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愛國者治港」前夜的香港近代史回顧 -- 上報 / 評論】
北京推行「愛國者治港」，在香港內部並沒有炸開了鍋，因為早有預告。檯面反對的政治人物都掃光了。加上晦明不定的疫情、47 個反對派被行刑式審判，人的關注力卻終究並非無限。
由北京完全主導的選舉改制，在這裡首先引起的卻是思古幽情，整理國故的歷史意識。北京人大決定香港選舉制度的時候，親中派、特區官員和社會上的行業代表，都跑出來全力支持，但一般的香港人卻是截然不同的反應冷淡。看在眼裡，知道了，內心有點想法，但精神卻累得不想理會。網絡上卻有歷史考古專頁回顧香港一直以來爭取權利的歷史。因為大家在沉默中亦觸景傷情，不禁天問，香港是如何走到今日的呢？
要回顧的話總會令人不高興，因為在過渡期間，一些有份協助扼殺全面普選的政客，還在香港；很多錯誤期待過香港應該回歸中國、兩地一起民主化的「民主回歸派」，還活得好好的。愛中國至深的香港民運領袖司徒華早已逝世，沒能看到今日香港「全面回歸」的模樣。
若把香港人粗略分為年輕一代和中老年一代，他們對今日香港的局面，反應自然不一樣。中老年一代當年親身經歷過前途談判和 1997 年的主權移交，也經歷過中國對香港主權決不退讓，香港只能被動接受的時代。當年很多人恐懼而移民，就此一去不返，當時已經有幾十萬人投奔怒海，不只令英美澳加等地增加了很多香港聚落，更令當時香港社會的中上層人員大換血，於是很多才德普通的人，也因為社會結構上層真空而無端得到晉升機會。
大部份人對回歸中國都有疑慮，但有一班人認為要留下來，試圖用自己的專業能力留守香港，希望在「一國兩制」裡面據理力爭，為香港爭取最大利益。這些人當中有一部份後來成為公民社會的中堅份子，也有一些順理成章從政。因為英國在撤走之前，在香港推了半套政改，香港立法會起碼有一半直選。香港回歸初期，中國對香港基本上不介入。董建華管治時期，中國與美國打得火熱，中國當時的地位，尤如美國在二戰之後扶植的日本，大家關係好得不得了，香港也與美國關係良好，跟今日不能同日而喻。迪士尼樂園也是那個年代商量好在香港興建，當時香港給迪士尼的條款十分優厚，甚至有人批評香港「喪權辱港」，面對美資頭也抬不起來。
北京彈指間就可改變現狀
回歸之初，香港政治局面看來也是粗安，民主(回歸)派的存在，便看來好像鎮守著香港，是他們令中共沒有河水犯井水。這是一個歷史造成的錯覺，後來我們親眼目睹了香港的司法獨立、議會制度、懲治機關，在北京彈指之間就可改變。不是北京不能做，而是它當時顧全與美國和西方的關係，沒有重搖香港的現狀。北京每次動手，不只激起了香港人反感，民主派的權威也逐年散功。
一國兩制究竟是甚麼，雙方慢慢都有了自己的詮釋。香港人本來這個制度可以守護自己權益，可以維護香港生活環境「不變」，但同時一國兩制的源頭是中國主權，這個制度也證成了中國對香港有各種權力的法理邏輯。因此它也可以不給香港實行民主普選，因為條文說過，香港的民主政改要依照「實際情況」，經過 19 年的反送中，實際情況不行了，所以要杜絕反中份子進入權力機制，於是實行一連串的選舉「優化」。
然而這並不是 19 年直接導致的，而是在 2014 年北京就香港政改問題發出「白皮書」，宣示北京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特首候選人要先由選舉委員會先撰選，因為香港特首很大權力，比普通的地區領導人更大，事涉國家安全，要牢牢掌握。
從國家邏輯而言，這是天經地義。這一切的揭開，象徵著中老年人半生信仰的民主回歸、中國走向政治自由化並且令香港一併民主，或者退而求其次，以一國兩制賦予香港的權力「自守拒共」的黃金遐想，在短短數年間蒸發殆盡。在 47 人的審判現場，有法律界人士質問，警察無理封鎖法庭，干擾公眾人士聽審，這樣香港還有司法獨立嗎？法庭是司法機關管理，還是警察管理？這個問題，發問者自己都明白，只是「人窮則呼天」，當世界觀被現實強力挑戰時，內心痛苦無比，只能「天問」。
若問他們，有沒有認為當年自己太過天真、對權力有著行險僥倖之心、料不到中國真會如此，他們不一定承認，但內心一定充滿交戰。畢竟那個年代，回歸不是他們要搞的，但當中搖旗吶喊的也有不少。97年之前，香港曾有議員發起全面直選立法會，但最後卻是「民主回歸派」的成員投了反對派，以一票之差失敗。當時輿論鞭韃他們，「民主回歸論」支持者的原罪就由此種下。當時有支持否決全面直選的人，在電視節目上為此決定護航：
「身為匯點成員，我認為李華明做法沒錯。因為我們現在民主化不是單看香港，也要看全中國民主化，兩者要同步進行，互相配合，不可單講香港不講中國，這是民主回歸派匯點所講的堅持原則，我們既要回歸，又要民主，我希望講清楚這立場。第二，假如未來我們作為中國人民一份子，不是現在我們在港英生活下就不是中國人，由始至終我們從來都是中國人時，我們的民主化就不應該單講香港，兩者要配合，就要想清楚這問題…」
這素顏而自以為是的愛國主義，不知是否有點像某一個時空下「盼來了祖國」的林獻堂。
相信的等 不信的走向抗爭
二十年來，香港也說不上有民主進程，但已經在議會裡有不少議席、得優厚議員薪津的民主派，就慢慢分裂為保守派和加速派。保守派認為要苦撐待變，最終香港能否政改，都是要與中國商討，尤其是不能反對中國，不能惹怒中共。而中國在忙著發展經濟，從來也不想多個變數，也是能拖就拖。
香港的政經高層能忍，不代表下面的不會鼓譟。特別是香港是「堅尼系數」長期排名一二的經濟體，很多窮人，房價極高，大家水深火熱，他們也得到了某程度上的政治啟蒙，認為經濟問題、利益集團固化，必須民主化，政府才會向人民問責、有能力解決問題，否則就是被本地和海外財團長期左右大政。經濟問題引致了對民主化的高度渴望，他們有一些就支持或自己成為民主派的加速派，用抗爭要求政府盡快改為民選。保守派認為中國會在適當時候推動政改，因此萬事小心，也有了經略中國的幻想，事後我們當然證實了，當時中方只是拖延他們，是不會真正給香港人他們想像中的普選。
當「保守派」(或「經略派」) 自覺朝中有人的時候，更是對「加速派」不友善，大家又是選舉競爭對手，雙方的矛盾既混合私人恩怨、爭取路線不一、議席的競爭、社經矛盾等等，成為近十年的政治主軸。保守派的策略一言以蔽之，就是大力爭取民主反而冒進，因為激怒中共，最後只會越收越緊。爭取民主太大力，反而是破壞民主運動。這個悖論為何出現和盛行，便是因為在香港的具體政治環境，北京垂簾聽政，雖然看似不動，但大家都明白權力全在他手。分別只是，北京有權，它會容許還是不容許香港民主。有人會寄望中國自動放權，也有人根本就不相信。相信的就繼續等，不相信的就慢慢走向抗爭。
「香港還是正常」是幻覺
歷史繼續向前，結果是不相信的人慢慢增加，越來越多，對抗爭手段的包容度也越來越大。2014 年佔領之後，有 2016 年旺角的警民衝突，到 2019 年一般人就已豁出去。有些中老年意見領袖仍然會很懼怕騷亂越搞越大，會惹來中國報復，但可能當初實踐行動的很多人，抱著的心態卻是反正已經惹怒了中國，而且就算中國很高興，也不會給香港民主的。
就是這股絕望，最終衝散了整個上層虛偽地維持的「香港還是正常」的幻覺。
隨之而來的是中國也不再容忍，用警察大打大捕，用法庭重判抗爭者，立了《國安法》，然後又修改選舉制度，杜絕反對派進入議會。其實更多的改造還會陸續推出。例如對香港既得利益階層的整治、打擊地產商、打擊原居民、馴服香港的「深層政府」 (即自成一國的高級公務員)、還有大舉洗換本身能力不濟的建制派。
他們的意思是，香港搞不好，離心者眾，是因為經濟問題，是大地產商和各種既得利益階級暗中阻礙施政，導致利益分配不均，人們才倒向爭取民主自由，進而演變成威脅中國的動亂、還有一批人去外國遊說要制裁中國。北京相信，只要下層利益分配好了，就可以大為削弱香港人對民主自由的追求及「政治化」風潮。
香港低下層和年輕一代，在過渡期前後才哇哇落地，與前面的光輝失諸交臂，生不逢時已經是定數。這些人沒有經濟上流的希望，導致絕望，因而參政求變是真的，但在過程中，沒有中國情懷的年輕一代，在犧牲過程中建立了自己唯香港論的主體意識，對主宰自己命運的渴求，大概比起上一代更要強烈。難言哪一種情懷比較究竟，但中老年早已獲得了一定利益，他們會因為香港情況變壞而離開，保存個人，但走不了的年輕人在乎自身的同時，也在乎香港作為一個整體的文化及政治體系，他們將自身的存在，寄托於群體的保存。
中老年人的世界和希望業已煙滅，他們也較難習慣新世界。好像有份出賣了香港的罪惡感、血氣隨年齡增長而消失、家累的重擔，都是一代人漸漸淡出熄微的原因。畢竟在過渡期前後，中國還需要西方和「原香港」，對政治上的反對者都很寬容。是在預期將會得到寬容環境，也容易有收成，我們才會「抗爭」。如果抗爭危險、充滿焦慮的時候，很多人就會離開。如果手上有很多籌碼，是不會無故自毀的。這是人之常情；然而後來的一代，雖然一無所有，卻很多人是真心相信「不是因為看到會勝利才堅持，而是堅持了才可能得到勝利」。這一代香港人和上一代，內心的差距拉開了彷彿兩個物種之遠。
一無所有的心安
年輕一代亦不是不絕望痛苦，但他們沒有見過巫山和滄海，沒有能夠懷舊的念想，反而不會完全陷入「我認識的世界已經完全幻滅」的痛苦。畢竟他們是成長於一國兩制之下的第一代。他們潛意識也知道香港變成如此，第一是北京、第二是父祖輩，與自己無關，反而自己是幫父祖輩還債，卻沒有吃香喝辣過，在受難中反而有了一無所有的心安。有一些朋友就在 47 人之中，他們在獄中互相挖苦和說笑的言談，也傳到了外面。為甚麼身處絕境都能如此苦中作樂，也許便是因為潛意識知道自己雖然受苦，但卻是清白的，良心過意得去。雖然狀況十分畸形，但香港歷史的確是如此曲折和畸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