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雜想
天安門廣場上都唱些什麼歌?
天安門大屠殺是80年代中国民主運動的句點。
在1989/6/4之前,它也不叫六四,是六月四日發生屠殺後,才叫六四。
就好像318,在發生的當下,「真正」參與其中的人,叫它318,但外面的人都叫它太陽花,久而久之,我都必須要跟著別人叫它太陽花,不然外人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但是沒參加的人,或是透過新聞媒體在觀看的人,卻也感覺自己有參與到,有些真的有捐錢、做志工,這就不算沒參與到。不過,光是在電視前面看,也有人認為自己與廣場上發生的事心跳互通,甚至,過了幾年後,他真的相信自己有參加,縱使在當時,他其實沒有。 但當然,我們也要正視,真的有時代思潮這種東西,但我已經不確定那到底該是什麼了。
89民主運動,就這樣稱呼它好了,在當時,也有人,完全在外面,不,不是北京那裡有學生在群聚(?),天津有學生在看報紙,那樣而已。
而是根本就在那個國家的邊界之外,在外國,但他們透過零星的訊息,一起拼湊起來,感覺自己好像也身在其中,哪怕,89民運參與者,跟這些外國人,如果在某個深夜巴士站牌相遇到,就算邂逅,講了話,可能也會話不投機講不下去,因為兩人差異太大。
這些觀看的外國人裡面,就包括了一些台灣人,或更精準地講,在台灣,卻自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人。
他們一直以為,中國人,只有一種。
可是,中國人是一群很少數的人,而且是假貨,真正多數,而且是真貨的,是另一群叫做中国人,的人。
但,在台灣的中國人並不在意這件事,因為,他們一直以來要的,都只是要關起門當皇帝,他們要的,是台灣人跟著他們一起,對自己說,我們都是中國人。
我對時代與音樂之間的關係,一直很有興趣。
1989年,台灣夜市裡,賣錄音帶的攤販,若不是在播陳一郎的「紅燈碼頭」,就是在播「歷史的傷口」。
當然,當時我也跟父母吵著買了那卷錄音帶。老三台也一直不斷播放那首曲子。大概就是小虎隊等級的流行吧。
台灣人講起六四,總是想起這首歌。幾年前,這首歌裡的很多人,都跑去賺人民币了,真香。那整個學歐美「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與「We Are The World」的眾星群集錄製歌曲的企劃,在台灣還沒有發生過很多次,在那之前,只有1986的「快樂天堂」,一首好像被拿來當台北動物園的歌曲,不過,後來變成了救國團的團康必唱歌曲。
這首叫做「歷史的傷口」的歌,被一群台灣人,或者說,在台灣的中國人,寫了、製作了、唱了。
這首歌要唱誰呢?要唱的是,另一邊,一群中国人,在中国,發生的事情。
這裡就有趣了,所以,在台灣的中國人寫了一首歌,傳唱有關於中国的事,給台灣人聽。台灣人聽了很感動,唱片很暢銷。
那,這首歌對中国人來說又是什麼感覺呢?
老實說,我在海外生活多年,我沒有聽過有中国人表示過知道,有這麼一首「歷史的傷口」的存在。
89民主運動,從4/15,開始有北京學生追悼胡耀邦,一路到6/4,這差不多50幾天的日子裡,一個追思運動,演變成一場大型政治運動。
香港人以為,這是個機會,如果中国因此而民主了,那他們97就不用逃跑了。結果中国沒有民主,武器的批判比批判的武器,來得有力量,然後,在香港,過得了97,過不了20。一切都是共产党的功勞。
回來到歌曲。
一群運動者,聚集在一起,要搞事。搞事過程中,需要一些激勵人心的精神食糧,存在主義的哲學、西方民主的理論、東歐民主思潮的思辨,等等。
音樂、歌曲,很重要。
但是,以台灣人的角度來看,就無法了解,這群學生都在聽什麼,唱什麼。這群學生,1989年是大學生,但在1966-1976這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整個社會基本上是停擺的,知識青年在下鄉跟貧下中農學習,所以,有一整代的人沒有念大學,或是念到一半書,就斷掉了,後來也補不太回來。
總之,1989的大學生,18歲,差不多都是1970年代出生,而且,他們的童年,差不多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過的。
所以,當他們開始搞事、搞運動,會唱的歌曲,還是一樣的歌,這種歌叫做紅歌。比方,「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国际歌」。
他們也有自己的流行歌曲,崔健的「一無所有」,歌詞裡的「你何時跟我走」,被廣場上的運動者,當作拿來對整個中国呼籲,你們何時要跟我們一起走向民主?
當然,後來的30年證明了,跟著人民币走的人,還是多了些。
香港維園紀念晚會很愛唱的「血染的風采」則是另一首從香港傳唱起來的歌曲。對了,今年香港維園不能辦六四晚會了,國民黨,你怎麼看?
他們也有台灣來的中國人寫的中國歌曲,但不是「歷史的傷口」,是侯德健的「龍的傳人」。
但侯德健就是因為太愛中国了,只好逃離假中國(台灣),逃到真中国去。
在當時的台灣,不是隨便愛中國都可以,要照規矩來,要愛國民黨要你愛的蔣家國民黨中國,如果你愛到的是真正的中国,那你就要傷腦筋了。
所以,國民黨真正要台灣人愛的,其實是國民黨,不是中國。
這些,就是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在傳唱,啟發他們的歌曲「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国际歌」、「龍的傳人」、「血染的風采」、「一無所有」。
一種中国民族主義、早期社會主義理想、抗日情節,幾個矛盾又在共产党的手中捏揉在一起的綜合體。
不過,台灣這邊,還是會以為,他們應該也有聽過「歷史的傷口」吧?
「歷史的傷口」由當時的國民黨政治金童趙少康發起,在1989年5月28日錄製,我不確定是錄製,還是普遍在一般零售唱片行發行。
不過,5/28,距離6/4,只有7天。
天安門廣場這麼大,人這麼多,要忙的、要鬥的,都扯不完了,誰有空聽你個台灣送來的錄音帶?
在「歷史的傷口」發行的7天之後,天安門真的大屠殺了。
這個運動,就結束了。至少,「廣場運動」已經結束了。應該這時候也沒人有心情去唱歌,就算唱,也不會去唱遠自台灣一群自嗨的人,送來的歌。
外國發生了一件事,我們國內的一群人,自嗨,寫了一首歌,歌頌那群外國人。
如果那群外國人也有聽這首歌,也覺得這首歌可以代表他們,那也許還可以。
可是,那群外國人,沒有聽這首歌。
趙少康那群人,因為沒有真正住過中国,而且他們也是蔣介石、蔣經國統治下的乖寶寶,會唱的當然是「第一支舞」跟「反攻回大陸去」,但是,他們不會,也不可能,聽「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或是「国际歌」。
所以,要討論、紀念六四,都很好。
不過,假中國的「歷史的傷口」跟真中国的「六四」,關聯不大。
「歷史的傷口」是「在台的中國人透過六四來動員最後一波的中國民族主義」的嘗試。
趙少康一輩想要傳達的,想要發起的,想挽回的,是在家天下的國民黨的蔣經國過世不久時(1988),最後一波的「國民黨中國愛黨愛國運動」。
1989年,從大學畢業出社會的人,現在也才54歲。
1989年,如果一個人已經報效國民黨的黨國已經十年,今年都還沒退休。
這篇雜想不是在直接講六四天安門,這篇雜想是在回顧當年用天安門來騙台灣人的國民黨。
喔,然後,在今天的台灣,他們還在,而且沒什麼變。
最後,我還是要強調,在六四,談六四,不是為了中國,或者中国。
在六四,談六四,是為了人類文明的進步,與封建帝國的對抗,這樣的東西。
基隆市議員 張之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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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抵達光是坐進四個人就會讓彼此稍嫌親密的小房間,荒井十一盯著房裡的古玩:黑膠唱機、錄音帶、老檯燈。他說他滿喜歡復古的東西,但看到了往往也不買,只是看。「因為我不知道要放哪裡。有時候會住台北,有時候在北京,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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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非因著疫情,他基本上不會在一個城市停超過一個星期。香港有他父母的房子,台灣有妻子的家,荒井十一自己近年主要待在北京,三地輪流跑。他愛看球賽,尤其喜歡足球,支持曼聯隊,世足賽時支持英格蘭隊。身邊朋友會問他:你明明是個日本人,怎麼支持英格蘭隊呢?另一些朋友則問:你明明是個香港人,怎麼支持英格蘭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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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製作人以後,荒井十一交疊的來歷成為他的資本。樂手從中港台三地來,有時是新加坡,有時更遠,對他而言不成問題:「我是最不怕文化多的,因為我自己本身比誰都多。我可以溝通英文、中文、廣東話⋯⋯,所有人聚在一起,反正我來解決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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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年,香港成立音樂事務統籌處,是如今音樂事務處的前身。每年,音樂事務處開辦近八百個中西樂器訓練班,為 6 到 23 歲的青少年提供三十多種器樂課程。其中一間這樣的訓練班,正好就在荒井十一童年時的住家樓下。他 7 歲時,家人說不如去試試看,從此他練古典打擊。17 歲那年,中國國家交響樂團的指揮來香港巡迴,看見他的表演,問他要不要到北京。荒井十一答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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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沒想到,到了北京,邀請他的那位指揮和樂團衝突,翻臉走人。少了引薦者,樂團留住荒井十一也不是、不留也不是,拖了一段時間,他只好求助在中央音樂學院就讀的香港同學,借住宿舍。就這樣,他在異鄉舍房裡遇見主修鋼琴演奏的妻子,爾後又多了一位台灣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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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的父親張俊傑是音樂廠牌「飛魚雲豹音樂工團」的主理人,是台灣第一個從事原住民古調採集、文字整理及演唱的團體。算一算,認識妻子二十多年,荒井十一跑過台灣原住民抗爭運動、製作過原住民母語音樂專輯,他的第二座金曲獎最佳製作人,也是以有著原住民身份認同的歌手阿爆的專輯《vavayan.女人》拿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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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曲頒獎台上,他笑著說自己的中文沒問題,像是早料到台下會訝異。來自日本的父親、來自香港的母親、來自台灣的妻子,所到之處,荒井十一都習慣被當成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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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去哪裡,我感覺都不是當地的人。但我也不會覺得不舒服。之前做莫文蔚的專輯,我們聊到『我的家就是我的行李箱』這個概念:不管去哪裡,只要我的行李箱在那,我所有最重要的東西,都會在那個行李箱。那裡就是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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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笑著,眼神又環繞了房間一圈,「也因為這樣,我沒辦法買東西。」一臉讚嘆,既是讚賞,也是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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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精準為基礎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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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拿了金曲獎、受訪,荒井十一還是不太確定自己的音樂生涯為什麼從打擊樂開始。「去學音樂的時候我才 7 歲,老師問你想學什麼,你哪知道想學什麼?老師就看一下你手掌長怎麼樣、嘴巴也大概看了一下,然後說喔,那你學打擊樂吧。」看施主骨骼精奇,乃萬中無一的練鼓奇才⋯⋯那位老師一句話,荒井十一走了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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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父母親一如「香港的父母親」,不只送他學音樂。小時候的荒井什麼都碰,連功夫也學過,那時練什麼拳法現在已經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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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什麼都喜歡,但學樂器之後會進樂團和大家一起練,有一個群體。你會覺得大家一起的感覺很好,音樂就繼續學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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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他的描述中,可知他兒時家境不差。少年時代,他個人房間裡有台 Hi-Fi CD Player,那時香港還有許多小型唱片行,他就讀的學校附近就開了幾家,荒井十一三不五時去逛,「看到封面喜歡的都會買」。交響樂團裡打鼓的他,第一張專輯是劉德華,喜歡聽李克勤,也聽當年流行的鄺美雲、周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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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裡有個菲律賓來的傭人,我透過他認識了非常多英文歌。」他說,「有時候白天,他就在家裡放 Oasis,我就想說,欸這個很好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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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裡不會每首都是自己的愛歌,荒井十一也像那個年代的其他人,自己買卡帶,節錄不同CD 曲目弄成自己的 mixtape。這是他當時最著迷的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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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北京,荒井十一和同學組自己的樂團,就翻唱 Oasis、Luna Sea。樂團玩著玩著,團員會問他要不要尬別團。今天和 ABC 練、隔天和 4567 練,全盛時期,荒井十一曾經同時參與三十幾個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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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世界音樂的團,然後有一個重金屬的團,還有一個民俗樂的⋯⋯就是有馬頭琴的那種⋯⋯然後到爵士的、玩 Fusion 的。那個時候大家都在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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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血緣與國籍給他的生命經驗,從古典到當代也沒讓荒井十一感到疏離,只覺得好玩。他說,古典樂得照譜來,該演奏的時候才能演奏,演奏的時間可能也不長,這是古典的趣味所在:如何精準地給出那一下;到了樂團,沒了制式的樂譜,有趣之處變成如何將創意放進作品中,創造自己的手法。這時,古典樂裡練就的基本技術,成了恣意自由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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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地解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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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荒井十一製作《百年排灣 風華再現》專輯,拿下第 11 屆華語音樂傳媒大獎最佳製作人與最佳錄音,樂手之上坐穩了製作人身份。2014 年開始,他接下陳楚生「一見如故」巡迴演唱會音樂總監、再到隔年的林一峰演唱會、莫文蔚演唱會。2013 年,他創立「十一音樂」,又兼起音樂廠牌主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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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對象越多,面對聽眾越廣,讓他花費更多時間思考的反而不是音樂,而是人。「我不會去考慮台灣藝人的音樂應該聽起來如何、北京歌手的音樂應該聽起來如何;這麼多年,我比較常遇到的問題是,噢原來台灣不太了解北京是怎麼收費的⋯⋯很多不一樣的系統和習慣。但我自己全部都沒有,因為我哪裡都不是。製作時,我只能夠創造一個屬於我自己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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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自己的習慣」,其實是溝通。他說,過去到中國製作單曲,對方習慣只標明作詞、作曲人,歌詞本一打開,沒有其他製作名單。合作最初,荒井十一便要求將製作團隊寫上,「也許因為你要求,結果就有了共識,所以要很習慣提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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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練團室是沒有練團費用的,不會按小時給多少錢,所以一場演唱會前練一個月,每天一首歌練八小時,練到好;但在台灣和香港,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光練團室費用就超出預算。台灣和香港的樂手會依照這場演唱會的規模,假設收了三十個小時的練團費用,那這三十個小時一定會幫你做完所有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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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如此,有沒有摩擦?「肯定有啊,因為你破壞別人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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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了「自己人的默契」,只好藉由表達來釐清。音樂製作上,荒井十一也以這樣的態度面對。「我會去了解找我合作的歌手應該要被放大的特質是什麼、沒嘗試過的是什麼。我已經很習慣每次做專輯之前需要一到兩個月的認識、無數次的見面,和歌手聊天,把他喜歡的東西溝通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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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還不夠。「每個人一定有自己喜歡聽的方向嘛,但有時候你喜歡聽某某某,某某某在你身上卻是不成立的,這和你的能力、才華、天份都有關係。我身為製作人其中一件工作,就是要去衡量你喜歡的跟你能做的要怎麼結合,做出一個你自己喜歡,但又適合你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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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惟有耐心。有時就算一兩個月,也沒有聊出真正的想法。製作歌手許鈞的專輯時,一開始兩人興趣相投,發現彼此喜歡的音樂相近,決定往一個方向前進。但在製作過程中,荒井十一發現許鈞在音樂中加入更多個人想法,而荒井十一則希望朝最初他們決定的方向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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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直接按照我的模式去做,這個問題到專輯完成後問題一定會很大,因為歌手心中會認為這個過程是不對的。習慣上,我就是一定要把這些結都打開。如果這些結不打開的話,最後呈現出來的作品一定會有誤差、不可能是一張很好的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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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並不完全是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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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的製作生涯,累積二十多張專輯製作經驗,除了《vavayan.女人》,荒井十一也藉莫文蔚的《不見不散》拿下金曲最佳製作人。他製作的歌曲中,常採用非爵士鼓組的節奏樂器,這與他曾參與世界音樂樂團的經歷聯繫在一起。在荒井十一眼中,器樂的編排並不是唯一解:並不存在對某一首歌「絕對適合」的編曲,合適的編曲是依照某個場合希望呈現的氛圍而隨時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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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荒井十一在《歌手》節目中負責袁婭維的表演。賽程中,袁被淘汰,團隊需要搶進突圍戰才能繼續比賽。「突圍戰的曲目,團隊想要表達被淘汰確實很悲傷、因為在你的遊戲規則中我輸了;但縱使悲傷,我們也知道不管這個遊戲規則是什麼、我們認為我們在做的事是對的,我們沒有要做出討好你們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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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袁婭維選唱了〈盛夏光年〉。原曲的搖滾元素,在開頭幾乎抹消,荒井十一在歌曲 intro 先以撩撥的吉他與複沓的鋼琴帶進低迷氛圍,進入主歌時再以融合現代音色與非洲風情的 Afrobeat 為基底,發展了完全相異於原曲、極具異國味道的詮釋,「先決定要表達的點是什麼,然後再去選擇用什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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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製作,也一樣要回到歌手自身的特質。製作阿爆的專輯時,荒井十一感受到她身為主持人的幽默,加上阿爆對母語的使命感以及過往「阿爆 & Brandy」組合所做的 R&B 曲風,組合起來才完成了《vavayan.女人》傾向 up-tempo 的風格。「如果不是阿爆,那張專輯就不會長那樣。『原住民的音樂是什麼』不是我會先考量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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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製作母語歌曲時,除了將某個相對少數的語言放進主流曲風或旋律中之外,更進一步還能做什麼?這是製作人會面臨的提問。純粹語言的移植很容易落入一種文化的去背,但過於強調該語言所相應的文化音樂元素,似乎又顯得將那些元素標籤化。身為經手過台灣原住民音樂的製作人,這是荒井十一提出的答案:「當歌手本人和音樂的關係合理了,我們再來考慮所謂母語音樂要負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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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掉群集的印象,回到個體。這或許也是荒井十一自身的經歷使然。某年他以樂手身份參與齊秦演唱會,遇上中國反日潮,演唱會上介紹樂手時唸到他的名字「荒井壯一郎」,台下觀眾一陣冷清。演出之後,齊秦對荒井十一說:我下次還是不要唸你的全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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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百年排灣 風華再現》那一年,他上陶晶瑩一檔節目受訪。採訪過程中,陶晶瑩對他說:對嘛你日本人,難怪你做事情那麼仔細。荒井十一回答:有嗎?我不知道有沒有。「我那個時候感受到,大家會認為我做事情的風格一定和我的出身有關,但是,因為香港就不是一個被認為很仔細的地方⋯⋯香港的特點是所有事情都要很快,砰砰砰砰砰砰弄好⋯⋯那你說我有這樣嗎?我也有。可是,我是不是完全是那樣?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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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這樣說,他也羨慕能夠有一種認同。朋友們問他為何支持英格蘭隊的那個問題,他不確定怎麼回答,「我看日本隊我也很喜歡,我看中國隊我也很喜歡。我比較不知道我應該怎麼表現。我很羨慕別人會知道『喔我一定要支持那個隊伍』,因為我支持誰,都⋯⋯都不是很說得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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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完,他大笑,「幸運的是,在台灣,擁有一些日本的背景,大家對你的印象還是偏好的。我覺得我有受惠於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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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住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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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參與音樂節目的製作,籌備時間短,強度也高,荒井十一時常遇到臨時更改編曲的要求。採訪中,他打開手機相簿,給我們看一張笑話截圖:某新聞文中引用「黑夜總會過去,光明才是永恆」,線上發佈卻總被退回,編輯很憤怒,問窗口「哪個詞犯規了?黑夜還是光明,還是永恆?」窗口回:犯規的是「夜總會」。「最近遇到的事,大概就和這個笑話差不多。」荒井十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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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似乎和他最初跨足製作的動機相違背了。「當樂手,相對是沒有任何負擔地在表演。但我想要控制那個 flow。以前演奏別人的演唱會,我會有很多我的意見,但我的角色不允許我去主控這件事,所以我想辦法讓自己主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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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邊有許多優秀音樂人,不乏台灣之外的歌手,華語樂界人人都希望能藉由金曲獎被關注。荒井十一聽過不少案例,非台灣音樂人報名金曲時被台灣的公司耽誤很多時間、甚至收取不合理的費用。藉著岳父飛魚雲豹團隊基礎,荒井十一開始為音樂人朋友做發行,結果從第一年開始,幾乎每一年荒井團隊經手的發行都入圍金曲獎。荒井開始擔任製作、設立廠牌的契機,從這裡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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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樂手擔任製作人,過往難以想像。工作時,荒井十一會遇到的困難,是當和聲樂器的表現需要改變,他沒有辦法立刻解決。為此,他在團隊中會放入負責旋律樂器的成員來應對。但除此之外,擔任製作的打擊樂手和其他樂手並無太大差異。他甚至覺得,因為自己是個打擊樂手,對旋律風格沒有固定傾向,莫文蔚、阿爆、蘇運瑩,一張張專輯在他手中生成不同曲風,又是另一種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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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金曲三十,Apple Music 團隊邀請荒井十一開出製作人的必聽歌單。除了自己製作的〈不散,不見〉,歌單中常石磊製作的林憶蓮〈無言歌〉、〈枯榮〉,陳粒的〈芳草地〉,A-LIN的〈未單身〉⋯⋯,中慢版、磅礡、隱微的救贖感,放掉氣力的歌唱表現。有趣的是,雖然他歌單中的歌曲有特定傾向,打擊樂的比例卻一概沒有想像中大、節奏樂器亦少炫技,常常只輕輕在背景中運行。雖是打擊樂手,打擊樂卻鮮少是他青睞的音樂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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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他為什麼,他說這很有意思。「我到北京之後,參加這麼多不一樣音樂類型的樂團、在每個樂團中摸索打擊樂手可以做的事,過程中,我越來越體會一個重點就是,打擊樂在它該有的時候出現很好聽,但當它在不該有的時候出現,就會非常不好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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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時,你會希望自己盡可能出現在每一首歌裡、盡量加這個、加那個,讓自己很忙,讓自己有更多的參與。但當你越深入了解某一種音樂形式之後,你會懂得把握什麼時候沒有、比你把握什麼時候去添加來得更難。身為一個樂手,常常會想『欸,我在舞台上,怎麼可以沒事情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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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終究在台上明白,安靜也是一種精準。「其實,懂得什麼時候忍住,比懂得什麼時候出現來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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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阿爆、莫文蔚專輯後現身,專訪荒井十一:
歌手本人比音樂類型更重要
https://bit.ly/2B8JM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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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稿_ 蕭詒徽
攝影_ 王晨熙 hellohenryb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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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_ 李姿穎 Abby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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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花飄飄」的中華民國美學:記七七事變八十三週年
許多人都聽過費玉清的〈一剪梅〉,但或許比較少人聽過當年的整張專輯。
當年與〈一剪梅〉同一張專輯的,還有旨在喚醒對岸人民的〈長江水〉、關懷泰北孤軍的〈美斯樂〉。
說到這裡,已經可以大致帶出〈一剪梅〉的歷史脈絡,那是1983年3月,經過1970年代的退出聯合國的一連串打擊,距離1979中美斷交不過數年,正是中華民國在外交上最孤立無援、天地一片蒼茫的時期。
國外不懂中文的網友把這首歌理解成「人生到達低谷,環境也逐漸惡化,卻對此無能為力」,其實並沒有大錯,甚至非常契合曲子的背景。而許多人並不知道梅花就是中華民國的國花,自然也無法像當年的人一樣,感受到梅花對於中華民國的影射。
這首歌當年是作為連續劇《一剪梅》的主題曲,該劇是一個共用水源的兩村人爭奪水源的故事,故事架構一樣充滿了政治暗示。男主角寇世勳出身鄰鎮,因其父不齒當權者的作派,父子二人出走來到沙河鎮,從此以沙河鎮人自居,其子並一肩扛起責任,在絕境中,領導鎮民找尋活路。
〈一剪梅〉歌詞中「只為伊人飄香」的「伊人」,引用《詩經》「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可以簡單解釋為「心中的人」,也可以拿來影射「在水(海峽)的那一方的人」,作詞者真的非常非常厲害,用多層次的涵意撩撥著各種人的心緒。
看了幾個版本的〈一剪梅〉歌詞英譯,「一剪」有人翻成「a spray of(一枝)」,但嚴格來說「剪」應是「two sprays of(兩枝)」,總之不要理解成花團錦簇的樣子就沒有太大的問題。
此外,傲立雪中的「傲」,幾乎都翻成「proudly」,但這裡的「傲」,也不應該理解成驕傲的傲,而是傲骨的傲,就是絕不投降、絕不放棄之意。
合在一起,就是一個在風雪中孤身挺住的意象。
如果我們對於光明、積極、節約、淨化,這些所謂的「中華民國美學」感到不解,那可能是我們作為後人,已經丟失了這個美學所試圖回應的具體問題。
讓我們回到那個火熱的戰爭年代,抗日戰爭打到一半,《大公報》跑到前線採訪了一個底層軍官,問他對於抗日戰爭的看法。該軍官回答記者:「我們中華民族必勝。」記者再問:「勝利後,你要做什麼呢?」軍官回他:「勝利我早就死了,這場戰爭,軍人肯定要死光的。」
是什麼樣的東西,能夠在那個時代量產如此眾多為國為民盡忠的英雄?
答案是1934年開始的「新生活運動」,所謂中華民國美學,基本也奠基於此。
這個運動,是中華民國還處於中國國民黨訓政體制時,所推行整體社會改造方案。它是以軍事化、生產化為主軸,並包含一大堆鉅細彌遺的個人衛生與行為規範。
它所推崇的「軍事化」,針對的是九一八事變之後對日本終將一戰的基本局勢;
「生產化」,推崇實業,反對奢侈、反對不勞而獲,就是針對那些發國難財的投機商人;
而繁瑣的個人衛生與行為規範,則是衝著傳統禮教而來,試圖將人民從過於親密的傳統家庭倫理中解放出來,打造一個個有意識地會與人保持距離、但又不妨礙與陌生人協作、融入更大團體「國族」的個人。
有些人可能經歷過,在學校或軍隊的團體生活中,有著「個人衛生杯」這樣的制度,那就是新生活運動的遺跡。使用公筷(而不是直接一人一份),也是從新生活運動開始大規模推廣。
雖然我們現在已經不熟悉了,但這種重視生活紀律、重視負責任態度的軍事教育,偶爾還會出現在新聞中,作為扶貧、扶弱事業中,有效的第一步。
新生活運動在國共內戰期間提出,對於中國共產黨的針對性自然也不言而諭。
有別於新生活運動對於個人衛生的堅持,中國共產黨方面則認為,知識份子應該以農民的形象改造自己,衛生習慣方面當然也要與農民的標準一致,起床後抱怨全身都是跳蚤的,是一種知識份子尚未覺醒、亟待改造的症狀。兩方的理念是尖銳對立的,在許多照片與紀錄中,雙方在氣質上的差異,往往也是一望即知,追根究底這是雙方在美學上的差異。
無論是新生活運動中的「禮義廉恥」,或是後來針對訴求破舊立新的文化大革命所提出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明眼人一看即知,這裡面的禮義廉恥、文化復興,早就不是傳統上的意義,而是揉合了傳統、民主、科學的全新東西。
它的意義是兩方面的,一方面堅定地扛著過去的招牌,一方面堅定地納入新的東西。
回到〈一剪梅〉的80年代台灣。現在大家想到80年代的台灣,恐怕比較多的是想到1980年的林宅血案、美麗島大審,1981年的陳文成命案,或許還有1984年發生在美國的江南案,只是事實上,就在〈一剪梅〉發行的隔月,1983年4月,也發生了聯合報與中央日報的兩報爆炸案,此時的台獨運動也染上了恐怖主義,兩報爆炸案只是1970年代以來一連串爆炸案、行刺案的其中之一。
雖然大家總是試圖把自己的故事說成是正義與邪惡的簡單二元對抗,但真實的歷史卻更像是一幅太極圖,局勢越是往穩定推進,敵對各方的內部反而越有鷹派試圖用更極端的手段激化局勢、以奪回話語權,破壞任何折衝與漸進的進程。七七事變當時的中日如此,二二八事件的美中台如此,70到80年代的台灣亦然。
一旦局面失控,敵我的鷹派全面佔據政治制高點,苦的永遠是雙方百姓,這一點對於現在的台灣,特別有意義。
撇開政治上的紛紛擾擾不談,1983年台灣的外匯存底首度突破百億美元(1987年超過700億)。對外長期且大量的出口順差,對內超額儲蓄,名為「大家樂」的民間賭博開始流行。70年代以來正確的經濟政策,已在80年代開花結果,兩次石油危機也沒能阻擋奇蹟展現。
翻開當年張小燕《綜藝一百》的金榜,1983年4到6月,費玉清這張包含〈一剪梅〉的專輯排第7,排行第8的是蔡琴的《不了情》,第9的是陳一郎的閩南語專輯《行船人的純情曲》,第2是鄧麗君,位居榜首的是林慧萍的《往昔》。和平、安定的生活下,人民迸發了奔放的創造力,那不就是當年成千上萬的無名戰爭英雄希望帶給我們的?
面對絕境,有人悲哀、抱怨、憤怒、焦慮、嫉妒、慚愧、羞恥,這些情緒有的促使他們逃避、有的促使他們去戰鬥,這些毋寧都是可能的反應,但就在眾聲喧嘩中,也有人順著〈一剪梅〉這樣的路徑,希望提供眾人寧靜但堅定的基調。
寧靜而堅定,不但讓人們在必將一戰的局勢中,明恥教戰,以待可勝之機,也在無需一戰的局勢中,免疫來自己方、敵方甚至是第三方的挑釁,為自己,也為敵國人民,或那些「伊人」,守住珍貴的和平。
這是中華民國美學的核心,也是中國國民黨最寶貴的黨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