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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流後幾日，就是新年了。連假期間進校園，在冷清的文學院四樓長廊上，看見一隻死去的小小的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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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子躺在公共行政系教授的研究室門口，輕輕的，風大時稍稍晃一晃，修長的黑翅膀蓋住白色的身體，像是一片枯葉子，掩著一枚發霉的毬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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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來，研究所時我似乎沒在學校裡看過這樣的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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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隔十餘年，再次回到校園，很多東西都變了。還是沒見到飛翔起來自由得近乎狡猾、近乎魔法的燕子，但到處都是鳥禽──現在的學校裡，已經成了鴿子的練飛場。文學院，共同科，人文學科這一區的建築物屋頂上，幾乎都棲停滿了灰撲撲的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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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燕子，鴿子倒是我以前唸研究所時就有了。但那時，頂多是久久看到路燈上落拓著停了一兩隻，轉頭張望的樣子，看上去有些茫然。或許是那樣的情境和當時的我們心境太像，又被附會了什麼自由平和的象徵，每次遇見，心裡常常是沉靜、同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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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現在完全不是這樣。寬闊的縱谷天空下，鴿子群不去別處，不由分說沿著文學院的簷頂屋脊停了一整排，咕咕噥噥，歡快熱鬧。「現在學校的鴿子啊，比我老家的鴿舍還多」，學弟這樣說，口中是輕佻、誇大的語氣，是那種青春而戲謔的快樂。（遠遠離開家鄉抵達這裡，對他來說，是一件得意的事嗎？）我凝視著鴿子一次又一次飛起，但哪也不去，盤旋著繞文學院飛過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群體龐大綿延無盡，像一條氧化的金屬鎖鏈，像一隻鏽唱針重複讀取著黑膠唱盤。沒有盡頭的日常練習，讓人看著不由有些不耐，但為什麼不耐？我卻說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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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日復一日、重複軌跡的飛行，是現在天天瑣碎忙碌的我能夠做到的事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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鴿子持續飛行，給人與時間拚博的聯想。飛行，但哪也不去。若是那些年自認遲遲沒有準備好、而遲遲不願畢業（但同時又這麼恐懼出社會後日復一日的辦公桌人生）的自己，看到這樣群鴿繞圈飛行的場景，不知道會是什麼感覺。

說不定也沒有什麼感覺。對長久生活在都市裡的我而言，鴿子並不常見，賽鴿的鴿舍更是遙遠的童年記憶了：舉著紅旗子的人高高站在天台上，在陰霾、但更顯飽滿有力的天空底下，偶爾揮動，遠方的鴿群感應到什麼一樣低低飛近，掠空而過，像是受著魔魅的超自然力量招喚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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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下養鴿是為了賽鴿，賽鴿的用途則是賭博。文學院的鴿子──文學院裡停著的這麼多、這麼多的鴿子，能有什麼用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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鴿子多到一定程度，對衛生或許是有一點影響了。學校能處理手段不多，放毒或擊殺，觀感上都太殘忍。聽說想來想去，曾嘗試引入天敵，一度請人帶了訓練過的老鷹來驅趕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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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是口耳相傳，問了幾個學弟妹，其實都沒有親眼看過。只知道曾有這樣合理、但似乎有點好笑的事。為什麼好笑呢？一時也說不太上來。是覺得那種「人為模仿自然食物鏈」的做法太可笑了，還是覺得「以為這樣比較不殘忍」的心態可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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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老鷹的驅趕計畫最後失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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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像那樣習於滑翔的巨大禽鳥，在學院寬敞、但對牠而言實在還是太過狹小的上空，勉力拍著翅膀，撲飛追趕鴿群而不可得的樣子，有些不忍。老鷹沒有久留，聽說還曾一頭誤撞上學院大面透明的玻璃窗。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追問過幾個朋友細節，大家不置可否的說說笑笑，把話題帶過。那就是一個非常有趣、合乎我們期待的故事吧？是不是真的，很重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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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鷹受傷，終於走了。鴿群在交頭接耳的鼓譟中，重新佔據了文學院設計典雅的屋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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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說這樣一定是不好的。老鷹回去休息，去更大的地方做自己擅長的事。鴿群在美麗的文學院，繼續溫暖、快樂、安全的生活。日子一樣過去，很難說這不是一種各安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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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最後只好在各間教室、各個研究室的窗台外側拉上了鐵網，避免鴿群逗留，衍生衛生問題。鐵絲太細太利，鴿子的腳爪無法久握。所以，原本敞亮的窗戶，現在看出去都是緊緻的鐵窗風情了。我每天進研究室，隔著窗戶觀望曾經熟悉、但疏遠太久的校園，像一個學畫、學書法的人，在輔助的格線上確認線條與顏色理想、確實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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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很難說這樣一定是不好的。原先詩情畫意的大塊風景，現在看上去，都有精確的座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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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網的網目大概是眼鏡的大小，密密注視著天空盤旋的鴿子。鴿子再也不能隨隨便便停在窗台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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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以前唸研究所時，上小說家老師的課，老師講到精采處，真心在乎處，偶爾會停下來深思，看著窗台上孤獨的鴿子出神，鴿子往往也偏著頭注視老師，久久不動。修課的我們也停下來，窗外的風景也停下來，時間也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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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停下來，沒有為什麼。那曾經是我最喜歡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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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照這樣看，從前的那種狀態是不會再回來了。所有的窗台拉上鐵網，整個文學院像是武裝起來的堡壘。泊車困難的鴿子群，只能停到更上層熟悉的屋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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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也很好，只是不知道下雨的時候怎麼辦呢？花蓮的冬天那麼容易下雨。又冷又漫長的冬天，曾經帶給習慣南台灣陽光的我極大的絕望。躲進外套裡，房間裡，棉被裡，書本裡，濕氣如影隨形，讓人覺得無處可去。人都這樣了，何況是只能停在屋頂的鴿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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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台不能停，停地上總可以，例如，或許能躲進走廊裡避雨吧？我確實這樣想過，但很快就知道為什麼不可行───一天晚上，我走文學院的長廊去研究室，昏暗的燈光裡，不小心驚動了一隻雨天躲進走廊的鴿子，牠驚慌地在走廊和樓梯間拍翅亂飛，撲上頂燈、玻璃窗，又摔下來，四處找尋亮處想逃，或至少努力想停留在半空中、爭取時間找尋出口。我靠牆站著，大氣也不敢喘，注視著那隻絕望、瘋狂的鴿子。不是怕牠，是怕牠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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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也是有點怕牠吧？或許我也有點怕我。那樣以為自己受困、恐懼、而近乎瘋狂的樣子，我並不是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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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亮以後的校園裡，鴿群又排排站滿了學院的屋頂。雨繼續下，或許還要下整個冬天。鴿群咕咕咕咕，停留在文學院的屋頂，我仰頭去看，無法分辨飛禽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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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其實還變了很多。單是文學院內就有許多不同。建築還是一樣的建築，但時間過去，不可能沒有留下任何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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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中的大樹長高了。印象中以前唸研究所時，樹梢大概只到二三樓的交界。以前我們創作所設置在英美系上，所辦位置在文學院三樓的西側，一出門，就可以看見中庭對面的中文系。但現在樹紛紛長高，已經完全看不到了。以前的東華中文系後來也改制了，叫華文系，併校後我還來不及認識的花師的朋友們來了，繼承下中文系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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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系佔據了文學院長長的ㄇ字型走廊。這次回來學校，我繞著走過幾次，有些迷惘，慢吞吞沿走廊看過一個個布告欄，像一個失去國籍的水手沿著海岸找尋港口。鴿子在文學院裡咕咕叫著，很熟悉。可是現在，我誰都不認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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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高的大樹上，現在棲著擅長學舌的八哥，非常神奇，像精通多國語言那樣，能夠多聲道用不同音色彼此唱和，好像在溝通，但也難以確定，畢竟牠們飛也不飛，整天就那樣勉力叫著。會不會是單純想發出聲音而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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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樹上幾乎沒有鴿子，沒有老鷹沒有燕子，就只有八哥。我有時研究室忙累了，出來趴在窗台看他們，整天鳴叫不休，站在枝頭迎風擺盪。他們似乎是以發出聲音這個行為本身為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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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趣，但好虛無。只是想想，牠們就是八哥啊，八哥做著八哥擅長的事，這有什麼不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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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無論是從前唸研究所時，或者這次返校，印象裡，我從來沒有在文學院裡外遇見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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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後門外的小路上倒是四處都是燕子，個頭小小黑黑的，速度飛快，像是活的音符，樓房間低空穿梭，貼地飛行，突然拔高又急轉，彷彿轉音出色的爵士歌手似的。我有些佩服，燕子從來都飛得如此好看，從來沒有撞上人車樓房，最後總能輕輕巧巧落在細細的電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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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不出那是一種艱難高超的生存方式，或者單純炫技的遊戲。飛翔的燕子來來回回畫過空中，有時就這樣一整個下午，好忙碌，但乾乾淨淨什麼也沒有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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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或者傍晚買飯回租屋處，走在小徑上，總看見燕子就這樣來回在天空裡寫畫著無人知曉的符號，彷彿正興奮地連起空中隱藏的星星圖案，我常常興起羨慕的感覺──感覺那是什麼神祇正向我顯示某種充實、自由、又率性的生活方式，暗示我，勾勒另一種更理想的、更盡其在我的生命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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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除了羨慕，還能怎麼樣呢？人類無法飛行，這我已經知道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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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子是夏候鳥，秋冬理應要往南飛走避寒，壽命約十年。這是我看見走廊上那隻死去的燕子後，回研究室上網查詢才知道的。（但那些在鄉間小路上亢奮飛翔的燕子，為什麼沒有離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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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回來之前，我畢業離開東華，也已有十年之久。常常返校，找朋友，講座，更多是純粹旅遊，多半也挑在夏天。若無必要，真是沒有興致再經歷一次花蓮的冬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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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使這樣，幾乎年年夏天回來的我，仍然對文學院裡的燕子毫無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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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日晚起，瞎忙一陣，入夜了才回到文學院。連假後的期末考前，走廊上師生皆臉色木然默默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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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到四樓，刻意去看昨天燕子死去的地方。但整條走廊乾乾淨淨，淡淡反光，甚至連打掃的痕跡都幾乎看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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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去的燕子消失了。我四下張望，一無所獲。鴿子在夜裡的文學院裡咕咕鳴叫著，有些委屈，像是摀著棉被偷哭的聲音，小小聲、低頻率的幼獸哀鳴一般，迴盪在夜裡的文學院。因為已經知道那是鴿子了，咕咕，咕咕，所以毫無恐怖的感覺，我靠著欄杆凝視一片漆黑的文學院中庭，只覺得好苦，好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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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在文學院看過真正活著飛翔的燕子，只看見死去的。還未想清楚那是怎樣的事，一天過去，死去的燕子也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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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哪裡來，為什麼來到這個校園，自己大概總有一套說法，即使心裡其實並不一定那麼確定。不過想假裝條理分明、有意說得頭頭是道、引據證明自己收穫豐碩或所言不虛，並不是多困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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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燕子從哪裡來，為什麼來，怎麼生活，因著什麼死，我完全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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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研究所時學校後門還沒拓寬的、窄窄的志學街，季節到了常有盤旋飛翔、特技演出一般的燕子。但太常見了，那時的我似乎從來沒有把那當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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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的我唸著文學，忙碌著學過很多奇異、艱難、與我無關的敘事技術。現在回想，收穫是真的，但不是我以為的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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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子也是真的。只是我那時不知道。現在的我真想專注看看那隻死去的燕子。真想好好寫牠。可是來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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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前夕，一隻燕子死在公行系教授的研究室門口。屍體不知道是被連假結束後的清掃工人清理走，還是被貓狗或其他鳥類叼走了？想起《快樂王子》的故事，寒冬裡分送雕像上的寶石給窮人、因而錯過南遷時機而凍死的小小燕子。我想那不是真的，但那成就了故事裡最快樂、也最憂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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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裡，燕子死前輕輕的親吻了雕像，那讓我想起學校後門的長長巷子裡，燕子特技飛行的最後，輕輕迴身、降落在黃昏天空中的電線上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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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著感傷的心情，在研究室待到深夜。關燈離開時，意外看見窗外的鐵網上，卡著一小片鳥類脫落的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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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新的。在研究室的窗前來來回回幾個月，我從未看過這片羽毛。實際上我沒有在這面窗景裡看過任何靠近的飛鳥。現在深夜裡看不清楚，但單就毛色來看，似乎是鴿子留下的。當然，也可能是別種飛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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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樣無法久棲的位置，在我不知道的某個深夜時刻，曾經有飛鳥撲翅趨近，嘗試停留。停著停著，或許痛了，最終只能匆忙選擇飛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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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來真是奇怪的感覺。我們全力避免飛鳥靠近所設的鐵網，竟然反而為我們全力避免的飛鳥，留下了奮力飛翔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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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翔的證據／林達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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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副刊2021.04.09

【尋找Ground Z(ero)：殭屍和他們的產地】#葉郎電影徵信社 #舊文重貼

1932年的好萊塢電影《White Zombie 蒼白殭屍》開啟了接下來80年橫跨電影、電視、電玩、小說等等媒介的大眾文化殭屍熱，並賦予Zombie這個字眼百年難以磨滅的恐怖想像。

雖然殭屍和殭屍病毒的故事是虛構的（希望啦），但這個字眼和其背後的信仰並不是無中生有。它們根源自更早的原始宗教、都市傳說和以訛傳訛（希望啦）的見證報告。

下文將追溯殭屍電影的源頭，尋找這個感染力甚強的文化病毒最一開始的Ground Zero：


▇ 深夜畫室的鬼靈

1838年Zombi這個新單字（拼寫方式要多年後才會加上字母e）首度出現在美國媒體上，是伊利諾州地方報紙The Telegraph轉載自英國雜誌Chambers's Edinburgh Journal的一篇恐怖短文，名為「不明畫家」。

文中描繪巴洛克時期的西班牙畫家Bartolome Esteban Murillo所僱用的年輕黑奴因為晚上睡在畫室裡，親眼目擊了非洲傳說中的“zombi”出現，並隨手拿起畫筆在畫室學徒的畫作上塗塗改改的驚悚畫面。

但沒有人把黑奴的說詞當一回事，認為只是他根深蒂固的迷信作祟。
（圖說：殭屍本人Sebastián Gómez的畫作）

Zombi的字源眾說紛紜，但多半不脫西非週邊的各民族語言。剛果的Kikongo語中，有類似的字如zumbi（意指軀體）和nzami（意指靈魂），被認為最可能是zombi的字源。

西非國家正是16~19世紀歐洲人實施大西洋奴隸貿易的最大受害者。這些字眼和它們背後的非洲原始信仰巫毒教稍後隨著運奴船流轉向世界各地。以法國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海地島（法國人稱之為聖多明尼克）為例，最高峰時島上總計有3萬名白人指揮70萬名黑奴在甘蔗田和糖廠裡頭不眠不休地工作。

必須注意的是，就像zombi這個字的多重起源一樣，海地的黑人使用zombi這個字來指稱多種廣泛的靈異現象：比如失去身體的靈魂、失去靈魂的身體（比較接近我們今日對於zombie的想像）以及被巫師施法變成動物的人或是其他各種超自然現象。

所以回到1938年的「不明畫家」鬼故事中，黑奴使用這個字眼可能廣泛指超自然鬼靈，而非明確意指死而復生的那種殭屍。否則《The Walking Dead 陰屍路》中笨拙緩慢的殭屍群裡就會多出好幾隻以畫筆為武器的繪畫天才。

「不明畫家」的故事其實改編自史實。不僅巴洛克畫家Bartolome Esteban Murillo真有其人，連他家黑奴的名字Sebastián Gómez 都有明確史料記載。

隱藏在撞鬼事件背後的真相是：Murillo的學徒們早就懷疑畫室有鬼，因為他們下課時留在畫室裡的習作經常半夜被不知道什麼人增添好幾筆。最讓他們惱怒的是這個鬼還把他們的習作改得更漂亮。身為師長的Murillo最終只能親自扛起起抓鬼特攻隊的任務，半夜偷偷躲在畫室裡準備真的「抓鬼」......

如果這個故事裡的zombi確實是恐怖的殭屍，接下來想必會是腥風血雨、鬼哭神嚎的高潮場景。可惜劇情隨即急轉直下，變調成了一場溫馨喜劇——

被畫室主人活逮的Zombi根本是黑奴Gómez本人，而且Murillo還發現這位超會編故事的年輕人在繪畫上同樣也天賦過人。於是Murillo果斷還他自由身，並當場收他為徒，甚至還贊助了他的婚禮。

真正令人頭皮發麻的殭屍故事還要再等百年左右才會出現......


▇ 魔島和甘蔗田裡的活死人

1932年的恐怖電影《蒼白殭屍》非常不尋常地引用了18海地刑法249條印在海報上，甚至還特別囑咐電影院老闆一定要把該條文張貼在電影院大廳明顯處藉以攬客。片商的邏輯是如果海地刑法裡真的特別寫明了不准把人變殭屍，那不就代表殭屍的情節不是電影虛構，根本真有其事？

《蒼白殭屍》實際上是從早兩三年出版的一本書《The Magic Island 魔島》中抄來的條文。海地刑法還真的有這個條文，只是《魔島》作者把246條誤植為249條，以至於《蒼白殭屍》的宣傳素材也跟著抄錯了條號。

原本僅規範禁止對人下毒的海地刑法246條，在1864年增訂了第二款、第三款，把禁止的範圍擴及到用藥物把別人毒害致接近死亡狀態，此外如果被害人因此被當成死人埋葬則其加害行為視同謀殺。主導修法的是美國扶持的傀儡政權Fabre Nicolas Geffrard總統。篤信基督教的他原本打算亂槍打鳥，不管殭屍的傳說是真是假，都先用這個修法讓被他認為有失國家顏面的迷信徹底消失。總統大人有點弄巧成拙，因為《魔島》和《蒼白殭屍》引用條文到處敲鑼打鼓宣傳，海地島自此再也沒能擺脫大眾文化中巫毒污名。

史上第一部殭屍電影《蒼白殭屍》其實不只抄了人家一個條文。它的整個故事根本就是從《魔島》這本書中片段拆解出來的。而最詭異的是《魔島》這個現代殭屍文化的源頭甚至不是一本小說，而是一本海地島的旅遊書。

《魔島》的作者 William Seabrook是一名對神秘主義有濃厚興趣的記者兼探險家。他的另外一本遊記因為記載了自己在象牙海岸吃到剛剛被殺的新鮮人肉而引發輿論熱議。但真正影響後世深遠的仍是這本記錄他1927年海地之旅的遊記。

他在書中記載了他的海地朋友轉述的海地殭屍事件：

1918年當地最大的糖廠Haitian American Sugar Company因為甘蔗收成期間缺工而提出懸賞，任何人只要能帶新的工人來上工都能得到糖廠重賞。這天糖廠的工頭Ti Joseph 真的帶來一群新的工人來領賞。工頭說他們來自山上的部落，因此語言不通，不會說話。但實際上這些可憐的人是被工頭用巫毒下藥變成殭屍。

殭屍是所有工頭眼中完美的奴隸：可以日復一日工作，完全不會喊累，不會抱怨，不會生病，甚至永遠不會死。唯一需要留意的是他們只能吃沒有調味的食物，尤其不能讓他們吃到鹽或肉，因為那些食物會讓他們恢復知覺和記憶，意識到自己已經死了，甚至可能轉頭殺死對下藥控制他們的巫師。

故事的最後工頭的妻子對這些工人生了惻隱之心，於是領他們前往市集裡，餵他們吃用鹽調味過的開心果點心，並把恢復意識的他們帶回山上的部落。工頭Ti Joseph稍後被憤怒的家屬用大刀斬首致死。

讓《魔島》創造一整個殭屍文化的不是上面這個驚悚的故事。作者 William Seabrook的第一反應和你一樣，覺得傳聞證據沒什麼可信度，還是要眼見為憑。於是他當場要求海地友人帶他去甘蔗田裡看真正的「殭屍」。

這本遊記真正讓美國人嚇到頭皮發麻的是接下來作者親眼見證殭屍的紀錄：

他見到田裡的黑奴，立刻不顧工頭攔阻大膽向前攀談。但無論他怎麼對黑奴問話，黑奴唯一的反應是眼神空洞地看向遠方的虛無。「他們規律如一地埋頭工作就好像是畜生或是機器一樣。而最可怕的是他們的眼神。唯一能形容的就是已死之人的雙眼，跟盲人完全是兩回事，而是睜大眼睛、毫無焦點、什麼都沒有看在眼裡的茫然感覺。」

《陰屍路》、《28 Days Later 28天毀滅倒數》、《World War Z 末日之戰》、《Zombieland 屍樂園》、《I Am Legend 我是傳奇》、《Shaun of the Dead 活人甡吃》和《Night of the Living Dead 活死人之夜》等等殭屍電影的經典形象通通起源自於這段文字。


▇ 殭屍背後的真正恐怖情節

1928年《魔島》這本遊記在美國出版之後造成議論紛紛的殭屍議題熱潮（《蒼白殭屍》正是這個熱潮的產物），作者William Seabrook後來不得不出來澄清大家誤讀他的原意：他只是轉述殭屍傳說以及紀錄他目擊到的農場黑奴的身心狀況，他從來沒有說他看到的就是殭屍。

如果不是殭屍，那是什麼？

紐約時報曾將殭屍形容為「非洲信仰」與「奴隸制傷痕」的混合體，因為殭屍本身就是「永恆的奴隸」。

非洲人被法國人運送到海地島之後，受到各種非人的待遇：在持續的飢餓狀態下每天連續工作18個小時，還有各種嚴厲酷刑隨時伺候。海地人趕走法國人之後，又換來1915年～1934年美國海軍陸戰隊以維護美商權益之名入侵，並對海地人實施種族隔離和強制勞役，用槍押著海地人到處修路，以便美軍得以快速控制全島。

不論法國人或是美國人都積極想用基督教取代海地原本的巫毒信仰，美其名為「救贖」。但他們的壓迫適得其反，讓巫毒信仰變得更加強韌、更有生命力。殭屍的鄉野奇譚正是起源於非洲的巫毒信仰：

非洲人認為無論在世界何處，自然死亡的人都可以重回非洲故里和先祖重聚，去到一個名為Lan Guinée（幾內亞）的天堂。但如果是自殺或是他殺而死的人，將無法回到非洲與家人重聚，永遠徘徊在葬身之所。

正是黑奴心中最深的恐懼創造了殭屍的鄉野奇譚。他們被萬惡的奴隸主、法國人、美國人輪番奴役，唯一能奪回自由的方法只剩下死亡。但自殺而死的黑奴又會遭到懲罰永遠無法重返故里，甚至會被路過的巫毒巫師收編成為永遠不會死的殭屍，進而成為「永恆的奴隸」。

所以殭屍是一種文學比喻，一種非洲人淪落永久失去意志、失去自由、失去對人生控制權的類死亡狀態。

殭屍的信仰反應了海地人的惡夢，殭屍的大眾文化則反應了美國人的社會焦慮。每一個世代的殭屍大眾文化都有各自的焦慮源頭：

《陰屍路》前後的影視作品反應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28 Days Later 28天毀滅倒數》前後的殭屍電影代表的是對於不明疾病爆發的憂慮（正式此時此刻全世界正在發生的狀態）；《活死人之夜》前後的殭屍電影則是白人對於黑人民權運動引發暴亂的恐懼。

再往前推到殭屍電影的源頭《蒼白殭屍》背後的《魔島》，代表的是1920、1930年代美國社會兩股互相衝突的情緒。其一是美國人由於種族歧視而對於黑人文化的莫名恐懼，其二則是前者引發的「哈林文藝復興」運動，激起包括《魔島》作者William Seabrook在內的一群紐約藝術家和作家試圖探索黑人的歷史文化，揭開各種迷思背後的真相。

殭屍的真相則在1937年另外一本關於海地的書《Tell My Horse》中出現了新的答案。

同樣得到哈林文藝復興運動的啟發，曾受人類學訓練的黑人女作家Zora Neale Hurston前往海地調查另外一起剛剛發生匪夷所思的殭屍事件：

1936年，一名除了身上披的破爛袍子之外幾乎全裸的女子出現在海地的某個村子裡。她自稱是隔壁村的Felicia Felix-Mentor，還跟同名的女子一樣出現左腳跛腳的明顯特徵。唯一不吻合的地方是Felicia Felix-Mentor早在29年前就已經過世並下葬。她的說詞是自己被巫師變成了殭屍控制多年，後來被巫師拋棄才能脫身回家。

Zora Neale Hurston親自採訪了這位自稱殭屍的女子，並拍下這張極可能是史上第一張殭屍的歷史照片，刊登在1937年的《Life 生活》雜誌上頭。

她在文章中猜測女子是被下藥才會失去語言能力和自由意志，因而被家人當成死人下葬。她推論應該是一種莨菪烷生物鹼藥物或是從蛤蟆或是河豚身上提煉的毒素。不過Zora Neale Hurston欠缺醫學訓練，加上她歷來對神秘主義的高度興趣，使她的結論被專業人士完全無視。

1945另外一名醫師Louis P. Mars發表了對於同一個個案的研究結果：他用X光檢驗發現女子左腳並沒有死者原來的骨折痕跡，同時發現按常理近60歲的她應該已經停經，但檢查後發現仍然有月經，顯示她的年齡可能並不吻合。醫師最後推論認為比較大的可能性是患了「思覺失調症」（過去稱作精神分裂症），才會有身份的錯誤認知。也就是說其實沒有殭屍這一回事。

有學者認為所謂的殭屍，很可能是一種社會性的「死亡」。就像某些社會對於精神病患者的反應，對整個家庭和社會來說當事人就好像已經死亡的成員一樣，因為他再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意志，再也不能言語。被當成死人般遺棄，也是一種「下葬」。

於是從今以後我們再也無法正視任何一個電影中的殭屍，因為我們終於知道所有笨手笨腳、緩慢移動的活死人都代表了一種內建在靈魂裡卻永遠無法實現的本能：

重返故里，與家人重聚。

2020年，日本同時停辦兩大盛事，一是「奧運」二是「甲子園」。不禁想到《漫長的告別》中，妻子對著失智的先生說，「想和你在日本再看一次奧運」，以及《求婚大作戰》健三那句「我說過我會帶你進甲子園」。

既然如此，就去電影院吧。

即將於本週開跑的桃園電影節，今年特別以奧運與甲子園為題，關於那些被電影收錄其中，來自男孩們的淚水與汗水，在名導市川崑的鏡頭下看見《青春：第 50 屆日本全國高中棒球錦標賽》，以及50年後、平成最後一個夏天，旅美日本導演山崎艾瑪紀錄的《甲子園：夢想競技場》。

此外，也包括在大河劇《韋駄天～東京奧運故事～》曾多次出現的畫面，由市川崑執導的《東京奧運1964》。不是戰後的日本、不是運動選手，更不是拿到金牌的冠軍，這是一部完全聚焦於「人」的紀錄片，觀眾的表情、選手的癖好，甚至是放棄比賽、跑最後一名、跌倒在地的「人」。且按照經驗，越是被日本政府所唾棄的電影，才更有欣賞的價值。

既然已經有兩部市川崑了，桃園電影節也就順勢放映《炎上》《弟弟》兩部4Ｋ數位修復。在市川崑誕辰105年，重新回顧大師的經典作品。

而本屆桃園電影節唯一的新片，則是由稻垣吾郎、二階堂富美主演，手塚真改編其父親漫畫作品的《手塚治虫迷幻少女》，CharMing的愛石橋靜河也有參與演出。

桃園電影節將於10月9日～23日，於桃園新光影城、八德廣豐國賓影城、中壢SBC星橋國際影城、桃園in89統領影城、桃園光影文化館舉辦。

官網：http://tyff.taoyuancf.org.tw/article/venue
場次：http://tyff.taoyuancf.org.tw/film/search


《＃甲子園夢想競技場》
導演：山崎艾瑪

2018年，適逢夏季甲子園100週年，更是「平成最後一個夏天」。日本全國近4,000參賽隊伍，即將透過單敗淘汰制，選出 56 校角逐高中棒球最高榮譽。水谷哲也，橫濱隼人高中棒球總教練，目標制霸全國，始終將球隊擺在家庭之上。他從未見過15 歲的兒子打球，也不願訓練他。水谷將兒子送到遠方的花卷東高中，在他的弟子佐佐木洋隊中磨練。佐佐木可謂青出於藍，大聯盟球星大谷翔平、菊池雄星都是他訓練出的高徒。

大賽在即，同為甲子園常客的兩校隊伍，將會由哪隊創造奇蹟？旅美日本導演山崎艾瑪與 NHK 合作，近距捕捉棒球青年的沸騰熱血，從地獄備賽到最終決賽，感動呈現甲子園的汗與淚。「98% 的高中球員在這裡被打敗，然後變得更強。」高懸於阪神電車甲子園站的標語，清楚揭示一切。甲子園作為文化縮影，不只是熾烈青春的明證，更是塑造日本未來最堅實的夢想聖地！


《＃青春第50屆日本全國高中棒球錦標賽》
導演：市川崑

1968 年盛夏，第 50 屆日本全國高中棒球錦標賽「夏季甲子園」正式開戰！六萬名觀眾擠爆看台觀戰，歡呼聲響徹雲霄。從 2,485 所學校脫穎而出 48 校菁英隊伍，準備爭奪獨一無二的至高榮耀。劇組縱橫經緯走遍列島，從寒冬到酷暑，追蹤野球少年的逐夢身影。片中更穿插珍貴歷史畫面，細數甲子園變遷史。走過二戰，巍巍場館除了曾因軍需拆用，甚至有明星球員遠赴沙場不再歸來。汗淚齊飆的甲子園，不僅是青春競技場，更見證永不言棄的大和精神。

本片為明治百年紀念電影，由朝日新聞社和日本高中棒球聯盟全面協力拍攝，一代名導市川崑最膾炙人口的傳奇傑作，媲美導演 1965 年轟動鉅作《東京奧運 1964》。為了落實導演的野望，全片出動20多台攝影機、動員120名工作人員，讓鏡頭伏地上天，穿梭各個角落，精彩捕捉賽事精華與綻放的各色青春！


《＃東京奧運1964》
導演：市川崑

1940 年東京被選為夏季奧運的主辦城市，但由於二次世界大戰影響及其他爭議，東京主辦權因此終止，而此屆奧運賽事也因戰事開展而延期。直到1964年，日本再次挑戰奧運之夢，成為奧運首座亞洲主辦城市，再度向全世界證明日本從二次戰敗後，不屈不饒重新站立的能耐。日本大師市川崑受邀拍攝，對於奧運選手不歌功頌德，也不流為官方賽事記錄的宣傳片，運鏡與場面調度展現大師風範，整體敘事強調人道精神與多元文化，成為日本國民集體記憶的重要紀事。

此次影展放映版本為 2013 年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修復之作。本節目由國際奧委會 IOC 協力放映。


《＃弟弟》
導演：市川崑

17 歲的阿絃與小她 3 歲的弟弟碧郎，生長在一個信奉天主教的家庭。他們的父親是名不經傳的作家，對於家務不聞不問，也經常沉默不語；繼母患有手腳風濕痛，長年臥病在床。對於碧郎來說，姊姊無微不至的照顧與愛護，他毫不珍惜，叛逆的行為舉止，令姊姊擔憂不已。在一次騎馬意外因而受傷入院時，醫生才發現碧郎的肺病已經很嚴重了，他才開始真正懂得珍惜身邊的親人……改編自幸田文原著，導演市川崑不慍不火呈現日本女性堅忍不拔的特質。市川崑曾說：「『家』是父愛、母愛、兄弟愛及姐弟愛建構而成的。但不管如何相親相愛，人，仍是孤獨的。以孤獨為前提，相互扶持的生活中所流露出的情感是最美麗的。」


《＃炎上》
導演：市川崑

改編自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描述一名患有口吃的高中生，迷戀「驟閣寺」之美成痴，最終釀成巨禍，卻也為個人不幸命運帶來解脫。本片為市川崑首部寬銀幕作品，由攝影大師宮川一夫掌鏡。兩人聯手將日本 20 世紀最重要的小說大銀幕化，推上日本影史經典寶座。2020 年為三島由紀夫逝世 50 周年，此時再重溫兩位大師的作品結晶，別有意義。


《＃手塚治虫迷幻少女》
導演：手塚真
演員：稻垣吾郎、二階堂富美

「東京都市吞噬、消化了幾千萬人，有個女人卻像是排泄物般被排出了，她的名字是芭波拉。」有著特殊性癖的唯美派作家美倉洋介在地鐵站邂逅了這名滿是酒氣的女子，便將她帶回家。放浪形骸的芭波拉再次激起美倉創作的靈感，文思泉湧猶如同他內心即將潰堤的慾望，她是繆斯？還是惡魔？或者根本只是美倉自行想像的幻影？有如在芭波拉的引領之下，美倉洋介展開了這段毀滅的旅程。

手塚治虫誕辰 90 周年紀念之作，由手塚真執導，日德英跨國聯手製作，四座金馬獎加七座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攝影得主的杜可風擔任攝影。加上實力派演員稻垣吾郎，以及二階堂富美飾演謎一般的迷幻少女。繼東京影展競賽片之後，獲邀全世界各大奇幻影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