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從王莽到康梁；我們創造美好的童話故事（「利用傳統」之一） | SOSreader】
怎麼看待「從前」，有歷史以來，就是一個問題。有人破壞式創新，有人尊古而復古，亦有人托古改制。
歐洲視「古希臘—古羅馬」是一個黃金時代，羅馬帝國衰落，大家一起進入被稱為「黑暗時代」的中世紀；在中國，則有不可考的「三代」、孔子獨愛的周朝，再之後的漢唐盛世等等。「以前有一個黃金時代」，是很常見的世界觀。
王莽是一個例子，他有天命所歸的輿論、萬人景仰的聖王形象，但對於現實的破敗，他並無計策，將希望寄托在黃金年代。他的新政依照《周禮》、又加上當時那些陰陽五行、巫教讖緯之類，是復古救國，更是神化救國。王莽在歷史中的地位很尷尬，不上不下。董卓是暴虐的魔王、曹操是現實主義的奸雄、司馬懿是老謀深算的終極忍臣、明神宗是有志難伸的抑鬱君主……
通常史書有著墨的人物，就是一個「人物」，有棱有角，性格鮮明。而王莽則是一個鬧劇。一個謙恭下士的學者書生，但又藏著奪權的狼子野心；成功奪權之後，卻又沒有走數，對實踐「古道」抱著理想主義的狂熱，因而釀成特大災難。所有唐吉訶德式的人物，到了最後，都有這一點無稽、可憐，但說到清白處又是如此抵死、活該。
康有為的理想，是協助清帝君主立憲，也有復興儒教、改造儒教的宏圖。康有為的靈魂擁抱著中國的傳統思想，一方面卻希望重振中國國力。他也是一個很尷尬的人物。因為他所鍾愛的儒教、皇帝乃至它附屬的朝廷，正是中國國力重振的阻礙。與皇帝同生共死的朝廷體系，還找人殺他，迫得他流亡海外。
他尷尬的地方，也許是他明知困難，卻要嫁接兩個系統，而這兩個系統之間有小小的互相排斥。這排斥的器官雖然不大，但已經足夠令人死亡。為甚麼呢？因為這是他的文化認同，也許他寧願死也不會認同革命、不會認同除掉皇帝﹐不會認同建立共和。康有為連改革，都要偽托於孔聖權威，稱孔子也是托古改制。
辛亥革命爆發，皇帝下台一鞠躬，之後又出了一次張勳復辟，康有為繼續保皇，這次又失敗了，他卻遷怒於弟子梁啟超。因為梁啟超和老師的政治立場不一樣。康有為一天到晚都是講保皇保教，孔教大過天。但梁啟超經歷越深，就越不相信保皇保教的那一套，於是康有為作詩一首，大鬧梁啟超是反骨仔：
「鴟梟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關。逢蒙彎弓專射羿，坐看日落淚潸潸。」
但梁啟超也有了新的信仰，他相信主權在民、自由思想那一套，於是也發了狠話，自稱「區區小子」，「昔也為保教黨之驍將，今也為保教黨之大敵」，但「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吾愛先輩，吾尤愛國家」、「吾愛故人，吾尤愛自由」，所以情份或許可留，但政治上只有各走各路。
當然，梁啟超的盲點，也有過對中國人的過度樂觀。中國四萬萬人，文盲佔多數、受教育者亦不過是為帝制服務的官僚。在二十世紀初，他們還未想過，要將一個帝國轉變成民族國家，並不是依靠「平等自由博愛」的理想就行。歐洲的民族國家形成，主要是因為宗教戰爭，新舊教戰爭催生了「西發里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各宗派互相競爭和傳教、《聖經》的本土化翻譯，導致普及教育，互相分隔的民族意識於焉誕生。
而中國沒有這一個歷史，宗教環境也大有不同。梁啟超在1902年寫《保教非所以尊孔論》，反對尊崇孔教，批判二千年來的獨尊儒學：
「……守一先生之言，其有稍在此範圍外者，非惟不敢言之，抑亦不敢思之，此二千年來保教黨所成就之結果也。」
他又引述過文藝復興和耶教之宗教戰爭，但他似乎沒有想到，「戰爭數百年，流血數十萬」的宗教戰爭，與民族主義、現代國家形成的關係。他一心認為引入思想學術宗教自由，中國就能使政府高效、國富民強。但這個問題一直到現在都無法解決。因為民族國家、平等自由博愛﹐只有帝國分裂才可能存在。他追求的，亦是一場精衛填海的神話。
比起康有為的守舊，梁啟超的創新也留下了惡性影響。同樣是1902年，梁啟超創造了「中華民族」這個詞語，強行將大清帝國（實際上是滿蒙藏聯盟的契丹式帝國）領土上的所有人，都吸進「中華民族」之中；妄想用帝國的遺骨，堆砌出一個新生民族。這個詞語在之後的一百年，成為吃人的怪獸，即使是讀著這篇文章的你，大抵也是身受其害的。
但在學問的氣度上，梁仍是優於康。至少他拋開了「黃金時代」的觀念，進入無人踏足過的荒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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