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中國害怕香港人「變成黑社會」 】
香港成為警察國家，令人看到不少被隱藏的真相。七個月以來有物理上的戰鬥，也是集體的「香港意識」進入存在危機的時候，因為現實的震撼衝擊（警察政府的權力不受限制、不少離奇自殺案、律政司玩程序令法治淪為笑話），令大家認清有些舊信仰不再行得通，被迫重估「我是誰、我來自哪裡、我要去哪裡」這類基本問題。
港式法治成為同流合污者的遮醜布
例如香港人一直相信香港是「法治社會」，即使它不是獨立國家、政府亦非民選；便宜行事，都行得通。很多民主派政客在競選的時候，都誓言「守護法治」。這只是選舉語言，其實沒人能夠守護法治。因為現時我們看到政府不斷破壞法治，警隊濫捕、律政司濫告，沒有真正公權力的人不可能反制和修補法治，一直處於挨打狀態。
正如一個刑事毀壞甚至殺人的破法者，都無法「破壞法治」，他只是犯法而已，他會受到現行法律體系的審判，法治還是完好無缺；同樣道理，只有政府，即擁有政權的人，才有能力破壞或維護法治。議員、政客或民間人士沒有真實能力去守護法治，因為他們不是真正擁有公權力的人；甚至如果一開始的憲政設定是違反法治（如香港司法終審權在北京，人大釋法可以 override 一切），你再去跟隨和維護「法治」，是幫手「燔其惡於眾」，那才是終極的破壞法治，某程度上是同流合污的。
能夠維護或破壞法治的公權力，其根源並非「憲法」，而是制憲背後的原始武裝，即共產黨所說的槍桿子。香港在英治前的武裝力量是英軍，其餘是從屬於國共兩黨的境外勢力，「回歸」之後是中國軍隊進駐。香港人不擁有主權，也因而失去維護法治和自由的能力。
跳班出問題 方便生下流
「回歸」初期香港局面粗安，並不是因為香港內部存在「有機」勢力擋住了壓力、維護了法治，而是中國還未踩過界而已。壓力一來的時候，法院都要承認人大釋法和北京旨意。
不時有法官出來重申「三權要分立」，但由於他的法源是一套嵌入了人大釋法權的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法官的誓言其實和政客一樣，都是面門說話。
這種窘迫是由於法治最終不是自行運轉的，它還是由人去執行。除非法治是一套獨立監護和調停人類紛爭的 AI 程式，才可能絕對超然。在現階段，法律和法治根源，始終來自超法律領域，法律體系背後都有一雙政治之手。
由於香港人不掌握自身主權，所以就要被迫信守一套不以自己為本的法律。這就是當日的方便，換來了今日的下流。
過去香港沒有結出有機的政治共同體，沒有玉石俱焚的武力解禁，所以最終無法輸出自己的憲政秩序，而是處於別人的憲政秩序之中。香港一直以來是經濟共同體、文化共同體，卻不是政治共同體，因此是無機的、人工的、散漫的。香港人的結成，大多數只是「不想要共產黨」、「不想要貧窮」這兩大群族，我們一向知道自己「不想要甚麼」，但對於「想要甚麼」則興趣缺乏，或者很快就說「沒有可能」而放棄。
個人上流 集體下流
一直以來香港人社群的牽絆，是由外人賜予的法律政治秩序，由於港英憲政曾經是高效而精美的，所以香港在現代化之前的有機族群，就慢慢分散了，大家都成為原子被進入一個「以政府為中心的生態體系」。在現實而言就是城市化、中產化、金融化、非農業非製造業化。在這個被視為「香港起飛」的階段，個人是向上流的，但香港作為整體是被瓦解了。
趕超的代價，是個人在政權面前越來越失去議價力。在一些古老的例子，在社區裡發生問題，「報官」是不受歡迎的，因為這代表外來的權力進入社區的自治範圍。雖然「鄉民」不會採用這些術語表達，但他們的本能和歷史傳承就是運行這個原理。他們尋求的往往是「私了」或者由地區名望人士「調解」；
即使是在初步城市化的階段，涉事人都會各自援引自己的行業家鄉組織、家族或地區人士或者幫派作為談判籌碼，他們都不是孤家寡人。現在我們如果有甚麼問題，我們就報警，只有報警一途。因為我們是現代的受害者，我們是一個巨大體系陰影之下的孤家寡人。
五六十年代葉問那個時期，香港滿街武館、黑社會、國共也插旗，大家風山水起，因為香港人都有自衛需求，不管是拳腳還是社會資本。這些利益後來就被港英政府收藏起來，「盡入吾彀中矣」。
七十年代以後警察改革、掃蕩國共組織、經濟起飛，「靠自己」的中產階級出現，表面看來是好事，但長期的負面影響一直延伸至今，香港的大多數，是依賴別人的法律和政治秩序去成長的，原生的秩序被淘空，或者被乾脆整個收購。到對方不再優容，就沒有反制手段。就像法官律師都會呼籲北京不要人大釋法，但對方釋法了，他們也只能忍氣吞聲，因為他們也是孤家寡人。
中國接手這套制度和殘破的社會之後，「不再優容」很快就出現，而她同時發現香港已經被殖民者改造到非常鬆散，加上「大家都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進入很容易。香港問題一言以蔽之，是過早進入「現代」。「現代」的代價是社會中大部份利益團體，早已跟政府達到 equilibrium，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公務員、政黨、行業公會，都沒有獨立性的。
為何港警不會棄暗投明
最極端的例子是警隊，有人在事情爆發初期呼籲警察可以將槍抬高一吋，甚至想像警察像東歐軍警一樣罷工倒戈。在香港無法出現的深層原因是，「棄暗投明」都要有一個「明」，香港人長期覺得自己是中國人，香港社會也未曾覺得自己是一個政治共同體，叛變轉投到到哪裡呢？港英的警隊訓練也極為成功，訓練了一班極為「專業」、只聽命令而欠缺自主性的軍人。港英留下的遺產， 中國繼承的部份比香港人拿到的更多。
簡單而言，香港人以往崇尚的自由，是消極自由；法治亦非真法治，因為我們這個「非組織社會」，欠缺了環環相扣的人民主權和軍事力量，欠缺真正的自為組織力。
七個月來，中共高調反對的就只兩條線，就是「不能搞暴力」和重炮攻擊「黃色經濟圈」；前者是所謂勇武的動武意識，絕不能動武的殖民地教條被破壞之後，會帶來無限的變數和可能；至於經濟圈概念可能製造的，是一個具自給自足意識的社會。工會、秘密結社更是如此。這類「重新組織」的風潮，可能將中國鋪陳多年的控制資源對沖掉。
中共有「支部建在連上」的傳統智慧，而香港的「自我再組織」，將會阻礙中國的觸手，結果是加速損耗中國的情報資源。由於中國是有組織狂熱的，它不會放任香港，一定要滲透和掌握局面，所以香港根本不需要反攻中國，只要試圖維持自己的獨立自主，自我組織一下，就可以消耗可觀的維穩費。
組織是中國又愛又恨的東西
有親中報章煽情地說，黃經濟圈「惡過黑社會」，但這不就是香港正在完成的東西嗎？成為一個在國際上、在中國局勢成為一個有議價力的團體，整個香港會成為一個秘密社團。畢竟晚清志士推翻大清，也是靠秘密結社、陰謀和有組織犯罪。
香港人被警察國家迫害，受害人的列隊，形成一個由小金主、司法援助、跑路、協助躲藏、文宣、黑市醫療……形成的影子團體，最有趣的是這個團體裡的人互不認識，隸屬不同堂口。
甚至大家看到「私了」而不報警，已經是踩入灰色地帶，但其實「爭取民主」就是遊走法律之外，沒有民主運動是完全合法的吧？總之自己先不要有罪惡感，不要覺得有人甚至自己犯法就是世界末日，過去那套不是真正法治。升級是一定要升級，今日的組織是為了明日升級，千萬不要認為甚麼事會有封頂和停止的可能。因為中國不會停止。
最近讀到一些檢討群眾只能眼白白看著警察打人拉人，而作不出反應。這當然是實情，但同情地理解，是香港人「去組織化」太久了，空有義憤而不知道如何反抗的情況很多。在幾年前，很多人都想動武，但後勸和跑路的支援完全是零，大家都沒經驗；連陣營輿論都不支持，所以推遲到今年才完全解禁。
例如抗爭者坐完牢之後，以前都沒有公司特別認為要聘回來，但現在有了。只要情況繼續下去，香港各界重新互相接通，政府要獨大的成本就會因為面對 Alternative 的競爭而越來越高。
中國和特區政府一直都想推，但成效不彰的戰略是鼓動「和理非」應與「勇武」割席，這就是想取消戰鬥人員背後的後勤和物流組織力；至於吹風要割掉獨立論者，就是衝著香港不少人都「秘密結社」起來了的「壞勢頭」而來。如果不守法的意識擴散，人人都不自動自覺維穩，不再吃港式法治的幻覺藥丸，中國的管治成本要上升多少？
2016 年的旺角騷亂是怎樣被引發的呢？就是一些本地小販被打擊，他們是不交稅也沒中資大集團控制的，這像不像現在的民政部門打擊「和你宵」呢？中國統治者的小心眼就是可以小眉小眼到這個地步。
成為公民之前的公民課
早前看台灣網紅「館長」一個訪問，他大概是說某些事情在台灣不可能發生，因為台灣人很容易拉幫結派，你欺負人就會有一大班人上來尋仇私了。這聽來很像一班無視法治的暴民，但這正是「有機共同體」，非常 Raw。香港人是何時不流行拉幫結派、不多管閒事的呢？正是整個社會越來越中產化，移民潮淘空，加上中國收編本地黑幫開始。最後我們的組織力就是廢弛到連大廈業主立案法團的事情都不知道。
這七個月來我們的教訓是，能戰才能和；要成為一個高雅孤高的公民之前，先要懂得做一群懂得自我組織的暴民；當你揭露出一國兩制不行，親北京派就開始說一國兩制都重要。中國會讓步，想像一下自己是流行打游擊戰的匈奴人、或者「人人都是領袖」的維京人，對方還只是封建大陸國家，雙方根本沒甚麼「復和」空間，只有無盡的打打談談和爾虞我詐，充滿予取予攜的搶略空間。剛好現在中國被美國搶略了，正好說明國際形勢裡，中國已被推到掠奪利益的險位。
台灣也豐收了。說不定香港支持下去，小的搏到香港問題國際化、兩制之爭成為冷戰熱點，大的搏到長遠的香港獨立，亦未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