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馬來西亞反共法律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和表弟閒聊時，他突然問我「是否支持台灣獨立」。我回答說「是」，表弟立即向我比了個中指，指責我「被台灣教壞了」。
　
我壓抑怒氣，問表弟「為什麼這麼認為？」
　
表弟非常自信地說：「網路報章都有寫啊」，那語氣彷彿我沒在看報紙。
　
我追問他都看哪些報章媒體，他舉了「人民網」、「鳳凰衛視」、「央視」等等。當時，我們眼前的電視正好停在「CCTV4」，一個中國中央電視台針對國際華人社群設置的頻道。」

#季風帶｢故事｣系列講堂後話篇—關於中國紅色力量與馬來西亞中華膠

▍「紅色認同」：淺談馬來西亞「中華膠」現象

作者：馮垂華

先從兩個個人案例說起。

案例1.
去年的農曆新年回到外婆家，和表弟閒聊時，他突然問我「是否支持台灣獨立」。我回答說「是」，表弟立即向我比了個中指，指責我「被台灣教壞了」。

我壓抑怒氣，問表弟「為什麼這麼認為？」

表弟非常自信地說：「網路報章都有寫啊」，那語氣彷彿我沒在看報紙。

我追問他都看哪些報章媒體，他舉了「人民網」、「鳳凰衛視」、「央視」等等。當時，我們眼前的電視正好停在「CCTV4」，一個中國中央電視台針對國際華人社群設置的頻道。

案例2.
一位非常敬佩的馬來西亞友人到台灣來旅行，我們在午後的酒吧討論香港反送中運動。友人持反對態度，我們為此花了不少時間討論這場運動的發生、過程以及後繼影響。

友人在討論過程中突然反問我：「難道你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嗎？」

我愕然，然後搖頭否認，並且試著解釋「族群」、「種族」以及「民族」之間的差異：我們並不是中國人。我們在族群類別上屬於「華人」，並且是「馬來西亞」公民，但絕對不是中國人。

一般上，如上述抱持大中華主義，認為所有華人同屬「中華民族」，並嚮往中國治理文化的人，常被戲稱為「大中華膠」。實際上，「中華膠」是相當貶義的詞彙，「膠」為粵語「硬膠」（「戇鳩」的諧音）的縮寫，泛指愚蠢、思維守舊僵化之意（維基百科，n.d.），因此「中華膠」通常旨在嘲笑或諷刺那些主張大中華主義的群眾。近來香港反送中運動引起馬來西亞華人社群在網路上辯論、謾罵，「中華膠」即被大量使用。然而，這樣的現象目前僅在網路上發酵，並未引起當地學界的興趣，也還沒產出足夠的研究。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很難對「中華膠」有全面的理解，也容易將這種貶義身份標籤化。

對任何一個集體的提問，我們首先應該理解它是如何組成、產生認同，或者被建構的。問題核心包括：是什麼樣的社會條件或社會關係有助於這種集體的生成？其認同建構的文化依據為何？又有哪些制度性條件支持這種認同？又為什麼「華人」特別容易被賦予甚至接受這樣的身份分類？唯有試著討論這些問題，我們才能對「中華膠」有初步的理解。

一、華人的種族建構
安煥然（2019）在〈什麼「中華膠」〉一文中認為「中華膠」其實是一種「中華情結」。他尤其指出早期接受華文教育，或參與左翼運動的前輩對所謂「中華文化」滿懷熱情，因此難免對中國懷抱強烈的認同。作為族群的華人，文化即為其中一種重要的認同依據，但族群認同的邊界其實是雜糅、模糊、易變的，不同世代、社會、教育、工作經驗等等都可能對認同產生影響。但也正因為這種易變的特質，我們才有可能轉換傳統的「中華情結」，將之本土化或在地化。因此，安煥然在文末感慨：「一個缺乏文化主體性的在地族群，注定是離地的」；「當馬華文化就只等同於中國文化的時候，不管老左還是年輕人，你的『馬』已脫韁」。不過，安煥然沒有討論到的是，為什麼一部分的馬來西亞華人認同會如此僵化、不易流動？

華人其實是複雜的文化群體，作為移民社會，馬來西亞華人其實涵蓋不同籍貫的社群。在殖民時代，籍貫社群彼此往往會因為經濟或政治利益而發生械鬥，釀成嚴重的流血衝突。這些彼此差異的社群在英殖民時代被建構為一支「種族」（race），相對的，歐洲人、馬來人、印度人也都被視為不同的「種族」。「種族」的知識建構首先從人口普查開始（如1891年後的人口普查），然後藉由分而治之以及「種族分區」的政策加以制度性強化。

在被視為「種族」的情況下，不同籍貫的華人社群產生極大的涵容性，開始將彼此視為「同種同屬」的群體；相對的，它也具備強烈的排他性，將被歸類於其他「種族」的群體視為絕對的他者。「種族」論述的建構背後暗含兩種意義：首先，「種族」是一種生物性的類屬，在接納這種認同時，人們往往會認知彼此之間的差異是「與生俱來」，並且不能改變的；其二，「種族」知識由歐洲殖民勢力引入時就被賦予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意義，他們認為不同種族之間存在著優劣之分，而這也合理化了優勢「種族」對他者的歧視、壓迫、剝削、暴力。

「種族」雖然作為一種殖民帝國引入的知識，但馬來（西）亞人民也不全然是被動接受這種歸類的。當「種族」作為政治治理的策略以及經濟活動的單位時，不同族群為了捍衛自身的政治及經濟利益，往往會輕易挪用「種族」身份來區分彼此，以強調我群/他群的絕對差異來獨占特定的政治權力及社會資源。這種以「種族」為知識基準形構出來的國家、政治及社會關係可以被稱作「種族典範」（race paradigm），並且成為馬來西亞最成功的一種知識建構。時至今日，「種族」依舊是馬來西亞媒體及大眾的普遍用語，同時也是政治決策及實踐的主要依準。例如 Nakamura（2015）對馬來西亞大學學生廣泛使用「種族」一詞的現象進行研究，發現使用生物科學定義下的「種族」，其實暗示了馬來西亞各族群在身理及心理上存在著根本差異，繼而認定彼此之間的差異難以消除。

在「種族典範」的影響下，「華人」自認為一種「種族」，並且對自身的「歸屬」有一種本質的想像（nature of belonging）。這種歸屬的想像無可避免地連接到其祖輩的移民母國——中國，並認為彼此作為「種族」的情況下是本質上近似的。不過，類似的討論可能高估「種族典範」對馬來西亞華人社會關係及歷史文化的影響，畢竟當代族群關係是繁複互動與衝突下的產物，因此要思考華人對中國的認同，至少要回到獨立時代的政治局勢進行觀察。

二、民族之爭：華裔族群虛幻的民族認同
民族指的是現代主權國家中的人民集合的稱謂，他常藉著想像共享特定文化、歷史以及社會生活來形成一個共同體。由於「國家」是這一群體的主要行動單位和想像依據，因此民族通常也稱作「國族」，民族主義者常強調自身民族對於國家有行使主權的權力，有強烈的政治治理的意涵（紀駿傑，2014）。和民族不同，公民則是法律賦予的政治身份，並且合理地享有法律規定之權力與義務的群體。在很多時候，這兩種身份看似平等，但在建構民族主義的過程中，社會成員會藉著強調「我族」的共同性來訴求其民族地位，這時候往往會對社會裡的其他弱勢族群造成排除的結果，甚至剝奪其公民身份。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許多殖民地開始追尋殖民母國的政治經驗，試圖建立現代民族國家。作為一個多元族群社會，當時的政治團體、知識分子曾就一個「民族」的定義進行過數次爭辯。1946 年，左翼的政治聯合組織（PUTERA-AMCJA）草擬了一份開放而包容的《人民憲法草案》。《人民憲法草案》第二節中，嘗試將「馬來人」界定為一個高度包容性的國族身份，其中沒有任何宗教上的義務，公民僅需要學習一些簡單的馬來語作為對話工具，因此「所有馬來亞公民都會受到平等的待遇，因為『馬來人』（Malay）一詞是一個開放與包容的政治概念，並不帶任何族群或宗教的含義」。

PUTERA-AMCJA的左翼政治背景很快就引起英殖民政府的憂慮，而他將「馬來人」視為一種「開放與包容的政治概念」（實際上是在嘗試建構一個「民族」身份）則導致以巫統為首的馬來人民族主義菁英的憤怒。1948年，英殖民政府以反共為由宣布馬來亞進入「緊急狀態」，並將PUTERA-AMCJA視為非法組織，《人民憲法草案》才遭到廢置，從此（尤其官方歷史中）無人聞問。

相對的，英殖民政府與巫統提出的《馬來亞聯合邦憲制》則成功取得憲制地位，成為1948年馬來亞聯合邦的憲法。這部憲制除了強調蘇丹及馬來人的特殊地位之外，也大大提高了其他族群公民身份的限制。雖然在往後的歷史中公民身份的限制被稍稍放寬，但仍無阻這部憲制強調馬來亞作為「馬來人的國家」的企圖。《聯合邦憲制》也成為未來馬來西亞憲法的基礎，正當化了馬來人的「國族」身份。

Suryadinata（2013）認為，馬來西亞在建構國族身份時，就將特定的族群文化（即「馬來人穆斯林文化」）視為其國族核心，任何抵觸核心者，其國族身份將遭受質疑。換句話說，這種被建構的國族身份保障了馬來人的優勢地位，其他族群的國族身份則隨著政治局勢擺盪，時而獲得認同，時而遭受質疑。此外，國族身份也常與公民權力發生衝突。雖然國族與公民所依據的建構核心並不相同，但若國族身份遭到質疑，公民在一國之內所行使的政治權力也將受到挑戰。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馬來西亞華人雖然在「公民」身份上受到承認，但始終被排除在「國族」（民族）核心之外。在此情況下，華人很容易就將缺失的「民族」想像勾連到中國因統戰需求，以及回堵西方自由主義國家的威脅而建構出的「大中華民族」概念。這樣一來，華人社群在認同上很容易產生同時是「馬來西亞人」又是「中國人」、「中華民族」的詭異又矛盾的認同。

除此之外，華人在馬來西亞政治場域遭剝削的現象也導致華人期待中國的崛起能為他們賦權。誠然，中國崛起了，而華人或許從中獲得些許政治及經濟資本，但其中的管道及方式是相當可議，並且有違民主的。追根究底，這是建構「中華膠」的關鍵因素——紅色滲透。

三、中華膠與紅色滲透
Hamilton（2019）以澳洲的局勢發展為例，討論了中國因素如何破壞澳洲的民主社會。其中相當重要的一點，即是利用「僑務」及海外華人來進行滲透。他描繪了澳洲當地華裔商人、政治人物以及中國移民運用金權政治、貿易與投資、「銳文化」來突破民主防線，很可以作為我們的借鑒。在馬來西亞，這些滲透一直被視為理所當然，使得「中華膠」的討論一直局限在上述我們提到的種族、文化情結，以及政治剝奪感等層面。

2018年，馬來西亞最大中文報刊《星洲日報》在其背頁刊載了一整版的「廣告」。廣告主為「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新聞與公共外交處」登出的廣告，標題為「真實的新疆」。

廣告內文很長，大致分成六小節：一、新疆的歷史；二、中國憲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中國政府尊重伊斯蘭文化；三、新疆實行民族自治、多民族和諧共處；四、新疆穆斯林族群的宗教信仰和習俗得到尊重和保護；五、新疆面臨著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的重大現實威脅；六、中國充分尊重伊斯蘭宗教信仰，同穆斯林國家傳統友好。

這無疑是回應國際社會對於中國新疆集中營事件的指責，並且尋求其他國家華人社群的支持所「製造」出來的廣告。不僅如此，2019年，當BBC深入新疆集中營採訪，並批評中國政府的不人道政策時，數家中文媒體也同時獲准進入新疆報導，其中亦有《星洲日報》。7月7日，《星洲日報》以「新疆教培中心曙光：助維吾爾族重融入社會」為題，正面報導了集中營，寫下令人戰栗的詭異故事：

2019年7月11日，中國公佈「中國大陸以外華文媒體網站影響力榜單」，馬來西亞《中國報》、《星洲日報》、《南洋商報》分別名列第4、5以及12名。這份榜單的第一名為台灣《中時電子報》，其調查公正性十分可疑。換言之，馬來西亞媒體已遭中國勢力滲透，其獨立、自主的地位岌岌可危。

不僅如此，中國對教育機構的影響也十分令人擔憂。在海外，其手段往往是透過金錢及物質利誘，最終達到滲透的效果。在馬來西亞，我並沒實質證據證明教育機構正成為中國政府的傳聲筒，但中國大手筆資助華校已是不爭的事實。以我的母校寬柔中學為例，中國駐馬大使白天就在2018年捐贈了獎助金、贊助龍獅隊1萬5600令吉，以及提供校董會成員中國簽證便利等配套。另一個經驗是，馬英九在2016年前往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演講時，校方展示的海報、文宣上對馬英九的稱號竟然更改了數次，（印象中）從「台灣總統」或「中華民國總統」改成不倫不類的「世界華人前領袖」，令人疑心背後的政治角力。

企業方面，中國在一帶一路策略下的海外投資已有許多研究。不過，馬來西亞華人企業主一般上常被視為文化或政治意見領袖，因此中國對華人企業的影響不可不查。以馬來西亞海鷗集團為例，其業務主要以經營中國藥材、藥酒、美容及保健產品為主，與中國官方及市場往來密切。在今年的「海鷗與媒體大團拜晚宴」中，其董事經理就引用中馬建交45週年推出的歌曲《左肩》歌詞，比喻彼此之間的關係：「左肩位於心臟上方位置，而海鷗就如同右手般，可以放在左肩上，為其遮風擋雨。」

這段談話雖然僅僅暗示了兩者之間的親密關係，但董事經理提到的《左肩》其實是中馬建交45週年微電影《時間的眼淚》之主題曲。實際上，過去中馬建交週年紀念在華人社群與報章常常博得許多關注及版位，中國政府更不惜透過許多廣告、藝文創作、社團活動等來「凝聚」華人的「中國認同」，將建交週年構築得如慶典一般。這樣的盛況不會出現在馬美建交週年，不會出現在馬英建交週年，也不會出現在馬新建交週年等場合，「中國」是難得的特例。

最後，常常令人難以察覺，甚至認為無關緊要的，也許是中國對日常生活的細微滲透。那些出現在城市與小鎮中心、寫滿中國式標語與賀詞的掛簾與海報；那些在日常生活裡被認為政治意味並不濃厚的綜藝節目；又或者生活空間中一些微不足道的日用品或小小裝飾，都可能對我們的認同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友人Z的家庭在7月1日撕下農民曆的那一天，發現日曆上標著大大的「建黨節」字樣，畫面中還展示著共產黨標誌，彷彿時空的哪個節點出了差錯。Z翻了翻日曆，發現8月31日（馬來西亞獨立日）以及9月16日（馬來西亞成立日）兩頁在右上角部分標上了小小的馬來西亞國旗，象徵這兩天與馬來西亞有關。這樣一來，即確定他並未拿錯其他國家的農民曆，也並未生錯國家。但令人困惑的是，「建黨節」究竟與我們有何關係？

而那每一戶擁有這本農民曆的家庭，每一年7月1日望著那顯著的共產黨標誌，以及強而有力的「建黨節」粗體，他們還會記得那兩面被標識在8月及9月的小國旗嗎？

結語
「中華膠」確實是一個具有貶義的詞彙，但實際上非常值得進行深入討論。我認為，「中華膠」的建構不僅僅是「中華情結」或「政治剝奪感」下的產物，同時也應該關注中國「紅色滲透」的影響。馬來西亞華人社群的歷史特殊性也許使得中國的「紅色滲透」更容易成功，甚至能輕易建構其「中國」認同，但這種認同並不純然是文化面向的。對中國的威權意圖而言，這種認同具有高度的政治色彩，並利於中國面對西方民主社會的批評時進行動員。與其稱之為具有貶義的「中華膠」或一般意義上的「中華情結」，我認為「紅色認同」更能帶出其「中國因素」的影響。

當然，這篇文章不過是過去研究的心得，以及胡亂的資料整理。要進行中國對馬來西亞滲透的研究，還需要更嚴謹的實證方法，而且具有其迫切性。也許，未來會好好來寫寫吧。

▍作者簡介：

馮垂華，1990年生。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生。研究興趣為族群關係、公民社會與社會運動。偶爾寫小說。

#季風帶—帶給你不一樣的跨域視野
#Read a different world. Read the world differently.

▍Reference

Hamilton C.著，江南英譯， 2019, 《無聲的入侵：中國因素在澳洲》，新北：左岸

Nakamura R., 2015, ―Race or Ethnic Group?‖ Politics of Race in Malaysia.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3(8): 389-398.
Suryadinata. L, 2013, The Making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State, Ethnicity, Indigenism and Citizenship.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安煥然，2019，<什麼“中華膠”>，《星洲日報》網頁內容：https://www.sinchew.com.my/content/content_2072192.html

紀駿傑，2014，＜族群關係＞，頁181-207，收錄於《社會學與台灣社會》，台北：巨流。

▍延伸閱讀：

1. 關於季風帶「故事」系列講堂—Season 1
http://bit.ly/2NozRNr

2. 關於季風帶「電影月」系列講堂
http://bit.ly/2XdnrfI

3. 關於季風帶8月講堂
http://bit.ly/2M0JK2r

圖: http://bit.ly/2HcAHaw

【 季風帶文化網店：http://bit.ly/31NH4Zs】

余杰老師評《香港革新論》。

〈#香港革新論書評〉

余杰評《香港革新論》

//《香港革新論》一書，是一群香港年輕世代的知識精英為香港的前途而戰的思想結晶。從主編方志恒以下的二十四位作者，他們術業有專攻，人生方向也各不相同，但最大的共通點就是活力四射的年齡和對香港深沉的愛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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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天朝意識，創造香港價值
—— 評方志恒編《香港革新論》
(原文刊於2015年10月2日《自由亞洲電台網站》)

在東亞、中亞、中東、北非、南美等地波瀾壯闊地推進的全球新一波民主化浪潮中，香港人的抗爭格外引人注目。與包括中國在內的那些長期處於獨裁暴政之下公民素質發育不全的國家不同，香港擁有成熟的公民社會、法治基礎、資訊自由和市場經濟，回歸中國以後這一切卻成為中共的眼中釘、肉中刺，恨不得除之而後快。這些年來，香港民眾經歷的是一個自由逐漸喪失的痛苦過程，其方式甚至從溫水煮青蛙轉換成沸水煮青蛙。於是，以雨傘革命為標誌，香港人發出了“不是天朝同路人”的怒吼。如果僅以體量而論，彈丸之地的香港難以抵禦無比龐大的中國；但若以價值觀而論，香港人擁有進步和文明的價值，北京只有落後而野蠻的價值，香港的抗爭只要持之以恆地堅持下去，還是有很大的勝算。

《香港革新論》一書，是一群香港年輕世代的知識精英為香港的前途而戰的思想結晶。從主編方志恒以下的二十四位作者，要麼是任教於香港各大學的年輕學者，要麼是活躍在學運和社運前線的先鋒，要麼是泛民政黨的明日之星，要麼仍然在本港或歐美名校攻讀學位的學子。他們術業有專攻，人生方向也各不相同，但最大的共通點就是活力四射的年齡和對香港深沉的愛與關懷。所以，他們所追求的目標是一致的，正如本書的綱領《革新保港，民主自治——香港前途宣言》中所說：“我們追求的民主政制，必須產生一個全面代表香港人的政治首長，最大程度地讓香港按自治原則，自行管理香港事務；而在民主政制以外，我們更需要尋求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建立根植於社會的自治意識。”

在每一個領域與“土共”和“港姦”貼身肉搏

香港人稱呼中共為“土共”，我很欣賞這個發明，一字之改，頓時傳神繪影、境界全出。說中共是“土共”，絕非城市人對鄉下人的歧視，這裡的“土”，指的是中共罔顧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與人類文明的大方向背道而馳，數十年來，窮兵黷武、殘民以逞，謊話說盡、壞事做絕。張曉明、陳佐洱、強世功之類自以為是香港人的太上皇的妄人，可以用“土”字形容之；那些到香港隨地大小便、瘋狂搶購奶粉和日用品的陸客，可以用“土”形容之；那些將文革舞蹈搬到香港、沒日沒夜地擾民的廣場大媽，也可以用“土”形容之。

除了南下的“土共”，香港本地也出現了一個為數不少的“港姦”群體，從董建華到梁振英，從葉劉淑儀到田北辰，從成龍到王晶，乃至形形色色的“愛字頭”團體和越來越像內地公安的香港警隊高官，都是惟北京馬首是瞻、大膽破壞香港核心價值的“港姦”。他們將靈魂出賣給魔鬼，卻不思想日後如何將靈魂贖回來。

香港民主力量需要對抗的是“土共”及其滋養的“港姦”兩大勢力，惟有推翻這兩座大山，香港人才有出頭天。而與“土共”和“港姦”的抗爭，無法單單依靠街頭運動中一決勝負。以街頭運動而論，從紀念六四的維園燭光晚會到七一大遊行，從反對二十三條立法的大遊行到雨傘革命、佔領中環，就動員民眾的數字而言，乃是建制派所組織的反制活動所望塵莫及的。即便建制派派錢派物、請客吃飯，甚至招攬黑社會參與，仍然搗鼓不出數十萬民眾群情激奮、眾志成城地上街抗議的陣勢。這就是人心所向。然而，人心和民意並不一定能轉化成持久而恆定的、支持民主的“群眾基礎”。

以香港的選舉而論，週日東和雷浩昌在論文中指出，奉行天朝主義的北京，利用中聯辦等機構直接操縱香港的選舉，使得立法會的席次跟民意南轅北轍。因為沒有民主的普選，香港的選舉已經淪為“選舉專制主義”。區諾軒則更為細緻綿密地分析了建制派如何在從區議會到立法會的選舉中實現“有中國特色的選舉操控”，北京將其傳統的統一戰線策略用於選舉，配以中共精細的組織工作及資源優勢，相比俄羅斯、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等選舉專制政體等選舉操控技巧，可謂更加厲害。面對“進化了的獨裁者”掀起的攻城略地狂潮，民主力量難道只能束手待斃嗎？作者指出，如何落地生根，完成“社區改造”，以新思維“在地抗爭”，將是民主派下一步的工作重點。

本書的各位作者，從基礎教育、學術界、媒體界、法律界、工商金融界等香港社會的不同面向展開論述，每一個場域中共的魔爪都已伸了進去，每一個場域都是民主力量寸土必爭的戰場。今天港人對抗“土共”和“港姦”，必須像當年中國以全面抗戰應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那樣，“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如果用《香港前途宣言》中的話來說就是：“香港人必須喚醒我城的自由靈魂，以力挽狂瀾於既倒。香港民主運動的戰場，不能再局限於爭取普選制度，而必須擴大至在社會各層面在地捍衛核心價值——不論專業界別或社區組織、大專院校或中小學、公管部門或私人企業，都是香港人捍衛核心價值的戰場。”否則，若是民眾繼續“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面對“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且武裝到牙齒的北京當局，勢單力薄的民主派絕無勝算。

以南方的視角和海洋文明的框架建立香港敘事

本書中最讓我感興趣的篇章，是鄺建銘撰寫的《華南文化圈——重建被遺忘的區域腹地》和何偉倫撰寫的《復興我城文化軟實力》。這兩篇文章不約而同地提及了香港未來的方向，不是“北上”去“朝貢”或“勤王”，而是“南望”去結交更多平等友愛的“兄弟之邦”。前者指出：“南望回顧華南文化圈的歷史背景以及與香港的關係，從而思索香港前途，才可以挑戰以北方視角為基調的官方論述框架。這套官方論述，不足以瞭解過去香港的海洋性格與內涵、放眼四海的網路與活動，亦令香港背負不必要的枷鎖與包袱、猶如為香港劃地為牢。”後者則以支持佔中的藝人杜汶澤遭到中國封殺後，轉向東南亞市場，結果闖出新路為個桉，進而指出：“與其抱殘守缺北望神州，倒不如南看華南粵語區，為香港電影業找到一條自立之路。香港電影業如是，香港流行文化如是，整個香港的發展定位更是如此。”

這兩篇論文啓發我繼續提出一個問題：如何以南方的視角和海洋文明的框架“講述香港自己的故事”？

在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大框架下，思考這個具有顛覆性的議題，不僅對香港的民主人士有益，也會讓中國的民主人士在山窮水盡之際又見柳暗花明。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在政治和權力層面，大多數時候都是北方壓倒南方、北方統治南方；但在文化層面，南方從來都比北方更俱生機與活力。比如，春秋戰國時代，南方的楚國文化就比北方的秦國文化更具有自由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成分。再比如，唐代海洋貿易和國際貿易最繁榮的地方，不是帝國中心的長安、洛陽，而是南方邊陲的泉州和廣州。再比如，被北方史觀視為積弱奢靡的南宋，在歷史學家何炳松看來則是“吾國文化史上最燦爛之時期”，歷史學家陳寅恪也認為宋代文化創造為華夏民族文化之“造極”。而近代以來，南方更是積極汲取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幾度催生“思想北伐”，最具代表性的是，上海和香港兩個小漁村迅速崛起成為國際級的商業文明中心，讓政治中心北京黯然失色。

在北京的根深蔕固的“天朝史觀”中，香港是一個帶有殖民地原罪的“私生子”，是長期滋生西方“反動思想文化”的“反共基地”。在中共經濟困窘的年代，中共對港採取按兵不動、長期利用的政策，香港成為即將溺斃的中共政權的一根通氣的吸管；而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顧盼自雄的中共政權認為香港是一隻被擠乾的檸檬，可以讓上海來取而代之了。

但是，香港不能被動地接受此種殺雞取卵的命運，香港必須通過重構自身的歷史，達成“永續自治”之願景。換言之，香港不是中國的香港，香港是亞太的香港；香港不是大陸的香港，香港是海洋的香港。我到台灣訪問時，常常鼓勵台灣的朋友說，不要以為台灣面對中國是弱不禁風的小國，我的看法恰恰相反：迄今為止，中國仍然是一個心態封閉的內陸國和製度滯後的專制國；台灣則是面向海洋、面向世界的開放國和在民主之路上大步邁進的自由國。如此一比較，在價值上，中國是小國，台灣才是大國。這樣的論述，也可以用在香港和中國的對照上。袁彌昌在《要五十年不變，博弈政策就得變》一文中倡導說，香港其實可以“經略中國”。我欣賞這種開闊的胸襟和宏大的氣魄，香港空間狹小逼仄，但香港人的精神、心靈和理想不能狹小逼仄。當年，小小的英倫三島可以將近代文明傳播到全世界；今天，香港未嘗不可樹立這樣的雄心壯志，孕育這樣的遠大使命。

不過，我不太同意作者文中提出的“把握一帶一路機遇創造空間”，“在其中起主導作用”，這是“為自己爭取談判籌碼的最好機會”。首先，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的策略，正是因為中共認為自己在東太平洋方向被美國及其盟友封鎖，不得不尋求一條打通與中亞各國的“陸上絲綢之路”。在這個藍圖中沒有香港的位置，因為它本身就是要拋棄香港。其次在地緣政治的現實中，“一帶一路”完全走不通。中亞各國隸屬泛伊斯蘭世界，因為中國在新疆對少數民族實行的苛政，這些國家不可能成為中國的鐵桿盟友。再加上在該區域傳統的強者俄羅斯對中國充滿疑慮，這一路沒有穩定的政治格局，更談不上會發生商貿的神蹟。第三，此前十年中國宣傳得轟轟烈烈的“西部大開發戰略”，至今都是“雷聲大、雨點小”；如今經濟疲軟的中國更不可能為“一帶一路”注入血本。 “一帶一路”只是習近平的畫餅充飢，港人切莫信以為真。

如何打造香港的共同價值或核心價值？

近年來，香港政改停滯甚至倒退，佔中運動無疾而終，似乎讓人沮喪失望；但長遠來看，香港本土意識蔚為大觀，“香港民族論”初露雛形，年輕世代的知識儲備、思想觀念和行動能力，都讓泛民前輩望塵莫及，這一切又讓人感到充滿希望。

在此背景下，有一些左翼論者擔憂香港形成某種排外（主要是排中）主義，為消除這種憂慮，我們就必須思考和回答這個問題：如何打造香港的共同價值或核心價值？

在香港，已經有過好幾輪關於共同價值或核心價值的討論，有關論述還處於“現在進行時”。在香港毫無公信力的親共媒體《大公報》認為：一國兩制是香港最重要、最切實、最可貴的核心價值，並認為「其他普遍的價值只有放到一定的歷史條件或特定的環境中去，才能真正顯示出其不可取代的價值」而最能代表香港民意的是二零零四年，近三百位來自香港不同專業的人士聯署發表的《香港核心價值宣言》，列舉香港的核心價值是「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公平公義、和平仁愛、誠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個人和恪守專業。」

在這裡，我想引述美國歷史和美國價值之淵源，供香港有識之士參考。美國是多民族國家，從來沒有哪個美國政治家或思想家企圖打造所謂的“美利堅民族”（就像子虛烏有的“中華民族”一樣）的概念。美國人對美國的認同，不是對民族、種族、血緣、文化傳統、宗教、語言等的認同，而是在價值層面的認同。為什麽平時自由散漫的美國人在面臨一戰、二戰、九一一恐怖襲擊時，卻能同仇敵愾，如溷凝土般團結在一起呢？因為他們擁有強大的共同價值，而且這種共同價值就是美國這個多種族國家的“國家鋼筋”和“社會水泥”。

網絡上有一篇文章分析為什麽視人命關天的美國能戰勝官兵個個都視死如歸的日本，文章指出，美國學校有統一的宣誓誓言：“我宣誓忠誠於美利堅合眾國國旗，忠實於她所代表的合眾國——蒼天之下，一個不可分割的國家。”接下來，誓言給出愛國的理由——“在這裡，人人享有自由和正義！”

一九四三年，美國在亞洲和歐洲兩線作戰，急需兵源，遂發行題為“美國總是為自由而戰”的徵兵海報。畫家將一九四三年奔赴歐亞戰場的美軍士兵與一七七八年的大陸軍排放在一起，向美國民眾展示這場戰爭的實質與獨立戰爭並無區別：都是為了美國所信仰的自由而戰。日本是“為征服世界而戰”，美國是“為自由而戰”，這是決定兩國勝負的根本原因。

一九四五年春夏之交，德國投降，美軍即將進攻日本本土，美國總統羅斯福發表演說，道出美國與日本、德國和意大利在價值層面的分歧：“這場戰爭說要消滅德國、意大利、日本的所有居民，而是要消滅這些國家裡的基於征服和奴役其他人民的哲學思想。”當兩種哲學互為天敵，一場戰爭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而“哲學戰爭”的最後勝利者，取決於“大是非”——“終極正義”。

基於同樣的道理，未來得到絕大多數香港人認同的核心價值，乃是公民主體和自由至上。陳智傑在論文中分析了“港式國族主義”如何從種族血緣論發展到公民價值論，作者強調說，愛國並不等同於要以“大中華天朝意識”去壓迫地方的主體性，“惟有北京政府願意以'公民價值論'為主軸，去重塑其在香港的國族論述，以核心價值和現代文明取信於香港人，'香港人身份'及'中國人身份'之間的張力才有機會得到緩解”。對於北京當局的“良心發現”，我從來不抱任何幻想，習近平重提共產主義目標，已然表明中共的意識形態何其僵化；但是，對於香港人和覺醒的中國人爭取民主自由的決心和勇氣，我從來都不會低估，任何一種極權體制都不可能“江山永固”。如聖經所說，“黑夜已深，白晝將近，我們就當脫去暗昧的行為，帶上光明的兵器”，只要願意為自由而戰，自由終將屬於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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