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許朱勝學歷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昨晚拜讀翁達瑞教授的文章，說句實話，高虹安立委的學歷並沒有什麼太值得爭議的地方。我瀏覽了一下高虹安的公開學術資料，頂多就是U Cincinnati的排名確實比較普通，而她的學術著作表現也不是頂尖而已。畢論有文法錯誤的地方，也不是什麼致命傷。至於她和指導教授處得好不好，這更是無跡可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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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翁達瑞教授並沒有這個本意，但有些人用彭文正式的「假博士」指控來質疑高虹安，我個人覺得是太過火了。當然，博士學歷造假或論文抄襲，那是牽涉到學術倫理與誠信的問題，是一開始就不可以犯的錯誤，跟學術能力無關。但「博士學歷是真的，只是學術能力馬馬虎虎」，我不認為這構成什麼大問題，一直追打下去只是模糊焦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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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學歷對於政治，本來就不是什麼必需品。就拿美國來說，從總統到參眾兩院到五十州州長，落落長一大串民選政治人物裡面，有研究型博士學位（PhD、MD-PhD、PhD in Law，請注意JD和MD不是研究型博士學位）的人，大概十隻手指頭數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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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點都不奇怪。研究型博士，本來就是培養皓首窮經，旨在把事物之道格式化、理論化的學術研究人才。而民選政治人物講求的是人與人的實際接觸，不講太多高深的政治理論，而是在實踐中不斷適應成長。這兩條職涯路線本就搭不在一起，甚至可以說是互相矛盾的。陳建仁、李遠哲、翁啟惠來當區域立委，表現不見得會好到哪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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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或許是儒家士大夫觀念使然，「博士學歷」這樣的人設，在台灣的選舉當中還是相當吃香。高虹安就很大程度受益於這個「博士級大數據專家」的人物設定。事實上民眾黨也很想把自己定位在這種「小清新知識藍」的路線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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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沒什麼不可以的。雖說民進黨已經取代國民黨、整個攻佔了「執政菁英」的生態位，但台灣的中產階級知識份子界還是偏藍底的；「知識藍／姿勢藍」光環雖已褪色，不足以執政但還有一定的市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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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也因為如此，高虹安跟朱學恆的「塔綠班」事件，才更令人感到哭笑不得。「塔綠班」事件發生到現在好幾天了，我個人都沒辦法評論什麼，因為整件事情瞎到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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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綠班」事件是嚴重破壞高虹安與民眾黨的人設的。即便我那些滿滿黃白藍工程師粉的新竹同學圈，對高虹安此舉也很難吞下去。如果高虹安真的覺得自己的博士學歷，是重要的政治資產的話，她應該做的事情，是怎麼樣讓自己的見識配得上自己的學術頭銜。但一段時間看下來，高虹安常在立院質詢台上擺出知識份子的架子，深入看她的質詢卻往往失準而謬誤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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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是有點可憐高虹安的。她在立院的表現，配不上她「博士級大數據專家」的人設；而她糟糕的表現與議題掌握能力，也讓老東家郭董對她有點敬而遠之。情急之下，她會想要從鄉民的聲量裡面尋找出路，也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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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來看，跟朱學恆合作可以給自己低迷的聲量打雞血。但是這種廉價聲量就像吸毒一樣，可以帶來一時的興奮度，但也宰制了你往後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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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會說話，但人也會被自己說出來的話制約。「塔綠班」「聖蟑士」，我們姑且不談這些詞眼審不審美，這樣的語言其實反映出來的是一種陰暗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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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在講「塔綠班」的時候，其實是把自己毫無必要地框在了一個受害者哭哭的心態裡。當你在講「聖蟑士」的時候，就像上報主筆李濠仲先生所憂心的那樣，你已經不把對方當人看；而政治是人與人的溝通，當你把對方「非人化」的時候，等於是自己斬斷了溝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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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會拿著槍押著你不准提出異議嗎？顯然不是。民進黨還是一個民主制度框架下的政黨，甚至很多時候，是拘泥民主到一種優柔寡斷、軟弱退讓的程度，藻礁議題就是最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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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真的想要戰勝民進黨，大可以堂堂正正地，提出跟民進黨不同的見解，民進黨是封不了你的口的。但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你要表現出政治上的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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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仲敬說得很好：「政治上成熟的人首先就是要講替代品。我要反對什麽，我一定要拿出一個比它更好的東西，這就叫做政治上的成熟，否則你一定會越鬧越糟。你鬧掉了原來的東西，多半就會得到一個比原來更糟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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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嬰的哭鬧是最大聲的，但它除了能把所有人鬧到心浮氣躁以外，無法給台灣這個大家庭帶來任何的建設性。當你用「塔綠班」的語言來把自己框限在受害者心態，再用「聖蟑士」的語言來把對方非人化、非溝通化的時候，你所呈現出來的形象，就是政治上不成熟的巨嬰。而無法長大的巨嬰，是扛不起執政的重責大任的，甚至連一個合格的在野黨都當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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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很明白，我講了這麼多只是徒勞。現在檯面上看起來，也只有民進黨、台灣基進的心態比較成熟可期待而已。藍白黃等黨已經自己把自己陷入了「巨嬰化」的路線，救不回來了。這條死路走到最後，就會像劉仲敬講的：「傳統的忠誠維持不了一代人的時間…很快就要變成影響力跟現在的新黨差不多，活動方式跟清末的同盟會差不多，要依靠類似天安社這樣的黑社會組織到處刷存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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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為從一個「博士級大數據專家」立委身上，可以看到更多政治上的成熟度。但現在看起來，我們恐怕再一次失望了。

「國家的國寶」陳垣：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的污點｜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11月12日，亞運會開幕當天，也是中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11月21日，國內數十位在陳垣研究、史學研究方面卓有實績的專家學者齊集中山大學，追憶研討這位廣東籍學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的學術貢獻。

陳垣先生的長子陳樂素、嫡孫陳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新會陳氏」祖孫三代均在史學領域內蔚為大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陳智超先生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並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一、「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句話是他在什麼環境下講的？他做過哪些努力？

陳智超：這話他不止講過一次，並不是一句即興或者偶爾的話。最早應該是1921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會議上。他當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陳老師(援庵)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羊城晚報：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過這個觀點。

陳智超：1929年，陳垣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兼任過一段時間歷史系主任。他的學生柴德賡回憶說：「援庵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達為憾，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本新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到我的書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適在日記裡提到：陳垣問我，漢學正統這時候在西京，還是在巴黎呢？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人就相對嘆息，希望在十年之後，把漢學中心奪回到北京。

羊城晚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陳垣先生一位。

陳智超：對，包括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諸位先生，都深以為憾，並且有緊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學生朱海濤回憶，「九．一八事變」以後，學生問陳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他就說：「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起來的，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們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二、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祖國

羊城晚報：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對陳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們也看到，陳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餘錄》，以「劫餘」二字表達對斯坦因、伯希和這些西方漢學家某些行為的斥責。那陳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沒有過交集，他們的關係如何？

陳智超：伯希和確實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稱讚援庵先生，都有記載留下來，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於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伯希和檔案中，發現有陳垣先生給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來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冊。你請我送給王國維先生的單行本，我也轉交了，但很可惜，轉交三天之後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從這裡就看到伯希和、王國維與陳垣三人之間的關聯。

他們兩人有證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過摩尼教，來華在福州時聽一位龔先生說，在福州烏石山有兩塊摩尼教的碑，但沒有來得及去看。後來伯希和就寫信給陳垣先生，托他有機會再查找一下。陳垣先生的助手樊守執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辦事，於是囑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後還是沒有找到。

羊城晚報：看來他們之間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託付辦事的關係。

陳智超：應該說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來中國，當時他把俄國博物館館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給中國，中國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也參加了，而且還回答他的問題，這封信都保留下來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撰寫《敦煌劫餘錄》大概也就在上世紀30年代吧？

陳智超：這部書是1931年出版的。為什麼叫「敦煌劫餘錄」呢？是因為敦煌的這些經卷，後來藏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是經過斯坦因、伯希和掠奪之後，剩下運到北京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陳垣先生在助手幫助下，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清點了一次，編出了這部目錄書，這應該說是敦煌卷子裡面最早的、最科學的目錄。

出版的時候，陳垣先生在序言裡點名批評伯希和：「(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有人當時就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劫餘」二字過於刺激了。但是他說不行，「劫餘」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所以堅持不改。你說伯希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情？當然知道，而且後來二人確實見了面，伯希和還是對他表示敬意。從此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在外國人面前，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而不是奴顏婢膝，才能得到對方的尊重。

羊城晚報：那麼陳垣跟伯希和的關係，如果單純從個人層面來說，還是比較友好的。

陳智超：學術沒有國界，但是學者是有祖國的。伯希和是西方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但也是掠奪敦煌文物最精的一個人。此人有他的兩面性：1933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來華，希望他也能訪問日本，但他為了表示對日本人侵略東北的憤慨，取消了赴日行程。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時，陳垣先生還寫信給傅斯年表達了惋惜之情。


三、治學無捷徑，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恆

羊城晚報：我們看很多關於陳垣先生治學的文章，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響後代，其治學之道也給今天的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示。

陳智超：我看啟示應該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個大前提，從陳垣先生有志學歷史開始，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觀念：作為歷史學家要有一種自覺，要喚醒國民的歷史觀念。什麼是歷史觀念？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在他那個時代，就是不能忘記外國的侵略，不能忘記中國的光榮傳統，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抗擊侵略的氣節。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這一點是首要的。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做學術不僅憑興趣，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要有家國之思、民族之念。

陳智超：這一點很重要。另外，他強調治學無捷徑，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恆。比如說有四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實在痛苦。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因為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陳智超：他強調，歷史學者就應該對歷史負責，要求真，不能去編造歷史。為了求真，有些問題就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陳垣先生倡導文章不要急於發表，「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認為如此一來，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二者或許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經重金購買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過程，了解前人怎樣做學問。還有，他要求「不說閒話，力求創新」，提倡「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閒話不說或少說。」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這些思想和親身實踐對當今學術界是有借鑑意義的。


四、長居北京，與嶺南割捨不斷

羊城晚報：還想向您請教陳垣先生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關係。首先，出身於一個務實的廣東商人家庭，對於他的人生和治學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陳智超：應該說有很深的影響。祖父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他前兩代是經商，再前面恐怕就是農民。同輩也有很多經商的，但他從很小就喜歡讀書，雖然沒有家學淵源，也沒什麼師承可言。

祖父當時看書，並不限於只看四書五經，尤其喜歡讀史籍。於是長輩裡就有人指責他不務正業，但是曾祖父還是「購書無吝」。例如他十六歲那年，買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兩銀子，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報：家庭給了他比較殷實的經濟基礎，父親又給了他寬鬆的讀書環境，這是家庭的影響。那麼地域方面呢？

陳智超：廣東這個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強侵略，另一方面歐風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歲以後就到了廣州，當然跟在新會時大不一樣，接觸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濟醫學堂和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求學任教經歷也十分重要。這幾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嚴格訓練，對祖父後來的史學研究起了積極作用。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封家書中曾說：「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雖然有點自謙，但這也確實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報：那他為什麼後來就長居北京了呢？

陳智超：他中間也曾短期回鄉，但應當承認，定居北京對他一生來講，有很大的影響。那時不像現在，即使你在窮鄉僻壤，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個時候就不一樣，要看《四庫全書》，在廣東行嗎？要跟第一流的學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這個便利。

羊城晚報：那他思念廣東嗎？

陳智超：很思鄉。這種思念，甚至包括到具體的食物，如燒鵝、土鯪魚等。家鄉的災害他很掛心，而且對廣東學者也非常提攜，比如說岑仲勉先生，本來在廣州一所中學當老師，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給我祖父，他馬上就轉送給了陳寅恪、傅斯年諸先生，直至將岑先生一步步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

羊城晚報：您祖父在北京時，還說粵語嗎？

陳智超：在家裡他一直都說粵語。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長的子弟，也一定要學廣東話，有時候還會親自教。在廣東的子女，也要想辦法學官話，甚至連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來上小學。


五、「二陳」比較研究，應不帶偏見

羊城晚報：今天的研討會也有很多學者提到了陳垣和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比較，這也是近年來比較「熱門」的一個課題。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

陳智超：我的看法是，我們要實事求是、不帶偏見地去研究。有些人連兩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沒看過，就發表議論，這不大合適。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學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師散步的時候，陳先生講，我就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王國維先生，第二位就是陳垣先生，他「學問踏實，德才兼優」。陳寅恪先生在給陳垣先生的信中，稱他為「大師」，據我所知，這樣的稱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對陳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給我父親的家書裡面描述，自己怎麼希望陳寅恪先生給他寫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寫這個序言。這種推崇不是虛名和客套，他們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報：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寅恪先生寫出了《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這些皇皇大作，但陳垣先生的論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們會從這些比較上得出某些結論，您怎麼看？

陳智超：首先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陳垣先生比陳寅恪先生大十歲。其實，並非1949年後陳垣先生的論著戛然而止，他最後一部大的著作《通鑑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時他已經66歲。當時他在家書裡面就多次流露「將軍老矣」。

羊城晚報：是不是也有身體不好的原因？

陳智超：一方面當時關於輔仁大學的爭奪很激烈，梵蒂岡要停發經費，輔仁還有三千多師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誰管？這裡面的鬥爭牽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確實身體狀況不樂觀。1953年祖父給冼玉清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四九年以後因為各種事忙，沒有時間寫學術文章，我正要寫了，結果右手麻木了；請蘇聯專家醫生看過，說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後陸續又住了八、九次醫院吧，1964年還動過一個大手術。健康狀況不允許了。


六、陳垣還擔負相當的社會工作

羊城晚報：新社會帶給他的震動應該也很大。

陳智超：這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原因。他經過了晚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日本人統治，曾經一度對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成立以及抗戰勝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後都失望了。解放以後為什麼他轉變很快，並不是因為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而是因為看到了現實。我老引這段話，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

「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後，你看見些什麼和以前不同？我告訴他，看見的先不說，我告訴你看不見的。解放後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伕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更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的確是歷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羊城晚報：那麼他在學術上主要做了什麼？

陳智超：1949年之後，祖父主要做了兩件大事：因為他原來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或者在雜誌上發表，現在全部由國家出版社排印出版。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後精心修改過，並且重新整理的，這是一件工作。另外，就是著手整理《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這是很大的工程，但沒有來得及完成。

羊城晚報：此外，陳垣先生的社會工作也相當繁重。

陳智超：是的，他關心史學教育，繼續指導學生，為出版社審稿，還當著幾千人學校的校長，這都佔去相當的精力。以前的幾十年，他每天凌晨四時起床讀書寫作，晚上九時就寢，生活很有規律。但解放之後，因為不斷參加各種會議，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二陳在解放後的身份迥異，所以他們承擔的職責也是很不一樣的？

陳智超：對。陳寅恪先生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學院式的學者，陳垣先生有相當的社會活動，而且還是一位教育家，這個區別客觀存在。

羊城晚報：二人原先在學術上經常交流，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交情還在嗎？

陳智超：這種交往一直沒有斷。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後來因為陳寅恪眼睛失明，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還是互相關心的。1953年12月，陳垣給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寫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間商酌，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寅恪先生最為合適。今聞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頗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陳垣問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可以照顧，甚善。」可見其關心。

七、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

羊城晚報：最近您主持編輯的《陳垣全集》出版了，人們發現書中收入了他生前寫的一個內部檢討材料，裡面交待了有關「曹錕賄選」的情況。

陳智超：我始終不把祖父看做一個完人，更不是把他看做聖人。他就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教育家、愛國者。他參加曹錕賄選是在1923年，我在全集裡面特別收了他寫的一個內部檢討，當時領導並不要求、也不希望他公開檢討，是他自己寫的。我把這篇文章也發表了。我覺得，既然是全集，就要反映全面。他自己一直認為，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我也不能給它抹掉了，我保留這封檢討，是讓人家全面了解他，他不是完人，也曾走過彎路。

但是，評價一個人的一生，看他的全部，要看他的晚節。就在參加賄選的同年，他寫了被蔡元培先生稱為「石破天驚之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後來又被推舉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和故宮博物院理事，為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與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鬥爭，一度還被捕並遭軟禁。上面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稱他「德才兼優」，也是在「賄選事件」之後。從這些也可看出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

羊城晚報：那麼這件事到底當時是個怎麼回事？

陳智超：當時陳垣是國會議員，是拿薪水的，而且這個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由於連年戰爭，薪水已多時未發，後來得到通知說要補發欠薪了，也同時要求他們參加選舉。這是他終身的憾事。

八、三次婚姻與感情生活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出生在一個大家庭，有兩位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在感情方面，他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陳智超：陳垣5歲時，父親把他過繼給了去世而沒有子嗣的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說，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裡去吃飯。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有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自侍奉母親而內疚。

年輕時陳垣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在廣州時被稱為「靚仔垣」。還有人提到這麼一件事：由於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又擅長演講，陳垣的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豔」，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羊城晚報：他為什麼會有三次婚姻呢？

陳智超：1913年因赴北京從政，陳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原名「珍安」，識字不多，裹過小腳，因為祖父又字「圓庵」，所以祖母后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但他們兩人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祖父來京後兩人就沒有再生活在一起。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就常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因為祖父過繼時是「兼祧兩房」，所以又娶了二房吳淑媛，比他小四歲，但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出現巨大矛盾而分居了，後來徐夫人跟隨所生的兒子陳容到了天津生活。

對於身在天津、廣東的兩位妻子，祖父一直寄生活費。直到1966年5月，她們兩位在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先後去世，祖父這時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晚年，他的女弟子劉乃和成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長期相隨。二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陳智超：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我的妻子曾慶瑛教授曾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用了專門一節全面談到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相關內容。



大師陳垣

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曾被毛澤東稱為「國家的國寶」，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

陳垣先生於1880年出生，六歲至廣州讀書。早年曾考科舉而名落孫山。在博濟醫學堂學過西醫，後創辦並入讀光華醫學堂，並留校任教。

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創辦《時事畫報》，反對滿清專制、外國侵略，以觀點立場激進而著稱。辛亥革命後，當選民國眾議員，從此定居北京，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1917年，38歲的他發表第一篇學術著作《元也里可溫考》，開闢了宗教史研究領域，當即震動學界，一鳴驚人，由此開始學術生涯。

抗戰淪陷期間，他閉門研究，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1949年，他選擇留在大陸，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病逝於1971年。

作為史學大師，他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據學、校勘學、歷史文獻學上獨創甚多，學術建樹影響至今。

作為教育家，他從教74年，從傳統私塾老師到現代大學校長，前後執掌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46年。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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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剌加的建國｜知史百家

安煥然

《明史》、《明實錄》等中國史籍記載的「滿剌加」，就是我們熟知的馬六甲王朝。為便於區別今之地名「馬六甲」，及中國文獻記載葡萄牙人在16世紀佔領後的「麻六甲」，本文以「滿剌加」來指稱這個崛起於15世紀的馬六甲王朝。

大概在5世紀，東西海上交通的樞紐已漸由馬來半島北端的克拉地峽南移到馬六甲海峽，促使直接性的東西海上通航漸趨形成。馬六甲海峽通航地位的躍升，使馬六甲海峽兩岸及爪哇沿海一帶出現了許多的港市國家，爭相奪取馬六甲海峽的制控權。

首先是室里佛逝（Srivijaya，即中國文獻上的佛逝國或三佛齊）。這個強大的國家於7世紀至12世紀控制馬六甲海峽和巽他海峽。宋代周去非《嶺外代答》指稱當時的室里佛逝是「在南海之中，諸蕃水道之要沖也。」凡是從爪哇、阿拉伯、印度各地的商船「無不由其境而入中國。」

12至14世紀，隨航海技術進展以及各項主客觀因素和條件的成熟，這時期是中國、阿拉伯海上活動頻繁極盛時期。尤其是南宋中國民間海商的積極下海，更是開拓了海洋貿易的新紀元。

但在東南亞海域，室里佛逝勢衰，馬來半島和島嶼東南亞各地的新興港市國家紛求自立，馬六甲海峽的壟斷利權也出現真空局面，出現了多個分散的港市小據點，例如吉打、單馬錫等隨之崛起。至14世紀中葉，爪哇滿者伯夷和暹羅阿喻陀耶日強，各從南北兩個不同的方向，展開了對馬六甲海峽控制權的爭奪，而滿剌加就是在這種幾乎無從發展空間的情勢下，在此時建國的。

滿剌加的建國，除了廣為人知的「鼠鹿的故事」傳說之外，大抵還有幾個版本。有說滿剌加開國之君原是新加坡拉王朝的第五代國王，被爪哇侵佔，北逃至麻坡，再抵馬六甲建國。又有一種說法，滿剌加開國之君拜里米蘇剌原是室里佛逝巴林邦（巨港）的王子，受到爪哇滿者伯夷的進攻，逃到單馬錫。單馬錫國王收留了他，但8天後，拜里米蘇剌竟殺死了單馬錫國王，自立為王。暹羅國王聞訊，派兵攻打單馬錫，拜里米蘇剌敗逃麻坡，再抵達馬六甲建國。其建國時間大概是在1400年左右。

不論以上傳述，何者正確，我們可以綜合窺探，如此的情勢格局，反映了14世紀中後期，東南亞的兩大強國（暹羅和滿者伯夷）對馬來半島和新加坡所展開的爭戰，也是爭奪馬六甲海峽控制權的具體表現。

對滿剌加的建國，我們不得不從此情勢來探察。拜里米蘇剌抵達馬六甲時，馬六甲僅是個小市集，只有20、30個依靠打漁和打劫商船為生的海人(orang laut)聚落。鄭和的部下馬歡所著的《瀛涯勝覽》指說，滿剌加「此處舊不稱國，因海有五嶼之名，遂名曰五嶼。」

拜里米蘇剌所建之滿剌加，可說是在區域性的兩大強權（暹羅和滿者伯夷）窺伺下建國的。然而，自從哈奄烏祿於1389年逝世，爪哇滿者伯夷在Vikramavarddhana(1389--1429)時期陷入內戰，以致弱化了對其屬國的控制。是故，滿剌加建國之初，其深感威脅壓迫的，莫如北方之暹羅。馬歡《瀛涯勝覽》記載了滿剌加建國最初的困境：「（當時滿剌加）屬暹羅所轄，歲輸金四十兩，否則差人征伐」。滿剌加欲圖發展，首先就要設法擺脫暹羅的羈絆。

就在滿剌加建國不久，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來了。適時的中國，正好是朱棣發動政變，篡奪即位之際，是為明成祖永樂皇帝。彼時，明成祖一改其父明太祖朱元璋對外之鎖國政策，轉而採取積極主動的海外政略，極力擴大中華朝貢體制，多次遣使詔諭四方。鄭和之七下西洋，遂為滿剌加帶來了突破格局的機遇。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李屍朝鮮》第二季已經在昨天全部上線了
你們看了沒!!!!!

裴斗娜在劇中扮演的是醫女徐菲
她跟著醫員看病、照顧病患
直到醫員突然離世後發生了很多怪事
而她也從這些怪事中發現到不可告人的秘密

醫女跟宮女或許聽起來身份地位差不多
但醫女在朝鮮王朝的地位是非常低的賤民階級
跟宮女是完全不一樣的存在

徐菲在劇中堂堂正正無畏的模樣，才是她這個角色的看點
雖然身份低賤，但是卻不害怕受到威脅，對生死置之度外
雖然不受重視及照顧，但她不在乎那些階級與禮數
對她來說最重要的是找出生死草的秘密、找出拯救百姓的方法
這才是最迷人的部份

我的影片先介紹了醫女在朝鮮王朝中的身份地位與工作內容
看完我的影片後再去看《李屍朝鮮》
你就會更被徐菲的正義及勇敢而感動
推薦你們一定要看!!!!❤️

#netflix #李屍朝鮮 #韓劇


?推薦影片?
我的韓文學習法► https://youtu.be/OmJrRz5HzNI
網美拍照勝地─懷舊大稻埕► https://youtu.be/CPEBm6gDC-A
學韓劇裡用湯匙開啤酒► https://youtu.be/8mdl2e2cnK4
漢江邊吃泡麵喝米酒► https://youtu.be/AX8KpUdXMc0
用《太陽的後裔》學韓文► https://youtu.be/5bRdkFBRYF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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