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兆豐銀行的紐約分行因違反美國反洗錢法而被罰57億台幣，被檢調機關徹查，該銀行主管等被解雇和求償。但兆豐銀行的工會卻站出來指責媒體，說批評聲音損害兆豐。工會理應捍衛的，是員工權益，不應站在資方（尤其是造成銀行重大損失的老板）一邊。兆豐工會的反常反應，更引起人們對工會角色和功能的質疑。
在西方民主國家的市場經濟運作中，從本質和效果上來說，工會都是一支破壞性的力量。哪裡的工會勢力強大，哪裡的經濟就會遭殃。
例如在美洲大陸，工會勢力最強的是委內瑞拉，可這個國家已經被工會等左派勢力破壞到破產邊緣，通貨膨脹率高達808%（全球最高），對美元的官方匯率是6.35%，但黑市是890%，債台高築，民不聊生，連買日用品都得排長隊，在今天這個時代！
在歐洲大陸，工會勢力最大的是希臘，這個歐洲國家也被包括工會在內的左傾力量自殘到遍體鱗傷，成為歐盟中經濟最糟、最接近崩盤的國家。
而歐洲和美洲大陸的另兩個國家英美，恰恰都因為抑制工會勢力發展，工會成員大幅萎縮，而各自成為在歐洲和美洲經濟發展最好的國家之一。
英國在八十年代柴契爾夫人擔任首相時，不僅強力抑制工會，甚至跟這種左翼勢力直接對抗；在工會用大罷工等阻止柴契爾首相的民營化、市場化改革時，柴契爾夫人毅然動用警力保護要上班的工人，最後打敗了工會。使當時有1300多萬會員的工會，減少了400萬，近三分之一。英國之所以後來成為整個歐洲經濟最好的國家之一，與柴契爾首相當年把國營企業私有化、全力推行市場經濟、大幅減稅（最高稅率從83%減至40%，一下子砍去43個百分點）、削弱馬克思主義者主導的工會勢力有直接的關係，或者說是碩果。
在當時的美國也是同樣，信奉保守主義的雷根總統，與柴契爾夫人聯手，推行被稱為「緊身衣」的政府瘦身（小政府）經濟改革，也是大幅減稅（個人最高稅率從71%減至29%，一下子砍去42個百分點），同時遏阻反對這種改革的左翼工會勢力，結果給美國帶來連續110個月的經濟擴張期（蓬勃發展）。
在美國，全國性工會組織勞聯產聯，在上世紀高峰時，工會成員占就業人數的30%，近年則一路下降，1980年降至20.1%，到2013年，只占11%（約1300萬人），多數是在國營領域，在私營企業只占7%。
即使在私營企業中，通過對比，也可清晰看出工會的破壞力量，或者說正負效果。幾年前，美國三大汽車公司面臨破產危機。主要是因為工會多次罷工等，把工人的福利增至企業無法承受的地步。例如通用汽車公司，2006年時的工人平均時薪（包括福利等）就高達73點26美元（中國車廠工人每小時一點五美元），其中超過33美元（占46%）是福利開支（包括牙醫、眼睛等各項醫療保險，人身保險，退休金，還有名目繁多的補助等）。而在美國設廠的日本豐田汽車公司，每產一輛車的工人醫療保險開支，才是通用公司的十分之一（2007年）。
美國人的平均壽命越來越長（已超過78歲），大量退休而領取高額福利的汽車工人，就成為公司的不可承受之重。在通用，現役工人和退休員工的比例，已達一比四（現役工7.3萬，退休人員29.1萬，加上其家屬，約百萬）。
在2007年，美國三大汽車公司工人的平均年薪已達14萬美元，而同年的美國大學教授平均年薪才是9.6萬。普遍學歷是中學畢業的汽車工人的年薪不僅遠超過大學教授，更超過絕大多數的美國人。所以三大汽車公司要破產是必然的。
形成鮮明對比的，是1962年由山姆•沃爾頓夫婦在美國鄉下小鎮白手起家創辦、後來成為全美連鎖店的沃爾瑪（Wal-Mart）。其創辦人早就指出工會是一股「分裂的力量，會使公司喪失競爭力」，所以沃爾瑪從一開始就拒絕工會，至今他們在美國的四千家連鎖店，沒有一個有工會。招募員工時的條件就有不加入也不組織工會這一條。現在沃爾瑪員工在美國有160萬（超過140萬的美軍數量）、全球愈210萬員工，是全世界最大的零售商（8500家分店），2009年淨利潤為258億美元，是美國《財富》雜誌2015年評選的全球最大500家公司排行榜的第1名。
為什麼同樣是民營的，三大汽車公司和沃爾瑪差別這樣大？美國一家汽車公司的負責人曾形像地說，企業和工人，就像場婚姻，只有兩者親密無間、齊心協力，才能發展壯大。但如果中間夾了個「工會」，就像一場婚姻中有個插足的第三者（小三），情況一定會糟糕。因為這個「第三者」動不動就組織罷工，逼迫企業讓步，讓工人拿到更高福利和工薪，還不許企業解雇工人。這樣企業就無法在市場經濟中有競爭能力，被同行打敗而出局就是遲早的事。
工會勢力不僅損害自由市場，導致無法公平競爭，也由於它擁有權力和金錢而嚴重腐敗。像美國汽車工會，每年僅會費收入就有二億美元，即使近年會員減少，他們仍有數十億美金的資產。曾有報導說，美國工會的一個總部，設在紐約曼哈頓第六大道的最昂貴的大廈頂樓，全是大理石地面，裝潢相當奢華。新澤西州一個工會主席的年薪超過40萬美元，是當時柯林頓總統年薪的一倍多。
那麼如果沒有工會，一旦資方壓榨勞工，怎麼解決？這有兩種方式，一是國家有《勞工法》，可以通過法律渠道（到法庭告資方）解決；二是可以「解雇」資方。你辭職不幹了，到其它地方高就；只要你有本事，就會有更多、更好的機會，只要是市場經濟的就業環境。這樣，通過資方和勞工雙向的可以自由解雇對方，形成一支流動性的失業隊伍（零失業對自由經濟不利），才更有利促進經濟競爭、促使個人發奮努力，在自由選擇環境下，最後得利的是資方和勞工雙方。而資方一味地遷就工會，尤其是在不合理的罷工威脅下讓步妥協，不僅會使企業陷入美國「三大汽車公司」那種困境，也會養出一批不願為發奮努力卻坐享優厚待遇的員工。於是「小三」們，把三大變成三小，最後從競爭中被淘汰。
兆豐銀行的醜聞，工會的異常表現，都再次凸顯出台灣整體經濟的國營化和左傾主導的問題嚴重，迫切需要改革。不僅兆豐，台灣的八大公股為主的行庫（銀行和金控）都存在因國營而導致的官僚化、腐敗機會加大、缺乏效率、工會坐大等等弊端。兆豐，是不祥之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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