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是我大一入學的前一晚,一個人在人生地不熟的校外宿舍。地震結束後幾個人才從宿舍走出來,面面相覷問:"剛剛那真的是地震嗎?"
大家抓了幾個東西便外走,我則拿了台收音機,試圖收取些外界資訊。
靜宜大學停車場上散佈著和我一樣慌張的年輕人,漆黑的山下則不斷傳來消防車在遠方奔馳的迴響。
921那晚的星星超級亮,抬頭一看,獵戶座的馬頭星雲清晰可辨。
不久後餘震來了,我們站在柏油路上看著身邊的人上上下下搖動,當時我感覺到這個地球是空心的,你可以感覺到自己是站在一層薄表皮之上。
921後出生的人真幸運,不用一輩子擁有這種大型天災的記憶。
我記得沒錯的話,這篇採訪日記應該登載在1999年10月份的聯合報系刊,後來聯合新聞網也曾經採用上載。
這是921第一天、第一手、第一時間、第一現場的紀錄,也是災難新聞採訪的例子教材,如何克服過程種種困難,在沒有通訊、橋段路阻中深入重災區,靠的是臨場應變,安全且把資訊完整即時送回總社。
剛好找到這篇資料,貼上來為921十八週年紀念存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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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採訪日記》
作者:聯合報林錫銘(10.1999)
震撼全台的「九二一集集大震」,頓時讓「福爾摩沙」陷入天搖地動的黑暗中,對受災的居民來說,家毀了,親人不見了!生與死就在一線之間,就像「斷層」般在一陣驚恐餘悸中有人就此永遠天人永隔,倖存者有如隔世重生,面對的卻是殘破家園的重整,與難以平復的傷痕;對從事新聞工作近二十年的我來說,儘管身歷採訪無數天災、人禍,看過一幕幕悲歡離合的生死離別的畫面,九二一大震地牛翻身當時,直覺的它終於來了……,一個預約的災難。
強烈的災難預感
才一個多月前,我還一直提醒媽媽、老婆會有大地震發生,不是杞人憂天而是要有危機意識,我的判斷是最近一年來台灣有感地震奇少,有異於往年,板塊聚集的能量恐會一次爆發,因此特別交代家中櫃上瓶瓶罐罐等重物要穩固或拿下,以防患未然,不是不捨毀了家具物品,而是不忍傷了親人造成遺憾。
九二一凌晨地震發生時,我還未睡覺,先感覺到電燈一熄一滅共兩次,冷氣機也是有氣無力及至停電陷入一片黑暗中,約莫十秒鐘,整個房屋開始輕搖,然後劇烈震動 ……狂搖,家中家具嘎嘎作響,魚缸的水溢出,直覺抱起沈睡中的小兒子離開床舖,因怕天花板上的玻璃美術燈掉落,這還是遠離震央的台北我家,家中五口都已很驚慌,何況全省各地在黑暗中無助的無數個家庭,而震央附近的民眾其感受的恐怖何止千百 倍。一陣陣劇烈搖晃後一分鐘,拜七二九大停電後的準備,已打開點燃家中所有手電筒及蠟燭,我打開無線電監 聽一一九頻道,一邊穿著外出服,也連絡一一九勤務中心瞭解災情,知道東星大樓倒塌了!還叫老婆趕快打電話回南投竹山娘家,我告訴半信半疑的她是中部大地震,我的判斷很簡單,電力強弱再停電,十多秒後震波抵達台北,符合南電北送系統被破壞,地震剛發生時我明顯看到輕微南北向搖動 ,然後才是強震、跳動方向不一,是本身建築結構韌度拉力反彈,就會產生方向不同晃動 ,剛開始的南北向搖動異於發生在花蓮的地震,台北會有西北東南搖動,所以我直覺判斷震央在中部,可惜竹山電話完全斷線打不通,事後證明我的判斷正確,老婆最近還說你講給別人聽,別人一定不相信這件事認為你吹牛,但她不得不相信!
拋妻棄子赴災地
前述的判斷是屬於我個人的,事實上從各級報社長官到第一線採訪記者,在地震一發生時,正確判斷這是一個大災難,在第一時間「拋妻棄子」離開家門趕赴受災現場,在混亂中長官調度也無懈可擊,加上編輯檯上挖版、換版之快速,讓聯合報在九二一地震新聞,從第一天就開始領先到底,讓友報最近檢討會不斷,各級長官報告寫不完,聯合報依舊讓人刮目相看,從九二一集集大震迄今碰到的新聞同業均豎起大拇指稱讚聯合報的表現。聯合報又打贏了一次漂亮團體戰。
以攝影組來說,地震後大家已不約而同揹起相機出門,我火速趕抵八德路四段東星大樓時,驚訝看到一至八樓不見了,消防局雲梯車正要緩緩升起,九至十二樓歪斜的窗口到處是呼救的聲音,有人揮舞著衣服、有人大喊救命,大批消防隊員也冒險爬上爬下救援受困民眾,部份不及穿衣的民眾僅裹著被單脫困,我看到幾戶人家,驚恐的抱在一起被救離現場,救護車一輛輛接走受傷的居民,警笛一陣陣劃過黑色的台北街頭。
鏡頭下的人間煉獄
採訪過千百次災難新聞,抵達東星大樓時卻讓我有些愣住了!大園空難時一百 零二人死亡,基本上最劇烈撞擊瞬間已過且無目擊,抵達現場時雖是到處屍首橫陳、碎肉斷骨觸目皆是,畢竟已無生機;過去幾次礦災採訪,雖也是一片慘,終究無法感受礦坑底下的溫度與悲慘,就算歷次大小火警等災害採訪時,也看過許多與生死搏鬥的一瞬間,但都不及現在眼前所見,因為自己才在幾分鐘前經歷有如世界末日的天搖地動 ,然後有大樓倒了,倖存者在窗口呼救,而八樓以下在斷垣殘壁中大多數的居民呢?而這樣的畫面也會發生在自己及家人身上,一個活躍的台灣,隨時隨地會地牛翻身的台灣,讓人有些不寒而慄。
在東星大樓現場待了差不多半個小時,交代留在現場的家源會再增派人手,我則趕回報社沖片發稿,才進攝影組發現景騰也已回來發稿,現場範圍太大兩人並未碰到面,但不約而同返社發稿。此時的編輯部陷入一片忙碌中,只見項總編輯、羅主任…等人在忙中指揮若定,編輯中心手忙腳亂卻不敢絲毫出錯,一有最新消息進來得改寫最新狀況,那一晚的編輯部彷彿也是災區,大家亂中有序搶救生機分分秒秒與時間賽跑。
前進南投
在大家揮汗如雨努力下截稿,事實證明那一夜大家的努力沒有白費,天亮後聯合報睥睨各報,交出一張亮麗的成績單。截稿後,項總、羅主任作出上下並行的決策,包括馬上預訂天亮後的直升機,飛臨災區上空鳥瞰攝影,陸地方面馬上派出攝影記者前往災區南投,這些都是凌晨三點多就決定了,事後證明這些決策足足快了友報十個小時,等友報發覺一切都慢了!只有吞聲挨打的份了!
夜赴南投災區,攝影組龍頭指定我前往,因素一,我老婆娘家在竹山,每逢長假總會到南投,其實對南投縣境之熟是因為撿石頭,為採石我曾走遍每一鄉鎮,埔里眉溪的黑石膽,中寮的鐵丸石,國姓的龜甲石,信義、水里的龍紋石、紅鎧石,濁水溪的濁溪石是硯台的上材,清水溪、陳有蘭溪等主支系均留下採石足跡,一進南投我可以拋開地圖也不會迷路。因素二,我早被戲稱為災難記者,好像我出現就有災難似的,這一趟打火行動 非我莫屬了!
淩晨四點上高速公路
來不及回家準備任何換洗衣物,打理底片沖洗工具及測試電腦就等採訪車駕駛小闕回報社接我了,凌晨四時我們已經在高速公路上飛馳了,「急如星火」是當時最好的形容,儘管我一直提醒小闕放慢速度,高速公路在震災後可能凹凸不平或有墜落物,但碼表上速度一直保持時速一百 三到一百四,一路大地漆黑,只有少數車輛擦身而過,像一道流星劃過,「急如星火」不正是這般景象。
在路上為瞭解南投最新災情,一直嘗試與家住竹山的南投記者紹聖兄連絡,奇蹟似的他的大哥大竟能通,得知大概橋斷路阻情況,還得感謝紹聖兄在繁忙採訪災情時,順路探視我岳父家,得知大家平安無事,心中懸念也完全消失。平常高速公路大哥大訊號一路滿格,在地震後途經苗栗及至三義、豐原路段開始已時斷時續,一進入南投已完全斷訊。清晨七時不到抵達草屯,天早已翻白多時,但大馬路上到處是露宿的民眾,經一夜大地翻騰驚嚇,有人惺忪楞坐,有人俟天亮後才入夢鄉—以大地為床以天為帳;草屯通往埔里的道路已中斷,到處是隆起的柏油路,高達四、五公尺,連房屋、田園也高高被抬起,遍地有如被轟炸過似的。試了好幾個路口,當地居民給我的答案是無法到埔里,因為路況太差,愈往裡面情況愈差;當時感覺災情愈是嚴重更要進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騎車入埔里
既然汽車是進不了埔里,若用兩隻腳跋山涉水不知到何時才能抵達目的地,於是心生一計,開始詢問摩托車騎士有無辦法進入,得到的答案均是搖頭—很難!不過還真的天助我也,遇到一個熱心的草屯居民林松輝騎著一二五CC機車路過,他表示天亮後他從埔里半途回到草屯,一路坍方、路基崩塌、馬路變形拱起很厲害,雖然很危險但勉強可以通過,當我表明是聯合報台北下來的記者時,他二話不說「上車吧!我載你進去!」我交代採訪車駕駛小闕留在原地等我回來,如果電訊能通時跟台北聯絡就說我進入災區了,留下所有東西,我只揹著攝影包包準備天黑前再出來發稿,如果無法一天來回,發不了稿等於白走一遭,既然知道埔里災情嚴重,道路、電訊、電力均中斷,我判斷在埔里是無法發稿的,若再帶著大包小包進去徒增工作困擾,不如簡騎輕裝方便得多,事後證明我又對了!
騎摩托車進埔里如魚得水,一路雖然顛簸,遇有崩塌處左閃右躲就可以避過,斷層處拱起小山似的馬路,兩人又推又拉總可以把機車越過,橋面接合凸起的高點,不是很重的機車也抬得過去,一心想入災區也體會不出吃力,一路上又拍照又趕路,才早上八點我已進入埔里市區了,距離地震發生後已經過六個小時,用一夜未閤眼換來的。
青山一夕黃頭
進埔里前最教人震撼的畫面,就是在雙冬附近的九九峰,印象中青翠的山巒卻一夜變黃頭,上百 個山頭在強震中被削掉一層皮。埔里鎮上更不用說到處是災情,信義路上十七間連棟三層樓變成二樓,樹人路十五連棟公寓一樓也不見了,而東倒一棟西倒一棟,沒有一條街道是完整的,到處是茫然的鎮民和有如廢墟的鄉鎮—一時讓相機不知從何拍起;然後耳邊有人說,那邊還有五人受困……再過一條街那邊有二人……還有那個方向過去也有五人被埋……。埔里好山好水是出了名的,這裡生產好酒出美女,也是眾所皆知,我數度來過埔里,在眉溪上低頭尋石,也曾匆匆路過上霧社,就算路過一瞥也能感受埔里的美,而這一次再來……埔里竟像是被撕裂,世世代代耕種的田園破碎,美麗溫暖的家像骨牌被推倒……。
交通中斷、電訊失聯、電力消失、外援還未到,埔里人此時真的體會什麼是自力救濟,在殘碎瓦礫中倖存的人徒手搬移斷垣殘壁,或用鏟子、丁字鎬等簡單工具含著淚挖掘著,淚和汗交融早已分不清,唯有的幫手就是街坊鄰居或近親,一鏟又一鏟……然後俯身呼喊親人的名字,期望被困親人一絲回應,然而許多家庭失望了,已斷魂親人的屍體是自己挖出來的,也呼天搶地涕泗縱橫抬出自己的親人……。
相較六個小時前,台北市東星大樓倒塌現場,目擊震後十分鐘已有數百名消防隊員奮不顧身搶救受困居民,遠在台灣中心的埔里「城鄉差距」竟是這樣明顯,無助的災民驚慌失措,教人情何以堪?
救災難使力
埔里警分局與毗鄰的鎮公所都垮了,為數不少的警員將分局四週圍起繩子管制,因為槍枝、彈藥被埋在裡面,偶見幫忙挖掘、指揮交通的是附近國軍一處彈藥庫士兵,除了留守衛兵之外,其餘人就近投入救災工作,只是畢竟非工兵專長缺 少重機械,凸顯心有餘而力不足,如果南投災區也像台北,外援的救難人員在第一時間就能抵達現場,傷 亡人數應該可以減少許多……如果電訊不斷,也許南投慘烈的災情外界可以得知……如果道路不斷,也許外援可以迅速抵達……太多的如果。
災害太多,範圍凌散又廣,單靠區域性警力,消防隊根本使不上力,何況自家或多或少都有災害傷亡。這就不得不對本報駐南投、台中的記者心生敬意,在災區中大家都有輕重損害,算是災民了,還來不及安撫驚魂的家人,就開始出門採訪,至今夜以繼日。雖然在災區多次遇到南投同仁,從呂特派、芳銘 、紹聖、家樂、文禮、錫明……等人,因為大家都忙於採訪,只能短暫寒暄,在系刊一角再次表示對他們的敬意,也謝謝他們的協助。
直昇機送出底片
在九二一震災第一天,意外出現「秘密武器」,副總統連戰在早上即搭乘直升機飛抵埔里巡視災情,政治組鳳馨隨機採訪,我們在災區碰面時驚訝不已,得知她今天就會隨機回到台北,我一骨碌將已拍好的底片全交給鳳馨,回台北後務必馬上交給攝影組處理;但後來連副總統得知埔里基督教醫院無法處理的重傷患數十名,必須轉診台中榮總,他毅然將直升機隊留下作為救護用,他與隨從在視察災情後,在埔里高中樹下足足等了數小時;這可急死我了,急救傷患是當務之急,但一架直升機只能容納三名傷患,而滿滿一操場的傷患……,心中掙扎的是如果鳳馨今天無法回到台北,這些底片不成了廢片,如果留在我身邊發稿是有困難,但總能克服傳送回台北,在等待空檔,我數度再進入市區穿梭拍照,一有拍完的底片即再交給鳳馨,直到剩下六名傷患,確定她馬上可以成行,我才如釋重負離開埔里,「秘密武器」為我帶出十二卷底片,是震災第一個早上的採訪成果。
事後很多新聞同業傳述,聯合報埔里災情的照片是如何傳送出來的,有人說是雇請直升機多花了數萬元降落帶出來的,有人說是重賞請人專程送出去的不一而足,事後我開玩笑說是請副總統幫我的,有人卻相信,但大多數人半信半疑!
還在煩惱斷電斷水斷訊的災區,對發稿是一大挑戰,如今減輕一大半;離開埔里後我沿著暨大、日月潭、水里到集集,等於繞了一大圈受災山區,一度欲進入信義,但得知新中橫完全坍崩,連摩托車都無法進入才放棄,集集的災情也是奇慘,到處屋倒人亡,一位老者告訴我,夜裡那一場地震,把他從床上高高彈起摔落地上,跌坐在地上後又被四腳朝天翻了兩圈,整個鎮上居民衝出屋外哀嚎四起……在漆黑的夜裡,那種難以想像的悲愴畫面,而許多罹難現場都是父母死前還緊抱著子女感人鏡頭,走到每一個地方就有一個感人故事,就發生在與世無爭淳樸的鄉村。
陌生人相助,溫情處處
當天下午在日月潭往水里深山中,也發生一段小插曲,就是摩托車在上不著村下不著店處爆胎,就在路上攔到一部反向中型貨車,表明我是聯合報記者,該摩托車主是草屯熱心幫我的人,能否幫我們載到水里補胎,當駕駛還在猶豫時,其座旁的太太已連聲說趕快回頭載他們,就是這樣一路上都有人熱心幫忙,頂著聯合報三個字在窮鄉僻壤依然順暢無阻。水里機車行也受災老闆又不在,不過摩托車主林松輝說他自己來換胎,動 作純熟不輸行家,不然行程一定受影響,採訪工作勢必打折扣。
所以碰到這樣災難新聞採訪,除了判斷、衡量距離、時間及安全外,適時得請求當地人協助。當夜留在草屯發稿又是一例,當時我無法確知台中市或鄰近縣市是否恢復供電,與其浪費車程不如將時間留下找尋解決辦法,在一片漆黑的草屯鎮上那裡有電?映入腦中的就是醫院,惟獨醫院備有發電機,而且醫院周圍電信也是首先會搶修的,這一點我又對了!醫院附近小區域電信恢復,雖然訊號不甚穩定,但已足夠我用電腦發出照片,有電就可以沖片、掃瞄機也可以動 作。在急診室裡傷患眾多,我借用醫生看診桌一角作業發稿,來來往往的民眾也一睹為快,頻頻詢問畫面中慘狀是哪裡?也訝異科技的進步,聯合報記者竟是如此就能發稿,明天報紙就有嗎?這是他們共同的問題!最近新聞同業很好奇我在災區中是如何發稿的,我並未藏私,不吝提供這段經驗,大家才恍然大悟,事實上當夜台中市也是停電狀態,雖然旅館有備用發電機,但有友報記者從災區趕返台中準備發稿時已是晚上十一點多,最後一張照片也沒有發回台北。
紀錄災難,用心看待生命
連著幾天在南投災區採訪,明顯感受攝影記者數目我們比友報少了很多,友報派出十一名攝影記者分赴南投、台中災區,聯合報攝影組保持精簡的三至四人而已,人力顯然不足應付如此大災難;專業數位相機將在未來即時新聞中搶得先機,社方應重視這樣的需求與必要。這次因臨時凌晨即奔赴災區,沒有換洗衣物,連相機電池、大哥大電池充電器都未能準備,到第三天已顯現不足,加上連續四十小時未能睡好覺,三餐也不正常,虛火上升牙床腫痛,在難奈情況下,只得連夜趕回台北充足電量、看牙醫拿止痛消炎藥,再趕回災區繼續未完的採訪,攝影記者得隨時保持最佳身體狀況是不爭的事實,小小的牙痛都讓人有要命的感覺,何況在一片狼藉的災區。
細細碎碎寫下這些難得的採訪經驗,但過程卻是心酸的,太多的悲愴一幕幕出現在眼前,而我必須侵犯似的按下快門,在中寮永平村不禁含著淚拍下一名喪父的幼童,他雙手合十祈禱滿臉淚痕,見報後許多讀者感動 得來電想要尋找該小男孩,有人還想長期認養,社會還是充滿溫暖的,許多災民的第一餐熱食就是慈濟志工所提供,台灣還是希望無窮,在國姓鄉南港村九份二山,十九戶四十多人加上二百 隻水鹿,一夜間覆土百公尺,近千公尺的九份二山整整削掉一半,當地老人描述那一夜,傳說中人間大災難前山會哭,大震那一夜他們親身經歷了,山在哀嚎迴盪著,山哭地鳴後強震來了?我們不得不敬畏大自然的力量,尤其身處地質這樣活潑的台灣,居安思危不能再是口號……。 (完)
(作者為聯合報攝影記者)
同時也有10000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2,910的網紅コバにゃんチャンネル,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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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自治@香港革新論
//香港一般輿論提到的「民主自治」,只具備「以政府為中心」的面向(State-centered dimension),卻忽略了「以社會為中心」的想像(Society-centered dimension)。一個社群要管理好集體事務,可以依靠政府來解決,但也不可以忘記民間力量這實然的「第二管治梯隊」。當北京走向「天朝主義」不斷收緊地方自治權力之時、當建立一個全面代表香港人的政府仍然遙遙無期、情況令港人有著厚重的無力感時,尋求「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建立植根於社會的自治意識,可以化被動為主動,對我城未來別具意義。
後雨傘時代,很多人說要「落區」深耕;「落區」除了是為宣傳理念外,更值得港人做的,是善用「群眾集資」與「群眾外包」方法、結合與發揮各種力量,醞釀更多解決社會問題的民間方案與行動,真正實踐「自己香港自己救」的精神。//
【#香港革新論文章】
不羈放縱愛自由── 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
/ 鄺健銘 (《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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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政治學者方志恒與二十多位年輕人合著新書《香港革新論》,探討後政改時代的香港前途。本文為該書其中一篇主題文章。】
去年政改諮詢期間,學民思潮提出了「重奪政府」的口號,聲言要「重奪一個屬於香港人的政府」1。這個口號頗堪玩味,因為它大抵反映了香港民主運動30年的議程—「民主自治」的實現,在於建立一個全面代表香港人的政治制度。
在後政改年代,這個「民主自治」議程也許有不足之處。香港一般輿論提到的「民主自治」,只具備「以政府為中心」的面向(State-centered dimension),卻忽略了「以社會為中心」的想像(Society-centered dimension)。一個社群要管理好集體事務,可以依靠政府來解決,但也不可以忘記民間力量這實然的「第二管治梯隊」。當北京走向「天朝主義」不斷收緊地方自治權力之時、當建立一個全面代表香港人的政府仍然遙遙無期、情況令港人有著厚重的無力感時,尋求「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建立植根於社會的自治意識,可以化被動為主動,對我城未來別具意義。
這篇文章主要述說這種「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提出在香港的環境和脈絡中,要保存「本土」,關鍵之一就在於民眾自我管理、突破凡事依賴政府的思考框框。這可分成兩部份:
一. 以東南亞高地Zomia住民的社會自治模式,來比照香港的情況。Zomia是人類學家James Scott著作《不被治理的藝術:高地東南亞無國家主義者的歷史》(The art of being not govere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的研究地域,那高地西起印度以北、東至越南北部,當中包括雲貴高原,所住有的社群,是由兩千年以來,一波又一波逃離低地邦國、帝國與文明中心—包括泰緬等印度政體與漢的中國政體—的人所組成。Scott的觀點是,高地社會的組織以及身份認同,都是為擺脫低地國家中央集權統治之下的產物。2
二. 探討香港實現「民主自治」的另類想像,即「以社會為中心」,而非「以政府為中心」的思路,解釋香港民間為何能夠以及如何自我管理,以保存香港民間創意與各種文化精粹這些重要資產。
【從東南亞高地的案例看香港】
簡括而言,東南亞高地人為不受國家操控、為免被同化,他們的社會組織與身份認同均源於三個重要理念:平等(Equity)、自主(Autonomy)與移動性(Mobility)3。這些特質,與受國家操控的地域剛好相反。Scott在書中不斷強調,這些高地東南亞人,並非如國家史觀所形容為未經開化、被遺棄的人,他們居於高地,是有意識追求自由生活的表現,因此Scott認為,高地東南亞人的社會文化,不能獨立地看,而應與國家之下的社會形態作對比4。
低地國家之下的社會,有三個特點,頭兩點顯示國家如何形塑空間,後一點則是社會結構如何配合國家權力:
一、所種農作物以米為主,原因是相較其他農作物,米有特定收成期、易於運輸與貯存,因此國家易於制訂稅收,也易於控制米的使用與貯存。故此,米成為前現代(Premodern)東南亞的主要農作物5;
二、國家很著意鋪設交通網,原因是為方便國家延伸權力、掌控各地的人與資源,也因此前現代東南亞政體通常都在河道附近或海旁6;
三、為方便監控與協商、以彰顯權力,國家喜歡穩定可靠的金字塔式社會結構7。
東南亞高地的社會文化特質,卻與上述三點相反:
一、高地人喜愛方便移動的刀耕火種,而非固定於某地種米,且所種的農作物多是隨時也可耕作、生長很快的品種,例如燕麥。這可避免國家的稅收、免於從屬於任何政府8;
二、高地人極抗拒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講求平等,正是為了避免高地人之間有任何部落乃至任何低地政權可以統領自己,確保自主。例如於緬甸的貢龍(Gumlao)型社群9,所有等級與階級制度都被謝絕10。具體地說,高地人實現平等社會的方法有幾種,例如傈僳族(Lisu)的族譜很短,以避免有任何一個支流因為某種「歷史優越」而支配其他人,這也解釋為何他們不以文字記錄歷史11。此外,傈僳族還有一個傳統,那就是如果有領袖想專權,他便會被族人殺掉12;
三、高地人社會之中沒有「大台」,組織猶如水,易聚易散,流動性高。例如緬甸的克欽族(Kachin),小至每家每戶都可有自主權。假如有某戶不滿某「領袖」,他們會離開村落到別處另起爐灶13。以泰國北部的傈僳族為例,即使需要有代表與低地國家打交道,他們也只會任命村裡沒有任何權力的人,而非能力受敬重、擁有財富的年長村民,且代表也沒有實權,殖民時代老撾山區社群也有相類特質。14因為這些社會特質,19世紀佔有緬甸的英人曾投訴難以佔領偏遠地區,也因為缺乏中央領導而難與當地人協商15;換句話說,這種如水一般的社會組織,使外力難以掌控,高地人因而得到自主,用Scott常在書中強調的一句話來概括,便是divide that ye not ruled。
雖然沒有「大台」,高地人之間也發展出一種「命運共同體」的身份意識。即便如此,卻很難將他們歸一為某「民族」或「種族」,原因是他們的文化內涵非常博雜,難以劃界歸類16。遊走於中國(Miao)與泰撾(Hmong)的苗族,以及緬甸的克倫族(Karen),就是例子。很多苗族男女可以說多於三種語言,也承繼了不少中國傳統文化習俗,而且與其他族群的通婚〔例如克木族(Khmu)、傈僳族、克倫族等〕極為普遍17。克倫族也一樣,他們沒有單一信仰、服飾、習俗與語言等標誌性的文化特徵18。殖民者往往也因此難以將他們歸類以方便管理。19曾有學者這樣形容這些高地東南亞人的文化身份:“the interflow of genes, ideas, and languages has been so intensive and multidirectional as to render futile any attempt to delineate the various ‘peoples’ in terms of completely distinct bundles of geographical, linguistic, biological, or cultural-historical features.”20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高地人很清楚自己的身份,沒有對「自己是誰」與「自己不是誰」這些問題產生混淆。這種身份的含混,其實也是他們生存的政治策略—對抗國家權力的滲透與輻射21。Scott將這種為保持自主與自由的文化身份認同政治,稱之為「反國家民族主義」(Antistate nationalism),並形容Zomia的文化處境,猶如巴爾幹半島22。身份含混,也有助高地人在險峻的高地求生,因為可方便增加人手,博雜的文化性格亦可增強社群的適應力23。高地人的「命運共同體」意識,作用猶如一個政治群體的會籍,而且會籍要求很有彈性、可以說力拒國家操控的理念大於一切,這與崇尚先天決定論、強調「血濃於水」的民族身份認同操作大不相同24。
Scott其實是美國耶魯大學的政治人類學學者,尤其喜歡研究社會如何自下而上運作,東南亞是他案例的主要來源地。他的另一部著作《國家的視角》(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正是批評政府自上而下、漠視地方智慧的規劃如何失敗。《不被治理的藝術》已得到不少年度最佳圖書榮譽,且為區域研究帶來了新的衝擊。
東南亞高地人這個案例,顯示在地意識並非虛無、保存本土就是保存多元,具體地說,有四點可助理解香港愈演愈烈的身份認同政治:
一、逃離國家權力網的自由之地。某程度上,東南亞高地與香港相像,因為兩者都是移民社會。從太平天國起義到中共建政前後,不斷有中國大陸移民到香港生活、避開國內政治動盪。特別是中共建政後,香港與東南亞高地更為神似,因為兩者都被視為逃離國家權力網的「自由之地」。英治時代的香港,雖有殖民政府,但某種意義上,仍然形似於高地,因為相比鄰近地區,香港社會相當自由。教育家小思曾經這樣說過:「香港,在殖民地時代,管治者對文化發展,是採取半明半暗、自生自滅的『放任』政策,沒有強硬制約的外在規範,逼得非人人遵從不可。正因為此,只要有個人理想、有文化發展理念的人,總可以『自由』接受不同思想,向不同道路走去。」25而中共執政期間逃到香港的人,都曾經過深思熟慮,才拚命一搏偷渡到香港換取自由,這可算是這代人的「公民抗命」(例如幾百萬人在1962年夏天嘗試偷渡到香港,最後成功的,約有十萬)26。例如梁伯,他歷經三次偷渡嘗試,才成功到港,雨傘運動期間,他經常到金鐘以示支持,原因是「要保護學生、人愈多愈安全、有些自由是要爭取的」27。也記得在金鐘遇見一位同樣是偷渡來的老伯,他早在1950年代,已因對國家行為產生懷疑而有來港想法,最後在1960年代付諸行動—同行六人游水到港,最後只有兩人上岸。嚮往自由、逃離國家權力網的香港社會精神面貌,為雨傘運動埋下了伏線—從反國教運動到雨傘運動,常見到的一句標語,就是「我們的上一代因逃避共產黨而來, 不要讓下一代重回魔掌」。事實上,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意味香港從海洋國家手上轉讓到大陸國家接管,而這兩個有很不一樣的權力觀,後者更好將國家權力延伸到民眾生活的不同角落28,因此香港1997後面臨的處境猶如高地人:努力逃離國家權力網,卻在逐步被國家吞噬29。
二、非消極的本土意識。很多人說香港是一個移民社會,因此易於認為香港的本土意識消極、純粹以強調非「大陸人」、沒有實質內涵來定義自己,也因而易於低估其面對國家同化壓力時的反作用力。東南亞高地人案例說明,雖然他們的身份政治策略以非「國家子民」為基調、從而活出自我,但難以形容他們的身份構建為消極,因為在每個細節上,他們都記得高地人身份為何存在—即擺脫國家操控—也因此有一份「命運共同體意識」、形成社群形聚力,共同守護某種社會模式,例如強調平等;換句話說,客觀效果上,高地人的身份認同,不是為了構建一種邊界分明、方便研究與管理的「民族」,而是維持一個有特定理念的政治社群的「會籍」賴以獨立生存。這都意味,移民在某地,也會主動守護自己珍視的價值,不一定就會隨波逐流。事前少人能夠預計會發生的雨傘運動,充分反映香港也已發展出這種近似於高地人的「命運共同體意識」與社會形態,以抗衡國家權力延伸,例如佔領區之中,奉行平等社會、抗拒「大台」;組織與行動相對自下而上(如流動佔領),令政府難以捉摸;縱然與高地人一樣,「香港人」的身份內涵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但一樣有種渴望維持自主、維持原有生活方式的積極在地意識、抱有相當程度的「反國家民族主義」(Antistate nationalism)。
三、本土包含多元。香港人與高地人身份文化內涵相類,也博雜,縱然程度未必一樣。李歐梵說,香港是「雜種」,特點是「雜糅」,這不無道理30。英治時代,香港是英帝國的一個港口城市,有本書曾視香港為世上十大構建帝國的城市之一,日本學者濱下武志指,香港的腹地接連八個板塊31。港口城市的特徵,在於匯聚各地網絡,十九世紀的香港,也因而曾被形容為最國際化的城市。至今,香港仍然留著這種「雜糅」,單是從好些文化與政治人身上,便能看見這些痕跡:例如導演徐克本身為越南人,後來移居香港;文人董橋,則是印尼華僑;歌手杜德偉,是中菲混血兒;演員黃秋生,是中英混血兒;另一位年輕演員李治廷,是馬來西亞馬來族、阿拉伯裔、華裔混血兒;「龍婆」形象深入民心的影星羅蘭,是有印度血統的混血兒;議員張超雄,也有祕魯血統。「雜糅」不代表本土特色缺席,散佈在海外的不同種類華人,例如土生華人(peranakan)文化,便是例證32。有此歷史過去,意味香港「本土」包含世界、本身就很外向,與高地人身份內涵同樣多元,「排外」之說也就無從說起,這亦是港人身份內涵無法三言兩語說清的原因。事實上,與高地人一樣,港人身份意識像政治社群會籍,多於民族身份,至少很少港人不視喬寶寶、杜德偉、李治廷、羅蘭以及上述的梁伯為香港人,這形同以「核心價值」為綱的「公民價值論」(Civic nationalism),而非以血緣為要的「種族血緣論」(Ethnic nationalism)。
四、「歧視」與保存「本土」。高地人的身份政治策略告訴我們,與國家權力網保持距離,就是維持其文化博雜的社群生活自主的關鍵,而身份認同與其衍生的社會組織模式,是保持距離的重要工具。動輒將這種身份認同視為「排外」、「歧視外來人」,這不會是道德判斷,而是「無聊與無情」。梁文道在2007年的文章《本土一定是保守的嗎?》曾如此說過:
「對於這種曾經流行一時的說法,美國人類學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老早就毫不客氣地斥之為『無聊且無情』。他敏銳地指出:『本土主義對身分的要求很大程度上是與對生存的迫切關注聯繫在一起的;它不是停留在比喻意義上的,而是非常有形的。美國印第安人的土地,或者說其中剩下的部分,不僅僅是對已逝去的殖民歷史的一種提醒,而且仍然是國家和社團想摧毀的目標。』抽空地說(或者……『邏輯上』),這些原住民的神話式本土主義和大國霸權式的民族主義的確有類近的構造;可是作為一套論述,它們的目的或者計劃卻是完全不同的。南美原住民虛構傳統,是為了捍衛那被石油公司逐步侵蝕的雨林棲地;澳洲原住民鼓吹本土主義,則是為了奪回被白人政權壓抑了幾個世紀的權益。如果一個身居廟堂的學者這時跑去提醒他們不要犯了『本質主義的錯誤』,隨時得保持『身分邊界的開放』;就算不是無情,至少也是無聊吧。」
事實上,如果「多元」、「自由」是道德追求之所在,保存香港與高地人的「本土」、阻隔國家權力網延伸、免被同化,就是道德的行為。很難想像,認為Zomia社群消失於世上、失去自主空間不足惜、同時不分情由譴責那些社群的「反國家民族主義」(Antistate nationalism),是合乎道德的判斷。
【香港的民間自治傳統】
因此,民間自治以保存本土,其實也是保存多元、值得港人為之奮鬥的道德目標。事實上,建立「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對香港人來說並不陌生。香港早有替政府代勞、自行成立民間組織、承擔政府職能、處理政府失能的傳統,東華三院便是一例。英人開埠香港30多年後,仍然與華人社群疏遠,也不了解他們需要。雖然殖民地政府沒有公開承認,但期間華人一直有不同自治組織,照顧社群需要33。
東華三院的建立,源於1866年香港華人范阿為與其餘四位香港華人的倡議。范阿為本身是政府的翻譯員,其他華人則是政府文員與學校老師。他們倡議興建一所華人醫院,但後來因選址與資金不足問題,計劃沒有實現34。到了1869年,爆發義祠醜聞,事情才出現轉機。殖民地政府當時發現,這所充當醫院角色的義祠,衛生條件極為惡劣,其後香港媒體將事件發酵、為當時港督帶來壓力,消息更傳至倫敦,有當地組織視之為打擊香港苦力貿易的機會,在倫敦引起了轟動35。
當時港府的反應是關閉義祠,結果死病者滿街。范阿為沒有放棄推銷興建華人醫院的機會,時任港督麥當奴也因此予以考慮。麥當奴將醜聞視為使用打擊華人賭博收來的特別基金—當時殖民地部在醜聞發生之前,禁止港府將之用於建設公用設施。經麥當奴向倫敦爭取後,特別基金便用於設立新的東華醫院,並委任華人精英成立委員會,管理醫院並確保往後自付盈虧36。麥當奴熱衷於設立東華醫院,除義祠衛生問題的迫切原因外,還有另外兩個原因:其一,麥當奴對華人自理的保安工作(即團防)印象深刻,因此想利用華人的自理能力、分擔政府職能;其二,是麥當奴見到當時華人精英已積累可觀的財富,而港府卻經常面對財赤,因此想利用他們的錢財,以助善治37。
東華醫院創院成員視之為「公民中心」—有點公民議會的味道—不時在公所舉行公眾會議,討論公眾議題,然後華人精英向政府反映意見38。後來東華自主性下降,與殖民地政府借鼠疫爆發增加國家權力,以及東華精英與中國關係密切有關39。
東華事例仍可應用於今天—那就是民間自發組織與補位、自行填補政府的種種缺憾與失能,在資訊科技發達,這更是大有可為。更重要一點,香港近年發展迅速的社會企業,本質上就是推動民間自行運用各種資源,解決政府無法滿足的社會需要。而在這方面,香港不乏年輕人才。
例如中大環球商業學校首屆畢業生杜子中(Steven),2013年曾到美國西北大學修讀一年制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入學時,他到達宿舍大堂,發現該處堆積大量搬離宿舍學生留下的垃圾,包括家具、電器等,覺得十分浪費,遂萌生「減廢」念頭。其後他在當地成立了社企MIMO(Move In Move Out),以「收買佬」形式運作,在五、六月學生離開宿舍時收買他們不要的物品,再以低價賣給八、九月入學的新生,所得收入主要用來幫補經營成本,其餘捐給慈善機構。現時MIMO仍繼續運作,而且服務範圍已擴展至美國鄰近兩間大學。他因MIMO案例,曾受Bloomberg 訪問40。回港後,杜子中於去年六月與兩名朋友成立社企「獻技」(UgiveIgive)。獻技是技能分享平臺,由一班有才能的人士提供各種技能教學服務,每名報讀者須繳交100至數百元不等的「學費」,提供教學服務者則須捐贈最少25%的酬金給慈善機構。杜子中本身亦是獻技者之一,去年曾教授簡報製作,並捐出數千元予「食德好」食物回收計畫41。「獻技」最有意思的,不是捐款之增加,而是這提供一個很好的平台,增加民間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配對,創造社會的更多可能。
又例如,香港大學 BBA 學生文舒穎(Stephanie)在歐洲當交換生半年後,決定進行1項為期10個月的 Asia Sense Tour 活動,在2013年9月出發到馬來西亞、越南、緬甸、尼泊爾和新加坡,與當地社企和NGO合作,以參與式設計作為切入點,推動由下而上的社會創新,當中經費透過世界眾籌網站Indiegogo籌得42。她的其中一個項目,是在印尼爪哇中南部的庫塔歌德(Kotagede)、一個曾經盛產銀匠的小村Jagalan,與當地社企合作,透過網站在情人節期間向港人宣傳Jagalan的「omah-omah」情侶銀戒指,部份收入撥捐當地的志願機構,藉此幫助那裡自2002年峇里島發生恐怖襲擊、遊客大減、失去了主要收入來源的銀匠43。
又例如「光房」計劃。這計劃把投資者的物業單位(又叫「光房」),以合租形式租給有迫切住屋困難的單親家庭。租金乃是按個別受助家庭的負擔能力釐定,會低於市價,亦不會因樓市波動而大上大落。這是很好的一個以「民間力量為中心」、解決如「住屋問題」這類不絕於耳的社會問題的範例44。
需要思考更多的是,我們應該如何整合這些人才,令民間發揮更大力量,自我管理、解決社會問題?
【香港民間自治路線圖】
如果政府的本質,是聚集各種資源、重新分配,以滿足各種社會需要,那民間也大概能做到這點,方向是善用資訊科技、以「群眾集資」(Crowdfunding)與「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匯聚各種物資、資金、技能、想法、人力,重新定義社會各種問題與解決方案。雨傘運動兩個月來,遮打自修室、遮打工場、風力發電等設置,已充份體現港人這種自理能力。
「群眾外包」一詞在2013年被收錄於牛津英語詞典,美國總統歐巴馬曾是眾包的宣導者,比如,他曾通過一個網路公司向公眾徵集意見和建設性想法,提了一個很吸引人的名字,叫「白宮2.0」45。套在香港,這運作有如讓臥虎藏龍的「高登仔」透過網上平台策劃不同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與行動。
「群眾集資」功效更是令人印象深刻。世界已有Kickstarter 與Indiegogo這類「群眾集資」平台,只要點子夠創意,便能得到民眾款項支持,令創意門檻降底。台灣在這方面發展相當成熟,「群眾集資」平台種類繁多,支援各類發展,包括民間報導、遊戲、音樂、文學、電影等。例如FlyingV,項目之一便是以政治事件228事件為背景的遊戲「雨港基隆」、藉此強化台灣人本土意識;又例如Wereport調查報導公眾委製平台,以「個人」為單位,有各種民間報導系列集資項目。
當下香港面對各種脅迫,例如新聞自由,類似Wereport的「群眾集資」平台、將各種偵查報導進一步去中心化,便是很值得考慮的回應方法。事實上,已經有人在做了。今年五月,幾位香港外籍傳媒人,包括Tom Grundy與曾是主場博客的Evan Fowler,透過「群眾集資」平台Fringebacker集資成立面向世界讀者、獨立的媒體Hong Kong Free Press。
除此以外,香港也已開始有不少自下而上重新定義我城種種(例如審美觀、市場生態、文化發展等)、很值得注意與發揚光大的民間自治行動。這些行動包括:音樂人林一峰以眾籌方式出碟、培養更多本地音樂人、製造更多新音樂;另一位音樂人何韻詩創辦「有種市集」,在財閥壟斷的情況下,為本土各種創意商品製造更大生存空間;又或是高登網民發起「高登艾美獎2014-2015」,由一眾巴絲打一人一票選出最喜愛的電視劇集及角色,令本地藝術審美與品味更為多元。
後雨傘時代,很多人說要「落區」深耕;「落區」除了是為宣傳理念外,更值得港人做的,是善用「群眾集資」與「群眾外包」方法、結合與發揮各種力量,醞釀更多解決社會問題的民間方案與行動,真正實踐「自己香港自己救」的精神。
畢竟,比起很多港人羨慕的新加坡,香港的優勢在於擁有與獅城相反的「強社會、弱政府」。
1 黃之鋒:〈重奪政府〉,《明報》,2013年7月7日。
2 James C. Scott ,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U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3 同上,頁217。
4 同上,頁217。
5 同上,頁41-42。
6 同上,頁45。
7 同上,頁207-209。
8 同上,頁195。
9 “gumsa and gumlao”, Concise Dictionary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Blackwell: 2012).
10 James C. Scott ,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U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14.
11 同上,頁276。
12 同上。
13 同上,頁212。
14 同上,頁213。
15 同上,頁212。
16 同上,頁240。
17 同上,頁240。
18 同上,頁240-41。
19 同上,頁242。
20 Geoffrey Benjamin and Cynthia Chou, eds. Tribal Communities in the Malay World: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2) p. 21.
21 James C. Scott ,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U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43.
22 同上,頁242, 244-45。
23 同上,頁241。
24 同上,頁249。
25 盧瑋鑾、熊志琴:《雙程路—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前言部份。
26 1945年時,香港有50萬人,1949年一年,將近90萬人從內地移居香港,到了1952年,人口達到了200萬。Ricci Yue,〈八十二歲佔領者梁伯—由三次偷渡到佔領〉,《評台》,2014年11月3日。
27 同上。
28 海洋沒有邊界,靈活變通,不是用力量去決定秩序,而是使用法規、談判、和解,這是海洋與大陸國家權力觀的分野。
29 James C. Scott ,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U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reface.
30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2893.
31 〈陳冠中 雜種世界主義〉,南方週末,2014年8月9日。
32 史書美:《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陳述、呈現》(台灣:聯經出版社,2013)。
33 Elizabeth Sinn, Power and charity: a Chinese merchant elite in colonial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9.
34 同上,頁31-32。
35 同上,頁33。
36 同上,頁35-38。
37 同上,頁43。
38 同上,頁89。
39 同上,頁177。
40 No Mini-Fridge Left Behind: MBA's Business Recycles Dorm Room Junk, Bloomberg, June 04, 2013.
41 〈港中大商學院學生創社企回饋社會〉,《大公報》,2015年2月28日。
42 〈實現社企夢!有 Heart 港大生用集資網〉,unwire.hk,2013年7月25日。
43 〈港大女生休學一年 闖窮鄉搞社企 與爪哇銀匠合作 為情侶訂做戒指〉,《蘋果日報》,2014年2月5日。
44 〈什麼是「光房」計劃?〉, http://www.lightbe.hk/scheme.html。
45 〈"眾包"時代來了 〉,《中國日報》,2014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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