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銘 傳 補課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我所認識的 羅德水 處長

今日縣府發佈新一波的人事命令，讓人深覺可惜的是，教育處羅德水處長因個人生涯規劃辭任處長職務。從羅處長第一次議會備詢開始，到任未久的羅處長即展現驚人的業務嫻熟，過去兩年多來，在縣內教育事務的改革推動、果斷執行值得予以肯定，去年定期會期間即傳出羅處長倦勤去職，獲得多數議員慰留，他的去職無疑是縣府與地區的損失。

二年半前，森堡甫就任議員一職，質詢中對於國際教育等議題提出質詢，羅處長於會期過後，隨即與承辦人員來服務處說明業務改革方向。其後更透過公聽會的舉辦，和老師與家長們交流意見看法，落實縣政透明化和公眾政策全民參與的理念。

其後，森堡受理地區教師陳情，有關教師上下學交管責任、補課補休等問題，當時並與教師工會人員在縣議會召開公聽會，羅處長與教育處承辦全程參與，後續也確實修正相關辦法改進缺點、補償權益損失。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則是銘傳大學金門校區欲撥用三獅山營區一事，當時我得知銘傳大學招生狀況不佳，卻又向府方申請撥用三獅山營區，此事他得知後也深覺不妥，後來經議會總質詢揭發此事後，教育處果斷的以辦學未如預期為由，捥拒了銘傳大學的土地撥用案。這次事件與其後慈濟向縣府申請購買縣有地，「沒人想當壞人」以致於成案送至議會議決一事相較，局處首長的決斷力高下立判。

羅德水處長雖然辭任，但教育處目前仍然還有多項議題需要持續努力，包括建校基金的預算總檢討、體育場館收費制度的落實、各校私有地的購回、舊有校舍的改建…等工作需要進行。期盼羅德水處長的決斷力、行動力，未來也能在教育處的政策中延續，甚至擴及整個縣府團隊。

👉 羅德水處長第一次備詢回顧：🌐 https://fb.watch/728xZXChgK/

【盧斯達：香港還有「體制內抗爭」嗎？其實之前根本沒這件事】

有人問我，香港人爭取民主自治，在體制內已經沒有空間，接下來應該怎麼辦？或者，運動本來就不理體制？

香港的有限民主自由是中國和西方默契下的產物

香港的有限民主自由，其實與中國改革、「與西方交好」的國家戰略緊密綑綁。因為港英時期的政治改革，香港逐漸有越多越多民選議員，包括地區上的區議員、全港事務的立法會議員。《基本法》對達致普選也有含糊承諾。

這個空間，吸收了很多不滿聲音進入體制，中方在回歸初期也大致沒有動這套制度，而是用國家機器資源培植選舉親兵，與民主派的選舉力量一直抗衡著。香港的政治抗爭，慢慢變成由專業從政者於議會發聲，佐以群眾必要時出來遊行示威表達壓力、表達民意，跟政權周旋。不管是有事想爭取，或者反對某些政策施行。

然而歸根究柢，香港有選舉有自由，甚至有自治成份，都是中國和西方默契下的產物。這個默契在2010年代開始打破，香港因為「國際關係」而誕生的政治經濟體系，就馬上改變，說明以議會、選舉為中心的反對運動，其實一點也不穩固。之前能夠存在，並不是路線管用，而是受益於中美媾和，雙方都需要香港的時代紅利。一旦上層秩序改變，各種問題就在香港憑空出現。法庭開始用政治色彩極濃的《暴動罪》重判抗爭者、有人開始被禁參選、有議員開始被取消資格。這是 2003 年至 2019 年香港政治的超簡略版本。

民主政團提前沉淪

弔詭的是，香港還未得到民主，很多民主政團已經有能力急不及待擴充營業，轉營為選舉機器。因為選舉帶來的資助，令政黨開支散葉。高級的政黨，就可以建立較有規模的選舉機器。選舉機器的存在，自然是為了確保下一屆繼續選到，甚至拿到更多席位，各國都是這樣。也有很多議員在家大業大之後，想的早已不是冒險犯難推進局面，而是進入議會薪津所帶來的中產生活，打算著如何在均勢（equilibrium）下繼續維持均勢，未創業就進入守成階段。

在議會機制確立穩定之後，民主運動和大眾啟蒙的事業反而慢慢陷入低潮。自2003年大遊行之後，幾乎就沒有大事，到 2010年前後才重新解凍。而當新解凍之後，就馬上有了內部矛盾。在示威現場，以及不同政治議題，業餘示威者和政治素人總希望加速，但由議席構成的泛民則多數想維持衝突「可控」；前者想盡力向前走，後者覺得打長期戰才有可能成功，這次不成功也沒所謂。這只是那個時空的「議員產業鏈」其實還大體健在，被排擠的只是年輕人，所以中老年人政圈並不在乎，並不感知。

「無大台」思想的誕生

這些互相排擠和世代鬥爭的黑暗戲碼，台灣人在聽香港人講政治時，經過漂白，多數不會聽到。2014 年雨傘運動就充滿了以佔領區域來分類的「旺角民主派」和「金鐘民主派」的鬥爭，平民與菁英，小眾與大眾，分庭抗禮。「無大台」的思想就是在 2014 年的旺角誕生。

自2014以後，香港的政治運動已經由素人主導，沒有太多大動作是由議會策動的。曾經在議搞議會抗爭的激進派，都慢慢因為政府收緊空間（並獲保守泛民議員投票支持），作用也越來越小。2014年佔領運動、2016年的旺角警民衝突、2019年的反送中，主要由市民自發，用網絡做動員聯絡。這些事實證明了香港爭取民主「重回正軌」，政治的事既然是眾人之事，就需要大眾一齊參與。西裝革履的政治菁英在議會裡沒錯可以辯論，但體制上立法會議員權力很小，香港是「行政主導」，當政府不講道理章程的時候，議員就沒用，議會戰線就沒用。或者當我們面對的決定是北京人大開出，不管是香港的議會、法庭都沒有法力去抗衡，好像孫悟空頭上的金箍圈，一念就緊。

「體制內抗爭」的可能性其實並不存在

「體制內抗爭」其實是以前某些泛民為了維護自己社經政治地位，拋出來愚弄選民的。體制路線民主運動，因為立法會的權力限制而先天困難重重，還未計人大決議擁有香港事務的絕對法定效力，不容挑戰，再不說議會路線的基礎，完全是依靠大國之間的默契，十分脆弱。從回歸到現在，中間的「運動真空」，其實是償還以前民主運動被議會吸納的風流債。

我們都幻想過，即使如此，選一些人入去議會，應該可以做點甚麼，但結果無一不是事後發現自己太天真了。循體制路線去爭取，前提就是體制要穩定，否則你投入去的資源，就會如泥牛入海。選舉就是一個例子，當你動員了很多錢很多人力去選，選民也投給你，但整個議席可以因為長官一念意志而取消，那是不是一個路線？是，但那是一個年年輸錢的路線。

現在選舉制度完全改制，但民選議員的體制影響力將會減到最低。可能還會有人去選，但連以前的消極功能都不會有，最多是以「民主派」的身分在裡面當個花瓶，令議會顯得沒那麼獨裁。體制路線、議會路線，至此絕了，但其實一種不存在的東西，是沒有絕或不絕的，它本來無一物。

香港泛民派的體制路線幻象破滅

上一代泛民被中國打壓，有人說，其實泛民對中國都很有功，為甚麼今日連留點情都沒有。例如民主派老兵梁耀忠，他在2016年議會的議長選舉時，本來因為「議員資歷深」而按規則可以主持，但他竟然自己放棄主持會議，然後北京就成功選出一個親北京議長。而例如在西方和香港中老年一代充滿光環的李柱銘，曾幾何時都為中國做說客，遊說美國維持中國「正常貿易地位」、遊說大家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等。談到這些歷史，有人會義憤填膺認為他們賣港，泛民賣港。

我不認為他們正在受獄，就要人死為大，就不能談論他們的政治得失。我不會說他們是為中共維穩，他們也想維穩，但他們是為自己，為自己熟悉和成長的那個香港——但整件事最悲劇的地方就在這裡：他們想維護的東西，在歷史中某個時段剛好又是中國想要的。例如金融中心，金融中心對中國的用處，大過對你和我，這大家都明白。其他例如法治、選舉、法律、民族身分等也是。到時間段轉變了，中港兩邊追求的東西就不再一樣，但這封分手信，香港人沒有接到，大部分香港人都是很遲才自己領會到，中國自己改變了，然後香港人發現以前自己受中國指令或請求守護、保留和相信的東西，一夕之間被定性為敵人。

他們跟新一代為理念和策略吵過很多，傷了和氣，但究柢只是因為想維護這些幻象，一種中美政治所釋出的「香港有體制」、「有險可守」的幻象，十分不值得，他們當然是受害者，但更是自己的意底牢結的受害者。他們被自己欺騙了。

所以香港其實一向沒有體制路線，或者說到現在才被迫承認，原來此路不通。然而此路不通，同樣標誌路線探索的重生。

民主運動的未來，在於有多少人能夠不依體制，也能立法事。香港民主運動是在 2014年reboot的，reboot後抗爭形式、廣度、深度、影響力都層層升級，所以引致北京動大手術。以前的冰封期沒有這種事，因為根本沒有具威脅性的民主運動。當時的民主派，始終壓得住場。民主陣營沒人敢挑戰腐老的高層，對北京來說，香港主流群眾，不能靠形象不佳的建制派去圈養，所以就只能靠司徒華、李柱銘這些形象好的人。只要泛民菁英能夠對香港人一錘定音，中國的對港政策應該就有領路人，香港人會較易接受，但因為任務太大，這首先毀掉了作為龍頭的民主黨的權威。

2010年政改爭議，民主黨決定與北京密談並決定那次不民主政改，受很多人批評，民主陣營裡面的人都在批判，後來出現一些分裂。這些傳統大黨本來應該是中國的策略性同盟，但使用和操作過程導致泛民權威進一步流失。之後新一代、新運動、新論述崛起，泛民菁英對中國管治香港的作用越來越少，中國就馬上不再尊重他們，並視他們為外國勢力代理人一網打盡。

真實的香港民主運動

至於未來應該如何，未來其實已經決定了。當假戰線消失、中美全球化圖景蒸發，香港民主運動就進入正常。這正常裡面當然充滿了危險、血汗、生與死，但這畢竟是爭取任何事都需要的。我們沒有為流血流汗爭取之前享受的自由和局部選舉，現在承受沒有自由和選舉，正是天道好還，也是歷史的公平運作。一切重新開始，人們儲蓄實力、修心養性、與敵同行、廣結善緣、浪蕩天涯、枕戈待旦……跟其他人一樣，沒有分別。

歷史優待我們，令我們上一輩不用面對，不用學習，我們現在就要補課。這件事要怎樣走下去，我不敢妄加指點，但香港的民主運動，終於走出了瓶頸。我們好像Matrix裡面的Neo，走出了虛擬世界，之後看見的真實世界，卻是頹敗的曠野，但在那裡建立出來的東西都會是真實的、有用的。香港人遲了出發，但終究是出了發，最終還是會走上其他族群走過的路。

【盧斯達：香港還有「體制內抗爭」嗎？其實之前根本沒這件事】

有人問我，香港人爭取民主自治，在體制內已經沒有空間，接下來應該怎麼辦？或者，運動本來就不理體制？

香港的有限民主自由是中國和西方默契下的產物

香港的有限民主自由，其實與中國改革、「與西方交好」的國家戰略緊密綑綁。因為港英時期的政治改革，香港逐漸有越多越多民選議員，包括地區上的區議員、全港事務的立法會議員。《基本法》對達致普選也有含糊承諾。

這個空間，吸收了很多不滿聲音進入體制，中方在回歸初期也大致沒有動這套制度，而是用國家機器資源培植選舉親兵，與民主派的選舉力量一直抗衡著。香港的政治抗爭，慢慢變成由專業從政者於議會發聲，佐以群眾必要時出來遊行示威表達壓力、表達民意，跟政權周旋。不管是有事想爭取，或者反對某些政策施行。

然而歸根究柢，香港有選舉有自由，甚至有自治成份，都是中國和西方默契下的產物。這個默契在2010年代開始打破，香港因為「國際關係」而誕生的政治經濟體系，就馬上改變，說明以議會、選舉為中心的反對運動，其實一點也不穩固。之前能夠存在，並不是路線管用，而是受益於中美媾和，雙方都需要香港的時代紅利。一旦上層秩序改變，各種問題就在香港憑空出現。法庭開始用政治色彩極濃的《暴動罪》重判抗爭者、有人開始被禁參選、有議員開始被取消資格。這是 2003 年至 2019 年香港政治的超簡略版本。

民主政團提前沉淪

弔詭的是，香港還未得到民主，很多民主政團已經有能力急不及待擴充營業，轉營為選舉機器。因為選舉帶來的資助，令政黨開支散葉。高級的政黨，就可以建立較有規模的選舉機器。選舉機器的存在，自然是為了確保下一屆繼續選到，甚至拿到更多席位，各國都是這樣。也有很多議員在家大業大之後，想的早已不是冒險犯難推進局面，而是進入議會薪津所帶來的中產生活，打算著如何在均勢（equilibrium）下繼續維持均勢，未創業就進入守成階段。

在議會機制確立穩定之後，民主運動和大眾啟蒙的事業反而慢慢陷入低潮。自2003年大遊行之後，幾乎就沒有大事，到 2010年前後才重新解凍。而當新解凍之後，就馬上有了內部矛盾。在示威現場，以及不同政治議題，業餘示威者和政治素人總希望加速，但由議席構成的泛民則多數想維持衝突「可控」；前者想盡力向前走，後者覺得打長期戰才有可能成功，這次不成功也沒所謂。這只是那個時空的「議員產業鏈」其實還大體健在，被排擠的只是年輕人，所以中老年人政圈並不在乎，並不感知。

「無大台」思想的誕生

這些互相排擠和世代鬥爭的黑暗戲碼，台灣人在聽香港人講政治時，經過漂白，多數不會聽到。2014 年雨傘運動就充滿了以佔領區域來分類的「旺角民主派」和「金鐘民主派」的鬥爭，平民與菁英，小眾與大眾，分庭抗禮。「無大台」的思想就是在 2014 年的旺角誕生。

自2014以後，香港的政治運動已經由素人主導，沒有太多大動作是由議會策動的。曾經在議搞議會抗爭的激進派，都慢慢因為政府收緊空間（並獲保守泛民議員投票支持），作用也越來越小。2014年佔領運動、2016年的旺角警民衝突、2019年的反送中，主要由市民自發，用網絡做動員聯絡。這些事實證明了香港爭取民主「重回正軌」，政治的事既然是眾人之事，就需要大眾一齊參與。西裝革履的政治菁英在議會裡沒錯可以辯論，但體制上立法會議員權力很小，香港是「行政主導」，當政府不講道理章程的時候，議員就沒用，議會戰線就沒用。或者當我們面對的決定是北京人大開出，不管是香港的議會、法庭都沒有法力去抗衡，好像孫悟空頭上的金箍圈，一念就緊。

「體制內抗爭」的可能性其實並不存在

「體制內抗爭」其實是以前某些泛民為了維護自己社經政治地位，拋出來愚弄選民的。體制路線民主運動，因為立法會的權力限制而先天困難重重，還未計人大決議擁有香港事務的絕對法定效力，不容挑戰，再不說議會路線的基礎，完全是依靠大國之間的默契，十分脆弱。從回歸到現在，中間的「運動真空」，其實是償還以前民主運動被議會吸納的風流債。

我們都幻想過，即使如此，選一些人入去議會，應該可以做點甚麼，但結果無一不是事後發現自己太天真了。循體制路線去爭取，前提就是體制要穩定，否則你投入去的資源，就會如泥牛入海。選舉就是一個例子，當你動員了很多錢很多人力去選，選民也投給你，但整個議席可以因為長官一念意志而取消，那是不是一個路線？是，但那是一個年年輸錢的路線。

現在選舉制度完全改制，但民選議員的體制影響力將會減到最低。可能還會有人去選，但連以前的消極功能都不會有，最多是以「民主派」的身分在裡面當個花瓶，令議會顯得沒那麼獨裁。體制路線、議會路線，至此絕了，但其實一種不存在的東西，是沒有絕或不絕的，它本來無一物。

香港泛民派的體制路線幻象破滅

上一代泛民被中國打壓，有人說，其實泛民對中國都很有功，為甚麼今日連留點情都沒有。例如民主派老兵梁耀忠，他在2016年議會的議長選舉時，本來因為「議員資歷深」而按規則可以主持，但他竟然自己放棄主持會議，然後北京就成功選出一個親北京議長。而例如在西方和香港中老年一代充滿光環的李柱銘，曾幾何時都為中國做說客，遊說美國維持中國「正常貿易地位」、遊說大家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等。談到這些歷史，有人會義憤填膺認為他們賣港，泛民賣港。

我不認為他們正在受獄，就要人死為大，就不能談論他們的政治得失。我不會說他們是為中共維穩，他們也想維穩，但他們是為自己，為自己熟悉和成長的那個香港——但整件事最悲劇的地方就在這裡：他們想維護的東西，在歷史中某個時段剛好又是中國想要的。例如金融中心，金融中心對中國的用處，大過對你和我，這大家都明白。其他例如法治、選舉、法律、民族身分等也是。到時間段轉變了，中港兩邊追求的東西就不再一樣，但這封分手信，香港人沒有接到，大部分香港人都是很遲才自己領會到，中國自己改變了，然後香港人發現以前自己受中國指令或請求守護、保留和相信的東西，一夕之間被定性為敵人。

他們跟新一代為理念和策略吵過很多，傷了和氣，但究柢只是因為想維護這些幻象，一種中美政治所釋出的「香港有體制」、「有險可守」的幻象，十分不值得，他們當然是受害者，但更是自己的意底牢結的受害者。他們被自己欺騙了。

所以香港其實一向沒有體制路線，或者說到現在才被迫承認，原來此路不通。然而此路不通，同樣標誌路線探索的重生。

民主運動的未來，在於有多少人能夠不依體制，也能立法事。香港民主運動是在 2014年reboot的，reboot後抗爭形式、廣度、深度、影響力都層層升級，所以引致北京動大手術。以前的冰封期沒有這種事，因為根本沒有具威脅性的民主運動。當時的民主派，始終壓得住場。民主陣營沒人敢挑戰腐老的高層，對北京來說，香港主流群眾，不能靠形象不佳的建制派去圈養，所以就只能靠司徒華、李柱銘這些形象好的人。只要泛民菁英能夠對香港人一錘定音，中國的對港政策應該就有領路人，香港人會較易接受，但因為任務太大，這首先毀掉了作為龍頭的民主黨的權威。

2010年政改爭議，民主黨決定與北京密談並決定那次不民主政改，受很多人批評，民主陣營裡面的人都在批判，後來出現一些分裂。這些傳統大黨本來應該是中國的策略性同盟，但使用和操作過程導致泛民權威進一步流失。之後新一代、新運動、新論述崛起，泛民菁英對中國管治香港的作用越來越少，中國就馬上不再尊重他們，並視他們為外國勢力代理人一網打盡。

真實的香港民主運動

至於未來應該如何，未來其實已經決定了。當假戰線消失、中美全球化圖景蒸發，香港民主運動就進入正常。這正常裡面當然充滿了危險、血汗、生與死，但這畢竟是爭取任何事都需要的。我們沒有為流血流汗爭取之前享受的自由和局部選舉，現在承受沒有自由和選舉，正是天道好還，也是歷史的公平運作。一切重新開始，人們儲蓄實力、修心養性、與敵同行、廣結善緣、浪蕩天涯、枕戈待旦……跟其他人一樣，沒有分別。

歷史優待我們，令我們上一輩不用面對，不用學習，我們現在就要補課。這件事要怎樣走下去，我不敢妄加指點，但香港的民主運動，終於走出了瓶頸。我們好像Matrix裡面的Neo，走出了虛擬世界，之後看見的真實世界，卻是頹敗的曠野，但在那裡建立出來的東西都會是真實的、有用的。香港人遲了出發，但終究是出了發，最終還是會走上其他族群走過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