權」、「發展權」等有利後發展國家的概念,也就是如果你損害中國人的經濟利益,就等於傷害其發展權,傷害其人權。而中國不斷將經濟邊陲納入中心,建立生產鏈,過程可能涉及強迫勞動、有拆遷、有傳統文化和聚落被破壞,但這些事漢地都經歷過,憑甚麼新疆就可以保持聖潔?發展經濟更是促進人權的大好事,勞動更是光榮,在黨國眼中可能根本不明白「強迫勞動」這個詞,因為窮山惡水挨出來的他們,會更傾向認為「勞動是人權」,冇得勞動才是冇人權。沒有飯吃還說甚麼自由?這在學理中據說叫做「發展式人權」(developmental human right)。近年中國在國際間強烈推廣有關思想。最早應該是在 2017 年的世界經濟論壇提出,後來有關概念進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中國眼中虛偽的西方
至於外界說新疆人權受損,中國的反應亦不難解釋。除了雙方對人權的標準和時間段不同,也是因為「讀太多歷史」。中國讀了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歷史,知道了西方的陰暗面,外交官的辭令也非常沉迷於美洲印地安歷史。對他們來說,西方美國現在講人權都是虛偽,因為他們自己就抹除了絕大多數美洲原住民,有大屠殺,還有黑奴(碰巧很多黑奴都是生產經濟作物)。他們對美國乃至西方的力量固然有多少敬畏,但也導致他們認為大國崛起過程是必須不仁慈的,必須犧牲一些「小數族群」的利益。他們認為,西方自己渡了血污海,便坐在岸上說風涼話,說中國不是。中國也要渡過那個血污海,擠身一線強國之列。西方的階段是發財立品,而中國人認為西方自己發了財,卻不想其他人發財,所以才用「品」來阻止後進者出生。這就是他們「大格局」的思考,但這會不會是另一種後發展國家陷阱?
很多人認為西方政客很功利,只想賺錢和掌權,很容易對付,但西方也有一些民主,西方民眾的道德感會慢慢影響政府。在中方民眾和西方民眾之間,多年來存在的隔閡反而是保衛和平的基石,貿易問題可以貿易解決,一切都操持在兩國政治菁英的小機制之中,但現在雙方民眾已經為對方建立了既定形象,雙方的政治菁英都要援引各自的民眾,取得政治合法性。政治家在國內的政治合法性,遠比起外部如何衝突更加重要,先進和後進國家的商貿衝突逐漸升級成文明衝突。
外交官和政府機構的言行慢慢變得「十分網民」,因為在網絡時代我們都意識同化了,貴族正在凋零。不管有沒有民主,時不時取悅民眾還是重要的,而民眾通常是一無所有,因而充滿戰鬥性。在他們的帶領下,本來歐洲人沒有太大反應,但因為中國尊嚴雄起,也觸動了歐洲諸國的國家尊嚴,於是本來為平衡中美衝突而發展的中歐關係,也可能就此產生變數。
作為鏡子的娛樂圈
陳奕迅當然也重要,他代表香港流行曲征服「全球華人」的光輝,但反送中期間他基本沉默,現在更避不了國家任務,說明他的生產鏈主要在中國。很多香港人本來就艱難目送著他們熟悉的時代,陳奕迅則是打在棺材上的最後一釘。之前為時代巨輪而痛哭的人,現在變成大悲無言的欲哭無淚,但我認為不應該怪陳奕迅,痛苦從來是人生的良師益友。你愛了他幾十年,但你最終發現那座富士山始終不是你的,你只是跟它共享過某個時空,談了一場必然消逝的戀愛,你將目送生命中所有美好事物的逝去。英雄、偶像、朋友、同志,都將一一跟你分道揚鑣。因為你變得更複雜,更理性。
陳奕迅始終是陳奕迅,只是他無法再完全滿足你,你的不滿表示你的心靈進步。不要為陳奕迅而悲哀,要為你和整個香港的成長而自豪。最終你會明白,藝術品和藝術家有時也要分開,欣賞事物的時候,要有點逢場作戲的機心。最近看導演版《正義聯盟》,看到 Amber Heard,不禁想,如果 Amber Heard 唔係一個會喺張床屙屎嘅人,都係正嘅。如果陳奕迅不是這樣,都係正嘅。陳奕迅的音樂好是客觀的,不過他就只走到這裡,若你不想停下來,便只得目送他,目送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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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月11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我們繼續審議《2017年撥款條例草案》各項修正案。我就香港的青年、體育和電競發展發表了我的意見。香港的體育發展欠缺整體策略,政府投放於運動員和各個項目的資源也十分不足,我希望政府成立體育發展局,統籌體育發展政策,同時,增撥資源培育相關人才和加建體育場地,推動運動的普及化。當然,政府也必須優化現有的運動員資助機制,將資助對象由逐步擴闊至其他有卓越表現的運動員,並適度增加資助金額,減低運動員因訓練和比賽產生的經濟負擔。
除了傳統運動外,我也十分關注近年發展迅速的另一個新興運動—電子競技。政府雖然表示在今年暑假會舉辦一個大型電競比賽,但要推動電競產業的發展,不能單單依賴每年幾個比賽,而是要恆常化地持續推行電競活動和比賽,建立一個發展全面的環境。我認為政府應該積極培養電競產業的人才,電競運動不只是須要遊戲選手,還須要其他專業人員,包括分析師、直播主持人、專家旁述和技術支援等,讓年輕人有多一個出路和選擇,進一步推動本港電競產業有規劃地發展。
以下為我的發言全文:
主席:
在這個辯論環節,我會集中就涉及總目53民政事務局和總目95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修正案發言。首先,我想講體育方面。我相信不少市民同我一樣,認為香港過去在體育發展方面是欠缺整體策略、政府在培訓各類型運動員的資源投放並不足夠,各個運動項目的軟、硬件,包括運動場館,以及運動科學和物理治療等相關的人才,都有不同程度的短缺情況,嚴重影響香港過去的體育發展,這方面民政事務局的實在責無旁貸。但我認為,即使削減民政事務局局長的薪酬開支亦無補於事,相反我們應該提出更多有建設性的建議,敦促下一屆政府全面推動體育精英化和普及化發展。
過去,本地多數運動項目都是依賴政府資助,雖然很多時資助金額並不多,但對於很多運動項目而言,政府的資助亦只是唯一的依靠,不過現時的資助模式難以推動體育界向可持續方向發展。所以我認為,政府應該參考藝術發展局的模式,成立法定的體育發展局,負責統籌各項體育的組織,完善資源分配機制,同時肩負政策的策劃、倡議、推廣及發展、策劃活動的責任。
在制訂體育發展策略方面,政府可考慮邀請商界合作,提供誘因,吸引商界投放資源,與政府共同扶助本地體育邁向商業化發展。當然政府亦須增撥資源,培訓更多運動科學、醫學及物理治療方面的人才,為各級、各類型的運動員提升訓練水平,並在護理方面提供更完善的支援,減少傷患,從而令運動員有更好的發揮和表現。
主席,本港不少精英運動員,包括曹星如、李慧詩、吳安儀等,近年於各項國際賽事取得驕人成績,為港爭光,成為了不少人心目中的偶像。特別在互聯網發展的配合下,廣大市民對體育活動更為熱情,在近年越趨分化和對立的社會氣氛中,發揮了團結社會的作用。所以,政府應該把握這個好機會,透過進一步推動運動普及化,包括研究於各個社區增建體育場地,資助各體育會提供更多培訓,提高市民對各體育項目的認識和興趣,讓市民大眾多參與各類型的運動,希望可以有效緩和社會對立的氣氛。其中,政府應資助學界運動員到海外交流,透過比賽和交流提升技術水平,並且為青年運動員提供更具彈性的升學安排,令青年運動員能夠在學業和體育事業上取得更好的平衡。
另外,同樣重要的是,政府必須優化現有的運動員資助機制,包括將資助對象由現時只有精英運動員,逐步擴闊至其他有卓越表現的運動員,資助金額亦應適度增加,盡量減輕運動員因參與賽事所需負上額外的經濟負擔;至於對不同運動組織和協會的資助,政府亦要進行全面檢討,善用資源,進一步加強對他們的支援。
除了傳統的運動項目,近年全球很多國家和地區都興起一種深受青年歡迎的運動項目,就是特首在今年《施政報告》都有提及的電子競技。雖然香港目前在電競方面的發展,遠遠落後於內地、美國、韓國等很多國家和地區,但我相信香港是有能力和條件發展電競項目和相關產業。
早前,我出席了本地一個遊戲資訊平台舉辦的電競比賽,現場人數超過100人。除了現場有觀眾觀看比賽外,其他遊戲愛好者也會上載打機的實況片段供大家參考,或以直播形式讓觀眾能投入遊戲當中。我亦了解過外國的電競發展,他們並非只是訓練電競運動員,或者單單舉辦幾個遊戲比賽,而是恆常化地持續推行電競活動和比賽,讓身處電競活動中不同位置的參與者、歡眾和愛好者,透過持續參與,提升整體的電競水平,以及在國際間的競爭力。
其實,香港並不缺乏人才,本地不少電競隊伍和選手在國際賽事中都表現不俗,可惜的是,由於社會氛圍、認知和相關配套設施不足,窒礙了本港電競產業的發展,他們的努力不為人知,也沒有足夠支援支持他們更上一層樓。反觀美國,就有越來越多的大學將電競視為正規的體育項目,除了設立專項「電競獎學金」,獎勵在電子競技遊戲方面取得突出成果的學生外,更會組織遊戲團隊參加聯校比賽。另外,韓國的大學亦開設專門的電競課程,甚至針對不同種類的電競遊戲,細分了不同專業,而一些優秀的職業選手更能像傳統運動員一樣能保送入大學。
電競運動員可說是電競產業的帶頭人,電競帶來的經濟效益非常龐大。電競發展,其實是一個巨型產業鏈的發展,同時亦是可供青年選擇、有機會向上流動的其中一個出路。雖然真正能成為電競專業運動員的人不多,但其實電競的產業鏈與傳統體育並沒有太大區別,主要收入基本來自於贊助、門票、媒體版權以及周邊商品。新舊兩個產業的新型配搭與融合,有助雙方推動自身產業發展,開拓新市場。
根據國際電子競技公司Newzoo在今年二月發表的2017年《全球電子競技市場報告》,2017年全球電子競技經濟增長高達6.96億美元,比起2016年增加41.3%,預計到2020年將會進一步增加至14.88億美元,其中廣告佔1.55億美元,比2016年增加21%,至於贊助佔2.66億美元,增幅更高達57.7%。2017年全球電子競技觀眾達到3.85億,其中電競愛好者佔接近2億人,當中51%來自亞太地區,預計到2020年全球電競愛好者將會增加50%至接近3億人。
主席,電子競技的發展潛力非常龐大,它同時加速了與多個行業和產業的結合,為不同品牌、媒體等締造了一個重要發展契機。隨著網絡直播平台的發展和興起,越來越多市民可以透過網上直播,參與和觀看電競比賽,同時吸引了不少運動相關的組織和團體、企業、廣告商等積極參與電競活動和投資,將有助進一步推動本港電競正規化、普及化發展。
日前,我們新民黨和候任特首會面時,我已建議特區政府應提供更多資源,支援有志投入電競產業的年輕人,因為電競運動不單只需要職業電競選手,還要有遊戲分析師、專家旁述、直播主持人、技術支援、賽事運營和組織,以及內容製作等不同專業人員的配合,香港可以在職業教育系統中加入電競相關課程的培訓,提升本地青年在電競方面的競爭力,進一步推動本港電競產業有系統、有規劃地發展。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