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六四，不能不談反官倒》前言】
這是我在一年前為《香港投資日報》撰寫的特稿文章，從經濟角度看六四成因。原打算在刊登後保留作日後他用，但考慮過後還是決定免費貼出來供大家參閱。
目前那些死撐支教民、只懂謾罵的無賴民主派問題是，他們比起一些質疑平反六四的人，無論是對六四的認知，還是本身的知識水平，都是低劣得叫人不忍卒睹，所以才會有羅健熙此等小丑，胡亂指罵本土派拆大台導致平反六四比率下降，卻無視了真正下降的原因，卻是支聯會歷年間的無能；又有無賴民主派問我「消滅支教民，是否就不消滅中共？」，但他自己卻回答不了，支教民這些年來究竟消滅的是共產黨，還是香港人對六四的情感。
支教民的盲毛化，讓他們回應不了胡佳、丁子霖的質疑；他們為了自身利益而作出的各種「策略」和「妥協」，反倒是沾污了六四的神聖性。如今支聯會看起來，就像一個過時的洗腦集團，所謂「研討」不過是播著過時的錄音帶，還要對任何質疑都以流氓式回應，產生一堆盲信無賴信徒。
我雖然讀書不多，但花在探討「六四」這個議題上的時間，至少不會比一般人少。而我認為無論支持還是反對「平反六四」之先，首先要做的，還是要理解「六四」本身。希望這篇文章能產生這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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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六四，不能不談反官倒
很多人以為「六四天安門事件」是一件單純爭取民主的政治運動，但其實當時叫的最響亮的一句口號，就是「反官僚倒賣」；若要探討官倒，則要由中國改革開放初期說起。話說當時中共政府為了促進企業的生產意欲而進行價格改革，但顧及到舊有共產制度支持者的阻撓、以及市民的承受力，發改委決定找出一個中間方案，亦即政府計劃內的生產仍以成本制訂的價格之餘，指定個別資源或原材料若能超出國家計劃的產量，則多出的部份能以自由價格交易，如此即出現了官價和民價兩個價錢，意即「價格雙軌制」。
但由於改革開放經濟增長迅速，自由市場的需求上升遠超企業產量的增加，結果官價和民價的差距愈來愈大，而促成了能調動國企資源的官員，先以官價收購物資，再以民價於自由市場賣出，是為「官僚倒賣」。
可是官價本來的原意是，以較低價格作為變相津貼，讓糧食和工廠生產的商品能以一個低下階層能夠接受的價格賣出；但現在因官僚倒賣的情況愈來愈嚴重，這些「計劃經濟內」的生產材料全都被虧空了。結果在「官價」消費品與糧食供應量不足的情況下，市民被迫從自由市場購買商品，因而成為物價飛升的直接受害者。結果毛澤東在三反五反運動中最擔心的貪污、浪費、盜騙國家財產、偷稅漏稅等全都發生了；而本來民怨還可以依靠工資的高增長抵消，但1988、89年的通漲率暴升為18.5%、17.8%；而工資增幅卻只有6.4%、-1.6%，基本上這種情況若在歐洲國家出現，大規模示威暴動也是難免。
究竟官倒的根源是甚麼？除了貪念，卻也還是設定價格的問題。經濟學認清價格取決於邊際成本，而邊際成本是由需求決定；但當時的發改委卻堅持以「生產成本」作為定價的依據。官價長期低於民價的結果，不是供應長期不足只能滿足小部份人、以致消費者各出奇謀以金錢以外的成本爭奪；就是以掌控生產資源的權勢者以特權層層轉賣，直至價格貼近市場為止。其實對於官僚尋租倒賣行為，中共由上至下級的官僚皆知道問題存在及其嚴重性，所以當天安門運動由悼念胡耀邦轉化為「反官倒」為主題的示威之際，中共對其有點放軟手腳，有說就是部份官僚觀察這會否成為政府反貪腐的助力之一。當然這個希望，卻在運動5月被陳雲定性為「動亂」之後完全幻滅了。
可不要以為官倒如今已成歷史名詞，距離我們愈來愈遠；中國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指出，價格雙軌制與官倒問題其實正以某種方式延伸至現在。在六四的前一年1988年經濟學大師佛利民訪華，就曾力勸趙紫陽盡快放寬價格管制，再以貨幣政策壓抑通貨膨脹，只可惜當時的中共政府正面對廿七年後今天的共同問題：國企因資源被虧空，生產計劃又因跟不上市場變化而造成大量浪費與虧蝕，最終迫使中共政府大量印鈔救亡，貨幣供應升勢不能遏止，佛利民的建議自然也就無從談起。
放眼目前中國，國企因受中央或地方政府的各種保護而能以「官價」調撥資源，生產出來的商品亦能藉著各種津貼保障能在市場賣出，這不就是變相的格價雙軌制嗎？因在成本上市價不能與官價競爭，民企很自然被國企大規模合併，然後掌控國企的高官或其親屬再將內裡的資產、合約或股份倒賣出市場，此即為「新官倒」。多數人的聚焦點自然在於整個體制的貪腐問題上，一如六四；但除此以外我們更要明白，一個政府過度介入、以保護勞工、消費者為名的被規劃市場，不但不會是左翼心目中的「烏托邦」，反而促成了官僚腐化與社會不公的源頭，這是「六四」其中一個常常被人忽略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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