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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P看時事】川普的震撼彈：從拒簽到簽署紓困案

川普在12/27/2020晚間，正式簽署了國會兩黨協商通過的紓困案。

這份法案有1.4兆是政府預算，而9000億才是疫情的紓困方案，川普在聖誕節前夕大力抨擊，表示自己相當不認同這項法案。根據ABC的新聞指出，川普對於大部分的指責都是針對政府部門的部分，但媒體都集中聚焦於他對紓困法案的反對意見：要求將每人$600美金的金額，提升為每人$2000。這中間當然要順便趁機罵中國，說這一切都是中國的錯（換言之，巄系阿共ㄟ陰謀啦！）

四分鐘的推特影片放了之後，川普便拍拍屁股去佛州度聖誕假期順便打高爾夫球，留下一個雞飛狗跳的白宮和國會山莊。

先來比對一下這次和上次的紓困法案差異，聚焦在川普所講述的美國人民拿回家的紓困錢（兩個法案的門檻都是在單身的$75000或已婚兩人的$150000，年收入以上的人則不得領取）：

★第一批紓困法案：總金額$2.3兆、每人$1200，夫妻兩人$2400，小孩$500、失業救濟金$600（為期16周）
★第二批紓困法案：總金額9000億、每人$600，夫妻兩人$1200，小孩$600、失業救濟金$300（為期11周）

題外話，我知道對丟了健康或工作的人來說，這是實打實的救命錢，但我也見證過也不少退休的長輩，一樣因為一年的「收入」不到$75000美金而得以拿紓困金，但財產豐碩，房子車子都有，拿了錢就直接放銀行，更別提甚麼刺激經濟的效應。有不少族群是真的不需要這筆錢，這樣大撒錢究竟有哪些是雪中送炭、哪些是錦上添花，況且不得而知。坦白說，我更希望的是這些錢拿去需要救急有需要的人，而不是廣泛撒錢給特定收入以下的族群。

回到川普的動機，在我看來，政治人物沒有真心實意，更多的是運籌帷幄和權謀思量。川普擺明直接打臉共和黨國會議員的動機為何，有許多揣測。Business Insider的一篇社論便提及，這是川普的復仇，因為不滿共和黨在這次總統大選翻盤訴訟上沒挺川普，又加上在上周之前，參議院黨鞭麥康諾在選舉人團結果出爐之後正式恭賀拜登，承認他是美國未來的總統，讓川普心理憤慨，於是便利用紓困法案開刀洩憤。

但我覺得這並不是全貌，更應該說，川普在為即將下台的自己鋪路。一方面為自己搏個美名，表示自己和千萬個受困且需要幫助的美國人民站在一起，提升他的好感度。另一方面，也順便給共和黨施壓，畢竟喬治亞州的選舉在即，共和黨禁不起分裂。從不簽到點頭簽名，我猜測在檯面下絕對少不了川普和共和黨的談判，條件目前不得而知，有可能是在他下台後給他舞台，或是在兩年後的期中選舉要保障他的人馬可以被提名。最後條件談攏，川普急轉彎，在法案失效的前夕下簽名。至於究竟是川普施壓於共和黨，還是共和黨逼他低頭，目前不得而知，且要看未來川普下台後，是否還得以在共和黨內擁有一定的勢力。

而紓困法案從頭到尾，就只是川普和共和黨角力之下的籌碼而已。

〈DrP看時事〉專欄以溫和的視角出發，視議題偶爾偏紅偶爾偏藍，完全主觀不喜惡看。台灣時間每星期五早晨準時上線，不想錯過發文的話請記得設定「搶先看」喔！

#DrP看時事 #紓困案通過 #川普總統 #美國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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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心病狂的法官？為什麼判無罪？—精神病無罪的前世今生】

　　去年一名年輕的鐵路警察處理民眾逃票事件時，被民眾持刀砍死，英勇的行為與其背負的結果，引起社會惋惜。嘉義地方法院經過長達7個月的審理，這名砍殺警察的兇手一審判決無罪。消息一出，各大媒體爭先恐後報導，把話鋒導向法官荒腔走板的判決。其中中視及中天新聞甚至還以「引共憤」的主觀感受作為標題，將人民的怒氣激發到最高點。

➡️殺人怎麼可以無罪？

　　「殺人就是有罪！憑什麼因為他有精神疾病就無罪？」

　　要澄清的第一點是，「無罪」是法律上的名詞，一個人依法應該判無罪，法官就應該判無罪。「無罪」從來都不代表法官認為做這件事是對的，甚至鼓勵大家可以多做。要判一個人有罪，在刑法的檢驗上，至少就有三個步驟。首先，被告所做的事情要確實是法律禁止的事情；第二，做這件事情不是基於正當的目的（例如自衛）；最後，還要這名被告具有「責任能力」。三個條件都要滿足，法官才可以判被告有罪。而這名兇手就是因為被法院認定「欠缺責任能力」，所以必須判決無罪。

　　至於兇手有精神疾病，就可以減刑或無罪的理由，要從刑法的基本目的說起。

　　回到你對死刑、坐牢最原始的想像，為什麼我們要把人關起來、甚至處死？在刑法學上，刑罰有幾個目的，其中最重要的是「預防」。一方面把罪犯隔離、教育，以免危害社會；另一方面嚇阻想做壞事的人不要去做，以免受罰。基於這個理由，刑法要處罰的對象，是明明有足夠的心智能力去判斷是非的當下卻「選擇」做壞事的人，這在法律上叫做「行為與責任同時存在原則」，換句話說，如果一個人在做「壞事」的時候時根本就沒有判斷是非的能力，是不應該處罰的。因為去處罰這樣的行為，根本沒辦法達到上面說的目的。因此我國也在刑法中規定：「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

➡️行為與罪責同時性原則的反動—原因自由行為理論的發展

　　「有精神障礙就無罪嗎？那我也去喝酒、裝精神病！」

　　上面談到看似「行為與責任同時存在原則」的鐵律，在現實社會中，遭遇到了一些挑戰。例如有人想要假借酒醉狀態殺人無罪，事先準備好犯罪工具、殺人計畫，藉酒讓自己陷入迷幻，順便壯膽，再去殺人。幾百年前人們就知道這個漏洞，把他稱作「原因自由行為」。因為如此，有的國家把兇手著手準備的過程的時候當作殺人行為的一部分去處罰，有的國家則認為自己把自己弄到精神異常而去犯罪的這種特殊情形，根本沒必要同情，不適用減刑規定。我國刑法在15年前，就已經把這種情形訂在法律中，直接規定這種情形，不能適用一般的減刑或不罰規定。

　　再來，要主張自己有精神疾病，導致應該判無罪，是要有科學證據的。在刑事訴訟上，要透過醫生或專家的鑑定，經過起訴的人與被懷疑犯罪的人兩方辯論後，法官依據證據及辯論結果，按照法律判決。正常人絕對不會想為了減刑而讓自己罹患精神疾病，或者有能力裝到能騙過醫生，相信我，那是非常痛苦的。精神疾病的診斷非常複雜，涉及生理、心理，要確定患有某種疾病，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常常患者自己覺得自己有精神疾病，醫師都不敢做出判斷。更何況這個案件中的兇手，在十幾年前就已經罹患思覺失調症的診斷紀錄。怎麼會突然覺得平時擔任發掘事實、拆穿各方謊言的法官，這時候瞬間腦波弱被騙過了呢？

➡️「刑罰」與「預防」的不當連結－重刑化的迷思導致保安處分的偏廢

　　「你說不要關他，那要怎麼保護善良民眾？」

　　如同我們對待年幼的犯罪者（例如少年）一樣，我們希望透過教育來取代刑罰，因為這正是最適合他們的。刑法中有考量到這種情形，對於因為精神狀態而判無罪的人，可以把他關在醫院中監護，取代刑罰。但是按照我國刑法規定，最長只能關他5年，法官不能隨意曲解法律規定判更久。

　　因此，與其罵法官恐龍，不如檢討為什麼法律所訂的其間這麼短。因為向來，很多人都把「預防犯罪」跟「重刑」直接連結在一起，最著名的就是「亂世用重典」這句話。可是，在法律規定不能處罰的時候，刑罰訂得太重，根本都沒用呢！最糟糕的是，你以為刑罰變重了犯罪率就降低，殊不知經過統計，根本沒有明顯作用（酒駕罪就是個很好的例子）。所以立法委員不斷修法，把各種刑罰加重（例如販賣毒品判好幾十年、酒駕一定要判徒刑），但卻忘了刑罰以外，把這種人關起來的保安處分根本置之不理。結果落得沒降低犯罪，還把人放出來的尷尬局面。

➡️回歸刑事政策的思考：建構完善的保護機制

　　對患者而言，關在小房間裡或者進入人群與人起衝突，都不是他們想要的生活。如果最後可以像正常人一樣品嘗人生的苦樂，融入人群，不危害社會，不正是患者與大眾追求的目標嗎？從法律政策而言，或許我們可以對兇手這樣的人延長監護年限（甚至終身）、規定必須要對社會沒有危害才能回歸社會；而從事前的角度，投入社會資源、建立人際關係，建立照顧者的責任，根本避免這名兇手踏上火車，是不是我們都不會對這件事惋惜與憤慨了？

➡️無罪判決改變的可能性

　　「法律還能怎麼做？我們可以怎麼做？」

　　本案目前只是一審判決，如果不滿判決，檢察官也可以上訴，請擔任二審的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改判（目前嘉義地檢署已經上訴了），可以向二審法官提出證據說明兇手的精神狀況可以受處罰，或者兇手自己明明知道有可能做出脫序的事，仍然拒絕治療或服藥，因此依照「原因自由行為」的規定，不減免刑責。

　　而作為公民的你，是否也應該敦促你的立法委員，去建立完善的法律，去隔離這樣的兇手，或者提早介入治療，避免憾事發生呢？如果又發生殺人案件，只要沒判死刑，又跟著喊「恐龍法官」，是不是只是放任無辜的人死亡，又嗜血地再找那可惡的人賠償根本沒辦法賠償的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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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 蔡宜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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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https://www.facebook.com/tonyfranktsai/posts/3804537916227752

<主給付義務、從給付義務與附隨義務：深入說明>

各位好，我是賴川。今天談給付義務群，這是六年來我不斷被問的問題，一次梳理完畢，我知道各位多少都看過相關討論，但還是建議大家對照手邊教科書重新一起來閱讀，尤其是標星號的爭點說明部分：

壹、主給付義務

主給付義務是指債之關係上自始確定、必備、並用以決定債之關係類型的基本義務。在契約關係上，主給付義務係民法第153條第2項的契約「必要之點」。例如：在買賣契約中，出賣人交付並移轉所有權，以及買受人給付價金之義務。

貳、從給付義務

從給付義務是指輔助主給付義務，以確保債權人之「履行利益」獲得最大實現或滿足之義務，惟從給付義務並非用以決定債之關係之類型。

從給付義務發生有三種原因，即法定、約定或基於誠信原則補充契約解釋而來。第一，基於法定者，如委任之第540條報告義務，以及第541條計算義務；第二，基於約定者，如醫院僱用醫師時，通常約定醫師不得利用夜間兼職看診，以確保醫師於日間之看診品質；第三，基於誠信原則而生者，如名種犬買賣契約，當事人縱未於契約內約定，但依誠信原則出賣人亦負有交付血統證明書之義務。

參、附隨義務

一、附隨義務之定義

◆◆◆爭點：附隨義務之定義為何？

（一）實務與傳統學說

我國實務及傳統學說認為，附隨義務，應包含「輔助功能」與「保護功能」二種不同型態，而非僅有為保護相對人之固有利益而已。首先，所謂的輔助功能之附隨義務，是指該附隨義務是為輔助主給付義務，而使債權人之「履行利益」可以獲得最大實現或滿足，至於保護功能之附隨義務，則是指保護相對人之固有利益不受侵害之義務。

由此可知，實務及傳統學說所定義之附隨義務，概念上更為擴張，不僅有保護相對人固有利益不受侵害，亦有輔助履行利益實現或滿足之功能。

但是，在此定義下，所謂的輔助功能之附隨義務，與從給付義務之內容幾乎無法區別。因此，實務與王澤鑑教授進一步指出，應以「得否獨立以訴請求」作為區分「從給付義務」與「輔助功能之附隨義務」的標準，得獨立以給付之訴訴請履行者，為從給付義務；反之，不得獨立以給付之訴訴請履行者，則為輔助功能之附隨義務。

（二）晚近學說

陳自強教授認為，附隨義務，又稱保護義務，是指債之關係於發展過程中，為保護相對人人身或財產之「固有利益」而生之義務，其與主給付義務及從給付義務是為確保「履行利益」之滿足或實現不同。

陳自強教授表示，實務與傳統學說之區分方法，似有疑問。理由在於，某一義務是否得獨立以訴訟訴請對方履行，不應繫於法學理論之操弄，反之，應認為只要某一義務在訴訟上能具體化而達可強制履行程度，且權利人有提起訴訟以請求履行義務之正當利益存在時，則應無不許其以訴訟強制義務人履行義務之理存在。此外，從給付義務與輔助功能之附隨義務，既然如此相似而難以區分，則實際上應也無區別之必要，故輔助功能之附隨義務，應直接歸類到從給付義務之概念中，至於附隨義務，則是專指保護相對人人身或財產之固有利益之義務。

二、附隨義務之重要爭議

附隨義務在實務上有三個爭議問題：（1） 權利人得否獨立以訴訟請求義務人履行附隨義務；（2） 義務人不履行附隨義務時，權利人得否主張同時履行之抗辯；（3）義務人不履行附隨義務時，權利人得否主張解除契約。

（一）附隨義務得否獨立以訴訟請求履行

◆◆◆爭點：權利人得否在義務人不履行附隨義務時，即於法院獨立提起訴訟而請求義務人履行附隨義務？

首先，傳統見解認為，附隨義務，並不適於強制執行，故無從事前以訴請求相對人履行其附隨義務，而僅能於債務人不履行附隨義務後，依不完全給付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而已。

然而，晚近學者認為，權利人仍得事前獨立以訴訟請求義務人履行附隨義務。舉例而言，陳自強教授表示，如義務已具體化達可事前強制履行之程度，且請求人有請求之正當利益存在時，則法律上並無禁止請求人事前獨立以訴請求義務人履行附隨義務之道理存在。此外，楊芳賢教授亦指出，在損害賠償發生前，若於個別情形下，保護之義務（附隨義務）已具體明確化，則仍應允許請求人得事前訴請相對人遵守或履行該附隨義務。例如：民法第483條之1規定，僱用人有為受僱人身體健康法益而為必要預防措施之義務，此為僱傭契約下法定而生保護義務（附隨義務），受僱人對僱用人之此等義務自得事前訴請履行，而非僅得在發生損害後請求賠償。

筆者認為，如法律規定只有在損害事後實際發生時，才允許權利人得向義務人請求違反附隨義務之賠償，而不允許其得事前以訴請求履行，不符合公平與效率。

理由在於，不論是事前之履行請求權或事後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對於請求人均非常重要，甚至從法律經濟學角度，一般而言，事前之履行請求權更是貫徹權利保護的關鍵，因為如僅賦予權利人事後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等於是允許義務人得透過賠償損害（而非自願交易）為手段，即得強取法律上應歸屬於權利人之權利，不符合效率之考量。因此，只要該義務具體明確而達得事前執行之程度時，即允許請求人得獨立以訴訟請求對方履行，較為可採。

（二）附隨義務與同時履行抗辯

◆◆◆爭點：義務人不履行附隨義務時，權利人得否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權，而拒絕自己之給付？

附隨義務之履行有無同時履行抗辯之適用，通說與實務認為，應以附隨義務之履行，是否為為達成契約目的所有必要，加以判斷，僅有在附隨義務之履行為達成契約目的所必要時，權利人始能在他方不履行附隨義務時，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權。

因此，如我們將附隨義務之概念定義成包含「輔助功能」與「保護功能」二者時，因為輔助功能之附隨義務是否履行，將與債權人之履行利益是否獲得最大實現或滿足有關，而如果該輔助功能之附隨義務，同時又被認為是達成當事人間之契約目的所必要者，此時一方不履行附隨義務，他方即得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權，而拒絕為對待給付。

然而，如我們將附隨義務概念限縮在「保護功能」之範圍內，則該附隨義務（保護義務）僅是為保護相對人固有的人身或財產上完整性利益（固有利益），而與契約圓滿履行後債權人所能獲得之利益（履行利益）無關，因此該保護義務是否履行，應與達成契約目的所必要無關，故在一方違反保護義務時，他方原則上不得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權而拒絕為對待給付。

不過，徐婉寧教授指出，在一方違反保護義務時，他方原則上不得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權而拒絕為對待給付，但僱用人對受僱人依民法第483條之1規定所負之保護義務，如該保護義務之內容得以具體特定且未侵害僱用人之裁量權，或當事人就此有特別合意時，受僱人應亦得「類推適用」第264條第1項同時履行抗辯之規定，而拒絕為勞務之對待給付。

此外，林誠二教授亦表示，保護義務雖非受僱人服勞務之對待給付義務，而僅為僱用人之附隨義務，然為保護受僱人之安全，應認為兩者間有實質上的牽連性，使受僱人得「類推適用」同時履行抗辯權的規定，於僱用人違反保護義務時，得拒絕服勞務。

（三）附隨義務與解除契約

◆◆◆爭點：義務人不履行附隨義務時，權利人得否主張契約解除權？

早期最高法院認為，債務人違反附隨義務時，債權人不得據以解除契約，而僅得請求損害賠償。然而，學說指出，此項見解，對債權人保護不周，且德國民法第323條第1項規定，並不區分債務人所違反之義務究竟是給付義務或附隨義務，債權人均能取得解除契約之權利。因此，近年實務見解已有所變更，認為附隨義務如是為達成一定給付目的而擔保效果完全實現所為者，倘債務人不為履行，足以影響契約目的之達成，債權人非不得依民法關於債務不履行之規定解除契約。由此可知，現行通說與實務均已認為，如附隨義務之履行為達成契約目的所必要時，一方違反附隨義務，他方仍取得解除契約之權利。

此應注意的是，所謂的附隨義務之履行為達成契約目的所必要，與前述相同，仍然同樣只有在採取將附隨義務概念放寬包含輔助功能，而使附隨義務亦同時涉及債權人之履行利益保護時，始有可能發生。至於如將附隨義務之概念限縮於保護功能，則附隨義務僅與當事人固有利益有關而不涉及履行利益，自無發生違反附隨義務使契約目的無法達成之可能。

#星期五民商法教室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