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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陣子轟動各界的施用毒品後弒母一案（梁○○家暴殺人案），最高法院經審理後，於109年9月29日之109年度台上字第4425號判決，將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最高法院指摘的其中一個重點是：本案有無「原因自由行為」的適用？本案的新聞稿（網址附在後面）指出：

「二、原判決未就卷內梁○○坦承施用毒品、證人洪○○關於梁○○施用毒品後有言行異常情狀之證述及精神鑑定報告指其使用多種毒品物質已數個月之久等相關證據資料，詳究梁○○施用毒品之際，就其施用毒品後可能在精神異常狀態中持刀揮砍母親致死，是否並無預見之可能?即逕以梁○○過去經歷僅有酒後鬧事或打人情形等，率認不符原因自由行為，尚嫌速斷。」

新聞稿提到的「預見之可能」，正是最高法院向來對於過失原因自由行為的認定標準，亦即能否建構「施用毒品」（原因行為）與「殺人行為」（結果行為）的關係，是本案爭執的重點所在。筆者猜想，最高法院之所以會有此指摘，可能是因為被告並不是第一次接觸、吸食毒品，而是已有證據表明其吸毒已達數月。此時會不會存在一種可能性：被告主觀上想殺了他的母親，但在這次過失吸食毒品的情況下弒母？對此，事實審法院當然是要詳加調查的。如果最終的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就會依照原因自由行為的規定，排除被告主張責任能力障礙的可能。當然，本案有沒有成立「故意原因自由行為」的可能性？筆者認為也是有可能的，但這還要有證據證明才是了。

在筆者看來，最高法院對於原因自由行為要件的認定，從早期經典的「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6368號判決」揭示的要件開始，到現在一直都是採類似的見解，只是不知道為什麼下級審法院沒有詳細說明這點。而近期最高法院對於原因自由行為認定之見解，可參考以下「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292號判決」：

⒈所謂「原因自由行為」，係指行為人因為故意或過失使自己陷於無責任或限制責任能力之狀態，並在此一狀態下實行該當構成要件之違法行為。刑法第19條第3項並將原因自由行為予以明文化，其類型可分為「故意之原因自由行為」與「過失之原因自由行為」兩大類，再細分為本具有犯罪故意，因故意或過失使自己陷於精神障礙之狀態，而實行犯罪之情形，及原不具犯罪故意，因故意或過失使自己陷於精神障礙之狀態後，於主觀上有預見法益遭侵害之可能，卻違反客觀注意義務，致發生犯罪結果等。
⒉是原因自由行為之行為人，於精神、心智狀態正常之原因行為階段，對犯罪事實具有故意或應注意並能注意或可得預見，即符合犯罪行為人於行為時具有責任能力而須加以處罰；而行為人雖因己身之飲酒、用藥等，致於為法益侵害行為時有精神障礙之情形，苟無證據足資證明其於飲酒、用藥之初，尚未陷入精神障礙狀態前，即對嗣後精神障礙狀態中之侵害法益行為有故意或預見可能，其嗣後侵害法益之行為即非原因自由行為，仍有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之減免其刑規定適用。
⒊又雖無論何種類型之原因自由行為，均不適用同條第 1、2 項減免其刑之規定，但不同類型對於行為人責任非難及刑罰評價上仍有程度上之差異，仍可於量刑時予以審酌，而有區分之實益。尤其是情節最重大之罪（死刑），於卷內資料已顯現行為人有服用過量酒類之證據時，縱當事人並未聲請調查，法院基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有此重大關係利益事項之發現，亦應依職權調查行為人有無上開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之適用，如屬同條第3項之情形，亦應調查究係何類型之原因自由行為，並將之列為量刑因子之一。
（編按：標號為筆者所加）

如前揭判決第⒉段說明所示，縱使行為人原不具犯罪故意，因故意或過失使自己陷於精神障礙之狀態後，於主觀上有預見法益遭侵害之可能，卻違反客觀注意義務，致發生犯罪結果，此時仍有「過失原因自由行為」的適用，依照刑法第19條第3項之規定，排除同條第1、2項罪責減免事由的適用。正因為這段文字是判斷有無原因自由行為適用的關鍵，因此事實審法院在遇到類似情形時，必須詳查該案有沒有符合過失原因自由行為的要件，而不是一概說沒有，當然，也不是像許多人所說的，只要吸毒就等於有過失。

另外，筆者之前有看到有同學以「超越承擔過失」的概念，來論述本案被告具有過失罪責，這確實是有可能的，不過還是要符合超越承擔過失的要件才行。有興趣的同學，可自行翻閱台大許恒達教授的論文：「超越承擔過失」的刑法歸責，發表於東吳法律學報第20卷第2期，頁97-138來研讀。

本案最高法院撤銷發回的新聞稿：
https://www.judicial.gov.tw/tw/cp-1888-294207-61cde-1.html

今天來分享幾則最高法院具有參考價值的判決~

最高法院108年1月具有參考價值判決
一、108台上172判決（刑事訴訟法）
「依憲法第16條對於人民訴訟權利之保障，在法院作成判決前，任何刑事被告均享有於法院面前表達意見，以影響法院判決結果的聽審請求權。另具有國內法效力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3項第4款亦規定被告有出庭受審的權利。而刑事訴訟之目的，在於經由程序正義，以實現實體正義，無程序正義，即無實體正義可言。因此，為貫徹對聽審請求權的保障，刑事訴訟法也維護被告於審判期日的在場權，例如，被告缺席審判期日時，原則上不得審判（本法第281條第1項）；經合法傳喚之被告，若無正當理由而缺席審判期日，或未經審判長同意而退庭，法院僅能在特定條件下，繼續審判期日，並作成被告缺席判決（本法第294條第3項、第305、306、371條）。否則被告未於審判期日到庭而逕行審判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本法第379條第6款）。聽審請求權固然為憲法保障的訴訟權利，惟並未排除被告處分聽審請求權的自由。具體而言，被告若選擇出席審判期日，固然可以藉此避免自己受到不正當的判決，但也必須承擔出席審判期日對於時間、勞力、費用的消耗，甚或罹患重疾的被告必須冒健康或生命的風險，故被告亦可選擇不出庭聽審，惟亦不容許被告得任意以缺席審判期日癱瘓程序的進行。故刑事訴訟法第371條規定：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其規範目的在於防止被告藉由上訴又不到庭的方式，延滯訴訟的進行。至所謂無正當理由不到庭，係指依社會通常觀念，認為非正當之原因而不到庭者而言。被告有無不到庭的正當理由，解釋上應以可歸責於被告，由被告自行放棄到庭的權利者為限。又被告於審判期日不到庭的理由諸端（如突罹疾病、車禍交通受阻等），有時事出緊急、突然，若確有出於不可歸責於己的原因，縱未事先或及時通知法院，使法院於不知的情狀下為缺席判決，所踐行的程序仍屬違法。」

這則判決在談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缺席判決之問題，判決見解認為所謂被告無正當理由未到庭者，需限於「可歸責於被告，由被告自行放棄到庭的權利者」，並不以法院必須知悉上開事由為限。

二、107台上3724判決（刑事訴訟法）
「我國社會隨著電腦資訊及網際網路科技之快速發展，利用電腦、網路犯罪已屬常態，而對此形態之犯罪，相關數位證據之蒐集、處理及如何因應，已屬重要課題。一般而言，數位證據具無限複製性、複製具無差異性、增刪修改具無痕跡性、製作人具不易確定性、內容非屬人類感官可直接理解（即須透過電腦設備呈現內容）。因有上開特性，數位證據之複製品與原件具真實性及同一性，有相同之效果，惟複製過程仍屬人為操作，且因複製之無差異性與無痕跡性，不能免於作偽、變造，原則上欲以之證明某待證事項，須提出原件供調查，或雖提出複製品，當事人不爭執或經與原件核對證明相符者，得作為證據。然如原件滅失或提出困難，當事人對複製品之真實性有爭執時，非當然排除其證據能力。此時法院應審查證據取得之過程是否合法（即通過「證據使用禁止」之要求），及勘驗或鑑定複製品，茍未經過人為作偽、變造，該複製品即係原件內容之重現，並未摻雜任何人之作用，致影響內容所顯現之真實性，如經合法調查，自有證據能力。至於能否藉由該複製品，證明確有與其具備同一性之原件存在，並作為被告有無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則屬證據證明力之問題。」

這則判決在談「數位證據」複製品的證據能力，認為數位證據具無限複製性、複製具無差異性、增刪修改具無痕跡性、製作人具不易確定性、內容非屬人類感官可直接理解，因此若當事人不爭執複製品，則當然具有證據能力；惟當事人若爭執亦非當然排除證據能力，法院應審查證據取得之過程是否合法及勘驗或鑑定複製品，茍未經過人為作偽、變造，該複製品即係原件內容之重現，並未摻雜任何人之作用，致影響內容所顯現之真實性，如經合法調查，自有證據能力。

最高法院108年2月具有參考價值判決
一、107台上1283判決（刑法）
「行為人未具備為特定行為所必要之知識與能力，即貿然承擔該特定行為，對於行為過程中出現之危險無能力預見或不能採取有效之迴避措施，因而導致結果發生，行為人此種知識與能力之欠缺，於實施該特定行為前既有預見或預見可能性，仍膽敢超越其個人知識及能力而為該特定行為，本身即構成所謂之超越承擔過失，行為人當不得主張無主觀注意義務之違反以排除其過失責任。洪○汗就維○大樓於申請建造執照、變更建造執照時，就結構分析、設計及建築設計圖之繪製方面，本非其專業，亦不具相當之專業知識與能力，竟為指示繪圖員繪製結構計算書之結構平面草圖、建築設計圖說之柱配筋詳圖、平面圖、結構平面圖之行為，應負超越承擔過失。」

這則判決其實還有談別的，不過我們就來複習一下刑法「超越承擔過失」的概念吧！同學們可以用類似「原因自由行為」的概念來理解，亦即行為人雖於行為時的注意義務無法承擔該過失之責，惟行為人於事前乃基於超越其自身能力的狀態去實施其行為，進而造成法益侵害之結果，即得以其於事前有「超越承擔過失」之情，而仍應負起過失之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