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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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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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pted Answer

【費曼102歲誕辰】兩年前費曼百歲誕辰時，我寫了這篇文章，內容全靠我自己多年重讀N次所有費曼的書和傳記而寫成（加上後來一點fact check）。我大致把他最有趣和最有意義的生平事跡都寫過了，我想暫時也難再寫另一篇了。

立場link：http://thestandnews.com/cosmos/百年華誕紀念-繼續鬧吧-費曼先生/

／／一百年前今天，理查．費曼 (Richard Feynman, 1918–1988) 在美國紐約出生。他的父親梅爾維爾．費曼 (Melville Feynman) 移民自白俄羅斯猶太家庭；母親露西樂．菲利普 (Lucille Phillips) 則來自波蘭猶太家庭。費曼五歲時，父母誕下了第二個兒子。不幸地，這個孩子在四週大時夭折。費曼的妹妹喬安．費曼 (Joan Feynman) 在他九歲時出生。

費曼是誰？他是理論物理學家、諾貝爾奬得主、開創量子電動力學、發明費曼圖；他亦傳奇無數，曾偷偷打開放有原子彈機密的夾萬、為脫衣舞廳老闆出庭作證、在皇室面前邊抽煙邊講爛笑話、身為物理系教授跑到生物系與學生一起上課做功課、飛到巴西參加音樂表演等。費曼從不介意別人目光，他甚至寫自傳細說這些離經叛道的行徑，使他可能成為物理學界裡比愛因斯坦更有名的物理學家。

父親啟蒙費曼踏上科學路

費曼與愛因斯坦一樣，很遲才開口說話。費曼從不認為自己是天才，他把對科學的啟蒙與熱情歸於他的父親。費曼憶述，雖然他父親是個賣制服的商人，但他從父親處學到了如何學習。有一天，費曼在玩一輛玩具貨車。他在玩具貨車上放了一個球，然後他發現當他把玩具貨車向前拉時，球會向後滾。

費曼覺得很奇怪，為什麼玩具貨車明明向前跑，但球卻向後滾？他跑去問父親，父親對他說，「其實球並沒有向後滾，你試試水平看著玩具貨車，就會發現這只是錯覺。」費曼照做，果真發現球其實是向前滾的。他再問父親，為什麼？父親的答案影響他一生往後看待宇宙萬物的態度：「那是個神秘的現象，沒有人知道為什麼。普遍的原理是，運動中的東西會繼續運動，靜止的東西會繼續靜止。科學家們叫這做慣性，但事實上，沒有人知道為什麼有慣性。這只是一個稱呼。」費曼的父親教會費曼「知道東西的名字 (Know-what) 」和「知道東西 (Know-how) 」的分別。費曼的父親雖不是科學家，但他有科學家的態度：誠實地說不知道。

我希望分享另一個關於費曼與父親的故事。話說城鎮裡的家庭都會在暑假期間一起到郊外度假。男人們會在週中回城工作，在週末回到度假區陪伴家庭。一天，費曼與其他小孩一起郊遊，他們發現了一隻特別的鳥。其他孩子就比賽誰知道那隻鳥的名字。他們問費曼，費曼說他不知道。他們就嘲笑費曼：「難道你爸爸什麼都沒教你嗎？」

其實，費曼與父親早就見過同一種鳥。費曼父親當時對他說：「理查，我可以告訴你這隻鳥在世界上每種語言裡的名字。可是，到最後除了世界各地的人如何稱呼牠。關於牠的一切，其實你什麼都不知道。你要觀察這隻鳥，試著理解牠在做什麼。」費曼父親教會他名稱只是人類的創造，與大自然真實的知識毫無關係。

費曼回憶，他父親很喜歡與他一起閱讀大英百科全書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當他們讀到一個段落，例如恐龍，他父親就會停下來，圖像化地解釋：「暴龍身高二十五尺，頭闊六呎，我們來看看這是什麼意思。這代表如果有一頭暴龍站在窗外，牠能從這裡的二樓窗外看見我們。不過牠的頭太大了，穿不過窗戶。」

這影響了費曼日後做物理研究時，往往喜愛從圖像化方式入手把問題簡化。費曼曾說過，如果我們無法把一個理論簡化至大學一年級的程度，我們就不算真正理解這個理論。他發明的費曼圖，大大簡化了量子力學的計算方式，就是明證。費曼圖幫助費曼推導出光與物質的互動——量子電動力學，費曼因而獲頒 1965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厭惡權威的費曼

費曼厭惡權威，這點與愛因斯坦相似。費曼的父親是個制服商人，看盡世上各種制服行業的虛偽。他曾對費曼說：「教宗衣服下的那個人，也只不過與我們一樣，需要吃飯。」後來，當費曼知道他要從瑞典國王手上領取諾貝爾獎，他仍十分抗拒穿上西裝。

費曼不喜歡榮譽。他在學校的時候，被邀請加入了一個叫做「Arista Honor Society」的精英學生團體。費曼說他不喜歡這個團體，因為他們開會時做的唯一事情就是討論「誰有資格加入我們」。當費曼成為了有名的科學家後，他又被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院士。費曼非常反感每次開會都在討論「誰有資格加入我們」。最終，費曼忍受不住這些沒有養份的會議，不得不請辭。此後，費曼再也沒有加入過任何榮譽團體。

費曼母親：不怕炸了整間屋　更怕扼殺了費曼的好奇心

費曼的科學家性格可能培養於學生時代。他曾在家裡建立了一個小實驗室，製作一些電路和做些電學實驗，有時候更會發生一些小意外。費曼的母親邀請朋友來家裡時，朋友們問她，妳不怕費曼炸了整間屋嗎？她回答說，她更怕扼殺了費曼的好奇心。

費曼喜歡把電器拆開，研究內部結構再重組。有一次，鎮上一個人找費曼幫忙修理一部收音機。費曼簡單檢查了一下，就看著收音機沉思，思考解決方法。那人看了，就問費曼為何還不動手？費曼就說：「我正在修！」最後果真給他想出問題根源，修好了收音機。那人就周圍幫費曼宣傳：「他用想的就能修好收音機！」

與妹妹的約定

有一晚半夜時分，費曼把妹妹叫醒，說有東西要給她看。費曼帶她到外面空地，喬安抬頭看到美麗的極光。喬安問費曼，這是什麼？費曼說「這叫極光，但沒有人知道為什麼會出現極光。」喬安覺得極光很有趣，便說日後也要成為科學家，研究極光。他們就約定，費曼可以研究世上任何現象，除了極光要留給她。最終，喬安真的成為了一位天體物理學家，一生都在研究她與哥哥約定的極光。

費曼成名後，有一位物理學家想請教費曼對極光成因的想法。費曼說他是有一點想法的，但是他必須先打一個電話。費曼當場向學校借用電話，「喬安，我可以說我對極光的想法嗎？」然後回頭向那位物理學家說：「對不起，我跟妹妹有個約定，這世上所有現象我都可以研究，除了極光要留給她，所以我不能夠回答你的問題。」

精於數學　自創符號

費曼對數學很感興趣，很早就自學超越學校程度的數學了。他想學習微積分，就去圖書館借相關的教科書。可是，圖書館管理員竟然因為費曼只是個小孩而不借給他。費曼要說謊稱書是幫他父親借的，才能得到他想學習的知識。

由於費曼的數學知識大多靠自學，他自己發明了很多數學符號。他也不喜歡記著科學實驗或理論的名稱，他認為只需要知道內容就可以了。這導致他教導同學、寫筆記和交功課時，有時會不自覺用了自創的符號，以致沒有人明白他在說什麼！他後來笑稱，他父親忘記了告訴他名字是跟其他人溝通的重要工具。費曼的數學功力十分深厚，他於高中最後一年贏得了紐約大學數學冠軍賽。

輕視人文哲學題目　卻愛上素描、邦哥鼓藝術

費曼曾認為「真正的男人不會對詩詞和類似的東西感興趣」，這與他後來沉醉於素描和邦哥鼓等藝術相映成趣。由於中學時代的費曼的人文科目成績不太理想，而且他來自於一個猶太家庭，即使他的數學和物理成績都十分優異，這些都使他在升讀大學時碰到不少困難。他曾經試過考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 入學試，但並沒有被錄取。最後，麻省理工學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錄取了他。

費曼進入麻省理工學院修讀物理學，成績優異。不過，他有時候還是會用了自己發明的數學符號，使他的同學們一頭霧水。費曼很不喜歡人文學科，可是麻省理工要求學生必須修讀人文課程才能畢業，費曼就勉強選了哲學，因為他覺得這是最接近科學的科目了。

在英國文學課裡，教授要求同學們寫一篇文章，費曼絞盡腦汁也寫不出來。最後，費曼把自己正在研究的物理題目亂寫一通，竟然獲得教授稱讚，並在課堂上朗讀出來！這使費曼從此輕視某些人文和哲學題目。

調皮搗蛋的費曼

費曼也愛捉弄人。在大學裡有間房間，很多同學都會在裡面溫習。每當有人進去問問題後，裡面的人都會大叫「請關門！ (Please shut the door!) 」有一天清晨，費曼睡不著，散步經過那房間。他發現兩扇門的其中一扇不見了，只留了一個牌子，寫著「Please shut the door」。

費曼認為應該是有人很煩厭這句話，所以惡作劇拿走了門。費曼覺得很有趣，就偷偷把另一扇門也拿走藏起來。沒有人找到那兩扇門。後來，學生聚餐時就討論該怎麼辦。費曼發言說：「我建議拿走了門的人，可以匿名留下字條，寫出門的藏處。」學生們並未認真考慮費曼的建議。高年級的學長認為事態嚴重，於是對在場的每個人逐一問話：「門是你拿走的嗎？」每個人都說不是。

輪到費曼時，學長問：「門是你拿走的嗎？」費曼回答：「是的，門是我拿走的。」學長就說：「費曼！這是很認真的，不要開玩笑！」然後就去問下一位學生了。之後，門被還回來了。直到幾個月以後，他們才發現原來其中一扇門真是費曼拿走的。他們就很生氣，說費曼不應該說謊。費曼說，可是他明明有誠實回答啊！

別鬧了，費曼先生！

費曼大學畢業後，報考了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 的研究生課程，並在物理入學試中取得滿分。他的數學成績也非常出色，可是英文和歷史科卻考得很差。這令普林斯頓物理系主任非常擔心。不過，原來他並不擔心費曼的成績，而是費曼的猶太人身分。因為歧視，大學分配給猶太人的學位很少。費曼最終被取錄，跟隨約翰．惠勒 (John Wheeler) 進行理論物理學的研究。

費曼第一天進入普林斯頓，去了參加院長的茶會。費曼從未參與過這種社交茶會，不知道原來有很多禮儀。茶會上，院長夫人問費曼：「費曼先生，請問你想要加檸檬或是奶油？」不懂如何選擇的費曼說：「都要。」院長夫人就笑說：「嘻、嘻、嘻、嘻、嘻。別鬧了，費曼先生！」費曼後來才知道，每當院長夫人「嘻、嘻、嘻、嘻、嘻。」地笑，就即是有人犯了社交錯誤。後來，費曼第一本自傳的書名就叫做《別鬧了，費曼先生！（Surely You’re Joking, Mr. Feynman!）》。

費曼打算在他的首個研討會上報告他與惠勒共同研究的一個結合量子力學與電動力學的構想。惠勒竟然邀請了大名鼎鼎的愛因斯坦；現代電腦和博弈論之父、數學家約翰．馮諾曼 (John von Neumann) ；以及提出量子力學效應「鮑利不相容原理 (Pauli Exclusion Principle) 」的華夫岡．鮑利 (Wolfgang Pauli) 等人出席！

知道了這些科學巨人將會來聽自己第一次的研究報告，費曼當然非常緊張。研討會當天，費曼很早就到課室準備。怎料愛因斯坦剛進課室，向費曼說的第一句話是：「請問茶點放在哪裡？」想必費曼當時不會知道，未來自己會成為跟愛因斯坦等人一樣有名的科學巨人吧！結果，當費曼開始講解物理的時候，就完全忘記了聽眾是誰，完全不緊張了。

加入曼哈頓計劃　偷走夾萬文件

1942年，正在寫博士論文的費曼，被羅拔．奧本海默 (Robert Oppenheimer) 招募進入極機密的原子彈研發計劃「曼哈頓計劃 (Manhattan Project) 」。研究部門設於新默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 (Los Alamos, New Mexico) ，費曼與其他科學家都必須搬到建於當地的研究所居住。

洛斯阿拉莫斯研究區是軍事重地，保安非常嚴密。進入時必須在入口閘門經過冗長的安全檢查，然而離開卻只需出示證件就可以了。費曼發現圍籬上有個大洞，可以避開安全檢查進入研究所。費曼認為軍隊安全意識不足，然而他愛玩的性格又驅使他不直接報告，而是跟軍隊開個玩笑。費曼利用籬上的洞進入，然後在閘門出示證件離開，如是者不斷地重複進進出出。負責檢查的軍人覺得奇怪，為什麼這同一個人沒有進入過，卻不斷離開？結果他們竟然拘捕了費曼，而不是去正視問題。

大家可能聽說過費曼的開鎖傳奇。研究所內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夾萬。費曼研究了夾萬運作方式，發現很多人選的密碼都很容易猜到。結果，他練成了能在短時間內打開研究所內任何人夾萬的技術，經常偷走其他人夾萬內的重要文件，放在他們的辦公桌上，希望提高他們的安全意識。每個人都非常害怕費曼，他的開鎖技術連真正的鎖匠也為之景仰。結果，將軍竟然不是要求眾人更改密碼，而是叫所有人提防費曼。

研發平行運算　改變運算方式

研究所訂了一部當年最新的 IBM 打卡式電腦（即是用打有孔的卡片進行計算的最早期的電腦），足足有一個房間那麼大，用來計算提煉鈾元素的方程式。費曼領導一隊從全國挑選出來的精英中學生，要在幾個月內算出結果。由於計算複雜，而人手更換卡片的速度又慢，進度落後很多。最終費曼與學生們發現，如果分開幾隊人手同時計算不同的部分再整合結果，速度會快很多。這使費曼成為平行運算 (parallel computation) 的創始人，而且是在現代電腦被發明出來之前的人力平行運算！

物理學家的愛情故事

費曼第一任妻子叫做阿琳 (Arline Greenbaum) 。他倆從學校讀書時已相識，是對青梅竹馬，而且亦認定對方為終身伴侶。1996 年的電影《無限 (Infinity) 》描述的就是費曼與阿琳的愛情故事。可惜，天意總弄人，正當一切都看似美好時——費曼是物理學界的明日之星，仍未博士畢業就參與了曼哈頓計劃——阿琳被診斷出患有肺癆，當時這是不治之症。阿琳剛出現症狀時，醫生以為阿琳患的是小病。費曼卻不同意，他自己一個在圖書館裡尋找資料，對比阿琳的病徵。最後是他向醫生建議，阿琳患的可能是絕症。多麼動人、又多麼令人心碎。

費曼在普林斯頓的博士奬學金有一附帶條件，就是受獎人不能已婚。1942 年，費曼取得博士學位後，就立刻向阿琳求婚。雖然費曼的父母反對，費曼與阿琳仍然在紐約史丹頓島 (Staten Island) 的市政廳結婚。由於肺癆會透過接吻傳染，費曼只能在婚禮親吻阿琳的臉頰。沒有親人和朋友來他倆的婚禮，只有一對陌生人見證。

因為曼哈頓計劃是機密，阿琳不可以隨費曼搬到洛斯阿拉莫斯的研究所居住。而且，她因病情嚴重，必須廿四小時住院。費曼於奧本海默的協助下，在新默墨西哥州阿布奎基 (Albuquerque) 找到一間療養院供阿琳入住，以便費曼能於週末駕駛幾個小時的車程穿過沙漠去探望她。

費曼和阿琳喜歡以書信通訊。在戰時的軍事重地都有一個不明文規定，軍隊負責人會拆開所有信件，確保軍事機密沒有外洩，而且會擅自刪改內容。為了不讓其他人明白信件內容，費曼和阿琳就發明了一種只有他倆明白的密碼。但亦因為這個原因，他們的信件常常通過不了軍隊審查，因為軍隊想要知道他們的密碼有沒有洩漏機密！不過費曼和阿琳很享受寫這些密碼去刺激軍隊，軍隊花時間解碼後發現密碼內容只是日常購物清單之類！

當時，費曼因為介意其他人對自己的看法而苦惱。阿琳告訴他，不用介意別人的評價，要忠於自己。阿琳在療養院對費曼說：「你管別人怎麼想？ (What do you care what other people think?)」阿琳過世後，費曼寫了兩本自傳（都是他口述然後朋友幫他寫出來）。費曼第二本自傳的書名，就是以這句話命名。

當阿琳快不行的時候，醫院打電話給費曼，叫他快來醫院。費曼就借了朋友的車（他們後來才發現這個借車的朋友是間諜），極速向醫院開去，但在途中車子又壞了幾次，幾經波折才趕到醫院，可惜已經來不及見阿琳最後一面。費曼回憶說，他當時很傷心，可是卻沒有哭出來。他看到阿琳床邊放著阿琳送給他的手錶，錶面時間竟然停在阿琳的死亡時間！費曼初時覺得這是阿琳留給他的訊息，然而理性告訴他這不太可能。這手錶曾經壞過幾次，每次都是費曼把它修好。所以，費曼知道應該是護士拿起手錶記錄阿琳的死亡時間時，不小心再次弄停了它。

費曼回憶說，直到很多個月後，他在街上看見一間時裝店的一條裙，心想阿琳一定會喜歡，終於才淚流不止。阿琳生前很喜歡與費曼寫信。阿琳死後一年半，費曼寫了一封最後的信給他的太太。費曼自己一直收藏著這封信，直到他 1988 年離世後人們才把信打開。信中充滿費曼對阿琳的愛，在最後一句，費曼寫道：「附注：請原諒我沒有把信寄出。我不知道你的新地址啊。」

“PS Please excuse my not mailing this — but I don’t know your new address.”

原子彈試爆

史上第一個原子彈試爆時（試爆計劃代號是「三位一體 (Trinity) 」），所有研究人員都被安排在遠處觀看。由於核反應會釋放出極大量的高能量輻射，包括伽瑪射線、X射線和紫外線，每個人都分配有護目鏡。只有費曼沒有戴上護目鏡，他選擇於車內觀看試爆，因為他知道紫外線並不能穿透車輛的擋風玻璃。試爆成功，所有人都非常興奮，因為他們的研究終於成功了。只有三位一體計劃負責人肯尼．班布里奇 (Kenneth Bainbridge) 對奧本海默說：「現在我們都是婊子養的。 (Now we are all sons of bitches.) 」

費曼回憶道，當日本的廣島和長崎被原子彈毀滅時，他們還未意識到自己究竟做了什麼事。直到後來，興奮感褪去了，費曼才意識到，這將是世界末日的開端。戰後很長一段時間，當費曼看見街上有工人在建設房屋和橋樑時，他都會想：「這些全都沒有意義；這一切都將被摧毀。為什麼還要建設？」的確，當年不少科學家認為世界即將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而且人類會因核戰而滅絕。

隨心研究　由餐碟擺動到量子電動力學

戰後，費曼在康奈爾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 當物理學教授。他曾有一段時間因為想不出新的物理構思而非常苦惱。費曼覺得自己不值得大學高薪聘請，他走去跟物理系主任說：「我想不到重要的問題去研究。」系主任就跟他說：「別擔心，聘人是我們應該承擔的風險，你儘管做自己感興趣的東西就好。」從此，費曼就真的不管任何人，只做自己感興趣的事。

有一天，費曼在餐廳看到幾個學生在拋餐碟。餐碟上印有學校的標誌。費曼發現標誌旋轉和擺動的頻率似乎有著某個數學關係。他覺得這個現象很有趣，於是立即埋首計算。他把計算結果交給系主任看，主任問他：「這很有趣，可是有什麼用？」費曼回答：「我只是覺得這很有趣，我不管它有什麼用！」

世事難料。費曼在 1965 年獲頒諾貝爾物理學獎，原因是他成功推導出電磁輻射與物質的交互作用的一個完整理論，稱為量子電動力學 (quantum electrodynamics) 。費曼對其中電子自旋的計算靈感就是來自於當年餐碟標誌的計算。

費曼與朝永振一郎 (Shin’itirō Tomonaga) 以及朱利安．施溫格 (Julian Schwinger) 共同獲得 1965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他們三人各得 1/3 獎金，因為他們各自使用不同方法推導出相同結論。其中，費曼的方法與別不同，他用圖象方法代替繁瑣的代數運算，使整個物理過程能表達得更清晰。我們現在稱之為費曼圖 (Feynman diagram) ，是粒子物理學計算不可或缺的工具。或許費曼擅長把物理問題圖象化，是因為他父親的教導。

有一次，工作人員帶費曼去看巨大的粒子對撞機。費曼問：「這些機器用來做什麼的？」工作人員說：「費曼教授，這些機器是用來驗證你的理論的！」「花了多少錢？」「3 千 7 百萬美元。」費曼笑說：「你們這麼不相信我的理論嗎？」

熱愛邦哥鼓　街頭巡遊表演

費曼的父親在 1946 年離世，費曼因此受抑鬱症狀困擾。也是於同時期，費曼寫了上述給阿琳的最後情信。1951 至 1952 年，費曼使用他的研究休假（sabbatical，研究員可在休假的情況下自由進行研究）到巴西授課。

費曼很愛打邦哥鼓 (bongo) ，他甚至因為作為愛打邦哥鼓的物理學家而為人所識。在巴西，費曼深深受森巴音樂所打動，他學習了一種叫「frigideira」的巴西獨有的樂器。他參加了一個地道樂團，而且更被選拔進入街頭巡遊表演！

表演那天，費曼入住的酒店一個相熟的侍應生知道費曼熱愛森巴音樂，就跟費曼說：「教授，今天街上有森巴音樂巡遊表演，你一定會喜歡！」費曼就說：「今天我有事要做。」結果，當費曼的樂團經過費曼的酒店時，那侍應驚喜地發現費曼竟然是表演者之一！他就大叫：「那是教授！那是教授啊！」費曼在巴西歷險之後，沒有再回到康奈爾大學，轉到加州理工大學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任教直到 1988 年離世。

以科學角度欣賞花朵之美

費曼最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可能並非他的科學成就，而是他對知識的態度。費曼的藝術家朋友 Jirayr Zorthian 對他說：「科學拿走了花朵之美，令花朵變得枯燥乏味。」費曼回答道：「我也可以感受到花朵之美。但同時我看到其他人並不一定能立即看出的更深刻的美麗。我能看見花朵之中複雜的互動之美。花是紅色的。這代表花朵演化出顏色去吸引昆蟲嗎？這帶出另一個問題：昆蟲能看見顏色嗎？牠們會審美嗎？如此類推。我看不出研究花朵何以拿走它的美麗。這只會加深。我不明白這如何減少。」

“The beauty that is there for you is also available for me, too. But I see a deeper beauty that isn’t so readily available to others. I can see the complicated interactions of the flower. The color of the flower is red. Does the fact that the plant has color mean that it evolved to attract insects? This adds a further question. Can insects see color? Do they have an aesthetic sense? And so on. I don’t see how studying a flower ever detracts from its beauty. It only adds. I don’t understand how it subtracts.”

費曼認為，世界的美麗是每個人都可以看見的。但透過科學，除了世界外表上的美，我們更可以看見大自然運作的美麗。後來費曼跟 Jirayr 約定，每隔週末輪流教導對方自己擅長的事。這個禮拜，費曼會教他物理學；下個禮拜，他會教費曼畫畫。最終費曼學會了素描，舉辦了（匿名）個人畫展，更有人以高價買他的作品。費曼說， Jirayr 卻學得不太好。

沒有架子的科學巨人　為脫衣俱樂部辯護

費曼從不擺教授的架子。他試過在休假年走到生物學系上課，因為他對生物學感興趣。生物系的教授就說：「你可以跟其他學生一起上課和實習，條件是你要跟他們一樣交齊功課和報告。」結果費曼真的照做了。

費曼喜歡光顧一家脫衣舞酒吧，他會點一支可樂（他在巴西時戒了酒，從此他未有再喝過一滴酒精），然後計算一些物理問題，或是練習素描。酒吧顧客也不乏其他專業人士，有律師、老師等等。後來，這家酒吧被人告上法院，說他們破壞社區形象之類的。酒吧老闆請求常客們幫他辯護，可是那些專業人士們一個也沒答應，除了費曼。費曼想，我喜歡這裡，而且也沒有做什麼違法的事情，怕什麼？費曼就出庭作證了。結果，第二天報紙就刊登了「物理學教授經常光顧脫衣舞酒吧」。

費曼走出失去阿琳的極度傷痛後，曾兩次再婚。他與第二任妻子 Mary Louise Bell 去度蜜月的時候，竟然同時沉迷於破解古馬雅文明的文字，這一點各位男士最好不要學，除非得到了太太的批准……

疼愛子女　遺憾未能見證女兒長大成人

費曼與第三任妻子 Gweneth 於 1962 年誕下了卡爾 (Carl Feynman) ，然後他們於 1968 年領養了米雪 (Michelle Feynman)。費曼曾嘗試使用他父親當年教育他的方式，跟卡爾和米雪一起讀大英百科全書。可是費曼發現這只對卡爾有效。卡爾後來成為了電腦科學系教授，而米雪則成為了著名的攝影師。

費曼很愛他的兩個子女。費曼於 1978 年被診斷出患有脂肪肉瘤（癌症的一種），可能是由於當年曼哈頓計劃時接觸太多放射性物質（他們每天都會用手摸一個放射性物質造成的球）。《費曼的彩虹 (Feynman’s Rainbow) 》作者倫納．姆沃迪瑙 (Leonard Mlodinow) 曾經問費曼有沒有什麼遺憾。姆沃迪瑙本來以為費曼會回答他在理論物理上遇到的難題。然而，費曼眼泛淚光地說：「我最大的遺憾是我可能不能親眼看見我的女兒米雪長大成人。」

關心教育　啟發下一代

費曼也關心教育。他在加州理工學院曾講了一次為期兩年的物理學課程，對象是全校所有新入學的學生。費曼講課生動，深受學生喜愛。結果，很多教授和研究生每堂都會來旁聽，使得座無虛席，連地板和樓梯都坐或站滿了人。這套講義被完整記錄了下來，編成了著名的《費曼物理學講義 (The Feynman Lectures on Physics) 》。這一套三冊紅色硬皮教科書，時至今天依然風行於物理系學生之間。加州理工學院現已把所有《費曼物理學講義》放在網上，使所有人也可以免費讀到費曼教的物理學。

費曼曾經幫助政府審查中學科學和數學課程用的課本。他非常認真的逐書逐頁看完，寫下了很多感想和意見，希望出版社和作者能夠改善。可是根本沒有人理會費曼的意見。費曼也發現，委員之中只有他細心看過這些課本。此後，費曼決定不再幫助政府做任何事。

不以為意諾貝爾獎　發現自然定律便是最大榮譽

費曼並不喜歡諾貝爾獎或任何其他榮譽。他認為榮譽只會為他帶來煩惱。1965 年，當諾貝爾獎委員會於美國半夜時間從斯德哥爾摩打電話給費曼時，他生氣地說：「現在什麼時候？明天早上再打來！」就掛了電話。很多記者一個接一個打電話給費曼，使得他要把電話線拔掉。費曼苦惱地問妻子，他應不應接受這個獎。他妻子就說：「如果你不接受這個獎，你會更加出名。」於是，他無可奈何地就接受了諾貝爾獎。

諾貝爾獎是瑞典國王頒授的，諾貝爾獎得主需要走到台中間從國王手中接過獎項（只有一次例外，就是 2009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高錕因患阿茲海默症，瑞典國王親自走到高錕前）。費曼以為離開時不能背著國王，於是就練習倒後行。後來有人告訴他瑞典沒有這個規定，他才鬆一口氣。

費曼在諾貝爾獎晚宴上看見丹麥公主，他就問可否坐在旁邊，公主說：「可以，你不是其中一位得主嗎？你是做什麼領域的？」費曼回答：「我做物理的。」公主就說：「噢！我們不能談論物理，因為那是沒有人明白的領域。」費曼卻說：「正正相反。正是沒有人明白的東西，我們才要去討論。人人都明白的東西，就不需要討論了。」費曼說得雖然很對，但公主眼睜睜地看著他，面上頓時結冰。

費曼認為能夠發現自然定律，就已經是最大的榮譽。他享受找尋大自然定律的樂趣 (the pleasure of finding things out) ，認為成就不應該由獎項去量度。費曼說，他知道其他科學家會運用他的研究結果，就是他的成就。費曼得到諾貝爾獎後，他以前的一個學生 Koichi Mano 寫信祝賀他。費曼回信問 Mano 現在做些什麼研究， Mano 回覆說自己的研究是「卑微」的。費曼看了，就回信說：「那些你能解決、能幫助解決、能夠出力的問題，就是值得花時間研究的問題。……如果我們能夠做些東西，這問題就不小、不瑣碎。你說你名不見經傳？對你妻兒來說，沒有這回事。」

重回政府助調查穿梭機爆炸慘劇

1986 年，美國太空穿梭機挑戰者號 (Challenger) 升空時發生爆炸， 7 名太空人全部罹難。政府邀請費曼成為事故調查委員會的成員，他本來是拒絕的。可是，費曼的妻子對他說：「如果你不去做，就永遠沒有人能夠發現這意外的真相。」最終，費曼調查出了事故原因：升空當天氣溫很低，不幸地穿梭機的 O 型環在低溫下會失去彈性，導致燃料洩漏並引發爆炸。費曼在聽證會上突然公開做實驗，證明 O 型環在低溫下的確會失去彈性。不過，這其實是委員會中的一位軍隊將領故意暗示，引導費曼找出答案。費曼知道後曾一度非常生氣，不過最後他倆成為了好朋友。

費曼公開展示美國太空總署的失誤，不單令全世界嘩然，美國政府對費曼的擅自行動也非常不高興。費曼獨自寫了一篇報告，可是委員會卻不肯把費曼的報告加入到最終要總統簽署的報告書之中。費曼就說，如果不加入我寫的報告，我就不會在報告書上簽名。這樣的話，調查就永遠不能結束。最後雙方妥協，費曼寫的報告被放在報告書附錄裡。費曼在裡面寫的最後一句話，當為所有人引以為鑑：「對於一項成功的技術，真相必須置於公共關係之前，因為大自然是不可能被欺騙的。」

“For a successful technology, reality must take precedence over public relation, for Nature cannot be fooled.”

晚年醉心研究克孜勒文化

費曼晚年時，曾與好友 Ralph Leighton 打賭世界上有個地方叫做唐努‧圖雅 (Tannu Tuva) ，其首府叫做克孜勒 (Kyzyl) 。費曼覺得這個地方一定很有趣，因為這個地方的拼音裡完全沒有響音。圖雅人也有著唱喉音的傳統，費曼非常希望親身去感受這個地方的文化。可是，圖雅是當時蘇聯的一部分，由於美蘇冷戰，一般美國人是很難得到簽證前往蘇聯的。蘇聯政府提出，如果費曼以諾貝爾獎得主身分去蘇聯的大學演講，就可以獲得特權去克孜勒。可是，費曼一生謹記他父親的說話，非常討厭特權，拒絕用這個方法得到簽證。他們花了很長時間研究克孜勒的文化，並以一般人的身分與很多研究圖雅的專家和教授交流。他們在美國舉辦巡迴展覽，介紹圖雅文化，希望以此換取簽證去克孜勒。

1988 年 2 月 18 日，能夠前往圖雅的簽證終於送到了費曼的家。可惜的是，費曼已經在 3 天前與世長辭。費曼清楚知道自己未必能夠等到簽證去完成他這最後心願。可他仍然堅持原則，不使用任何特權。費曼在人生最後的歷險之中學到了圖雅的文化，他已經達到了他的目的了。

不死的好奇心

費曼對世界的看法，很簡單，也很深刻。他接受大自然就是我們觀察到的樣子，無論我們喜不喜歡。他覺得，知道自己並不知道，比起以為自己知道但卻是錯的答案，更有趣。他曾說：「我可以與懷疑、不確定、不知道共存。我覺得比起知道可能是錯的答案，不知道反而更加有趣。」

“I can live with doubt, and uncertainty, and not knowing. I think it is much more interesting to live not knowing than have answers which might be wrong.”

費曼一生都覺得世界是有趣的，以純真的好奇心去看這個宇宙。他臨終前的最後一句說話，也許亦是他這一生歷險的最佳結語：「死亡很沉悶。我會討厭死兩次。」

“I’d hate to die twice. It’s so boring.”

謹以此文紀念費曼。希望在下個 100 週年，費曼的歷險傳奇和科學態度，仍會繼續啟發世界。／／

Question 3

電影符號學梅茲李開復 Kai-Fu Lee 在Facebook 的評價

Accepted Answer

近年接受的最長也是最細緻的採訪，人物雜誌記者像私家偵探一樣，從我和朋友的交談，從各種出乎我意料的文字視頻資料裡面，打開了我內心深處最真實的一面。有不少獨家的秘聞，歡迎點擊。

李開復：最大化戰爭的倖存者

本文來自《人物》雜誌
文｜李斐然
編輯｜朱柳笛
攝影｜尹夕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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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李開復對面是一種持續的挫敗和絕望。技術要比人性更根深蒂固地活在他身上，那種感覺很像是跟Siri聊天，全程剔除人類情緒。這讓人產生一種不太對勁的迷惑：如果他參加圖靈測試，能通過嗎？

這種最大化的氣質只在一種狀態是合理的，那就是科學家的實驗室。這原本可以成為一個最典型的科學家故事，一個天才，迷戀技術，與機器共存，活在實驗室裡。但顯然，李開復早在30多年前就放棄了這條路，這也是他的故事中最有意思的一部分——天才決定離開實驗室，投身複雜、渾沌、充滿局限又充滿活力的商業社會，活在人群中。

┃最大化戰爭

李開復的西裝褲口袋是一個精確測試後確定的尺寸，它和最新款iPhone的尺寸貼合，既不會淺到放不進去，又不會深到不容易取出來。在重要場合，他會戴寬度7釐米的細領帶，比市面上大部分領帶細1釐米，因為他經過實驗發現，這樣的搭配顯瘦。就連他的笑容，都像是一個受過專業訓練的職業偶像營業時的idol smile，這是他大部分照片裡的固定微笑的弧度。

坐在這樣的李開復對面是一場持續的心理危機。他的人生經歷被量化，像一個可查詢的資料庫，他的回答基本上全部出自他出版過的8本書，以及迄今為止發表過的公開演講、訪談和文字記錄。如果你讀過這些內容，就可以準確預測他每一次的答案。因為不管問題是什麼，他都會繞回到這些公開信息的範疇之內，邏輯落點始終是——“世界因你而不同”，每個人都要“做最好的自己”，而現在，我們應當關注“AI未來”。這些是他的自傳標題，也是他研究後發現最適宜大眾傳播的話題。

他的生活是一場最大化的戰爭，在有限條件裡，最大化時間，最大化效率，最大化確定性，不允許冗餘。偶爾助理給他在兩個時間段中安排了休息，會遭到他委婉的批評：時間沒有得到充分利用。

這場最大化戰爭貫穿了李開復30多年的職業生涯，他擁有一個商業偶像的完美履歷：畢業於學術頂尖的哥倫比亞大學和卡內基·梅隆大學，工作過技術最頂尖的科技公司，蘋果、SGI、微軟、Google，而後在2009年創辦創新工場，投身中國的創業熱潮。

在每一個階段，他都創造過最大化的奇跡：在蘋果，他曾將尚處於實驗室階段的前沿語音辨識系統，壓縮了1000倍後應用在當時的蘋果電腦裡；在微軟，他創建了微軟中國研究院，這成為後來世界知名的微軟亞洲研究院，走出來許多AI領軍人物，被《麻省理工學院技術評論》稱為“世界上最火的電腦實驗室”；Google中國也在他的推動下，從一個人到700人的團隊，實現了最具歷史意義的當地語系化。

過去10年中，他的最大化戰場是中國的互聯網創業。創新工場所投資的項目超過350個，已經誕生了17家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獨角獸，基金規模超過20億美元。“創業本身就是一場最大化。人們在創業環境中得到的成長，是在其他環境裡不會得到的。創業就是做出了有限性和無限性之間的連接，達到了人的最大化。”

技術造就的商業奇跡，是過去10年間中國互聯網的獨特景象。技術高度集中化了效率，放大了個人的力量，讓所有人親歷了一場肉眼可見的奇跡——一個創業者能改變所有人購物的方式，一個聊天工具能顛覆此前所有的通訊龍頭企業，一個網紅主播能直接決定一款口紅的生產……中國市場成為全世界資本最為矚目的新大陸，它吸引著一個又一個人投身這片土地的最大化戰爭，在這裡，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親手創造一場影響14億人的奇跡。

“看到時代的變遷，看到迎頭而來的機會，總在想怎麼去調整自己，才能捕捉到這些機會。如果你讓我每天做一樣的事情，我會枯燥到死。”李開復說，“每一年我說不出來我做了兩三件很驚人的事情，好像就白活了。”

不過，這場最大化戰爭也多少吞噬了人性。在家裡，他陪家人的時間是經過精密規劃的最大化策略，“既不會少到讓她們抱怨我不是好丈夫、好父親，又不會多到影響工作效率”。妻子謝先鈴有次跟他吵架，氣到離家出走，不接電話，不回短信。結果，李開復選擇用技術回應。他在Google搜了大概1000條道歉短信，從裡面挑了50條比較接近他的口吻的，自己又寫了50條，湊成了一個100條道歉信的資料庫，然後寫了一個程式，每隔45分鐘隨機發送短信，不間斷地一直發，連續發送到第三天的時候，妻子敗給了程式，認輸回家。

創業夥伴陶甯從微軟時代就認識了李開復，那時候，連跟他吃飯都是一場智力競賽，要一邊吃一邊玩難度極高的推理遊戲。她注意到，同樣使用語音輸入，李開復的語音轉化準確率要比周圍所有人都高。因為他常年訓練自己，用機器習慣的穩定狀態說話，“不要只train機器，還要train自己。”

與他結識近14年的黃蕙雯是創新工場現任CMO，起初她並不想接受這份工作，就跟李開復說，北京霧霾好重，我不要搬過去。結果過了一會兒，她在微信上收到了他的答覆，他依次發來中國氣象局的監測結果、社科院的研究報告，以及協力廠商機構的觀察統計。李開復糾正她，準確的事實是，北京的空氣品質已經有了大幅改善。這構成了李開復強悍的說服力，但也讓黃蕙雯不得不沖他吐槽：“你一定要每天都過得這麼用力嗎？”

所以，坐在他對面是一種持續的挫敗和絕望。技術要比人性更根深蒂固地活在他身上，那種感覺很像是跟Siri聊天，全程剔除人類情緒。這讓人產生一種不太對勁的迷惑：如果他參加圖靈測試，能通過嗎？

這種最大化的氣質只在一種狀態是合理的，那就是科學家的實驗室。這原本可以成為一個最典型的科學家故事，一個天才，迷戀技術，與機器共存，活在實驗室裡。但顯然，李開復早在30多年前就放棄了這條路，這也是他的故事中最有意思的一部分——天才決定離開實驗室，投身複雜、渾沌、充滿局限又充滿活力的商業社會，活在人群中。

┃與複雜共存

商業世界有一些暗號。特別是創業者見投資人時，他們一般不會直接說出自己的想法，你只能去捕捉一些訊號——聊天中他有沒有看手錶，中途接電話有沒有回來，如果聊了半小時他還在提問，要麼這次有戲，要麼他不懂這個賽道，想讓創業者幫他普及一下背景。最直接的失敗徵兆是，“我後面還有個會。”

但是，李開復會給出不太一樣的訊號。他愛談論技術，見他需要準備好充分的資料材料，以備他即時提問。他尤其鍾情于技術天才，有時甚至會打破自己縝密的時間規劃，跟他們多聊。可是，如果技術天才只講技術，他會直截了當地告訴對方，“你的想法太天真了。”

他的本質是一個電腦科學家。在成為投資人、創業者、職業經理人之前，他是足以躋身世界一流的人工智慧專家。電腦博士李開復設計過一款人工智慧博弈程式Bill，擊敗當時奧賽羅棋世界冠軍；他還使用一種叫做“隱瑪律可夫模型”（HMM）的方法，建造出世界上第一套非指定語者連續性大詞彙語音辨識系統Sphinx。學術界一種開玩笑的說法是，衡量一個人的研究高低，就去看他的論文能在多少年後還持續折磨著後輩入行必讀。而李開復的論文，直到今天還有程式師將其翻譯成中文，細細研讀，距離他發佈這些論文已經33年了。

走出實驗室後，他親歷過這個時代幾乎每一次最重要的技術變革，參與它們的落地。陶寧記得，即便在微軟、Google這樣的頂尖公司，想要讓技術進入產業也是一場惡戰，李開復要反反復複做演示，跟不同人群磨合，他們之中大部分人不懂技術，“99%不是你的技術同類”，但他們又有自己的立場和顧慮，李開復的工作就是需要彌合這種人群之中的認知差異。

商業是人構成的戰場，在這裡，贏的關鍵是學會與複雜共存。尤其在中國創業，是一場全世界最殘酷的戰爭。所有參與者將最大化推向極致，只有親自下場，你才能明白這種現實的顛覆性力量。天才的最大失利往往不是技術缺憾，而是誤讀了人，誤讀了人性，誤讀了人群之中的風向。

在微軟的時候，到美國總部開會，坐滿一屋子的天才工程師總提中國盜版，討論的主題都是怎麼抓、怎麼告、怎麼正版化、能賣多少錢。“我說你們根本不懂中國人的思維，我就帶他們來中關村，教微軟的人怎麼理解中國市場。”

李開復設計了一套小實驗，他讓來北京的美國高管們先去一趟當時的電腦大賣場海龍大廈，每人發同樣的錢，買一個電腦回來，去親眼看看在中國做生意是什麼樣子。結果在中關村購物一圈，連最理性的CTO都陷入了中國充滿感染力的消費亢奮之中，回來熱情地跟李開復說，什麼都有，什麼都有，什麼都有！那是一種誰也阻止不了的商業生命力。只有親歷才能明白，你沒法跟一顆破土而出的種子講道理，靠理智否定它的生長。它會不惜一切代價活下來，最優解是與它共生。

過往的經歷把他訓練成一個務實主義者。2006年，他參加香港科技大學前沿研究討論會，臺上坐著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楊振寧，時任科大校長、物理學家朱經武，還有著名數學家、菲爾茲獎和阿貝爾獎得主邁克爾·阿蒂亞爵士。他們熱烈地討論“詩人科學家”這個議題，數學好美啊，數學充滿想像力，只有他不太同意。

李開復很客氣，這是他身上的另一個重要特質。他婉轉地提醒：“這個世界需要有像他們那樣偉大的科學家，留在高校研究院，來探索數學之美，但是也需要像我們這樣的工程師，來把它做成有價值的東西，解決人類的問題。這兩者缺一不可。”

他必須要學會在人群中生存。王詠剛是創新工場CTO，也曾在Google工作了10多年。他知道，跟形形色色的人談技術，是個苦差事，講深了大家聽不懂，講淺了大家覺得沒有用。碰上完全不懂技術的人，尤其是傳統產業的老闆，也得講得下去才行。他有一次聽到李開復不得不跟一個地方老闆解釋，“AI是一種新時代的Excel”，因為Excel對他們來說已經代表了複雜，他耐心地解釋，“像Excel那樣，你把資料填進去，結果就能算出來。”

“我就沒有開復那樣的好脾氣，講不明白我就不想說了。但是他還是很有熱情，能在不同場合，耐著性子，讓所有人聽懂。”王詠剛說。

“市場接受了，技術就得到了承認；市場不接受，再奇妙的技術也不名一文。”李開復曾這樣寫道，市場是一切技術的試金石，只有不適應市場的技術，沒有不適應技術的市場。就算是地球上最偉大的科技公司，技術不能落地，也在市場一文不值。

整個過程都要對抗人群中的懷疑、不解和誤會。智明星通的CEO唐彬森說，10年前覺得李開復不像個投資人，每天叮囑他關注技術趨勢，“老發一些沒什麼用的話”，“我們還在創業苦哈哈的，滿腦子想的還是人怎麼招啊，工資怎麼發啊，他老說要all in移動互聯網，老說比爾·蓋茨的名言，‘人們永遠會高估一兩年的發展，而低估了未來10年的發展。’我當時心想，手機螢幕就這麼點大，性能又特別差，能怎麼樣？”

如今，技術奇跡驗證了李開復的判斷。前不久，創新工場10周年紀念，他給李開復發了一條資訊，“偉大的時代需要有偉大的想像力。”

然而，人群之中，質疑總免不了。出現負面評論的時候，陶甯和李開復經常爭論。李開復希望能把事實解釋清楚，但陶寧告訴他，如果他相信，自己事業的目標是把技術落實進產業裡，就必須專注於技術的落地，“活在一種不理解中，學著與噪音、反對、誤解共存”，對這個世界說，那好吧。

“你說他沒有生氣過10分鐘、1小時，他肯定是不高興的，但是他得用理性的方式去處理。”陶寧說。“況且，創業中太多你想要做的事情，已經填滿你的時間了。像開復這樣從學界跳到工業界，面對客戶、投資人、產品、團隊，他已經生活在人群之中了，必須學會接受過程中的噪音。”

這大概就是時代留在他身上的一種複雜性。他的技術信仰分成兩半：前一半是個科學家，能寫最複雜的論文，調教機器理解人類；後一半是個商人，能洞悉客戶的需求，教會人類理解機器。自始至終，他都是流動在兩者之間的人。

┃吞噬與救贖

技術將李開復的最大化戰爭推向了頂峰，他不僅要最大化技術在商業上的效益，還要最大化自己的影響力。

微博最熱的時候，他給自己的微博寫了一個AI程式，讓機器自動抓取即時熱門的話題，以及與他有交集的主題，以影響力排序轉發，連發送時間都是精准實驗的結果，間隔10分鐘發會掉粉，間隔40分鐘發又不能實現每天發送量最大化，衡量過後得到最優解，間隔30分鐘發一條，每天發送25條，以實現每天穩定漲粉的目標。機器全程類比人類發送的隨機性，避開整點發佈，以免留下機器痕跡，機器甚至能代替他自動回復留言，為他增加粉絲互動頻率，維持熱度。

那段日子，向來平靜的李開復持續生活在一種強烈的情緒衝擊裡，憤怒、喜悅、興奮、焦躁，所有血流都沖向大腦。他每天都會檢查自己的粉絲數，如果沒有達到增長預期就會不高興。他變得對最大化數值有所偏執，“一場演講沒有1000個人我就不去，每天微博不新增1000個粉絲我就不開心，一個記者來採訪我，讀者不夠多我就拒絕。”

一切都是最大化的工具。曾經的創新工場合夥人王肇輝結婚，邀請李開復致辭，儀式結束後，他發現李開復寫了中文發言稿、英文發言稿，在微博、推特、臉書全平臺上都發佈了一遍。作為新聞發言人的他感到高興和感動。但是，李開復大女兒上大學收到的父親的信，也被父親同步發在了網上。雖然贏得了點擊率，女兒卻非常不高興。

今天回憶起這一切，最大化影響力的念頭“就像腫瘤一樣長在我身上，頑強、固執，並且快速擴張”，直到疾病的突然到來。

在經歷了常年的熬夜、高壓、疲勞作戰的生活後，李開復的體檢報告裡檢測出腹部存在26個腫瘤，醫生確診為淋巴癌四期。當整個中國互聯網在井噴似的蓬勃發展時，李開復花了17個月養病。最大化戰爭暫時休戰。

休假對於他來說，是一個非常陌生的概念。一開始，他還不能正確融入這種生活裡面。在動完手術的幾個小時後，他還試圖再度投入工作。他在家的臥室裡搭建了一個工作臺，用金屬臂把顯示器懸掛在枕頭上方，躺著回復郵件。

因為生病的緣故，他提前立下遺囑。寫遺囑的時候，他第一次認真注視自己手裡的筆，“那支筆曾在上萬冊書上簽名，暢銷的自傳，鼓勵中國年輕人努力工作、開拓事業的書，這些書每一本反響都很好，如今，同一支筆卻見證了我的失敗。”

寫完遺囑，他坐在母親旁邊，母親已患阿爾茲海默症多年，只能勉強認出他。直到那一刻他才意識到，自己最大化的影子還有另一面。自傳是一個朝氣蓬勃的故事，但對當時在美國陪讀的母親而言，那是寂寞的回憶。沒有親人，沒有朋友，兒子上課的時候，她只能在家對著電視，一台一台換。因為語言不通，她只看得懂一個猜價格的節目，節目很熱鬧，但她也只能猜測這種熱鬧。從天亮到天黑，只有捱到兒子回家，才有人跟她說話。

成功人生的所有細節都顯現了另一個模樣。在臺灣養病期間，他試著參與家裡的裝修，兩個女兒告訴他，過去他花了大工夫，把房間佈置成公主房，買小星星的貼紙，自己一顆一顆貼在天花板上，但其實，她們並沒有想要成為公主。

小女兒說，她更想要收到爸爸的信，因為爸爸過去經常寫信，寫給爺爺奶奶，寫給媽媽，寫給姐姐，但是他已經很久沒寫了，自己高中畢業的時候，還會收到爸爸的信嗎？

生病期間，李開復重讀了許多年前自己父親寫來的家書。原來早在他事業的最開端，父親就曾在信裡，反復叮嚀 ——

先鈴、開復：

先後接到你們來信，一則以喜，一則以慮（我未用“憂”字）。喜看開復的研究受到別人的注意、重視，但我要說一句話是，做學問的要有自尊心，但更要有謙遜心。學習是無止境的。

經過了這麼多年後，他終於開始理解，和自己渴望的最大化不同，父親治學的根基恰恰是渺小。父親70歲的時候選擇當教師，教了幾十個學生。學生寫給他的訃文裡反復提到這位老師謙遜的治學觀點，他相信研究任何歷史最忌諱的是“成見”，“歷史是沒有官方說法的”，自己的觀點也不是最終的答案，應該歡迎反駁，包容不同的意見。

“我才發現，他寫給我的每一封信裡都隱含著一些人生建議。他教我怎樣去做一個更好的人，不要為了一些沒有價值的事情讓自己太忙碌，做人要謙虛，千萬不能驕傲。父親通過這些信，以非常溫和的方法來傳遞他的愛，而我感知得太晚了。”

在臺灣養病期間，住在他家附近的鄰居楊柏林是一位畫家。他看了李開復的故事，送來一幅畫。這幅畫是很多種顏色一起在流動，黑色包裹著紅色，藍色流向了金色，畫面正中央是蔓延開來的白色，如同水一樣，不斷流動，這是他所理解的李開復。

楊柏林說，他在李開復身上看到了自己。這位畫家一直以來的創作理念就是“影子和自我”，而在李開復身上，他看到這個主題的又一次呈現——“真實的我是影子的救贖，而影子的另一面，是我更遼闊的世界。”

┃回到人群中

病癒回到工作中，李開復回到了他的平和狀態。他是一個始終很客氣的人，很少生氣，總是保持弧度穩定的微笑。最大化模式並沒有完全消退，連軸轉地飛行、演講、開會。妻子常常問李開復，“你到底要幾歲退休啦？”

他還不想退休，多久都不想。他還在享受流動在人群中。今年秋天，李開復去烏鎮的世界互聯網大會演講，飛回北京沒幾天，又到釣魚臺國賓館參加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在會議間隙的大廳，遇到的幾乎每個參會者都會跟他打招呼，停下來聊一聊。他像水一樣流動在不同群體之間，對決策者解釋技術的苦處，得給民營企業一些幫助，然後鼓勵研究員多參與實踐。

只是，贏已經不重要了。“經歷的災難多了，人就學得會客觀了。人從挫折中學到的東西，遠比成功裡學到的多。碰到好多問題，上報紙了怎麼辦，大會不能開了怎麼辦，他們說，開復你怎麼還這麼鎮定？我說我都被微軟告過了，這算什麼？我都得過癌症了，還怕什麼？”李開復說，“這一生活得已經很值了，得到了超過我能想像的很多東西，我已經很感恩了。如果我失去一切，那也值了。”

在互聯網世界，這也許是一種不合時宜的平靜。他的辦公室位於中關村，就在樓下吸煙區，休息時間會有許多掛著工牌的人聚在一起抽煙，他們鎖著眉頭，抱怨美國貿易管制黑名單、競爭對手使過的黑招、擴大市場的壓力……互聯網，一種焦慮、廝殺、競爭的象徵，是全世界最殘酷的競爭市場。焦慮是他們被這個技術時代所塑造的一種底色。

經歷過技術時代屢次變革，現在的李開復覺得，在10年中國互聯網中誕生的最有價值的不是產品本身，而是產品背後精於執行的人。“我覺得中國創業者是很強大的一批人，整體來說他們不會是很恐懼的人，一方面有自信，相信自己一定能完成，萬一真的做不成，那就公司關了再創一家，做一家倒一家，倒一家就再開一家，真正厲害的創業者都是這樣起來的。”

一個重要的領悟是，人的最大化，不能做簡單的量化。一個不能透露姓名的創業者說，當時他有一個合夥人，很多投資人不看好，都不願意投。但李開復對他說，“我知道這個事你肯定會踩坑，但我也知道如果出了問題，你也可以收拾得了，所以我們冒一點風險，還是會投。大不了到時候麻煩一點，幫你解決問題。早期多犯點錯誤，總比後邊犯錯成本小得多。”事實證明，他的合夥人果然出了問題，但這名創業者也的確熬過了這個錯誤，帶著公司成長為市場的關鍵玩家。

最近，李開復開闢了一個新的最大化戰場——讓AI落地。

他在創新工場設立了一個人工智慧工程院，給學生做技術夏令營，找傳統產業談合作，還聯繫了大學，幫忙設計人工智慧的教材。作為人工智慧工程院的執行院長，王詠剛常常和他一起出差，去工場考察。他在一家工場車間呆了一天，生產線上1000多個人，王詠剛挨個去看每個人的工作，看看能不能用自動化取代。車間工人用很細的鑷子，貼一張小小的貼片。一個工人一整天困在自己的工位上，反復這個枯燥的動作，拿起來、貼上，再拿起來、再貼上。這是一個亟需得到解放的重複性勞動，但是，今天的AI只能在虛擬世界起效，做語音和人臉識別還可以，一旦進入真實世界，又粗糙又笨拙，遠遠不能取代細活兒。

“那天出來我就在想，未來AI是一個無論怎麼想像都不過分的發展。讓它發展取代工人，這不是一個效率問題，而是一個人道問題。人類是不應該被困在這種枯燥的重複性勞動裡的，應該做一些更自由的事情。今天的AI還在非常非常早期的起步階段，如果AI真正能落地達到90分的話，世界會變得非常不一樣。這是我或者開復，以及一些做AI科研的人所相信的AI。”王詠剛說。

這又將是一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就像是他所親歷的每一次技術落地，又要跟決策者建言，又要面對陌生人的迷茫和質疑，想辦法讓人聽得懂，又要耐心勸服創業者相信，這背後是下一場技術奇跡。但李開復似乎很享受這件事，每天連軸轉地面談，演講，參加討論。

1983年，李開復在卡內基·梅隆大學電腦科學系攻讀博士學位，那裡是世界人工智慧尖端研究的前沿陣地。他的博士生研究計畫中這樣寫道：

“人工智慧是人類學習過程的闡明，人類思考過程的量化，人類行為的解釋，以及對智慧原理的瞭解。它是人類瞭解自身的最後一步，我希望投身這門新的、有前景的科學。”

今天重讀這番宣言，李開復似乎的確在用自己的時間，踐行著這場實驗，他把自己訓練成機器的思維模式，量化自己的行為，去教機器理解人類，更重要的是，通過對機器的理解，把它推向人類，實現“人類瞭解自身的最後一步”。

“我確實是用了20年的時間，才慢慢地瞭解他，他不是一個完美的人，也不是個最理性的人，他是一個像我們一樣的人，是一個領導，一個下屬，一個朋友，一個長輩，一個丈夫，一個父親，一個兒子，他是一個生活在人群之中的人。”陶寧說，“他的主線是忠於技術，圍繞著技術他做了所有事情，做了研究，做了產品，做了投資，收集了人才，也獲得了很多朋友。技術改變了他的人生，他也因為身處這樣的技術時代，改變了別人的一生。”

┃只屬於自己的房間

現在的李開復試著活在一場最大化的寬鬆裡面。他已經不怎麼再發微博了，自動定時發佈的程式已經終止了，他只會偶爾上去看看評論。過去看電影，他會按照IMDB排序，從9.2到6.5依次看，他在家裡裝了160T的伺服器，確保他準確擁有全部6.5分以上的電影。現在也沒關係了。他最近在重看《教父》，看了好多遍，他現在喜歡教父那樣的英雄，說不上是英雄，卻也並不是壞人，一生與人性的種種複雜面共存，是一個活在人群中的人。

李開復有一個秘密，那就是吃。他熱愛美食，也熱衷於研究美食。每年大董上新菜，他都會受大廚邀請試菜，跟大廚討論菜品。曾有一家出版社知道了他的美食喜好，想給他出一本美食書。但是，在李開復決定之前，王肇輝就直接拒絕了：“我說不行，只要我還在PR這個崗位上管事，就不可能有機會。我不希望開復的公眾形象變得不專注。我希望科技、投資是占他人生符號99%的東西。不能讓人感覺不務正業，跑去做美食了，這不合適。我不同意這樣的事情出現。”不過現在，這個秘密也不需要隱藏了。講述美食時候的李開復，有一種毫無掩飾的由衷快樂，他花了整整10分鐘時間，認真描述如何煮一顆最完美的雞蛋。這是他經過反復試驗、調試，推算出的完美雞蛋烹飪資料。

他選擇Google工作的其中一個條件是，參與Google中國餐廳的籌建。幾乎每個和他在Google共事過的人都記得，每天中午的試菜環節，會看到一個神采奕奕的李開復點評菜，面試大廚，提很多專業問題。

現在不需要爭奪最大化流量了，他開始允許自己說點真正想說的話，吃到好吃的東西，他會給它們拍特寫，傳上網。其實，如果沒有其他人反對，李開復還挺想寫美食的。但是，他是一個溫和的人，不喜歡跟人起衝突。他也尊重別人的專業，只要是他認定的資深人士的建議，他大多會接受。所以，這個出版計畫最終流產，李開復只說了一句話，“那好吧。”

病癒之後，為了讓更多人對AI感興趣，李開復願意去展露更多真實。他參加了奇葩大會。在去錄製的車上，他準備了一份詳盡的發言稿。助理提醒他，那兒鼓勵現場即興，你自由發揮就好啦。但這是李開復所不習慣的場景，他反問，“自由……怎麼自由？”

結果，奇葩大會收穫了嘉賓語音聲波最平穩的一期節目。錄製結束後，蔡康永跑來找他的助理：“開復在幹什麼啦，讓他來玩的，一上來就講課，也不跟我們打招呼，難道他是緊張嗎？”

習慣是不容易更改的，他還是喜歡活在精確的最大化裡。臨近採訪結束的時候，李開復展示了自己手機相冊，裡面有兩部評分7.9分的電影。“這是我最近發現的兩部電影，我還沒有看過。”他說回家後會把這兩部電影下載來看，所以此時此刻，寫稿還不能寫“李開復看過IMDB上所有6.5分以上的電影”，準確的說法是“所有6.5分以上的電影，減去兩部”。

生活也依然追求一種最大化，但如果沒做到，那也沒關係。李開復在家裡追求極簡，一切都要藏起來，相冊藏在抽屜裡面，電視藏在油畫後面，電腦藏在飄窗裡面，音響藏在房間隱蔽的壁龕後面。他試圖也把妻子的化妝品藏起來，為此設計了一個能夠裝400個瓶子的鏡櫃，完美容納妻子現有化妝品。然而，住了一段時間後，滿載的鏡櫃外面不知道為什麼又冒出來100瓶。於是，他從自己的護膚品裡拿了20瓶出來，也放在外面。李開復說，這是適應環境的新策略，既然要存在冗餘，就讓冗餘也搭配著來，在一種新的平衡裡，與冗餘共存。

他再一次開始寫信。小女兒畢業上大學那一年，他給她寫了一封不再公開發表的信。信的最後一段是：

我問媽媽想說點什麼，媽媽讓我告訴你，我們非常愛你。我問她，這句話是不是應該說，我們愛你，比昨天多一點，比明天少一點。她點點頭，眼睛裡閃爍著一點光，那就像是在你小時候第一次聽到這句話時，同樣的光芒。

後來不久，小女兒把回信文在自己的身上。一個是Stay Gold，它出自美國詩人弗羅斯特的詩，原意是，美好總是容易消逝（Nothing Gold Can Stay），但她改了一下，對她來說，美好也可以永不消失。另一個是一組數學符號，那是長大之後終於領悟的父親的關心，一個大於號，一個小於號。

今天的創業依然是一場最大化戰爭，但作為親歷者，他也得到了珍貴的經驗：“最大化會發揮人的潛力，但也會犯錯誤。我學到的就是不要去算計到這麼細，分清楚哪些是自私的最大化，哪些是真正對世界有意義的最大化。”

李開復的家裡現在有兩間書房。一間是給外人看的，是他完美一面的呈現，乾淨到空無一物的書桌，所有物件都可以完美收納，曾經的獎狀、獎盃和畢業證書，整齊地排列在櫃子裡，是展示給世界看的戰利品。

另一間書房非常狹小，裡面完全沒有裝飾，沒有吊頂，沒鋪地板，抬頭就是黑壓壓的暖氣管道，屋裡只有一把歪到有點散架的椅子，勉強可以坐下。這裡放著他在家裡佈置的伺服器，以及所有不想被外人看到的東西。

這裡藏著所有他生活的秘密回憶。曾經手寫給妻子的情書，父親寫的信，自己的病歷，過去工作用的舊名片，只對自己有意義的工作紀念物，亂糟糟地堆在一起。他跟自己約定，老了退休了，他就把這些回憶按順序整理好。但現在還不用，這樣就好。

只有在那個房間裡，他不用活在最大化裡。這是他精緻的家裡唯一一個亂糟糟的地方，沒有條理，沒有分類，不用小心翼翼。他時不時要去那兒維護伺服器，跑資料的十幾分鐘時間裡，讀一會兒信，發一會兒呆，想念父親和母親。所有情緒都允許得到短暫的表達，懷念，生氣，懊悔，沮喪，難過，也有希望。這是最大化戰爭的一條縫隙，只在這裡，活著一個真實的李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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