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盜王直之死:坐小轎子上刑場 罪名竟是叛國|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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臘月二十五,還有五天就要過年了,杭州城卻突然戒嚴,十分肅殺。
這一天,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元1560年年初),官巷口外設了法場。
今天的死囚十分特殊:他不僅沒有慣常死囚那種被嚴刑拷打後的行走艱難,而且居然還是用小轎子抬到刑場上的。轎子來到了法場,死囚才知道今日走到了人生的盡頭。臨刑之前,他希望能與兒子再見一面。衙役們將他的兒子帶到面前,父子兩人抱頭而哭,死囚將一支金簪交給兒子,嘆息道:「沒想到要死在這裡了!」說完伸頸受刃。
這位死囚,就是大名鼎鼎的「淨海王」、橫行大洋的「倭寇」大首領王直。
鋼刀橫空,碧血四濺,一個時代在這道駭人的刀光中終結——那就是王直已經建立的海洋帝國。
誘殺陷阱
經歷過大風大浪的王直,還是天真地小看了官府的背信棄義能力。在複雜的官場鬥爭面前,胡宗憲只好拿王直作為投名狀來洗刷自己……
王直人頭落地的不遠處,總督衙門內,作為抗倭前線的最高領導人,總督胡宗憲很清楚,處決王直只能令「倭患」更為惡化。在王直被監禁的兩年內,胡宗憲竭盡全力向中央上書,希望能免王直一死,並放寬海禁,從根本上解決「倭患」。但在殘酷的官場鬥爭中,他的建議很快被政敵們當做把柄。有關他收受了王直巨額賄賂的傳言開始可怕地流傳,令胡宗憲這位麾下擁有戚繼光、俞大猷等良將的統帥,也望而卻步。在一個崇尚空談、爾虞我詐的體制中,一個實幹者如果要保住自己,首先就只能韜光養晦、夾緊尾巴。
令總督胡宗憲畏懼於人言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他與這位「海賊王」王直居然是老鄉。胡宗憲是績溪人,王直是歙縣人,都屬於徽州。這種老鄉關係令胡宗憲贏得了王直的信任,得以實現「誘捕」王直的「壯舉」,「老鄉騙老鄉」也依然是「兩眼淚汪汪」。
嘉靖三十三年(1554),42歲的胡宗憲被任命為浙江巡按監察御史,一個正七品的小幹部。而當時,他的老鄉王直,已經在東海之上稱王兩年,自號「淨海王」及「徽王」,以日本平戶港為基地,部眾數十萬,戰船無數,控制三十六島的「島夷」,勢力遍及日本及東南亞,是不折不扣的海上霸主,及「倭寇」的總後台。
當時,浙江官場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就是「抗倭」。總督張經、巡撫李天寵之外,朝廷還派來了工部右侍郎趙文華督察沿海軍務。趙文華是嚴嵩的義子,背景深,關係硬,他與總督張經、巡撫李天寵關係都不好,工作能力本來就很強的胡宗憲因緣際會,就成了趙文華的親信。
在趙文華的保駕護航下,胡宗憲官符如火,不久就被破格提拔為正四品的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接替巡撫差使。隨後,又升任正三品的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接任總督,從一個中央機關下派的小幹部,一躍而為肩負抗倭重擔的封疆大吏。
上任不久,面對抗倭的僵局,胡宗憲祭出了在山東任職時的「剿撫兼用」手段,在用軍事力量進行攻擊之外,開始運用「外交」手腕,「攻謀為上,角力為下」。他清晰地認識到,「首倭而作亂者,徽人王直也」,「其餘皆鼠輩,毋足慮。」「要須誘而出之,使虎失負隅之勢,乃可成擒耳。」
他派遣了蔣洲、陳可願兩人到日本「宣諭」,向王直傳遞自己的善意:王直的老母和妻兒已經從金華的監獄中釋放,安置在杭州,生活過得十分不錯;王直如果能夠回到偉大祖國,則可以保證他的生命安全。
經過兩年多耐心細緻的思想工作,王直同意接受招安。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十月初,王直率千餘名「驍勇之倭」,乘戰船來到了岑港(舟山群島)。
經再三的猶豫、尤其是官方答應派出指揮夏正作為人質之後,他決定接受胡宗憲的邀請,上岸談判,此時已經是十一月。這位「徽王」率兩名助手葉宗滿、王汝賢離船上岸,受到胡宗憲的熱烈歡迎,勁敵兼老鄉觥籌交錯、推杯換盞,儼然是「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胡宗憲偕王直回省城杭州,「設供帳,備使令,命兩司更相宴之。直每出入,乘金碧輿,居諸司首,無少遜避,自以為榮。」
但此時,胡宗憲的政敵、浙江巡按使王本固橫插一槓。次年正月二十五日,在王本固的堅持下,王直被捕入獄,關押在按察司獄。
胡宗憲在政治上的起家,靠的是浙江督撫們與中央特派員之間的矛盾。如今,作為方面大員,他自己也陷於這種權力鬥爭遊戲,只能徒喚無奈。胡宗憲倒是真心想招安王直,以利用他的力量平定海疆。胡宗憲上疏請求皇帝赦免,但「其後議論洶洶,遂不敢堅請」。王本固甚至上書彈劾胡宗憲,而京城已經開始傳言,說胡宗憲收了王直集團的高達數十萬兩白銀的巨額賄賂。眾口鑠金之下,胡宗憲「大懼」,只好附和大多數人的意見。
王直雖然入獄,但其所部力量很大,在為王直報仇的名義下,他們開始四處出擊。明帝國做了兩手準備,一方面繼續監禁王直,並不釋放,另一方面則給予其特殊禮遇,形同軟禁。
如此拖延了兩年之久,中央才最後下決心處決王直,罪名卻不是海盜,而是「叛國」,在以聖旨名義下達的判決書中,指責王直「背華勾夷,罪逆深重」——儘管王直並非聽命於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聽命於他。
令後人唏噓的是,王直既不認為自己就是「倭寇」,更不認為自己是「叛逆」。他在獄中寫了一份《自明疏》,認為自己只不過是「覓利商海,賣貨浙福,與人同利,為國捍邊」,不僅「絕無勾引黨賊侵擾事情」,而且,「陳悃報國,以靖邊疆,以弭群凶」。除了詳細開列自己「為國捍邊」的種種事蹟之外,還提出應開放海禁,才是令「倭奴不得復為跋扈」的上策。
第一桶金
在明朝慷慨的「厚往薄來」政策下,足利義滿每派出一次朝貢船隊,就能獲利20萬貫左右,這成為日本「最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
沒有確切的史料記載王直出生年月,但據胡宗憲的幕僚謝顧日後在回憶錄中說,王直在下海經商前,曾經問其母親:「生兒時有異兆否?」其母答道:「生汝之夕,夢大星入懷,傍有峨冠者,詫曰:此弧矢星也。已而大雪,草木皆冰。」
王直聽了,欣喜地認為:「天星入懷非凡胎,草木冰者,兵象也。天將命我以武勝乎?」
根據謝顧的記載,王直「少落魄,有任俠氣,及壯,多智略,善施與」。
徽州之地相當貧瘠,「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莊園」,卻又十分注重教育,民眾多以經商謀生,成為徽商的大本營。
嘉靖十九年(1540),王直也如同許多老鄉一樣,南下廣東,尋找商機。他們選擇了越洋貿易,向日本等國販運貨物,當然,在嚴厲的海禁之下,這種貿易都是「非法」的「走私」行為,「將帶硝黃、絲綿等違禁物抵日本、暹羅、西洋等國,往來互市者五六年,致富不資。」王直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就來自對日貿易。
此時,中日貿易基本停頓。明朝立國後,倭寇肆虐,並大有與反朱元璋勢力聯合之勢。在胡惟庸謀反案中,發現了寧波衛指揮林賢「通倭案」,林賢從日本借兵,日本使者則借進貢巨燭的機會,暗藏兵器。案發後,朱元璋下令斷絕了日本朝貢,並由此導致明朝的全面「禁海」。
日本當時是「南北朝」時期,南朝統治者被朱元璋冊封為「日本國王」。但不久,北朝室町幕府的將軍足利義滿出兵征服了南朝,於1401年,派使節前往明朝要求冊封。期間,明朝發生「靖難之役」,燕王朱棣舉兵反叛,並奪取政權,改元永樂,這就是明成祖。朱棣隨後再度派遣使節東渡日本,冊封了足利義滿。
朱棣冊封日本國王後,日本正式納入明朝的朝貢體系。日本從禮部領取「勘合」憑證,才能前來貿易,史稱「勘合貿易」。日本的勘合貿易安排在浙江市舶司所在地寧波港,朝貢使團到達後,可以上岸交易,並等候進京許可。進京許可獲批後,使團便攜帶國書、貢物及自己私下攜帶的貨物,在中國官員護送下前往北京,統一入住會同館。使團的首要任務就是遞交國書、呈送貢物、領取賞賜,然後就可以將自己攜帶的物品出售,不過先必須由中國政府機關挑選收購,餘物才可以上市交易。在明朝慷慨的「厚往薄來」政策下,足利義滿每派出一次朝貢船隊,就能獲利20萬貫左右,這成為日本「最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
但是,足利義滿死後,接班的兒子足利義持認為朝貢「有辱」日本國體,於永樂六年(1411)停貢,直到20年後(1432年)的宣德八年,足利義持的兒子足利義教即位才恢復。而在這20年間,倭亂反彈,倭寇入侵多達17次,可見中日貿易的重要性。
日本爭貢
兩個日本朝貢團在寧波的血腥火拚,令明帝國徹底取締了日本的勘合貿易,為走私打開了廣闊的空間……
到了1467年,統治日本的足利將軍家,發生了內亂,史稱「應仁之亂」,自此,日本進入了「戰國時代」。
「應仁之亂」後,大內氏迅速崛起,奪得了明朝正德皇帝新頒發的「勘合符」,而它的對頭細川氏則手持老皇帝弘治頒發的舊的「勘合符」。
嘉靖二年(1523),這兩派都派出了使團向明朝進貢。大內氏派出的使節,名叫宗設謙道。細川氏派出的使節,名叫鸞岡端佐,同時,還有位寧波人宋素卿(朱縞)作為副使。
持有效「勘合符」的大內氏船隊先到寧波,而持過期「勘合符」的細川氏船隊晚到3天。令人不解的是,後到的細川氏船隊,反而被允許先入港查驗,佔了先機,大內氏船隊的有效「勘合符」反而無效。在市舶司於「嘉賓堂」舉行的歡迎宴會上,雙方爆發激烈爭吵,而明朝官員卻袒護細川氏。
宗設謙道的憤怒終於失控,他下令手下抄傢伙,當庭攻擊細川氏使團。細川氏使節逃出了宴會,宗設謙道隨即縱火,焚燬了嘉賓堂,然後趕回港口燒燬了細川的船隊。
細川氏的正副使節鸞岡端佐、宋素卿等逃出寧波,宗設謙道居然一路追殺到了紹興,然後又殺回寧波,沿途追擊的明軍及無辜百姓不少被殺,宗設等「大肆焚掠,所過地方,莫不騷動,藉使不蚤為之計,寧波幾為所屠矣」。最後,宗設謙道在寧波奪船出海,還劫走了被其俘虜的明軍指揮使袁璡。
朝廷震怒之下,下令鎖拿了細川氏的正副使節鸞岡端佐、宋素卿,而逃走的大內氏使團中,有一艘船被風吹到了朝鮮海岸,朝鮮將船上的數十人悉數縛送給明帝國。經過幾方對質,才發現,禍源在於細川氏使團的副使宋素卿向浙江市舶司主管太監賴恩賄賂,賴恩枉法,導致這場大風波。
這場風波之後5年(1527),根據巡按御史楊彝的建議,明帝國重申對日本朝貢的四項限制,即十年一貢、人百、船三、禁止帶用兵器,否則「皆阻回」。大內氏派遣的兩次朝貢,都因不符合規定而被阻擋。
更多的日本私人商船,只能轉而求助於走私渠道。
不久後,給事中夏言(後來官居內閣首輔大臣)上奏建議撤銷浙江市舶司,朝廷接受,這實際上將中日貿易逐漸逼入地下狀態,「市舶既罷,日本海賈往來自如,海上奸豪與之交通,法禁無所施,轉為寇賊。」而王直下海經商的1540年,正是中日間走私貿易最為紅火的年份,「輸中華之產,馳異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
從建文三年(1401年)日本首次朝貢,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日本大內氏政權被滅,日本的朝貢使團共計18批,至此成為絕響。武裝走私成為主旋律,亦商亦匪的「倭寇」則成為主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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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朝貢團寧波火拚 導致特許貿易取消 |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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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日本朝貢團在寧波的血腥火拚,令明帝國取締了日本的勘合貿易,為走私打開了廣闊的空間
到了1467年,統治日本的足利將軍家,發生了內亂,史稱「應仁之亂」 ,自此,日本進入了「戰國時代」。
「應仁之亂」中,大內氏迅速崛起,開始爭奪原先由細川氏所控制的對華貿易,單獨派出使團到中國朝貢,而爭奪中國的「勘合」至為重要。大內氏從幕府派往中國的貢使手中,奪得了明朝正德皇帝(1505-1521在位)的「勘合符」,細川氏也不甘後人,從幕府手上拿到了之前弘治皇帝(1488-1505在位)頒發的「勘合符」。顯然,細川氏手持的「勘合符」已經過期失效。
更大的流血衝突,便在嘉靖二年(1523)爆發。
這一年,日本的兩派都派出了使團向明朝進貢。大內氏派出的使節,名叫宗設謙道。細川氏派出的使節,名叫鸞岡端佐,同時,還有位寧波人宋素卿(朱縞)作為副使。
兩支船隊先後到達寧波,持有效「勘合符」的大內氏船隊先到,而持過期「勘合符」的細川氏船隊後到。不知何故,浙江市舶司並未及時查驗先到的大內氏船隊的「勘合符」,而是待細川氏船隊到後一起查驗。令人不解的是,後到的細川氏船隊,反而被允許先入港查驗,佔了先機,這樣,大內氏船隊的有效「勘合符」反而無效。更令大內氏使節宗設謙道憤怒的是,在市舶司於「嘉賓堂」舉行的歡迎宴會上,細川氏的正副使節鸞岡端佐、宋素卿被安排在了宗設謙道的上手。雙方在宴會上爆發激烈爭吵,而明朝官員卻袒護細川氏。宗設謙道的憤怒終於失控,他下令手下抄傢伙,當庭攻擊細川氏使團。細川氏使節逃出了宴會,宗設謙道隨即縱火,焚毀了嘉賓堂,然後趕回港口燒毀了細川的船隊。
細川氏的正副使節鸞岡端佐、宋素卿等逃出寧波,宗設謙道一路追殺到了紹興,然後又殺回寧波,沿途追擊的明軍及無辜百姓不少被殺,明軍多名將領也同時遇難,宗設等「大肆焚掠,所過地方,莫不騷動,藉使不蚤為之計,寧波幾為所屠矣」(明代薛俊《日本國考略 · 朝貢篇》)。最後,宗設謙道在寧波奪船出海,還劫走了其所俘虜的明軍指揮使袁璡。
朝廷震怒之下,下令鎖拿了細川氏的正副使節鸞岡端佐、宋素卿,而逃走的大內氏使團中,有一艘船被風吹到了朝鮮海岸,朝鮮將船上的數十人悉數縛送給明帝國。經過幾方對質,才發現,禍源在於細川氏使團的副使宋素卿向浙江市舶司主管太監賴恩賄賂,賴恩枉法,導致這場大風波。判決的結果是,宋素卿被判死罪。
這場風波之後,明帝國並未取消日本的朝貢。3年後(嘉靖四年,1525年),明世宗(嘉靖皇帝)令琉球入貢使向日本國王轉交一封信,要求將宗設謙道逮捕歸案,否則斷絕朝貢,但杳無音訊。
嘉靖六年(1527),巡按御史楊彝上奏說:「舊例日本入貢,以十年為期,徒眾不得過百人,貢船不得過三隻,亦不許以兵仗自隨。至正德六年以後,使臣桂悟、宗設等各從眾五六百人,又副使宋素卿等一百五十人。各詰真偽、爭端滋起。請令布政司移諮本國,今後遣使入貢,務遵定例,倘違定行阻回。仍行巡海備倭諸臣,修戰具,謹烽堠,選鋒蓄銃,以戒不虞。」(《明實錄》)歸納起來,他要求對日本朝貢重申四項限制,即十年一貢、人百、船三、禁止帶用兵器,都一併援照舊例。
朝廷隨即批准,明確提出日本的朝貢「凡貢非期,及人過百、船過三、多挾兵器,皆阻回」(《大明會典》」禮部 · 朝貢 · 日本國」條),作為一項定規。後來,官居首輔大臣的給事中夏言,乾脆上奏建議撤銷市舶司,朝廷接受,寧波市舶司被關閉。市舶司的撤除,實際上將中日貿易逐漸逼入地下狀態,「市舶既罷,日本海賈往來自如,海上姦豪與之交通,法禁無所施,轉為寇賊」(《明史 · 食貨五 · 市舶》)。
期間,大內氏派遣的兩次朝貢,都因不符合規定而被阻擋。更多的日本私人商船,更是無法靠近中國港口,他們轉而求助於走私渠道。王直下海經商的1540年,正是中日間走私貿易最為紅火的年份,「輸中華之產,馳異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海澄縣志》)。
1551年,大內氏的大內義隆因內亂(大寧寺之變)被殺,繼位的大內義長於1556-1557年遣使朝貢,但明帝國又將其視為篡位者而拒絕。6年後(1557),大內義長又被毛利元就所滅,大內氏政權徹底滅亡,日本陷入混亂,「勘合貿易」完全斷絕。從建文三年(1401)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日本的朝貢使團共計18批(田中健夫《倭寇與勘合貿易》),至此成為絕響。武裝走私成為主旋律,亦商亦匪的「倭寇」則成為主力軍。
(原文載於《大國海盜:浪尖上的先鋒隊》,雪珥著,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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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拉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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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利將軍 在 [閒聊]【<武家之王>足利氏】讀後心得- 看板WarringState 的推薦與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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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小弟日前在淺草的書店找到谷口雄太6月才出版的新書【<武家之王>足利氏
戦国大名と足利的秩序】一書,就決定買回來看看。之前版上曾經有版友分享過谷口
老師撰寫討論足利一門的論文,該論文也有一部分被引用到這本書的內容裡面。
關於足利將軍家在戰國時代所扮演的角色,過去山田康弘曾經提出「共通利益論」,
認為失去實力的足利將軍之所以能夠在戰國時代存活,最主要的原因是對大名而言,
將軍的存在對其有利,只要善加活用將軍的權威,便能對自己在地方上的擴張提供合
法的支持,也因為如此對大名來說使將軍家存續是符合自身的利益的。
關於這點,谷口雄太從價值觀上出發,提出了「共通價值論」。大名之所以支持將軍
家的存續,他認為是在當時武家的心中「足利=武家之王」的價值觀十分普及,對他們
而言坐在將軍位置上的人有無才能都是次要,重點是那個人是否是一個足利家的後裔。
之所以有這樣的價值觀,谷口舉出了南北朝時代到戰國時代之間,足利氏藉由強大的
軍事實力以及透過意識形態的塑造(如建立完善的禮儀制度)等,使得「足利氏=武家
之王」的價值觀普遍深入當時整個日本的武家之中。在這樣形塑價值觀的過程中,如何
區分足利一門以及非足利一門,以及兩者間享有的待遇差異就是一個被深入探討的課題
。
那麼這樣的足利家秩序又是如何崩解的呢?這本書提出的看法是,這是一個由上而下崩
壞的過程,足利將軍在逐漸失去軍事實力的同時,對於各地逐漸戰國大名化的實力者們
,採取了拉攏、懷柔的策略,開始承認這些出身較不高貴,但是實力強大的諸侯們所有
的影響力,不知不覺間室町時代強調「血緣」高貴的價值觀被轉換為「實力」至上的思
想。三好氏以及織田氏在戰國中後期撇下不在京的將軍,實質上支配天下的情況,被作
者認為是這種價值觀轉換必然會出現的結果。
個人認為這本書所提供的觀點十分有趣,在先前有關戰國期將軍家的研究普遍以物質層
面進行探討的同時,從心理層面來敘說足利將軍在當時武家們心中的地位,認為大名們
打從心底認同足利將軍的合法性,或許是另一種探討足利家在當時扮演角色的重要論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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