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階層回歸控制變項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自去年疫情爆發之後，全球的每個國家除了疫情的控制意外事件，還都分別面對不同挑戰，有的是宗教信仰受到挑戰、有的是經濟體系遭遇危機、有的是民主體制受到質疑。但是對大多數的人們來說，除了健康以外，受到最大影響的就是工作的環境了。員工與管理階層都以1年多的時間學習面對遠距在家工作的情況，但是雙方對於在疫情結束或趨緩之後，對於工作的期待也開始產生分歧。對千禧年世代的人來說，長時間、高壓力、低回報、生活品質低落的人生，本就在為數不少的人們心中開始懷疑工作與人生的目的。在疫情爆發遠距在家工作的生活開始後，似乎讓這些千禧年世代的人們有了新的想法。他們看到了工作侵蝕生活的一面，以及在家工作可以如何稍微平衡工作與生活的比例，甚至是遠距工作大幅度減少了辦公室人際關係的壓力，從而使得人們開始思考轉換工作或調整工作內容的可能性。這點對管理階層與公司來說，當然就會成為新的挑戰，因為公司將會面對固定人力很有可能出現缺口的問題，工作管理以及績效壓力不再適合使用過去的方式來要求員工，這樣反而可能讓這個公司找不到足夠的員工維持運作。雖然這樣的情況還沒發生，但是追求自己在工作以外的人生，這想法已經開始在不少人的心中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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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辭職潮即將到來！」5月美國德州農工大學管理學副教授安東尼•克洛茨 （Anthony Klotz）在《彭博》提出的「大辭職潮」一詞，瞬時登上熱門話題。微軟統計有超過4成員工正準備提出人事異動的申請，英國人力資源公司Personio的數據上也有4/10的就業者期望在未來6到12個月間轉換工作角色，特別是18至34歲的人中，就上升了55%。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人們並沒有在逐漸復甦的經濟環境下擁抱工作，反而選擇在高失業率的狀態下，離開現有的工作型態。多數人在一年多嚴峻的疫情期間，透過居家上班等工作模式的轉換，認知到即便工時較疫情前增長，但因減少通勤時間、非典型的辦公室作業模式與長時間的家庭的互動，都給了人們更多不同的體驗和想法。人們不再對有工作應該保持感激而準備犧牲生活品質的心態，取而代之的是重新想像如何在有限的生命裡發揮自我的最大價值。「大辭職潮」點出了後疫情時代就業市場即將出現的劇烈轉變，也將迫使全球企業重新思考更人性化的工作模式。

歐美各大媒體近期不斷報導，在疫情持續衝擊一年多的日子裡，未來可能出現「大辭職潮」（The Great Resignation）。這波潮流一般被認為是擔負職場主力，年齡落在25至40歲的Y世代就業者。他們年齡間距雖廣，有些是剛從校園畢業的新鮮人，有些則已為人父母，但卻不約而同開始思考轉換工作跑道或離開現有的工作環境。

微軟統計全球有41%的員工計畫提交辭職申請；而在英國也發現，每10個員工當中，就有4位想要在未來的6個月至12個月換工作，這個比例在18-34歲的族群中上升到55%。《BBC》根據美國勞工部的一份摘要顯示，光在4月份就有超過400萬人辭職，是有記錄以來的最高峰。

新冠肺炎所帶來的高失業率，並沒有消退「千禧世代」拿回生活掌控權的意志。歐美各國在疫情期間實施了分流或居家上班約15個月後，許多人或許已經難以再回到過往制式的工作生活，而是希望有更彈性的工作時間和選擇。

這些又被稱為「YOLO世代」——意指「你只會活一次」（you only live once）——的千禧一族在疫情下，反而去思考人生的「優先順序」是什麼，開始去反思自己要的生活和工作是什麼，進而發現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

事實上，工作環境的轉換，並非是橫空出世的衝動想法。這些千禧世代在疫情前已在職場上有長期的消耗，早已出現明顯的職業倦怠。工作超負荷、掌控力低、沒有成就感、不公平、有違價值觀，以及在工作中缺乏歸屬感，這些職場陋習相信許多人都不陌生，而這些在在影響工作意願和態度的因素，都增添千禧世代了對工作的長期倦怠感。特別在社交媒體盛行的年代，上下班時間已難以從打卡機上一刀兩斷，時時回應上級與客戶的需求，已經成了這一代更為消磨的痛苦來源。

職場痛苦因子在疫情爆發期間更顯嚴重。NordVPN Teams研究發現，跟疫情前相比，英國員工每天居家上班工時較之前多2小時。除了居家環境不適合工作外，公事上溝通成本上升，email、會議變多等各種因素，在家工作也難以即時得到主管或老闆的支持反饋。人力資源公司 Beamery 的另一項研究發現，去年有63%的上班族因得不到或很少得到主管的支持而感到沮喪。同一項研究發現，48%的18至34歲的人感到孤立或覺得在家工作缺乏價值感。

然而，這個現象並沒有隨著疫苗覆蓋率上升、各國在逐漸解封後人們嚮往儘速回到原有的工作環境而趨緩，反而是在疫情過後，居家上班的優點被更多人看見。有些人發現更喜歡在家工作，也有了更好的生活品質：工作性質符合、省下更多的通勤時間、在工作和生活上可以更好達到平衡（worklife balance）、吃得更健康、不會被其他同事打擾等。《每日電訊報》報導提到，根據調查，約有40%的英國人不想回到全勤工作，因為這「不利於他們的心理健康」——這個數字在35歲的族群以下，上升到50%。

當然「大辭職潮」涵蓋了許多還在腦中盤算的上班族們，而雇主的態度，也將決定這群人對回歸職場的信心。有些人在疫情期間見識到了雇主如何在蕭條時期「無情對待」而感到心寒，具體體現在福利減少、減薪或是失去過往的勞動平衡等，都在在牽動著千禧世代的轉職神經。

（以上引用自網頁原文）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5606532

【張曉明：國家安全底線愈牢　「一國兩制」空間愈大】

6月8日下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舉辦了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網上研討會，國務院港澳辦張曉明副主任應邀以視頻方式發表了題為《國家安全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空間愈大》的主題演講。講話全文如下。

國家安全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空間愈大

——在紀念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研討會上的講話

尊敬的林鄭月娥行政長官，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10天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這是香港回歸以來中央處理香港事務最重大的舉措之一，是「一國兩制」實踐過程中具有歷史意義的一件大事，也是基本法實施的一個裡程碑。我曾經與許多朋友說過，香港國家安全法一日不立，就不能說基本法得到全面實施。在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之際，我們終於欣慰地看到，這一缺失正開始以另一種立法方式得以彌補。我想，這也是我們對那些為香港回歸祖國和香港基本法起草作出歷史性貢獻的先輩們最好的告慰。

作為本屆全國人大2975名代表之一，我有幸參與和見證了這次全國人大會議審議「決定」的全過程。王晨副委員長對「決定」作說明和「決定」草案最後獲高票通過時人民大會堂內經久不息的雷鳴般掌聲震撼了我——那是一種只有壓抑很久或者期待已久才會爆發出的掌聲，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14億中國人民的心聲！

我注意到這段時間香港社會對「決定」的各種反應，歡欣鼓舞者有之，抹黑攻擊者有之，疑惑憂慮者有之。支持「決定」的市民認為，這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重要保障，「中央出手，香港有救」；反對「決定」的人聲稱「香港已沒有高度自治」，「『一國兩制』名存實亡」，「『一國一制』已經來臨」；對「決定」抱有疑惑的人主要擔憂「決定」和有關立法會不會損害香港的司法獨立和終審權，會不會影響到人權和自由。總的看，各方面關注都比較多地指向「決定」和下一步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對「一國兩制」的影響。這也充分說明，「一國兩制」的確是香港社會各界的最大公約數。那麼，究竟該怎麼看中央這一舉措對香港「一國兩制」實踐帶來的影響呢？今天我想與大家分享的一點看法是：國家安全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空間愈大。要說明白這個問題，先要想清楚幾個「為什麼」。

第一，回歸初心，想一想為什麼要實行「一國兩制」？

大家知道，「一國兩制」最早是為解決台灣問題提出來的。為什麼針對台灣問題提出「一國兩制」的解決方案？為了實現祖國統一。後來由於解決香港問題的條件比較成熟，「一國兩制」首先被運用於解決香港問題的過程中。中央用「一國兩制」解決香港問題，基本考慮有兩個：一是為了收回香港，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二是為了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這在基本法的序言中寫得很清楚。對於後一點考慮，鄧小平先生講了不少。他在1984年7月會見英國外交大臣傑弗裡·豪時說：「根據香港和台灣的歷史和實際情況，不保證香港和台灣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就不能保持它們的繁榮和穩定，也不能和平解決祖國統一問題。」他還說，如果不采取「一國兩制」方式，香港會出現混亂局面，「即使不發生武力衝突，香港也將成為一個蕭條的香港，後遺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們所希望的香港。」這是體現實事求是精神的戰略考量。但是，相比之下，對前一點考慮，鄧小平先生更為強調。

大家都很熟悉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先生會見撒切爾夫人時那篇堪稱經典的談話。鄧小平先生一開談就對中國政府解決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作了明確而清晰的概括：「一個是主權問題；再一個問題，是一九九七年後中國采取什麼方式來管治香港，繼續保持香港繁榮；第三個問題，是中國和英國兩國政府要妥善商談如何使香港從現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現大的波動。」在這裡，鄧小平先生把中央對香港的方針政策作了層次區分，主權問題排在第一位。他還斬釘截鐵地告訴撒切爾夫人，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可見，鄧小平先生在構思解決香港問題的方案時，從一開始就把主權問題放在「置頂」位置。

針對當時香港社會的憂慮，鄧小平先生還多次談到了香港回歸前的過渡期乃至回歸後可能出現的動亂和干預問題。1984年10月3日在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他說：「不能籠統地擔心干預，有些干預是必要的。要看這些干預是有利於香港人的利益，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還是損害香港人的利益，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切不要以為沒有破壞力量。這種破壞力量可能來自這個方面，也可能來自那個方面。如果發生動亂，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預。由亂變治，這樣的干預應該歡迎還是應該拒絕？應該歡迎。」「總會有人搗亂的，但決不要使他們成氣候。」「某種動亂的因素，搗亂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會有的。老實說，這樣的因素不會來自北京，卻不排除存在於香港內部，也不排除來自某種國際力量」。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先生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又就此講了很長的一番話。他說：「還有一個問題必須說明：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這是不行的，這種想法不實際。中央確實是不干預特別行政區的具體事務的，也不需要干預。但是，特別行政區是不是也會發生危害國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難道就不會出現嗎？那個時候，北京過問不過問？難道香港就不會出現損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夠設想香港就沒有干擾，沒有破壞力量嗎？我看沒有這種自我安慰的根據。如果中央把什麼權力都放棄了，就可能會出現一些混亂，損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對香港有利無害。大家可以冷靜地想想，香港有時候會不會出現非北京出頭就不能解決的問題呢？過去香港遇到問題總還有個英國出頭嘛！總有一些事情沒有中央出頭你們是難以解決的。」「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

我想，在座各位今天與我一起重溫鄧公這些講話，都會對這位偉大政治家所具有的非凡洞察力和預見力、對他的先見之明欽佩之至！我記得，1993年9月23日，也就是末代港督彭定康拋出「三違反」政改方案、迫使中央另起爐灶成立「預委會」之後，中央決定公開發表鄧小平先生會見撒切爾夫人的上述談話，當時特別強調這篇講話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今時今日，再次重溫這些談話，更是讓人「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尤其是鄧小平先生關於切不要以為香港沒有破壞力量、中央必須保持某些權力、必要時非干預不行的諄諄告誡，作為「一國兩制」思想的原創性內涵，具有「警世恆言」意義，是需要我們深刻領悟的。

香港回歸祖國後，中央始終堅持按照「一國兩制」方針處理香港事務，從未動搖過。大家一定注意到，習近平主席關於香港的一系列重要講話特別強調要全面准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習近平主席還公開宣示了「一國兩制」下不可觸碰的三條底線，指出「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決不能允許的。」這些重要論述都是針對香港回歸後特別是近些年來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有的放矢提出來的，是鄧小平先生「一國兩制」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為我們在新形勢下推進「一國兩制」事業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回顧歷史，回歸初心，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不僅是「一國兩制」的題中應有之義，而且是「一國兩制」的核心要義。以此衡量，凡是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為維護國家安全目的而依照法定程序采取的舉措，包括這一次全國人大作出有關「決定」以及下一步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有關法律，都是天經地義的。如果有人因此質疑中央改變了「一國兩制」方針政策，是不是應該反思一下他自己對「一國兩制」的認識不全面、不准確，甚至有偏差呢？

第二，正視現實，想一想為什麼中央要出手處理香港有關國家安全立法問題？

古人講，「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用這句話來形容這次中央出手是很恰當的。香港局勢的發展變化已經到了鄧小平先生所講的「非中央出手不行」的地步，中央出手既是勢在必行，也是理所當然。

中央出手的事實依據是，香港內外敵對勢力所作所為已造成香港長時間亂局，並危及國家安全。而且，有關活動及其危害大有愈演愈烈之勢。特別是去年6月「修例風波」發生以來，一些人持續進行各種暴力活動，阻塞交通，毀壞地鐵，圍堵機場，四處縱火，打砸商鋪，用殺傷性凶器襲擊警察，對普通市民擅用「私刑」，甚至當街潑油點燃，制造「火燒活人」的慘劇。他們還私藏和制造槍械彈藥，囤積烈性炸藥，在公眾場所放置爆炸裝置，表現出明顯的恐怖主義犯罪傾向。性質更為嚴重的是，一些組織和人員明目張膽地鼓吹「港獨」「自決」等言論，並侮辱和焚燒國旗，污損國徽，衝擊中央駐港機構和香港立法會等政權機構，甚至叫囂「武裝建國」「廣場立憲」。一些外國勢力和台灣勢力更是赤裸裸地插手和干預香港事務，煽風點火，推波助瀾，為反對派和激進分離勢力撐腰打氣，提供資金、物資、培訓和保護。美國還制定《香港人權和民主法》，直接以國內法方式把對港干預制度化、常態化。這些活動不僅嚴重危害香港社會穩定、經濟繁榮和公共安全，而且突破了「一國兩制」底線，嚴重危害我國家安全，使香港出現了回歸以來最為嚴峻的局面，也有人說是香港歷史上最長的動亂。正如劉兆佳教授所說：「這次大規模風波與香港過去發生的政治鬥爭的最大分別，是它對國家主權和安全的悍然挑戰和衝擊，而更為嚴重的則是美國和其他外部勢力的前所未有的高度介入」。面對這樣的情勢，能設想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可以坐視不理或者束手無策嗎？有不少朋友說，中央這次出手是香港反對派和激進分離勢力逼出來的。我一定程度上認同這個說法。他們把中央和特區政府的克制忍讓當作軟弱可欺，做得太過分了！

當然，如果香港特別行政區能夠自行完成有關立法，堵塞有關法律漏洞，健全有關執法機制，有效打擊有關犯罪，自然無需中央出手。但連國歌法案在立法會通過都那麼艱難，在可預期的時間內完成國家安全立法恐怕更是「天方夜譚」。中央此時出手是現實政治下的必然選擇。

在這裡，我們不妨回溯一下「港獨」活動在香港冒起的軌跡。如果說，在香港回歸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港獨」還「見不得光」，還要借「本土」之名包裝兜售的話，2012年反「國教」得手之後，有關活動逐漸公開化。起初市面上流傳一些「明獨」或者「暗獨」出版物時，有人說，這是言論自由，政府不能干預。之後一些校園的學生組織公開提出「香港民族，命運自決」，有人又說這是學術自由，是一些不懂事的年輕人隨便說說而已，要多點「包容」。到了2015年1月，時任特首梁振英先生在《施政報告》中針對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雜志發表「港獨」主張提出嚴正警告，一些人說他小題大做。2016年2月8日發生「旺角暴亂」，那些人已不再滿足於言論表達，而是付諸街頭抗爭了。2月28日立法會新界東選區補選，主張「港獨」的候選人獲得高票，令他們食髓知味，要循體制內選舉奪取政權。3月28日，第一個公開主張「港獨」的所謂政黨「香港民族黨」宣布成立，該組織的綱領寫明要「建立獨立的香港共和國」，並開始籌集資金、招募會員、出版刊物和布置參選活動。我記得，4月1日我在香港接受鳳凰衛視采訪時，專門對此講了一番我至今仍然認為是義正詞嚴的話。我說：有人公開成立以「港獨」為宗旨的政黨，容不得我的回應有半點含糊，我們不能因為這些人的主觀意圖不可能得逞或者說不可能成事就姑息，在這些大是大非原則問題上，一定要講是非、講原則、講底線，絕不能養癰遺患，必須防微杜漸，露頭就打，窮追不舍！當時也有人說我「言重」了，甚至說這樣反而會抬高這幫年輕人。後來，我們看到的情形是：多名主張「港獨」「本土」的新人進入立法會，並上演了一幕幕就職宣誓鬧劇；「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居然成為「外國記者會」(FCC)的座上賓，邀請他公開「播毒」。有人說，人大釋法導致宣誓違規的6名議員的資格被取消，特區政府拒絕為FCC負責人、英國《金融時報》記者馬凱續辦在港工作簽證，是中央收緊對港控制的標志性事件。但他們為什麼不去想想，導致這些「後果」的「前因」是什麼？為什麼不去想想「港獨」活動何以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現在，越來越多的人痛定思痛，意識到「港獨」是「政治病毒」，也是暴恐活動的溫床，如果任其傳播肆虐，成規模，成氣候，全社會都要付出慘痛代價，所以，必須「零容忍」。

中央出手的法理依據，最基本的是三條：一是國家安全事務本來就是中央統一管理的事務；二是維護國家安全立法本來就屬於中央事權；三是任何國家在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方面都會采用一切管用的措施，毫不手軟。這幾條放之四海而皆准，無論實行單一制還是聯邦制的國家都是如此。美國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不斷制定的大量法律和堪稱「銅牆鐵壁」的執法體系、西班牙政府對加泰羅尼亞自治區獨立派領導人的嚴刑重判、俄羅斯對付車臣武裝的鐵血手腕，都足以說明問題。港人所熟知的FBI、CIA和MI5、MI6，也都是由聯邦或中央政府統一掌控的國家安全機構。需要說明的是，基本法第23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立法禁止七類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雖然是「一國兩制」下的特殊安排，是中央在國家安全立法方面作出的部分授權，但這並不改變國家安全立法屬於中央事權的基本屬性。中央對維護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內的全國範圍內的國家安全負有最大的和最終的責任，有憲制權力也有憲制責任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廣泛領域、根據形勢發展變化需要進行各種必需的立法，包括繼續建構滿足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需要的有關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在原有法律規定基礎上進行有關立法，是其行使主權權力、履行憲制責任的體現，與憲法第31條「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的規定和第62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第13項「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的規定，也是一致的。

還應看到，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也是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3年前召開的中共十九大，已把「一國兩制」確定為14項治國基本方略之一。去年秋天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明確提出這一課題和任務。中國共產黨是我們國家的執政黨，黨的中央全會作出的統一部署必須得到切實執行。所以，我前面講到只是「部分認同中央出手是反對派和激進分離勢力逼出來」的說法，因為中央早已從全局和戰略高度對有關工作作出部署，只不過因為「修例風波」凸顯了國家安全風險，使這一舉措更顯緊迫，刻不容緩。

第三，理性思考，想一想為什麼中央再三強調有關國家安全立法針對的只是極少數人？

理性是迷茫時的光亮，是衝動時的清醒劑。做到理性思考，才能不被各種似是而非甚至顛倒是非的觀點所迷惑，不被各種危言聳聽的言論甚至謠言所煽惑。這在當下的香港極為重要。

「兩會」期間，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組長韓正和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會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時都表示，這次全國人大決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針對的只是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以及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的行為和活動，針對的是「港獨」、「黑暴」、「攬炒」勢力。韓正副總理幾天前在聽取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有關官員對國家安全立法問題的意見時，又進一步明確表示，有關立法懲治的是極少數人所從事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和活動，不會影響廣大香港居民依法享有和行使各種權利和自由。結合「決定」有關規定和王晨副委員長的說明，我們可以對這些講話信息作以下通俗解讀：一是宣示「打擊極少數」，不僅僅是為了「安民告示」，也是中央確定的一項重要刑事政策，是有關立法的指導思想和原則，而且，也會體現在有關執法和司法過程中。二是有關立法的適用範圍是有嚴格限定的，懲治的只是干犯上述4種犯罪的行為和活動，與絕大多數香港居民無關。因為這4種行為和活動為害最烈，是影響國家安全最突出的風險點。至於其它一般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以及普通刑事犯罪、經濟犯罪等，都不在本法規管範圍之內，而是依照香港特別行政區現行有關法律處理，有些該「激活」的法律要「激活」，不能老是沉睡。三是有關立法對執行機制的規定，包括中央維護國家安全的有關機關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機構設置及其職權，都會以有效防範、禁止、懲治上述4種犯罪行為和活動為原則，並充分尊重香港特別行政區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四是所有相關的立法、執法和司法行為，都會切實保障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符合現代法治原則和精神，不會擴大打擊面，更不會羅織罪名、任意出入人罪。

之所以強調理性思考，是因為反對派和一些外部勢力長期以來擅長玩弄一招，就是將中央和特區政府有關法律舉措污名化、妖魔化，危言聳聽，妖言惑眾，制造恐慌。「修例風波」中，一句「修例通過後人人都會被移交內地受審坐牢」的謠言，不知讓多少人走上街頭！這一次，他們一定會故伎重演。最近我已聽到一些謠言，特別是針對中央駐港國家安全機構的說法比較多，比如說它可以在香港隨意抓人，並把人送到內地受審，等等。這些其實都不值一駁。國家安全機構在內地辦案也要嚴格依法辦事，並有嚴格的程序限制，怎麼可能到了香港反而變得無拘無束呢？

毋庸諱言，這裡還涉及一個深層次問題，就是香港一些市民對國家的了解和信任問題，特別是對內地法治狀況缺乏了解和信任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經過40多年的努力，國家法治建設取得了舉世公認的進步。否則，怎麼解釋為什麼中國內地是吸引外資最多的地方？為什麼超過200萬的台灣居民、越來越多的香港居民和外國人選擇中國內地作為永居地？就刑事司法制度而言，好幾位香港法律界的朋友告訴我，其實內地與香港差不太多。內地辦案時也堅持正當程序原則，堅持罪刑法定、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罪刑相適應原則，堅持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原則，嚴格遵循非法證據排除原則，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檢控方承擔，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依法享有的辯護權和其他訴訟權利。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內地各級各類法院所有裁判文書都要上網，接受全社會的監督。多位香港大法官參觀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庫信息系統後，對此都贊不絕口。

第四，辯證思維，為什麼不把這次中央出手視為香港撥亂反正、走出困境的轉機？

以50年為一個時段來計算的話，「一國兩制」實踐已進入中期。作為前無古人的創舉，它所取得的成功已載入史冊。特別是交接順利、過渡平穩、制度不變、高度自治、自由開放以及兩次在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下快速復蘇等等，都超出了許多人的預言。但是，正如任何新生事物一樣，「一國兩制」實踐在探索前進的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路障，碰到了一些挑戰，顯露出一些問題，其中包括頂層制度設計的局限和實際工作的不足，都有不少值得我們反思和改進的地方。特別在治權和人心等方面的問題比較突出，以至於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等國際知名學者提出了一個新命題，就是香港需要「二次回歸」。

那麼，到底什麼是香港現在的主要問題呢？答案無疑會見仁見智。我認為，香港的主要問題不是經濟問題，也不是困擾基層民眾的住房、就業等民生問題，或者利益階層固化、年輕人向上流動困難等社會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其集中體現是，在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香港這個根本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甚至對立。我們要建設一個真正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並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香港，但反對派及其背後的外部勢力則企圖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變成一個反華反共的橋頭堡，變成外部勢力一枚牽制和遏制中國發展的棋子。這是影響「一國兩制」全面准確實施和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主要矛盾，香港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亂像和一些社會矛盾的激化，都是由這個主要矛盾決定的。

從現像上看，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社會高度政治化、泛政治化和民粹主義化，是政府施政動輒得咎，是國家安全處於不設防狀態，是國民教育難以推行，是充斥於媒體的對國家的各種負面報道，是學校考試題的荒誕不經，是把香港與內地隔絕的各種言論和舉動，是為香港發展提供空間和動力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受到抵制，等等。究其本質，是香港內外反華反共勢力蓄意制造的政治對立。他們的目標，不只是要搞亂香港，在香港奪權變天，而且要推翻國家政權，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是有人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叫嚷，要讓香港成為嵌進中國內部的「特洛伊木馬」嗎？不是有人誓言要「為美國而戰」嗎？美國國務卿蓬佩奧5月底發表的聲明不是還透露說「美國一度希望自由和繁榮的香港能夠為威權中國提供榜樣」嗎？所以，我上面講的判斷並不是我們的臆測，而是他們真實的妄想。我想，現在到了「打開窗戶說亮話」、一語道破的時候了。只有把香港問題的本質點破、說透，不諱疾忌醫，敢於直面所存在的主要矛盾和問題，才有可能找到正確的根治的辦法。當然，相對於身體疾病而言，社會問題成因更復雜，治理難度也要大得多。

這次中央采取果斷措施，從國家層面建立健全香港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顯示的是一種撥亂反正的決心和意志，采取的是既治標又治本的辦法，目的既是為了維護國家安全，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也是為了幫香港早日走出亂局和困局，重返正軌。如果任由香港局勢在反對派和一些外部勢力主導下發展下去，甚至順著他們的腔調和他們設計的路徑，通過倉促實行所謂「真普選」尋求出路，那麼香港只會陷入惡性循環，社會會越來越分化，與國家會越來越對立，不僅繁榮穩定難以為繼，「一國兩制」也可能被他們毀於一旦。我還注意到，香港社會不少人已在展望2047年後「一國兩制」的前途命運，我們確實要考慮一下，香港拿什麼樣的記錄來獲得屆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代表的全國人民的新的授權呢？

有人說這次中央采取的是霹靂手段，用力很猛，擔心國家安全立法會不會把香港管死，「一國兩制」空間會不會因此而壓縮。如前所說，我認為，如果這兩者之間存在辯證關系的話，那麼應該是：國家安全的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的空間愈大。從經濟領域看，可以預見，立法出台後，香港社會恢復安定，營商環境、投資環境會改善，中央對香港的支持力度肯定會更大，包括大家關心的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問題，中央也會不遺余力地支持。上個月，林鄭特首剛向中央政府提交了一份這方面的建議報告，已得到韓正副總理和中央有關部門的積極回應。最近香港金融界的一位朋友還與我們談到一個看法：全球幾大國際金融中心的GDP與上市公司總市值的比例基本上都是1:1，只有香港是1:14。香港比其它金融中心多出來的13塊錢，是中國的錢、世界的錢。香港資本市場根本不是香港的市場，而是中國的、國際的市場。因此，只要中國經濟保持良好發展態勢，只要中央政府繼續高度重視香港的特殊地位，繼續看重世界與中國內地之間的超級聯系人角色和轉換器功能，只要中央在國際經濟環境困難的時候繼續力挺香港，還有什麼理由擔心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保呢？從民生領域看，住房、就業、貧困等問題單靠香港自身條件解決，確實難度很大，但以國家之大，推出任何一項重大政策支持，都可能產生不可低估的效應。從自由人權保障來說，除了極少數作奸犯科、與國家「死磕」的人可能心有恐懼外，對於廣大市民來說，立法更多地意味著是對他們的有力保護。他們從此有了免於黑暴恐懼的自由，有了安心乘地鐵、逛商場的自由，有了在街上講幾句實話而不被「私了」的自由。特別是我們不用再為還未成年的孩子們擔驚受怕，不用擔心他們被「洗腦」，不用為他們一時衝動留下犯罪案底，毀掉一生而痛心疾首，香港的未來還有希望。這不正是香港走出困境、變亂為治的轉機嗎？歸結起來說，國家安全底線越清晰、屏障越牢固，香港越安定、繁榮，香港同胞與祖國內地人民的感情越親近，香港的優勢越凸顯，自由發揮空間越大，社會創新活力越強，對國家深化改革開放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貢獻也會越來越大。

前不久，我看電視時見到一位香港女市民在記者問她是否擔心中央為香港制定國家安全法的問題時，一口氣反問了5個問題：「全世界任何國家、任何地方都有這樣的立法，香港為什麼不能有？香港自己立不了，國家為什麼不能立？如果沒有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你怕什麼？如果你犯了罪，為什麼就可以不接受懲罰？你是誰，為什麼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我欽佩這位女士獨立思考和邏輯思辨能力，幾句話簡潔有力，講出了淺顯而深刻的道理。

以上我講了4個「為什麼」，也鬥膽講了許多直言不諱的話。為節省時間，我最後再請大家想一個帶有終極性的問題，就是：誰人真心為香港？是成天在媒體上詛咒國家、到處唱衰香港、跑到外國乞求干預的那些人嗎？是成天幻想著對中國實施「顏色革命」、等著看香港街頭出現「美麗的風景線」的那些人嗎？......在香港再次面臨何去何從關鍵選擇的時刻，我們確實更需要集體理性。

去年11月，正當「修例風波」風高浪急的時候，習近平主席在巴西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期間就香港局勢講了三句話：「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堅定不移，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涉香港事務的決心堅定不移。」這三句話句句擲地有聲，力發千鈞。香港局勢正在發生積極而微妙的變化，我堅信：不論接下來香港再發生什麼，也不論外面的人怎麼說、怎麼做，全國人大常委會都將依照法定程序順利完成有關立法,並確保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落地實施。有了這部立法，「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就裝上了殺毒軟件，必定會運行得更安全、更順暢、更持久！

謝謝大家！

月蝕下團聚

各大教會長老、各位叔父輩、各位師兄弟姊妹：

我想呼籲大家停止發表「嚴正譴責暴力」的這種聲明。今時今日，「暴力」「暴徒」這些詞語已經失卻了原本的意思，本來對和平和生命的熱愛是普世追求的價值，但在政府機關的話術扭曲之下，這些名詞已經變成了一種立場、而不是一種真理的描述。凡支持政府的人都是市民，凡反對政府的人都是喬裝市民；國際特赦組織關注警察濫權屬於外國勢力干預特區事務，北韓朝中社全力支持中共解決香港事態就可以是外國的盟友。請停止助長這種混淆視聽的言語，我們要真正恰如其分地檢視所有的事情。

不少人仍覺得示威者堵路、堵站、堵人、拆閘機、拆招牌等等是搞搞震的行為，令人覺得不安，會引解放軍入城，政府機關亦以此期待著傳說中未到的民意逆轉。逆不逆轉，乃是你和我每一個人都有份的事情，微細如一個個體，都是民意的一部份。今時今日，我們去看任何行為的時候，不能再從合法與犯法、秩序與擾亂等線性單向的角度去判斷，我們需要認清香港的政治現實，並且從這現實中去再出發。

我們的政治現實是甚麼? We are anything but democracy.

少數服從多數的「經典民主」並不屬香港人擁有。9月2日高等法院裁定周庭的選舉呈請勝訴，在判詞第37段法官提醒了香港人：「It is also important to bear in mind that Hong Kong law does not provide for important issues to be determined by referendum. The concept of referendum has no basis under our legal system.」公投作為「少數服從多數」的一個具體表現，在香港的架構中根本沒有任何法理基礎，蘇格蘭人可在2014年公投選擇獨立，香港人並沒被賦予這項權利；而過去數年的事件，例如2007年皇后碼頭清拆、2011年菜園村清拆、2018年一地兩檢與今年逃犯條例都反映，民意在社會政策的建構上，並不具有任何力量，公眾咨詢比口水會還不如。反之來說，多數服從少數可能更貼近香港的政治現實。

中學的通識教科書形容香港的政治屬於「代議政制」，我們透過選出代議士來為廣大的市民發聲，曾經泛民的確是香港人的希望，也有令人興奮的參選人競逐行政長官。但回歸後短短廿年的歷史為我們見證代議政制的崩塌，建制派以手心雷、蛇齋餅粽的方法拈污神聖的選舉，每個人蓋章投票的那一刻固然在體現他的意志，但將一車車老人院送去投票的政黨，絕不是在以政綱、理念等正當方式贏取到他們的議席；至於昔日市民的朋友泛民，也與不少示威者形同陌路，三跑48億額外撥款、智慧燈柱撥款與東北7項150億工程撥款都找到泛民缺席/贊成/棄權的可疑足跡。前幾個月我去政府合署搞文件，看見一大班比我小一大截的小妹妹登記緊做選民，我突然就心諗：唔怪得政府咁急，等啲一批中小學生們逐一長大成人能夠參與投票，我們將會成為地區直選的主流聲音。 我諗都未諗完，即刻被旁邊的朋友大潑冷水：你有你成人，人地單程證來港，而家都已經黎左百幾萬人，仲未計本地出世既雙非，新香港人都溝淡晒。當下即刻灰晒。2018年，梁頌恆、游蕙禎、梁國雄、姚松炎、羅冠聰及劉小麗6人被褫奪議席，2019年朱凱迪參選元崗新村被選舉主任宣告提名無效等等，仲有遲遲未到的行政長官的普選和功能組別的廢除。原本有限的選舉權已是一門笑話，現在香港人的被選舉權更全面淪陷。香港人並不需要一個聖人來擔任首長，林鄭有甚麼性格能力不足、警隊情緒有多難控制完全不是市民需要關注及市民需要體諒的事情，我們的城市只需要一個真正accountable to its deeds和responsible to its citizen的政府。不幸，孫中山在1905年《民報》提出三民主義，其中的「民權」包括了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權，香港的公民現在所擁有的權利乃是四缺四，所謂的「代議政制」比100年前的思想還要落後。

香港原本大部份「行之有效」的機制已然失效，所有制度性的表達參與渠道都是通向一池屎水。清早一起身家中四道牆仍在，但香港已不是一個「常規」運作的社會，我們已然進入了一種「例外」的非常處境。我們逼切需要停止與偽裝文明的政府玩文明的遊戲。

政治不再是妥協的藝術，香港的政治實體是一個敵友判斷和無情鬥爭的場地。毛澤東《中國各階層級的分析》教我們：「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為達到打擊敵人的目的，所有手段都在所不惜。」納粹黨法學家Carl Schmitt施密特認同毛澤東點出了政治的本質就是要區分敵友，他提出：「政治活動必須具有高於法律的至上性，這思想已經拋棄了經典民主的多數人統治精髓。」由612以來我們見證的局面反映共產黨與香港政府的思想其實比我們更多人更先進，當我們還在公論與民意中猶豫的時候，我們的敵人已經拋開了文明和民主的包袱。

在這個戰場當中，香港現行唯一有效的政治制度就是恐嚇與武力。香港全面回歸祖國完全不是社會的共識，內地與香港的文化價值完全不同，但是港人自決不可談，因為會挑戰內地引解放軍來港。不可做任何擾亂香港的行為，因為會挑戰內地引解放軍來港。警隊不可以解散，因為會挑戰內地引解放軍來港。林鄭不可以下台，因為只會換來更親共的特首。總之大家驚就唔好出街。政府的正當性只來自恐嚇，我家暴你是為了證明我還有能力強暴你，那外面的強姦犯便不會來強暴我們的家，實在用心良苦。合理的事情，不可說、不可做；不合理的事情卻偏偏站得住腳，原因只有一個，因為政府知道秩序並不是由道理所建立。施密特半世紀前已啟示了遊戲的規則：固守和平時期的法律規範、按步就班的程序，只會延誤決策的作出。一旦「常規運作」的社會受到挑戰，必須從法律以外的情況發動鬥爭，因為「常規」是由「例外極端」的鬥爭勝出者來決定。

所以政府一日要求大家在社會運動平息後才作出溝通讓步，一日示威者與政府都將永遠無法溝通。對不起。政府希望維持的常規，正正是示威者希望打破的秩序，而且政府每日也在打破更多常規。和約來自尊重，也來自雙方底牌的份量。但我們這樣做的時候，不能像政府那樣變成不道德的野獸，當政府與其支持者談「合法性」的時候，我們真正要談的是「正當性」。

警隊對和平示威發反對通知書是否具「合法性」? 可能有。是否具有「正當性」?絕對沒有。
如此示威者繼續在公園或道路上示威是否具「合法性」?可能沒有。但是否具有「正當性」?絕對有。

從這裡可以看到，在一個邪惡的政權下，「合法性」的討論是完全沒有意義的，這只是一個容許政權自我解脫和壓制市民工具，你說今天警察打到示威者骨折和不戴委任證的行為有違規例，但明天只要修改警隊條例、警察通例，甚麼非法行為都可以變成合法，甚麼合法的行為都可以變成非法，就像共產黨昨天是叛軍，今天可以是正統政權，因此我們在今時今日，應該追求的是具「正當性」的行為。「正當性」並不一條絕對的信條，一方的正當、往往便是另一方的不正當，「正當性」的力量來自不同群體透過歷史與社會演變，共同所建立出來的價值，所以不同群體之間對正當理解不同，這條分間線便成為了群體的分野，而相對的群體在「極端」時期，只能透過互相鬥爭的來爭取到生存空間。相信很多上年紀的叔父輩縱然不滿政府，但對前線手足的很多行為卻可能同等地不以為然。但如果你相信政府歪曲事實、香港政府不顧市民利益、公權被濫用不受制止等是不正當的情況，而你亦相信香港的制度需要改革是正當的話，那麼我邀請你再審視勇武派的行為，再審視他們行動的正當性。因為直到今天，勇武派的行動只針對抗爭的對像破壞公物，但不以傷人為目的，更不是以推翻任何政權為最終目標，勇武派其實只是示威行動的極致，在文明制度的方法都失效的情況下，用最後的方法向政權表達意見，向惡勢力表達市民的力量。在今天遊行示威都可以被反對通知書取消、罷課會被打壓、政府要監控互聯網、個人言論會被政治清算、示威可能喪生，我們失去的已經很多了，縱使這樣，勇武派還只是說「五大訴求」，經歷了這麼多後，我們都還只是卑微地推出訴求。所以對事情判斷和價值判斷的相近的人，我懇請大家不論如何，繼續擔當勇武派的同路人。毛澤東話：「中國革命且三十年而成效甚少，並不是目的錯，完全是策略錯。所謂策略錯都是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這正是不割席的真義。勇武爭取的事情與和理非所爭取的事情是一模一樣的，這就是他們的「正當性」，爭取的是甚麼? 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如果媒體上的畫面令你不安，我鼓勵你走到社區之中，感受一下勇武派是一些甚麼人。我家附近作為其中一個撤退的重要線路，不時置身在幾十個豬咀黑衣人中，佢地同我地街坊講得最多既竟然係「多謝」同「辛苦晒」。香港現在是身處「極端」的例外處境中，正當而不合法的行為，不是人人也有信念與覺悟投身其中，但請大家繼續理解與支持那些挺身而出的人。而且我必須強調，衝擊行為是絕對違法，但示威者是沒有辦法衝擊法治的，就算拉登復活來撞到香港島陸沉也沒有辦法衝擊法治。所有被捕的示威者，已經全部被法律程序所檢控、提堂和準備受審，違法達義者面對違法的相應後果，正是法治的體現。相反公權力機關所有違規的行為從沒有受過任何制裁，甚至政府支持者的違法行為也幾乎沒被起訴過，政府機關狠狠地違背了Equality Before the Law的原則。上星期還要聽到警方說太子地鐵站裡的市民要證明自己不是「暴徒」方可脫身，公然挑戰Presumption of Innocence。再講，HK01六日前發表〈不能讓暴力示威成為常態〉，叫「和理非亦應該有腰骨，不要隨意讓暴力示威者騎劫」，質問「他們有組織地在地鐵內換衫，企圖在人群中「消失」，不是有預謀的犯罪行為嗎？」講到勇武派十惡不赦。我身處最前線現場的經驗真的不多，但我相信大家能接受到足夠的資訊，勇武派沒有任何能與催淚彈、胡椒彈、布袋彈相抗衡的武裝，(求指教)沒有無差別把市民壓倒在地亂棍圍毆， (求指教) 至今受傷最重的警員好像是那名挖人眼被咬斷指的警察， (求指正) 然後全港官員的皮都沒擦損過一塊。以武力論武力，如果警方至今的行為是專業克制的話，那勇武派的只能算是佛祖顯靈。

話題扯遠了，在現在的極端現實中，若你相信政府的不正當性，就必須要做「常規」時期不會做的抗爭，彰顯你心中的正義，及不可讓政府的圖謀輕易得逞。我發現除了黃藍黑白之分，其實中間有一批是屬於「怕黑」的人，嚇怕做事會受到可怕的後果，現在香港的政治真的很可怕，但我們需要你們每一個人站出來，讓將來不會變得更可怕。而且衝擊並不是唯一的手段，所有和政府成命和社會現況抗衡的行動都是抗爭的重要一環，和理非發動的遊行人數、創意文宣兒歌、用公理反駁政府的歪論與親身改變身邊每一個的看法，每一個行動都有深深的力量。專制制度用多年腐蝕香港的基業，我們也要在各階層發起抵抗。沒有哪一派應該說自己是抗爭的最重要力量，也沒有哪一派應質疑另一派的付出，因為我們作為民眾其實一無所知。單單撤回一件事，這事情是出於林鄭初心、中央授權、派系黨爭、怕咗勇武、服膺民意、還是上帝的旨意，我們無從得知。沒有哪股民間的力量是獨一carry著香港，我們真香港人是在不同地方上互相carry著大家。官紳鄉黑共的集團近乎沒底線地互相包庇，我們看到他們這個團隊發揮了如何顯著的力量，我們也需要與同路的朋友如此緊密地合作。

在眾多恐懼中，解放軍入城接管香港是其中一個最多人的噩夢，特別是經歷過六四的一代。但我先大膽推算攬炒機會是微乎其微，香港金融管理局〈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有幾威？〉指出「全世界有大約七成人民幣支付交易係經香港處理。目前每日人民幣即時支付結算成交約9000億人民幣咁多」，除非共產黨不用再同海外做生意，再沒貪官的黑錢需存入瑞士、美國銀行，否則國內還未餓死要感謝香港作為人民幣離岸樞紐的恩情。而官媒的說法也是絕對，環球時報在8月27日發表社評〈就維護香港高度自治說些大實話〉：「第一，香港高度自治是必須保持的，這是一種政治上的實事求是，也是唯一可行的原則。不搞“一國兩制”，不堅持香港的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能有別的選項嗎？“一國一制”在當前是完全不現實的，中國內地沒有直接治理香港的政治和法律資源。」大家評一評理，如果會解放軍會出動來光復香港這個反動基地，最煩的喉舌報會不大鑼大鼓搖旗吶喊嗎? 如果對手的喉舌也說一國一制在當前並不現實，那我們不用未日落先怕黑，更不應為一個未知的可能性，猶豫不做正確的事情。

納粹在5年內殺害600萬猶太人，平均每天死3千多人；盟軍在D-DAY反攻諾曼第後3個月內陣亡約5.5萬人，平均每天陣亡600多人；大躍進後5年內共產黨餓死了3600萬人，平均每天死2萬人；八九六四當天市民死亡人數估算在1.1萬人之內......如果每天都起碼有200萬香港人各施奇謀、在各自崗位上抗爭，再不義的政權也無法在一天內把我們趕盡殺絕，世上無光，便由我們親自去照亮世界。

中秋將至，德不孤，必有援。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