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肇政先生的離開，象徵台灣文學當中，「跨越語言的一代」將近謝幕。
這個世代的作家，年少的時候是學習日語，可以用非常優雅且流利的日文創作。
但戰後他們無法繼續用日文創作，只能刻苦地重新學習北京話。再加上二二八及稍後白色恐怖的關係，台灣本地的知識份子幾乎失語。其實「跨越語言的一代」是粉飾歷史的說法，實質上是「被噤聲的一代」才正確。
真正台灣知識份子，能在50年代就立刻恢復用北京話進行文藝創作的，大概只有鍾肇政、鍾理和、廖清秀及李榮春等「文友通訊」作家們，寥寥無幾。而鍾理和及李榮春是因為有中國經驗，所以在語言上比較能適應，但是在創作歷程上，還是非常坎坷艱辛。
鍾理和回美濃一心創作，但寫作半生大概只賺了一次中華文藝獎金，跟其他微薄稿費，晚年都在窮愁潦倒中渡過，在大樹下修改〈雨〉的草稿（鍾肇政鼓勵他修改後繼續投稿），寫到嗑血身亡。
文友通訊裡面，唯一有機會拜訪鍾理和的只有廖清秀而已…
李榮春更是一輩子寫了幾本超級大部頭小說，畢生創作大概超過兩百萬字，光是《祖國與同胞》就七十萬字。但他自費出版了《祖國與同胞》的第一集，完全滯銷，沒有很多人買來看。他一生沒有其他職業，就是窩在閣樓創作、創作。每天清晨穿一條褲子到海邊跑步，砥礪自己創作。
當地人不瞭解李榮春（其實不能怪他們），都說他是「頭城狂人」。
而鍾肇政始終遺憾未能與鍾理和在生前見上一面。
當時文友見面如此艱難，這就是那一代的辛酸。
鍾肇政也是辛苦，他要面對多重的語言障礙，他是客家人，主流社會是講台語、戰前要學帝國的日語，戰後要學國民黨的北京話。
戰後初期（1948年），他曾經就讀台大中文系，他本人說因為耳朵不好的緣故，所以讀沒幾天就退學。但當時應該不僅是聽力的問題，恐怕語言、族群，甚至潛在政治因素（1947發生二二八事件），才是使得鍾肇政沒有繼續讀下去的原因。
從台大中文系退學，是一個隱喻。
鍾老終身都知道這個隱喻，象徵著什麼。所以他畢生都在用自身微薄的力量，在極權的時代下，低調「掩護」台灣的文藝愛好者們。
一方面，鍾肇政知道自己是非常幸運的，沒有坐牢、可以在小學當一個老師。可以參與公開的文藝活動。甚至中篇小說〈魯冰花〉還受到主流的欣賞。
一方面鍾肇政對於土地、對於文藝有無窮盡的愛。
所以他盡其所能，透過寫信、編輯刊物、出版「省籍作家全集」等方式，陪伴台灣作家們一起書寫、一起發表、一起經歷被退稿的抑鬱，一起走過蒼白壓抑的狗臉歲月。
葉石濤曾經在《我的勞動是寫作》一書中講過，他在白色恐怖出獄之後，整整有十年的時間不知如何寫作。幸好是鍾肇政等筆友不斷鼓勵，互相支持，他才又重新找回創作的動力。
其中有一段，葉石濤跟鍾肇政都是用書信往來。葉石濤出獄後，重新回到師專唸書。1966年畢業，因為是政治犯的關係，所以被分發到宜蘭冬山的寒溪部落去教書。
葉石濤啟程前，想跟鍾肇政見一面，他就到鍾肇政任教的學校去見他。鍾肇政在教室裡上課，遠遠看見葉石濤在門口徘徊的身影，兩人無言對望後，瞬間就認出彼此...。
每次回想到兩人交會的那一幕，總是百感交集。
他們「跨越語言的一代」是被打擊了、被壓抑、被噤聲了。鍾肇政是奮力拉住大家手臂，奮力要站起來發聲的人。
而鍾肇政自己也確實很拼命，他曾創作兩部大河小說，六本長篇巨作，質與量都不遜於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但可惜總是被當成「鄉土文學」來看待，持平來說，這些磅礡的創作，應可看成台灣的族群史詩。
最後，台灣文學館右側門柱上的書法：「國立台灣文學館」，是鍾老所題。短短數字，是前輩們血淚奮鬥而來。雖是一塊木牌，對於我們來說，實在重如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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