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閲讀:如果丘吉爾領導當下的美國,美國能避免衰落嗎?》
Niall Furgeson /英國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文刊載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8/21
當美國於一片混亂中撤離阿富汗時,它的衰落令人回想起一個世紀前大英帝國的殞落。
一位歷史學家警告:阿富汗只是開始,未來可能會因此導致更大的衝突。
「許多人仍沈浸在無知之中……而他們的領導人為了獲取選票,不敢點醒他們。」
在《集結風暴》(即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第一卷)一書中,丘吉爾如此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英國。
他痛苦地回憶:「拒絕面對令人不愉快的問題,渴求人民的擁護和選舉勝利,不顧國家的重大利益。」
美國讀者看著他們的政府「丟臉的」離開阿富汗,聽著拜登總統緊張而努力地為他造成的不光彩撤離辯護,可能會發現:丘吉爾戰前針對英國的批評,有一些會令他們心裡不舒服、但卻似曾相識。
借用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Paul Kennedy 的一句話,當時英國的精神狀態是整個國家的疲憊和「帝國過度擴張」的產物。
自1914年以來,英國經歷了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大蕭條,並且在1918至1919年經歷可怕的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
財政被堆積如山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
儘管英國仍然是全球主要貨幣發行國,但在貨幣方面,它已經不再是當年無可匹敵的角色。高度不平等的英國社會,促使左派政治家要求即使不實行徹底的社會主義,也要進行社會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
一部分知識分子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們選擇擁護共產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
與此同時,凝固而無法變通的統治階層,傾向於忽略不斷惡化的國際形勢。英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在歐洲、亞洲和中東都受到威脅。集體安全體系——當時建立在國際聯盟的基礎上,它是1920年戰後和平解決方案成立的國際組織,也正在崩潰,只留下了一個鬆散的聯盟,勉強補足業已離散的帝國影響力。
但結果卻是另一場更大的災難式的失敗:英國人既沒有認識到極權主義威脅規模之大,也沒有積累出阻嚇獨裁者的手段。
英國的教訓,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美國權力的未來?
美國人更喜歡從美國自己的歷史中吸取教訓,他們很少從他國歷史,看待世界。但將美國與上一任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對比,或許會為我們帶來更多啓發。因為今天的美國與戰時的英國,在許多方面都很相似。
與任何歷史類比一樣,這樣的類比當然也有缺陷。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統治了廣闊的殖民地和其他附屬國,今天的美國卻沒有相同的統治區域。
這一點使得美國人在自我認知上認為美國並非一個帝國,即使他們的士兵和公民在阿富汗駐紮了20年才撤退:他們依舊如此認為。
儘管美國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很高,但也並沒有嚴重到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經歷的那種受創傷的程度。當時英國有大量的年輕人被流感屠殺(近90萬人死亡,15至49歲的男性中,佔了大約6%,至少170萬感染者)。美國如今面臨的威脅也不像納粹德國對英國造成的威脅那樣明顯而迫切。
不過,某些相似之處還是很驚人,而且這兩個國家在阿富汗強行建立自己相信的價值秩序,都相繼失敗了。
早在1930年2月,在「過早的」現代化改革引發了一場叛亂之後,《經濟學人》雜誌已指出:「很明顯,阿富汗不會採用西方的東西。」
近幾十年來,預測美國衰落的書和文章已經太多了,以至於「衰落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
但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之間的經歷提醒我們,還有比溫和的、漸進式的衰退更糟糕的命運。
《以金錢為導向的價值觀》
我們從堆積如山的債務開始談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公共債務從1918年佔GDP的109%,上升到1934年略低於200%。而美國的聯邦債務與英國雖有所不同,但在規模上是可以比較的。如今她的債務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近110%,甚至高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前一個高峰。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到2051年,它可能超過200%。
當今的美國與大約一個世紀前的英國有一個重要區別,美國聯邦債務的平均期限相當短(65個月),而英國超過40%的公共債務採取的是永久債券或年金的形式。這意味著,今天的美國債務對利率的變化,要比當初的英國危險且敏感得多。
另一個關鍵差異是財政和貨幣理論的巨大轉變,這很大程度上正是凱恩斯對英國戰時政策的建議。
1925年,英國決定以戰前過高的價格將英鎊回歸金本位,這使英國陷入了長達八年的通貨緊縮。工會權力的增加意味著大蕭條期間,工資的削減落後於物價的削減,這導致了就業機會減少。
在1932年的低谷期,英國失業率為15%。然而,英國的大蕭條主要還是因為英國在1931年放棄了金本位制,這使得貨幣政策得以放寬。實際利率的下降意味著償債負擔的減輕,為英國財政創造了新的迴旋餘地。
在未來幾年,美國似乎不太可能出現這種償債成本的下降。以美國前任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mers為首的經濟學家預測,當前美國的財政和貨政策,將導致通貨膨脹的危險。
英國的實際利率在20世紀30年代普遍下降,而美國的實際利率預計將從2027年開始轉為正數,並穩步上升,到本世紀中期達到2.5%。當然對利率上升的預測,往往是錯誤的,而且美國聯準不急於收緊貨幣政策。但是,如果利率真的上升,美國的債務將需要更多的成本來償還,擠壓聯邦預算的其他支出,特別是國防等可容易調整的支出。
這將問題的關鍵,擺在我們面前了。
丘吉爾在20世紀30年代最關心的問題是:政府在拖延時間——這是英國綏靖政策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積極地重新武裝英國軍隊,以應對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國主義政府越來越多的侵略行為。丘吉爾反對英國綏靖主義者另一個關鍵論點是,財政和經濟方面的限制——特別是管理一個覆蓋斐濟、岡比亞、圭亞那、溫哥華的帝國,其高額成本使得快速重新武裝英國,變得不再可能。
稱美國今天面臨著類似的威脅——不僅是來自中國,還有來自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威脅——這可能顯得異想天開。
然而,僅僅是這一事實,就說明問題所在。
大多數美國人,就像二戰之前的大多數英國人一樣,根本不想考慮在國家已有大量債務下,如何面對希特勒正在發動一場重大戰爭。
如今的美國也正在走向相同的道路。預計美國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從2020年的3.4%下降到2031年的2.5%。
這會引起丘吉爾主義者的驚愕。他們也將會經歷相同的敵意和指責——如同當年譴責丘吉爾在煽動戰爭一樣。
《力量是相對的》
美國與其他國家相比的相對衰退,和當初的英國另一個相似點: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估計,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產值不僅被美國(早在1872年)超越,而且還被德國(第一次在1898年,在經歷了災難性的戰爭、惡性通貨膨脹和不景氣的年代後,於1935年再次被超越)和蘇聯(1930年)超越。
大英帝國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規模比英國大,特別是如果把各殖民地包括在內的話,也許是其兩倍大。但美國的經濟規模更大,儘管大蕭條對美國的影響更嚴重,美國的經濟體量,仍然是英國的兩倍多。
今天的美國也面臨著類似的經濟產值相對下降的問題。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考慮許多中國國內商品的價格更低,中國GDP在2014年已趕上了美國。按當前美元計算,美國經濟體量仍然更大,但預計兩國的差距將會縮小。今年,中國的美元GDP會是美國的75%左右,到了2026年,則將達到89%。
中國給美國帶來的經濟挑戰比蘇聯曾經帶來的更大。這不是什麼秘密,因為蘇聯的經濟規模在冷戰期間從未超過美國的44%。
在許多運用於國家安全應用的技術領域,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中國正在努力追趕美國,這也不是什麼機密消息了。中國領導人的雄心壯志也是眾所周知的。
這五年來,美國對中國政府的好感明顯轉變為負面。即便如此,公眾對於應對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也沒有多大的熱情。如果中國攻打台灣,大多數美國人可能會與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觀點一致,他曾臭名昭地將德國在1938年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描述為「遙遠國家的爭吵,而我們對爭吵的雙方都一無所知」。
在兩次大戰之間,英國態度軟弱的一個關鍵原因是知識分子對帝國的反抗,以及更普遍的對英國傳統價值觀的反抗。
丘吉爾厭惡地回憶起1933年牛津大學辯論社在辯論中提出的動議:「我們拒絕為國王和國家而戰」。他指出:「在英國,人們一般會對這樣一個插曲一笑置之,但在德國、俄羅斯、義大利和日本,他們會有英國已經變得腐朽墮落了的根深蒂固的想法,這種想法也動搖了許多人的盤算。」
當然,這也正是如今中國新一代「戰狼」外交官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看法。
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者都認為英國人對自己充滿了憎惡。「我甚至不知道大英帝國正在消亡,」喬治·奧威爾在他的文章《獵象記》中記錄了他作為殖民地警察的時光。沒有多少知識分子能有奧威爾這樣的洞見,認為英國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許多人——不像奧威爾——他們選擇了信仰蘇聯共產主義,他們為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與此同時,令人震驚的是,大量上流社會的貴族精英還被希特勒吸引。甚至《每日快報》的讀者,也樂於取笑而非讚頌大英帝國。
《帝國的終結》
美利堅帝國不像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有英聯邦自治領地、殖民地和受保護國,但它現在所處的國際主導地位,以及過度擴張帶來的代價,完全與大英帝國相似。
現在美國的左翼和右翼都習慣性地嘲笑或謾罵美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國家》雜誌的記者湯姆·恩格爾哈特(Tom Engelhardt)幸災樂禍地說:「美利堅帝國正在崩潰。」
對於右翼來說,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譏諷地想像著「美利堅帝國的衰落會是什麼樣子」。:
與此同時,進步的非裔美國哲學家康奈爾·韋斯特(Cornel West)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與反對美利堅帝國的抗爭殊途同歸」,還有兩位支持川普的共和黨人瑞安·詹姆斯·吉爾·杜斯基(Ryan James Gir dusky)和哈倫·希爾(Harlan Hill)認為最近的新冠疫情揭露了「美國其實穿著皇帝的新裝」。
右翼仍然捍衛著美利堅共和國建國的傳統:與此相反,「覺醒」的左翼則試圖將美國歷史改寫為充斥著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血淚史。但政治光譜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多少人渴望回到上世紀40年代開始,美國扮演全球霸權時代。
簡而言之,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人一樣,21世紀20年代的美國人已不熱衷於帝國主義——中國的觀察人士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並對此津津樂道。
然而,帝國仍然存在。
美國幾乎沒有多少真正意義上的的殖民地:只有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北太平洋的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以及南太平洋的美屬薩摩亞。按照英國人的標準,這些殖民地根本不值一提。然而,美國與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軍隊遍布全球,無處不在。美國的武裝部隊人員在150多個國家都有部署,駐外軍隊總人數約為20萬人。
承擔如此廣泛的全球責任並非易事。但是,要想擺脫他們同樣不容易。
英國人為此吃過苦頭,美國人則要吸取英國人的教訓。
拜登決定從阿富汗進行「最後的撤軍」被認為是不明智的,這說明了美國想要減少其在海外所承擔的責任,並不容易。
歐巴馬曾經也做出了類似的從伊拉克撤退的決定,並於2013年宣佈「美國不是世界警察」。
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原則只是同一種衝動的民粹主義的版本:他太渴望離開阿富汗,並以關稅取代「反恐支出」。
在阿富汗發生的撤軍災難完美的說明,想要放棄對全球的主導權,這個過程是不太可能和平度過的。不管用何種措辭,宣佈放棄這場歷時最長的戰爭,就是承認失敗。
這不僅僅對塔利班,是他們的勝利。
中國也在密切關注,畢竟中國與阿富汗也有一段狹小的接壤土地。俄羅斯也在幸災樂禍的作壁上觀。
就在歐巴馬宣佈放棄做世界警察的幾個月後,俄羅斯立刻就對烏克蘭和敘利亞進行了軍事干預。
這並非巧合。
拜登相信美國可以像之前從越南撤軍、擺脫越南這個泥淖一樣從阿富汗撤軍。
越戰是段不光彩的歷史,美國在越南受到的屈辱確實產生了後果。它為蘇聯及其盟國以可趁之機,在其他地方製造了麻煩——包括非洲南部和東部、中美洲以及蘇聯於1979年入侵了阿富汗。
於是我們可以推論在喀布爾重演西貢當年的淪陷,未來也將產生類似的不良影響。
即便新保守主義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後抬頭,狂妄自大到了頂峰的時候,美利堅帝國的終結也不難預見。
我在《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衰》一書中首次提出,當時美國的全球地位至少存在四個根本性的弱點:一是人力赤字(很少有美國人願意在像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樣的地方長時間工作);二是財政赤字(見上文);三是關注度不夠(選民在大約四年後就對任何大規模干預失去了興趣);四是歷史視角的缺失(決策者不願從前任那裡汲取經驗教訓,更不願意從其他國家吸取經驗教訓)。
但是曾經的大英帝國從來沒有這些事件。
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這比財政赤字要深刻得多——是美國的負國際投資(NIIP),它佔GDP的比例是-70 %。
負的國際投資本質上意味著外國人對美國資產的所有權,超過了美國人對外國資產的所有權。相比之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儘管有大量的海外資產被清算以資助一次世界大戰,但它仍然有著龐大的正國際投資。從1922年到1936年,它一直保持在GDP的100%以上:到1947年才下降到3%。
拋售剩餘的帝國白銀(準確的說,是迫使英國投資者拋售海外資產,交出美元)是英國為二戰買單的一種方式。
但是美國作為一個債務大國,並沒有與之對等的儲備金。只有通過更多的公債出售給外國人,美國才能負擔得起維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成本。
這對於維持其超級大國的地位而言,實在太不穩定了。
《丘吉爾:「我當首相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葬禮」》
丘吉爾在《集結風暴》中的論點並不是在借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崛起這一不可阻擋的進程來譴責英國的衰落。相反,他堅持認為,如果西方民主國家在1930年代早些時候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戰爭本來可以避免。
當小羅斯福總統問丘吉爾這場戰爭應該叫什麼時,丘吉爾立刻回答說:「不必要的戰爭。」
同樣的道理,中國的崛起也並非不可阻擋,更不用說俄羅斯了。從朝鮮到委內瑞拉,所有與他們結盟的小國都是經濟上的弱國。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預期的還要快,勞動力正在萎縮。
居高不下的公營及私營部門債務正在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可能在氣候危機中,首當其衝,因為它無法輕易改掉依賴煤炭,作為工業能源的現象。
然而,一系列事件的發展又很容易導致另一場不必要的戰爭。
最有可能是在台灣問題上爆發。
中國要統一台灣,而美國模糊地承諾要防禦中國——隨著東亞地區軍事力量平衡的轉變,這種承諾越來越缺乏可信度。
美國航母越來越難招架中國的東風-21D等反艦彈道導彈,而這還只是美國國防部無法解決的問題之一。
如果美國的威懾失敗,習近平發動突然襲擊,美國將面臨更嚴峻的選擇,要不然打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戰爭——就像英國在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那樣——要不然就像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那樣,直接認輸。
丘吉爾說他寫《集結風暴》是為了表明:
邪惡者的惡意如何因善良者的軟弱而愈發猖狂;民主國家的結構和習慣為何——除非與更大的有機體結合在一起——會缺乏為卑微大眾提供安全感的毅力和信念;甚至在自我保護的問題上……謹慎和克制的忠告反而會帶來致命的危險……以及因為渴望安全和平靜的生活,而採取的中庸之道,可能會直接導向災難的中心。
他用一句精辟的格言作為這卷書的結束語:「事實勝於幻想。」
近年來,美國領導人過度熱衷於幻想了,譬如小布希領導下新保守主義者「全面統治」的幻想,還有川普想像出的美國「大屠殺」的黑暗噩夢。
隨著另一場集結風暴的到來,也許是時候面對現實了。
丘吉爾看透了這一點:帝國的終結很難不伴隨著陣痛。
——圖片:美國運輸機撤離阿富汗難民、美國最後離開的軍事領袖、拜登在白宮發表演說
同時也有4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8萬的網紅范琪斐,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本週漏網東西軍角逐的選項是:「馬戲團破產」vs.「BLM行銷」。經過24小時的刺激票選之後呢,「BLM行銷」獲得53%的票數。 自從美國5月底發生「佛洛伊德」事件後,全美就掀起「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示威潮,現在只要涉及膚色種族議題都十分敏感,不過最近知名品牌Ca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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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六之四)
國安法第一審繼續就「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八個字的意義,繼續進行討論。控方由嶺大學者劉智鵬以歷史學者身份,早前指出「光時」有分裂國家意思;而辯方的港大學者李詠怡 (Eliza)則已作供進入第三天。今天下午,和Eliza一起撰寫專家證人報告的另一位學者,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Francis)開始作供。
由於辯方兩位專家的姓氏同為「李」,「雙李」容易引起混淆。甫坐下,高個子的李立峯教授說,他想用Eliza稱呼李詠怡教授,獲法庭接納。
李立峯解釋,Eliza專長政治學,故對政治選舉及相關理論熟悉。而Francis自己則是傳播學教授,辯方劉偉聰大狀在庭上先介紹Francis, 指出他畢業於史丹福大學,博士論文研究美國9.11事件中,比較報紙讀者來信和網上論壇的言論,專研範圍為「政治傳播學」。
Francis曾出版學術著作,有講述雨傘運動與傳播關係,將出版另一本書,談及六四紀念活動的集體港人記憶現象,「我對香港近年的大型社會運動,有現代歷史脈絡的理解」。Francis亦曾於2017年成為香港法庭歷史上第一位以「民意研究專家」,為佔中九子案擔任專家證人。以往,香港法庭專家證人多為醫生及物理學家等。
三位法官表示接納Francis的專家證人身份。今天在大狀袍下穿了條子花紋西裝褲的劉偉聰大狀,溫文向法官們道謝:「I am grateful」.
Francis花了頗長時間,解釋社會科學中,量化研究(大型民調)和質化研究(焦點小組)的方法論及兩者作為理解社會現像的用途。
由於過往香港法庭甚少傳召社會科學家作專家證人,三位法官發問了很多問題。唯一男性法官陳嘉信說:「我是laymen(普通人)有這些問題」;女法官杜麗冰亦在休庭前向主問劉偉聰說笑:「對不起我們打斷了你的發問。」
休庭前,三位法官先後向Francis多次問及社科研究法的疑問。Francis越答越興起,語速快了。控方周天行說:「教授請說慢一點。」Francis說笑:「我教書時,學生經常說我說得太快。」此時法庭響起了輕鬆的笑聲。
Francis說,他們進行了的量化研究,就是於2019年從連登討論區上,以電腦程式,抽取討論區上曾提及口號相關的帖子,抽取的口號分別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香港獨立」、「港獨」、「五大訴求」。由於連登上的留言量可以數以百萬計,需要由懂寫電腦程式的學者作技術上協助,他再進行統計學分析。法官們沒有太多發問。
Francis說:「看數字,以數量計,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就可以處理,但要看人們怎樣建構意義,那要進行質化研究,因為做簡單問卷,是不可以看到意義建構的過程。此時要靠質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我們做了焦點小組(focus group)。」
七個焦點小組,每個有五至八人參加,三組是包含了不同年齡性別職業的市民,四組是參與者背景相近的小組,一組是社工,一組是老師,一組是年輕人。總共有40人參加焦點小組,都是在反修例運動期間,有參與示威或同情反修例運動的人。「因為我們要看示威者在想甚麼。」
三位法官發問頗頻密,其中,陳嘉信問,焦點小組只有四十人那麼少,如何有代表性?Francis解釋,質化研究是找「意義成形的過程」,代表性則由量化研究補充:「所以我們用不同研究方法互補不足。」
法官對社會現象的理解,和社科學者明顯有差別。
陳官問道:「參加焦點小組的人,會不會心裡想一樣,答你說另一樣?好像美國選舉你問選民選誰,可能他因為尷尬告訴你一個答案,但去到票站就投另一個。」陳法官形容,這是一個「危險」(danger).
作為社會科學學者,Francis這樣回應:「我不看成一種『危險』,因為人是複雜的動物,人的腦子裡不只有『單一的真相』,面對不同人,在不同處境,會影響人如何建構意義。從社會學及人類學角度,人們會在不同處境『管理自己的形像』,我會形容為因應處境而作出的『調整』,而不是在直白地說謊」。
Francis繼續解釋,「而建構意義是一個過程,同一個人在不同時候,他的想法也有改變。像我們現在在討論『甚麼是焦點小組』,我們(他和法官們)也在集體參與意義建構的過程。」
此時,Francis引述了焦點小組裡,其中一個焦點小組參與者,對「光時」口號的理解,隨時間而出現改變。
Francis在庭上說,其中一個支持反修例運動的焦點小組參與者說:
「最初我面對『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口號,我說不出口。為何呢?因為我最初認為這口號與『港獨』有關,好像要推翻政府,這不是我的目的,我不支持港獨的。但隨着反修例運動發展下,我理解這個運動是關於爭取普選,關於愛好自由,公義。漸漸我可以喊出口了。這個口號好像承載了一種精神。當我去到集會現場,我喊『光時』口號時,我會覺得和其他香港人連繫起來。」
Francis解釋:「這是一個好例子,這個人最初覺得,『嘩,光時口號好激進』,但漸漸他覺得意義改變了。即使他不支持港獨,他也會嗌這口號。」
「這例子正正示範了,口號的意義建構過程,可以如此複雜,豐富,充滿餘韻(nuances).」Francis說。
Francis還引述了華盛頓大學政治學教授Lance Bennett對政治口號的見解 “Effective political themes and slogans invite people to bring their own meaning to a situation. Thus, an image is an impression anchored partly in symbolic suggestion and partly in the feelings and assumptions that people have in response to that suggestion.”
(有效的政治口號邀請人們把他們自己的意義加諸其上。所以,一個影象像個錨,作為一個符號提示人們把自己的感受及假設投射到其中。)
Francis亦說,焦點小組中發現,只有部份人認為「光時口號」與港獨有關,所以口號是開放式的。「總的來說,光時口號就是關於一些失去的東西,而人們覺得需要改變。至於失去了甚麼又如何改變,則因人而異。」
法官們亦用法律用語詢問,焦點小組裡會否有「引導性問題」(leading question),即因為主持者主動提起「港獨」而引導被訪者去提及這個答案。這顯然是法庭常關注點。
但Francis說,焦點小組做法是開放讓大家討論,「而進行焦點小組時間正好在2019年9月,那時基本上整個社會都在討論這句口號的意思,是否和港獨有關。所以在焦點小組裡不需要提示,就會自然進行討論。」
法庭場境裡,引導性問題,會是法官關注的事。
這天早上,李詠怡(Eliza)教授,繼續接受控方盤問。Eliza早前曾說過,為甚麼「光時」口號在7月21日於社會流行起來,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人們對「元朗襲擊」感到憤怒,需要一個口號去表達其情緒。
然而代表律政司的署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 則挑戰Eliza,周專員多次指,7月21日口號最初出現於白天,當時中聯辦被示威者包圍,國徽被損毁,當時中聯辦外牆上更出現「光時」口號,周專員指,「光時」口號的意義,應該與中聯辦事件有關。
控方的周專員說:「中聯辦外示威中,清楚反映拒絕中華人民共國和政府的意思,你為何不認為這些示威活動的意義,有助我們脈絡性地理解口號的意思?」周專員亦呈上了多張中聯辦被損毁的照片叫Eliza細看。
Eliza指,她和研究伙伴,曾在7.21後,嘗試從數據了解為何當天之後,光時口號的使用明顯更普遍。於是她從兩張報紙裡,點算傳媒提及過的地區,發現「元朗」字眼出現的頻率,要比「西環」、「中聯辦」及「上環」高出很多。
「媒體注意力反映公眾注意力,而焦點小組發現,7.21大家一致是關注警察暴力,而不是關注中聯辦。故此我們認為令到7.21口號普及化,元朗事件比中聯辦事件重要得多。」Eliza說。
Eliza早前指,梁天琦在造勢晚會曾引述過美國黑人民權領袖Malcolm X說「the Ballot or the Bullet」意思,Eliza認為「子彈」只是比喻,並非像控方專家劉教授所說有「武器」的意思。控方更指控梁天琦有意推翻政權。Eliza當時更說,以她所知, Malcolm X不是「分裂國家主張者」(secessionist)。
周專員今日呈上Malcolm X的1964年的演講,讀出部份內容,又追問Eliza知否Malcolm X被指為 “separatist”和知否Malcolm X曾經加入激進伊斯蘭組織。
Eliza語氣有點難以置信地反問:「我們是否要進入複雜的美國種族歷史?美國黑人民族主義(black nationalist)和非洲裔美國人那時的分離主義(separatism), 尤其是於種族隔離(apartheid)的過去有多複雜?要研讀多少歷史脈絡?」
周堅持追問:「那Malcolm X是不是分離主義者?」
Eliza沒好氣答: 「若是說建立一個有主權的國家這個理解下,我認為不是。」
周專員仍在要求Eliza看Malcolm X說話節錄。此時,彭官要求暫停提問,三位法官退後座椅商議一會,然後彭寶琴說,Malcolm X是否分離主義者,與本案案情「拉扯得太遠」(far far removed), 彭官提醒周專員,Eliza一直不反對梁天琦在選舉演說中對港獨持正面看法。
周專員另一處的追問,把梁天琦與Eliza拉得更近,問答更有火花。周專員引述去年夏天來自《眾新聞》的報導,報導中訪問了三位學者,表達學者們對泛民立法會議員在政府表示因疫情把選舉延期一年後,是否應該總辭。
報導中,Eliza認為議員應該留任,訪問中提到議會是重要「抗爭陣地」「在威權政治下,策略上考慮比民主原則更重要……」周專員反問,梁天琦進入議會,會否也像她所說的一樣,「具策略意義,目的是去推翻政權」?
Eliza罕見地光火起來:「你在引述我?你是否在說我和梁天琦是一伙?說我和他是同黨?(You suggest I am part of his cohort?)……好了,現在我被審訊,我要回答吧? (I am the person on trial, I have to answer this……)」辯方劉大狀立即站起來抗議,指Eliza是來做證人的。
此時彭寶琴語氣溫和地望着Eliza說:「不是的,妳是來作供,提供專家意見給法庭。請不要覺得來被審判,這不是原來的意思。」彭官打圓場道:「我想周先生要想問妳,會不會梁天琦進入立法會,覺得策略上可以作出改變,而不是留在結構以外。」
Eliza鬆了一口氣,望着彭官說了幾聲:「感謝妳的澄清,感謝。」然後Eliza詳細解釋,她在泛民總辭上的看法,已經算是「溫和派」,因為當時社會上較激進的想法,是主張泛民議員一起總辭以表示對選舉延期的不滿。而Eliza說,我主張泛民留任,是希望有議員監察政府,希望加強政府問責性。
現在仍身陷囹圄的梁天琦,始終成為庭上反覆被斟酌的客體。
Eliza今日完成作供前,有機會詳細解釋,她作為政治學者,如何理解梁天琦為何要使用「光時」口號。Eliza解釋,2016年梁天琦參加的是新界東補選,和以往立法會選舉不同,選舉制度是「單議席單票制」,並非「比例代表制」。
「比例代表制」之下,勝選者需要的票數不需很多,只拿取選票一成也可以拿到席位。然而補選的規則,則是誰多選票誰便勝出,故要爭取選票數量。
Eliza說,回看2016新東補選中,參選者多達6人,當中梁天琦的對手,有知名度高的政黨領袖,梁天琦當時相比之下,是一個無人認識的小伙子,只有大學宿生會經驗,或參加過一些小型社會運動,但知名度不高。「他需要設計一個非常搶耳的口號,以拿得最多的票數。」
Eliza指,一個知名度不夠的參選者,設計口號會有「不成比例地戲劇化」的情況(dramatizing out of proportion),故此梁天琦即使說「選票就是子彈」是一種誇張的說法而已。
Eliza進一步指出:「很多提倡港獨的政治組織,大部份沒有具體的行動計劃,只是口說『香港獨立』」。法官彭寶琴補充:「妳所說的沒有具體行動計劃,是在公眾知道的情況下沒有而已。」
Eliza再補充:「究竟(這些組織主張的)是和平遊說,還是使用暴力或武裝力量?沒有看到這些(資訊)。」
今次被告唐英傑的電單車上,插着旗幟的版本,除了有「光時」這個八字中文口號,亦有七字英文“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中英文版本均在法庭反覆被檢驗。辯方學者卻說,原來口號的出現,並非有明確的設計時刻,或單一設計者。
彭官曾詢問,英語口號如何出現, “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那裡來?彭官留意到梁天琦2016年造勢晚的佈景板已出現這七個英文字。
但Eliza指出,她曾經從梁天琦遞交給選管會的個人簡介中,找到「光時」的英文版,卻是被譯成「Ignite Revolution to Reclaim Our Age.」對於造勢晚會和選管會的文宣為何有差異,Eliza說她不知道。
而Eliza亦曾找遍不同資料,去嘗試看看梁天琦當初創作「光時」口號的原意,但發現他除了在晚會說過,口號不想專注「世代」差別,除此之外,她沒找到更多解釋。不過Eliza說,原來梁天琦最初創作了另一個八字口號,但她認為,梁天琦最初的口號不搶耳,不令人留下深刻印像。
「選舉口號要搶耳,要令人容易記起這個參選人,而原來梁天琦最初設計的口號很悶蛋,孩子氣得像大學活動口號一樣。」
原來,於社會掀起沸沸揚揚的談論,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中被廣泛流傳過,今天被法庭研究是否違反國安法的八個字口號,並不是梁天琦最初的構思。
此時,Eliza翻查文件找到了紀錄,並以廣東話在高等法院朗讀出,梁天琦最初曾經構思,但最後放棄了的意念。這個被埋葬了的口號,原來一樣是八個大字:「知行合一,世代革新」。
如果歷史有如果,假若「光時」沒有出現過,今日香港的光景又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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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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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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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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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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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
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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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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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辯方第二位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離開高院,明天他會繼續作供)
非洲黑人美國黑人差異 在 譚蕙芸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Just Do it](六之二)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八個字,在首宗國安法審訊中佔了重要席位。八個字的意思是甚麼,誰人可以作解讀?控方早前傳召了專家證人嶺大歷史系教授劉智鵬;今日到辯方專家證人之一的港大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作供。專家證人報告乃是她和中大新傳學院院長李立峯一起撰寫,然而今天只是由李詠怡作供。
李詠怡這一整天的作供,涉及了社會科學不同範疇,有量化統計方法、符號學、文化身份的建構、語言學。但早上,竟然來了一節關於中國歷史的討論,還要是以英語進行。
「李教授,你懂得中國歷史嗎?」辯方大狀劉偉聰,輕輕問到。
和早前劉智鵬作供不同,今天整天審訊,以英語為主,翻譯員只需照顧在犯人欄裡的被告唐英傑。雖然唐戴了耳機,但翻譯先生坐在唐旁邊,兩人只隔了一度欄。
身型瘦削,長髮及肩,穿黑色軟質西裝外套和上衣,下身穿灰色西褲,腳踏圓頭皮鞋,臉容沒化粧,說話嚴肅的李詠怡教授,用英語說着:「我在香港出生及教育,本科也在香港修讀。我在讀書時有修中國歷史。」
劉大狀穿衣講究,條子西褲配了顏色圖案袜子尖頭皮鞋。上庭時,脫下條子西裝外套,套上白色大狀領子,外披黑色大律師袍。銀白色假髮下,他那長及頸項的頭髮向外翹,說英語時,口部張開得特大。
他的手部動作很多,食指和中指之間夾着一支原子筆,當他請李教授慢下來時,會把右手掌竪起,開始新提問時,會用食指指着專家證人李教授方向,靜下來時雙手疊在腰間,緊張起來時上身向前傾,瞪起眼。
劉大狀的身體語言多樣,像個樂團的指揮家。
這天,劉大狀用廣東話朗讀古籍,又有一番古代文人雅士風韻。他從英式紳士風,轉變成古代書生腔口,在高院一庭朗讀着:「《元史:陳祖仁傳》裡,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為,成不世之功,以光復祖宗之業。」快慢起伏有致,像朗誦表演。
劉大狀解釋,陳祖仁乃是元順帝之advisor,因為元順帝要修建皇宮而花費了金錢,陳勸諫皇上。
劉大狀追問,這句中,「光復」二字有沒有推翻政權之意思?李教授回應:「沒有,因為他是皇帝,他不會想推翻自己的皇朝。」此時,坐在律師後的控方專家劉智鵬教授,一度仰頭思考。
劉智鵬早前作供,以歷史脈絡分析八字意思,認為「光時」口號有推翻政權意思;今日辯方專家證人作供,三位法官發問的次數,顯然比早前劉教授作供時更頻密。
劉大狀問,英文Liberate Hong Kong (光復香港之英文翻譯)句子之中, “liberate”意思為何。李詠怡教授指,和中文「光復」意思有差異,「只能抽象地解釋有些事物被控制了,被限制了,希望從控制和限制中重獲自由。」此時,控方證人劉智鵬低頭與旁人細語。
至於「革命」意思又如何?李詠怡教授指,有三個意思,第一,改變國家管治和政治體制,有可能使用暴力;第二,人們做事方式出現重大改變,例如「科技革命」,「科學革命」;第三,天體運轉。顯然,第三個意思被排除。
而李教授認為,考慮到「光復香港」的使用,和2012-2018年頻繁出現的「光復行動」有關,「光復」這詞應放在這些活動脈絡裡理解。
而李詠怡指出,「光復行動」並非旨在推翻政府或政權;而是人們因為社區及日常生活不開心,被內地遊客或水貨客滋擾,想處理關於社區問題,是關於公共空間秩序的恢復。
劉大狀追問,「內地遊客和香港人是不是不同的族群 (ethnic group)?」
李詠怡教授解釋,在社會學有謂「社會建構的身份」(social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她指出,有人或許會以血緣來理解族群,但社會學亦會看人們主觀如何把自己定義。
劉大狀進一步問:「一個人可不可以屬於多於一個族群?」
李教授說:「可以」。
劉拖慢了節奏,咬字清晰問到:「當一個族群厭惡另一個族群,是否等於要推翻政權?」
李詠怡教授乾脆地答:「不是。」
午飯後,眾人飯氣攻心,昏昏欲睡,幾名押送被告唐英傑的懲教職員坐得有點歪,反而還押一年的唐英傑,穿起藍色西裝,深色襯衣,始終翻閱着律師給他的厚厚文件。
李詠怡教授指出,她理解「時代革命」,要回到梁天琦於2016年的立法會造勢晚會錄影片段,梁天琦曾解說,他先是想「世代革命」,但後來改為「時代革命」,因為認為不應以「世代」差異作為政治主張。
李教授認為,當時梁天琦提出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以她的理解為:「恢復一個已失去的舊秩序,團結喜愛自由的人,為這個重要歷史時刻帶來改變。」
李詠怡教授和其研究伙伴以數據分析過連登討論區的帖子,發現在反修例運動期間,每天有高達4400帖子提及過「光復香港」或「時代革命」。而這個口號在反修例運動中,於2019年7月21日開始被示威者使用,其後使用次數上升。
她分析到,口號自7.21被廣泛使用,原因有兩個:第一,在2019年7月有出現過「光復屯門」「光復上水」等示威活動,「光復」字眼在示威者間再次出現。第二,元朗發生7.21襲擊事件,「此事令公眾感到憤怒,人們需要一些新的東西去表達他們的憤懣。」李詠怡教授解說道。
李教授再指出,反修例運動有一些特色,就是「高度去中心化」,而且「沒有清晰領袖人物」。在此背景下,她和團隊曾訪問40個示威參與者,作焦點小組討論,結果發現,對於口號的理解,「不同人有不同意思。」
較特別的是,在數據分析下,「光復香港」或「時代革命」均與「香港獨立」在數據上沒有重要關聯。對比之下,「五大訴求」和「香港獨立」的關聯,和「光時」與「港獨」口號一樣,兩者關聯不強:「而我們知道,五大訴求與香港獨立,並沒有關係。」
此時,李詠怡教授把討論帶往符號學的層次。「人們會主動為符號添加意義,影像或符號像錨,人們會把自己的感受及假設投射在上面。而口號本質上是含糊不清,懷有多種意義,因為口號的設定就是要曖昧、模稜兩可,具開放性,好讓你能添加意義進去。」
此時,法官杜麗冰舉了一個生活化的例子:「就好像運動品牌Nike,它那句口號『Just Do it!』的意思,在不同情況使用,也會有不同的意思。」
而李詠怡教授不認同控方證人嶺大歷史系教授劉智鵬的演釋,「劉教授把古典中國文本,近乎機械式地用作解讀口號,是從脈絡中抽空了。」
李詠怡教授再進一步指出,早前在法庭播放了梁天琦造勢晚會片段,她發現,控方呈上的文件中,連梁天琦說的話都抄寫出錯了,而這個錯,正好顯示抄寫者對文字意義的不理解。
梁天琦曾在晚會上說過:「選票就係子彈,這句是Malcolm X講,我地冇槍冇炮,手上選票就是政治版圖變革改革的一仗。」而當時控方專家劉智鵬指,梁意思是以把選票等同「武器」,欲以暴力推翻政權。
但李詠怡教授說,當她翻閱法庭文件時,發現抄寫者把美國黑人民權領袖Malcolm X誤寫為「Comix」,中文版亦「亂寫一通」(李形容為gibberish)。
李教授指,這裡的典故來自Malcolm X於1964年發表過的演說, “The Ballot or the Bullet”,目的是要號召非洲裔美國人登記做選民及參與投票。李教授指:「這裡是一個比喻,就像我們說『時間就是金錢』。」
作供進行到下午,三位法官不斷發問問題。李詠怡承認,從連登找數據,只能找到「連帶關係」,不是「因果關係」,要找因果的話,則要用另一些工具。法官們亦好奇一些細緻的調查方法,例如為何「光復香港」和「時代革命」兩句要分開去作大數據分析,而不是一併去分析。
法官們翻閱一張又一張圖表,有時候,三位法官有人只有黑白圖表,沒有彩色圖表,律師們又要趕去找彩色圖表。大家翻查完一個又一個bundle,三位法官不斷發問問題。
那邊廂,坐在犯人欄的唐英傑,很仔細地研讀數據,他像個勤力好學的學生,一直跟進庭上的討論。直至下午,唐英傑每看畢一頁文件,會小心地用右手手指夾着紙張,擱在犯人欄寬闊的木欄上。
從早到晚,法庭忽然成為了跨學科的討論場域。元順帝,Malcolm X先後登場。從東方西方,從遠古到近代,人物夠多樣。怎知差不到多到休庭,還有多一個名人登場。
劉大狀提到Edward Leung (梁天琦)說了些甚麼,他卻說了Professor Lau (劉教授)說了甚麼。乾坐了一天的主控官站起來指正劉大狀說錯了。
劉大狀風趣地道:「哎,我說漏了嘴。」然而英語劉大狀說的是,「My Freudian slip」.
全法庭有人爆笑,連奧地利心理分析始祖弗洛伊德的理論也搬了出來,曾說過人皆有「戀母殺父情意結」的奧地利大師,指出我們說錯話,是潛意識想法浮出水面的表現。
然而這位還可以說笑,在庭上風趣幽默的劉大狀,昨午才以被告人身份,出席了西九龍裁判法院的47人國安法審訊過堂,獲得繼續保釋,才能今天披上大狀袍,站在庭上替另一位國安法被告辯護。被告身份與辯護律師身份交替切換,在現今香港,時代寫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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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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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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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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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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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辯方專家證人之一的港大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離開法庭時攝,星期一她繼續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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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漏網東西軍角逐的選項是:「馬戲團破產」vs.「BLM行銷」。經過24小時的刺激票選之後呢,「BLM行銷」獲得53%的票數。
自從美國5月底發生「佛洛伊德」事件後,全美就掀起「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示威潮,現在只要涉及膚色種族議題都十分敏感,不過最近知名品牌Calvin Klein卻找來一名「非裔跨性別大尺碼模特兒」拍攝巨幅廣告,貼在紐約街頭,引發熱烈討論,但也有人批評這名模特兒的外貌,與大眾普遍認為的「美」差很大,認為CK根本只是在追求政治正確。
Calvin Klein在6月份的驕傲月(Pride Month)開始前,選出了9名LGBT模特兒作為活動代言人,其中最矚目的就是這位29歲的非洲裔女模Jari Jones,她出生時是男兒身,但性別認同為女性,所以12歲就開始進行變性手術,到成年19歲的時候已經完全成為女性。她身高172,體重大約90公斤,在參與CK的拍攝活動前,就已經是大尺碼模特兒和演員。此外,Jari Jones身為跨性別女性,她的配偶也是一位跨性別女性。因此她是各種少數族群的綜合體:非裔、跨性別、同性戀,外加被許多人認為「不夠美」的豐潤身材,她也因為這樣被封為「史上最政治正確的代言人」。
Jari Jones本人對此激動不已,在Instagram上面發文說:「一個大尺碼黑人跨性別女人正在俯視紐約!」她說過去她的身體經常被妖魔化,被嫌醜或遭到騷擾,甚至被人詛咒說她應該被殺害。如今能夠呈現出真實的自我,她覺得是一種榮耀。
其實CK過去兩年一直在探索多元化的廣告趨勢。去年8月,他們就曾經和黑人饒舌樂手Chika合作拍攝超大碼內衣廣告,同樣引發爭議,有人就批評她「病態肥胖」,品牌跟她合作是在推廣「不健康生活」。不過Chika反擊說,自己從青春期開始,就患有「多囊性卵巢綜合症」(PCOS),這是歐美女性最常發生的一種內分泌病症,會引發不孕和肥胖,所以她受夠被人指指點點,也覺得自己應該要站出來,為那些和她一樣遭受體型困擾的女性帶來勇氣。
姑且不論CK是不是在追求政治正確,但Jari Jones的廣告會引發這麼激烈的辯論,也顯示大家被傳統、「主流的」審美觀綁架太久了,覺得模特兒就一定要很骨感外加九頭身,其實美不美本來就沒有標準答案,懂得欣賞並包容彼此的差異,才是健康的社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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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跟美國最大的差異,莫過於教育制度。台灣重視的只有學業成績,相反美國則著重在培養興趣方面。教育制度的寬鬆,讓社會更加重視多元發展。但是台灣社會只看文憑,美國會看能力。因此如果決定不念大學,往往反彈最大的就是父母。
杜力是來台17年的非裔美籍藝人,同時也是樂團主唱以及節目主持人。這次網人365就來訪問一下,他在台灣待那麼久的感受。透過幽默風趣的分享,一個外國人在台灣的經歷,還有他對兩地文化差異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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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因為疫情的關係,大家都把很多本來應該很重要的事,都先放下,以後再說。像我就是本來應該去照胃鏡的,但想到要去醫院,就想還是以後再說,結果防了肺炎,來了個胃炎。我的胃非常不爽,我是二娘生的啊?
在國家來講,很多重要的事,也都被丟到後面。
像在美國東南部的喬治亞州就發生一起白人槍殺黑人事件,本來這種涉及跨種族的案件,在美國超級敏感,但因為疫情的關係,凶手逍遙法外整整74天,在現在疫情稍微緩和了一點,媒體終於有版面上這條新聞了,馬上引爆全美怒火
時間回到今年2月23日下午1點鐘,喬治亞州一名25歲的非裔美國青年「亞伯里」(Ahmaud Arbery),像平時一樣在自己家附近社區慢跑,然後,他就死掉了,我不是在開玩笑,亞伯里跑著跑著,突然有一對白人父子檔駕著車、提著槍尾隨他,還下車連開三槍把手無寸鐵的亞伯里打死了!
這起命案發生當時,因為受到疫情影響,沒有獲得太多關注,但5月5日這段影片曝光後,立刻掀起輿論撻伐,但更令人火大的是,犯案的父子檔竟然是影片曝光後兩天,也就是5月7日才被警方逮捕,這空白的兩個多月,檢調機構是睡著了嗎?
這對開槍的父子檔被捕後向警方表示,他們住的社區最近常常發生竊案,當天他們看到亞伯里跑進一個工地,懷疑他就是小偷,才會拿武器駕車尾隨,還指控亞伯里先動手攻擊他們,他們只好開槍自衛。
但隨後曝光的工地監視器畫面,清楚顯示亞伯里兩手空空,看一看就離開,而曾經是運動好手的亞伯里,本來就有在這條路線上慢跑的習慣,也不是第一次跑進這個工地,屋主事後檢查,從來都沒有東西遭竊,監視器還拍到,這個開放的工地原本就有不少居民進進出出,包括孩童和白人情侶,父子檔的說法聽起來有夠沒說服力,但檢調卻非常買帳,讓這起命案差點被「和諧」掉!
原來父子檔中的父親「葛瑞格里」,曾經是當地警局員工,還曾經在地方檢察官辦公室擔任調查員,直到2019年退休。巧合的是,亞伯里過去曾犯下持槍、竊盜案,負責的檢察官就正好是「葛瑞格里」的同事,很多人就懷疑,恐怕是因為亞伯里有案底,「葛瑞格里」才「未審先判」認定他是竊賊,就決定動用私刑!
這個情節,不用太多法律常識,也覺得謀殺的可能性很高吧?但父子檔本來真的差點沒事耶。第一個檢察官在案發4天後就聲請迴避,因為「葛瑞格里」在她的辦公室工作了30年,但在迴避前她曾經指示現場員警,不要逮捕父子檔。
第二任檢察官接手後,還是和父子檔口徑一致,認定亞伯里心理不健康、具有侵略性,是他先出手攻擊,父子檔正當防衛,但這名檢察官的兒子,就這麼剛好也是「葛瑞格里」的同事,還曾經審理過亞伯里的竊盜案,他隨後也聲請迴避。
是一直到兩個多月後,命案影片曝光,父子檔才終於被逮捕。一連串的迴避和包庇,讓美國民眾超傻眼,各地上演示威活動,要幫亞伯里討公道,亞伯里的教練也發起「陪亞伯里慢跑」活動 #IRunWithAmaud,號召民眾出門慢跑2.23英里(約3.6公里),全美不分膚色種族的網友,都紛紛響應。
一名白人男子更故意打扮得像「鬼鬼祟祟」的竊賊上街慢跑,嗆聲白人嫌晃沒事,憑什麼黑人就該死?
亞伯里做了什麼該死的事?他什麼都沒做。
讓人最難過的是,當地很多非洲裔對這麼離譜的事,並不是太驚訝。《紐約時報》指出,亞伯里所居住的「格林郡」(Glynn County),居民大部分是白人,只有27%是黑人,這地方就像美國南方很多地區一樣,有著19世紀對黑人任意動用私刑的悲慘歷史。接下來情節,非常的殘忍,有觀眾如果覺得不恰當,請在一分鐘後回來。
在1899年的喬治亞,一個名叫豪斯的非洲裔,在兩千名白人群眾的圍觀下,手指耳朵生殖器被切掉,臉皮削掉,再活活燒死,死後屍體還被支解賣掉。
在1918年的喬治亞,一位懷孕八個月的年輕非裔女性透納,被用腳踝吊起活活燒死。還沒死的時候,一個白人將她的腹部切開,嬰兒落地後,被踩死。當時也有群眾圍觀。
一百多年後的現在,當地除了能合法擁槍,還能隨身攜帶槍枝上車、去酒吧、進公園,完全不必向任何人報備之外,喬治亞州依一條1863年的法律,仍然允許居民逮捕現行犯,也就是所謂的「公民逮捕權」,過去因為交通不便,執法人員往往要花好幾天才能抵達案發現場,才有這樣的法律,但亞伯里事件發生後,越來越多人呼籲廢除這項過時的法律,況且父子檔只是「懷疑」亞伯里犯罪,根本不構成公民逮捕的要素。
但遺憾的是,父子檔最終也不會被判處,因種族因素犯下的「仇恨犯罪」。被定為仇恨犯罪時,刑期加重很多,但因為喬治亞州是目前美國「唯四」沒有「仇恨犯罪」相關法令的州,當地民權組織只能期盼原本的司法調查和審判「正常運作」,給亞伯里家人一個交代。
美國廢奴已經155年了,但歧視問題依舊無所不在。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公布的《2019美國種族》報告顯示,45%的民眾認為美國在種族平等方面沒有足夠進展,56%的受訪者認為川普讓種族關係惡化,而且美國的種族歧視,血淋淋反映在貧困率、犯罪率、教育程度、和醫療衛生上。
根據美國勞工部2019年的統計顯示,管理階層工作中,82.4%是白人,只有8.2%是黑人;2016年美國白人家庭平均資產(17.1萬美元),足足是黑人家庭的10倍(1.76萬美元),而這樣的差異,還導致美國黑人在Covid-19疫情中,死亡率出奇高,尤其芝加哥市的黑人死亡率,是白人的7倍,難道病毒還會挑膚色?
大家要知道,美國沒有像台灣全民健保這種東西,看一次病或是單純的病毒篩檢,就很有可能讓經濟拮据的民眾傾家蕩產,而非裔美人經濟條件普遍不寬裕,健康狀況不佳,往往住在人口密集區,做的也不是白領工作,常常需要跟人接觸。當不少白人抱怨在家工作好無聊的時候,非洲裔面對的是沒工作、沒收入、沒飯吃,生了病沒能力看醫生,更別提有些醫院直接放棄救治非洲裔的病患,把醫療資源留給白人使用。
好端端跑個步,都會有人懷疑你順手牽羊,美國的種族歧視就是這麼赤裸裸。歐巴馬就曾經表示,「幾乎所有非裔美人在購物時,都曾被跟蹤或密切注意」,包括他本人在內。這點我老公蘿蔔頭就相當有感觸,他是墨裔,小時候只要一走進商店,店員就從頭到尾跟著他,怕他偷東西,讓他非常受傷。結果現在都已經六十歲的人了,走進商店店員如果太“努力”服務他,他都會懷疑對方是不是動機不單純。
根據紐約警方數據,黑人和拉美裔民眾被警方攔查盤問的案件,是白人的至少7倍。我後來想想,紐約反恐的時候,我進地鐵,常常被”隨機“叫去查包包,我以前老是覺得因為我長得美的關係,現在想想,還是因為我長得美的關係。我讓我自己好受一點不行嗎?
今天琪斐大放送的關鍵字是 #黑人私刑再現 #種族平權開倒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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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黑人美國黑人差異 在 Re: [花邊] LBJ:最討厭在波士頓打球球迷都種族歧視- 看板NBA 的推薦與評價
蠻訝異波士頓=美國歧視大本營這一點在這一版是新聞
這個問題隔壁棚是已經討論到爛掉了,推文也有提到,這邊幫大家整理一下
#1Usp9TjI (MLB)
九次金手套得主 Torii Hunter 提到「他在每一份合約都加註了不可交易條款
以避免被送往波士頓,因為芬威球場的球迷會用種族歧視的言論詆毀他。」
#1UubQlH8 (MLB)
波士頓紅襪承認 Torii Hunter 的相關指控
https://reurl.cc/M0rD8v
BLM期間,有球迷進場掛布條主張「棒球和種族歧視都是美國的一部分」被趕出去
#1UukbpAL (Baseball)
紅襪球員 Kevin Youkilis 怒噴觀眾,指控觀眾歧視黑人隊友
這篇也提到 2017 年金鶯隊外野手 Adam Jones 被噴種族歧視言論的事件(紅襪有道歉)
C.C. Sabathia:「波士頓不意外,所有MLB的黑人球員都知道這個問題」
(第一篇也有提到 Adam Jones 的事情,還說他當時有被丟花生)
https://reurl.cc/OAdDYD
David Price第一年轉隊到紅襪的時候,被紅襪球迷用種族歧視言論嘲諷
所以說
: → C00L : 那celtics還選一堆黑人球員幹麻? 07/16 11:48
: → C00L : 所以波士頓人的心態是 07/16 11:50
: → C00L : 我討厭黑人 但能幫城市贏球的黑人例外 這種神邏輯? 07/16 11:50
一方面是,球團和球迷不一樣
另一方面是,嗯,不要低估種族騎士的神邏輯
: → kaodio : 以前羅素爺還進不了餐廳吃飯呢 連指環王都這種待遇 07/16 09:00
幫你補一些參考文獻:
https://reurl.cc/Xjo3ya
羅素爺:球團是好人,但球迷會噴我叫我滾回非洲
https://reurl.cc/OAdDaA
(中譯:https://reurl.cc/n1kXbv)
這一篇基本上就是波士頓球迷在各種職業運動裡面的歧視大集合
也有提到羅素爺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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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講得沒錯,我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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