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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人工智慧（AI）成了醫療研發的新聖杯 👏👏
尤其今年 #新冠肺炎 更將 AI 技術推上防疫舞臺，各國監控足跡或採用電子圍籬
但當科技防疫介入公衛醫療，我們是否在不知不覺中犧牲了個人隱私呢？🙄
2020 年最後一夜，台灣再次出現本土案例
指揮中心警告，居家隔離、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的民眾，都不應參加大型跨年活動
別心存僥倖「我們能找得到您」😱😱
許多人拍手叫好，但也挑起國家進行隱私監控的敏感神經
為何反應如此兩極呢？來看看中研院專家怎麼說 👇👇👇
#香港最新【當言論自由成為祭品——26年《蘋果日報》在港關上最後一盞燈】
「假如夏娃當初不是咬了蘋果一口，世上就沒有罪惡，也沒有是非，當然也不會有新聞。」這是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於1995年、香港主權移交前夕，向媒體述說的辦報理念。當時豪氣干雲的黎智英如今已在獄中，而咤吒香江26年的《蘋果日報》，這份親民主派大報，6月24日正式在政治的打壓下停刊。
內部員工表示，24日凌晨12時後，讀者無法再瀏覽網站內容，將留下一句停刊通知。23日晚上11時，許多讀者將車子停滿在壹傳媒大樓外周邊，聚集的人群以手機的燈光來送別《蘋果日報》。而最後一刊《蘋果》的頭版標題大字寫著「港人雨中痛別，我哋撐蘋果 （我們撐蘋果）」。
￭香港言論與新聞自由快速萎縮，親自由和民主派媒體首當其衝
黎智英成立的壹傳媒（Next Media Group)（編按：2015年10月更名為Next Digital Limited)，在1990年3月發行雜誌《壹週刊》，在1995年6月20日創立《蘋果日報》，成為香港最暢銷的中文報紙之一，在香港單日最高銷售量有50多萬份。高峰時期在2012年，集團合計約有5,000多名員工。當時它以全港首創的全彩色報紙印刷出版，打著「每日一蘋果，冇人呃到我（沒人能騙我）」的旗號，以大眾化、通俗的語言特色，配以搶眼、煽動的標題，快速拿下香港主流報紙的地位。近年因為黎智英的反共及自由立場，成為香港少數敢於批判北京和港府，同時也鮮明地支持香港反修例運動（台灣稱反送中運動）的傳統媒體 。
香港媒體近年的言論自由快速萎縮，不少做調查性與深度報導的媒體首當其衝。
《報導者》曾採訪前《明報》總編輯劉進圖，這位長期在香港做調查報導的新聞老將，2014年2月26日在港島遭2名歹徒重砍6刀，當時《明報》頭版的報頭和標題套黑，說那是「香港最黑暗的一天」。劉進圖回憶，2003年後，港媒受到的政治壓力愈來愈大，「2003～2013這10年間，媒體首當其衝⋯⋯一旦你批評北京，批評特區政府，中資機構，例如中國銀行就不在你的媒體投放廣告⋯⋯再後來華資的機構、國際的機構，如果它是重視大陸市場的，它也會迴避在北京批評的媒體投放廣告。」
近年立場親自由派與民主派的媒體，大量流失了廣告。其中香港《蘋果日報》每年投放大量資源報導六四周年、七一遊行等議題，也因而流失了紙本的廣告主，於是轉而在數位上爭取付費讀者。國際媒體關注港媒光譜的變化，2019年《紐約時報》採訪黎智英，當時以「香港媒體大亨黎智英（Jimmy Lai），一個有良心的攪局者」（A Hong Kong ‘Troublemaker’ With a Clean Conscience）來形容他，而當時受訪的黎智英說，廣告主的離開使得《蘋果》每年損失約4,400萬美元（約12億新台幣）的營收。
根據壹傳媒的財報，2011年至2014年財政年度，壹傳媒每年收入超過30億元港幣（約108億新台幣），但2016年後連續5個財政年度，累計虧損19.5億元港幣（約70億新台幣）。而《蘋果日報》的銷售量從最高峰的50幾萬份，到2020年不到10萬份；員工也從5,000多人的高峰，降至2020年9月30日約有2,000位左右的員工（其中香港1,228位，台灣866位），現在員工不多於800人。
雖然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開啟後，蘋果日報網站仍是港人追看的主流即時新聞平台，但同時，中國官媒開始鎖定並批判黎智英與他的媒體，《環球時報》就形容他是「大漢奸」、「亂港頭目」、「賣國者」、「被中國歷史唾棄者」。
2020年的5月29日，黎智英曾投書《紐約時報》，文章標題〈我的推文能威脅國家安全嗎？〉（Do My Tweets Really Threaten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強調港版《國安法》將終結港人的言論自由，只能說中國政府容忍的話。
￭港版《國安法》以勾結境外勢力罪名，搜索《蘋果》編輯室並凍結資金
就在港版《國安法》於2020年6月30日落地後，8月港警派出上百人警力，對香港《蘋果日報》報館進行大搜查，並援引港版《國安法》下第29條罪行「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拘捕73歲的黎智英；2021年5月，香港保安局凍結黎智英持有的壹傳媒股份，以及黎智英所擁有的3間私人公司於當地銀行賬戶內的財產。
上週三（6月17日），港警第二度封鎖蘋果大樓，再次以「勾結境外勢力」罪名，拘捕包括行政總裁張劍虹、總編輯羅偉光、副社長陳沛敏等5名高層，保安局也在同日凍結壹傳媒集團旗下3間關聯公司、共1,800萬港幣的資產，港蘋即時陷入財政危機，管理層一度向保安局申請解凍銀行資金未果，沒有足夠金錢繼續營運下去。
此外，大量蘋果員工即日辭職，旗下網路平台在今（23）日正式宣告停止營運後，蘋果網站裡的各個頻道，包括《壹週刊》、《果籽》等品牌，在Facebook粉專留下告別聲明，內部人員表示，網站內容將在24日凌晨起全數被移除。但在最後一夜，《蘋果日報》仍堅持印刷出最後一份紙本，數量高違100萬份。
6月18日在香港股市中停牌交易的壹傳媒，在《蘋果日報》停刊後，復牌機會減低。根據《香港01》的報導，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規則》的規定，若主板上市的公司未能維持足夠的業務運作或資產，港交所便可根據指引決定是否能將其停牌或除牌；若主板公司因業務運作或資產問題而致連續停牌18個月，港交所可取消該公司的上市地位。有分析指出，在失去主要業務後，壹傳媒可能因業務或資金問題，遭港交所取消上市地位，又或因停牌超過18個月，而被取消上市地位。
￭記者、讀者的哀悼，香港報界生態不再多元化
「很心痛、很傷心，這幾乎是香港唯一一份，敢於向政府對抗、為群眾發聲的報紙。」朱小姐是蘋果達20年忠實讀者，自倒閉危機消息傳出後，市面捲起數次的搶購潮，她每次都排隊買下一份紙本以示支持。
在《蘋果日報》港聞組工作逾10年的資深記者朗峰（化名）表示，觀察到其他業界同行，在2014年雨傘運動、及在2017年6月立法會議員因宣誓風波被褫奪議員資格後，不少報紙都減少人手、或減少篇幅報導示威或抗議的新聞。他以悼念1989年天安門廣場死難者、每年的六四燭光晚會作為例子，「蘋果是願意投放全公司人手和資源去做。由事前的人物訪問，到當天動員及部署等都報導，也到現場朴咪（現場訪問）不同年齡層及職業的市民。」
「以前公司與某些財團或地產商關係密切，不能報導它們的壞新聞，也禁止做反送中抗爭的周年回顧報導，」在去年8月大搜捕後才轉職至《蘋果》的記者心怡（化名）則透露，以前在親建制派的報社工作，經常要「掩埋良心」報導有利政權的論述，而且在反送中運動一周年後，只要是觸碰到「年輕人問題」，即便是軟性角度如「失業浪潮」也成了議題禁忌。她亦強調，針對一些批評香港警方的議題，建制媒體只允許固定同事處理，並大幅縮短文章篇幅，未能讓讀者了解事情的全貌。
「但在《蘋果》，只要你能向上司解釋到故事題目，你都可以做。」她預估到，《蘋果日報》倒閉後，最後一間親民主派的媒體倒下，第四權報導異見、監察及批評政府的空間將愈來愈少。另外，據她收到的行內消息指，不少建制媒體高層即將禁止聘請從《蘋果日報》離職的記者，意圖進一步扼殺記者的生存空間。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講師梁麗娟表示，《蘋果》正式關閉，意味著最香港會失去一份最敢言的報紙，「因為目前看來，它對政權及北京政府來說，最民主及最具批判性的聲音，」她強調，這一份異議報紙的象徵式死亡，亦預示著香港報界生態不再多元化，「特別是蘋果日報本來的讀者群廣大，代表大多數市民的不同聲音。」
￭香港新聞自由指數創調查以來8年新低
香港記者協會在今年5月公布的「新聞自由指數」顯示，新聞從業員對香港新聞自由的評分下跌，創調查以來的8年新低。港版《國安法》在2020年6月30日訂立和實施後，警方持續搜查新聞機構，也讓新聞採訪工作寸步難行。
《蘋果日報》在1995年的創刊社論〈我們屬於香港〉中，有幾段是這麼寫的：
「我們要辦的是一份香港人的報紙。
尚有兩年香港的政權便要移交了，在這個時候辦報，不怕九七後情況有變嗎？我們怕。但我們不願意被恐懼所威嚇。我們更不願意被悲觀所蒙蔽。我們要積極樂觀地面對未來，因為我們是香港人！
在世界的資訊走廊上，香港雖然只是斗室一個，但我們清明通透，時刻與整個世界資訊交流：每一分、每一秒都受到世界傳媒注視、受世界輿論監察。在舉世眾目睽睽之下，誰敢貿然對香港胡作非為？
我們有緊扣世界脈搏的靈通資訊網絡，優良的自由法治傳統，無數世界級的人才⋯⋯我們對中國和世界貿易發揮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權衡利害，中國能不讓我們有一個自由充裕的生存空間？」
在下了連場暴雨後的晚上，《蘋果日報》在香港關上最後一盞燈。被關閉的命運，映照26年前的創刊詞，難免令人感傷。中共與港府連番打壓香港的新聞自由，有良心的媒體與新聞人已難有棲身之所。（文／李雪莉、金蕊；攝影／陳朗熹）
★閱讀並分享報導完整版：https://bit.ly/3d8ZMmw
#香港蘋果日報 #港蘋 #壹週刊 #壹傳媒 #停刊 #香港 #民主派 #中共 #港府 #新聞自由 #港版國安法 #AppleDaily #HongKong #我哋撐蘋果 #最後一夜
★事實從未如此重要，記錄關鍵時刻，#贊助報導者：http://bit.ly/2Ef3Xfh
AI 助陣醫學、防疫，個人隱私難兩全？
2021/06/09 研之有物
規範不完備是臺灣個資保護的一大隱憂，《個資法》問世遠早於 AI 時代、去識別化定義不清、缺乏獨立專責監管機構，都是當前課題。
評論
本篇來自合作媒體研之有物，作者周玉文、黃曉君，INSIDE 經授權轉載。
AI 醫療、科技防疫的人權爭議
健康大數據、人工智慧（AI）已經成為醫療研發的新聖杯，新冠肺炎（COVID-19）更將 AI 技術推上防疫舞臺，各國紛紛串聯大數據監控足跡或採用電子圍籬。但當科技防疫介入公衛醫療，我們是否在不知不覺中讓渡了個人隱私？
中研院歐美研究所副研究員何之行認為，規範不完備是臺灣個資保護的一大隱憂，《個資法》問世遠早於 AI 時代、去識別化定義不清、缺乏獨立專責監管機構，都是當前課題。
「天網」恢恢，公衛醫療的新利器
自 2020 年新冠疫情大爆發，全世界為了因應危機展開大規模協作，從即時統計看板、預測病毒蛋白質結構、電子監控等，大數據與 AI 技術不約而同派上用場。但當數位科技介入公共衛生與醫療健康體系，也引發人權隱私的兩難爭議。
2020 年的最後一夜，臺灣再次出現本土案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警告，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的民眾，都不應參加大型跨年活動。而且，千萬別心存僥倖，因為「天網」恢恢，「我們能找得到您」！有天網之稱的電子圍籬 2.0 出手，許多人拍手叫好，但也挑起國家進行隱私監控的敏感神經。
隱私爭議不只在防疫戰場，另一個例子是近年正夯的精準醫療。2021 年 1 月，《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發布亞太區「個人化精準醫療發展指標」（Personalised-health-index）。臺灣勇奪亞軍，主要歸功於健全的健保、癌症資料庫及尖端資訊科技。
國際按讚，國內反應卻很兩極。早前曾有人質疑「個人生物資料」的隱私保障，擔憂是否會成為藥廠大數據；但另一方面，部分醫療研究者卻埋怨《個人資料保護法》（簡稱《個資法》）很嚴、很卡，大大阻擋了醫學研發。為何國內反應如此分歧？
中研院歐美所副研究員何之行認為，原因之一是，
《個資法》早在 2012 年就實施，跑在 AI 時代之前，若僅僅仰賴現行規範，對於新興科技的因應恐怕不合時宜。
健保資料庫爭議：誰能再利用我們的病歷資料？
來看看曾喧騰一時的「健保資料庫訴訟案」。
2012 年，臺灣人權促進會與民間團體提出行政訴訟，質疑政府沒有取得人民同意、缺少法律授權，逕自將健保資料提供給醫療研究單位。這意味，一般人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病例被加值運用，侵害了資訊自主權。案件雖在 2017 年敗訴，但已進入大法官釋憲。
民間團體批評，根據《個資法》，如果是原始蒐集目的之外的再利用，應該取得當事人同意。而健保資料原初蒐集是為了稽核保費，並非是提供醫學研究。
但支持者則認為，健保資料庫是珍貴的健康大數據，若能串接提供學術與醫療研究，更符合公共利益。此外，如果過往的數據資料都必須重新尋求全國人民再同意，相關研發恐怕得被迫踩剎車。
種種爭議，讓醫學研究和資訊隱私之間的紅線，顯得模糊而舉棋不定。何之行指出，「個人權利」與「公共利益」之間的權衡拉鋸，不僅是長久以來政治哲學家所關心的課題，也反映了現代公共衛生倫理思辨的核心。
我們有權拒絕提供資料給醫療研究嗎？當精準醫療的腳步飛也似向前奔去，我們要如何推進醫學科技，又不棄守個人的隱私權利呢？
「精準醫療」與「精準健康」是近年醫學發展的重要趨勢，透過健康大數據來評估個人健康狀況，對症下藥。但健康資料涉及個人隱私，如何兼顧隱私與自主權，成為另一重要議題。
去識別化爭點：個資應該「馬賽克」到什麼程度？
何之行認為，「健保資料庫爭議」短期可以從幾項原則著手，確立資料使用標準，包括：允許退出權（opt-out）、定義去識別化（de-identification）。
「去識別化」是一道安全防護措施。簡單來說：讓資料不會連結、辨識出背後真正的那個人。何之行特別分享 Google 旗下人工智慧研發公司 DeepMind 的慘痛教訓。
2017 年，DeepMind 與英國皇家醫院（Royal Free）的協定曝光，DeepMind 從後者取得 160 萬筆病歷資料，用來研發診斷急性腎衰竭的健康 APP。聽來立意良善的計畫，卻引發軒然大波。原因是，資料分享不僅未取得病患同意，也完全沒有將資料去識別化，每個人的病史、用藥、就醫隱私全被看光光！這起爭議無疑是一大教訓，重創英國社會對於開放資料的信任。
回到臺灣脈絡。去識別化指的是以代碼、匿名、隱藏部分個資或其他方式，無從辨識特定個人。但要達到什麼樣的隱匿保護程度，才算是無從識別特定個人？
何之行指出，個資法中的定義不甚清楚，混用匿名化（anonymous）、假名化（pseudonymised）、去連結（delink）等規範程度不一的概念。臺灣也沒有明確定義去識別化標準，成為爭點。
現行法令留下了模糊空間，那麼他山之石是否能提供參考？
以美國《健康照護可攜法案》（HIPAA）為例，法案訂出了去除 18 項個人識別碼，作為去識別化的基準；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則直接說明，假名化的個資仍然是個人資料。
退出權：保留人民 say NO 的權利
另一個消解爭議的方向是：允許退出權，讓個人保有退出資料庫的權利。即使健保資料並沒有取得民眾事前（opt-in）的同意，但仍可以提供事後的退出選項，民眾便有機會決定，是否提供健康資料做學術研究或商業運用。
何之行再舉英國國民健保署 NHS 做法為例：英國民眾有兩階段選擇退出中央資料庫 （NHS Digital）的機會，一是在一開始就拒絕家庭醫師將自己的醫病資料上傳到 NHS Digital，二是資料上傳後，仍然可以在資料分享給第三方使用時說不。畢竟有人願意為公益、學術目的提供個人健康數據，對商業用途敬謝不敏；也有人覺得只要無法辨識個人即可。
近年，英國政府很努力和大眾溝通，希望民眾認知到資料分享的共善，也說明退出所帶來的社會成本，鼓勵人們留在資料庫內，享受精準醫療帶給個人的好處。可以看到英國政府藉由公眾溝通，努力建立社會信任。
參照英國經驗，目前選擇退出的比率約為 2.6%。保留民眾某種程度的退出權，但善盡公眾溝通，應是平衡集體利益與個人隱私的一種做法。
歐盟 GDPR 個資保護的四大原則
健保資料庫只是案例之一，當 AI 成為大數據浪潮下的加速器，最周全之策仍然是針對 AI 時代的資料運用另立規範。 歐盟 2018 年實施的《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以下簡稱 GDPR），便是大數據 AI 時代個資保護的重要指標。
因應 AI、大數據時代的變化，歐盟在 2016 年通過 GDPR，2018 年正式上路，被稱為「史上最嚴格的個資保護法」。包括行動裝置 ID、宗教、生物特徵、性傾向都列入被保護的個人資料範疇。
歐盟在法令制定階段已將 AI 運用納入考量，設定出個資保護四大原則：目的特定原則、資料最小化、透明性與課責性原則。
其中，「目的特定」與「資料最小化」都是要求資料的蒐集、處理、利用，應在特定目的的必要範圍內，也就是只提供「絕對必要」的資料。
然而，這與大數據運用需仰賴大量資料的特質，明顯衝突！
大數據分析的過程，往往會大幅、甚至沒有「特定目的」的廣蒐資料；資料分析後的應用範圍，也可能超出原本設定的目標。因此，如何具體界定「特定目的」以及後續利用的「兼容性判斷」，便相當重要。這也突顯出「透明性」原則強調的自我揭露（self-disclosure）義務。當蒐集方成為主要的資料控制者，就有義務更進一步解釋那些仰賴純粹自動化的決策，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透明性原則的用意是為了建立信任感。」何之行補充。她舉例，中國阿里巴巴集團旗下的芝麻信用，將演算法自動化決策的應用發揮得淋漓盡致，就連歐盟發放申根簽證都會參考。然而，所有被納入評分系統的人民，卻無從得知這個龐大的演算法系統如何運作，也無法知道為何自己的信用評等如此。
芝麻信用表示，系統會依照身分特質、信用歷史、人脈關係、行為偏好、履約能力等五類資料，進行每個人的信用評分，分數介於 350-950。看似為電商系統的信用評等，實則影響個人信貸、租車、訂房、簽證，甚至是求職。
這同時涉及「課責性」（accountability）原則 ── 出了問題，可以找誰負責。以醫療場域來講，無論診斷過程中動用了多少 AI 工具作為輔助，最終仍須仰賴真人醫師做最後的專業判斷，這不僅是尊重醫病關係，也是避免病患求助無門的問責體現。
科技防疫：無所遁形的日常與數位足跡
當新冠疫情爆發，全球人心惶惶、對未知病毒充滿恐懼不安，科技防疫一躍成為國家利器。但公共衛生與人權隱私的論辯，也再次浮上檯面。
2020 年 4 月，挪威的國家公共衛生機構推出一款接觸追蹤軟體，能監控足跡、提出曾接觸確診者的示警。但兩個月後，這款挪威版的「社交距離 APP」卻遭到挪威個資主管機關（NDPA）宣告禁用！
挪威開發了「Smittestopp」，可透過 GPS 與藍牙定位來追蹤用戶足跡，提出與感染者曾接觸過的示警，定位資訊也會上傳到中央伺服器儲存。然而，挪威資料保護主管機關（NDPA）宣告，程式對個人隱私造成不必要的侵害，政府應停止使用並刪除資料。
為何挪威資料保護機關會做出這個決定？大體來說，仍與歐盟 GDPR 四大原則有關。
首先，NDPA 認為挪威政府沒有善盡公眾溝通責任，目的不清。人民不知道這款 APP 是為了疫調？或者為研究分析而持續蒐集資料？而且，上傳的資料包含非確診者個案，違反了特定目的與資料最小蒐集原則。
此外，即便為了防疫，政府也應該採用更小侵害的手段（如：僅從藍牙確認距離資訊），而不是直接由 GPS 掌控個人定位軌跡，這可能造成國家全面監控個人行蹤的風險。
最後 NDPA 認為，蒐集足跡資料原初是為了即時防疫，但當資料被轉作後續的研究分析，政府應主動說明為什麼資料可以被二次利用？又將如何去識別化，以確保個資安全？
換言之，面對疫情的高度挑戰，挪威個資保護機關仍然認為若沒有足夠的必要性，不應輕易打開潘朵拉的盒子，國家採用「Smittestopp」這款接觸追蹤軟體，有違反比例原則之虞。
「有效的疫情控制，並不代表必然需要在隱私和個資保護上讓步。反而當決策者以防疫之名進行科技監控，一個數位監控國家的誕生，所妥協的將會是成熟公民社會所賴以維繫的公眾信任與共善。」何之行進一步分析：
數位監控所帶來的威脅，並不僅只於表象上對於個人隱私的侵害，更深層的危機在於，掌握「數位足跡」(digital footprint) 後對於特定當事人的描繪與剖析。
當監控者透過長時間、多方面的資訊蒐集，對於個人的「深描與剖繪」（profiling）遠遠超過想像──任何人的移動軌跡、生活習慣、興趣偏好、人脈網絡、政治傾向，都可能全面被掌握！
AI 時代需要新法規與管理者
不論是醫藥研發或疫情防控，數位監控已成為當代社會的新挑戰。參照各國科技防疫的爭論、歐盟 GDPR 規範，何之行認為，除了一套 AI 時代的個資保護規範，實踐層面上歐盟也有值得學習之處。
例如，對隱私風險的脈絡化評估、將隱私預先納入產品或服務的設計理念（privacy by design），「未來照護機器人可能走入家家戶戶，我們卻常忽略機器人 24 小時都在蒐集個資，隱私保護在產品設計的最初階段就要納入考量。」
另外最關鍵的是：設置獨立的個資監管機構，也就是所謂的資料保護官（data protection officer，DPO），專責監控公、私營部門是否遵循法規。直白地說，就是「個資警察局」。何之行比喻，
如果家中遭竊，我們會向警察局報案，但現況是「個資的侵害不知道可以找誰」。財稅資料歸財政部管，健康資料歸衛福部管，界定不清楚的就變成三不管地帶。
綜觀臺灣現狀，她一語點出問題：「我們不是沒有法規，只是現有的法令不完備，也已不合時宜。」
過往許多人擔心，「個資保護」與「科技創新」是兩難悖論，但何之行強調法令規範不是絆腳石。路開好、交通號誌與指引完善，車才可能跑得快。「GDPR 非常嚴格，但它並沒有阻礙科學研究，仍然允許了科學例外條款的空間。」
「資料是新石油」（data is the new oil），臺灣擁有世界數一數二最完整的健康資料，唯有完善明確的法規範才能減少疑慮，找出資料二次利用與科技創新的平衡點，也建立對於資料二次利用的社會信任。
資料來源：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23814-ai-privacy-medical?fbclid=IwAR0ATcNjDPwTsZ4lkQpYjvys3NcXpDaqsmE_gELBl_UNu4FcAjBlscxMwss
球迷吹雞[今年最後一夜](2020年12月30日)
https://youtu.be/qSgIuLieTjU
主持：樂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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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來我live的朋友說因網絡問題錯過了部份內容，亦有朋友當天未有看而想看錄影片段，所以在這裏上載了當晚的影片。
那天和大家很開心過了一小時，唯一覺得不好的是自己不能和不是說廣東話的朋友交流。
以前很害怕看自己說話的影片，無論讀書和上班，如遇到要回看自己說話的錄影都盡量找辦法避免。
當日Live的時候見到自己的朋友或是在網上認識的朋友都非常興奮，就是很快便過了一小時了。當朋友問我會否有錄影時我只想了一會便答應了。
初初開live想可能只有我老公和媽媽會看，但真的有朋友過來了，非常感謝，如果沒有朋友和網上的朋友支持，我想我永遠不會有勇氣對著鏡頭和大家分享自己喜愛的東西。
回看自己的錄影，說話時感覺「港女」非常，感謝前晚聽了一小時的朋友們，我也接受了不完美的自己而同時會努力慢慢改善。
不要小看我們每一個人的影響力，是你們過來支持我所以令我更勇於面對自己。
謝謝你們鼓勵，讓我有動力每天在紛亂的世界中尋找和分享生活的美好。
謝謝大家關注我的近況，這是泰國變性主題最後一集
與金子姊深度變性術後解析會另外做一集給大家
☆前往泰國變性 【變性系列第1集】
https://youtu.be/dMcjKwY6fQ4
☆動變性手術 【變性系列第2集】
https://youtu.be/z2OmVxRyLgA
☆泰國變性恢復身體最後一夜 【變性系列第3集】
https://youtu.be/LDRh7r5W4VQ
☆回台灣隔離迎接新身份 【變性系列第4集】
https://youtu.be/-4jEjCXdLSU
☆變性後返台忍住傷口首次公開活動 【變性系列第5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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