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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印尼劊子手安華．剛果（Anwar Congo），他同時也是一名電影迷，對於能有機會親自重演自己當年殺人的場景感到興奮萬分。但這個紀錄的過程最終逐漸變調，他終究意識到自己滿手沾滿了鮮血，並且永遠無法獲得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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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難以令人相信，但這一切都是真人真事，這位印尼屠夫在去年十月底辭世，終年78歲。在1965年以剿共為目標的印尼大屠殺中，他親手殺害了將近一千人（另一說是至少一千人），晚年的他對其「成就」依然感到自豪，與美國導演約書亞．歐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合作拍攝關於當年暴行的戲劇重演，最終導演以此作為素材完成了紀錄片《殺人一舉》（The Act of Killing ,2012），轟動影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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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華．剛果早年靠販售電影黃牛票牟取暴利，之後開始以勒索華人企業主、走私與非法賭博為業。在1965年，發生史稱九三〇事件的軍事政變，立場傾向西方的少將蘇哈托（Suharto）策動反共大屠殺，致使五十萬名印尼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成員慘遭處決，十萬人未經審判下獄。時年25歲的安華．剛果為首組織的幫派被軍方收編，參與了審問、折磨與謀殺左派分子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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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華．剛果所領導的「青蛙小隊」尤其令人聞風喪膽，他從崇拜的美國影星約翰．韋恩（John Wayne）所主演的西部片或美國B級片當中汲取殺人手法，親手處決上百人。在屠殺過後，他未被追究罪行，反而被譽為英雄人物，在武裝組織班查西拉青年團中被尊為榮譽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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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他憑藉著自己的聲譽，繼續在光天化日下從事搶劫、走私和勒索事業，並不時收到新的榮銜。直到2005年，他與來自美國的紀錄片工作者約書亞．歐本海默結識，當時歐本海默計畫訪問當時大屠殺的受難者，卻遭印尼當局百般阻撓，於是他只好轉而去拍攝加害人。剛果是他訪問的第41個加害人。他當時一如往常吹噓自己的殺人的高超技術，於是歐本海默邀請他「重演」自己所描述的經歷，剛果同意了。電影拍攝隨之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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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華．剛果親自撰寫了拍攝腳本，重建了一系列獵奇的殺人戲，融合了西部電影、黑色電影與歌舞片等類型，並且邀來自己的朋友「共襄盛舉」，其中甚至有參與的演員本身就是共產黨後代。到了拍攝後期，剛果漸漸地展現了自己脆弱的面向，他坦承其實自己經常會為了自己犯下的罪行做惡夢，瀕臨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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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紀錄片的尾聲，剛果嘗試扮演了受害者的角色，當一條電線綁在自己的脖子上時，他突然喊停，若有所思。之後他流下淚水，問道：「我有罪嗎？我對好多人做了這樣的事情。」在那一刻，導演觸及了剛果的內疚感，使之幡然認知自己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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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名為《殺人一舉》的作品在費時八年的製作後，在2012年8月於特柳賴德影展首映，一路獲得無數影展、電影獎青睞，最終順利入圍了2014年奧斯卡獎最佳紀錄片，雖然最終並未獲獎，但該片對人性善惡史無前例的揭露手法，已被載入史冊，咸認為是21世紀最偉大的紀錄片之一。除了對紀錄片工作者形成的啟發，該片也引起史學家的討論，有學者引用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平庸的邪惡（the Banality of Evil）」之說定義安華．剛果。更重要的是，這部片成功促進了印尼社會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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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歐本海默後來被印尼禁止入境，該片也被列為禁片，於是他索性將全片上傳到網路平台供印尼人免費觀賞。許多過去被動接受官方觀點的印尼人在觀賞這部片之後開始對大屠殺事件有了反思，引發了社會激辯，不過也有倖存者後代批評該作品對他們形成二度傷害。但導演約書亞．歐本海默並未站在批判剛果的角度去展示這部作品，他認為即便剛果本意顯然並非是要促成轉型正義，但他的「演出」某種程度上幫助世人重新去思考人類相互殺戮的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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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紀錄片的主角，安華．剛果也觀賞了這部作品，但他卻絲毫不感被冒犯，也沒有覺得自己被導演所設計。相反的，剛果哭著說這就是他所期望的電影，稱之為「一部誠實的電影，一部真正的電影」，表示自己深受這部片打動。剛果甚至說「除了死，我別無退路」。當時歐本海默對他說：「你才70歲，也許還能活個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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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華．剛果很晚婚，沒有留下子嗣。晚年有多種疾病纏身，包括精神焦慮。當歐本海默得知他的死訊之後落下了眼淚，他說：「不只是因為我失去了一個對我而言非常重要的人，一個我所愛的人，更重要的是，我很難忘他的幽默感以及富有創意與天真的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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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經歷了如此可怕的人生，他作出了無數惡劣的抉擇，摧毀無數家庭，而他自己最終也被罪惡感給吞噬。」歐本海默感嘆：「我之所以會哭，是因為我想到他本來可以成為一個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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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皆為《殺人一舉》之劇照，圖中人為安華．剛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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