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調查局證人通知書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律師如何維護當事人權益－－搜索】之一

📌檢警調與搜索票之架構
1. 人：檢察官指揮調查局、偵查隊
2. 票：法官核發檢察官聲請之搜索票及監聽票
（調查局報請檢察官專案指揮偵辦、早期介入）
3. 有指揮搜索票ｖｓ無指揮搜索票？

📌搜索前後相關作業程序概述
1. 調查局向檢察官聲請許可
2. 檢察官向法院取得搜索票
3. 當日勤教
4. 同步搜索（嫌疑人、證人、證物所在地）
5. 立即傳喚相關人前往調查站詢問（通知書？傳票？拘票？）
6. 檢察官複訊
7. 聲押、交保或請回
8. 法院羈押庭訊問
9. 交保、請回或羈押（禁見與否？）

📌搜索之流程
1. 勤教
2. 重大案件檢察官帶隊
3. 調查官提示搜索票
4. 確認住居人、看守人或可為其代表之人在場？
5. 簽收搜索票
6. 封鎖現場、禁止人員離去、禁止非搜索對象進入
7. 開始搜索（翻箱倒櫃！要求出示文件？）
8. 搜索完畢－製作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9. 在場人點交、蓋印
10. 收隊離開
11. 帶同嫌疑人、證人返回調查站接受詢問
12. 詢問後移送檢察官複訊？
13. 檢調將執行結果三日內呈報法院！

📌搜索票之格式(略)

📌搜索之條件－搜索票
1. 案由？
2. 被告、犯罪嫌疑人、第三人？
3. 應扣押之物？
4. 應搜索之處所、身體、物件或電磁紀錄？（辦公處所範圍？）
5. 有效期間？
6. 聲請理由事實依據？
7. 搜索之必要與相當性？

📌傳真搜索票之效力？
1. 如確係由法官簽名，非不得以傳真方式交付（仍係有效）
2. 若有疑義，應注意預留驗證之管道，以杜爭議

📌搜索票上公司、地址、人別錯誤
1. 可拒絕搜索？
2. 檢警調會要求「同意搜索」？（有拒絕之權利）
3. 檢警調可否「逕行搜索」？ （有無刑訴131第2項情況急迫情事?）

📌搜索過程
1. 有權責之人在場陪同（錄影跟隨）
2. 陪同人員切莫越權（控制撒網範圍）
3. 手至何處、鏡頭至何處？
4. 鏡頭外的扣押，有栽贓可能？

（待續）
（本大綱為鄭深元律師所內講習綱要，謹提供參考）
（版本所有）

今天是1219綠色恐怖事件滿一個月，看到台北律師公會和台灣人權促進會在立法院召開的座談會。去年事發的第一時間，台北律師公會便公開譴責檢調濫權，如今台灣人權促進會也從此事探討台灣司法改革問題，我相信他們並不是為哪個特定的人或事件發聲，而是藉由我的直播，揭發長久以來檢調執法存在的積弊，因為我們每一個人民，都可能面臨公權力濫權的侵害。
　
誠如大家應該都了解的，我和台灣人權促進會的意識型態並不相同，但這些問題與藍綠統獨無涉，而是法治社會落實「無罪推定」、「程序正義」的問題。今天這場在立法院的座談會，提出了應該讓證人被搜索時可以有律師陪同，以及拘票必須回歸法官開立的觀點，我願再從自身經歷的1219事件，提供以下主張：

一、除了拘票應回歸法官開立外，對於目前規定就是由法官開立的搜索票，到底是否該依照《刑事訴訟法》規定「由法官簽名」，必須嚴格追究。因為《刑事訴訟法》明文規定「搜索票由法官簽名」，而其它關於筆錄等文書的規定則是「簽名、蓋章或捺印」，顯見《刑事訴訟法》認為簽名與蓋章不同，否則不需要寫那麽清楚。現在台北地院聲稱「蓋章等於簽名」，引用的是民法，卻置《刑事訴訟法》於不顧，這是長期違法的便宜行事。又，即便退一萬步說，蓋章可以等同簽名，那法官開立搜索票的蓋章可有統一格式？畢竟搜索票如同古代之抄家，是對人民身家財產侵入性的傷害，豈能沒有嚴格標準？

二、對於非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的「第三人」進行搜索，《刑事訴訟法》明文規定要符合「必要性」，但實務上卻是檢察官請法官開搜索票後，可以不給任何「必要性」的理由。我個人在事發後，即向台北地方法院聲請撤銷搜索處分，但台北地院卻予以駁回，也不要求檢察官說明「必要性」為何。又，對於證人的扣押物，也應該說明與案件的關聯性為何，電腦、手機更不應扣押（法律明文規定只能扣押電磁記錄，如連硬體都扣押，則涉及栽贓或植入駭客程式的問題）。我個人的經歷，即是扣押物至今滿月仍不歸還，明明已向檢方聲請返還，檢方卻回覆法院沒收到聲請。

三、關於三票（證人傳票、搜索票、拘票）齊發的作法，法學界一致共識皆說不可，因為證人傳票應該事先寄達，證人屢傳不到才能拘提，但檢調實務上卻經常這麼做，上演「證人轉被告」的慣用劇碼。按《刑事訴訟法》規定，證人傳票須於到案時間24小時前寄達，證人才能事先安排行程，除非是「緊急時」才能例外。但我個人的例子，卻是證人傳票（含檢方的傳票及調查局的通知書）早在12月14日就開好，可見並無緊急問題，卻一直沒有寄出，而是12月19日當天連同搜索票一起上門，這種預設證人為犯罪嫌疑人的手法，完全違反《刑事訴訟法》及無罪推定原則，檢調在實務上卻可以恣意執行，無需給任何解釋。
　
關於我在1219綠色恐怖事件中遭遇到的違法對待，我第一時間就向高檢署要求查辦地檢署違法，但高檢署仍將案子推回地檢署，地檢署則來函稱：「雖然被告對象即是本署檢察官，但並不表示本署其他檢察官不能持平偵辦。」既然如此，我也只能期待地檢署其他檢察官能秉公辦理。此外，我也會向監察院提出陳情（雖然才剛通過的監委引起社會很大爭議），並在窮盡一切救濟手段而未能解決時，向大法官請求解釋法條。
　
我要再次地聲明，我之所以如此堅持將本案違法濫搜的問題追究到底，並不只是為我自己，而是希望為《刑事訴訟法》的執行建立典範，未來可以形成標準一致的通案。經過這次事件，我也會更加關心台灣司法不公的問題，即使尚未擔任民意代表，亦會盡我的力量，時常與大家分享法律常識，維護我們自己的權益。

【之三：有關證人身分與搜索時間....】
　
王炳忠案相關的第三個議題，是他以證人的身分是否可如此被對待，以及搜索時間的爭議。今天台權會翁國彥會長的這篇文章，都談到了：
　
第一，是有關證人是否可如此被對待：
　
『在昨天的爭議中，我們不曉得王炳忠等人未來是否會轉換為被告身分，但在刑事偵查實務上，警調清早大動作登門拘提、搜索，通常都是針對具有相當犯罪嫌疑的被告，鮮少有證人會接受此等「高規格」待遇。王炳忠從被拘提到離開地檢署，人身自由被拘束長達18小時，若謂他實質上已被視為刑案被告，應不為過。因此，若檢察官未來真的將王炳忠由「證人身分轉為被告」，前日卻讓他以保護程度不足的證人身分，接受侵害強度相當劇烈的搜索、拘提與訊問，恐怕又會引發「玩弄被告於股掌間」的爭議；反過來說，若王炳忠在本案中一直維持證人角色，則檢察官有無必要針對不涉及犯罪、身世清白的證人破門拘提外加搜索，更涉及強制偵查手段是否牴觸比例原則的爭議。』
　
第二，是搜索過程裡可能涉及的兩個違法問題：
　
『更嚴重的問題是，支持者指出警調登門時出示給王炳忠的約談通知書與傳票，記載的到案時間為上午8:30，卻清晨6時許就開始搜索與準備拘提。對照調查局的新聞稿，也承認先後使用證人通知書、傳票通知王炳忠到場說明，被拒絕後再出示拘票進行拘提。若此一拘提過程屬實，至少有2個非常嚴重的違法問題。
　
『《刑事訴訟法》第178條規定證人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者，除了可以科處罰鍰外，並得予以拘提。法律要求檢察官決定拘提證人前，必須先經過「合法傳喚」的程序，並由檢察官判斷證人不到場的理由欠缺正當性時，才可以進入下一階段的拘提，顯然寓有比例原則的精神，避免動輒對人身自由採取過於激烈的侵犯手段，亦即不該一出手就是撒手鐧。但刑事偵查實務上，仍不時出現同時手持「約談通知書+傳票+拘票」的辦案手法，只要當事人第一時間拒絕配合到場說明，警調馬上拿出拘票、強制拘提。然而，此種「三票合一」的拘提方式，形同架空前階段具有緩衝作用的傳喚手續，直接進入強制剝奪人身自由的拘提程序，《刑事訴訟法》第178條所定「經合法傳喚」的拘提要件顯然也喪失意義。警調此次同樣以「三合一」的手法拘提王炳忠，我國的刑事被告人權恐怕也像即溶咖啡般再次被稀釋攪和。
　
『此外，若警調準備的通知書與傳票上，記載要求王炳忠到案說明的時間為上午8:30，則警調清晨6時許敲門，王炳忠自然沒有配合開門的義務，警調人員更無權認定王炳忠「拒絕配合到場查證」，而逕行進入下一階段的拘提程序。此處警調的傳票記載若屬實，將是非常嚴重的拘提程序瑕疵，並違法侵害人身自由。』
　
最後，翁國彥的結論不能不讀：
　
『到目前為止，王炳忠等人在形式上都仍只是這起國安案件的證人。相對於犯罪嫌疑人與被告，證人是配合國家調查、作為證據方法的第三人，檢察官若準備對證人採取拘提、搜索等強制手段時，必須遵守更嚴格、更符合比例原則的啟動門檻，以避免國家權力的濫用。特別是極敏感的登門「查水表」，涉及違反當事人意願、強行進入民宅的搜索與逮捕，對不涉及犯罪的證人居住安寧、人身自由的破壞非常劇烈，檢察官與法院在核發拘票、搜索票時都應更加謹慎與自制。
　　
『但在這次王炳忠等人遭到拘提與搜索的事件中，突顯檢警調處理挑動敏感神經的《國家安全法》事件時，心裡的小警總依舊蠢蠢欲動，追求保護國家安全的目的輕易壓過謹守正當法律程序的基本要求。當我國政府譴責中國官方以「顛覆國家政權罪」關押李明哲時，也別忘了在處理自身國民涉及的國安事件時，更應給予當事人有別於中國法制、最完整的正當法律程序保護，切勿以國家安全之名壓低我們原有的法制水準，卻向對岸處理李明哲案的粗暴與顢頇看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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