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ve Bannon's Warning On China Trade War (w/ Kyle Bass)
凱爾· 巴斯(Kyle Bass)和 史帝夫 · 班農(Steve Bannon) 的 「中國警報」精彩對話 !
概要:史帝夫 · 班農,前白宮首席戰略師,在此與 凱爾 · 巴斯 探討,美國當前針對中國的地緣政治方略。對於以下話題:中國滲透美國各類機構,中國在南海的侵略行為,未來幾年的國際衝突。二人交談甚深。
訪談正文:
巴斯:
班農先生,謝謝你能來到這裡,這麼個開闊的場所,在德州。
班農:
叫我 史帝夫 吧。
巴斯:
史帝夫,你能來真好,謝謝你。
班農:
我也很高興能來這裡,還有點興奮。
巴斯:
你我來到此地,就是為了談一個我們都認真研究過的問題,中國。首先,容我請教,你覺得,中國的真實意圖是什麼?他們的總戰略又是什麼 ?
班農:
他們的總戰略顯而易見,就是「支配世界」。此意圖,得見於「一帶一路」,得見於「中國製造2025」,得見於他們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搞了個中國版的「東印度公司」,得見於他們在加勒比海的一舉一動,以及眼下在拉美的所作所為。
在我們看來,這些都是中國政府的作為,中國政府用盡手段對美國發動經濟戰,同時增強他們的軍事。他們正在封鎖南海,如此野心勃勃的地緣政治戰略,前所未見。讓我說的更直白一點,在地緣政治領域,有三大理論:麥金德(Halford Machinder)的理論,關於亞洲大陸的部分;馬翰(Alfred Thayer Mahan)的理論,關於切斷各大洋之間的交通樞紐;還有斯皮克曼(Speakman) 的理論,主張迫使自己的敵人遠離亞洲大陸。在世界史上,只有現在的中國,企圖同時踐行此三樣理論。拿破崙、希特勒,還有其他一些人,只想稱霸歐亞大陸;大英帝國、美國,執行的是 馬翰 提出的「海權論」。至於 斯皮克曼 的理論,是20世紀早期才出現的。
中國的「一帶一路」,基本上是要把「絲綢之路」一路開到義大利。在今天的報紙上寫著,那個新的義大利政府,五星黨的人,那個 Di Maio,從北京回到了義大利。他們要搞個大動靜,「讓我們義大利成為一帶一路的終點吧,這可是馬可波羅東遊的起點」。本週我們在馬爾代夫有一個投票,結果是堅定反對中國建設海軍基地、掐斷海運樞紐以擴張海上勢力的作為。
再看看中國如何實踐斯皮克曼的理論。美國本就是一個太平洋國家,但是中國卻企圖逼迫美國退出太平洋,所用手段就是他們在南海和台灣興風作浪。他們竟然要我們退守關島。
其實中國的問題,人們已經談論了很多年。華爾街,倫敦金融城,法蘭克福,那些人都是這麼個論調,「其實沒什麼,他們沒有野心。他們從來沒想過成為一股擴張勢力」。其實,在地緣政治意義上,他們就是一股擴張勢力。他們現在的舉動極不尋常。而且多管齊下。
巴斯:
那麼,你又如何看待他們的經濟成績呢,或者說「看起來很了不起」的那些東西。在2008
年金融危機之後,他們一直自以為是第二大金融勢力。逐漸的,這個世界好像也相信了,從2009到2018,中國是全球經濟引擎。在你看來,他們在地緣政治上蠻橫的底氣,是否基於這一輪經濟增長呢?
班農:
其實已經很久了,「進入中國市場」,「中國市場秘境」,這些說辭在西方一直很受寵,從英國人進入中國開始,到東印度公司,再到現在的中國貿易。大家都圍著中國轉。但是,擺在眼前的事實,讓我相信,中國經濟只是沙灘上的一個小城堡。
進一步說,我相信,這些熙熙攘攘,即將造成比2008更慘烈的金融危機,罪魁禍首是同一批人:那些投行、商業銀行、對衝基金,還有政府機構。又是那些個「精英」,他們製造了2008的金融危機,全身而退,沒有被追究。現在又來了,正是他們,惡化了中國問題。
還有那些「世界級精英」 — 「達沃斯黨」的同志們,華爾街的那些人;另有一些人,我稱他們為「中國關係戶」,就是那些投行,特別是高盛,還有一些商業銀行,還有一些為中國跑腿的說客,其實他們是一些大企業的遊說團隊,有25到30家和中國合作規模最大的企業,他們在華盛頓的遊說團隊,天天為中國跑腿磨嘴。還有那些大股東,比如苏世民(Stephen A. Schwarzman,黑石主席)。所有這些人,都會因為中國問題,被追究到底。
中國和西方「精英人士」的合作,其本質,就是西方國家的「去工業化」,從歐洲到美國,都是這樣。這就是為什麼,英國脫歐和美國的2016年大選,是緊密相關的。在合作過程中,中國不斷的出口自己過剩的產能,轉移通貨緊縮壓力,出口基本工業產品。對於中國而言,這一切妙不可言。
中國的確做到了,讓三億五千萬勞工變成了中產,讓四億貧困人口變成了勞工。這已經覆蓋了他們三分之二的人口,他們的真實人口數,我相信是十三億或者十四億,而不是他們自己說的十一億。切實做到的這些事情,在他們自己看來,是了不起的戰略成就。其實,是在西方的資助下完成的。
我認為,川普之所以與眾不同,就是因為他說過,「這個世界不必如此,我們完全可以走另一條路,而不是像今天這樣 — 我們資助了中國崛起,我們建設了中國」。然而,這麼多年了,我們聽到的卻是,「不,就像熱力學第二定律,中國崛起是注定的」。川普說,「不,這些都是某些人的作為而已,是那些商業銀行、投行、大企業對中國當局屈服的結果」。
有件事我必須申明,凱爾,我不是針對中國民眾。70年代中期,我在西太平洋第七艦隊服役,76年到77年之間,我第一次去中國。我這一生幾乎都沒有離開中國事務。我還在上海生活過,是在過去的法租界。對於中國人,我不僅尊重他們,我深愛著中國人。在中國那裡,有一個說法,「老百姓」,意思是所有普通人,因為中國至少有一百個姓氏。老百姓們,其實過得很淒慘。
「老百姓」這個詞有很多含義,包含了社會禮儀,包含了中國人的吃苦耐勞,他們的堅忍不拔。回看中國人經歷過的種種,不可謂不悲壯。我們面對的問題,其實就是中國共產黨這個極權者。坦率的說,中國共產黨的頭頭們,和「達沃斯黨」,有著著密切來往,甚至勾搭上了各個領域的精英人士,科學界的、工程界的、管理界的、金融界的,文化界的。我把這稱之為「達沃斯輻射」。這一幅射的影響力,真實地體現在倫敦,紐約,華盛頓,硅谷,等等。
巴斯:
那麼,他們控制「達沃斯黨」的手段,是經濟脅迫?他們投資我們的大學,我們的智庫,給說客塞錢,如你所說,對付我們的企業,讓美國人去中國賺錢。這就是他們的操縱手段嗎?他們是如何做到的?
班農:
讓我們回看2017年1月,在同一週裡,發生了兩場非同小可的演說。在達沃斯論壇,習主席的演說,可以說是對全球化的禮讚。而我對此很排斥,讓我感到厭惡的還有那些主流媒體,那些「達沃斯黨」,他們就坐在那裡,對習的演說照單全收,「多麼偉大的領袖啊,多麽了不起的人啊,他要站在全世界的高度領導我們,他還要對全球化事業,對我們的經濟,做許多許多事情」。
緊接著,我記得是三天以後,川普的就職演說,「讓我們照顧好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國家。美國會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其他國家也應該開始照顧好自己。全球化,還有達沃斯搞出來的那些東西,其實在掏空我們的國家。我們要重新對待全球化。」
兩年過去了,本週,彭斯的演說表明了美國的新戰略。
巴斯:
就在昨晚。
班農:
其實一切都在進行中,現在要與中國直接交鋒了。事態不會像基辛格說的那樣,也不會是「修昔底德陷阱」。我知道你對 格雷厄姆 · 艾利森(Graham Allison,主張用修昔底德陷阱解釋美中關係) 做了很精彩的訪談,他的意思是我們和中國還會在一起,磕磕絆絆地走下去。其實,我們要做的,是正面抗擊中國,不會再有絲毫妥協退讓。中國已經對我們發動了經濟戰,我們要堅定自己的立場。
回到剛才的問題,關於中國人如何收買別人。他們出手闊綽,開大張的支票。他們給各個大學送支票,幾乎買下了整個倫敦金融城,整個華爾街,還有那些企業。對此,我很憤怒。倫敦和紐約的那些大投行,已經變成了中共下屬的「投資部」。
巴斯 :
他們眼裡只有錢。
班農:
他們只認得錢,全變成了中共的說客。劉鶴,習的特使,大約四週前來到紐約的時候,當時是最後一輪貿易談判,他想再爭取些什麼。其實已經定局了。但是,他派了自己的副手,還有一隊小跟班,去見了 史蒂芬 · 美努卿(Steven Mnuchin ,現任財政部長) ,還有財政部的其他人。此前一天,他們還另搞了一個小動作。他們召集了 15 至 20 家企業的事務官開會,沒有請到CEO,因為那個召集人自己位階不夠。他們對這些企業的人說,你們這些人,辦事不行啊。現在你們出力解決問題。
還有一件事,王岐山搞了個什麼金融顧問小組。就是為了破壞川普的戰略, 但是中共在找人時會這麼說,「我們需要一些金融顧問,讓我們了解美國想要什麼」。然後 鮑爾森(Paulson :高盛CEO兼主席),苏世民 (Schwarzman ,黑石主席) ,還有其他一些人,都被找去了。有意思的是,當中共需要找人幫襯的時候,就會來找這批人,因為這批人已經得了好處。據我所知,這批人也會找藉口推託,什麼聯合國開大會啦,紐約正好有很多歌劇要聽啦,很忙啦。這時候,王岐山就對他們不客氣了,「你們這些人,沒聽見我說話麽?要開會了,都給我過來!」。簡直就像指揮小僂儸。
當我們回頭看看這些事情,西方各民主國家的,還有美國的,精英人士,長期和中國廝混,甚至當中國對我們發起經濟戰時,他們也和中國站在一起,助紂為虐。當人們看到,一定會震驚,會被驚得啞口無言。
巴斯 :
讓我們看一個具體的案例,這個案例足以說明企業受到的影響。我們知道,有那麼一些公司,他們分別想從中國撤出超過十億美元的資金,就在2016年11月。當時,中國突然間關閉了所有資本帳戶,他們一分錢都撤不出來。當時你還在白宮,你有沒有收到過這些公司的求救信?當時他們被中國死磨硬纏,一分錢都撤不出來,有來找你求助嗎?
班農:
有的。我相信這件事情給人們的震撼,比之前的那些還要大。我們都記得,川普如何以力挽狂瀾之勢當選總統。那時候,還沒有人看到這一切,可是這一切就是發生了,就發生在講究自由、民主、秩序的戰後時代。中國其實也沒做什麼大不了的,他們只是特別會鑽空子,只要有規則,就有漏洞,他們就去鑽。換句話說,不盡完美的規則體系,造就了現在的中國。沒有人去找中國算帳,因為每個人都以為中國還很弱。
巴斯:
可是,那些被欺負的企業是否因為害怕,而不敢找中國算帳?
班農:
就是如此。
巴斯:
因為他們知道,如果他們還說出來,把自己不能從中國撤資的事情說出來,他們就會被中國封殺。
班農:
他們都會遭此厄運。
巴斯:
那麼,潛規則就得勢了 ?
班農:
中國以封殺威脅企業,因為中國害怕他們說出真相。說到這裡,我們不妨來看看貿易戰究竟是怎麼回事。貿易戰無涉關稅,更無涉保護主義。這就是為什麼,川普可以做到如此地步。看看之前,川普動手之前,人們談論關稅,覺得250億美元或者300億美元已經是天文數字了。其實呢,川普的目標是5000億美元的關稅,而且川普知道,中國肯定無力還手。
為什麼中國無力還手呢?美國人要明白一件事,在中國人看來,我們是他們的「朝貢者」。請允許我進一步解釋。中國有大約四千年的歷史。有時候挺好,有時候很糟。但是他們對一件事情深信不疑,就是,他們之所以能存在4000年,因為他們擅於結交盟友,也擅於應付對手。
現在搞的這一套,他們稱之為「治蠻」,就是如何對付蠻族。他們的伎倆,就是邀請蠻族首領,去他們那裡糜腐享樂。然後呢,首領就墮落了。至於你這個墮落的首領,如何回去面對自己的族人,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在美國,近25到30年來,中國人來這裡,玩的就是這套把戲:收買我們的精英。我們的精英就這麼墮落了,甘願讓自己國家工業空心化,在北半個美國,中西部,尤其嚴重。這也是為什麼川普能當選總統。
觀眾們還需要明白一件事,很重要的事,就是 JD Vance,一個很厲害的傢伙,從耶魯畢業的,寫了《白垃圾輓歌》(英文書名:Hillbilly Allergies ),這本書是對川普支持者的最佳社會學研究。就是這個JD Vance,對我介紹了 麻省理工和哈佛的研究,那些研究顯示,工廠都搬到中國去了,就業機會也到中國去了,這一切,和美國現在的「鴉片危機」,是直接相關的。
這已經不是什麼關稅的問題了。
巴斯:
有道理!
班農:
這不是關稅的問題。這是生而為人的尊嚴問題,生而為人的價值問題。工廠都搬到中國去了。華爾街賺了大錢,大企業也賺了錢,因為成本降低了。一無所有的工人,被魔鬼叼了去。這就是為什麼,川普能扭轉乾坤,贏得民心。
在中國眼裡,美國就應該給他們「進貢」。我們給了他們自然資源、大豆、牛肉、波音飛機、蘋果產品。稍等,對不起,我們沒有給他們波音飛機和蘋果產品,為什麼呢?因為他們強行把波音變成了合資企業,強迫蘋果公司在他們那裡生產。我們只是他們的殖民地,他們是宗主國。但是,這一切,反而使得他們對貿易戰無能為力。
巴斯:
即便貿易戰火力全開,我們對5200億產品,全都徵稅25%,也就1000億美元。這是一筆大錢,但是,我們有十九萬億的GDP,所以,關稅收入對我們來說,好像也沒什麼。但是的確能印證你的觀點。從2001年開始,他們已經對我們發起貿易攻擊了,相比較,我們還沒發力呢。
班農 :
是的。從1946年開始,也就是二戰結束,一直到2000年,美國經濟的年均增長率是 3.5%。這也是我們成為超級大國的真正原因。美國的經濟引擎恣意奔騰,經濟年年增長 3.5%,年景好壞也就波動半個百分點。中國加入WTO之後,他們大受優待。而美國的經濟增長率,只剩下 1.9%。
造成美國經濟增長下滑的因素有很多,但是核心因素,就是中國。因為去工業化,我們的工廠都搬到中國去了。是的,關稅額度不高,無論是名義數字,還是實際數字,都不高。但我們可以看出趨勢。川普已經在做的事情,就是直面經濟戰。我們接下來要做的,就是運用301法案,抵禦中國強迫我們的企業對他們轉讓技術。
我們會把關稅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果很有必要的話,對中興那樣的公司,我們會清算他們的海外分公司,斬斷他們在西方世界的所有觸角。他們的經營會被連續凍結90天。還有,就是投資限制……
巴斯 :
重組 CFIUS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班農:
是的,重組CFIUS,正是熱門話題,如此一來,政府就能夠集中力量保護智慧型資產。這就是為甚麼NAFTA(北美自由貿易區)如此重要。再來看看那些嘲弄川普的人。現在出了本書,《恐懼》,裡面寫到,那個 Gary Cohn,高盛的董事長,真是「偉大的高盛」啊,以前我還在那裡工作過。
Gary Cohn 竟然直接從川普的辦公桌上偷文件。在書裡寫著,他為了保護NAFTA,所以偷走了一份與關於對韓貿易的文件,因為在他看來,總統不夠聰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很好,我們來看看川普的實際行動:他創建了新的NAFTA,從地緣戰略的意義上看,用來制約東亞,可操作性極佳。很快的,日本就參與進來了。
這是一個雙邊協定,不是TPP那樣的東西,讓美國委身於眾多參與者之一。我們和日本的協定,很直接,就是兩個合作夥伴之間的協定。我們和韓國,也已經簽署了一個這樣的協定。在歐盟,Juncker (歐盟委員會主席),已經告訴川普,也想來一份這樣的協定。
這就是川普已有的作為,才用了不到兩年,在世人眼中,「中國崛起」就像熱力學第二定律一樣不可抗拒,但是川普,他把全球供應鏈,從中國身上,硬生生的扯了下來。
這將給我們的經濟成長帶來難以名狀的機遇。在上述整個過程中,川普單槍匹馬,面對企業遊說團,華爾街關係網,等等,周旋廝殺。川普是真正的英雄。
巴斯:
這一切行動,時機抓得很好。在我們反擊之前,中國經濟增長已經減弱了。我們選擇了用關稅作為反擊的起手式,其實用別的也可以。還有一件事,就是廢除了邊境調節稅,我們都知道是誰幹的。
班農:
我本人支持邊境調節稅。
巴斯:
我也是。
班農:
我雙手贊成邊境調節稅。Paul Ryan (眾議院議長,共和黨人) 和我有過分歧,但是他向我說明了究竟何謂邊境調節稅之後,我馬上就說,「這肯定管用」。
巴斯 :
是一個公平的方案。
班農:
其實我們都知道,邊境調節稅為何沒有被通過。我相信,在未來幾年,這個方案會被認可。
巴斯:
如果有了邊境調節稅,我們就不需要關稅了。
班農:
還有一件事情,也是涉及關稅的。記得G7 峰會吧,開會第一天,就關稅的問題,那些自視比川普更早從政的人,默克爾、馬克龍,竟然給川普「上課」。第二天早餐,川普回應他們,「昨晚我想明白了,這樣吧,我們都搞零關稅,不能有關稅,但是,也不能有補貼,如何?」
大家需要了解,就在兩個多月前,白宮發出了文件,包含了50條內容,列出了中國對美國的「經濟戰」行為。美國要中國停止那些行為。這就是交易,你停止戰爭行為,我們一切都好說。關稅只是其中之一,還有對國營工業的投資……
巴斯:
自由市場,自由電價
班農:
是的,自由市場。 看看他們對全球鋼鐵業和鋁業的影響,看看他們的造船工業是怎麼回事,中國所有重工業,都拿著國家補貼。他們已經摧毀了西歐的工業,摧毀了美國的工業。還在得寸進尺。
巴斯:
他們是故意的。
班農:
的確是故意的。我們再看看中興。可以看出,他們不得不,每年創造出一千一百萬個就業崗位。其實他們的內部經濟壓力,非常大。中興包含了一萬五千個高附加值的工作崗位,即便只是這一小撮就業崗位的減少,他們都承受不起。鋼鐵產業也是如此。
他們好像掉進了死循環。從來沒有哪個社會,像他們那樣不堪:官方不斷增加投資,只為了讓人們不停勞作。我常常在想,為什麼所謂的「中國模式」,會讓西方人如此著迷,如果你能看清它的真相….
我知道你是少數幾個已經看清真相的專家之一,你們沒有自欺欺人地人云亦云,也沒有被中國的假數據矇騙。對於我來說,中國發布的所有數據,都要懷疑,只有自己驗證過的,反覆驗證過的,才能相信。我們都要給自己係好安全帶。
這一切,迫使我相信,下一場金融危機,已近在眼前,危機製造者,正是空虛脆弱的「中國模式」。
巴斯:
暫且假設我們對中國的判斷都是正確的,他們不計後果地堆積債務,同時伴隨著經濟減速,又有如此巨大的經濟當量,龐大的銀行系統…..但是,他們的銀行系統和我們的銀行系統之間的聯繫,並不像在上次金融危機時,我們和歐洲的,和亞洲其他國家的那麼緊密,這算不算一個好消息呢?
班農:
姑且算是。你用到了一個詞,「不計後果」。這讓我想到了整個世界的精英群體,是何等的不可信任,何等的不負責任,他們讓我憤怒。
看看不久之前的金融危機,沒有一個CEO被送進監獄,沒有一個富人放棄資產。人們應該記得,2008年9月18日,伯南克(時任美聯儲主席)、鮑爾森(高盛主席,時任財政部部長)、小布什(時任美國總統),一起走進總統辦公室 (緊急會議)。隨後,布什讓他們去國會山 (提交7000億美元救市方案)。當時,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的規模,只有8800 億美元。2017年1月20日,川普總統上任,美聯儲資產負債表,四萬五千億美元。所有人,包括英國央行,日本央行,都在做同一件事….
巴斯:
還有中國央行。
班農:
是的,中國央行。這些央行,只做了一件事 — 釋放流動性。如果你擁有各種資產,比如房地產、股票,或者智慧型資產,你就擁有了最美好的十年。如果你只是工薪階層,很遺憾,過去十年薪水零增長。這是不公平的,由此催生了憤怒,憤怒點燃了「國民意識」。
那些卑劣的銀行家,用納稅人的錢消解自己闖下的大禍,又派自己的徒子徒孫到世界各地為自己辯解。這一切都必須被終止。
我們來看你說的這個詞 — 「不計後果」,如果我們這次又漠視了那些「精英」做下的惡,我們也是在「不計後果」。美國銀行系統總共有十九萬億美元的資產,你在這個問題上比我聰明十倍,就我看來,這些全都是不良資產。也許,我們保守點好了,10%或者更多的部分,應該被註銷。
至於中國的銀行系統,有四十九萬億美元的資產,如果我說錯了,請糾正。我覺得,其中四十五萬億美元,是2008年之後產生的。這就是「不計後果」。不幸之萬幸,中國和世界其他地區的銀行,以不再由SWIFT系統相互連接。
巴斯:
衍生品市場也隔絕了。
班農:
說要衍生品,這裡面也有故事。那些銀行家,他們嘴上不說,但行動上,都拒絕和中國的銀行在衍生品市場相連接,他們不希望,在中國的銀行系統崩潰時,被拖進去一起死。
也就是說,那些銀行家都知道,中國的銀行系統會崩潰。
他們都很清楚,沒有哪個銀行系統,能夠承受如此巨大的惡劣資產。有意掩飾這一切的經濟學家,都是可恥的,例如倫敦的金融時報,還有那些「精英」們,包括各種經濟會議的參與者,對這一切的掩飾,是他們永遠的恥辱。你看看 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 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主席)在 Morning Joe(晨間政論節目)都說了些什麼,從頭到尾,都在對彭斯的演講挑刺,打擊彭斯和川普。
你應該知道他說了些什麼吧?「哦,我所有的中國同事,還有我在中國的朋友,都對我傾訴,不知道美國到底要什麼,他們來到美國,想和我們一起解決問題,想成為我們夥伴。但是呢,我們不斷提更多的要求。」
他的這番言論就是「不計後果」。他完全清楚事實是怎樣的。可是他就敢坐在那裡,在公共頻道的新聞節目亮相,他知道選民都會看這檔節目,他就是要把那套謊言塞進選民的腦子裡。
這是不可接受的。我可以告訴你,凱爾,你在這裡,做著這些事情,其實還有很多人和你一樣,為什麼呢?因為這一切,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人們現在想要,是讓那些人付出代價。
如果那些「精英」們,以為自己又可以逃過一劫,告訴他們,不可能。為什麼川普能夠成為總統,為什麼那些根植於普通民眾的黨派能勝選,看看義大利、德國、法國,都是這樣,還有在本週末,同樣的事情,會發生在阿根廷和巴基斯坦,為什麼會這樣?因為人們已經受夠了那些卑鄙小人,知道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和任何人沆瀣一氣。
巴斯:
的確如此。我們來看看中國的銀行系統,我們不妨假設,他們會重組,他們其實很聰明。
班農:
我們就來搞清楚這個問題。
他們的聰明是這麼用的:當川普總統去訪問的時候,他們不做任何改變,什麼都不開放,唯獨開放了金融市場 (允許外資持股超過50%)。
巴斯:
蛛網已經張開了。
班農:
就是這樣。
巴斯:
他們把自己的金融系統搞壞了,再讓你投錢進去。
班農:
是的,拿你墊背。
巴斯:
為什麼,全世界對此都視而不見呢?
班農:
全世界都看在眼裡。
巴斯:
人們才剛剛發現….
班農:
等等,凱爾,….
巴斯:
全世界的經濟學家,都是才剛剛發現…..
班農:
不,凱爾,你真是善良的可以。你是個好人,所以你這麼想。但這麼想蠢透了。難道你真的認為,那些人,華爾街日報的,倫敦金融時報的,經濟學人的,那些個聰明人,還有那些智庫,你真以為他們一直被蒙在鼓裡?連我這樣的笨蛋都能看清,各家銀行的資產負債表,都是一個個定時炸彈,那些聰明人會不知道?他們早就知道了。
巴斯:
你也知道他們是怎麼說的,「中國不一樣」,這句話我聽了很久了。「我同意你說的,但是中國不一樣,所以報導還得這麼寫」。
班農:
是的,但是這一切,必須終止。在九十年代末期,我們和中國有過一個交易。現在回頭看看,當時的各色人等是如何表現的:直接跳出來給中國黨啦啦隊的,以理性者自居的妥協派,還有所謂的「鷹派」。在1999年達成的交易 (1999年11月15日,中美政府代表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 是「綏靖政策」的產物。大家要明白,「綏靖政策」兩黨都有份,無關黨派意識。
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只要一談到中國,就想著怎麼撈錢。所以那些「啦啦隊長」們,總是說:「那可是中國呀,只要給他們最惠國待遇,讓他們加入WTO,他們也會走上自由資本主義道路,也會民主投票……」
巴斯:
他們會開放,他們會民主化,會允許我們投資任何領域……
班農:
嗯,他們還會進入中產社會
巴斯:
沒準兒還會有法治……
班農:
呵,法治,然後中國就是天堂了呢。十七年後我們終於知道了,知道了什麼呢?這個政權,不僅是獨裁者,還是重商主義者。他們已經造就了一整套系統,為他們自己,為那些所謂的「精英」,當然,也為了他們的政權。這套系統運作良好。
現在,之前提到了三種人(啦啦隊,以理性者自居的妥協派,鷹派),還剩下兩種。「啦啦隊」已經沒戲了。還剩下的,以理性者自居的妥協派,還有,鷹派。妥協派,現在有了一套新的說辭,「修昔底德陷阱」。你採訪過的 格雷厄姆 ·艾利森 (Graham Allison,美國哈佛約翰·F·甘迺迪政府學院教授、首任院長,政治與國際關係理論家,修昔底德陷阱一詞的提出人),還有基辛格,都喜歡這套把戲。
他們好不容易從故紙堆裡翻出一個寶貝,添油加醋:
「美國正在衰弱,中國正在崛起;就好像,古希臘在衰弱,斯巴達在崛起;若想避免全球衝突,看看歷史吧,這樣的局面,歷史上發生了十六次,其中十二次,處理失當。正在衰弱的一方,應該做的,就是如何引導崛起的一方,融入自己的體系。新來的夥伴也許會惹麻煩,沒關係,他很有實力,能做很多事情。一切都會好的。」
這兩個人,格雷厄姆 ·艾利森和基辛格,在六十年代末,關於尼克松的對蘇政策,就用過這一套胡扯。看看那時候他們怎麼說的,「蘇聯正在崛起,美國正在衰弱,我們要對他們謙和,對他們友善,允許他們建立自己的勢力範圍。」 當年的放過的屁,現在又拿出來放。
里根來了,他問到,「蘇聯經濟規模究竟幾何?」回答是,加州般大小。里根說,「那他們有什麼可怕的?」里根做的第一件事,授命,在五角大樓之淨評估小組(Net Assessment Group)任職的安德鲁‧马歇尔(Andrew Marshall),以及,在CIA任職的比尔·凯西(Bill Casey),對蘇聯經濟做一個完整的分析。分析的結論是,蘇聯經濟規模,只有之前估計的一半。對不起,我說錯了,還要多15% (當時加州經濟的65%)。
巴斯:
而且他們急缺美元。
班農:
是的,急缺美元。專制政權總是落入此番窘境。
巴斯:
中國現在就是。
班農:
蘇聯當時的作為,與今天的中國別無二致。他們在軍事上投入巨大,拖累了經濟。我們的問題是,當年胡扯混吃的狗頭軍師,過了四五十年,又來了,「美國正在衰弱,中國正在崛起…..」。在我看來,現在中國的處境和當時的蘇聯沒區別 — — 破敗的經濟,急缺美元。
對那些狗頭軍師,我這麼說,「這樣如何,我們停止衰弱,驅使我們衰弱的不是什麼物理學定律,只是人為決策,這樣的決策,我拒絕」。我們需要一個帶領我們,重新振作起來的領袖,讓美國再次偉大 — — 這恰好就是川普的政治基調。後來呢?不過兩年時間,我們就證明了,中國是頭「紙老虎」。
巴斯:
我們已經談到了中國的總戰略,談到了我們的行動,我們在當今世界的位置,那麼,你認為,中國下一步會怎麼走呢?假設我們繼續在經濟層面進行果決的反擊,進一步提升關稅,重申我們的權益,他們會怎麼做?他們有行動綱領嗎?
班農:
首先,他們希望美國發生政權更迭。他們自信有八成把握可以幹掉川普,辦法就是影響眾議院選舉,用心理戰術,用金錢收買,用盡各種手段,讓川普失去眾議院,然後看著他今年被彈劾。
即便不成功,他們自信有十成把握,讓川普在2020年敗選。這就是他們的「計畫 1」,讓川普丟掉總統職位。因為他們內部在說,「川普是我們的瘟神,我們要一個全球主義者當總統」。
巴斯:
他們就等著川普出局。
班農:
不只是「等他出局」,而是出手干預。彭斯昨天演講時說到,一些媒體,比如Axios,也有報導:有情報顯示,中國人正在干涉美國中期選舉。這不是什麼俄國人在Facebook上耍花招。這是中國人在玩命。
以上就是中國的「計畫 1」。
他們的「計畫 2」,義大利人今天剛說,中國是我們的重要夥伴(義大利支持一帶一路)。我相信還會有更過份的「一帶一路」,更多的「中國製造2025」,更多的「東印度項目」,再看看非洲南部,加勒比海地區,委內瑞拉,拉丁美洲,中國還有更多的動作。這些地區的國家都拿到了大把的人民幣。只要一個人拿了人民幣…..
巴斯:
可是沒人真的想要人民幣啊
班農:
這就是我們要談的一個大問題 (憋著笑)
巴斯:
這可是關鍵問題。
班農:
中國的勢力,已經遍佈波斯灣、阿聯酋、沙特阿拉伯、甚至卡塔爾。全世界所有資源密集地區,從阿根廷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直到南非,都佈滿了他們的觸角和爪牙。這就是他們在做的。
接著是「計畫 3」。我們都知道中國人出版的一本教科書,很不簡單,在九十年代就出了英文版,是中國國防大學的兩位將官寫的,書名《超限戰》……
巴斯 :
劉姓上將?
班農:
好像是。我們每個人都應該讀讀這本書,因為它寫出了中國的戰略思想。他們認為有三種戰爭:信息戰、經濟戰,最後才是熱兵器戰爭。「我們要避免的是熱兵器戰爭,因為美國可以輕易打敗我們,這是我們一定要避免的」,他們就是這麼說的。
那麼焦點就在於信息戰和經濟戰了。 他們已經贏了一路了。就那本書,如果你看看過去發生了什麼,再對照書裡寫的,你會發現,書裡怎麼寫,他們怎麼做。我認為,我深信,在川普集中行政力量應對經濟戰之後,他們開始節節敗退,他們的政權也岌岌可危,因為我相信,「鄧派」的人,還有其他崇尚集體領導的高官,都會以現行的個人崇拜為藉口,紛紛抱怨。
巴斯:
那些人只是暫時還沒有被監禁或者殺掉吧。
班農:
正是那些還沒有被監禁或者殺掉的人,已經開始坐在那裡嘮叨了,「鄧堅持與西方合作,鄧堅持改革,鄧堅持開放,鄧是務實的合作者,喜歡低調行事,鄧從不為難別人」,他們都把習看成「毛神二代目」。習現在頂著巨大的內部壓力。
我在自己的廣播節目裡做過一個預測,已經被許多人引用了,在2014年到2015年之間,當時我預測,在五年之內,我們和中國,會在南海開戰。我22歲那年,在南海的一艘驅逐艦上服役,我當時大聲驚呼,「我到底在哪兒?這究竟是什麼地方?!」每一艘從波斯灣出來的油輪,都要經過馬六甲海峽,還有無盡的集裝箱貨輪。南海就是高速車道。
巴斯:
中國進口能源的40%,從馬六甲海峽輸入。
班農:
我覺得三分之一的全球貿易,價值五萬億美元,都要經過那裡。
巴斯:
是的。
班農:
當我們談論南海問題的時候,必須明白,那裡是全球貿易的高速通道。最大型的輪船,全天候的航行於南海。在2015年,中國高官來到白宮玫瑰園,當著美國人民和美國總統的面,公然撒謊。他們當時已經在南海建造了七到八個機場。他們聲稱那只是暗礁。其實已經建成了機場,在美濟礁和斯卡伯勒礁。所有暗礁幾乎都成了機場,他們還設置了火砲控制雷達,搜索雷達,還有戰鬥機停在那裡。這些竟然都發生了。
巴斯:
那裡有一萬英尺長的跑道。在奧巴馬時期,中國專程來對我們說,他們不會在南海搞軍事,「我們不會前往南沙群島(主權爭議區)。我們在南海的建設,都是為了科研。」我們怎麼可以允許他們做到這些?無論是永暑礁,還是美濟礁,還是其他那些建成了一萬英尺跑道的暗礁,他們說沒有設置武器,可是現在連核彈都有了。我們竟然都答應了?或者是,我們表明上不答應,實際上縱容他們這麼做?
班農:
在我成為首席戰略師以後,第一次走進白宮,我就和麥克·福林(譯者註:時任國家安全顧問)去國家安全理事會接手工作,當時我就對他說,頭三件要做的事情,第一件,把所有的戰鬥火力交給指揮官,當時白宮正在處理對ISIS的戰爭行動。
巴斯:
交給哈里·哈里斯 (譯者註:Harry Harris 四星上將,時任太平洋司令部司令)。
班農:
不,交給中央司令部,讓他們消滅ISIS。戰鬥火力必須由指揮官全權掌控。第二件,針對國家安全理事會,我們要想辦法,把奧巴馬任命的人,換成我們的人。
第三件,我當時說,我們要搞清楚過去幾年發生了什麼,找出所有和奧巴馬的「重返亞洲」戰略相關的文件。只要在他們眼前經過的文件,我都要讀到。人民應該知道真相。
當時在白宮,我一週工作七天,每天十八到二十個小時。其中一半的時間,都用來調查奧馬巴的「重返亞洲」,我要搞清楚,奧馬巴當時為什麼要那麼做,我們要起訴他。
巴斯:
關鍵人是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 ,譯者註:時任亞太助理國務親,今天9月17日在北京被王岐山秘書扯領帶扒西裝 )。
班農:
是他,庫爾特·坎貝爾。
巴斯:
他還寫了本書。
班農:
後來我找到了什麼呢?我本來以為會有一屋子的文件等著我。可是,只有薄薄一疊,沒幾張紙。再後來我發現,當時美國完全沒有建立和中國對抗的機制。當時白宮有一些出色的人,但是沒有人考慮,「因應中國挑起的經濟戰,我們來制定一個經濟計畫如何?或者是一個戰爭方案?」實際上,整個「重返亞洲」戰略,在我看來,就是派一個旅的海軍陸戰隊,到澳洲的達爾文地區,蹲著別出來。
當時,每個人都告訴我,哈里·哈里斯知道真相。我就去把哈里·哈里斯找來,向他請教了很多,在南海,到底發生了什麼。僅一件事,就讓我大為震驚。
當年我們在南海航行,荷槍實彈,雷達嘟嘟轉,一切自如,無愧於「自由航行」。我們在國際水域都這樣,我們如此行事,因為我們是美國海軍,我們是海上自由的捍衛者。但是現在呢,我們只能在所謂的「安全線路」航行,必須關掉雷達,關掉所有武器控制設備,像個乖小孩一樣,悄悄地把船開過去。可以說是求著他們讓我們過去。
巴斯:
這些我都不知道……
班農:
他們在國際法庭上輸掉官司以後,中國,竟然想把南海變成他們的內海。
巴斯:
這個我知道。他們在1949年提出來的「九段線」就是個笑話。
班農:
他們認為南海是自己的,可是他們欠準備。他們一看到人就會念叨,「中國的領土完整和國家主權是不容置疑的」,然後,人們就不知不覺地把這句話寫進某些文件裡,放在電視節目裡,就像一句咒語一樣被反覆念。這就是中國想要的,他們相信可以用「反覆說」的方式,把假的變成真的。
你剛才問我,將會發生什麼。我在自己的廣播節目裡就說過,會有戰爭。引爆全球衝突的火藥桶就兩個,一個在卡塔爾和波斯灣,另一個就在南海。別想著朝鮮了,朝鮮就是中國的跟班,所有的朝鮮問題,都是中國的把戲。川普總統對朝鮮問題的手段很高明。南海才是大問題,戰事一觸即發。 就這幾天,某個晚上,作為一個前海軍軍官,看到那兩艘船…….
巴斯:
相隔僅50英尺。
班農:
德凱特號驅逐艦正在巡邏,中國的驅逐艦就直接過來挑釁。就隔著五十英尺。如果兩艘船真的撞上了,200到300名船員當場斃命。絕對如此。如果那兩艘船以當時的航速相撞,災難就爆發了。
我雖然不確定船上裝載的武器和燃料在衝撞發生後會如何,但是,我可以確定,在那個航速下,中國的所作所為就是「不計後果」。更是對我們的挑戰。
記住這點,德凱特號當時在巡邏,在某一塊暗礁方圓十二海里的範圍內,是十二海里喔。中國聲稱那塊暗礁方圓十五海里,都是中國的領海。他們接著說,美國海軍進入了那塊暗礁,那塊中國已經改建過的暗礁,方圓十二海里的範圍,侵犯了中國領海。
在我看來,現任美國總統,唐納德·J·川普,一直對中國很公正,也在努力構建良好的美中關係。事到如今,我認為川普總統應該給中國一個「七十二小時大限」,中國必須在七十二小時內,從南海撤走所有雷達,所有軍事設施,所有戰鬥機,那些跑道上的東西,島礁上的東西,全部清理乾淨。中國只有七十二小時的清理時間,七十二小時一到,美國海軍親出擊,拿下所有暗礁,卸掉所有裝置,一切重回國際海域。
美國海軍重回南海,捍衛航線開放,他們竟說美國在挑起事端。
我越來越相信南海問題會如此發展:正因為中國在南海沒碰過釘子,所以他們會越來越放肆,終於招來大禍。我認為總統應該先發制人,給他們「七十二小時大限」,告訴他們,「你不做,我來做」。看他們敢不敢阻擋美國海軍。
巴斯:
你是說,七十二小時一過,立即開打 ?
班農:
我沒說要打仗,我說的是「清理」……
巴斯:
可是,我們要去「清理」,他們也不會同意…..
班農:
國際法庭已經判決他們離開南海。為什麼不執行呢? 看看那些「達沃斯黨」(意指熱衷於達沃斯論壇的人),在達沃斯論壇上說得天花亂墜,一群人歡天喜地,他們從來不會像你這樣看問題。他們只會像中國官員一樣,中國官員可以站在美國人民面前,看著你們的眼睛,對你們說謊,這事就發生在2015年,就在白宮玫瑰園,美國總統就在邊上站著。
巴斯:
沒人追究當時總統(奧巴馬)的責任。
班農:
沒人追究。後來,如你所見,國際法庭來主持正義了,告訴中國,他們在南海的行為是不可接受的,判中國敗訴,且不可再申訴。但是,問題沒有解決。中國在南海賴著不走,還說那裡是中國的領海。那時我才意識到,其實有許多人在對我說,「班農,你真是瘋了,我們都不覺得南海要打仗。」
大家要理解,到底什麼是全球經濟。雖然我是國家主義者,但我知道,美國經濟健康的基礎是貿易。無論是國民主義者,還是經濟保守派,都不反對貿易。他們激烈的反對「自由貿易」,是因為,利用重商主義的專制者,竟然也享受了「貿易自由」。
川普想要的,其實他一開始就說清楚了,就是,公平互惠的貿易。現在,我們要在這個問題上,和中國有個了斷。中國必須明白,川普絕不妥協。他是一個講究公平的人,是一個正直的人。他還在嘗試與中國繼續合作。但是,美國被耍弄的日子已經結束了。
巴斯:
讓我來問一個有點驚悚的問題 ……
班農:
我們還有更驚悚的沒聊?剛剛我才說了我們會在南海打仗 (笑)。
巴斯:
算是從這個點上衍生出來的問題。換個角度來看,其實也很驚悚,那就是,如果我們不管南海了,叫上第七艦隊一起回家,會如何?
班農:
這的確是個問題。我認為,大家不能忘了,美國,可以說是一個太平洋國家。整個美國的發展,聯動全國的鐵路,整個西海岸……美國的各方面,都和亞洲經濟的健康息息相關。
巴斯:
根據憲法第五章,保護日本是一個嚴肅的問題。其實我想問的是,我們是不是只能在戰爭和撤退之間二選一。
班農:
撤退是不可能的。
巴斯:
想都別想?
班農:
想都別想。這個世界正在變得凶險。可能有所緩和,也可能再出現一個「慕尼黑」(意指納粹興起)。的確有不少人會說:「我們就退一步吧,他們已經建成了那些海島,他們是新興的海軍力量」。
巴斯:
「所以還是別打仗了…」
班農:
川普有幾個核心原則,其中一個就是,「不干涉主義」。 同時,「美國第一」包含了「國家安全」,美國自己的安全,以及,美國的夥伴的安全,這就是「美國第一」的真正含義。
川普全球到處跑,不是為了發動戰爭。事實上,他緩和了俄羅斯問題,緩和了敘利亞問題,他尋求解決阿富汗問題,尋求解決朝鮮問題,還有委內瑞拉。觀眾們要明白,上述問題,沒有一個是川普製造的。始作俑者,恰恰是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 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主席),還有那些騾子幹的「達沃斯天才」們。
他們製造了朝鮮問題,製造了阿富汗問題,委內瑞拉問題,中國問題,搞了一堆爛攤子,然後讓川普來收拾。川普反覆說的是,「同盟國的安全,和美國自己的一樣重要」。
如果你問問新加坡,問問泰國,印度尼西亞,澳大利亞,問問他們,與美國海軍為鄰是一件好事還是壞事。他們會告訴你,「不是好事也不是壞事,是必要之事。我們需要美國在這裡,需要美國海軍在這裡,如果我們失去了南海,我們的貿易就完了。中國會一手遮天。」
這一切中國都明白,所以,想盡辦法讓我們離開南海。其實他們已經行動了,在搞所謂的「心理戰」,也就是碎碎念:「一萬兩千海里之內都是亞洲…….再這麼下去就完啦,南海要戰火紛飛啦…..」
巴斯:
他們一直這麼說…..
班農:
還有,「南海要變成伊拉克啦,變成敘利亞啦」。聽我說,我是「美國第一」最高調的倡導者。在南海克制中國,刻不容緩。
巴斯。
這很有意思。我還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為什麼美國不實行「人員管理流程」?我想你也讀過了DIUX出的報告(美國國防部國防創新部門實驗室,出的一份報告,關於中國的間諜活動),據說這是一份「解密報告」,但我沒發現這份報告曾經被「加密」。國防部的這份報告說,中國間諜進入了我們的大學研究部門,還有其他機構的實驗室 ……
班農:
還有武器實驗室。
巴斯:
武器實驗室是由DAPRA(國防高等研究計畫署)和美國空軍贊助的。為什麼我們不在這些地方實行「人員管理流程」呢?
班農:
我們先糾正一下。那些報告的確是「解密報告」。報告裡涉及到三十萬中國留學生,一萬名承包商,至於那些武器實驗室,我想有三分之二都是美國的智慧型資產。在那些留學生和承包商裡,有一定比例的中國間諜。
巴斯:
他們都在我們的武器實驗室工作。而我們的武器研究,都是政府贊助的。
班農:
你的問題,劍指虛偽的「政治正確」和毫不掩飾的「貪婪」。那些承包商,比如博茲·阿倫(Booz Allen,面向美國政府的資訊公司),還有公司,還有政府項目管理者,他們怎麼能夠,為我們的武器實驗室,僱用那麼多中國國籍的人?武器實驗室是我們國家安全的命門所在。這麼荒唐的事情,究竟是如何發生的?
這是一個很迫切的問題。我不知道問題是如何惡化至此的,但是,管理層一定有內鬼。他們很擅長利用「政治正確」掩飾罪惡。倫敦的金融時報,最近就洩漏了我們的信息:我的一位同事,史蒂芬·米勒 (Stephen Miller,川普移民政策主管),很了不起的年輕人,制定了一個方案,就是要驅逐三十萬中國留學生,辦法是吊銷他們的留學簽證。我們沒有決定要那麼做,只是考慮過。
這一切 ,就那麼洩漏出去了。讀金融時報,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綏靖派。比如那個董雲棠(Stephen Miller ,前亞洲助理國務卿,今天7月底退休),我很高興她已經離開了,她為「理性妥協派」出工出力,在緬因州撈到了一個農場。「理性妥協派」,在我們的國防部,國務院,甚至情報部門,看似盡職盡責,其實天天為中國賣命,又想著給自己找退路。
巴斯:
我不贊成驅逐所有的中國留學生,其實有三十四萬人。
班農:
我也不贊成。我贊成的是,如果有留學生是間諜,全部查出來。而米勒制定的方案是,如果我們能證明他們是間諜,就送他們回中國。
巴斯:
國家安全問題,我首先關注的不是中國,也不是印度,或其他什麼地方。只想知道,為什麼我們不能在自己的領土保護國家安全?為什麼我們不可以要求,只有美國公民,甚至,只有在美國出生的美國公民,能參與觸武器研究項目?
班農:
你的問題抓住了本質。
巴斯:
其實是很簡單的問題。
班農:
其實有明文規定支持你的主張,只是這些規定被繞開了。我相信在技術上,如果我們細究法律,一定可以發現他們的問題,只是管理層視而不見。
巴斯:
還有一個更惡劣的問題,孔子學院,進駐了很多美國大學。孔子學院是中國軍方贊助的。我們怎麼能允許孔子學院進入我們的校園?
班農:
這的確不可接受。試想一下,如果把一個CIA贊助的機構……
巴斯:
或者就一個天主教堂。
班農:
天主教堂,這個例子不好,這涉及到另一件大事,教宗方濟各已經和中國達成了協議,允許北京的無神論專制者自己挑選主教。所以天主教堂已經不能說明問題了,教宗已經向中國屈服了。恰當的例子是,讓CIA 或者 DNI (國家情報總監)成立一個學生會,在中國宣傳CIA文化 (笑)。
這完全不可能發生,你也知道,完全不可能。中國肯定會說,「這不行,因為有損於我們的國家主權」。
巴斯:
對孔子學院,我們該怎麼。。。
班農:
解散它們
巴斯:
怎麼做呢?
班農:
讓他們,關門走人。
巴斯:
依據哪條法律呢?
班農:
等等,你又被繞進去了。就像有些人總是說,「他們不是壞人,他們只是在傳播文化,他們在教普通話」。 聽著,他們是中國軍方贊助的。
巴斯:
他們甚至在孔子學院裡設置「接待室」,這到底怎麼回事?
班農:
這一切都會震驚所有美國人。為什麼大家都不知道?因為沒人報導。那檔節目,60分鐘,怎麼不去報導孔子學院呢?
巴斯:
他們會的。
班農:
他們在20年前就該這麼做了。這一切今天才發生,是因為人們終於受夠了。這也是為什麼川普如此得人心。看看他剛上任的時候是怎樣的,現在完全不同了,人們站出來發聲了。這是一場精彩的逆轉。
再來看看我們的大學……我就直說了,為什麼總是哈德遜智庫,之前有郭文貴事件,昨天彭斯的演講也在那裡,還有白邦瑞博士,為什麼總是哈德遜呢?為什麼其他智庫都不參與呢?
巴斯:
因為他們都被中國收買了。
班農:
最後,我們不妨用這個話題來收尾,劉鶴,習主席的經濟顧問。出於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認識他,也有一點點的相互了解。他是一個挺不錯的人。
今年六月,中美舉行近一年以來最重要的一場會談,劉鶴來了。一到美國,他不去白宮,不去財政部,而是直奔國會山,去找那些自我標榜「自由貿易者」的共和黨人。我們要記住,在貿易問題上,那些共和黨人才是川普最大的麻煩。當時那些共和黨人都瘋了,一起對著川普嚷嚷,「自由貿易好,自由貿易好……」。
所有概念(例如「自由貿易」),只要涉及了中國,都會被加一條,「中國不一樣」。久而久之,這些概念的真實含義就被改變了。這就是為什麼,你會站出來,郭文貴會站出來,白邦瑞博士會站出來,因為人們質疑這一切。整個趨勢,就是人們現在說的「從綏靖到反擊」。
有些人把我們看成與「寬大包容」勢不兩立的強硬派,甚至給我們貼標籤 — 「戰爭派」。說我們是一群戰爭狂人。不,我們不是,我們要的恰恰是終止戰爭,終止對美國的經濟戰。
如果你仔細看看那些「綏靖派」,就會知道,其實他們都被中國坑了,近25年到30年,中國搞了一大堆戰略經濟對話,其實呢,一句話都沒有落實。他們真正在做的,就是奪走我們的工業,他們是一個「強盜政權」。中國的真面目,就是強盜資本主義。川普總統的行動,讓我極為感佩。
昨天彭斯的演講,必定載入史冊,因為那標誌著歷史的拐點。彭斯直言不諱,「鬧劇結束了,我們知道你們在做什麼,我們知道你們用心險惡,我們知道你們有一個全能神政府,一直在傷害我們。我們即將反打,打到贏為止。」
巴斯:
感謝你接受採訪。就在美國商務部的入口處,可以看到本傑明·富蘭克林的一句話,「唯公平對等,方可貿易」,這句話說出了我們要的是什麼。我們不想懲罰誰,更不想和誰打仗,我們要的,只是公平。即便我們還沒有得到公平,我們也深信,公平是存在的。好消息是,過去半年到一年,中國問題一直暗流洶湧,在昨天,隨著彭斯的演講,大勢已定。謝謝你能來到這裡。
班農:
感謝邀請。這一切真的很棒。
巴斯:
是的,非常棒。
班農:
看看這裡,我們就在這個開放空間訪談。
巴斯:
我們和郭文貴在一起呢。
班農:
你看他正在直播……
巴斯:
我不知道,你和郭文貴,誰更有爭議性。其實很快就知道了。
班農:
郭文貴的境界非同一般,和他比,我就像「剛出道的」。
巴斯:
再次感謝你。
網路來源:
Real Vision Finance
Steve Bannon's Warning On China Trade War (w/ Kyle Bas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H5QzuzD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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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訂課綱,吹響號角
一、 我是政大彭明輝,不是清大彭明輝
新世紀以後,清大彭明輝教授從部落格開始的評論書寫,頗引起媒體和閱聽人的關注,其文章論題廣泛,時事,科技,教育,經濟,人文,幾近無所不包;文章中有些論點我贊成,有些論點則有所扞格,有些不明就理者,誤以為是我,我從未出面說明,蓋因本家哥哥的文章,贊成不贊成都怪怪的,亦就隨它去,反正知道的知道,不知道的也沒關係。
2016年1月24日,清大彭明輝教授在部落格發表〈失去真相的台灣史〉,引發網路的一些討論,我再次被點名,略云清大彭明輝不是政大彭明輝,我覺得自己有必要說幾句。
現代中國從1920年代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德先生與賽先生以來,民主和科學成為救國救民的萬靈丹,亦即現代中國和臺灣所努力追求者。民主姑且不論,科學則形成學術上極度傾斜的唯科學是尚,即郭穎頤所謂的唯科主義(科學主義,我名之曰大理工主義)。部分理工學者常認為自己無所不能,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無所不通,乃至常常越界而不自知。我的本家哥哥清大教授彭明輝是理工學者,行文難免有些大理工氣,〈失去真相的台灣史〉顯然越界談了他所不懂的知識領域,故爾引發爭議。
我無意在這篇短文討論〈失去真相的台灣史〉,只是藉此說明我是政大彭明輝,不是清大彭明輝,我要討論的是我的本行歷史學和歷史教科書。
2016年1月27日,教育部長吳思華在看守內閣過渡期間,宣布教育部預計2月將公布十二年國教領域課程綱要,吳思華表示,只有「社會領域」因各界歧異大,最快要到五、六月公布。但全家盟和全校協等教育團體均呼籲暫緩公布,否則恐又引爆學運,多位地方教育局長也認為課綱影響教學甚大,應該更充分溝通,別急著上路。2016年1月28日學生反課綱團體在立法院群賢樓前舉行記者會,提出兩項訴求:一、撤回微調課綱;二、暫緩十二年國教課綱。
記得2015年7月高中歷史課程微調課綱爭議如火如荼時,即有人嗆聲,有本事你們在下次選舉時贏回來,就可以修改課綱啦!台灣俗諺有云,嬈擺沒有落魄的久,話還熱著哩,人家真的在選戰中大贏,而且磨刀豁豁,吹響修改課綱的號角。
二、 微調課綱,引發爭議
2015年7月23日,教育部兵分四路,同一天在臺灣師大附中、新竹高中、彰化高中、台南一中召開高中歷史課綱微調座談會,學生們因不滿教育部的回應頻頻跳針,深夜時分,一群抗議學生衝入位於台北的教育部長辦公室,共33人遭警方逮捕,其中包括3名記者。
這場闖入教育部事件,將自2014年1月17日以來的高中歷史課綱微調事件,推向一個新的高峰。此事件起源於2014年1月17日,教育部召開公聽會,公布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科課程綱要部分修正表。教育部花兩周時間完成課綱微調公聽會、審議大會等程序,並逕行公告實施。因公聽會時間過於倉促,行政程序多有瑕疵,教育部又堅持不公開檢核小組成員名單和會議紀錄,引發黑箱爭議。台灣人權促進會及教育團體等向臺北地方法院具狀告行政法院,一審於2015年2月12日宣判教育部敗訴,判決書3月5日首度公開。判決書指出黑箱作業會造成大眾不安與猜忌,甚為不妥,要求教育部落實政府資訊公開法,透明政府決策。但教育部仍一意孤行,歷經蔣偉寧、吳思華兩任部長,仍堅持2015年8月1日上路,於是引發高中學生闖入教育部事件。
程序不正義,委員不專業,是學者和高中生質疑微調課綱的關鍵,程序不正義係指原本的檢核小組,經主席朱雲鵬的臨時動議,改成微調小組。原本因檢核而聘請的委員,忽然華麗的轉身成為微調委員,微調小組再大調課綱,引發其後種種問題。其間包括會議記錄的合法性,計票的爭議,公聽會舉行的時間倉促,公告時間太短,教育部長蔣偉寧卻斷然宣布微調課綱已然通過實施。這些行政程序都太犯規,實乃長久以來課綱擬訂歷史中從所未見。
部分學者與民眾有疑慮的課綱,教育部何以一意孤行,堅持通過就必須執行,是另一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之處。並不太久之前,2008年通過的〈98課綱〉,教育部長杜正勝己經在該年1月正式發布,3月總統選舉,5月新政府上路,8月教育部長鄭瑞城暫停歷史與國文課綱。據媒體報導,原訂於2009年8月上路的〈98課綱〉,教育部長鄭瑞城以內容有問題為由,擱置國文、歷史二科課綱,並組成專案小組編修。與會的歷史科召集人周樑楷教授和林富士教授曾發言抗議,但不受採納。故爾教育部以行政命令發布的課綱,教育部可以停止實施,蓋已有前例可循,並不存在不能停止的問題,而是教育部長要不要停止。
在委員不專業部分,14位微調委員中僅有兩人是歷史專業,要調整所有的高中歷史課綱,包括臺灣史、中國史和世界史。課綱微調“十人檢核小組”的歷史專業一直飽受批評;雖然其中並非完全沒有歷史學者,海洋大學黃麗生、世新大學李功勤,以及後來加入的世新大學喻蓉蓉等人,均具歷史學博土學位,但非臺灣史專業,卻大膽微調甚至大篇幅重擬台灣史課綱,調整的方向即1890年代以來以國族主義所建構的大中國概念,將臺灣史置於大中國框架下。特別因引發爭議最大的臺灣史,微調委員未有臺灣史專業,很難說服說臺灣史領域的學者專家。而反微調課綱的幾位要角,多為臺灣史專業,實其來有自。臺大歷史系花亦芬教授講得很直接:「王曉波等人把歷史教育和“國家認同”關聯起來,要用歷史教育來塑造國家認同。」然而,就像花亦芬、金仕起教授分析的,這套觀點完全可能讓學生遠離老師、遠離歷史學習;那麼,他們又怎可能認同歷史課本裡建構出來的那個“偉大國家”呢?要培養國家認同,顯然是死胡同。
有部分學者、媒體或個人,指責綠營不該把學生推上火線,甚而將微調課綱轉移到藍綠問題上,我認為這是不符合事實的。當媒體或個人指責學者教授龜縮不出的信息排山倒海而來,許多人忘記了2014年2月高中歷史微調課綱甫出,3月9日即有百餘位歷史學者、教授聯署,反對此行政程序不合法,委員不專業,內容不符學術研究成果的微調課綱,這些均見諸媒體報導。但因2014年3月18日的太陽花學運,淹沒了學者連署的信息。當太陽花學運告一段落,2014年5月以後,學者們又再次抗議高中歷史課綱微調的適法性,直到2015年5月,學者們的努力從未間斷,他們包括發起連署的薛化元教授,振臂高呼的周婉窈教授,長期關心此議題的陳翠蓮、花亦芬、金仕起教授;對微調課綱深入研究的台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生吳俊瑩。高中學生自主反課綱,是2015年5月以後的事,從5月一路燃燒到7月,學生占領教育部,此事件方始成為媒體焦點。我相信很多人是到2015年7月媒體大肆報導後,才注意到微調課綱的問題。
高中歷史課綱微調,絕非單一事件,在更早以前的1997年國中實施認識台灣課程,早已埋下伏筆。而認識台灣課程之所以引起爭議,與國民黨政府統治台灣以後,長期將台灣型塑為中國文化的最後堡壘有關,在政統上以中華民國為中國的代表,在思想文化上以中國文化的傳人自居。
三、 歷史教科書細說重頭
在動盪的時代,晚清士人醉心於西方政治、軍事、經濟,以及各種西方學術思想的新說,惟有關西方19世紀初葉以後所發展的科學派史學,似未曾引起太多注意。1902年梁啟超發表〈新史學〉,猛烈抨擊傳統中國史學,掀起極大波瀾;此文同時積極介紹西方史學,雖然以今日的學術眼光來看,不免浮淺誇大,卻打開了西方史學輸入中國之門。
西方史學輸入中國後,引發改編國史運動,章節體歷史教科書開始出現,加上傳統中國史學的資鑑思想,使得晚清新式學堂的歷史教育產生重大改變,一方面在教材上使用西方式的章節體教科書,另一方面則將歷史教育與國族建構相結合。因此,壓縮式的、簡明的中國歷史教科書成為改編國史運動的主體;而因當時對西方的認知亦屬急迫,翻譯西文簡明教科書或改寫西洋史教本,成為此時期的另一個特色,其目的希望能在短時間內,使學習者獲得簡明的、廣泛的、多面向的中國與世界史地知識。
二十世紀初年所編纂的歷史教科書,數量眾多且種類繁富,除一般通史性的著作外,亦出現鄉土歷史、兵法史和財務掌故史等教科書,以及有關史學理論、方法論方面的著作。整體而言,此時期所編纂的歷史教科書,具有下列共同特色:(一)編纂體例受西方史學輸入中國的影響,大部分著作採章節體;(二)西洋史教科書大部分譯自西文簡明教科書,亦有改寫自西文教科書或日文教科書者,中國史部分則受日本學者影響甚大,部分著作甚至逕以日本學者所撰東洋史教科書為藍本;(三)教科書不僅記述傳統中國以政治、軍事為內容主體的資鑑史學,並且開始注重社會、宗教、文化、思想等面向;(四)強調社會歷史進化的因果關係,以及人類文明發展的狀況,部分教科書明顯看出受到嚴復所譯《天演論》的影響;(五)呈顯以歷史教科書形塑民族主義的意圖,並強調實學救國的經世思想。我們看到今文學派的夏曾佑將新史學觀點貫穿於歷史敘述中,藉以形塑以孔子為中心的文化民族主義,並顯現其變法論的基本觀點;而治學傾向古文學派的曾鯤化和劉師培,在教科書中意圖透過對中國歷史的認知振興國魂,以發揚民族精神,並彰顯以黃帝血緣論為中心的血緣民族主義。以孔子為中心的文化民族主義,結合以黃帝血緣論為中心的血緣民族主義,成為近代中國建構國族的重要理論,柳詒徵《中國文化史》和錢穆《國史大綱》,即將文化論與血緣論的民族主義加以結合,此後的中國通史著作,大抵延續類似的國族建構理論;因此在近代中國的國族建構過程中,歷史教科書曾在其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錢穆在《國史大綱》〈引論中〉舉出中國史學的三個特點:悠久、無間斷、詳密,與柳詒徵《中國文化史‧緒論》所說的幅員廣衾、種族複雜、歷史悠久、史籍豐富等特質,其論述基調幾如出一轍。
由錢穆和柳詒徵的例子,可以瞭解民族主義史學的發展,是透過怎樣的思想模式建構而成,一面回顧昔日的榮光,一面建構新的國族主義。
四、 以史為鑑的春秋筆法
臺灣的歷史教育,直接繼承對日抗戰時期教科書,其中主要質素包括下列諸項目:一、自1890年代以來的國族建構理論,以中國為我國;二、以春秋筆法為本的歷史敘述;三、五德終始說影響下的朝代循環論與正統論。
臺灣的歷史教育,在用字遣詞上受孔子《春秋》的影響極大,即所謂書法。傳統中國史學極強調所謂書法,如「君舉必書,書法不隱」,其中所涉及的鑑戒史學,固使中國史學光輝燦爛,但同時亦限制其進一步的發展,因為過度強調史學的鑑戒功能,使得史學侷限於朝代循環論,以及所謂春秋筆法,最常被稱道者,如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這套書寫模式被司馬遷和司馬光繼承下來,且為歷代修史者奉為圭臬。所謂春秋筆法,是一種文字表述方式,春秋之教的重點即在“屬辭比事”,舉其大要,「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所謂屬辭,係指遣詞造句,所謂比事,係指排比史事。屬辭比事,即是筆削的藝術。
《春秋》記戰爭,有伐、侵、戰、圍、入、滅等不同的寫法;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軍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毀其社稷曰滅。同是記殺人,有殺、誅、弒、殲等不同的寫法,無罪見殺曰殺,有罪當殺曰誅,以下殺上曰弒,不留孑遺曰殲。這是用不同的字,表達不同的歷史情況,即所謂春秋筆法。舉最明顯的例子,如各朝代與邊族的關係,漢國攻打匈奴,寫成漢武帝北伐匈奴;而匈奴則是侵略漢國;類似的情形,蒙古攻打中國謂之入侵或侵略,這是從征服王朝攻打華夏的角度思考;但蒙古攻打歐州則名之曰 “西征”,如拔都西征。類似情形,忽必略攻打日本,名之曰“遠征”或“東征”;而對日抗戰時期,日本攻打中國,謂之侵略。有一段時間,臺灣甚至為日本教書未使用“侵略”而表達抗議,卻遺忘了自己歷史教科書裡忽必略“遠征”日本的敘述。
春秋的筆削,是一套特殊的歷史敘事,如「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其後之史書即以“狩”代替天子蒙塵,故爾晚清咸豐皇帝因英法聯軍逃到熱河行宮,要寫成“咸豐狩於熱河”;八國聯軍時,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逃到西安,則寫為“西狩”。「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則區別內外,華夏攻打夷狄曰“征”;夷狄打華夏則曰“侵”。吳楚之君自稱王,《春秋》貶之曰子。
有一個例子很可以說明我們學自歷史教科書的觀念,是多麼深入人心。左宗棠平回亂,是晚清的重大事件,大部分人都耳熟能詳。1999年7月,我因為做清中葉以降的西北史地研究,到西北地區進行田野考察。某日工作結束後,我到西安鐘樓附近的坊上吃點兒東西。坊上是西安著名的小吃街,有許多店主人是穆斯林,故又名回民一條街。那天我正啃著羊頭肉,喝著西北狼啤酒,這時看到一位著穆斯林傳統服飾的小朋友回來了,頭戴瓜皮小帽,身穿黃色袍子。我問店主人,「師傅,這您家公子。」店主人回曰,「是呀!小犬。」「幹嘛去呀?這老晚的。」「上學。」我說,「師傅您別逗了,暑假呢!上啥學?」師傅說,「上真主阿拉的學。」我一聽真主阿拉的名字,馬上正襟危坐起來,「那真主阿拉的學上些啥哩?」「歷史。」我笑了笑說,「師傅,您就甭開頑笑啦!俺可是歷史教授哩!學校不是已經有歷史課了嗎?」店主人打開黃色包袱,取出裡面的書,「那不一樣的,您老瞅瞅。」我看到書裡歪歪扭扭,像蚯蚓般的回文,「別逗了,師傅,俺識不得回文哩!您老給說說。」師傅翻開書頁,找到其中的一段,指著書說,「來!這一段寫左宗棠率大軍進駐天山南北麓,造成我族眾大傷亡。」聽完師傅敘述書中的內容,我一口西北狼啤酒差點沒吐出來,剛吃的烤羊肉串和羊頭肉都變成酸 的。
是的,身為大學歷史教師,我從小讀的歷史教科書都寫「左宗棠平回亂」,壓根兒不曾想過,對伊斯蘭而言,「左宗棠率大軍進駐天山南北麓,造成我族眾大傷亡」,才是合理的敘述。我想起從小學到高中讀過的歷史,福康安平定林爽文之亂,漢武帝北伐匈奴,唐太宗征西突厥,這些熟悉的敘述,我從未想過究竟是否歷史事實,縱使大學念歷史系,我也不曾懷疑過課堂上和歷史書裡的記事,一切是如此的理所當然,這些所謂歷史事實,已經成為我身體的一部分,已經是我脈管裡奔流的血液。當我讀到王莽篡漢時,我不會去思考如果新朝延讀數百年,歷史會怎麼寫?
五、 歷史教科書與國族建構
在1890年代以前,中國這個名詞並不用來指涉華夏,有些歷史學者為了合理化中國的概念,引述「赤縣神州,謂之中國」,來做解釋,這也是章太炎為同盟會擬定革命成功後新國名中華民國的由來,其後學者們踵繼其意,擴大建構中國的概念,將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均納入中國,於是漢滿蒙回藏一律併入在中國的概念下,甚至非漢人建立的王朝蒙元和滿清帝國,亦視為中國帝國歷史的一部分。歷經1890年代到2015年逾120年以上,無以數計前行代學者們的努力建構,中國這個概念已根深柢固,極難動搖,一些並不存在的歷史在歷史教科書的宣導下,早已深入人心,諸如中英鴉片戰爭、中日甲午戰爭,明明該是清英鴉片戰爭、清日甲午戰爭,因為戰後簽署條約是大清國皇帝。這麼明顯的張冠李戴,學者們竟可以坐視,這真是非常不可思議 的事。而在歷史分期中,將1840年代以後的晚清,稱之曰中國近代,也是非常怪異之論,學者們卻習以為常。
在國族建構神話中,另一個存而不論的問題是民族起源,歷史課本上最常出現的兩句話,一句是「黃帝我們共同的祖先」,另一句是「我們都是炎黃子孫」。很少人去懷疑這兩句話的真實性,非僅此也,姑不論這兩句其是否歷史事實,以邏輯學而言,這兩句話必有一為非,蓋如果「黃帝是我們共同的祖先」為真,「我們都是炎黃子孫」即不可以為真;反之亦然。但大部分學生並去思考這兩句話的矛盾,反正考試的答案照寫,信不信無所謂。有一年政治大學歷史系教師做古都之旅,第一站是西安,從西安到黃河壺口瀑布,路經黃陵,祭拜黃帝。系上同事都進去上香,祇有我一個人躲到黃帝手植柏樹下乘涼。因為我姓彭,彭乃祝融八姓之一。史書上說是祝融、蚩尤的後代。祝融,名黎,為帝嚳時的火官,掌管民事,後人尊為火神,因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祝融的後裔分為八姓,即己、董、彭、秃、妘、曹、斟、芈等,史書稱為祝融八姓。但歷史上最有名的大概是彭祖,據說他活了八百多歲;也有人說這位彭祖就是《論語.述而》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的“老彭”。因為黃帝是我的祖先蚩尤之仇敵,子孫再不肖也不能去拜祖先的仇敵吧!雖然在國族建構的時代(約1890-1945),各種中國歷史教科書上都寫著黃帝是中華民族共同的祖先,但我知道黃帝在血統上和我是沒什麼瓜葛的,任他血緣國族論者說得多麼冠冕堂皇,黃帝和我不相干就是不相干,要說有相干也可以,至多是我祖先的仇人。
如果我們檢視晚清改編國史運動時期所編寫的歷史教科書,將會發現此時期的教科書並非都稱中國歷史教科書,有的以本國歷史教科書為名,有的以中學歷史教科書為名,甚至民國以後編寫的歷史教科書,亦非悉以中國歷史為名,如呂思勉編寫《白話本國史》,錢穆撰寫《國史大綱》,均未用中國之名,故爾此時期學術界其實是中國史、本國史、國史等名稱混用,並非以中國為至當歸一之名,比較統一使用中國之名,可能是抗戰以後的事。
在歷史教科書中,有幾個朝代是很衰的,其中最明顯的例子是短國祚王朝,後續者如為強勢王朝且國祚緜長,那麼,短國祚王朝往往被寫得很負面;如秦與隋,但卻忽略了秦築長城,區隔遊牧民族與農業民族,是影響多麼深遠的事;隋煬帝開鑿運河,成為此後各朝帝國的重要經濟動脈。征服王朝入主華夏,亦成為歷史課本的大黑洞,如元國和清國的敘述,基本上即是負面的,元國尤其倒楣,被寫得沒有一處是好的。宋元之際和明清交替的二臣,即成為民族主義史學下的冤魂,至於漢民族所建王朝,則沒有這類問題。故爾這類撻伐主要來自民族主義史學,而非朝代興衰。運氣很差的還有女性,亡國常是女性要負責,如妹喜、妲己、褒娰、呂后、武曌、楊玉環、慈禧,都被形塑成紅顏禍水,甚至直指為禍國殃民。這種充滿男性沙文主義的敘述,在台灣的中國史教科書中俯拾即是。
我須承認從1890年代到1950年代的教科書編纂者極其高明,他們建構了中國的概念,把國族建構發揮得淋漓盡致,以致於到今天台灣的歷史學者幾乎無法掙脫其籓籬。我的學術養成教育在此背景下,與大部分這一代的台灣歷史工作者類同。所以,當我們說“中國在唐代的時候”是如此自然,絲毫不會去想在唐國的時候,根本沒有中國這個概念。我們說“中英鴉片戰爭”,卻遺忘當時存在的是清國。教科書裡寫“漢武帝北伐匈奴”,“蒙古入侵中國”,被視為理所當然。所謂“中國”攻打他人時用的是“遠征”、“北伐”,他國打“中國”則是侵略。蒙古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忽必烈打中國是侵略,拔都打歐洲為西征,忽必烈打日本是遠征,這些春秋筆法成為歷史教科書的標準用語。台大花亦芬教授寫有關十字軍的討論,指出只有十字軍,沒有十字軍東征,說明過去台灣歷史教育的謬誤。這些都是長久以來歷史教育和歷史解釋的問題,而我們並不經心在意。
台灣的歷史教科書基本上以抗戰時期為依歸,在遣詞用字上,亦以抗戰時期為師,稍有不同的是較少使用本國,而用概念較為模糊的我國,或者直接用中國,而在稱中國大陸時,反倒簡稱大陸,而非中國大陸。於是教科書出現諸如“我國歷史悠久”、“我國幅員廣大”之類的敘述,授課教師往往不會特別說明“我國”的指涉為何。如果用比較精確的語意學要求,以1980年代的歷史教科書而言,我國明顯指的是中華民國,彼時的中華民國僅70餘年,何來歷史悠久?而台灣的土地面積又如何談得上幅員廣大?但不論任課教師或受教學生,基本上鮮少對這類課文內容提出質疑,於今看起來真的很難理解。尤其當學生讀到地理課本寫“我國屬於大陸型氣候”時,腦子真的會轉不過來,台灣不是海島嗎?海島怎麼會是大陸型氣候?
柳詒徵《中國文化史‧緒論》指出,中國具有幅員廣衾、種族複雜、歷史悠久、史籍豐富等特質,其中幅員廣衾係指疆域廣大,從《史記》記載黃帝時的疆域,「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到清代的新疆設省,民國以後的漢滿蒙回藏各族領地,均納入版圖,於是中國疆域擴大到從古以來所未有。1960- 1970年代歷史地理學者譚其驤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之委託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譚其驤在編繪明代總圖時,未將台灣編入明國疆域,國務院去函要求譚其驤必須將台灣編入,譚其驤堅持不肯,僅同意在福建分圖附上台灣,此一堅持維護了一位學者的學術尊嚴。有關台灣應於何時繪入中國版圖,在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的過程中,引發了激烈爭論;部分學者主張元代地圖即應將台灣畫成與大陸同樣的顏色,譚其驤認為《中國歷史地圖集》是根據歷史事實來畫圖,絕不能違背歷史事實,因而堅持清代疆域圖始將台灣畫成與大陸同樣的顏色;於是邀集學術界權威人士、各有關學術機構負責人或代表開會討論,最後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見:元、明圖中台灣用中國基色中的鄰區顏色,與大陸不同;明圖增加鄭氏台灣圖,附於福建圖;打破「台灣自古以來屬於中國」的迷思。
六、 結論
臺灣因為現實政治、特殊的時空背景與歷史經驗,在歷史教育與歷史教科書的編寫上,特別強調民族精神教育與國家立場的主體性。
有關臺灣史的主體性方面,1993年和1994年修訂的國中、小學歷史課程標準,比較以臺灣為主體來看待臺灣史(2000年發布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亦同);1995年修訂的高中歷史課程,則將臺灣史置於中國史課程中;與國中、小學歷史課程在銜接性和立場的主體性上並不同調;但這並不僅是歷史學界內部的問題(持中國/臺灣立場主體性學者間的拔河),也涉及現實政治問題。高中歷史課程「九五暫綱」開始有獨立成冊的臺灣史,為其後“98課綱”、“101課綱”之所本,而引發爭議的微調課綱所調整者即“101課綱”。
2014年1月17日,教育部召開公聽會,公布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科課程綱要部分修正表,引發黑箱爭議,台灣人權促進會及教育團體等向臺北地方法院具狀告行政法院。一審於2015年2月12日宣判教育部敗訴,判決書3月5日首度公開。法院明白指出黑箱作業會造成大眾不安與猜忌,甚為不妥,要求教育部落實政府資訊公開法,透明政府決策。2014年3月9日歷史學者的連署反對這分微調課綱;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許雪姬教授在記者會上,表達學者對綠營處理此事的不滿。
因為自己是1997年《認識臺灣:社會篇》的兩位撰稿人之一(另一位是中研院史語所林富士教授),緣於曾是認識臺灣教科書事件的弄潮兒,對當年反對陣營的學者們難免多所關切。故爾當媒體刊載微調課綱委員名單時,心裡一個咕咚,歷經17年的雨露風霜,認識臺灣教科書的反對者,竟然借屍還魂,成為微調課綱委員,用不合法的手段大改高中歷史課綱。
2015年8月3日下午,在前台中一中校長蔡炳坤出面斡旋下,由學者吳密察、花亦芬教授陪同學生代表和吳思華部長協商。我在新聞影片中看到吳部長一再跳針,比壞掉的黑膠唱片還要嚴重。黑膠發燒友都知道,唱片跳針大部分時候是因為音軌有雜物,只要去除雜物,跳針問題往往即迎刃而解。這次中學生反微調課綱運動,音軌裡的雜物只有一個,就是微調課綱,去除雜物,吳部長就不必一再跳針了。目前看來,停止實施微調課綱,可能是唯一的解決之道。
即將於2018年實施的〈十二年國教社會領域課綱〉,目前正進行擬訂,這是影響更為深遠的課綱,將從2018用到2030年。而且,2018年才要使用的領綱,並無立即之急迫性,希望領綱委員效率別太高,慢慢來,別趕著在看守內閣期間輕舟已過萬重山,以免到時又是兩岸猿聲啼不住。
經過高中歷史微調課綱的經驗,我相信〈十二年國教社會領域課綱〉在行政程序上一定會完全符合,可是當我看到第一次會議記錄的領綱委員名單時,心裡忽然一個咕咚。
在〈十二年國教社會領域課綱〉第一次會議紀錄,我看到召集人為朱建民,其另一個身分是財團法人東方人文學術研究基金會董事長,基金會附屬機構為鵝湖月刊社。
許多人注意到王曉波與《海峽評論》的關連性,而1997年刊行的《認識臺灣參考資料》,就是《海峽評論》所出版,其中有幾位作者是我非常熟悉的,包括王仲孚、王曉波、陳昭瑛教授、潘朝陽、黃麗生夫婦,而我靈機一動,腦子忽然晃過一分學術思想刊物《鵝湖》,於是找出《鵝湖》月刊,赫然發現潘朝陽教授是社長,陳昭瑛、黃麗生教授是編輯委員,方始恍然大悟。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看到十二年國教領綱委員的部分名單,發現召集人是朱建民教授,而朱建民教授是《鵝湖》月刊社董事長。至此我始知原來媒體關注的《海峽評論》,固為兩次事件的要角,而其背後尚有影武者,這個影武者就是《鵝湖》月刊社,其成員化整為零,進入各科中學教科書委員名單,藉儒學之名,以遂行其大中國之實。另一個同樣藉儒學之名宣揚大中國思想的某書院,其成員遍布各大學院校,以講學為名,大力宣揚儒學思想,其組織之龐大,影響之深遠,可謂舖天蓋地。但我不便在這裡多所討論,蓋有太多師友為此書院成員,我不想因一篇卑之無甚高論的小文章惹來太多麻煩。
2016年1月28日學生反課綱團體在立法院群賢樓前舉行記者會,提出兩項訴求:一、撤回微調課綱;二、暫緩十二年國教課綱。在這場記者會中,立法委員鄭麗君,以及即將上任的時代力量立法委員黃國昌、林昶佐都到場發表談話,並且簽名同意在國會提案支持學生的訴求。在大選期間沈寂一陣子的課綱問題又浮上枱面,而且應該很快就會列入國會新會期的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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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共同體@香港革新論
//現時香港的「本土主義」並非純粹排外,也非種族主義:「他們不仇恨菲傭、不歧視印度人、更不會針對西方人」,「本土主義」所針對的,更多是那些不會說粵語、不接受香港價值、相傳被中共「洗腦」、將香港視為「中共殖民地」的大陸人。事實上,在不少本土派眼中,認為那些接受香港語言、文化與核心價值的南亞裔人士,甚至比大陸人更「香港」。這種對所謂「中國」的排斥,其根據就是自由、法治等核心價值以及香港的獨特性,實際上就是對近年北京走向「天朝主義」、日趨以強硬路線治港的一種集體反彈。
當然,要說所有大陸人都是中共再殖民香港的工具,難免以偏概全;而部分「本土主義」的抗爭行動,也許是過猶不及的躁動。但這些在「左翼論者」眼中的「義和團」和「法西斯」行為,大抵是任何「本土主義」在初生過程中,往往難以避免的沙石。如果個別「左翼論者」只懂把個別「本土主義」的盲動,隨意抽出來鞭撻一番;卻無視「本土主義」的核心訴求,其實是抵抗北京的天朝帝國主義,那麼他們不單是水平有限錯判形勢、見樹不見林搞錯問題焦點,客觀上也會成為天朝中國再殖民香港的開路先鋒。//
【#香港革新論文章】
論香港「自治共同體」
── 對左翼論者的一些回應
/ 鄺健銘(《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
/ 何俊霆(《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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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政治學者方志恒與二十多位年輕人合著新書《香港革新論》,探討後政改時代的香港前途。本文為該書其中一篇主題文章。】
「自由主義者無法應對這些事件。他們很可能對獨立民族理應以他們屬意的方式自我管治的想法予以體恤;但又對某些刺耳、有時甚至近乎種族主義的民族主義形式有所卻步。當他們被要求去解決由人口混合或當兩個民族對同一片土地宣示主權時所衍生的實務問題,他們只能舉手投降……某些問題可能真的沒有解決方法;但另一些卻能通過審慎地反思民族的本質及其主張的合法性而達致站得住腳的結論。」
—《論民族性》作者David Miller1
《論民族性》是學者David Miller於1975年撰寫的經典著作,但上文所引述的一段討論,卻準確地預測了40年後香港的爭論—自從2012年以來,有關香港的本土主義的倡議如雨後春筍,也激起了社會各界的激烈辯論;誠如David Miller的預言,「本土主義」2迅速引起社會各界特別是「左翼論者」3的批判,並由此引發了連場「本土vs.左翼」的論戰。
本文嘗試介入近年「本土vs.左翼」的爭論,回應「左翼論者」對「本土主義」的一些質疑,並建構一種以「自治共同體」(Self-governing political community)為中心的本土論述。本文將包括以下四個部分:
一、建構香港「自治共同體」的論述,從歷史政治(港英時代的「在地管治」傳統)和憲制法律角度(《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論證香港作為「自治共同體」的事實地位。
二、提出香港作為「自治共同體」的基礎,在於實施有效的「邊界控制」,並批判「左翼論者」在討論大陸新移民及社會福利問題時,完全忽略了這個至關重要的討論脈絡。
三、批判「左翼論者」將「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的實踐,錯誤地理解成無所限制,更加不恰當地將「普世價值」與「本土利益」視為二元對立。
四、指出部分「左翼論者」宣稱「人人有權選擇在何處居住和生活」,這些帶有「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色彩的論調的盲點,並討論「同等道德關注原則」(Equal moral concern)對香港移民政策的啟示。
【香港「自治共同體」的事實地位:歷史政治及憲制法律基礎】
學者Jorge M. Valedez在《Is immigration a human right?》一文中所提出的「自治共同體」概念(Self-governing political community),是我們討論香港「本土主義」思潮的一個很好的切入點。所謂「自治共同體」,指一個能夠制定和實施決策的群體,而這些決策對其成員的「福祉發展」(Flourishing)至關重要4。一方面,「自治共同體」有著「實際的重要性」(Practical importance)—為了滿足生活所需,人類無可避免地要依存於某種集體制度,以進行經濟規劃與資源分配,在這個背境之下「自治共同體」便提供了穩定的社會、文化與法律框架,讓不同的政治經濟活動成為可能5,同時幾乎所有對個體至關重要的權利、自由、基本褔利,以至諸如社會公義等政治信念的實踐與保障,亦需要放在某種政治框架下運作;另一方面,這些政治框架如要獲得合法性,就必須建基於某種自治機制,以確保管治一方會向政治社群的成員「問責」(Accountable),這個政治過程自然離不開建構一個有效的「自治共同體」。在這個背景下,政治社群的自治,就是成員們作出集體決策及互相協作的過程7—換句話說,很多港人關心的「民主」的首要前提,是先劃清邊界、確立以「民」作為「主」的共同體;分配權力前,亦需要一個有特定歷史文化、政治與社會背景的群體作為主體,方能制定按這社群獨特需要、分配權力與資源的道德標準。Jorge M. Valedez更強調,「自治共同體」並非單指「民族國家」(Nation state),像美國印第安保留區(American Indian reservations)、墨西哥恰帕斯州馬雅人社區(Maya communities in Chiapas)以及伊朗庫爾德人區(Kurdish political community in Iraq)等自治政體,也是「自治共同體」的例子。
根據Jorge M. Valedez的理論,香港作為「自治共同體」的地位,可以說是無可爭議—港英時代,基於倫敦的「在地管治」傳統,香港一直保持相當的自主性,並在二戰後逐步建立起一個事實上的「自治共同體」;而香港作為「自治共同體」的事實地位,亦已經在1980年代明確為《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所確立,並成為1997年主權移交後我城的憲制基礎。
從「歷史政治」(Historical-political)的角度看,香港的「自治共同體」地位,是在港英時代經過長時間演變的結果。在大英帝國的體系下,殖民地政府並非單向地聽命於倫敦的代理人,因為英國殖民地官員的管治文化,是強調當地政府必須慎重照顧殖民地的本土情況,不能為了貫徹倫敦指令犧牲殖民地,以免影響整個大英帝國的長遠穩定性;而實踐上倫敦一般亦不大關注殖民地的日常事務,也欠缺對殖民地實際情況的第一手資料,因此建立了信任當地官員判斷(To trust the men on the spot)的「在地管治」傳統8。基於大英帝國的「在地管治」傳統,香港在殖民地時期一直保持頗高的自主性。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顧汝德在《官商同謀:香港公義私利的矛盾》一書中更加指出,二戰後香港經歷了一個「非正式的權力下放」過程,包括在1958年起可自行制定週年預算案無需再由倫敦審批、1967年起取得權力自行設定港元匯率、1968年起取得自主制定對外商貿政策的權力、1972年起可完全自主管理外匯儲備等等。到了1970年代,倫敦已完全放手讓港英政府自行處理香港事務,香港因而建立了相當全面的政治及經濟自治權9。正是這種「在地管治」的傳統,加上港英政府在1950年代逐漸實施的港陸邊境控制10,令香港在英國人撤出之前,已經建立了「自治共同體」的事實地位。
從「法律憲制」(Legal-constitutional)的角度看,香港上述的「自治共同體」地位,更加在過渡時期由《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在法律上正式成文化(Codified),並且成為1997年主權移交後香港的憲制基礎。按照《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香港在1997年主權移交後,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其自治地位、獨立的公共財政、獨立的貨幣制度、獨立的關稅區、獨立的居民身分和入境管制權力、獨立處理對外事務權力,以及自行制定不同公共政策的廣泛權力,全部透過憲制安排確立下來(附表)。至此,香港按港英「在地管治」傳統逐步建立起的「自治共同體」地位,已經正式成為香港憲制秩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當然,香港至今尚未建立民主普選制度,無疑令我城的「自治共同體」地位,欠缺了最後一塊拼圖,未能真正形成在政治上反映港人意志的集體機制。儘管如此,香港作為一個「自治共同體」的事實地位,仍然是無可爭議。
附表:《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對香港「自治共同體」地位的憲制保障
《中英聯合聲明》條文 《基本法》條文
香港的自治地位 附件一第1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並享有高度的自治權。除外交和國防事務屬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附件一第1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立法機關由當地人組成。 第2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第3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由香港永久性居民依照本法有關規定組成。
第12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
香港的獨立公共財政制度 附件一第5條: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管理財政事務,包括支配財政資源,編製財政預算和決算。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預決算須報中央人民政府備案。中央人民政府不向香港特別行政區徵稅。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收入全部用於自身需要,不上繳中央人民政府。
附件一第7條:外匯基金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管理和支配,主要用於調節港元匯價。 第106條:香港特別行政區保持財政獨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收入全部用於自身需要,不上繳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徵稅。
第108條: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獨立的稅收制度。
第113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外匯基金,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管理和支配,主要用於調節港元匯價。
香港的獨立關稅區 附件一第6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為單獨的關稅地區。香港特別行政區可參加關稅和貿易總協定、關於國際紡織品貿易安排等有關的國際組織和國際貿易協定,包括優惠貿易安排。香港特別行政區取得的出口配額、關稅優惠和達成的其他類似安排,全由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有權根據當時的產地規則,對在當地製造的產品簽發產地來源證。 第116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為單獨的關稅地區。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參加《關稅和貿易總協定》、關於國際紡織品貿易安排等有關國際組織和國際貿易協定,包括優惠貿易安排。香港特別行政區所取得的和以前取得仍繼續有效的出口配額、關稅優惠和達成的其他類似安排,全由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
香港的獨立貨幣制度 附件一第7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自行制定貨幣金融政策,並保障金融企業的經營自由以及資金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流動和進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自由。
附件一第7條:港元作為當地的法定貨幣,繼續流通,自由兌換。港幣發行權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確知港幣的發行基礎是健全的以及有關發行的安排符合保持港幣穩定的目的的情況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授權指定銀行根據法定權限發行或繼續發行香港貨幣。 第110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制定貨幣金融政策,保障金融企業和金融市場的經營自由,並依法進行管理和監督。
第111條:港元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定貨幣,繼續流通。港幣的發行權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港幣的發行須有百分之百的準備金。港幣的發行制度和準備金制度,由法律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確知港幣的發行基礎健全和發行安排符合保持港幣穩定的目的的條件下,可授權指定銀行根據法定權限發行或繼續發行港幣。
香港獨立的居民身分和入境管制權力 附件一第14條:中央人民政府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依照法律,給持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中國公民簽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並給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其他的合法居留者簽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其他旅行證件。
附件一第14條: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人入境、逗留和離境,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實行出入境管制。 第154條:中央人民政府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依照法律給持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中國公民簽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給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其他合法居留者簽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其他旅行證件。上述護照和證件,前往各國和各地區有效,並載明持有人有返回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權利。
第154條:對世界各國或各地區的人入境、逗留和離境,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實行出入境管制。
第155條:中央人民政府協助或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各國或各地區締結互免簽證協議。
香港獨立處理對外事務權力 附件一第11條:在外交事務屬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原則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代表,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的成員,參加由中央人民政府進行的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直接有關的外交談判。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在經濟、貿易、 第150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代表,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的成員,參加由中央人民政府進行的同香港特別行政區直接有關的外交談判。
第151條:香港特別行政區可在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遊、文化、體育等領
金融、航運、通訊、旅遊、文化、體育等領域單獨地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並簽訂和履行有關協定。對以國家為單位參加的、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適當領域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代表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的成員或以中央人民政府和上述有關國際組織或國際會議允許的身份參加,並以"中國香港"的名義發表意見。對不以國家為單位參加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參加。 域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單獨地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
第152條:對以國家為單位參加的、同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適當領域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派遣代表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的成員或以中央人民政府和上述有關國際組織或國際會議允許的身份參加,並以"中國香港"的名義發表意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參加不以國家為單位參加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已參加而香港也以某種形式參加了的國際組織,中央人民政府將採取必要措施使香港特別行政區以適當形式繼續保持在這些組織中的地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參加而香港已以某種形式參加的國際組織,中央人民政府將根據需要使香港特別行政區以適當形式繼續參加這些組織。
第156條:香港特別行政區可根據需要在外國設立官方或半官方的經濟和貿易機構,報中央人民政府備案。
香港政府自行制定不同公共政策的廣泛權力 附件一第6條:香港特別行政區保持原在香港實行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貿易制度。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制定經濟和貿易政策。
附件一第10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制定有關文化、教育和科學技術方面的政策,包括教育體制及管理、教學語言、經費分配、考試制度、學位制度、承認學歷及技術資格等政策。 第119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制定適當政策,促進和協調製造業、商業、旅遊業、房地產業、運輸業、公用事業、服務性行業、漁農業等各行業的發展,並注意環境保護。
第136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原有教育制度的基礎上,自行制定有關教育的發展和改進的政策,包括教育體制和管理、教學語言、經費分配、考試制度、學位制度和承認學歷等政策。
第138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制定發展中西醫藥和促進醫療衛生服務的政策。
第139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制定科學技術政策,以法律保護科學技術的研究成果、專利和發明創造。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確定適用於香港的各類科學、技術標準和規格。
第140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制定文化政策,以法律保護作者在文學藝術創作中所獲得的成果和合法權益。
第142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保留原有的專業制度的基礎上,自行制定有關評審各種專業的執業資格的辦法。
第143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制定體育政策。
第145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原有社會福利制度的基礎上,根據經濟條件和社會需要,自行制定其發展、改進的政策。
第147條: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制定有關勞工的法律和政策。
總括而言,本文用上相當篇幅論證香港的「自治共同體」地位,目的是要指出「左翼論者」的基本盲點,在於忽略了香港作為「自治共同體」這個至關重要的討論脈絡 — 因為正視我城的「自治共同體」地位,應是討論香港任何公共政策的基本前提。
【香港「自治共同體」的基礎,在於實施有效「邊界控制」】
「左翼論者」對「本土主義」的一個常見批評,是指任何對外來人所施加的限制(不論限制的對象是新移民、自由行旅客或走私客等等),都是「鼓吹歧視」(左翼21)11和「排斥外來人士」(林兆彬語)12,甚至將「本土主義」與「義和團」、「法西斯」和「惡魔」(區龍宇語)13等相提並論。
我們認為「左翼論者」的基本盲點,在於忽略了「邊界控制」(Control of boundary)乃「自治共同體」有效運作的基礎。
事實上,近年引發港陸矛盾的政策議題,不論是新移民福利、自由行、走私客、雙非孕婦及雙非兒童等等,乃至一些所謂「本土優先」的政策例如限奶令,本質上都關乎「邊界控制」的問題,包括應否實施或加強某種「邊界控制」(包括、但不限於人及貨物)。從這個角度看,港陸矛盾的核心問題,在於「我們基於什麼原因證成群體對邊界的控制」。關於這點,「自治共同體」理論是整個討論的出發點。承接上述討論,學者Jorge M. Valedez定義的「自治共同體」,是一個能夠制定和實施決策的群體,包括經濟規劃與社會資源分配等決策的政治群體。然而,要履行上述功能與實踐自治,「自治共同體」就必須對其邊界有著實質的控制權—因為從「制度能力」(Institutional capacity)的角度看,若然一個「自治共同體」沒法對人口或貨物流動進行準確的預測,它根本無法進行有效的長期規劃,而快速及不受控制的人口流動,只會令所有政策規劃淪為空談14。看看香港在實施「自由行」和「一簽多行」後,數以千萬計的大陸旅客來港購物,將香港街道擠得水洩不通、公共運輸系統遠超負荷,正正說明「邊界控制」是一個「自治共同體」得以有效運行的核心基礎。
讀者或許會質疑,我們為出入境人數定下限額(一如單程證的每日150人限額),是否就代表,缺乏有效「邊界控制」所帶來的問題會迎刃而解?事實上,「邊界控制」除了是關乎「外來人口數量」的實務問題,更加是「誰決定誰能加入群體成為成員」(Membership)的政治問題,而「社會互信」(Social trust)就是背後的關鍵。誠如David Miller所指出,「社會互信」對於一個有效運作的政治群體至關重要。政治群體所推行的社會政策,往往有賴於其成員的合作;而一定程度的互信,則是有效合作的基礎。由於履行政治群體的義務時,往往有著一定成本,因此人們在履行義務同時,必須相信群體內的其他成員亦會信守相應的義務,不然社會合作將無從說起。例如,若某群體需要通過稅項以進行財富再分配為有需要人士提供協助,群體的其他成員在提供協助時,往往基於一個信念:日後當他們也需要尋求援助時,其他社會成員同樣會為他們提供「相互性援助」(Reciprocal support)15。即使每一個社群社會互信的來源基礎或有不同16;但幾近可以肯定的是,若然某社群無法為成員的加入設定某些條件限制,成員之間的信任將難以維繫,以致政策不但無法實施、就連社會公義、財富再分配等偉大理想,也將難以實踐。當下香港社會,其實特別需要這種「社會互信」,原因是很多人擔心香港社會已因各種議題紛爭變得「撕裂」。
2013年的綜援撤限案就是明顯例子。事實上,不少港人並非反對為窮人提供援助,但是在現行制度下,單程證的受理、審批及簽發均由中國大陸的公安機關按大陸法律、政策及行政法規所進行,香港人在整個過程中完全無權過問。換言之,大陸新移民的加入,沒有經過任何程序取得港人的認可。反對綜援撤限者的邏輯,就是大陸新移民既然從未被港人認可為香港一分子,就不應享用屬於香港的資源。即使「新移民騙綜援」等指控未必合理,但這爭議卻正正凸顯出「社會互信」喪失的後果,以及「社會互信」對於政策順利執行的重要性。可惜,「左翼論者」在討論移民、貧窮、社會褔利、財富再分配等問題時,卻忘記上述議題需要放在香港的實際背景進行討論,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香港作為一個「自治共同體」,政策的有效實施必須建基於「邊界控制」這個核心問題。
【人權自由的行使並非毫無限制,普世價值與本土利益不是二元對立】
「左翼論者」不但未有意識到香港作為一個「自治共同體」、必須實施某種的「邊界控制」的核心議題,他們甚至會高舉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並將之凌駕於「本土利益」,對種種實施「邊界控制」的意見加以攻擊。其中,港陸家庭團聚是「左翼論者」特別重視的一個議題,他們往往以「家庭團聚是國際基本人權」為道德基礎,嘗試論證大陸人來港的移民權17。
本文認為「左翼論者」的盲點,在於不恰當地把「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的行使看成毫無限制,並將所有對行使這些權利的限制,都看成是不公義。這種認為人權自由不容受到任何限制的想法,恐怕也是一種對權利的誤解。
「人權」、「自由」無疑至關重要,但權利的行使,即使在最自由的國家也非無所限制。事實上,絕大部份人權也並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絕對」(Absolute)概念,而是「一個相對程度的問題」(A matter of degree)18。我們的關注重點,應該是保障人們能行使「足夠」(Sufficient)程度的自由、並免於不合理限制19;假如某一種自由的行使,會與其他自由或「重要利益」(Vital interest)相左,某些對自由行使的限制也並非不合理20。例如,我們普遍接受私有產權與私穩對人們至關重要,所以我們不能未經業主的許可便移動到私人地方。這些規定無疑變相限制了他人行動自由的行使(可供自由行動的範圍減少),但我們不會簡單認為行動自由因此受到侵犯21。
同樣地,正如前述,一個「自治共同體」對邊界的控制權,對推行公共政策至關重要,因此假如該「自治共同體」在入出境上附加某種限制以保障其成員的福祉,只要理據合理充份,也不一定是有違人權。如此看來,所謂的「普世價值」與「本土利益」並非不能調和;同時,他們對人類福祉亦各自有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因此,我們在思考政策時,問題的核心並非「本土利益與普世原則誰比誰優先」,而是「有否對本土利益和普世價值同時給予合理且充份的考慮」。本土未必永遠優先,普世也不一定具凌駕性22。
【「世界主義」思潮值得商榷,思考「同等道德關注原則」】
至於部分「左翼論者」宣稱「人人有權選擇在何處居住和生活」,這種帶有「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色彩的論調,也不無商榷餘地,應該加以避免。跟自由主義一樣,世界主義以平等作為出發點,立場上卻比某些自由主義更進一步。世界主義者認為,基於「同等道德關注原則」(Equal moral concern),每個人尋求「福祉發展」(Flourishing)的利益,亦應被給予同等重視。同時,生為不同國家的國民卻往往代表著不同的發展機會,他們遂認為世上所有人均應當能夠隨意跨越國界以實踐個人發展及享用地球資源的平等權利。部份世界主義者甚至認為,國民身份以及其附帶權利本身就已經是一種不平等待遇23。因此,他們支持一種開放邊界(Open border)政策,認為所有邊境限制都不該的。然而,這種想法在理論層面也許說得動聽,在實際運作方面卻面臨種種問題。為此,Jorge M. Valedez在其文章中,就從「自治共同體」的理論出發,指出「世界主義者」的三大盲點24:
一、Jorge M. Valedez指出,在思考「自治共同體」對外人的義務時,「共同體」對現有成員的「固有承諾」(Promises that they have made to their members)必須納入考慮。任何「自治共同體」都必定有一定的運作歷史背景,而該歷史往往包含過去各成員就社會貢獻和分配所作的集體決定,甚至為此而作出的個人犧牲,其他成員亦會因而作出種種合理期望,甚至以此為背景制定人生目標。因此,這些承諾的履行對所有成員的個人發展和福祉至關重要。正如前述,若然共同體無法為人口流動加諸某種限制,隨著「制度能力」與「社會互信」的喪失,它亦難以再履行對現有成員的「固有承諾」(例如提供社會福利援助),亦必將令整個「自治共同體」變得「無法持續」(Unsustainable)。
二、此外,Jorge M. Valedez更提出一個有趣的觀點:即使我們認同「移民權」,不同的移民之間在道德上也應有優次之分。而最應該有優先權的,乃受政治迫害或無處容身而逃離家園的國際難民,因為他們的福祉,比所有其他國家地區的固定居民,更得不到應有的保障25。同時,亦因為世上每個共同體都必不能容納所有希望移居到該處的移民。因此,當我們為國際難民給予優先性時,邏輯上亦必預設了某種邊境控制的機制。
三、最後,必須指出的是,反對「開放政策」與支持「邊境控制」,既不代表認為「本土利益凌駕一切」,也不代表我們能夠無視外人的合理利益。相反,正如Jorge M. Valedez指出,「自治共同體」的道德基礎,在於其「實務優先性」(Pragmatic priority)—若然自治不能確保,一切其他具道德意義的價值亦將無法實踐。同時,亦因為國界、國民身份及每國天然資源數量的「隨機性」(Arbitrariness),「同等道德關注原則」亦預示了共同體成員對外人的某種道德責任。例如,共同體有道德責任為缺乏天然資源的地區提供一定程度的援助;我們需要對歷史上被不公平對待的社群提供某種補償;以及確保各共同體在國際合作中有公平的參與權等。
事實上,「同等道德關注原則」對香港的新移民討論亦有一定的啟示。現時,在香港有關討論往往只著眼於移居者及其在港親友的褔祉,卻忽略了移民對「目的地」(Destination)及「原來國家」(Country of origin)居民可能產生的各種「正面和負面」(Positive and negative)影響。基於「同等道德關注原則」,我們理應對所有人的重要利益有同等的關顧。換言之,在思考問題時我們應該「全面考慮所有受移民影響的人的福祉」,其中移民的利益固然重要,但「目的地」及「原來國家」居民的褔祉也應給予同等重視。因此,我們在討論香港移民政策時,不論是「新移民」還是「香港人」,忽略其中一者在道德上也是說不過去。
【本土主義不是排外而是排中,是香港人最後的吼聲】
歸根究柢,「左翼論者」對「本土主義」的根本誤解,在於他們不明白本土派其實不是排外(即一般意義的外來者)、而是排中(即天朝中國),也看不到北京就是對香港「自治共同體」地位構成的最大威脅。
正如學者黃國鉅指出,現時香港的「本土主義」並非純粹排外,也非種族主義:「他們不仇恨菲傭、不歧視印度人、更不會針對西方人」 26,「本土主義」所針對的,更多是那些不會說粵語、不接受香港價值、相傳被中共「洗腦」、將香港視為「中共殖民地」的大陸人。事實上,在不少本土派眼中,認為那些接受香港語言、文化與核心價值的南亞裔人士,甚至比大陸人更「香港」27。這種對所謂「中國」的排斥,其根據就是自由、法治等核心價值以及香港的獨特性28,實際上就是對近年北京走向「天朝主義」、日趨以強硬路線治港的一種集體反彈。
當然,要說所有大陸人都是中共再殖民香港的工具,難免以偏概全;而部分「本土主義」的抗爭行動,也許是過猶不及的躁動。但這些在「左翼論者」眼中的「義和團」和「法西斯」行為,大抵是任何「本土主義」在初生過程中,往往難以避免的沙石。如果個別「左翼論者」只懂把個別「本土主義」的盲動,隨意抽出來鞭撻一番;卻無視「本土主義」的核心訴求,其實是抵抗北京的天朝帝國主義,那麼他們不單是水平有限錯判形勢、見樹不見林搞錯問題焦點,客觀上也會成為天朝中國再殖民香港的開路先鋒。
「本土主義」,是香港人面對天朝中國步步進逼下發出的最後吼聲,只為守護我城彌足珍貴的「自治共同體」地位。
1 Miller, David. On Nationality,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引文為作者所譯,原文為“People of liberal disposition are left unsure how they should react to such events. They are likely to sympathize with the idea that separate nationalities should be able to govern themselves in the way that they prefer; but they are repulsed by the strident, sometimes almost racist, form that nationalism often takes in practice, and they will throw up their hands in despair when asked to resolve the practical problems that arise when populations are intermingled, or when two nationalities make claim to the same territory ... Some of these problems may indeed prove to be insoluble; but in other cases careful reflection on the nature of nationality, and the legitimacy of the claims that it throws up, may help us to reach a defensible verdict.”。
2 為方便討論,這裡的「本土主義」泛指以保存香港現行政治社群為出發點的理論與說法。
3 本文所指的「左翼論者」,泛指「左翼自由主義者」和「左翼社會主義者」。我們明白兩者的分別,惟為方便討論,我們將兩者對「本土主義」的批評整合,並一併回應。
4 Jorge M. Valedez, Is Immigration a Human Right?, in Roland Pierik, Wouter Werner (eds) Cosmopolitanism in Context: Perspectives from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5 Jorge M. Valedez, Immigration and the Territorial Powers of Nation-States, Newsletter on Hispanic/Latino Issues in Philosophy, Volume 07, Number 2 (Spring 2008).
6 Jorge M. Valedez, Is Immigration a Human Right?, in Roland Pierik, Wouter Werner (eds) Cosmopolitanism in Context: Perspectives from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7 Jorge M. Valedez, Immigration and the Territorial Powers of Nation-States, Newsletter on Hispanic/Latino Issues in Philosophy, Volume 07, Number 2 (Spring 2008).
8 顧汝德:《官商同謀:香港公義私利的矛盾》(香港:天窗出版社,2011),頁110;有關殖民地管治的更深入討論,見鄺健銘:《港英時代 英國殖民管治術》(香港:天窗出版社,2011)。
9 同上,頁115-128。
10 Abanti Bhattacharya, Chinese Nationalism Contested: The Rise of Hong Kong Identity. Issues & Studies 41(2) (2005), p. 37-74.
11 李峻嶸:〈略談左翼在香港的困局和使命〉,《香港獨立媒體》,2015年4月28日,網址: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33777。
12 林兆彬:〈追求「港人優先」的同時,不能夠違反「普世價值」〉,《香港獨立媒體》,2013年10月28日,網址: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33565 。
13 區龍宇:〈愈反惡魔,自己愈變惡魔〉,《香港獨立媒體》,2015年3月12日,網址: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8666 。
14 Jorge M. Valedez, Immigration and the Territorial Powers of Nation-States, Newsletter on Hispanic/Latino Issues in Philosophy, Volume 07, Number 2 (Spring 2008).
15 Miller, David. On Nationality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90-93.
16 「社會互信」的基礎,可以源自某種共同的身份認同,也可以源自共享的歷史、文化甚至宗教信仰。個別社群的互信起源或有不同,難以一概而論,由於篇幅有限,我們無意在此深入討論。本文重點在於強調,某種加入資格的控制,對於互信的維持有著關鍵的重要性。
17 獨媒轉載:〈團結社會.團聚家庭 爭取審批權,還港公義自治〉,《香港獨立媒體》,2013年10月6日,網址: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8317 。
18 Miller, National Responsibility and Global Justice, p. 205-206.
19 例如,我們要確保社會上有足夠的活動空間,以使個體能夠過一個合理的生活。這個程度可能很高,但絕非無所限制。
20 這些原因,可以是其他個人權利與自由,也可以基於某些道德判斷。
21 作者認同「人權」、「自由」等價值無可取代。同時,作者亦絕非認為「人權」、「自由」可以隨意置換、為利益而犧牲。作者只是指出,即使我們認同天賦人權與自由,我們在行使這些自由時,也需要將其他合理因素,例如對其他人的權利、自由、福祉的影響納入考慮,並權衡兩者。至於哪些權利與哪些褔祉比較重要,則需要基於實際情況再作考慮,不能一概而論。
22 由於篇幅有限,本文無意在此深入討論新移民、自由行、走私客等議題。相反,我們只期望提出「對本土利益和普世價值同時給予合理且充份的考慮」作為思考港陸矛盾為大原則。而取回邊境控制權,則是香港人能夠「以香港為出發點思考港陸關係」的重要一步。
23 Joseph H. Carens, Alien and Citizens: The Case for Open Borders, Review of Politics 49:3 (1987), p. 252.
24 Jorge M. Valedez, Is Immigration a Human Right?, in Roland Pierik, Wouter Werner (eds) Cosmopolitanism in Context: Perspectives from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5 把這個觀點套用在香港,那些來到香港對尋求庇護的國際難民和酷刑聲請者,其實比那些港陸家庭團聚的人,應該有更強的道德基礎得到優先居留的權利,但相比之下他們卻得不到與大陸新移民同等的「道德關注」。
26 黃國鉅:〈從悲劇看香港的命運〉,《思想》第26期(台北:聯經出版社,2014),頁175。
27 其中,喬寶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28 黃國鉅:〈從悲劇看香港的命運〉,《思想》第26期(台北:聯經出版社,2014),頁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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