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歷史課綱引發的討論，為什麼會讓正反雙方都如此在意？為什麼我們需要一段時間重新修改歷史課本？其實這都跟我們看待歷史的態度轉變，使得過去許多有「定論」的事件與人物都需要重新從不同角度來被認識。以前為了時代性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甚至是殖民主義以及去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而將某些歷史事件與人物做出符合意識形態的定位。這中間可能存在著政治權力的控制、學術精英態度的詮釋以及討好輿論的主流觀點。人們喜歡英雄與悲劇故事的心態始終如一，對於善惡二分的態度也是主流的價值。如此一來，歷史中那些事件與人物複雜且難以定位的部分就很難獲得多數民眾的青睞，因為這樣的歷史不好理解，也沒有戲劇性可言。不過，透過多元的資料，配合著意識到敘述者、分析者意識形態來面對這些複雜的歷史，應該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與愛好者的使命。講述大眾喜愛的故事很容易獲得關注與資源，但是說一個不討人喜歡、不戲劇化也不太吸引人的故事，可能才是我們重新認識歷史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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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韻芳在芭樂人類學共筆部落格中寫道，她在觀賞《賽德克・巴萊》之後與學生在課堂上有所討論，而「那一門課的五個研究生裡，三個是賽德克族，但其中一個是清流莫那・魯道的Tkdaya後裔，一個是祖先未參加霧社事件之中原部落的Tkdaya，一個是平靜部落的Toda，……但其中Toda的那位同學在我們的討論中幾乎總是沈默的。」這裡所稱的沉默，自然是來自霧社事件期間，曾以「味方蕃」的身份協助日軍的道澤群後裔所背負的眼光。
邱韻芳所提到的問題確實曾經引起族人的關切。據擔任該片歷史與文化總顧問的郭明正（Dakis Pawan，本人為霧社事件的遺族）所言，早在電影開拍之前，他應邀擔任翻譯而首度閱讀劇本時，便曾向導演就劇情有所反應，於是而有《真相・巴萊》書中所述，魏德聖至埔里與賽德克三語族人面晤之事。郭明正歸納當日族人的關切要點，在於「族群關係的詮釋以及是否符合史實」兩方面：德克達亞人與道澤人交惡與衝突的緣由，是否應於片中有所交待？而在「霧社事件」中，道澤人與托洛庫人的角色或立場為何？能於影片中呈現嗎？此外，瓦旦・吉洛牧師特別提問：「劇終本族的德克達亞人走過『祖靈橋』，不知道我們道澤人是否也一樣行過『祖靈橋』？」
道澤群和德克達亞群長久以來的關係究竟如何，本身似乎是個相當複雜的問題，賽德克人彼此之間意見也未見相同。例如郭明正提到，「若依賽德克族姻親之間的關係，莫那・魯道可說是〔鐵木・瓦力斯所屬的道澤群〕奇萊家族的女婿」，這也牽涉到「莫那・魯道起事前是否曾遊說道澤群及托洛庫群共襄盛舉」此一連清流部落遺老都沒有共識的問題。
郭明正認為道澤人的行為不應使他們背上「親日」的惡名，而且正是因為他們將「答應人家的事……做到底」，所以這些道澤人之為Seediq bale根本無庸置疑。此外他也相應的認為，「若以土布亞灣溪之役的結果，來指稱我起義六部落族人『殺害』道澤群屯巴拉部落的頭目鐵木・瓦力斯，我們認為有失公平，且會扭曲歷史的真相。」他認為這一切悲劇都應當歸咎於日本人一向以來「以蕃制蕃」的策略，爭論族人之間誰是誰非，只是「模糊了殖民統治者對我台灣原住民族一貫的殘暴行徑」。
雖然郭明正一人並不能代表其他的賽德克人，但顯然他對於「史實」的概念並不是那麼素樸。他所謂的「史實」超出單純的事實追尋（facts finding），而進入到歷史詮釋（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的範疇，用今天的流行語來說，就是他清楚知道詮釋本身便是史實的一部分。
（以上引用自網頁原文）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43480?fbclid=IwAR3dA98NY360IKUfdcSVMEkaEewaMEOI1Pjv72QeIxen4Dg_JEYTCgwBqo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